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全国政协九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闭会
李瑞环主持会议宋健受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委托作总结讲话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刘思扬）政协第9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今天下午在北京闭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受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委托作总结讲话，他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政协各界都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
宋健希望各级人民政协的各界人士继续参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对关键问题和措施提出建议，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主持会议。
宋健说，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国策，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确立的。
邓小平关于科技、教育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是我们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理论基础。
宋健说，科教兴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的夙愿。
在人类科学文明史上，中华民族曾有过辉煌的时代。
公元1001至1500年的宋元时期，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由中国人创造的约占58％。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主和科学前赴后继，流血牺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方针政策，确立了科学和教育应有的战略地位，为实现中国21世纪的宏伟发展目标拨正了航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成就已清楚表明，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是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动机。
宋健指出，当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进步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中国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正是适应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潮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宋健认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面临六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第1，要大力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保证下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高峰时的食品安全和农产品供应。
第2，建立和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高技术产业，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
第3，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
第4，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使之为下一世纪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科学动力和知识源泉。
第5，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要保证实施义务教育，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重视发展继续教育，鼓励发展民办教育，大规模培养人才；
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并使高校成为教育中心和研究中心，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要提高知识分子特别是有贡献的科教人员的工资和生活待遇，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机制。
第6，全社会都要增加向科教事业的投入。
宋健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崇尚科学、应用科学和尊师重教的风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任何轻视科教、贬损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都是与现代化建设目标相悖的。
他表示深信，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民一定能创造21世纪的辉煌。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秘书长郑万通出席闭幕会。

专栏：
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双十佳”受表彰
尉健行与“双十佳”代表合影留念
本报北京06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索研、本报记者陈鹏报道：
第4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十佳单位在北京受到表彰。
在今天举行的表彰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与“双十佳”代表合影留念。
获得“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荣誉称号的有：
王涛、许光萍（女）、申公元、朱崇跃、梁政辉（女）、李子明、唐清英（女）、左成玉、张耿耿、丁晓莲（女）。
获得十佳单位荣誉称号的有：
大连天百集团、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分行第2营业部、山西省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江苏省连云港市汽车总站、河南省巩义市邮电局、重庆港口管理局、安徽省合肥市荣事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惠州电力工业局。
“双十佳”是由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指导协调小组、全国总工会共同组织评选的。
在表彰报告会上，另有王国明等三十七名同志被授予“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北京天坛医院等三十四个单位（集体）被授予“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先进单位（集体）”荣誉称号。
据了解，本届当选的“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和“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先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六十八岁，最小的二十岁；
在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来自生产第1线。
大连天百集团经理李贵、山东省临沂市环卫处主任朱崇跃、江苏省徐州市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班长许光萍、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局长申公元在会上作了先进事迹报告。
在今天的表彰报告会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振民宣读表彰决定。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在会上讲话。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1书记张丁华及有关部委负责同志。

专栏：
共青团十四大举行预备会
通过共青团十四大议程等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胡晓梦、李术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
预备会由团中央第1书记李克强代表共青团第13届中央委员会主持。
预备会通过了共青团十四大议程。
大会的议程是：
听取和审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3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修正案）；
选举产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届中央委员会。
预备会还通过了团十四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关于确认团十三届五中全会增补中委、候补中委决定的决议。
预备会结束后，共青团十四大主席团举行了第1次会议。
会议推选李克强、周强、巴音朝鲁、姜大明、孙金龙、胡春华、黄丹华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主席团会议还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
37个选举单位产生的1469名代表，符合团章和团中央关于选举团十四大代表文件的规定，代表资格有效。

专栏：
共青团十四大开幕式前，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出席会议的代表。
新华社记者刘建国摄

专栏：
带领全国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英勇奋斗
共青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等到会祝贺胡锦涛代表党中央致祝词
开幕式前，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陈雁、本报记者陈维伟报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到会祝贺。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今天充满欢乐、喜庆气氛。
大礼堂主席台口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巨幅会标。
十面红旗簇拥着巨大的团徽挂在主席台天幕上。
主席台前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鲜花，茂密的枝叶和鲜艳的花朵与青年们的张张笑脸辉映。
大礼堂二楼护栏上挂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带领全国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英勇奋斗”的巨型横幅。
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多名团代表，肩负着6850万共青团员的嘱托，来到这庄严的会堂，出席本世纪我国举行的最后一次青年盛会。
下午3时30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幕。
数百名少先队员手持花束，欢呼着跑进会场。
他们向就座于主席台前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上一束束鲜花，向大会献上少先队员的祝词：
“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的祝词。
他首先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共青团员、全国各族青年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胡锦涛在祝词中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青年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高度评价了青年和共青团的历史作用。
他说，在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发扬光荣传统，积极响应党的召唤，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前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奉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各级共青团组织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广大青年的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锦涛指出，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他希望跨世纪一代青年，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科学信念，努力学习实践、掌握过硬本领，培养优良品德、弘扬文明新风，矢志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创新，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实践中成长进步，贡献力量，建功成才。
（全文另发）
全国妇联书记处第1书记顾秀莲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大会致贺词。
贺词指出，当代青年有理想，有知识，有创造力，一定能够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成为堪当重任、大有作为的一代。
共青团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也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创造新的业绩，建立新的功勋。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周强代表共青团第13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共分为四部分：
中国青年的时代风貌和共青团工作的新发展；
面向新世纪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
跨越世纪新征途中共青团的光荣任务；
新形势下共青团的自身建设。
（报告另摘发）
今天到会祝贺的领导同志还有：
丁关根、田纪云、李铁映、吴邦国、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贾庆林、钱其琛、温家宝、曾庆红、吴仪、彭珮云、许嘉璐、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杨汝岱、王兆国等。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武警总部、各人民团体、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在京的团中央历届领导同志。
首都各族各界团员和青年代表旁听了会议。
开幕式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亲切会见了出席共青团十四大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专栏：
带领全国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英勇奋斗
共青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等到会祝贺胡锦涛代表党中央致祝词
开幕式前，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陈雁、本报记者陈维伟报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到会祝贺。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今天充满欢乐、喜庆气氛。
大礼堂主席台口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巨幅会标。
十面红旗簇拥着巨大的团徽挂在主席台天幕上。
主席台前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鲜花，茂密的枝叶和鲜艳的花朵与青年们的张张笑脸辉映。
大礼堂二楼护栏上挂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带领全国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英勇奋斗”的巨型横幅。
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多名团代表，肩负着6850万共青团员的嘱托，来到这庄严的会堂，出席本世纪我国举行的最后一次青年盛会。
下午3时30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幕。
数百名少先队员手持花束，欢呼着跑进会场。
他们向就座于主席台前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上一束束鲜花，向大会献上少先队员的祝词：
“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的祝词。
他首先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共青团员、全国各族青年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胡锦涛在祝词中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青年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高度评价了青年和共青团的历史作用。
他说，在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发扬光荣传统，积极响应党的召唤，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前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奉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各级共青团组织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广大青年的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锦涛指出，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他希望跨世纪一代青年，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科学信念，努力学习实践、掌握过硬本领，培养优良品德、弘扬文明新风，矢志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创新，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实践中成长进步，贡献力量，建功成才。
（全文另发）
全国妇联书记处第1书记顾秀莲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大会致贺词。
贺词指出，当代青年有理想，有知识，有创造力，一定能够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成为堪当重任、大有作为的一代。
共青团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也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创造新的业绩，建立新的功勋。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周强代表共青团第13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共分为四部分：
中国青年的时代风貌和共青团工作的新发展；
面向新世纪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
跨越世纪新征途中共青团的光荣任务；
新形势下共青团的自身建设。
（报告另摘发）
今天到会祝贺的领导同志还有：
丁关根、田纪云、李铁映、吴邦国、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贾庆林、钱其琛、温家宝、曾庆红、吴仪、彭珮云、许嘉璐、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杨汝岱、王兆国等。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武警总部、各人民团体、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在京的团中央历届领导同志。
首都各族各界团员和青年代表旁听了会议。
开幕式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亲切会见了出席共青团十四大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专栏：
记录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献
《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录江泽民主席去年对美进行历史性访问的文献：
《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书近日出版。
江泽民主席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03日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果，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书收入了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期间发表的多篇重要演讲和中美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等重要文稿，还汇集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有关访问的报道，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有关讲话。
书的附件部分收入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书中还选登了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一些珍贵的照片。
《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书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外交部和新闻出版署指导，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书的装帧分精装和平装两种，基本内容为中英文对照。
该书于6月20日起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公开发行。

专栏：
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
——在共青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1998年06月19日）
胡锦涛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隆重开幕了。
这次大会是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召开的。
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共青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团结动员广大团员青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我受党中央委托，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体共青团员、全国各族青年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青年运动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经过艰辛的探索，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发扬光荣传统，积极响应党的召唤，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前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奉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历史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青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能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大有作为。
青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重要力量，我们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即将跨入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
为争取在新世纪发展的主动权，世界各国都在加紧谋划，积极准备。
党的十五大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这是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愿的雄心壮志，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雄心壮志。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跨世纪一代青年一定要大力弘扬我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实践中成长进步，贡献力量，建功成才。
要把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青年就必须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科学信念。
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的指引。
在当代中国，惟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才是指导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理论；
惟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正确道路。
跨世纪一代青年应该树立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要求青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阐述，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新成果。
这表明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同学习十五大报告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正确地理解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全面正确地理解十五大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努力避免认识上和行动上的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
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新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地认识国情、观察社会、分析形势，努力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论是在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思想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只要青年一代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我们的事业就能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要把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青年就必须努力学习实践，掌握过硬本领。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愈益激烈。
事实表明，知识的创新、科技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关键在人才，特别要靠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才不断涌现、脱颖而出。
青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面对世纪之交的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年面临着繁重而又紧迫的学习任务。
青年无论要成为经得起二十一世纪竞争考验的专门人才，还是要成为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都需要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
要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根据自身条件，结合本职工作，找准努力方向。
要有那么一种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精神，滴水穿石、磨杵成针的毅力，永不满足、攀登不止的追求。
既要打好知识基础，又要不断更新知识；
既要学习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又要追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脚步；
既要注重学问上的深造，又要重视能力上的提高。
同时，要注意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统一起来。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依然是青年获得真才实学、全面提高素质的大课堂。
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要自觉走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1线，积累经验，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汲取从书本中无法得到的丰富营养，真正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
要把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青年就必须培养优良品德，弘扬文明新风。
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青年一代，既要有知识才干，又要有优良品德。
一个青年在人生道路上究竟能有多大发展，能为人民、为社会作出多大贡献，同自身思想品德修养关系很大。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处在人生起步阶段的青年解决好立身做人的问题，把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统一起来，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统一起来，对自身的成长进步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品德优良的人，必然是一个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必然是一个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积极为社会为人民多做好事的人；
必然是一个严于律己，防微杜渐，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侵蚀的人；
必然是一个一心为公，甘于奉献，时刻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人。
青年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精神充实、品德高尚的人。
我国青年素有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
希望大家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参与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带头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带头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要把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青年就必须矢志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创新。
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涣散创业意志，懈怠奋斗精神。
广大青年要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要脚踏实地，勤勉敬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优异的成绩；
要厉行节约，反对奢侈，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要自立自强，迎难而上，努力战胜创业征途上的种种困难；
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坚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不受制于人，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尤其要坚持创新。
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具创造活力，要努力在继承、借鉴前人和他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创新，勇攀高峰。
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虽然远离故土，但永远是祖国的儿女。
党和人民一直关注着你们，牵挂着你们，热切盼望你们学有所成，并欢迎你们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
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长期以来，各级团组织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广大青年的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共青团应当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及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担负起团结教育青年的重要职责。
这就要求各级团组织，要始终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结合。
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充分发挥共青团员和共青团干部的模范作用。
同时，要突出团的特点，贴近青年实际，广泛团结青年，竭诚服务青年，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
要始终坚持建功与育人的有机结合。
既广泛动员和组织青年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又引导青年全面提高素质，使他们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
既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又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改革的精神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全面履行各项职能，使共青团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要更好地发挥在青联中的核心作用、对学联的指导作用、对少先队的领导作用，把更多的青少年团结和凝聚起来。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一切爱国的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共青团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引导青年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实现澳门顺利回归，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不懈努力。
我们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
共青团要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青年组织的交往和友好关系，努力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团的干部队伍，是做好共青团工作的重要保证。
在共青团的历史上，一批又一批团干部肩负党的重托，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崇高的献身精神，脚踏实地，忘我工作，把青春献给了共青团事业。
长江后浪推前浪。
希望广大团干部牢记江泽民同志对年轻干部的要求，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造，自觉奉献，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水平，不断推动共青团事业向前发展。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
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
各级党委要一如既往地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怀青年，严格要求青年，切实把青年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重视团的组织建设，支持共青团依照法律和自己的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下一代，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我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向着二十一世纪进军。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出：
“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这一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预言，表达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对祖国的无比挚爱，表达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也表达了一个世纪伟人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期待和厚望。
我们坚信，跨世纪一代青年一定能够接好老一辈传下的接力棒，创造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奋发图强，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赢得二十世纪光荣的中国青年，也一定能够赢得二十一世纪新的光荣。
青年们，加倍努力吧！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专栏：
中宣部公安部联合举行座谈会
交流公安机关学习东莱街派出所经验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雷鸣、本报记者王比学报道：
中宣部、公安部今天在北京联合举行全国公安机关学习东莱街派出所座谈会，交流组织开展学习先进典型的经验和体会。
来自国务院命名表彰的公安系统9个先进集体的上级单位的负责同志，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副政委邱娥国，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北京市公安局西罗园派出所民警杨秀奇，以及哈尔滨市公安局和东莱街派出所的代表参加了今天的座谈会。
9个先进集体的上级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组织学习先进典型的做法，交流了开展学习活动的经验和体会。
公安部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发言时要求，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要认真组织广大民警深入扎实地开展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同时把学习典型活动同目前正在开展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结合起来，同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公安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民满意的公安队伍，更好地完成各项公安保卫任务。

