青年会

长沙青年会资料整理

整理：魏督

初始阶段

1844年，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立基督教青年会于伦敦，其初衷是以高标准基督徒的性格“陶冶绸布业和其它行业中青年的精神面貌。” 属于基督教新教的新会活动机构之一。

近代湖南素以反教著称，19世纪后期以来反洋教运动层出不穷。正如一位外国传教士写道:“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所以，在中国其他省份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特别是省城长沙，乃是传教士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区”，从1863年起，在40年的时间内，外国传教士一直难以在湘立足。

直到1886年为止，尚未有一位传教士进入长沙。但位于南北要冲、物产丰富的湖南，令各国垂涎，它们不惜以炮舰政策冲破湖南的反教堡垒，传教士们接踵而至。开放传教后的湖南，反教斗争并未平息，更涌现了“使得各国牧师为之胆寒”的排斥派首领周汉（周振汉）。

周汉（周振汉）

周汉（周振汉），字铁真，笔名“周孔徒”，湖南宁乡县人。1843年生。青壮年时期，曾在新疆湘军中佐刘锦棠帮办营务，后升任陕甘候补台。 19世纪后半叶，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建立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伪政权，强迫民众改信伊斯兰教，并得到了大英帝国政府的官方承认。清廷遂出兵讨伐，最终收复失地，史称“阿古柏之乱”。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无力再与清廷对抗，后帅残部逃之夭夭，伪政权瓦解。 周入伍湘军，在新疆服役，随军铲除了“阿古柏之乱”后伯克·胡里的异族异教势力，并在战斗生活中接触到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虽只是担任湘军将领刘锦棠的营务帮办，却也不可避免地亲历了战争中对“非我族人”的无情屠戮，并被战争中养成的对异族、异教的刻骨仇恨奠定了未来文艺创作的基调。 光绪十年（1884），周振汉告病假回湘。此时，天主教在周汉的老家湖南开枝散叶，立教堂、办学堂、开医馆，治病驱魔，所以信众逐渐增多。这极大刺激了信奉中国传统多神信仰的周汉。当了解到天主教信奉的独一真神和伊斯兰教信仰中的那位“真主”是同一个神后，周想当然地便将这两种宗教看成了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早年与伊斯兰军队之间残酷战争的画卷又一次在他眼前铺展开来，令他感到万分痛苦，极度渴望利用自己的专长破坏天主教在整个中华帝国境内的传播。 光绪十七年（1891）春，周刊刻朱墨套印的通俗图画《天猪教》（天主教谐音）。书中将洋人（传教士）写成“羊人”，将“甘心充当内奸”的本国教士写作“猪羊鬼之子孙”。图画上绘有一恶形猪精，又一壮汉手持大刀作屠猪精形状，另一壮汉将《新约》、《旧约》投入火炉中焚烧，观者无不欢欣鼓舞。图画旁有对联云：“什么天主教，妄称天父天兄，伤天理，灭天伦，何时遭天遣天诛，天才有眼；这般地方官，都是地棍地痞，拉地丁，抽地税，他日看地崩地裂，地也无皮。” 此后的两三年间，周振汉还陆续刊印了《齐心拼命》、《谨遵圣谕辟邪》、外附全图《鬼教该死》、《棘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教》等宣传品，其中仅《鬼教该死》在湖南便印了80万册，在《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利用善堂作为发行机构，遍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传教士害怕宣传品流传会激起群众公愤，一面全力收购周振汉刊印的宣传品，送交各国领事，并寄往各自国家通报情况，一面在报上肆意诬蔑中国为“半教化之国”。 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美国驻华公使首先联合其他列强“警告”清廷总理衙门说：“中国朝廷士大夫阶级中的反洋人和反基督教分子，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这些分子的大本营和中心是湖南，但他的宣传品传播到整个帝国之内。”德国驻北京公使曾亲自持周振汉的宣传品要挟总理衙门，要求惩处周振汉。 光绪十七年（1891）10月，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又获得了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件副本，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 迫于列强的威胁，清政府总理衙门一再函电责成湖广总督张之洞处理周振汉并将结果上报。张之洞对参办周振汉有所顾忌，故建议总理衙门将周振汉调赴总理衙门差委，然后仍旧发往新疆军营，这样便“自无教堂可闹”。然而总理衙门不允，张乃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来湖南提讯周振汉。 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光绪十八年（1892），恽祖翼到长沙，周振汉早经回避，便将长沙3户替周振汉刊印书册的刻字店永行封禁。其中除一户主因早置身政外，其他2人各杖80枷号3个月。恽随后赴宁乡传来周振汉亲属邻保，出县保结；宁乡知县出具印结，务将周汉“查传到籍管束，不准再来省城”。又饬令长沙府、县派差长途追缴周振汉各种宣传品的版本。陆续缴到各种木刻31面、25块，一并携回汉口，由张之洞委令销毁。张之洞本来就不想深究，只是将周汉革职了事，所获图版予以销毁，并勒令3家刻字铺永远关闭。然后将以上处理办法上报清政府，并通报了各国驻华公使。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周汉反洋教案第一阶段至此基本结束。 周汉受到革职处分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仍然在长沙，不但刊刻原书，而且还撰写新的揭帖，广为传播。南方各省区几乎都有这种小册子，有的省份还有人翻刻。“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 光绪十八年（1892）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澄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澄。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在这一时期的反洋教宣传中，周汉较多地注意了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号召人民“悉将耶酥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根再发”。对周汉再次进行的反洋教宣传，帝国主义极为不安，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抗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德国派兵侵占胶州湾，周振汉听到消息处，立刻从宁乡来到长沙，又刊印大量揭贴、歌谣，劝人速将“耶稣妖巢”（指教堂）焚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英国领事就此照会湘抚陈宝箴，要求“刻即赶紧将造贴之人周汉拿押究办，免生意外之虞”。陈宝箴命宁乡知县将周振汉查传来省，当宁乡知县朱国华等到达他家中时，他从揭贴堆中选取教纸对朱说：“此皆我自撰自刻，不累他人。”周振汉被拘离宁乡后，宁乡县试生罢考，要求朱国华上书巡抚立即开释周汉。 周振汉在长沙候审时，将陈设器物打毁一空，又将候审委员扭住关闭一室，不许外出，以示反抗。面对各方舆论声援，陈宝箴深感不易应付。适值张之洞来电，陈顺势请求将周汉移往湖北处理，张不答应，陈再度以湖南民情激昂，不便处理为由，把包袱推给张之洞。张急复电表示：“若周振汉解鄂，断无人敢审”，“务望速在湘省了之”。陈宝箴势成骑虎，只得借张之洞之词，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为由，将周汉发给司狱加以监禁。周振汉在狱中书有供词3件，自狱中寄出，群众即为刊印。题名“天柱地维”，注明系“湖南七十六厅、州、县绅士庶民公刊”。 周汉入狱两年后，义和团运动爆发。翰林科道左绍佐等在北京议将他释放，称他为湖南义师，但未被采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员宁调元被捕入狱，和周振汉同羁一室。周为宁作书云：“余年六十，一生为虾戏达欺，不绝灭外来侵凌，余死不甘心。” 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南巡抚岑春蓂允将周释放，他拒不出狱。 宣统二年（1910），周重病狱中，为亲属强行接回家中，不久逝世。

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传入中国，有学校青年会和城市青年会。由传教士施美志在福州英华书院，传教士毕海澜在北京通州潞河书院，分别成立学校青年会。以后各地陆续成立青年会。

1886年，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举办了黑门山“大学生暑假圣经学校”，鼓励学生到海外传教，掀起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宣传“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给予这一代的每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机会。”在他们的号召和组织下，大批的青年学生加入传教土的行列，奔赴世界各地开展活动。

从1886年至1918年，美国共派8000多名传教士到海外，其中派往中国就有2500多名，占总数的1/3。

1896年，各地青年会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初，基督教加大了在湖南活动的力度。其组织在华快速蔓延。

1903年，在湘的传教差会团体有13个，他们分属不同的教宗派系和差会，教义和组织方式也有所差异，因而难免发生冲突。为协调各派关系，他们聚会长沙，协调各差会的活动地区，并成立了顾问委员会。但矛盾磨擦依然发生。

1907年，在湘的传教差会团体又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协调各派的关系，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以致教会之在今日，不免有四分五裂之现象”，因而寄希望于“青年会以实力补救之”。为化解各教会之间的矛盾，

1910年10月20日，在美国白宫总统府的东厅，举行了一次“青年会世界扩张计划会议”，邀请大资本家和社会名流200余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主席穆德提出了一个向远东和拉美扩张的计划，预算活动经费150万美元。计划在10个国家建49所会所，其中中国8所。会上美国总统塔夫脱亲作演讲:“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侵略领土或干涉国家内政的野心的。但是，有些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能够在他们本国的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我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获得重要地位。通过这些人，我们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最后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在总统的支持下，大资本家踊跃捐款，最终获得经费200万美元，为其向中国扩张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11年，在湘各派教会联名请求成立青年会，

1912年，青年会全国性机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YoungMen'sChristianAssociation，YMCA）”成立，标榜“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会训为“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活动内容分德、智、体、群四方面，对中国青年有很大吸引力。

1912年，长沙市各教会，及谭延闿、胡美、颜福庆、李达璋、胡元炎、曹典球、聂其焜等政、教、商、学各界湖湘名人，函请青年会全国协会来湘组织长沙基督教青年会。

长沙青年会·浏正街时期

1913年秋，青年会全国协会派遣挪威籍干事穆格新（JOSEF LAURENTIUS STEN BUGGE）、夏义可（Nicolai Kiær）到湖南，于浏正街租赁聂其焜房屋，成立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长沙青年会”。长沙青年会因此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青年会会所之一，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绩卓著，成为湖南有名的抗日救亡团体。

穆格新（穆斯新/JOSEF LAURENTIUS STEN BUGGE）

穆格新（穆斯新）（JOSEF LAURENTIUS STEN BUGGE），1885年3月29日出生于Hen,Ådalen,Norway，1977年10月25日死于Oslo,Norway，享年92岁。他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并获得英国和美国大学的学位，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影响力。 穆格新主要著作：《Liker a Mustard Seed－Church History，像一粒芥菜种－教会史略》瑙威穆格新编译，中华信义会书报部发行。 1920年8月22日至29日，豫鄂总会（豫鄂信义会-联合信义差会/Lutheran United Mission，1917年鸿恩会并入美瑙路德会后组成）、湘中总会（挪威信义会/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豫中总会（北美信义会-奥古斯坦拿差会/Augustana Synod Mission）、湘西总会（芬兰信义会/Finish Missionary Society）、湘北总会（瑞典信义会/Church of Sweden Missionary Society）和的32位代表在河南鸡公山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并签署章程，决定成立中华信义会。中华信义会第一届总议会也随即举行，根据该会通过的章程，中华信义会在组织上采用四级制，即教会、总会、公会、区会。所有总会均以所在的地区命名。其总议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其下属之总会则每年召开总议会，各公会及区会每年召开年会。 豫鄂会的伍礼德（O.R.Wold）当选为会长，湘中会的梁家驷当选为第一副会长，豫中会的崔雅德（A.E.Trued）和湘中会的陈家轮当选为干事。湘中会代表梁家驷、陈家、祖起舞、陈建勋、陶绥德（Johan.Torset）、唐务道、 穆格新（Sten.Bugge）、贺哈拉（Hanna.Holthe）等教牧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据统计，当时该五个总会及差会共有宣教士（连配偶）221人，华籍同工909人；信徒20032人，其中受餐者6405人，不受餐者13627人；学校249所，学生7355人。