专栏：
国家防办发布今年第1号汛情通报
江西湖南等地一些江河发生大洪水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鹿永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今天发出的1998年第1号汛情通报说，6月中旬我国南方降雨集中，江西、湖南的一些江河发生大洪水，福建的江河也发生洪水，江西、湖南、福建等省军民正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力进行抗洪抢险。
去冬今春，我国南方降雨量较常年明显偏多，入汛时间比正常年份提前一个多月。
03月上旬，江西赣江上游发生了历史第3大洪水，湖南湘江、福建闽江发生历史同期最大洪水，广东北江出现历史同期第3大洪水。
进入6月11日以来，江南中北部地区连续降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降了特大暴雨，江西、湖南等地的一些江河发生了大洪水。
具体来说，江西信江下游梅港水文站，自6月14日以来水位一直维持在29米以上，连续4天超过历史最高水位，18日8时出现洪峰水位29．73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0．37米，相应流量为1．2万立方米每秒。
今日早晨7时水位已回落到29．13米，比洪峰水位下降0．6米。
在湖南，资水上的桃江水文站6月14日17时洪峰水位为43．98米，超过警戒水位2．98米，为历史实测第3高水位，洪峰流量1．15万立方米每秒。
现在资水的洪水也已经回落。
另外，在福建，闽江上的竹歧水文站6月18日14时出现洪峰水位12．82米，超过警戒水位1．82米，相应流量为1．24万立方米每秒。
目前长江干流水位低于警戒水位。

专栏：
政协九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举行大会
李瑞环出席委员们就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坦陈己见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尹鸿祝）全国政协九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18日和19日举行大会，常委、委员和一些地方政协负责同志，就如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大会上发言强调，科教兴国是一项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全党、全国各界人士要有紧迫感，共同努力，全面实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会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经叔平分别主持了会议。
委员们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总书记多次阐述科教在发展全局中的关键作用，这是我们党和国家20年来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党对科教事业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应当进一步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同时必须要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和长远的战略眼光，紧紧把握时代大势，倾心投入，真抓实干。
赵维臣常委代表经济委员会发言强调，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早在1985年党中央就提出来了，但整体上对这一战略方针贯彻执行得不好。
科技与经济脱节，有着许多经验教训。
从这些教训中，应当得出什么认识？
委员们指出，一要认识到实行科教兴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关键在于决策机关，在于宏观指导方针的统一性和坚定性。
二要坚决改变政企不分的经济管理体制，有步骤地但是必须坚决地把应该交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权、投资决策权、技术进步权交给企业，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主决策，自身受益，自担风险。
三要坚决改变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从根本上扭转造成科技与经济相脱节和分散重复建设的体制。
四要制定一套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
五要发挥中央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制定全国科技发展战略和重大科技攻关计划、协调各方面科技力量、加速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结构调整、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作用。
徐冠华委员代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专题调查组发言指出，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我国目前已具备实现技术跨越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必须在关键产业和重点领域采取坚决措施。
围绕与实现技术跨越相关的政策措施等方面问题，委员们提出如下建议：
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国家层次上的宏观协调。
计划、经济、科技、金融等部门应协同组织，打破部门、区域的分割，针对具体的技术跨越项目，组建跨地区、跨部门联合体，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国家财政保持对既定重点领域的长期、稳定投入。
同时广开财路，争取社会资金、特别是产业界的先期投入；
为促使阶段性成果及时地市场化、商品化，建议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提供适宜的基础设施条件；
重视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和优惠的政策环境，吸引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技术跨越项目，吸引优秀人才献身技术跨越项目。
吴文英常委代表全国政协考察团就加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问题发言强调，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很快，但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一些单位对高新技术转化为产业，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紧迫感。
企业依靠科技进步观念开始形成，但尚无有效章法。
国家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力度不够，相关支持条件零散。
二是在一些地区，部分地出现了个别高新技术项目的盲目开发和重复引进现象，给本来就资金不足的高新技术产业造成一定隐患。
三是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严重影响着大批科技成果的转化。
四是由于有关法令贯彻不力或尚待建立，致使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受阻，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工程中心等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知识产权地位不明确，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结合中的政策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中介机构少，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技术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较弱，以致大量科技成果转化成产业的少，形成产业规模的更少。
五是产权不明严重制约着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发展步伐，致使创业者和科技人员积极性很难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假冒行为猖獗等。
为此，委员们提出必须尽早制定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发展；
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法律氛围，狠狠打击假冒行为，保护科研、院校、科技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的正当权益；
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明确民营科技企业产权关系，特别是通过设立技术股、管理股和创业股等方式解决无形资产的界定问题。
委员们还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建议国家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的相应政策和管理办法，多渠道建立风险投资基金。
同时还要制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政策，包括政府采购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
梅向明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说，要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健康发展，首先要正确认识对待民营科技企业，建立一个平等的竞争机制，政府要像对待国营企业那样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
产权明晰问题是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它自身又无法解决，需要国家制定出界定政策，使企业本身有章可循。
国家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为民营企业开辟融资渠道。
政府应制定政策允许有能力从事新技术开发的高校的教师、科研院所的专家、科技人员兼职，使它们能够以智力、专利、技术入股并参与分配的形式，进入民营科技企业。
这样既可以比较快地把科技人员在科研院所的成果较快地转化为生产力，也使科技人员收入有所提高。
张孝文常委代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专题调查组发言时指出，高等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要通过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专门人才。
要通过改革，使高等学校能面向社会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学校依法自主管理学校的责任和权力，并使有限的资源和投入能发挥更大的效益，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
还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程津培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指出，高校要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就要努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为此，他们提出要建立高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基金，用于科研成果的中试和开发；
放宽招生政策，逐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加大重点高校基础研究的投入，多出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
金鉴常委代表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就扶持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繁荣问题发言指出，人才匮乏、科技落后、劳动者素质低下是造成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
当前民族教育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相当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解决这些问题固然要靠地方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国家也要强化投入和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
他们建议要多种渠道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
探索适应民族地区发展的民族教育模式，积极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
加强师资培训，改善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
采取特殊政策，解决一些特殊问题。
李伟雄委员代表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发言指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造就千百万高素质人才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的素质。
委员们建议，要进行全民教育，让全国上下都认识到提高人口素质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
要重视立法，更要严格执法；
有关部委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素质。
程连昌、文喆、姚峻、陈灏珠、胡政光、何竹康、龚世萍、章祥荪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朱达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马国良也在大会上发言，分别就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实施农科教结合、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等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秘书长郑万通出席了会议。

专栏：
海协第2届全体理事会议举行
钱伟长当选海协会长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武侠报道：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今天在京举行第2届全体理事会议。
会议选举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为会长，选举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郭东坡为副会长。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成立于1990年，是由国内各族各界人士组成的全国性民间团体，宗旨是广泛联系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团体，增进友好情谊，发展合作交流。
协会致力于促进海内外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新闻传播、旅游观光、体育卫生、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与交流。
钱伟长在会上谈到今后工作重点时说，首先要充分发挥海协民间交往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同海外华侨、华人的交往；
其次要努力提高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水平；
再次要善于利用海协机制的特点，更全面地发挥海协的作用。

专栏：
胡锦涛会见古巴客人
新华社北京06月19日电（记者张荣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古共中央委员、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比尔玛·埃斯平率领的古巴妇女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胡锦涛对埃斯平率团来华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续行动经验交流会表示欢迎。
胡锦涛在愉快地回忆起去年访问古巴的情景后说：
中古两党、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近几年来，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我们对此感到高兴。
胡锦涛希望中古两国妇女和妇女组织，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与合作，推动各自国家妇女事业的发展，为实现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的目标作出贡献。
埃斯平感谢全国妇联的盛情邀请和热情友好的接待，并赞扬了中国政府为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功所作的贡献。
她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已成为为促进各国妇女进步和社会发展而采取具体行动的有力依据。
埃斯平说，在卡斯特罗主席的领导下，古巴政府在执行世妇会后续行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书记处第1书记顾秀莲等参加了会见。

专栏：
邓小平侨务思想座谈会在京举行
钱其琛强调做好面向新世纪的侨务工作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武侠报道：
邓小平侨务思想座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会上强调指出，积极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作用，是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侨务工作的地位作用，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改革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进取，做好面向新世纪的侨务工作。
钱其琛说，邓小平同志的侨务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侨务工作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他说，邓小平侨务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极大的开创性。
他不仅恢复、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各项侨务政策，保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强调恢复和加强侨务机构建设，而且，把侨务工作提高到我国经济建设、对外开放总体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把我们与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关系，视为通向世界的桥梁，打开与国际各方面交往的重要渠道。
谈到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时，钱其琛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侨务战线的同志完成了拨乱反正，落实侨务政策的繁重任务；
保护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
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工作，争取和凝聚了侨心，进一步调动了海外华侨、归侨、侨眷参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广泛开展了对华侨、华人的联络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情谊；
促进了华侨、华人及所在国与我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交流；
团结爱国友好力量，孤立分裂势力，促进祖国统一。
实践证明，邓小平侨务思想的形成和成功实践，对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和发展我国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钱其琛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侨务工作。
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侨务工作必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参加了会议。
这次座谈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持召开。
会议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侨务思想，探讨如何进一步开创侨务工作的新局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郭东坡等也在会上发言。
中宣部、统战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外交部等15个单位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区、市侨办负责人和部分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了今天的座谈会。

专栏：
中韩举行第4次领事磋商
06月18日和19日，中国外交部领事司与韩国外交通商部领事局就两国领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在汉城进行第4次领事磋商。
中方要求韩方改善旅韩华侨的法律地位，希望韩方采取措施，放宽对旅韩华侨在居留权、土地权和教育权等方面的限制。

专栏：
人类攻克癌症尚待时日
据新华社波恩6月18日电（记者刘钢）在最近闭幕的第23届德国癌症大会上，德国癌症研究专家普遍认为，人类目前虽然已经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最终攻克癌症仍需时日。
据介绍，当今人类在攻克癌症方面主要有四项最重要的新尝试，即“癌细胞自杀疗法”、“血管收敛疗法”、“抗酶疗法”和“基因疗法”。
“癌细胞自杀疗法”利用细胞自杀机制，促进癌细胞产生“自杀行为”，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如今科学家们已经知道了癌细胞自杀的机制，但现在还无法控制它。
血管收敛疗法是通过采用某种药物阻断通向肿瘤的血管，使其“干枯”，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而抗酶疗法在治疗手术切除肿瘤后残留的癌细胞方面显示出了很好的前景。
基因疗法目前仍处于初级研究阶段，这种治疗方法的关键是将健康的基因移植到病变的细胞中。
但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还十分困难。
这种治疗癌症的方法是迄今最有希望攻克癌症难关的一种方法。
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彼德·克拉莫教授指出，医学专家们普遍认为，近几年内人类在治愈癌症方面还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攻克癌症难关将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专栏：
以色列否认进行过核试验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18日电（记者谭新木）以色列地震局局长夏皮洛18日断然否认有关以曾于上月底在其南部埃拉特湾进行过核试验的传闻。
夏皮洛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说，如果以色列确实进行了核试验，不仅本国的地震仪能监测到，周边国家的地震监测网络也会监测到，因为目前的地震监测仪十分敏感，数千公里之外的震动都会被监测到。
据以色列媒体18日披露，以议会工党议员埃拉尔和联合阿拉伯党议员达瓦舍17日晚在议会会议上说，他们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获悉，以色列于5月28日在埃拉特湾进行了核试验，并在该地区引发了一次地震。
他们质问国防部副部长夏龙是否知道此事。
夏龙拒绝回答两位议员的问题，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驳斥他们的说法“毫无根据”。
他表示，以色列是核禁试签字国之一，并一直遵守条约的有关规定。
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也表示，以色列从来没有进行过核试验，也没有接到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报告。
为了保持一种模糊的威慑力，长期以来以色列官方既不公开承认也不公开否认拥有核武器。

专栏：
伊拉克拒绝某些核查项目
表示今后两月内同特委会继续合作
新华社联合国6月18日电（记者丁宝忠）负责对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的联合国特委会在向安理会提交的最新报告中说，伊拉克拒绝接受特委会提出的下阶段某些武器核查项目。
这份报告是特委会主席巴特勒6月11日至15日在巴格达同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会谈后提出的，由联合国新闻部于18日予以公布。
报告说，伊拉克拒绝把有关神经毒气的生产情况和被禁的导弹推进剂列入核查范围，拒绝对特委会所称的“藏匿行为和政策”作出说明。
报告说，阿齐兹不承认特委会所列的问题都属武器核查范围，但他表示伊拉克将在今后两个月内同特委会继续合作。
报告还说，伊拉克坚持它已全部销毁了生物武器，但拒绝提供有关生物武器情况的文件。
巴特勒在赴巴格达前称他带给伊方的是一份“行车指南”，只要伊方严格执行，他在今年10月所作的定期核查报告就会与以往完全不同，暗示可能结束对伊武器核查。

专栏：
克林顿重申美愿同伊朗和解
美法领导人磋商对伊关系等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记者符泉生）美国总统克林顿18日重申，美国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同伊朗和解。
他在白宫对记者说，他赞赏伊朗总统哈塔米上任后有关愿意改善美伊关系的讲话，“我们希望的是同伊朗真诚地和解”。
但他又说，美伊和解的基础是伊朗“准备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停止扩散危险武器和不再反对（中东）和平进程”。
在克林顿讲话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纽约发表了关于美国对伊政策的演说，呼吁两国就关系正常化共同绘制一幅“路线图”。
在奥尔布赖特发表演说后，伊朗外长哈拉齐在马德里说，只有在美国改变对伊朗的“敌对政策”后，美伊关系正常化才能取得重要进展。
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记者袁炳忠）美国总统克林顿18日与来访的法国总理若斯潘就与伊朗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人认为，伊朗正在努力与国际社会发展新型关系。
若斯潘在与克林顿进行工作午餐后对记者说，伊朗的变化对于美国和法国都是“重要的”，法美赞成这一演变。
当被问及世界杯足球赛中美国队与伊朗队交锋是否会有利于美伊关系的改善时，若斯潘说，“体育赛事在国际政治中会产生象征性的效果”。
关于科索沃问题，若斯潘说，法国准备参与西方国家可能在科索沃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是这种行动需要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
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双边关系，并出席了两国扩大商业航空服务协议的签字仪式。
若斯潘当天还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国会领导人，若斯潘向他们表示，他反对美国对古巴、伊朗、利比亚等国实行的单方面制裁。

专栏：
刚果（民）将发行新货币
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从06月30日起发行新货币刚果法郎，以取代正在流通的新扎伊尔。
刚果（民）中央银行行长透露，卡比拉执政一年来，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银行秩序和全国货币统一事业正在进行中。

专栏：
北约愿同俄合作解决科索沃危机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6月18日电（记者郑焕清）正在芬兰访问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18日晚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北约将继续同俄罗斯共同努力，为科索沃危机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索拉纳说，北约支持就科索沃问题恢复谈判所作的一切努力，这一谈判越早恢复越好。
他还说，对谈判提出最后期限是徒劳无益的。
本周二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进行了会谈，米洛舍维奇在会谈后表示同意与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恢复谈判，并停止对当地平民使用武力。
索拉纳说，在解决科索沃危机方面，俄罗斯和北约的合作有着重要意义，北约打算从自己方面帮助叶利钦和米洛舍维奇商定的措施得以实现。

专栏：
印对美制裁反应强烈
针对美国政府18日宣布的对印二十五亿美元经济制裁，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于当日午夜发表声明，称美国的制裁为印美间的经济合作设置了障碍。
声明称，“这种对贸易、投资与技术自由交流的强制性干涉是毫无道理的、非建设性的”。

专栏：
卡库马难民营位于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始建于1992年，现收容着来自十个非洲国家的难民约六万人，其中大多是为躲避国内动乱而逃到这里来的。
难民的生活完全靠联合国难民署的救济。
图为卡库马难民营的医生为一儿童治病。
难民营里经常有传染病流行，儿童受害比较严重。
新华社记者徐剑梅摄

专栏：
综述
巴尔干安全与科索沃冲突
本报记者严正
科索沃冲突的爆炸声震撼欧洲，其中巴尔干国家最感不安。
自今年03月以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不断发表讲话和声明，表明对科索沃冲突的忧虑和立场。
有的还采取积极的外交活动和防范措施，以图减轻科索沃冲突对本国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
巴尔干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仅本世纪内，这里就发生了两次战争，是第1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之一，也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激烈交战区之一。
战后，这里又成为两大军事集团直接对峙的前沿阵地。
冷战结束后，巴尔干也没有太平过，许多国家在转轨过程中，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乱。
直至近年，巴尔干各国的政治形势才逐步走向和平与稳定，许多国家及其政党开始把实现民族和解、确保社会安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基本国策或争取选民的方针。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巴尔干国家间的地区合作和双边合作关系也开始迈出新步。
1996年，中断多年的巴尔干外长会议得以恢复，并举行第1次首脑会议，已初步确定了地区合作的范围、原则和使之机制化的努力方向。
冻结了半个世纪的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关系也出现松动迹象，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决定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
与此同时，一些巴尔干国家还在积极创造条件“回归欧洲”。
科索沃武装冲突爆发后，巴尔干各国，包括阿尔巴尼亚，都表示尊重南斯拉夫领土完整，反对科索沃独立。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多次强调，有关科索沃的问题不仅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内部问题，也是整个巴尔干地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南斯拉夫联盟范围内进行。
土耳其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地表示，有关各方应在“尊重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前提下找到解决分歧的途径”。
土还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一方面敦促给予科索沃阿族人以更大的自治权，同时呼吁尊重南领土完整，不赞成科索沃独立。
马其顿共和国领导人强调欧洲边界不可变更，巴尔干边界也不可变更，应在保持南现有边界的前提下寻找确保科索沃阿族人公民权益的政治解决方案。
马总统还特地声明，马不考虑承认“科索沃共和国”。
据统计，在巴尔干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或部分地居住着10个国家的10多个主要民族和10多个少数民族。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民族问题和边界纠纷，同一个民族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内。
如果让科索沃的阿族人获得独立，并与阿尔巴尼亚结合，这就会助长马其顿境内占总人口1／5以上的阿族人的分裂活动，也会推动希腊北部大约30万阿族人汇入“大阿尔巴尼亚”的行列；
如果每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都效仿科索沃阿族人要求独立，回归“母族国”，那么巴尔干这个“火药桶”就会全面爆炸，变成遍地烽火的种族残杀的大战场。
这不但是巴尔干各国，而且也是整个国际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巴尔干国家强调必须尊重南领土完整，反对科索沃独立，既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巴尔干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迄今为止巴尔干各国发表的正式声明看，都主张通过和平对话，以政治办法解决科索沃问题。
但鉴于科索沃冲突的严重性、巴尔干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除南斯拉夫强调这是南内政，只能“通过对话和内部渠道”加以解决外，许多巴尔干国家认为，单靠冲突双方难以解决科索沃问题，因此它们普遍希望和支持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和欧安组织为促使科索沃局势正常化作出努力。
但由于巴尔干各国所处地位和具体利益不完全相同，因此其主张也有差异。
阿尔巴尼亚等国认为，为了及时制止科索沃冲突，北约应尽早干预，包括进行军事干预。
阿对最近北约举行的旨在向南施压的空军演习采取欢迎和合作的态度。
马其顿政府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后才同意北约在马进行空军演习。
其政府明确表示，马不能被用来进行针对其邻国的军事行动。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等国家还对南斯拉夫遭受新的制裁表示过不安和疑虑。
此外，巴尔干国家还相互协调立场和行动，力图在解决科索沃问题以及确保巴尔干和平方面发挥作用。
阿、保、希、马、土、罗6个巴尔干国家拟组建一支多国和平部队，将在北约或联合国指挥下在巴尔干履行维和职责。
06月08日至9日，巴尔干9国外长在伊斯坦布尔聚首，专门讨论如何通过和平手段有效地制止科索沃暴力冲突升级，使巴尔干地区避免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乱等等。
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巴尔干国家要摆脱大国的“保护”和干预，主宰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尚有遥远而艰难的路程。

专栏：
我漫画家在比利时获奖
在日前结束的第37届比利时诺克—海斯特国际漫画大赛上，中国漫画家徐鹏飞荣获铜冠奖。
获得金冠奖的是德国漫画家弗兰克，银冠奖为比利时漫画家菲利浦夺得。
据评委会介绍，本次大赛共收到了全世界六十一个国家的近千名漫画家提供的三千七百多幅作品。
（本报专电）

专栏：
新西兰总理会见董建华
据新华社惠灵顿6月18日电（记者陈进军）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今天会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双方就国际、地区和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希普利在会见时宣布，从今年10月开始，凡持香港特区护照和英国海外公民护照的香港居民，如果来新西兰停留不超过3个月，将无需办理签证。
她指出，香港政权交接一年以来，中国一直信守对香港的承诺，允许香港享受高度自治，保护香港根据基本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董建华对新西兰政府的决定感到高兴。
他说，新西兰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不久作出这一决定，是对香港的极大帮助。
在双边关系中，重要的不仅是贸易投资关系，香港和新西兰人民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新西兰外交外贸部长唐·麦金农和财政部长比尔·伯奇今天也会见了董建华。