夏义可（夏義可/Nicolai Kiær/Xia Yike）

夏义可，北欧挪威人，生于1888年4月2日。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任过挪威国会议员，精建筑学，获工程师职称，爱好体育，田径、球类成绩都很好，尤其对游泳有高深的造诣，曾以挪威国手资格，出席欧洲田径、游泳比赛，获得优胜，并曾三次游过英吉利海峡。 1912年由挪威教会派往中国传教，任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夏任干事后，积极开展青年体育活动，兼任体育教师。当时湖南体育事业处于初创阶段，体育项目很少开展，自夏抵达长沙后积极进行推广，并多次倡办省运动会。 1930年，夏协理湘中信义会教育事业。 1931年，被派到益阳基督教信义会主持工作，同时担任信义中学校董，在校教授体育、英语、物理等课。他不带家属，不住当时的华丽洋楼，而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房内，虽系异邦人士，却能与学生打成一片。有次暑假他带领学生往安化天罩山过夏令营生活时，与学生同吃、同住、同活动、同锻炼，以身作则，不畏艰难。在学校除担任正课外，还组织教师业余足球队、游泳队，率领师生在资江河里开展跳水、游泳等活动。他夏季乘轮船去桃江时，在船上的时间少，在水里随船游行的时间多。益阳体育界开展游泳活动，是从夏先生开始的。他也是教会中慈善事业的负责人之一。 1933年洞庭湖发生水灾时，他任湘北赈灾委员会委员，到灾区慰问灾民、办理赈灾工作。 夏为人和蔼可亲，学生去访问时，他总是热情接待。学生请他照个相，有求必应，不收用费，他滑稽地说：“我的照相馆，是蚀本的无限公司。”据说他妻住在美国，在经济上经常接济他，他却资助了很多贫苦学生，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益阳县立龙洲师范校长周昂僧，对夏的才德很器重，聘夏兼任龙师体育教员。夏将所得薪金，全部捐给龙师作添置图书仪器的用费。夏因久住中国，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常说：“我爱我的中国。”家居时，喜穿中国服装，说中国话，读中国书，写中国字。有一次，他参观龙师学生成绩展览会后，在留言簿上写道：“好也，好得很也”，旁观的人都大笑起来。 1934年5月29日（即农历四月十七日），信义中学童子军赴长沙参加检阅，夏本应率领学生一同前往，但他考虑到当天下午龙洲师范有两节体育课，便决定让别的教师领着学生先走，他于30日赶到。是日下午2时，他照常跑步至龙师，率领龙师六、八两班学生至电台山下江畔的可石园上游泳课。学生都坐在石矶上，夏更衣下水，边游边讲，传授技术。讲完动作要领后，上岸坐在学生群中休息，在闲谈中曾说：“我早年游泳能潜水数百米。”学生请夏表演，夏便潜入水中，但不远却冒出水面，返回石上说：“老了，不行了。”稍休息后，学生鼓掌，请夏再试。夏再潜入水中，少顷没有动静，学生正在凝视中，忽然发观对河木筏附近，有一黑头露出水面，以为夏潜水渡过江了，大家都鼓掌欢呼。过了一会，“头”不动，料为木头，知道已发生了意外事情，马上报告校长周昂僧先生，全校师生，奔到江边，一面寻找渔划和会游泳的人，悬重赏营救；一面通知桃花岭教会。教会人员率领信义医院医生赶到，紧张地站在江边，企望尽快捞出，以便实行人工呼吸抢救。可是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直到晚上仍没消息。满岸的人群，怀着沉痛的心情，望着江流叹息、焦急、流泪、抽泣，深夜不愿离开。捞救人员通宵工作，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才于可石园附近捞出，可是先生已两目紧闭，脸色惨白，腹内无水，师生围着痛哭。可叹一代游泳名家，何以失险于资江这样的小河里？令人费解。据信义医院医生说：“先生来龙师上课前，曾到医院检查，医生嘱咐莫做激烈运动。”但不知是入水后，身体发生了毛病，动作不方便，还是可石园潭深水冷，底部乱石林立，裂缝交错，妨碍了夏的动作呢？一个国际友人，为我国教育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真是难能可贵！ 当时益阳县政府和教育局，讣告各方，于城内五马坊礼拜堂举行了追悼大会。后一天，桃花仑教育会及龙师、信中两校师生，又在桃花仑信义会大礼拜堂，举行了宗教送葬典礼。出殡时，送葬的有几千人，遗体安葬在桃花仑附近的教会坟山内。后来在坟山上竖了一块长1.6米、宽0.6米、厚0.2米的麻石墓碑，刻着夏的生卒年月日。又将当时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以及夏生前友好所送的挽幛、挽联等汇编起来，印发了《荣哀录》。 噩耗传至长沙，省会各界人士愕然悲叹。为了寄托哀思，长沙青年会等联合举行追悼大会三天，花圈、挽联挂满灵堂和外操坪，还延伸到小四方塘街畔。长沙各中等以上学校和机关团体，前往祭奠的人甚多。每日吊丧的队伍从礼堂一直排到一路吉祥街口，一片悲戚气氛。足见夏生前为人深得人们的钦敬。 追悼会后，为夏镌刻了一块纪念石碑，竖立在青年会外操坪南面。

1912年春，长沙青年会租赁浏正街聂其焜宅邸为会址，正式成立长沙青年会，推颜福庆、黄瑞样、曾季融、梁家驷等7人为董事，颜福庆为会长，穆格新为总干事。

曾广钟，字君融，号季融
曾广钟，(1875—1924)。字君融，号季融，曾国藩之孙，曾纪鸿之子。 甲午战争时期，他曾率忠、恕两营出关援助朝鲜，以候补道员的身份分发浙江杭州任职。 辛亥年归田。曾广钟曾用五言韵语将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的要义编撰成《圣经提要偈子》。事实上，曾广钟最初接触基督教却十分偶然。任职杭州期间，曾广钟的子女在教会学校求学并常携带《圣经》回家，他翻阅之后，甚觉有理，不到半年便决志信主。 1912年元宵节(1912年3月3日)，曾广钟与妻子同时受洗礼于长安里之小教堂。

聂其焜，字潞生

聂其焜，(1888—1980)。字潞生，曾国藩外孙，聂缉椝之子。1888年九月初八日出生，1907年二月娶四川盐荣道黄承暄女儿黄蕴仁（1886-1940），曾任恒丰纱厂董事长、总经理。曾任恒丰纱厂董事长、总经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主席等职。义和团运动期间，聂其焜基于仇教的心理，认为基督教是中国之祸阶，并以孔孟学说驳斥《圣经》。 1905年，聂其焜返回长沙，经由李提摩太之介绍，认识雅礼会胡美夫妇。此外，伦敦会孙荣理夫人也曾任聂其焜英文教员，但不取束脩，基督徒的这种为人服务的精神让聂其焜甚为感动。聂其焜还在孙荣理家中认识了循道会任修本牧师。 武昌起义之后不久，聂其焜与颜福庆组织红十字会分会，并率领颜祥生、李清茂等数十人前往作战区域拯救伤员，可是无端被捕，且生命堪忧。聂其焜向上帝祷告并最终获救，自此之后，他通道之心日渐笃深。 自武昌返回长沙的聂其焜，因弟弟聂其贤患肠热症而逝，悲痛无已，感叹人生如朝露之淹没。 聂其贤丧事结束以后，聂其焜请任修本牧师至其家讲解圣经。任修本牧师“学贯中西，讲解明显，于是圣道奥义乃能略窥一二，愈研求愈生兴趣，始知耶稣基督为何如人，崇拜信仰，至于极端”。 1913年12月25日，聂其焜在长沙西长街循道会受洗入教。在聂其焜的影响下，1914年4月，其妻黄蕴仁率领五个子女(聂光地、聂光堉、聂光增、聂光琛、聂光坡)也领洗于循道会。

长沙青年会的会所初设在市东区浏阳门正街（浏正街）聂其焜宅邸（路姓公馆，聂其焜，字潞生）旧址，搬入后，只就可利用者略加修理。内有一个大轿厅，改作健身外场，后院火巷旁边的两间大房间，将它拆除，改作德、智、体三个部的办公室。初建会所的规模甚为简陋，体育工作的开展，只好多采取向外进行辅导，即分赴各校辅导体育。

1913年，穆格新调离，全国协会派美国人饶伯师(Clarence Hovey Robertson)来湘任总干事，围绕德智体群开展活动。

饶伯师(Clarence Hovey Robertson)

饶伯师/饶伯森/饶柏森(Clarence Hovey Robertson)，生于爱荷华州。 BIRTH 2Nov1871，Scranton，GreeneCounty，Iowa，USA DEATH 10May1960(aged88)，Anderson，MadisonCounty，Indiana，USA 入读南达科他州立学院和普渡大学，先后于1895和1897年获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是普渡大学1895年足球，篮球和田径队队长，昵称：Big Robbie。留普渡大学任教机械工程系讲师，至1902年。 在普渡期间，他积极参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引起穆德注意，穆德邀请他赴华工作。 饶柏森于1902年秋抵沪，被派到南京青年会工作。第一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尤其关注中国文人的方式。学习使他深信通过展示西方技术可以让中国文人对基督教感兴趣。 1908年他调至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文宣干事，每周主领查经班。与张伯苓合作，在官办学校中推体育教育，宣传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他的科技讲座和演示成为青年会重要活动之一。 1943年回普渡大学任物理学教授。

1914年，挪威人夏义可（体育部主任干事）在长沙举办体育训练班，介绍近现代体育常识和训练项目，培养了黄风歧、李惠迪、盛国俊、彭泽沛、陈海帆等一批体育教员。夏义可还到各学校讲授美国球类和田径运动项目的知识，并设立了弹子房、健身房等体育保健设施。这些体育活动，给传统体育国术增加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1915年秋，在汤芗铭的协助下，各教会联合于省教育会前坪搭上临时会场，举行艾迪布道大会，进行系统的连续布道，聂其焜担任翻译工作。经过7天的水陆道场，有400余人立志签名愿加入教会。

1915年，湖南学校青年会有5个，会员358人，长沙市会311人。

1915年冬，长沙青年会募集年捐时，其捐款大多来自长沙的上层人士，如靖武将军汤芗铭捐洋100元，沈金鉴捐洋300元，严财政厅长、张警察厅长、谢重齐各捐洋100元，蔡湘乔、朱子陶、朱乔生等8人各捐洋50元，政务厅长林铁铮、高等工业校长宾步程各捐洋10元，黄诚齐捐洋400元，谢重齐捐洋300元，所有捐款用于维持长沙青年会整个冬天的经费开支。

1915年，第三届征友会共得300多名会员。

1916年秋，举行卫生展览演讲大会，由彼得主讲，参观和听讲演的有10余万人。当时中国人民对教会办的的医院不太信任，听了演讲后，来看西医门诊的多了。随后胡宣明作了卫生演讲，湘雅医院胡美及该院学生张维、王昌作了医学演讲。