专栏：
柬越举行首轮边界会谈
据新华社金边6月19日电（记者雷柏松）柬埔寨王国政府第1首相兼外交与国际合作大臣翁霍今天说，为期3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关于边界问题的首轮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
今天下午，翁霍在外交部对记者说，柬埔寨同越南之间的边界问题由来已久。
根据两国政府首脑前不久达成的共识，柬越两国边界问题专家组6月17日至19日在金边举行了为期3天的首轮会谈，双方同意按照有关国际法，根据相互谅解、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本原则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翁霍说，经过3天的会谈，柬越双方已经对两国陆上边界划定达成共识。
双方对解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仍存在分歧。
柬方对越南和泰国去年08月签订的在柬埔寨有关重叠海域勘探石油天然气协定表示不满。

专栏：
泰国外贸顺差大幅增加
据泰国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统计数字，今年头五个月进出口贸易出超达一千九百一十八点二一亿泰铢，约合四十五点四八亿美元。
今年头五个月，泰国以泰铢计算的出口总额为九千八百三十四点四二亿铢，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千八百一十九点一四亿铢，增长率达百分之六十三点五。
由于进口大幅减少，泰国今年头五个月的进出口贸易出现大幅出超。

专栏：
海湾国家决定降低原油产量
本报阿布扎比6月17日电 记者林皎明报道：
从7月01日起至今年年底，阿联酋和科威特日产原油将降低7．5万桶，阿曼苏丹国日产原油降低2万桶，以挽救日益下滑的世界原油价格。
这是第21次海湾合作委员会石油大臣会议昨天在利雅得发表的会议公报宣布的。
本次会议是在世界原油价格狂泻不止，平均每桶价格已下跌6．5美元，降至10年来最低价位的紧急状况下召开的。
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大臣回顾了油价动荡形势，一致支持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前不久在阿姆斯特丹达成的减产决议。
海湾六国在本月24日欧佩克油价会议前采取减产行动，旨在促使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采取进一步行动，认真落实减产许诺，确保油价不再下滑。
据统计，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自今年03月利雅得会议以来，已经允诺日产原油降低102．5万桶，接近整个欧佩克组织允诺日减产124．5万桶的水平。
然而，世界原油价格并未因此而停止下滑。
六国石油大臣指出，油价继续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减产许诺并未兑现。
本次会议发表的公报，曾一度牵动油价反弹，但时过不久，英国北海油价又降回到每桶12．81美元的水平。
海湾六国表示，它们不排除继续减产的可能。

专栏：
美洲自贸区谈判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6月18日电 记者兰才基报道：
筹建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1次会议今天在此间结束。
两天会议期间，来自美洲34国的外长、经贸部长或副部长就委员会所属的9个工作小组的谈判内容、程序和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磋商，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仍存在着明显分歧。
据来自会议的消息透露，在磋商过程中，美国和加拿大已接受把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列入谈判议程；
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提出的建立一个取消本地区非关税壁垒的检查机制的提案，也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
但是，美国代表要求在谈判中首先就电信和信息贸易以及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巴西等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担心美国这样做是想要获得“早熟的收成”，即先期达成的协议先生效。
因而巴西等国的代表坚持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无论先后都只能在2005年起开始生效。
另外，阿根廷等国代表还特别关心克林顿政府能否及时从国会取得进行贸易谈判的快速处理权问题。
阿根廷外长迪特利亚在会议讲话中强调，如果美国政府在1999年内不能获得快速处理权，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将会中断”。

专栏：
蒙古银行合并引发政治危机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6月18日电 蒙古总统巴嘎班迪18日在致国家大呼拉尔会议的信中指出，蒙古政府关于把国有复兴银行并入私人“高勒木特”银行的决定违反国家法律，应予以废除。
蒙古政府5月27日秘密决定，将国有复兴银行并入私人的“高勒木特”银行。
此举引起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坚决反对。
人革党认为，政府未经国家大呼拉尔会议讨论就作出决定违反了国家法律，是少数当权者侵吞国家资产的行为。
因此，该党议员团决定在政府废除上述决定之前，不参加国家大呼拉尔会议，从而导致大呼拉尔会议中断半个多月。
国家大呼拉尔调查组15日作出了政府决定违法的结论。
在18日举行的国家大呼拉尔全体会议上，多数议员团坚持认为政府决定合法。
而人革党抓住某些大呼拉尔委员和政府成员授意复兴银行给某些公司发放多达30亿图格里克（1美元约合820图格里克）的贷款并使之变为不良贷款等把柄，坚决要求政府撤回决定。

专栏：
贝宁总统会见唐家璇
新华社科托努6月18日电（记者孙星文）贝宁总统克雷库18日在这里会见来访的中国外长唐家璇时说，贝宁和中国的关系是主权国家间关系的楷模，贝宁希望继续保持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这种友好关系。
克雷库说，贝中自1971年复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卓有成效。
在贝宁，各地都有贝中两国的合作项目，它们是贝中友谊的见证。
他指出，贝宁主张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发展友谊。
唐家璇说，贝宁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双方在政治、经贸、文教、卫生等领域进行了真诚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中国愿与贝宁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贝友好合作关系。
访问期间，唐家璇与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科拉沃莱就双边关系、非洲形势以及双方感兴趣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地交换了看法。
两国外长还签署了中国政府向贝宁政府提供无息贷款的协定和优惠贷款的框架协议。

专栏：
国际论坛
隧道尽头现曙光
吴文斌
经过4轮会谈，联合国销毁伊拉克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特别委员会主席巴特勒与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6月15日宣布，“双方已就未来两个月的武器核查安排达成协议”。
这表明，历时7年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自从1991年04月联合国通过对伊制裁的687号决议以来，围绕国际制裁和武器核查问题，中东地区风波迭起。
在国际制裁下，伊拉克人民灾难深重，15万妇女儿童因缺医少药而丧生。
08月09日，巴特勒将与阿齐兹再次举行会晤，评估两个月中对协议的执行情况。
巴特勒许诺，如果伊给予充分合作，绝大部分遗留问题得以解决，他将向10月召开的安理会呈交一份关于特委会半年工作报告，说明伊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履行了义务。
届时安理会将执行687号决议第22条款，结束对伊的武器核查，解除对伊的制裁，将对伊的武器核查转入长期监视的新阶段。
可以认为，这是他自去年07月就任特委会主席以来首次发出的积极、乐观的信息。
巴特勒之所以对近期可能结束对伊武器核查表示乐观，有多种因素。
除了伊拉克在认真地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国际社会理解伊的处境与合理要求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海湾战争后，美在中东推行“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战略，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新秩序”。
由于以色列政府拒不执行业已达成的协议，美国促和乏力，阿拉伯国家极为不满。
对正在酝酿召开的泛阿拉伯首脑会议，连科威特也表示不反对伊拉克与会。
与此同时，伊朗与海湾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加快。
结果，美国“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战略失灵，不得不考虑对伊拉克采取新的策略。
此外，印巴5月份竞相进行核试验，使南亚一时间笼罩着核战争的阴霾，成为世界的新热点，而科索沃问题的再度升级，又给美国及其盟国增添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正是在此情势下，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此次巴特勒与阿齐兹的会谈与以往截然不同，巴特勒给伊带去了“旨在以合法途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对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查工作的计划”，并在赞扬伊给予的合作之后表示，“隧道尽头的曙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
阿齐兹对巴的计划也作出了积极响应。
但愿事遂人愿，这对伊拉克人民和地区安宁都是好事。

专栏：
法兰西传真
一球击败保加利亚“绿鹰”飞进十六强
本报巴黎6月19日电 非洲“超级雄鹰”尼日利亚队已振翅飞入十六强。
他们今天在这里的王子公园体育场以1∶0击败保加利亚队后，两战全胜顺利晋级。
年少气盛的尼日利亚队在高速运转中精确的配合令人赞叹不绝。
上半场第27分钟，尼日利亚队在前场经过一次左路至右路，再至中路的精彩配合后，由20号伊克贝巴右脚一蹭破门得分。
下半场尼日利亚队收缩防线，顶住了保加利亚队的大举进攻，将胜利保持到了终场。
尼日利亚队在本届世界杯赛上的优异表现为非洲足球赢得了更多的掌声，而南斯拉夫教练米卢廷诺维奇能够将黑人选手的个人天赋和足球运动的整体意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使人对这位“传奇教练”增添敬意。
上届世界杯赛有不俗表现的保加利亚队目前只拿到一分。
老将斯托伊奇科夫、科斯塔迪诺夫和巴拉科夫在本场比赛中都有破门良机却最终失之交臂，除了让人叹惜球运不济外，也有英雄迟暮的感慨。
昨天沙特阿拉伯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1支被淘汰的球队，他们在圣但尼以0∶4惨败于东道主法国队之后，两战一球未进一分未得出线已无望。
法国队20岁的前锋亨利在比赛中一人打进两球，目前以3球的战绩和智利队萨拉斯、意大利队维埃里暂列射手榜之首。
法国队另外两球由特雷则加特和里扎拉祖攻入。
开赛第19分钟时，沙特队基拉维背后铲球被裁判出示红牌，只剩10人的沙特队更不是法国队的对手。
而法国队虽然已拿到6分稳稳出线，但其中场核心人物10号齐达内此战因红牌被罚出场，下一场同丹麦队的比赛不能上阵，使法国队夺取小组第1的难度加大。
这场比赛开始前，两名中国少年沈洁和李振宇同其他国家的4名少年一起手执国际足联公平竞赛旗帜引导双方运动员入场。
（远文）

专栏：
国际象棋特级大师邀请赛落幕
章钟晋升为国际特级大师
本报讯 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和中辰国际集团公司主办的第4届“陈振南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邀请赛于6月18日落幕。
乌克兰国际特级大师昂尼苏克以7．5分的成绩捧得了冠军杯。
中国年轻的棋手章钟和俄罗斯国际特级大师蒂维亚科夫同积7分并列第2名，章钟还获得他最后一个国际特级大师标准分，成为我国第9位国际特级大师。

专栏：
又一张红牌
新华社专发

专栏：
法兰西集萃
法兰西集萃
真的一样
昨天下午，记者在巴黎市政府门前广场席地而坐，与球迷一起观看南非与丹麦比赛的大屏幕电视。
这里虽不是比赛现场，但五六百球迷见到进球，欢呼鼓掌；
不满裁判时，口哨声声。
记者让座
法兰西体育场的记者席多达创纪录的二千七百五十座。
开幕式过后，记者席减少到一千一百座，等四分之一决赛时再恢复。
这样，可给观众挤出五千来张票。
进球纪录
智利队的萨拉斯攻破奥地利队大门后，使他在本届杯赛上的进球数达到三个。
这也创造了智利国家队的一项新纪录。
在这之前的纪录是四十八场比赛进球二十九个，而萨拉斯只用三十六场就进了二十九个。
喜鹊作伴
一只黑喜鹊停在法兰西体育场草坪时，法国队三号里扎拉祖正好破门得分。
法国报纸今天刊登人鸟在一起的照片，称这是一对“朋友”。
本报记者王芳
（本报巴黎06月19日电）

专栏：
第2届中国汽车拉力赛在京发车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李长云报道：
第2届555中国汽车拉力赛今晚在北京怀柔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发车仪式，并进行了第一赛段11．66公里行驶路段的赛事，明天将开始特殊路段的激烈角逐。
比赛共进行4天，于6月22日结束。