1916年，长沙青年会聘请王毅诚为体育部干事，协助夏义可工作。他们到长沙各中等学校介绍美国篮球和田径运动。长沙前几届运动就是在夏指导下举办的。除球类、田径外，夏的体操和游泳、跳水技艺也很好。他还曾和朱恩德(毕业于潞河中学，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第四届远东运动会5项全能和10项全能冠军)、杜荣棠到湘潭、衡阳、醴陵、常德及岳阳一带介绍体育运动。

长沙正式放映电影公开营业是以青年会为先。青年会为配合宗教演讲，有时放映幻灯片和16毫米的活动电影(关于耶稣一生的故事——《天路历程》)。会所搬往西牌楼后，每逢周末正式售票，放映大银幕无声电影，影片有《月宫宝盒》、《银汉红墙》等。当时影片既无声响，又是英文字幕，映放时，需要请翻译讲解。当时讲解最多、最受观众欢迎的“讲片泰斗”，是会员部的主任干事杨怀僧。

长沙青年会·西牌楼时期

随着青年会的组织和活动的扩大，浏正街房地窄小，不便活动的开展，

1917年春，雅礼学校搬迁新校址，西牌楼雅礼学校旧址成为长沙青年会活动基地。他们将旧校舍改修，建成了一所比较大的健身房和更衣室，房内置备了多种轻重体育器材，便于各校体育教师来会参加练习。利用原有校舍，改建了礼堂、内外馆、教室、会员宿舍、浴室和食堂等，同时补充阵容。长沙青年会的活动场所，开始是为成人服务的，用于青少年方面的不多。西牌楼会所内，仅有两间小小的房间为年轻人的活动场所。后来觉得与青年会太不相称，就租赁了三王街裕商银行一栋旧房屋，将青年中学搬入，同时设置童子部大厅和童子部办公室，后门通西牌楼会所。主持其事者为美国人蓝安石。童子部活动分为德、智、体、群四育。德育主要由中英文查经班每逢星期三和星期日晚间组织唱诗、读经、祈祷、宣讲活动；智育是设置一些图书杂志，供翻阅借读；体育是以乒乓球为主，其余还有象棋、跳子棋、溜台及投环、游戏等；群育主要是开交谊会，有时也有游戏。使人从小受到基督教影响。参加的人大都是青年中学及英文夜校的学生，有时也邀请外校的学生参加。主要利用青年中学下课后及英文夜校上课前的业务时间展开活动。后来又组织了童子养成团，并派代表参加了1923年全国协会在庐山牯岭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学生夏令会和是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青年会第九届全国大会，使他们“增加印象，服膺教义”。

1919年迁至西牌楼雅礼大学预科原校址，

长沙青年会会员人数最多时是西牌楼时期(1917—1925)，那时南北军阀混战，有的大户人家公馆门上，只要贴上“长沙青年会会员住宅，不得滋扰”的纸条，那些散兵游勇便不敢进去。因此，有钱人家都高兴入会。

1917年，青年会办的演讲会也非常活跃，经常聘请中外名流学者分期演讲，“以补学校教育之不及，而谋中西文化之沟通”。

1917年春，青年会举办了凌道扬的森林演讲，秋季举办了余日章的教育演讲。

1918年秋，举办了饶伯森的单轨铁道科学演讲、无线电演讲等，在长沙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不少青年和市民，从讲演中获得了不少新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

1918年，正当南北军阀战事吃紧时，战火殃及全省70余县。其中，尤以醴陵为最烈，遵道会牧师德慕登以醴陵为该差会传教区域，特冒险率领20多人前往该县拯救孑遗。那些未及逃离的民众群集在遵道会教堂内，再由传教士送上开往省城的火车。遵道会共救出妇孺300多人、遵道会中学校学生40多人。这些难民抵长后，被分别安置在青年会及遵道会内。省城各善堂接济其伙食。待醴陵局势稍定后，遵道会再面商督军，派专车将这些难民护送返乡，并且不论大小，每人发川资2个光洋。

长沙青年会为募捐曾“特开筹赈大会三次，总核所募，约在二千元之谱。”青年会还呼吁社会捐献破旧棉衣，共募得旧棉衣300余件。

1918年秋，鉴于“湘中四境盗匪之多，生计之艰”，特组织社会服务部，目的在于“为社会改良风俗，提倡公民教育”，“补政教之不及”。此时，长沙青年会的组织机构日臻完善，设有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童子、会员、职工（社会服务部所改）7部和1个图书室。

1918年10月，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以醴陵灾民冬寒无衣，特发起电影筹赈活动。通过放映电影，募捐赈济醴陵灾民。“去岁冬间，本会以醴陵难民兵受之余，无御寒衣，特发起电影募捐会，以所得券资购备棉花、青布，制就新棉衣1300余件，连同各慈径家捐助旧棉花（衣）500余件，派该部前办事员舒新城君课捷君运往醴陵施放。”

1918年10月12日至15日，青年会开电影筹赈会，每券售洋1元，共获资1700多元，专为醴陵难民制备寒衣，制成新衣1400件。

1918年，张敬尧督湘，横征暴敛，鸦片泛滥，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长沙青年会“发起拒土（即烟土，鸦片烟）会，联合各团体至电北京大总统及万国改良会丁义华先生，一致拒绝。”

青年会会员通过每年举行一次的征友大会征得。根据缴纳会费数额的差别，分为普通会员、特别会员、赞助会员、荣誉会员。每次征友大会都会根据得分进行名次排列并奖励，所以各队之间为了争夺名利往往采取各种手段。

1918年，第六届征友大会中，“有某队自备巨款宴集全队人员讨论该队进行方法，现在该队每人声明至少可得一百分，且意甚坚决，有必获得锦标之势。闻有某某数队已积得分数极多，亦不缴会费。”各队之间相互竞争，使此次征友会所获会员人数、会金均超过预定额一倍。在这次会员迎新大会上，长沙青年会对成绩优异者进行了奖励，刘曜庭分数、人数均第一，得银杯一座，银牌一枚；曾重唯分数第二，得手表一只及世界最大留声机。

1919年3月1日，长沙《大公报》载《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服务部醴陵施衣报告书》说，醴陵“自经兵燹后举城内一切商号居室一火而尽”，“该邑不独为此次湘祸受灾之最烈者，实为自有邑治以来未有之惨劫”。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遵道会牧师德慕登以醴陵为该差会传教区域，特冒险率领20多人前往该县拯救孑遗。共救出妇孺300多人以及遵道会中学校学生40多人，由教士送上开往省城的火车。这些难民抵长后，被分别安置在青年会及遵道会内。省城各善堂接济其伙食。待醴陵局势稍定后，又派专车将这些难民护送返乡，并且不论大小，每人发两个光洋。人们对德慕登给予高度称赞，《大公报》载《湖南义赈会报告书》说他“以七十老翁，庞眉皓首，雄健口录，盖富于慈善心者。刀锯鼎镬，更何有忧患险阻足以撄其心者。此吾中国士大夫所当望而却步”。

1919年，长沙青年会举行会员交际大会，备有茶点、电影、唱歌、笑林、催眠术、大家笑、幻术、国乐、演说等活动。此后历次交际会中还有如“竞食”、“吃”等游戏及话剧表演、舞蹈表演等。会上干事会介绍关于青年会的情况，使会员对于青年会的宗旨有更深入的认识。会员通过交际会的互动，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

1919年5月16日，长沙《大公报》载青年会发起的《学校之联合竞赛》，可以看出当时湖南的田径项目发展情况：“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为提倡体育起见，特发起学校联合运动竞赛会，于本月十七号午前八时，在北门外雅礼大学操场举行……（一）高等小学一圈接力跑；（二）中学以上一圈接力跑；（三）高等小学停位跳远；（四）中学以上急行跳远；（五）高等小学野球击远；（六）中学以上掷铁球；（七）高等小学急行跳高；（八）中学以上急行跳高；（九）高等小学急行跳远；（十）中学以上撑竿跳高；（十一）高等小学百码竞跑；（十二）中学以上百码竞跑；（十三）中学以上八百八十码竞跑…”可见湖南省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田径项目，还很不完备，只有男生没有女生；只有短、中距离一两个项目，没有长距离；跳部有停位跳远而没有三级跳远；三铁只有铁球一项；接力跑是以圈计，跑完一圈算数.更没有长短距离；没有跨栏，更没有五项十项之类，也没有计时表.只凭先后名次等。

1919年，第七届征友大会征得会员1796人，长沙青年会第七次会员征友大会征得会员1796人，会金9799分。青年会普通会员缴纳会费，并不每年一律，民国八年（1919）为五角。荣誉会员或赞助会员一年交付会费三四十元银币以上不等，也有一次捐千元的，特别会员为20元。会员全免费或部分免费使用沐浴室、更衣室、健身房、图书阅览室、礼堂等。征募会费得来的款项，专做事用的开支，行政费和工资等，规定是自行筹措，即靠青年会本身的收入作为开支。青年会遇到政局不宁，难以征募会金，业务无法开展的时候，则申请全国协会补助。全国协会无法助，则上报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协会请求拨款，但这种情况是极罕见的。

1919年，长沙青年会开始筹集新会址建筑费的过程中，湖南商会曾致函北美青年会全国协会，要求提供经费援助。湖南商会在信中称，长沙青年会“以改良社会为职志，以提倡博爱为精神，”“其于救灾恤邻诸务，亦靡不实力进行，诚社会上之一线曙光也。”

进入20世纪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长沙青年会开始出现一些外债。20年代，各种思潮竞起，长沙青年会的职工部为适应时代的潮流，通过举办职工教育，介绍马克思主义、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帮助人们对各种思潮有所了解。工人运动兴起后，青年会便经常举办劳工问题讲座，并把大礼堂借给各工会开展活动。这些工作在群众中留有良好的印象，故此，在自1922年开始的席卷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的较长时期内，长沙青年会不曾为民众所唾弃，还得到了湖南政府当局的保护。

1920年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相继成立。湖南工业学校毕业生黄爱、庞人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继而组织了湖南劳工会，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长沙青年会组织“劳工运动”，成立社会服务部，任张登瀛为干事。1922年夏，张因故去职，社会服务部改为职工部，调刘岷庵、张子谋为干事，设职工日校和夜校，刘、张二人负责轮流值班。

1920年以后，长沙青年会会务发展迅速，经费主要来自征友大会所得会金，长沙青年会创办的学校、游乐机构的票券收入。征友大会的会费收入占据经费来源的主要部分。长沙青年会的收支基本保持平衡。

1920年，直隶河南各省奇灾，青年会又开筹赚大会以予支援。

1920年春，长沙青年会联合警察厅、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9个团体，组织湖南省会卫生促进会。其工作分放映电影、幻灯片、演讲和举行卫生游街大会、散发防疫传单等。

1920年左右，长沙青年会得社会各界资助和全国协会的捐赠，购买了四方塘地皮863余平方丈，开始筹建新会所。四方塘原系北洋军阀政府拨给湖南地方政府兴建黄兴的宗祠，黄兴的儿子黄一欧未建，而以八万元银洋（实际半价，只出四万元银洋）出售给青年会。青年会的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地皮价款与建筑费，共需要20余万元，青年会全国协会拨发了大部分，不足的小部分系从地方军、政、富绅、巨商募捐而来。