专栏：
红牌激起千层波澜
本报记者王芳
不再“心太软”
昨天世界杯赛的最大新闻，不是法国队第2个出线，也不是沙特队第1个被淘汰，而是C组两场球共亮出5张红牌。
这恐怕会在世界足球史上记一笔。
翻开世界杯赛记录，这并非首次。
1954年06月27日在瑞士伯尔尼，匈牙利与巴西进行1／4决赛，英国裁判埃利斯出示了3张红牌，但那是在出现“武力冲突”的情况下。
本届世界杯预赛第1轮16场比赛，仅出示3张红牌，每场平均0．18张；
第2轮进行了6场比赛，已出示6张，平均每场1张。
此间人士相同的看法是，这与国际足联新任主席布拉特、法国组委会主席普拉蒂尼的强硬态度有关。
记得早在6月06日，记者出席了本届杯赛裁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会上，不断播放背后铲球的一个个镜头，以统一认识。
但从会后许多记者与裁判交谈时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能发现仍有分歧。
事实上，开赛后第1轮的3张红牌中，只有韩国河锡舟是因背后铲球被罚下场的。
对这种局面，布拉特先是在德国与美国队的赛后提出批评，第2天一早又到新闻中心说了类似的意见。
记者当时听了，感到他的语气中带着对裁判们“心太软”的不满。
06月16日，在第2轮比赛前，裁判们开了一个会。
自此，他们一个个硬气起来。
众说纷纭
对于昨天的5张红牌，参赛队和法国舆论议论纷纷。
支持的意见是，这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安全，有助于制止足球暴力。
虽然齐达内领的这张红牌是法国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次，他本人公开表示不服，为其打抱不平的人不少，但教练雅凯认为罚得“有道理”，说一个球员应该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
被侵犯的沙特队9号亚贝尔对裁判的判罚“感到高兴”。
另外，有人指出，严肃的惩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足球“攻难守易”的现状，以后比赛的进球会增多，观赏性会提高。
相反的意见是，这样做会影响足球激烈对抗的程度，大家都会变得“缩手缩脚”。
喀麦隆队教练批评裁判“过分敏感”，甚至挖苦有的裁判“很懂得上司的意图”。
南非队17号队员麦卡锡抱怨红牌“把刚才我们进球的欢乐全给搅了”。
沙特队14号队员卡立德说，“这使我们整个队的精神都受到了伤害”。
法国队队员德尚则希望，纪律委员会对齐达内这种因紧张引起的动作的处理要“宽容一点”。
此间报纸的倾向性意见是，这样做有些“过分”。
《队报》把裁判称作昨天比赛中的“明星”，说他们“确实听话了”，“但过分严厉”。
《解放报》一篇报道说，裁判“突然变得严厉”，有的红牌掏得“过于仓促”。
甚至有人说，喀麦隆5号卡拉踢倒意大利队比亚吉奥被亮红牌的那一脚，在以往或许连黄牌都是可罚可不罚的。
影响深远
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就红牌问题向国际足联发言人发问。
他说，国际足联对裁判的总体看法是满意的。
开赛头几天，裁判对犯规的处罚显然不太严。
昨天，这种倾向倒过来了，但有点过分严厉。
如何平衡，是个问题，尤其对世界杯赛是个大问题。
我们能够理解裁判，现在足球的速度越来越快，裁判在技术和心理上也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记者注意到，昨天，新闻中心“国际足联”的格子中，出现一份新的材料，详细介绍了有关黄牌和红牌处罚的24条规定。
不能小瞧在世界最高级别比赛中出现的这6张红牌的示范效应，它会对目前和未来的足球发展产生微妙的影响。
综合各种分析，预计各队将采取以下新的对策：
——尽量不铲球。
事实上，本届杯赛开赛以来，铲球较以往已大为减少。
今后这一动作将更少出现。
——避免严重犯规。
因为，这两天不光背后铲球，明显的、大幅度的犯规动作也照吃红牌。
——练习以多对少的进攻套路，就像冰球那样把“五打四”、“五打三”作为一种常规战术来练；
同时，要专门训练以少对多的防守。
——准备多个方案与阵容。
红牌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把一个队的“灵魂”队员逐出，过多的红牌也会把一个队的主力阵容罚得七零八碎。
因此，必须在战术和人员方面作各种准备。
比如，法国队就在考虑没了齐达内的中前场该怎么办。
（本报巴黎6月19日电）

专栏：
雅凯表示
法国队踢得并不完美
世界杯足球赛C组4个队的教头，于6月18日的两场比赛之后发表了一些看法。
法国队教练雅凯说，对沙特队的比赛并不完美，杜加里受伤、裁判的亮牌，使我们开始感到压力，但这就是比赛。
要踢赢这场球并不容易，法国队错过了不少机会，显得不够从容，不过，我们的队员非常有潜力，需要的是继续加强自信心和场上表现得更为冷静些。
丹麦队教练约翰松说，对南非队这场比赛我感到不满意，我们在头20分钟踢得不错，后来就不行了。
赛前，我充满信心，我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进4或5个球呢。
我中间换下10号劳德鲁普，是因为我们的防守有问题。
南非教练特鲁西埃说，对沙特队的胜利证实了法国队实力的上升，与南非队的那场比赛就表明，法国队已成为世界杯足球赛有希望夺冠的球队之一，希望它在同丹麦队的比赛中乘胜前进。
法国队战胜沙特队，对我们有利，剩下的是我们应全力打败沙特队。
本报记者王芳
（本报巴黎6月19日电）

专栏：
高歌一曲入云天
本报记者陈昭
马赛，法国第2大城市，亦是法国人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城市。
法国国歌——马赛曲就诞生于此。
15日发生的足球流氓滋事事件至今仍然在马赛市民中留下阴影。
一家中餐馆姓林的老板说，那天晚上，警笛刺耳，突尼斯与英国球迷在海滩酒吧大打出手，不仅掀翻桌椅，并且将餐馆、商店的玻璃砸得粉碎。
尽管这里现已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但满街的军警如临大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行人的神态，仍然令人感到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
昨天，法国队以4∶0狂胜沙特队以后，令法兰西沉浸在狂欢之中。
法国总统希拉克也发去贺电，祝贺法国队顺利进入1／8决赛。
昨晚另一场同组比赛，南非与丹麦战平。
本场比赛，裁判共出示3张红牌、7张黄牌；
法沙之战，2张红牌，4张黄牌。
连当地电视评论员都说，本届世界杯赛应设一项出牌大奖，看哪个裁判能创下一场比赛亮红黄牌的世界纪录。
深夜时分，“暴走族”们驾驶着去掉消音器的摩托，一辆接一辆呼啸着从我们下榻的旅馆窗前疾驶而过，汽车也鸣着喇叭，共同庆祝法国的胜利。
其实，法国队在小组赛中仅仅战胜了两支相对较弱的队，一旦法国队失利，法国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得了、马赛刚刚平静的海水还会掀起巨浪吗？
站在马赛港，放眼望去，在碧波万顷的地中海中，那座寸草不生、裸露着狰狞岩石的一座小岛——著名的伊夫岛矗立在大海中。
岛上那座石头筑成的碉堡式监狱清晰可见。
当年大仲马就是在此萌发了创作《基督山伯爵》的灵感。
伊夫岛曾关押了3000多名犯人，今日早已成为旅游胜地，可在马赛市内的监狱里，还关押着100多闹事的足球流氓。
夜空里，有人用小号吹奏起《马赛曲》，乐曲高亢嘹亮，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的《二泉映月》那般凄婉动人。
但它确实是号角，激奋人们点燃生命的火焰，在它鼓动冲锋的旋律中，马赛城迎来第一缕晨曦……（本报马赛6月19日电）

专栏：
新书架
《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
樊美筠撰写的《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剖析了现代西方美学体系，指出这种美学体系在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感性与理性等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割裂，由此导致了“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人性的分裂和人的内心世界的失衡。
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和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以和为美”的“整体意识”，“以清为美”的“尚清意识”，以敬畏热爱大自然为指归的“生态意识”，以崇尚“本色独造”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意识”，以尊重妇女为内容的“女性意识”，以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非美倾向”、“人文导向”、“世俗化倾向”、“解释学传统”和“多元论传统”。
（高原）

专栏：
报刊文摘
中国古代科技何时领先于世界
陆敬严在《中国古代科技何时领先于世界？
》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秦汉时已臻成熟，并领先于世界，时间约是公元前三世纪，比李约瑟博士所说的公元三世纪，约早五百年左右。
秦汉时期中国的重要发明特别多，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手摇纺车、织布机、造纸、冶金水排、风扇车（清洗粮食）、钻井机（可凿深井）、地动仪等。
近年考古发现的秦陵铜车马，更令世人注目。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言中，列举了中国古代二十六种重要发明，以及这些发明传向西方的时间。
而在这二十六种发明中，属于秦汉时期的就有八种之多。
这还不包括汉代的指南车、记里鼓车和秦代的铜车马。
因为这些帝王使用的东西，并未传向西方。
而铜车马，在李约瑟博士撰写前言时，还没有被发现。
李约瑟博士认为，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国结束了科技领先于世界的局面。
这个时期是中国明代中叶，结论是正确的。
（摘自《文汇报》）

专栏：
新书架
《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创造》
刘诚著的《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创造》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的专著。
该书从总结中国人民对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艰辛探索入手，论述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在中国几度试验及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毛泽东、邓小平对多党合作理论的开拓性贡献；
并紧紧围绕多党合作理论这一中心，从理论渊源、政治策略思想、政党理论和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基本方针和运行机制、多党合作与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等各个方面层层展开论述。
（苏人）