1920年5月，长沙青年会举行会员同乐会，约数百人参加。会员表演唱歌等节目，干事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如谭信一讲笑话，张女士玩戏法，夏义可玩电锤。同时，这次同乐会有两名女士参加，寓意自由平等之意。同乐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长沙青年会提倡的男女社交公开思想。会员及其家属在同乐会的活动中，认识到青年会是陶熔青年的良好机关，也促进了会员家庭的快乐和幸福。

1920年，第九届征友大会达到2600多人。

1921年，颜福庆、胡美等人要求长沙青年会与警察厅、市政府、教育会、湘雅医学会等，联合组织湖南卫生教育会，专从卫生教育着手。并征求卫生讲演员，分赴乡村宣讲卫生；办理夏季卫生队，举行市民卫生会、劳工卫生会等。

1921年，长沙青年会社会服务部工作有：开展劳工演讲活动，组织平民小学同乐会、码头挑夫同乐会、车轿夫同乐会，参加听讲。讲题有：“贫穷的原因”、“工人经济与教育”、“劳工界精神生活在哪里”等。此外还成立了平民女校，设工人读书会，组织工人参观贫民工艺厂、孤儿院及习艺所等。

1922年，职工部的工作还是进行德、智、体、群四育活动。德育演讲题目有：“天国禧年”、“互助”、“耶稣的资本观”、“耶稣的事迹”、“圣诞与人类的关系”。智育工作是成立工余夜校，功课有国文、算术、谈话、科学常识、英文、体操等，并讲演：“工人读书问题”、’“服从与反抗”、“女工应有的觉悟”、“旧社会与新社会的比较”、“劳工神圣”、“罢工的利害”、“劳工法案”等。体育工作有体育练习班，举行卫生演讲，爬山，检查工人体格。群育工作是在工余学校组织学友会，由学生自搞讲演、游艺，举行各工团职工交谊会等。

从1922年至1926年秋止，青年会开展职工教育。每4个月办一期，每期分4个班。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等，随学生自由选择。

1922年，湖南卫生教育会改组为湖南卫生会，翌年又改为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

1922年春季，长沙青年会举行了饶伯森的无线电科学演讲。

1922年春，青年会全国协会以长沙为“平民教育试验区”，派晏阳初来湘，由长沙青年会协助筹办。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便聘请教师，借长沙各小学教室，创建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平民学校，兴起了平民教育。招收学生10000名，分为100个班，前后在长沙各小学和祠堂庙宇附设平民学校200余所。课程是识1000个字，叫做“千字课本”。免费供给灯油、书籍等用品，副总干事谭信一为校长，干事彭泽电为教务主任，教员每月津贴费4元。秋季续办90个班，两期共计费用7000余元。后又得到热心平民教育人士所捐经费，以至1927年春季，尚有75个班，其中，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平民学校于1922年12月举行第二次毕业典礼的合影。其地址是西牌楼雅礼学校旧址的空坪，周围民房密集，粉墙黛瓦。坪地上，平民学校的毕业学生排组成一个图案，外面的大圆圈象征团结，圆圈内的等边三角形加上中间站立的一个人则为青年会的会徽，寓意其所提倡的“德、智、体、群”教育方针，别开生面，颇有新意。

赵恒惕对平民教育的支持

1921年，《湖南省宪法》出台，教育界人士罗教铎、方克刚、何炯程、张锦云、周方等，普遍认为平民政治必基于平民教育运动，自治普选尤非不识字之民众所能为，因此向赵恒惕献策，要求赵给以专门经费，支持平民教育。 1922年3月，晏阳初赴湘，赵恒惕支持晏阳初来长沙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在赵恒惕的肯定下，将长沙分为52个基层单位，发动长沙400多名小学教师一起推进平民教育运动。后青年会组织，推举青年会美国人蓝安石为平民学校校长，赵恒惕向其资助2000元，在城区各小学接洽附办班，促进了湖南平民教育的发展。后来第一师范、第一女师、长郡中学、长沙师范、公立法政等专门学校，也附设了平民学校。一年后，从各类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已达4000余人。 1923年，赵恒惕即拨长沙小东街前大清银行房屋为平民补习学校校舍，使平民教育得以迅速发展。赵恒惕还对成绩显著的平民学校定名为湖南模范平民学校，并拨定校舍，给予补助费。 1924年1月，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赵恒惕政府月给补助费200元，资助促进会办平民班。在赵恒惕的支持下，湖南的平民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据1924年8月平民教育促进会向教育厅提交的报告，仅1924年成立以来至8月，各县共设平民学校256所，平民读书处142处，共有学生18，400多人，17县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 到1925年10月，全省有40各县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64县开办了平民教育，共有平民学校1714处，就读学生4.6万余人，历年毕业学生约6万人，另有5万人受到短期平民教育。 赵恒惕资助、筹办平民教育，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扩大了教育普及面，使得人民主动关心政事并积极要求参与政治，使全民公投和普选不仅限于形式，客观上适应了民主的政治现代化要求。

1922年3月17日，首批39所平民学校开学。3月21日，发表《关于平民教育之宣言》，决定在长沙全面铺开。青年毛泽东还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期间除1923年因军事原因，短时期停办外，一直持续到1927年。省城平民教育，成绩斐然。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平民学校被责令停办。

1922年，为推广民族体育和提倡女子体育，青年会等团体邀请广东武术家李卫超、李卫群、卢雪诗、卢因雪四女士及李少璇君来湘，于端阳节起连续3天开武术大会。

1923年，长沙青年会董事部开始在四方塘动工建设新会所，新会所的建立秉持“健全之人格筑于健全之宅舍上”的原则，大四方塘新会所成为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历史上设备最完备的一个。

1923年，第十二届征友大会征得会员1655人。每次会员征求大会都成为联络各界的机会。

1923年，长沙青年会的社会调查，当时长沙市工人的工资非常低。“泥木工：工作时间，每日工作八小时，但各木店则每日十一小时，另晚工三时或六时，每日工资：该业工资分甲乙两等。甲，每日三角四分，乙，每日二角六分。丙，包头抽一分，学款抽一分，但各木店有以月计者，有以货计者，若初出师之学徒，每月仅可得工资五六串文，其小木、圆木则每月有四五串者，有七八串者，多者亦不过七八元。眼镜磨琢工：工作时间，每日工作十一时，另夜工三时或六时。但天气炎热，停作晚工。每月工资，有以货计者，有以月计者，多者每月可得工资十串文，全体工人以每月可得工资六七串者为多。洋蔑工，如生意好时每月可得工资十五六串文。”可见，一般工人工资水平极低，根本无力担负长沙青年会所举行的娱乐活动，只有上层富裕人士才有能力参加。想要成为长沙青年会的会员，至少要缴纳会金一元，要观看长沙青年会播放的电影，需要购买电影券，一般二角，游泳池、篮球、排球等娱乐活动也是要收费的。

1923年，日本发生严重地震，中国各界积极投入救灾，湖南也参与其中。1923年9月,谭延闿和赵恒惕各自依靠孙中山和吴佩孚的支持展开厮杀。在9月1日,属于赵恒惕主力的叶开鑫部的第25团团长朱耀华进攻长沙、赵恒惕退往醴陵后,谭延闿部的湘中第一军第一纵队司令兼代军长方鼎英和张辉瓒进入长沙(9月13日,赵恒惕重新夺回长沙的控制权)。方鼎英在获致日本震灾的消息后,致函青年会干事、湖南华洋筹赈会总务部干事饶伯师,请其发起赈灾。他在信函中说:“我国谊属邻封,亟应发起赈恤。”但由于长沙正处政变,无暇顾及民生,而饶伯师“历办湘省赈务,成绩昭著,中外同钦,对于日本此次灾情,仍请鼎力维持,发起赈灾大会,邀集中外人士,群策进行,俾仁浆义粟,沾润东瀛”,并且将已经委托饶伯师等发起赈灾行动的情况电告曹琨和卢永祥等。他在10日给卢永祥的电文中说:“湘省谭总司令(指谭延闿)尚未抵城,业由敝军缄请湖南华洋筹赈会发起赈济矣。”

1923年9月13日下午, 筹赈联席会议准时召开, 提议由各主要机关分摊这次需筹集赈款1万元的任务。罗列了各机关应筹募的具体数额, 比如规定总商会一千元、淮商公所一千元、教育会三百元、青年会二百元、女青年会一百元、学生联合会一百元、各教会三百元、红十字会二百元、长沙各西人二百元，雷飞鹏代表省议会募集一百元，省城慈善总公所一千元。

1924年，长沙青年会建立白话剧团。

1924年春夏，长沙地区突遭水灾，在长各教会迅即行动，筹款救灾。长沙青年会干事会议制定了3项紧急救灾办法：其一，印制面值5分钱的水灾捐款券，在青年会放电影时，每张入场券附售1张水灾捐款券；其二，该会白话剧团排演《扫雪扫霜》新剧并各项游艺活动，所得资金悉数用作赈灾；其三，通函海内外青年会，请其代募水灾赈款。

1924年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掀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支持者包括继承中国文化的国民党、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以及主张“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非基督教运动尽管充满了斗争，但对中国而言，通过此项运动，收回了教育主权。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体育事业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也彻底没落，中国政府收回体育权。

1925年11月8日至15日，长沙青年会举行父子运动礼拜，邀请各教会举行父子聚会，演讲父子问题，

1925年11月10日，在长沙青年会举行父子同乐会，邀请牧师张海松作相关主题的报告，并有模范儿子伍更生、模范父亲演讲，模范父子胡美演讲。演讲让在场的父子更加明白各人所处的地位，尽各人应尽的职责，有助于解除父子隔阂，联络父子感情。

1925年，长沙青年会四方塘新会所基本建成，除田径场地与足球场外几乎各种常见的体育设施都具备，冯崇毅接任体育部后，仅几年的时间，就把长沙市的体育，带进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鼎盛时代，会址的迁定与体育设备的完善，是个有利的因素。

1926年，湘省大旱，灾民相率逃荒，华洋筹赈会征得巨款，以工代贩，兴筑潭宝公路，由青年会负责协助。

长沙青年会·四方塘时期

1926年秋，会所大厦落成，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有大礼堂、寄宿舍、浴室、书报阅览室、会议室、花园、露天电影场、网球场、健身房、游泳池、弹子房、中西餐厅、礼堂等，并举办了中学、夜校等教育机构。堪称一时之最。

1926年10月，青年会搬迁新址。长沙青年会大四方塘新会所的建立主要靠北美协会的捐赠，共计美金十二万五千元。此外，湖南各界人士如谭延阁、熊希龄、黄一欧、聂潞生、聂其杰等也慷慨捐助巨金，挪威青年会捐助数万元用于体育场的建造。湖南永州募捐3150元，上海、北京、吉林募得5000元，广东省认捐万元左右。

1926年12月，湖南全省反文化侵略大同盟成立，长沙青年会也成了运动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雅礼学生明确提出要求“废除青年会”。湖南革命形势高涨，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各教会西人牧师及办事人员，均奉有各该国密令，促其归国或暂寄居租界”。

1926年，青年会总干事饶伯师辞职归国，由华人谭信一代理。处于衰落时期的长沙青年会，由于不能如往常那样开展社会活动，收人锐减，征友也很少有人响应。

1927年，长沙青年会请黄仁霖作了振兴教育为救国的演讲。此外还有韩镜湖的盘旋机演出，方昶的理化演讲。这些演讲一般都连续几天，并以仪器、模型、图表作辅导，边讲边演，有声有色，听众又听又看，很感兴趣。

1927年，湖南成为反基督教运动最严重的中心，受此影响，长沙青年会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债务不断增多，1926-1927年，债务多达40000元。这些债款一部分由应急基金偿还，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1927年4月3日，市总工会、商会、学校、各行业工会等公法团体开会，决议取缔长沙青年会，并派夏曦、郭亮等12人前往青年会，将其财产没收，改为湖南人民俱乐部，长沙青年会正常活动停止。

1927年5月20日，“马日事变”前夜。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中共湖南省委、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在湖南人民俱乐部（青年会礼堂）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宣布全省戒严；由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义勇队，交省政府指挥；派员到武汉报告湖南情况，请调部队来省城防卫。中共湖南省委电令长沙等11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动员，就地自卫。国民党省党部发布命令，不准省党校学员外出，并配发部分学员枪弹，加强门岗警卫。5月21日晚10时，33团许克祥、35军教导团王东原、35军长沙留守处陶柳、36军长沙留守处陈其祥等率士兵1000余人，发动“马日事变”，并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革命群众100余人。

1927年8月，会所财产退还青年会。经此波折，青年会会所遭受巨大损失，工作人员分散四方，1926年新会所刚建成时，干事们本希望新会所的收入能偿还这些债务，到1928年年底，长沙青年会负债超过22000元，萧条的景象让外国干事、会员、中国干事纷纷辞职，使长沙青年会的工作雪上加霜。经费没有着落。活动萎靡不振，声誉大大减低。领导人更替频繁，会务没有多大起色。

1930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湘赣边红军独立师趁长沙守军薄弱之机，于25日沿平浏边 界进击长沙。27日攻克浏阳河东岸，渡过浏阳河，突破敌军的防线，迅速迫近长沙，战至黄昏，分由雨花亭、五里牌突入城区，于午夜完全占领长沙。何键残部分向沅江、湘阴、宁乡、湘潭溃逃。8月，何键集中兵力大举反扑，红军于8月6日撤出长沙。8月23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8月24日，总前委根据中央意图，作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9月1日，下达向长沙总攻击命令后，第二次攻打长沙很不顺利。至9月12日中午一时半，方面军下达了撤围长沙的命令。在此两次红军攻击长沙的过程中，长沙青年会会所再受重创。

1931年，长沙青年会收入会费9662，教育收入费9325，捐款3401，生产事业之收入11614，他项收入289，收入总数34292，支出总数30122。

1932年，长沙发生战乱，长沙青年会会所遭到的破坏最小，湖南省政府办公处搬到长沙青年会会所，因此，长沙青年会虽然几个月没有开展工作，但收到的租金刚好弥补日常收入的损失，在年末时不仅没了财政赤字，而且偿还了数千元旧债款。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时局的好转，在全体员工、外国干事的努力下，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长沙青年会的情况有所好转，债务得到一定的减少。长沙青年会的经济状况不断好转。

1932年3月，青年会第十八届征求会员大会，会员会费为四元。推选省主席何键为会长，并将征求人员分为26个队，分头进行的。这些队的队长人选，均为各界著名人士，他们在社会上，都各有其活动范围，所以征求活动相当深广。有了他们出面，自然生财有道了。而队长本人，则在会长的号召下，率先解囊勉从事，不好懈意。在26队之间的战果，从开始到闭幕止，又天天在光荣榜上公布，借以鼓励士气，刺激竞争心。征得会员最多、捐款最多的小组，算是优胜者。优胜队的姓名.要用金色字镌刻在小方形石板上，嵌在青年会显眼的墙壁上永留纪念。

青年会会员分为两类：一类叫会员或称会友，是社会上一般人士，凡愿缴纳会费者，都可以参加；一类叫宗主会员，是各基督教会的信徒。其入会的手续与一般会员相同，但不同的是，至下届选举董事时，只有宗主会员才能参加选举。董事和干事必须是基督教信徒，职员与工友则不加限制，听其自愿。

会员以缴纳会费的多少分为普通、特别、名誉几种。普通会员的人会费为4 元，特别会员为12元；名誉会员为24元(后来严文祥代理总干事时，又增加赞助会员，会费为50元；永久会员，会费为百元以上)。学生会员，入会费一律为2元。此外还有所谓乐捐，只要出钱，数目不拘，可不入会。

除宗主会员在选举董事时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一般会员并无任何权利，亦不承担任何义务。缴纳会金后，可领到一个会员证。每年除开一两次会员会，免费赠送入场券外，参加会内一切活动，可凭会员证按八折取费(如寄宿费非会员每天l元，会员凭证8角)。有的会员很少到会里来，送给他们开会的入场券，就打发小孩或雇请的佣人来看看热闹。此类会员只纳会费，不参加活动。

1933年，长沙青年会改白话剧团为白雪剧团。

1933年，北美协会要求一批西干事选择返回美国，或者选择留在中国，但需要自谋职业，解决经费问题。为挽留西干事，长沙青年会董事部帮助解决薪水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西干事们的生活所需。

1933年，第22届征友大会共分30个小组，几百名工作人员、队长来自于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高校教授、商人、银行家、飞行员、学生、专家。通过历次征友大会，长沙青年会不仅获得了会员，筹募了会金，和各界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1933年长沙青年会各干事名录： 董事部：王子开（会长）、胡志强（副会长）、王乐三（会计）、劳洛生（书记）、成蒙三、谭信一、王育三、蒋峋山、凌子贞、刘南山、何菊生、朱经农。

1934年，针对很多青年彷徨失望，协会又把艾迪请来中国，再次到长沙进行大布道，翻译是曾宝荪、曾约农。布道题目是“青年与宗教”，大意是引导青年皈依上帝。那次搞了8天，签名信教的又有几百人。

1934年5月，长沙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干事、挪威人夏义可在益阳带学生游泳时，不幸淹死。长沙青年会等联合举行追悼大会三天。

1934年长沙青年会各干事名录： 董事：王子开（会长）、胡承豪（副会长）、劳启祥（书记）、黄元吉（会计）、谭信一、朱经农、王三、何菊僧、凌子贞、何应识、刘南山、成蒙三。 总干事：赫立德（Lavington Harte），会员部：游义群，事务部：柳子俊，少年部：严文祥，智育部：杨嘉炯，体育部：冯崇毅，会员部助理：易怀清。

1935年长沙青年会各干事名录： 董事：王子开、胡承豪、朱经农、王填三、劳启祥、应开识、刘南山、蒋祝华、谢葆灵、黄元吉、王乐三、何菊僧。 干事：严文祥（总务部干事），冯崇毅（体育主任），易怀情（会员部）。

1935年，长沙青年会裁员，引起内部不安，徘徊动荡，人心涣散。青年会的不少职员为个人生计和前途，思想混乱，无疑给青年会这一团体的稳定和发展，注入了消蚀剂和离心力。

1936年3月9日，《湖南通俗日报》报导本市第二届集团结婚，昨日上午十时，在四方塘青年会举行。约午前七时，各新郎共计七对就先后到了。由引导员引往休息室，稍用茶点，就各分乘汽车，往女家迎亲。约八时，都双双来了。到十点钟，引导员先启请到场的党政军长官，并主婚、证婚、介绍人等，和观礼来宾进礼堂，再由男女宾相、提花女童，夹引七对新郎新妇，鱼贯而至。新郎戴灰色礼帽，蓝袍青马褂，新妇戴花冠，披红纱，手捧鲜花。左男右女，齐立堂中列成一字形。由司仪员喊礼，先行交拜。后向主婚人、证婚人等暨来宾行礼如仪。经市府黄科长宗溶宣读证婚书，由新郎新妇及主婚人、介绍人盖章后，再由主婚人何市长元文训词。大略说：“夫妇为人伦之始。举行集团结婚，实行新生活，务望新郎新妇，结婚之后，注重‘敬’‘爱’二字。‘敬’须夫妇相敬如宾，‘爱’即亲爱精诚，结合美满家庭，幸福无量。”再由党部朱委员浩怀训词，告以治家孝亲，互相和爱之道。随到球坪摄影，再由引导员引导新人和主婚证婚人等，吃喜宴。菜是西餐，设该会校室内。先由何市长举杯敬酒，祝新婚夫妇百年偕老，再由新婚夫妇和证婚人等，回敬何市长喜酒。当有司仪员提议，请新婚夫妇乘兴跳舞唱歌，各新人不肯，就由周南请来的提花女童，高歌《特别快》。后曲第四对新妇蔡荟英女士，被强不过，唱了一支《渔光曲》，全场拍掌称庆。席终，各喜家纷纷用包车欢迎新婚夫妇回宅合卺。

1936年6月6日，湖南省会全体教职员在青年会礼堂举行第五届教师节庆祝大会。

1936年，长沙青年会收入会费3407.00，学费10675.60，宿费6556.40，食堂1320.00，电影2406.06，捐款602.50，房租235.00，收入总数28679，支出总数24515。。

长沙青年会·抗战时期

1937年，张以藩任长沙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1937年初，湖南地方军阀何键垮了台、张治中来湖南上了湖南省主席。张到湖南之初曾发表过一些主张抗战的号召，制定过发动组织民众投入抗战的两大方案。他对青年会的活动表示支持。他的女儿张素我经常来和青年会联系。这时全国青年协会的江文汉同志正在长沙，由江文汉、张素我、张以藩等发起组织“青年外交协会”，邀请了清华大学毕业的曹国枢、北京大学毕业的肖敏颂、杨降誉（后去延安改名为杨庚）、师大的陈泽云同志(后去延安改名于刚）等人参如，也邀请了平教会系统的几位知名人士、此外还有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和几位老师，总共人数不到二十人，开过几次形势讨论会，向美、英、法、苏各民主阵营国家发过两次呼吁支援我们抗战的英文信，可惜活动的时间不长，以后因会员星散而停业。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一变而为战争时期。民族存亡，在此一举，事事以服从抗战为第一。长沙青年会的体育工作，也不例外。那时平津京沪大专院校，迁来或道经长沙的不少，加上某些战争服务团体，使长沙热闹繁忙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长沙青年会把体育工作的重点，摆在为抗战服务的基础上来。

1937年8月，长沙青年会体育部组织发起慰劳前线将士篮排球赛，其券资收入不扣任何开支，全部购买毛巾、药品等物寄往前线。

1937年9月，长沙青年会举办抗战音乐培训班，授课内容包括讲授音乐基础知识及教唱抗战歌曲，聘请张曙、胡投二位著名音乐家担任指导，每期招生250人，至“文夕大火”前，共开办8期。

1937年9月24日，据长沙《大公报》报道：青年会举行慰劳篮球赛。国立体专与清华大学篮球队，昨日在青年会健身房，分别练习。本市各校学生，曾作壁上观者，甚为踊跃。本日下午三时，两队均应青年会之约，作友谊比赛，参观门券，楼上二角楼下三角，以券之收入，购置衣物，慰劳前方抗敌将士。国立体专素以篮球著称，队长唐宝坤，队员张长江、吴文忠等，俱为国内有数之。清华驰誉平津，已非一日，届时双方必有一番精彩表演也。次日又报道了慰劳篮球赛的门票收入41.6元，全部捐献。《长沙力报》1938年1月9日报道了军校对青年篮球公益赛的消息：“吾国参加世运篮球队队长王玉增，昨借军校健将赵志华、郭震、高凌昭、王义昭、董桂森等数人于昨日午后抵长，昨晚在青年会练习。青年会体育部为协助筹募伤兵俱乐部经费起见.特约该队与青年队，于今晚七时半在该会健身房作一次表演比赛。前此世运选手王士选，在青年会表演时，一般观众对王君之球艺精湛，无不赞服。今晚世运选手王玉增等之出场，当更有一番盛况也。闻王等因任务关系，在长仅有一月勾留，则此次球赛更属难得矣。”