专栏：
学者论坛
刘大年在《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一文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历史观问题不管近现代史、古代史研究都要讲，这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根据。
许多同志都会认为该拿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据。
我想讲关于近现代史的历史观、方法论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神学，而是科学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也碰到了几个问题：
一是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们在搞大跃进时，把共产主义到来的时间说得很短，苏联的历史上也讲过很快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是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苏联和我们都把这个过程讲得太短，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估计不足。
过去所说的行不通，这对人们的思想形成了冲击。
二是苏联的解体形成了另一个具体冲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还灵不灵？
三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它是先有科学的体系，然后才有群众运动，最后才有政权。
有了政权后，政权便与学说结合起来了，政权是个权威，这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加了一个权威。
政权是什么都要管，所以到处都套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
这样把许多事情庸俗化了。
这个结果，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
我认为，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理论就推翻不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学说，在现在，也没有什么学说可以代替它。
还有阶级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虽不能乱贴标签，不能简单化，但也不能说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
可以说有不同的斗争形式，但不能说没有。
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没有过时。
还有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一基本观点，历史上是不是这样？
对这一观点有过争论，至今没有结果。
我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辛亥革命，若不讲人民群众的作用就解释不清楚，所以这一基本观点也推翻不了。
总之，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具体分析。
有些人产生怀疑并不是不可理解，但即使有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门科学了，它还是指导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带给这个世界的改造运动，是前所未有的。
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是不平衡，有高有低，以前英国是日不落之国，第2次大战使英国落下去了。
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潮与低潮，社会主义发展也是如此。
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还是黎明，不是充分发展的高潮，高潮还在后面。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科学的，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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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核心·追求》
刘仁学、范军、张森林主编的《宗旨·核心·追求——为人民服务理论与实践新探》一书，已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为人民服务一系列论述为依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科学内容体系，揭示了为人民服务理论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的地位、作用。
该书还注意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回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
（张玉来）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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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的若干争鸣问题
□陈梧桐
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
明史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自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格外关注。
近年来，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并对明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强化。
元亡明兴，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为此后的清朝所继承和发展，进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于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有的学者归咎于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好杀”的性格特点，有的认为它是明初淮西贵族集团与浙东豪绅集团权力之争的结果。
有的学者则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指出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它虽然带有朱元璋性格的烙印，并同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归根到底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发展以及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产物。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已步入晚期阶段，地主阶级的腐朽性以及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使明朝在建国之初就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很不稳固。
宋元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普遍发展，又使封建地主对土地和佃农的占有变得更不稳定，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削弱。
面对这种状况，地主阶级迫切要求明朝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封建统治，以强化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保证地主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榨取。
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就是适应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出现的。
最后一种说法，显然是较有说服力的。
对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作用，有的倾向肯定，有的倾向否定。
经过多年讨论，多数学者主张应该辩证地分析，认为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确曾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并起到维护和加强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作用；
但其最终的结果，又必然要导致政治的腐败，抑制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阻滞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缓封建社会的瓦解。
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和缓慢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这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建国以来，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有战国、两汉、唐、宋（特别是南宋）、元末明初、明中期、明后期和清康雍乾时期的不同主张。
明中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赋役制度的改革和农民、手工业者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削弱，工商型城镇的出现，商业资本向手工业的渗透，官营手工业的民营化倾向，民营手工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出现，以及海上私人贸易冲破官府的海禁而不断发展等事实，为明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提供较为充足的论据，使之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在西方，十九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曾提出中国社会停滞论。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家产制具有传统主义与专断意志两个明显特点，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可预期的法律与管理，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工商业资本主义。
这一学说伴随七十年代全球的“韦伯热”而传入中国。
到八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超稳定系统论”。
与此同时，有学者也著文指斥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首先产生于英国而后扩散于全球的。
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外因论，因而不被广大学者所赞同。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
这也是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
原先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大顺与大西政权的性质、“流寇主义”、“均田免赋”、张献忠起义军的地位以及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上。
八十年代以来，李自成兵败以后的结局则成了争论的热点。
李自成兵败之后的结局，就死地与终年而言，自清初至今至少有十几种说法。
其中流传较久、影响较大的有三种：
一是顺治二年（1645年）05月遇害于湖北通山九宫山；
二是顺治二年09月死于湖北通城九宫山；
三是顺治九年遁入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以奉天玉和尚名义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于该寺。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争论，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
1988年，国务院核定并公布湖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1980年湖南石门县李自成调查组挖掘奉天玉和尚墓，发现并征集到一批文物，对文物作出种种解释以论证禅隐说，从而再次掀起一场争论。
1997年0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说的争论达到高潮。
主张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主要的依据是清英亲王阿济格奏报、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逆闯伏诛疏》、费密《荒书》、康熙初《通山县志》等原始文献的记载，论据显得比较充足。
主张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所持论据大多出自推论、揣测，依据的主要史料是何璘《书李自成传后》，但此文写于李自成死后一百多年，记的又是传闻，并不足信。
关于南明的抗清斗争。
南明的历史，是明代历史的延续，它既是清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属于明末历史的研究范围。
由于史料记载多有歧异、牴牾之处，研究者观察的角度各不相同，争议的问题颇多。
其中，对清入关与南明抗清斗争的性质和评价，分歧更为尖锐。
一种观点把清取代明这个既成的历史事实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
认为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中国面临的是统一还是分裂问题。
黑暗腐朽的明朝包括几个南明小朝廷已失去存在的价值，李自成与张献忠亦无力重建全国的统一政权，唯有生机勃勃的清政权在很短时间内统一中国，避免了分裂继续下去。
清军入关及其进行的战争是统一战争，应予以肯定。
这种说法，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要发展，要进步，这是历史的必然，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属于偶然因素；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全国的大统一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清入关前，全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主要历史任务是推翻明朝的腐朽统治。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朝廷宣告覆灭。
清军紧接着入关占领北京，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农民军，南明的弘光朝廷也力图“联虏平寇”，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
但清军在攻占黄河流域特别是占领南京后，悍然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一系列恶政，并强迫广大汉族按照满洲风俗剃发易制，稍遇反抗，即滥加屠戮。
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
农民军的余部于是调整斗争策略，联明以抗清。
南明政权由于依靠曾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流寇”农民军余部和“海寇”郑成功队伍，实现大换血，实力骤增，多次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明清相争的局势因而呈现僵持的状态，谁胜谁负尚在未定之中，谁把握住机遇，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南明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最后虽然由于内部的重重矛盾而告失败，但却使满洲贵族看到汉族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如不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便无法稳定其统治。
因此，康熙帝在亲政后就采取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并在其当政前期基本完成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使民族矛盾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全国的大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中，前一种观点强调满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
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明史研究中，争论的问题还有很多。
相信只要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极探索，民主讨论，分歧会逐步缩小和消失，从而接近并最终到达真理的彼岸。

专栏：
学者论坛
林甘泉在《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一文中剖析：
历史研究中“左”的思想影响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
照我看来，这与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的挫折，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都有一定的关系。
而就历史学本身来说，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受了“左”倾思想的影响，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冷淡，是对“左”倾思想的一种惩罚。
我认为建国以来“左”倾思想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1，对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没有认真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这种情况使得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很容易只看到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谬误，而对它们的学术成果了解不够，重视不足。
建国以后，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这种偏向更有所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的遗产十分丰富，无论是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书编纂，都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借鉴的东西，然而我们以往并没有认真加以总结。
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可是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还是作出了很出色的成就。
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应该批判，但资产阶级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应该得到充分尊重。
对于他们的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而我们过去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名义下，恰恰是把他们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否定了。
第2，对于外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但知之甚少，而且采取一种盲目拒斥的态度。
五十年代，我们强调向苏联学习，不少史学观念是从苏联史学那里搬过来的。
苏联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看作是“伪科学”，我们也跟着贬低和拒斥西方史学。
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史学变成禁区，外国史学就更没有什么可学习和借鉴的了。
事实上，外国史学也有许多流派，在社会历史观、史学方法论和史学认识论等方面，并非都是一致的。
有些外国史学家，或者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或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倾向唯物史观。
即使是一些坚持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列宁说：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
而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却用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外国史学，这就使我们的史学故步自封，知识结构老化。
第3，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作教条，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
例如，在阐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时，忽视了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
在论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忽视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
在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时，忽视了政治和思想文化因素的反作用；
在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忽视了他们也是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
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忽视了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重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时，忽视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和民族斗争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时，忽视了其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等等。
由于思维方法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历史的诠释常常缺乏说服力和生命力，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它应有的地位。
一些研究课题不断重复劳动，然而成果却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
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一向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
当唯物史观被当作一种现成的公式而随意剪裁各种历史事实时，人们对它感到厌倦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4，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
我们过去把史学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现在看来并不全面。
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史学的政治功能。
《春秋》“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都是为了总结剥削阶级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
资产阶级史学尽管标榜“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也免不了要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
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但是史学作为一门学术，又并不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史学的社会功能，比它的政治功能要宽泛得多。
通过学习历史，人们可以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启迪智慧，提高文化素质。
我们今天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既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深刻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这是时代赋予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而我们过去把史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这方面的研究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就史学的教育功能来说，我们过去强调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史学的教育功能决不仅于此。
如果人们通过学习历史，也能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史学大概也就不会受到社会的冷落了。
历史研究要不要用理论指导，这是老问题，今天仍然是个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淡化理论，甚至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研究。
这显然是不对的。
对这个问题，刘大年、林甘泉两位资深研究员撰文，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文章说理充分，分析深入，值得一读。
——编者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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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论》
葛守昆、金毅合著的《生产关系论》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揭示其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真正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做到一切为了劳动者，一切依靠劳动者。
强调要以平等互利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原则，认真调整和处理好劳动者在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矛盾，促进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既有利益驱动，又有行为约束，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该书呼吁建立一门专门的生产关系科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该书在所有制性质、公平与效率、“雇工”剥削等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上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施青）

专栏：
报刊文摘
“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龚育之指出，文化与精神文明，大体上是一个意思。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
应当把科学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作用摆到应有的高度。
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中心口号。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讲“新文化”，把它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科学也摆在很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重申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加上邓小平同志讲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科学也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规定性。
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1生产力”，是就其对生产力、物质生产的作用而言的。
从精神方面来讲，还应该说“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科学思想不限于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包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成果。
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内的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迷信、反科学、伪科学。
现在，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见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
“五四”运动时期，针对封建、愚昧、迷信等，陈独秀讲得慷慨激昂。
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同志讲“三大害”，即“不识字、不卫生、迷信”，胡乔木同志写了“反迷信提纲”。
建国初期，反对迷信、反对会道门，很有成效，但这些现象并未完全绝迹。
研究精神文明，研究哲学，要面向实际，要研究这种社会现象产生、蔓延的原因以及与之斗争的方针、方法。
（摘自《光明日报》）

专栏：
学术交流
第8届清史学术讨论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边疆史研究中心、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第8届清史学术讨论会”日前在武夷山市召开，来自祖国内地及台湾、香港的一百二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
清代边疆史、清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清代台湾史研究等。
在清代边疆史讨论中，与会代表主要分析了清代国家统一及其与儒家“大一统”观念的关系问题，认为清朝统治者继承儒家“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把实现“大一统”作为其治国的终极目的，因此，清军入关，虽投入重兵戡定中原，但丝毫没有忽视边疆，而是把自己的统治命运与遥远的边疆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的学者还指出，清代的“大一统”，重在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及其价值取向，已突破了历代关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其标志就是康熙三十年05月作出的“废长城而不用”的重大决策，把长城内外、边疆与内地、汉人与少数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之下。
这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一次真正变革，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划时代发展。
还有的学者认为，清代的国家统一不但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而且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包括为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自富自强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
学者们在充分肯定清朝国家统一政策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时代局限和认识局限，特别是在制定边疆防卫战略上，具有明显的重陆疆轻海防的传统特色，这一战略失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近代被动挨打的严重后果。
在清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讨论中，与会代表以各自研究的专长与独特的视角，将经济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及社会习俗、家族社会、移民社会、城乡人口结构、灾荒史研究等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有宏观的描述，也有微观的剖析，反映了清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的趋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对《清实录》中蒙古史史料、中朝历代史料、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馆藏中文档案史料、清代前期沿海地区士人的笔记文录、家谱、族谱等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介绍，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认为无论是新史料的发掘，还是研究视角的更新，对于清史研究的深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清代台湾史研究的讨论中，有些学者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就清代英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演变、清代台湾与琉球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的学者则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考察了清代台湾与菲律宾闽粤移民的家庭结构；
还有些学者对清初台湾郑氏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往来、清代台湾商品市场的演变、中日贸易的贸易品目变化与数量等作了深入分析，其中还有学者就清代台湾嘉义地区的开发与环境变迁问题进行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黄顺力）

专栏：
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
郭志刚
“乡土”和“地缘”这样的字眼，先就让我感到几分亲切。
“一方水土一方人”，人生情缘不仅与生俱来，也与“土”同在。
试想，谁的心里、梦里没有自己那个“生于斯，游于斯，嬉于斯”的家乡呢？
这个家乡不管在天之涯，还是在地之角，什么时候想起它来，心里都会热乎乎的。
怪不得许多人，包括一些现代著名作家，总爱称自己是“乡下人”，大概在他们的自谦里，正包含着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吧。
这部《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作者：
崔志远，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启动了一个在当前来说尤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本书是这些年来由主要谈“洋”到转而谈“土”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产物，它体现的不是倒退，是前进，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
作者谈乡土文学，事实上是一种重新认识和重新选择，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谈“土”。
他的研究工作不但具有前沿性，成果也是显著的。
他讲的是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但看看内容，早已“超越”了新时期好几个时代——它的根须，一直伸展到远古，内容也远非限于小说。
书中讲的那些不同地区（如燕赵、三秦、吴越等等）的地缘文化，脉络清楚，有历史感，分开来看，很像是各个地区的“小文化史”。
讲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不见得非要说那么多东西，但作者既然说出来了，还叫你读得很有兴味。
而且经他演绎、说明，许多内容，也确实有助于人们明白地缘文化对创作的深远影响，这对读者深入体味新时期不同地区小说的渊源所自和艺术风韵，都是很有帮助的。
作家的创作，常常天马行空，驰骛八极，眼观现实，心游大荒，千年流光，可以化为翩然一梦，天涯陌路，也可变得柳暗花明。
可见，刻舟求剑或就事论事式地研究创作是不行的。
作者这部书，由今及古，似远而近，网撒得很大、很开，所论即或不能都那么周严、妥帖，他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可取的。
乡心和乡情在人群中拥有一个最大的共鸣区，它应该是乡土文学永恒的灵魂和主题。
“地缘”也是这样，如果说血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粘合剂，那么，“地缘”就是地区群体之间的粘合剂，它们牢固的凝聚力，都来自那个颇有几分神秘性的“缘”。
“缘”，首先是一种物质元素。
但是，单一的物质并不始终具备粘合的作用，正如金钱财物并不是家庭关系的可靠保障一样。
只有当“缘”升华到感情境界、精神境界，这种粘合作用才是强大的、可信的。
所以，这个“缘”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化了的“情”，或“情”化了的物质。
乡土文学也好，地缘文化也好，都要深挖这个“情”，不断解开这个“情”字结，这样，才能做出富有启示性的好文章。
在这方面，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从书中的行文细处，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待学问的谨严认真态度，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把这一有深味的课题继续拓展深入。