1937年10月3日，长沙青年会，举行慰劳抗敌负伤将士大会，到会负伤将士四百余人，大中学校四十五校代表约七百人，由总干事张以藩致开会词，明德学生张威三致慰劳词，还有将士代表黄俊武连长讲述抗战经过，全场动容。游艺节目有雅礼、福湘、自治女校、周南等校表演，以及湘剧。

1937年10月7日，长沙《大公报》报导“青年会举行抗战音乐大会”。

1937年10月，由田汉、董每戡组织外地流亡到长沙的知识青年组成的一致剧社，董每戡为剧社赶写三幕话剧《敌》，在长沙青年会演出。

1937年10月下旬，长沙市青年会原白雪剧团改组为白雪抗战剧团，抗战爆发后，剧团集中了湖南话剧界精英，阵营整齐，实力雄厚。

1937年10、11月，白雪抗战剧团三度深入农村出演《拼命杀敌》、《为国牺牲》、《死亡线上》、《血洒晴空》、《飞将军》、《重逢》等剧。在农村、街道上演自编小戏，同时又在城内公演了《死亡线上》，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提高演出质量，还聘请戏剧家余上沅、熊佛西、杨村彬等为戏剧编导顾问，另设公演委员会，常与其他团体联合，举行各种爱国宣传活动或公演。

1937年10月30、31日，长沙女青年会在青年会举办儿童抗敌歌舞表演大会，售劵取得全部用来招待来湘负伤将士。参加学校达16校之多，表演达三十余项有市立第十一小学独幕剧《出征》、莲花落、清唱《萧何月下追韩信和纪信替死》、济阳花鼓；楚怡小学《中华射击手》、《放下你的鞭子》；周南附小音乐合奏《万众一心》、《联合战线》；修业附小《救亡进行曲》、《满江红》；贫女院《抗敌组字舞》、《还我河山》；西国小朋友的《杂乐合奏》……此次表演内容十分精彩，多为十岁以下儿童，天真烂漫，出演有老母动儿出征者、有将士奋勇抗争者、有古装有新服，无不必忠必勇惟妙惟肖，使观众聚精会神，恨不能赴疆场杀敌为快。

1937年10月31日，长沙青年会组织抗敌论文比赛大会，以本市各中等学校为单位，每校高中初中各两名学生参加，当时报名者有“明德、平大、育群、妙高、衡湘、南华、明宪、周南、自治、衡粹、崇实、福湘、蔚南、长郡、广雅、广益、文艺、麓文、楚工、兑泽、孔道、育才、复初、青年、建国、一师、高工、大麓、雅礼等三十余校”，并由余楠秋、徐庆誉、潘光旦、章东岩、康德、袁石安、朱石农诸教育名家、文艺巨子担任评卷人。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与国民党的协商，派遣徐特立以八路军高级参议和驻湘代表、王凌波以上校主任的身份，回湖南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1937年11月，青年会举办中等学校学生抗敌演讲比赛，高中组参加者有明德、雅礼等二十一校。

1937年11月，京沪平湘各地剧人在青年会联合公演《上海抗战》，该剧“分叙全面抗战、开始我方之准备，与民众参加抗战，发挥伟大力量，使倭寇胆战心惊，其刻画敌人之丑态尤为生动”。

1937年11月20、21、22日，白雪抗战剧团在青年会第一次公演，发起募集一万棉背心，寄往前线，选定《死亡线上》、《火中上海》、《最后一幕》三大名剧公演三天，作为城市抗敌宣传剧本，聘余上沅、熊佛西、向培良等七名戏剧家指导。

1937年11月24日，日军首次轰炸长沙。日机将东站路、校场坪、小吴门、经武路、戥子桥等地街道房屋炸成一片焦土，炸死炸伤居民100余人。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率领担架队去现场抢救受伤市民。

1937年11月底，美国著名哲学博士龚斯德（E. Stanley Jones），在湖南省党部与长沙青年会讲演，以《中国为正义而战》和《外人眼光中的中国抗战》为题，传达了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1937年12月，徐特立一行到达长沙，此后，徐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青年会礼堂、教育会、荷花池中央戏剧学院(设长沙师范内)、湖南第一师范和火宫殿等处作过多次讲演，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说明自己回湘的任务及抗日救国中的各种问题。青年会请徐讲演，不独是想瞩仰他的风采，更想听到他代表中国共产党谈出对抗战前途的看法。张以藩通过北京同学辗转找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然后再找上王凌波同志，得到徐同意来到青年会讲演的答复，就连夜发出通知赶紧布置，省政府和省党部还没有来得及干涉，讲演会就轰轰烈烈地举行了。是日，礼堂里坐无虚席，走道都挤满了人，窗台上也站满了人，徐的讲话不时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团结抗战，就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共产党人以民族国家为主，决不念旧恶。敌强我弱，我们的抗战一定要经历很多艰难曲折的过程，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937年12月，由教育厅长朱经农介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所作的《抗敌救国》一剧，导演赵复生负责排演，白雪抗战剧团举行第二次抗战宣传公演。获取费用，悉数捐于为前方将士购置棉背心之用。为推动广大乡村民众，还常组织农村化装讲演队或街头演出队，作深入农村救亡的呐喊。

1937年12月11日，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抗敌演奏大会”，并请音乐家胡投、向隅、张曙等出席指导。有合唱曲《救国军歌》、《抗敌先锋歌》、《上前线》等，独唱曲《中国男儿》、《出发》等等。

1937年12月17日，湘抗敌总会（即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在青年会举行抗敌歌曲演奏会，出席团体共计十二个，省长女中、湖大歌咏队、蔚南女校、日新女校、岳云中学、明德抗敌歌咏团、省立一师等。表演节目有齐唱《抗战》（刘已明曲）、《抗战到底》（胡庶华歌、刘已明曲）、《送出征勇士歌》（田汉词、沈建平曲）、《青年战歌》（俄国曲）、《示威歌》（吕骥曲），四部合唱《救国军歌》，二部合唱《青年进行曲》等。

1938年，青年会战时服务团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编成11队防护团，以应对紧急情况。从1937年11月24日至1939年4月4日，敌机在长沙轰炸了12次，每次空袭都由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亲自率领担架队（其中3次有救护车）去现场抢救受伤市民。参加救护的人员共929人次，受伤人员173人，送医院122人，挖出救治的35人，收容380人。长沙男女青年会携手合作，专门成立了学生救济委员会，救济难民青年学生。救济的项目包括在生活、日用品、书籍、衣服、医药方面给学生提供补助。同时还开办特殊教育班，对流亡学生加以短期训练，毕业后从事救护、伤兵服务、民众歌咏、民众教育等工作，并且由学生救济委员会提供膳宿，另给少量津贴。这种救济方式“实在是一种建设性的救济方式，”

1938年1月1日，湖南各界举行元旦抗敌宣传大会，推定陈果夫、赖琏、张治中等人组主席团，当天游艺项目有街头话剧：主要有三大剧团表演，临大剧团表演《疯了的母亲》、文抗会剧团表演《向哪里逃》、青年会白雪抗战剧团表演《流亡者》；舞台游艺：平剧由标准剧团担任，话剧由临大剧团、青年会白雪抗战剧团担任；歌咏项目：由文抗会、青年会、新声、民声各歌咏团随剧团出发表演。游艺各路线自动加入游行民众极多，总集游行人数不下一万，高呼口号，高唱战歌，秩序井然，军乐时作，阵容极盛，令人精神振奋。

1938年1月，青年会组织举办各大学学生国际宣传比赛，参加学校包括临大、湘雅、湖南、南岳临大等学校一百二十余人，且由黄廷英、江文汉、刘南山、梁子范四位专家学者担任评判。

1938年1月9日，长沙《力报》报道了军校对青年篮球公益赛的消息：“吾国参加世运篮球队队长王玉增，昨借军校健将赵志华、郭震、高凌昭、王义昭、董桂森等数人于昨日午后抵长，昨晚在青年会练习。青年会体育部为协助筹募伤兵俱乐部经费起见，特约该队与青年队，于今晚七时半在该会健身房作一次表演比赛。前此世运选手王士选，在青年会表演时，一般观众对王君之球艺精湛，无不赞服。今晚世运选手王玉增等之出场，当更有一番盛况也。闻王等因任务关系，在长仅有一月勾留，则此次球赛更属难得矣。”

1938年1月，青年会为谋融洽军民感情，增强抗战力量，特邀全省音乐工作者及各歌咏团，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民联合音乐大会。由刘良模、张曙、李振声商定月底举行，参加团体有青年会、新声、四十九标伤兵、休养院伤兵、陆军医院伤兵、文抗会、临大等歌咏团约五百余人。

1938年1月24日，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和戏剧界田汉，召集湖南本省及外地来湘文化界人士，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文化界茗叙。到会有方一百余人，集教育界、新闻界、戏剧界、艺术界人士于一堂，就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推进开展，及推进工作的加强两事，交换意见。会议主要意见有：实行大团结，在抗战到底大前提下开展，推进文化各部门的工作，达到全民精神武装的目的；充实并健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中，窥探每一文化人的力量。所谓“整齐笔杆子阵容，负起抗敌的使命”。。

1938年1月25日，长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戏剧家田汉，以及省内外文化界人士对抗战文化工作之推进，曾举行茗叙，到会100余人，集教育界、戏剧界、作家、艺术界人士于一堂，主要内容：一是实现大团结；二是充实并健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之组织，在分工合作之原则中，发挥每一文化人之力量，发动广大之抗敌文化运动。

1938年1月25日，中国青年外交促进会由张素我、张以藩、刘南山、刘良模、曹国枢、曹国智、游宇等，以“对国外青年报告中国抗战情形，促进国内青年对于国际问题之认识，并联络国内外侨、国外华侨及来华外宾，以增进其对于中国问题之认识”宗旨；其工作包括：一、经常发出公开信件，向国外青年友人、青年团体及著名杂志、报章，报告我国抗战实况；二、在青年会举行国际问题座谈会；三、招待外侨。

1938年1月，张以藩、朱铁蓉结为伉偭，是时在长沙。

1938年2月，妇慰会、文抗会、抗敌总会、基督教青年会等联合第六、九、一四二、一四四等伤兵医院和休养所，在长沙伤兵俱乐部公演《国际会审日本》、《军民一家人》、《打鬼子去》等爱国新剧。伤兵歌咏队演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救亡歌曲，他们演唱的《莲花落》更是高亢有力：“抗日使我们成一家，鬼子逼我们牵紧手”，“待到伤口愈合后，再去前线争自由”。一曲曲回肠荡气，震撼人心。

1938年2月7日，郭沫若从武汉来长沙市，邀请田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工作。8日，拜会徐特立。13日，应邀出席长沙文化界在青年会举行的欢迎会。

1938年2月17日，在湘抗敌总会和田汉的领导下，联合省会所有剧团戏院举行抗敌戏剧联合公演，连演三天。自16日由白雪抗战剧团出演《重逢》、《飞将军》两剧后，得社会好评。后由长沙市戏剧业公会主持抗敌戏剧联合公演，参加团体有储裕领导的嘉善流动宣传队、李朴园领导的艺专剧团、王泊生领导的山东剧院学生等。公演情形如：17日，由山东省立剧院在中山堂剧场出演独幕剧《警号》、《回声》、《卢沟桥的烽火》，王泊生主持，还有国光社嘉善抗敌流动宣传队在青年会出演独幕剧《三江好》、《最后一计》、《秋阳》，盛国俊主持。

1938年3月13日，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由武汉来长沙市，为支持中国抗战进行征募工作，在长沙市青年会进行《西北带来的呼声》演讲募捐。

1938年3、6、7月，一致剧社进行了三次公演，表演《打鬼子去》、《天津黑影》《古城怒吼》等剧。

1938年4月15日，文抗会为促进文化运动，推进抗战工作，举行戏剧音乐联合大公演，连演三天。音乐节目由江苏大同音乐会及长沙歌咏队担任，还有白雪剧团、一九三六剧社、一致剧社等社团参加，话剧节目有独幕剧《新一致》、二幕剧《血洒晴空》、四幕剧《战歌》等。

1938年4月，由救亡歌咏运动提倡者刘良模指导青年会为传播抗战救亡歌曲，特举办抗战歌咏会。

1938年5月，长沙音乐合唱团成立。主席钱国宝，指导胡然，书记彭芹荪。成员集合了全市音乐界精英和中小学音乐教师80余人，有凌志扬、凌安娜、刘良模、黄源洛、刘式昕、魏开泰、朱铁蓉，黄伯仁等及中小学音乐教师，被称为“异军突起”的长沙音乐合唱团，在长沙多次举行了音乐会。其办团宗旨为“发扬歌咏功能，唤起民众，鼓励士气，充实抗战力量”。该团规定每周星期日下午7时在青年会排练抗敌歌曲。

1938年5月，长沙青年会特请湘雅医院刘南山医师、中央防疫处张炳瑞医师、健康教育委员会谢葆灵医师等，为会员进行体格检验、防疫注射及种痘。

1938年6月9日，在青年会举办了追悼音乐家黄自音乐会，黄自是我国现代著名爱国主义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1938年5月9日病逝于上海。参加这次纪念会演唱的团体有民众音乐社、沪江同学会、湖大歌咏队和音乐校友会。演唱的歌曲俱为黄自生前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等抗敌名曲。

1938年7月3日，由青年会组织的工农商学兵各界联合歌咏会，刘良模为总指挥，还指挥全场1500名听众学唱郭可诹创作的《中国万岁》等等活动。

1938年7月4日，由刘良模为主席，举行了工农商学兵的救亡歌咏会，使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纪念七七抗战。有张碧瑜指挥的儿童歌咏队、刘良模指导的街头歌咏队、王永璋指导的工人歌咏、还有军人服务部的演唱等等，体现了各阶层人士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发出了一致声响。

1938年7月6日，为七七抗战纪念，长沙良友音乐团、文抗会歌咏团、青年会歌咏团、含光女中等团体，在长沙广播电台开联合抗敌音乐大会。内容有青年会抗敌歌咏团演唱《七七挽歌》，刘良模指导；联合歌咏团演唱《醒狮怒吼》、《自卫出发》等，郭可诹指导；还有郑兆安等独唱、李路西钢琴独奏等。

1938年8月，上海小小流动剧团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免费戏剧公演，剧目有《全民抗战(哑剧)》、《东北一角》、《放下你的鞭子》等。

1938年初秋，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逃往湖南的难民达7万多人，其中长沙城内约有4万。当时由省赈济委员会专门负责难民救济工作，但因缺乏经验，收效甚微。于是省主席张治中邀请青年会协助难民救济工作，由张以藩出任全省难民救济处总干事。由于张以藩工作认真，经验丰富，难民得以妥善安置，基本生活能够保证，在“文夕大火”前夕，4万多难民已安全转移，并且为政府节省了4万多元。大火之后，张以藩又出任长沙市火灾救济会组长，对本城数十万灾民进行紧急救助。后因会务繁忙，长沙青年会推脱了政府委托的难民救济任务，而单独进行。长沙青年会难民救济的内容包括开办难童小学、难民浴室、难胞免费豆浆工厂、难胞洗衣店，代发年米和新年赈济残废等。对那些年富力强的难民则安排他们去销售货物、到草鞋工厂劳动，锻炼其工作能力。

1938年9月10日，为增强抗战宣传力量，省会各歌咏团成立了“长沙联合歌咏团”。钱国宝、刘良模、邹伯泳、郭可诹、曹国枢、张碧瑜、黄汪若7人为干事，汪浚、刘淑元为候补干事。该团为增强抗敌宣传力量，集合了在长沙的各歌咏音乐团体，包括文抗会、青年会、新安旅行团、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女青年会、妇慰会、湘滨歌咏团、新声歌咏团等团体。该会定于每周星期日下午7时，假青年会练习歌唱。

1938年9月18日，长沙联合歌咏团举办了盛大的抗敌歌咏会。

1938年9月28日，长沙市戏剧团体响应寒衣运动，由职抗会、一一〇师话剧团、联合歌咏团等召集各戏剧团体举行“征募寒衣运动联合公演”会议，为长沙戏剧节空前大联合，为湖南剧运前途增添阳光。

1938年10月，中国少年剧团于长沙青年会公演《国防少年》一剧数日。此剧由该团集体创作，内容极富激发同胞爱国情绪，演剧后台真切，情景写实，颇受观众欢迎。且该团在长期间，酌量吸收了部分外文程度及工作能力较强的长沙爱国青年参加，共同前往海外进行文化宣传工作。

1938年10月10日，《力报》报道：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湖南分会开展双十节扩大宣传活动，共有40队宣传队，同时出发。有政治部第三厅职员、抗敌宣传第一队、孩子剧团、抗敌演剧二队、白雪剧团、新声歌咏队、一致剧社、长沙戏剧公会、江苏流亡剧团、难童剧团、新安旅行团等文艺团体。

1938年10月10日晚，从武汉疏散到长沙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人员为纪念双十节及征募寒衣扩大宣传，在教育会坪主持有省内外10多个音乐团体参加的联合歌咏会。节目30余个，参加团体10余单位，人数在200以上，为湖南空前大合唱。会上首先由政治部戏剧科长、剧作家洪深发表演讲，接着是大合唱《保卫东方的玛德里》和《壮丁上前线》，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演唱《男女一齐上前线》和《保家乡》，女青年会歌咏队齐唱《女兵歌》和《人人都爱他》；参加演出的还有农民教育馆、二二八师和军人服务部的歌咏队等。最后是气势磅礴的大合唱，5000个情绪激奋的观众围绕着两百歌者，掌声雷动，高潮迭起，真可谓“血的奔流，热的狂欢”。这次联合歌咏会为湖南持续一年多的群众性歌咏运动奏响了最为壮美精彩的乐章。

1938年11月2日，叶剑英在长沙市青年会礼堂作《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新形势》的讲演。

1938年11月6日，周恩来在长沙市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国团体讲演《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

1938年，长沙青年会第24届征友大会获得会金22199元。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电张治中：“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即召集省会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落实安排纵火方案，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划，保安处协助。下午6时，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市内各机关团体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晚10时许，城区警察岗位完全撤除。午夜过后，误传“日军已至新河”(新墙河误为“新河”)，纵火队四处纵火，全城顿成火海。大火持续72小时，全城焚成一片焦土，商民财产，损失无数。史称“文夕大火”。文夕大火共焚毁房屋56000余栋，占全城房屋的95.6％，残存2538栋，占全城房屋总数的4.4％。葬身火海的平民及伤病员达30000人。当时长沙最繁华热闹的地区，几乎尽在大火中化为一片废墟。中山马路，西起江边，东到小吴门，仅幸存了中山堂、国货陈列馆、何建公馆、曾国藩祠等10多家建筑。文夕大火中，长沙青年会的大礼堂、体育馆、食堂、会员宿舍、露天影场、工友住室等处被烧，存成人部、少年部、办公厅、小礼堂、图书馆、交谊室、游泳池、游艺室、职员宿舍等，青年会的建筑，由于几个原因，得以大部幸免。一，青年会和伤兵管理处互动紧密。伤兵管理处处长汪强阻止了放火队员。二，青年会自身有一支自愿消防队。关键时刻得以自保。三，青年会内部有全国青年协会军人服务部的分支机构。和军队关系较好。

1939年，长沙青年会迁往沅陵办公。大火后，张氏夫妇赶回长沙从事救灾工作，和他们的同事刘济尘和李振声住在住在雅礼协会代表何钦思家，有时一个星期都见不到房东。这事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从清早忙到午夜才能回家。

1939年，第25届征友大会获得26400元会金。此外还有各界的捐助，

1940年，长沙青年会迁回长沙。在此期间先后在沅陵、零陵、衡阳设立分会，分担长沙青年会的服务工作。青年会免费开放了两所澡堂，里面配有木盆、淋浴设备，还有消毒池，从1939年6月5日至10月31日共接待了难民82982人次。青年会还出动了难民流动图书车，价値2万美元的冬装也被募捐并发放下去。一些在火灾和水灾中受害较轻的难民也得到了安置和照顾，约有1250人经训练学会了急救护理，并在长沙遭受12次空袭、沅陵遭受6次空袭，期间，包扎救护了342人。青年会的病兵医院从100张病床中抽出10张，免费为难民服务。难童被送到保育院抚养。鼓励难民通过聚会和参与娱乐活动，以恢复他们以前的正常的社交生活。

1941年7月，青年会发起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长沙分会正式成立，由刘尧昌任会长，刘尧昌、陈迪元、饶培德、王策安等9人为执委。该会专司负伤将士的慰劳、洗缝、救护和代书等项工作。这些活动方便了士兵生活，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1941年夏，为预防霍乱，长沙青年会特邀请卫生实验处、医疗防疫大队及各大医院，为该会会员进行体格检查及防疫注射。定期进行身体检查，防范于未然，保证会员拥有健康的体格，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

1944年，衡阳告急，长沙青年会撤退至东安，办理伤兵服务及茶水站，后战事转剧，再撤退至独山，办理宿舍及学生救济、难民救济等工作。独山陷入危急后，撤退到贵阳，协助贵州省国际协济会，在黔南、黔西各县设分会十三处，救济湘桂难胞十余万人，并与伤兵之友社总社合作，在贵阳、马厂坪、都匀、独山、南丹、芷江各处设立新兵服务队，免费招待过境士兵及当地受训新兵，为它们提供茶水、食宿、医疗、代写书信、书报娱乐等服务，计办一年零八个月。抗战胜利后，迁设于芷江、常德、邵阳、衡阳、长沙、岳阳等处，共计服务士兵22万余人。在此期间，长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以青年会和国际协济会名义，给解放区送过药品，支持解放区的伤兵服务工作。