专栏：
向陈寅恪先生学习什么？
沙健孙
前些时候，在一些书刊中，讲堂上，以至大学生宿舍里，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思想、风骨、行止，一时似乎成了议论的热点。
无疑地，作为一位有多方面重大成就的前辈史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树。
他“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就较乾嘉诸学者更上一层。
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开拓史料来源，他倡导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径。
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1卷）。
他所留下的这些思想、学术遗产，至今仍然需要我们很好地去发掘、研究、继承和发扬。
不过，对于有的论者来说，陈寅恪之所以值得推崇，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尤其在于他的学人风骨、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而作为这种风骨、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并被反复强调的，则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聘请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他复郭沫若、李四光函中所提出的两个条件。
这就是：
“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请毛公（毛泽东）、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有论者以为，当六十三岁的陈寅恪说出这句话时，他在那一刻正是表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家某种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
陈寅恪曾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之间”。
对于一位有着这样思想经历的老知识分子来说，主张不学习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马列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真理，它既不需要、也不应当强制人们去“宗奉”。
这里的问题在于：
陈寅恪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是不是因为他不宗奉马列而争得了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不了解马列主义，究竟是他的长处还是弱点？
主张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是表现了他的一种思想局限还是一种需要大力歌颂的英雄行为乃至壮烈情怀？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引证一下周一良先生对陈先生的一些看法。
周先生也是一位在魏晋南北朝史等研究方面有重要成就的老一辈史学家。
他早年曾师从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陈先生任组长的历史组从事研究工作，并深受陈的影响；
从哈佛留学归来后，又同陈先生在清华一起共过事，并给他译读过日文杂志的论文。
他对陈寅恪的了解是很深的。
正因为如此，他对陈先生的思想、学术的评价，也就应该有着特别的分量。
在《纪念陈寅恪先生》（1989）一文中，周一良先生提出了“陈先生何以能不断发前人未发之处”这个问题。
为此，他讲述了陈寅恪具备的四个条件：
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
古今中外，博极群书；
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
勤奋刻苦。
他说，在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史学大师中，像陈寅恪那样，“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
不过，他认为，这些还不是陈寅恪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
他写道：
“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史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
他指出，陈先生论述历史现象时，经常注意区别共性与个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
“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
以为“宗奉”马克思主义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
诚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束缚思想的。
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歪曲。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是由什么人发明出来，而后从外部强加给历史的僵化的原则；
它本身正是从无数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一种封闭的学说。
它在发展中可以融合、吸纳一切对于历史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成果。
正因为如此，以它作为指导去观察历史，将有助于人们透过历史的现象，把握历史的本质即内在的规律性。
而一切对于历史科学的观察方法，也是可以而且一定会与它相通的。
周一良先生对于陈寅恪学术成就所作的上述评析，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
几年前，在北京史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记得当金冲及教授称赞田余庆教授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写得深刻、读来引人入胜时，周一良先生曾说：
田先生这部书超过了陈寅恪。
因为陈先生的方法，田先生都掌握了；
而田先生掌握的方法，陈先生并不都掌握（大意如此）。
周先生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在北大历史系上学时也读过陈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书，从中受到过启发，而且听得人们议论，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几乎是无法超越的。
不过，周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几句话作解释。
后来，在1997年第3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我读到了周先生对此所作的进一步的说明。
他指出，田余庆教授“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微观的历史考订与宏观的大势鸟瞰，对东晋一百年的政治、社会史作出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解释，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的一大突破。
书中论点之新鲜，分析之透辟，不亚于陈寅恪先生之著作，而有些方面过之，其原因当归功于解放后不断学习唯物辩证法之赐”。
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限制、而且有助于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这该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吧。
显然，周一良先生对陈寅恪、田余庆有关著作所作的上述评论是富于启发性的。
事实很清楚：
如果说陈寅恪的治学之道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是他在老史学家中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那么，不“宗奉”马列，就恰恰不是他的强点而是他的弱点，不是他的优胜处而是他的局限性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陈先生的这种弱点和局限，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它神圣化为崇高的风骨和壮烈的情怀呢？
这究竟是对这位史学大师的尊崇还是讥讽？
是对青年人的激励还是误导？
是对社会科学的促进还是阻滞？
这些问题，都该让我们深思细想。

专栏：
当前小说流派漫说
李运抟
从能够进行归纳的创作流派看，二十余年来的新时期小说无疑是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史上迄今为止最活跃的时期。
流派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以艺术表现手法分，有“意识流小说”、“结构主义小说”、“怪诞小说”、“新写实小说”、“纪实小说”等；
以题材言，有“知青小说”、“大墙小说”、“留学生小说”、“军营小说”等；
以带有思潮与阶段发展的创作走向分，则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等；
从创作群体看，又有“知青作家”、“先锋派”、“新生代”等；
若以显示了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流派分，则有“京味小说”、“海派小说”、“津味小说”、“汉味小说”及湖南的“湘土小说”等。
另外像“新都市小说”、“新市民小说”、“新体验小说”这些以杂志来牵头，约请一批作家共同操作的创作现象，也是令人注目的。
小说流派如此之多，情形也就非常复杂。
事实是在列举上述创作景观时，我们已经面临着或已经陷入了一个难题：
这些以不同称谓所概括的创作存在，究竟算不算文学流派？
若是，依据什么？
若不是，依据又是什么？
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但又往往纠缠不清的问题。
同时也是应该积极对待但却往往忽视了的问题。
研究创作流派的存在与否、得失如何，本是及时总结创作实践、比较创作特点、引导作家创作自审的有效途径，但这方面的理论自觉恰恰较缺乏。
我们比较习惯面上的打旗号，甚至热心于能有“轰动效应”的商业操作。
文坛曾有“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戏言，揶揄创作标新立异太快。
其实如李渔所说“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
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创新立异并非不好。
关键是这“各领风骚”，是否有真正的价值及其特点何在。
研究文学流派，实质便是专意于这方面的寻觅、分析与比较。
那么，应如何看待新时期小说流派错综复杂的现象以及该怎样确立评判尺度呢？
我想提出这样几点浅见：
首先是要在创作实践的客观状况中建立评判尺度。
以传统的流派划分理论来看，流派的形成有几个标准。
即：
有创作群体及代表作家；
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相近；
创作题材接近；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以此而言，新时期小说流派便有自己的特点。
如创作群体较松散，作家创作风格变化大，几乎没有社团性质的结合，通常未见共同的创作宣言，亦不多对流派首要作家的推崇，等等。
这就是说，我们很难以传统的观念来规范新时期的小说流派，因而必须从创作实践的客观状况出发建立新的定位尺度。
比如说“知青小说”，是知青出身的作家写知青生活，从创作群体的取材、审美情趣、创作风格和创作观念来看都有较大的相似性与聚合性，基本形成一种小说流派。
但这个流派同时很松散，作家之间也并没有自觉的流派意识，还是各写各的。
其他一些小说流派也是这般情状。
由此，我们的确也只能尽量关照创作的客观事实，照搬条条框框的划分显然不妥。
换言之，理解与划分新时期小说流派，理论要落实到实践的生命实体中，而非拿实践去迎合理论框框。
其次是客观性与宽容性的结合。
强调新时期小说流派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状况的特殊，强调我们的划分应从其特殊性出发，又不能没有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标准。
因创作实践的丰富多样而建立新的评判尺度，这些尺度同样必须具有相对的普遍性。
否则评判与确立就没有客观可言，就会导致牵强附会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流派划分。
比如说以杂志专栏形式出现的“新市民小说”、“新体验小说”、“新都市小说”和所谓“文化关怀小说”，就不具有多少流派性质。
它们的出现与存在，人为性太强，操作性突出，暂时结合的性质太明显。
因此尽管它们有宣言有作家群体和同类作品，却也仅是打旗号式的创作现象，显然缺乏形成文学流派所需要的创作的底蕴积累、有机联系以及最低限度的稳定性。
坚持客观标尺以防鱼龙混杂，但同时又不能太苛刻。
因为如前所说，新时期小说流派有其时代的特殊性，致使有些流派是在形成与否之间而显示了游移状态：
可算流派但不成熟，或呈流派状态却不稳定。
这就需要评价的客观性与宽容性相结合。
太严格或太苛刻，既不利于流派的划分，也不利于对流派创作特征及成败得失的总结。
不成熟不稳定的流派毕竟还是流派。
发现和研究它们则利于创作经验的总结。
再次，我们应从理论高度充分认识流派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出现，往往内涵丰富，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包括创作观念、创作思潮、审美走向、形式运用、作家状态与读者接受等多种文学表现在内的聚合情形。
发现而定位，确立而研究，一个文学流派就能提供许多富有意味的理论话题。
就新时期小说流派的研究来看，我们缺乏流派意识的总结，较多面上的标立旗号冠以主义，追潮赶浪的现象多，这都不利于流派的研究，实质也是未有真正从理论高度来认识文学流派。
这方面所以缺少周密而深刻、明晰而有力的论说，较多的只是似是而非的表面描述，与理论重视不够多有关系。
新时期小说流派现象其实是大有可为也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只是需要有志者潜心者来进行。