长沙青年会·抗战胜利之后阶段

1945年抗战胜利后，长沙青年会迁回长沙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张以藩利用长沙青年会这一合法团体，开展社会活动，帮助和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总干事张以藩从重庆回湘，就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副署长职，拨救济物资巨万，长沙青年会襄办善后救济总署湘分署署务，主持湖南省国际协济会，疏运过境难民，招待过境军人，安置归来难民，协助政府进行紧急救济，并借用政府人员16人，为湘分署办理长沙、衡阳、邵阳、沅陵、岳阳等县难民服务，同时加强常、芷、邵、衡、长、岳等市新兵服务队的军人服务工作。青年会陆续修复被战火破坏的长沙青年会大礼堂、健身房、游泳池、乒乓室等建筑。青年会在长沙复会不久，随即举行横渡湘江游泳比赛、新马路赛跑、青年杯篮排足网比赛，都是按季节举行的。

1947年9月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杭州西湖玉泉山召开全国青年会干事大会，历时半个月。代总干事谭信一派冯崇毅、相履翱二人代表长沙青年会参加。当时已接近全国解放的形势，大会商讨今后的工作，认为青年会要继续发挥体育辅导作用。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组织各教会与医药界迎接解放军进城，受到军民两方面的好评，被推为长沙市政协秘书长。他从长沙市团委负责人那里得知，长沙市将筹备组织体育会，便推荐青年会的体育干事冯崇毅参加体育会的筹组工作。筹委会成立后，青年会与市体育场继续举行篮、排球比赛以及舞蹈、体操、游戏表演。长沙和平解放后，张以藩被任命为省市人民代表会代表和省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副秘书长等多种职务。解放后初期，长沙青年会的活动逐渐转向社会的新需要，会所成为社会各界集会和学习的场所。

1952年春季，青年会大改组，缩小青年会的本身业务，将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移入会中，并将青年会大部分房屋包括健身房、游泳池、乒乓室、露天球场、沐浴室一概租与合作事业管理局，省供销合作社，部分职工转入合作社工作。青年会的体育干事就无用武之地了。

1957年，部分职工参加合并的湘江中学工作，其余人员参加天主教、基督教联合生产委员会办的东风金钢砂布砂纸厂和东风畜牧场工作，长沙青年会退出历史舞台。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张以藩提出“应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发言，而遭批斗，7月20日含冤怀石自沉湘江。1983年，经中共长沙市委统战部认真复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58年，青年会活动结束，职工转入其他单位工作。其旧址分别作为西区人民政府驻地和青年电影院（后改名为燎原电影院）。西区人民政府旧址已于上世纪90年代拆除，青年电影院旧址尚存。

1999年，青年会四方塘会所拆建为“天福”商城。

长沙青年会·民国文章

青年会的过去与现在

我不信任宗教，我也知道宗教不过是理想的加功，而且是过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产物。不过一种宗教假使能够完全脱离迷信的观念，而专门维持着那种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也不反对宗教。 这里，我想为读者介绍长沙基督教青年会。 青年会在小四方塘，大家知道的。青年会的建筑在长沙看，是比较堂皇，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不过青年会到底是什么时候兴起，青年会的内部组织同设备到底怎么样，青年会的目的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起码有一部分朋友不甚十分清楚吧！所以我们在此，只想谈谈青年会的史略，组织设备同目的。 要谈青年会的史略，还得追溯到民国元年去，民元年，长沙市各教会联合函请青年会全国协会来湘组织，全国协会便于民国二年秋季，派遣脑威籍干事穆格新，夏义可两到长沙来，开始筹备，民三年穆格新君因事辞职，全国协会又改派美籍干事饶伯师君来会，总持一切，当时的会址还是租赁浏正街的民房，所有的会务，都在发展的期间。民六年，雅礼大学新校舍落成，原有西牌楼房屋打算在迁校后招佃，青年会因为浏正街的会址僻在城东，对于会务的发展非常不便，所以马上便承佃着雅礼的旧址，并将全部房屋装修一新，迁入后，曾举行过一次伟大的庆典，当时，我们的谭前督军延闿，还是一个贺客，迁到新会址之后，因为地点适中，同时聂潞先生，当选为名誉总干事，聂先生以全力对付，又承全国协会加调欧美籍干事数人到会助理一切，所以会务的发展便非常迅速，民七年，又因会务发达，原有的会址不敷展布，于是董事部有募款建筑新会址之议决，乃请全国协会转恳北美协会捐助建筑费，是时函电交驰，不绝于途，结果北美协会慨然允诺捐助建筑费美金十二万五千。挪威青年会也捐助体育建筑经费数万元。同时，谭故院长延闿、熊秉三、黄一欧诸先生及各界亦解囊相助，于是马上便在小四方塘相购买地基，鸠工庀材开始建筑，历三年始告完成，民国十五年，乃由西牌楼迁入新会所，举行落成典礼。 在那个堂皇的会中，有青年学校，有民众学校，有健身房，有弹子房、有沐浴室、有大礼堂、有会食堂、有露天花园、有寄宿舍、有游泳池、有外球场、有会员交际室、有图书馆、有中青团、有电影场、有白雪剧团……花头之多，真是不胜繁书，我们假使用他们自己所标出的德、智、体、美、四育归纳起来说，可以分做： 德育事业。宗教讨论会，宗教讲演，德育讲演，中文查经班，英文查经班，青年与宗教运动，灵修会，夕阳会。 智育事业。青年学校学术讲演会，民众学校、书报室、打字班、音乐班、中青团、民众歌咏班。 体育事业。会员篮球班、青年体操班、网球班、会员排球班、体育促进运动班、游泳班、弹子比赛、乒乓比赛、及各项球术比赛。 群育事业。电影、交际会、旅行会、聚餐会、阳春剧社、白雪剧团、游艺会、象棋比赛、魔术团、野餐会。 青年学校原为青年中学，成立于民国八年，民国十七年方改今名，教授各种科学完全按照高初中程度分列班次，当时并增设夜班，设英文日文会计等科，使公务人员及各校学生便于业余课后到这里来实习，民二十三年，又开办商余夜班专一教授青年商人的应用知识。现在全校共有学生约三四百人，计二十班，校址设在二楼西边。 民众学校，但在春秋两季开办，每期免费招收穷苦失业儿童数十名，一切用品概由学校发给，校长为周邵群小姐，周小姐是艺芳女子高中毕业学生，对儿童教育素具热忱，所以办理成绩颇佳。 图书室在少年乒乓球室内面，每日只开放两小时，专门供青年中学的同学浏览。 会员交际室、目的专供会员及外界来宾憩息，设弹子房前，四壁悬有何主席及历届征友会得胜队长的相片与纪念铜版，室内还置有收音机、留声机、沙发座椅，书报台柜及弹子台等项。 健身房：建筑颇宽敞，设备也算周全，各种户内体育器具，总算是齐备了，内分(一)会员篮球班，每逢星期二，五晚间七时至九时为练习期间，练习后在指定地点洗澡，概不取费。(二)学生体操班，加入的大都是青年学校的学生，每学期开始，便到体育部自动报名，依人数的多寡来定班次，除星期日外，每日下午三时至四时为练习期间；(三)体育促进班，目的在联络体育界而组织的小团体，每逢星期三晚上七时到九时为练习期间，待遇会员班同。参加者为本市体育教员及会员中热心体育事业者。(四)篮球比赛，除会中体育部发起的青年篮球比赛外，本市大规模的篮球赛大半在此地举行，另外，各界还可以到里面自由练习，不过要买入场票也可以叫做租场费，费用每小时五角，晚上一元，因为晚上要用电灯。 外球场：在舍外的花园内，风景到还清雅，空气当然是新鲜的，历届所举行的青年排球赛同网球赛都在这里举行，所以场子里到现在还余有杀声哭声，笑声同啦啦之声，最近，全个场子都部敷了一层细沙，两端摆着两个新篮球架：样子十分英雄了得，青年杯篮球赛便在这里举行，篮球赛之后，接着便是网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从春天起，一直要热闹到秋天方会停止，我们且紧着耳朵静候青年会的战鼓杀声吧！ 游泳池：假如你在游泳池里洗过澡，你一定会舍不得出浴，看样子那池子便太舒服了，不说别的，就是它的建筑费都是用去了四万元。现在里面没有水，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二十米长五米宽的光滑洁白的大瓷盆，入水那一头约摸有一丈深，盛满了水，假使有人裸体到里面去泳游，那风景总该够味吧，那时候，我们定会因为想一种动物来，几只缸里的活漾漾的鱼。可惜的是不能四季开放，开放的期间仅仅每年七月一日起到九月十日止，而且到里面去洗澡，还得先到沐浴室去把一身洗得干干净净才能下水。他们规定的办法是(1)普通购券——每日下午二时起，六时止，以十人为单位，不足十人，也要以十人计算，每小时会员二元，非会员三元，过十人便要加费，加费的办法是会员二角，非会员三角；(2)特别开放——每逢星期一三五午后七时到八时为特别开放期间，以一人为单位，每券会员两角，非会员三角；(3)游泳班——专为初步练习者而设，每逢二四六午后七时到八时为练习期间，收费名誉免费，特别会员一元五，普通会员三元，非会员五元。 寄宿舍：房间并不见得十分多，然而陈设到还雅洁，每间房里，都摆着一张或两张铁床，一个小桌子，每天的宿费是一元到两元，可是没有饭吃，吃饭还得到下面的会食堂里。现在粤汉铁路通车了，往来的：尖头们，一天一天的多起来，他们都不愿到旅社去住，而愿意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比较洋化，来住的人一多，生意当便繁荣，生意繁荣原先的三楼当然便不敷用，所以现在已将二楼的原有会食堂改作宿舍，会食堂却改到地下来了。这里，我还得附带说一声的，便是这宿舍里不住女宾，而且女宾来会男宾都不能到男宾房间里去。 大礼堂：场址颇宽大，建筑也算雄伟，里面可容一千一百多座位，历年来，所谓德育、智育、学术、科学、幻灯、演讲，去年三八节长沙市第二届集团结婚，及几次长沙戏剧公演都是在这里举行。闲着时候，多半用在作电影场。 露天花园：在外球场之侧，花木扶疏，绿草如茵，为夏季纳凉的好地方，可惜不常常开放，听说今年暑假将由会中会食堂承租，将里面摆设些小桌椅，买点小吃，那时，恐怕民众俱乐部又会失掉一部分生意吧，园中有总干事夏义可纪念碑。 弹子房：原先设在总办公室的旁边，本年因为该处改辟交际会，所以又到会食堂中餐间旁边了，室内现在只设有两个弹子台，球只球杆，据说都是新置的，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九时半为开放期间，星期日停止。 这些，都是青年会会内的大概情形，至于会外的工作，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会员常常到郊野或山林中去举行野餐或参观旅行。野餐参观旅行我们都晓得不但能够舒展胸襟，而且可以增加情志，不过，在我们看，似乎总觉得他们的外国人口味太浓厚了一点。 在青年会壁上，我们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贴着堂皇的标语，那些标语是：“青年会是培养灵性增进道德的机关”，“青年会是灌输学问启迪知识的会社”“×××是锻炼身体健强体魄的地方，”“×××是集合群众服务社会的团体。”“×××是公共卫生个人卫生的提倡者”“×××是社会恶习人心沉沦挽救者”，“×××是青年人正当娱乐的图谋者”，“×××是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实验区”！也许这便是他们的目的吧，好听则好听矣，我们总希望他少灌输青年一点宗教观念。 1937年4月2、3日长沙《力报》

长沙青年会·建筑蓝图

一楼平面图

二楼平面图

三楼平面图

蓝图索引地址：

Building Records. YMCA Buildings in China, 1924-1925. (Box 66, Folder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