专栏：
日本的“原子弹文学”
刘光宇
日本的原子弹文学是以题材的同一性，而不像通常以创作手法命名的文学，这可以说是文学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
然而，就其思想倾向而言，它却是属于日本战后派的，是战后派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5年0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漫长而可怖的时代结束了，在释去战争重负的日本列岛上，文学开始恢复生机，于是，战后派文学诞生了。
战后派有别于日本以往任何文学，它是在历史的急转弯处，吸收了血与死的特殊营养诞生的。
战后派的作家们大都经历过战争的苦难，他们带着创巨痛深的无法愈合的精神伤口，搜索枯肠地反思惨痛的历史，力图在深重的民族教训中寻求到社会与人生的真谛。
原子弹文学出现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时间上与战后派几乎同步。
第2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先后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这固然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但也给广大无辜的日本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全世界亿万人的心灵也因此而受到冲击和震撼。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原子弹文学（日文称“原爆文学”）于是应运而生。
所谓“原子弹文学”，即描写、刻画原子弹爆炸对生灵涂炭和对人的心灵摧残与扭曲的文学。
在战后日本文学中，原子弹文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的文学现象。
从作家对所处理的题材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1类是1945年08月，当美国把原子弹投到广岛、长崎时，正在当地的作家根据他们的见闻写下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原民喜的小说《夏天的花》（1947）和大田洋子的小说《尸街》（1948）等为代表。
第2类是原子弹轰炸时还是学生，以后才成为作家的人们的作品。
当时他们目睹了许多同学、亲友不幸罹难，作品表现了对原子病的不安、恐惧心理，表达了对原子弹蒙难者深切的怀念以及处于核时代的人类心灵的呼声。
代表作有林京子的小说《祭祀的场所》（1975）和竹西宽子的小说《仪式》（1963）等。
第3类是一些自身虽然不是原子弹受害者，但接触过原子弹受害者，多侧面、多角度地描写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所带来的人间惨剧，核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作品。
这些作品在描写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多理性的思索，因而其主题深化了，思想性一般也超越了早期的原子弹文学作品。
这类名作有井伏鳟二的小说《黑雨》（1965—1966）、佐多稻子的小说《树影》（1970—1972）、堀田善卫的小说《审判》（1960—1963）和大江健三郎的随笔《广岛札记》（1965）等。
原民喜（1905—1951）的小说《夏天的花》是原子弹文学的代表作。
该作品是三部曲，除《夏天的花》外，还有《从废墟上》和《毁灭的序曲》。
它朴实、淡泊、不动声色地记录了广岛原子弹轰炸的惨剧，按照时间顺序，逐层深入地刻画了这一人类空前浩劫的地狱般图景。
《夏天的花》对于这场人间惨剧，是置身其中，又跳出其外。
作者只是冷静地记录，冷静地再现，冷静地暴露，冷静地揭示，至于酿成这场悲剧的时局背景，何以至此，作者没有片言只语。
相反，作者却这样写道：
“我曾想过，应当把这次空袭的来龙去脉记下来，遗憾的是，我当时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
这句看似与全篇无关的题外话，却在起着两个作用：
一是说明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在欺骗人民，掩盖了真相；
二是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让日本读者自己去反思。
八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把战争的灾难强加于他国人民头上，死不反悟，结果招来了原子弹轰炸。
“人们怀着绝望的心情到处行走。
可练兵场那边竟还不顾死活地吹起了嘹亮的军号。”
（《夏天的花》）作者厌战、反战之情溢于言表。
作品获1948年水上泷太郎奖。
大田洋子的《尸街》（1948．11）与原民喜《夏天的花》齐名，同为最早描写广岛原子弹爆炸体验的目击者的记录式作品。
应当指出的是，《尸街》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原子弹轰炸的实质：
“原子弹落到我们头上，固然是美国造成的，同时也是日本军阀政治本身所使然。”
作者并未局限于就原子弹谈原子弹，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军阀政治所导致的侵略战争本身。
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1964—1965），由九篇随笔汇总而成。
大江健三郎六十年代初期曾多次赴广岛，调查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目睹了原子弹受害者多年后仍患有原子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忧心忡忡地度着劫后余生。
他们虽然身心遭到原子弹的摧残，但不失人的尊严，继续从事着反对原子弹维护和平的事业。
《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几访广岛的所见、所闻、所思，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
作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世界仍然面临着核威胁的今天，人类应当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异而生存下去？
佐多稻子的长篇小说《树影》（1972），获得当年的“野间文学奖”。
作品以日本战败后的长崎为背景，描写未婚的华侨妇女柳庆子同穷画家麻田晋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双双死于原子病的共同遭遇，来烘托原子弹带给日本人民的灾难。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作品中还探索了中国为了自卫与和平的目的而进行核试验的性质和意义。
《树影》在艺术上也别具一格，文笔洗练，采用意识流手法，人物刻画生动，尤以心理描写细腻见长。
日本战后派文学，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起，开始走向衰落，到五十年代中期，它的作家便星散了。
唯独原子弹文学却依旧延续着，直至八十年代，还不断有佳作问世。
日本的“原子弹文学”，传递了日本民族痛苦的呻吟和理性的反思。
对于日本的广大无辜、善良的民众所蒙受的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寄与了深切的同情。
与此同时，“原子弹文学”的作者与读者们，在回忆起蘑菇云升空之后那钢铁熔化、房屋变成瓦砾、生灵涂炭的可怖可咒的景象时，也不应忘记万宝山惨案、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珍珠港空袭等一幅幅令人发指的炼狱图。
唯其如此，对于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亡灵来说，我们的文学作品方可称为公正，我们人类才不失良知。

专栏：
来自大自然的警示
张志忠
在当代中国文坛，像哲夫这样，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关于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关于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警示方面，并且在较短的时间里，推出了厚重的多卷集作品的作家，似不多见。
哲夫的创作，在我看来，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哲夫之所以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所以对这一题材表现出特殊的敏感，是以他的深刻体验为基础的。
哲夫先后生活过的大同市和太原市，都是闻名全国的煤炭能源和重化工基地，是著名的煤海。
多年来，它们向全国各地输出了大量的煤炭和电能，同时，却承受了环境污染的很大压力；
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上的开放搞活，大量的小煤窑应运而生，疯狂掠夺，铤而走险，破坏性开采导致各种灾难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这对于处身于其中的哲夫，不能不触动他的思考。
同时，在他的天性中，他又是童心未泯，他本能地亲近着大自然——这从他的那一组题为《无力拥抱》的散文中可见一斑。
近年来，写种花养鸟、宠猫爱狗的文字可谓多矣，文人雅趣，闲情逸致，也能吸引读者，但是，像哲夫这样，对于花鸟鱼虫，喜爱得如痴如醉，容忍和理解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却没有人能比得上。
比如说，他居然会去研究猴子手足上的指纹，有几个簸箕几个斗，这只能是爱之深所致。
他笔下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是朋友，是伙伴，是生命的应和，是人与自然的交融。
这些背景，都使得他从事生态文学的写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推动力。
其次，哲夫关于人与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达到一定深度的。
他的《天猎》、《地猎》、《猎天》、《猎地》、《猎人》的系列长篇，不仅是用文学的方式展示了当前威胁我们的生存的种种环境问题，如《猎天》中那场突如其来的黑雨，《猎地》中那个先天性地被毒化的毒孩子，《天猎》中那个因为过度地人为破坏而沉没的海岛等等。
所有这一切，又被作家凝缩和提升为哲理性的思索。
在作家看来，人类与地球母亲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然和谐的农业时代，二是诸多孩子争夺母乳的工业化阶段，现在，则是进入疯狂的掠夺和弑母阶段，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急功近利，无所不为；
然而，猎天者，必被天猎，毁地者，必被地毁，因此，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酷。
哲夫作品中的这些命题，虽说是小说家的归纳，可以说是独具慧眼，很有启示性。
还有，就是哲夫作品的多种多样以及雅俗共赏。
哲夫写过诗歌，写过散文和随笔，写过电影和电视剧本，也写过小说，长中短篇都有。
就小说而言，他的《长牙齿的土地》、《船儿也曾有过舵》等，是现实主义色彩很浓的，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
他的生态系列小说，却是带有很强的虚构性、想象性，或者用他自己的命名，是“黑色浪漫”系列。
哲夫的生态系列作品，与通常的通俗小说，在小说的寓意和叙述方式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显得很“洋气”，很现代。
事件头绪众多，结构复杂，铺得很平，在单薄的故事情节之外，还有大量的议论，有深奥的对话，有哲理的遐思，并不那么好读，并不那么容易接受。
说实在的，对于这些作品的畅销，真有些匪夷所思，个中魔力何在，我尚未想明白。
也许，当代文学的魅力就在这里，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读者受众，经常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叹为观止，并且引发我们新的研究兴趣。

专栏：
欲罢不能
潘强恩
我常把业余写作当作是自己的一块自留地，相信努力耕耘，必有成果。
我于1971年开始第1部长篇小说《浴血青山》的创作，到现在已有二十多个春秋了。
虽然还不完全按预定的目标前进，但也步履蹒跚地写出了几本书，陆续出版了《浴血青山》、《侠胆柔情》、《新桃源梦》（上下册）等长篇小说以及几本理论著作，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总算有了点收获。
搞写作，是个没有人强迫你做的事，除非你是专业写家，写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虽然你写了，也不一定都能发表。
我个人认为，写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不断写作，才能迫使你涉猎各种书籍，摄取各种知识，如饥似渴地探求事物的真谛，才能不断进步。
我是一个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而半路从文之人，从小受到故事老师的影响，爱好文学。
我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担任过语文科代表，为了在语文这科成绩好一点，就迫使自己涉猎课外文学作品，从小就以名作家为榜样，立志圆当作家的梦想。
那时候，不用说你发表一本书，就是能发表一篇文章，都会把校园震动。
我为了当作家，其实并不是为了专业，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价值，梦寐以求写出一本书来。
有时写出的作品不能出版，也不气馁，对写作读书从没有放弃过。
不能发表就算了吧，不要怨天尤人，就怪自己文章不精。
一个人立志于文学创作，追求更高艺术境界的作家，不在乎人家有多高，而应该是在于自己有多高，你长不高，人家自然会高；
你自己长高了，人家自然变矮。
因此，要以“高人”为榜样，向“高人”学习，敢于树立超越“高人”的雄心，虽然并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但必须具备这种心理状态。
我初学写作时开始几年，怕人家说三道四，失败了怕人耻笑，因此晚上关起门写作，希望写出一本书让别人看看，哪怕滥竽充数也是个作家。
虽然当时没有出版，但锻炼了我自己的基本功。
写作是件苦工，也是乐事，这是各人的感受。
如果你觉得重，这犹如重压在肩，笔杆犹如千斤；
如果你感到是一件乐事，那么，你就驱除了心理压力。
有人把写作形容挥笔走龙蛇，才思敏捷，往往使文章一气呵成，达到下笔千言，意犹未尽，感到思泉汹涌，欲罢不能，越写越想写，越写越爱写，越写越成瘾，这样不写不自在，不写不开心，不写感到浪费时光，不写感到浪费才华。
这样，写作就成了人生一大乐事，就欲罢不能了。

专栏：
文化视角④
分数，能否成为学生的隐私
——关于中小学生考试成绩排名的议论
家长会听考试排名战战兢兢
贺评（北京朝阳区安华西里一位家长）：
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看到老师手里拿着一份考试排名的名单。
我战战兢兢地听老师念出最后10名学生的名字，生怕自己的孩子又成为老师“慷慨陈词”中的一个“精彩片断”。
好在那次老师没拿我的孩子做例子。
不过，别的孩子“给全班拖后腿”的问题，对我来说也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最后，老师宣布几个学生的家长留下来，其中就有我。
只见那几位家长的脸色也都不太好看。
老师指着名单开始“训话”，某某就是不踏实，从多少名降到多少名；
某某实在不用心，已经排在第多少名……
我想起在瑞典参观中学的情景。
孩子根本不懂什么叫“考试排名”，他们还以为是体育比赛的名次呢。
因为瑞典中学没有我们那样严格的考试，学生的成绩主要以平时的作业、课堂练习来评定的，从不排名。
在北京BISS国际学校，每个学期末老师都与每位家长约好时间，分别谈上大约半小时，和开家长会的方式完全不同。
校方认为：
“每个孩子的学习态度、学习状况都不一样，当然应该个别谈了。
况且这是每个孩子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怎么能让所有的家长坐在一起听呢？！
”
一场关于考分的有趣实验
陈会昌（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教授）：
原苏联的教育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教师以三种方法处理学生的考试分数：
第1种叫做平等比较法。
每次考试之后，所有学生的成绩都由老师公开宣布，但是区别学习态度、勤奋程度等差异，根据机会均等原则，加以对比和公布。
第2种叫做个人比较法。
在整个学年里，每个学生只把自己后来的成绩与原来的成绩比较。
每次考试之后，老师都不在班里公布成绩，只把成绩个别通知每个学生。
第3种叫做单纯比较法。
每次考试之后，老师不做任何解释和说明，把全班学生的成绩全部公开，还常常把成绩好的人与成绩差的人相比。
实验一年后表明，第1种方法效果最好。
在这个班里，对学习的态度是学生讨论和比较的主要内容。
大家心里都明白，谁付出了艰苦劳动，谁就能得到好成绩，成绩差只能说明他用功不够。
在这个班里，没有人被过分赞扬，也没有人被过分低估，同学关系也比另外两个班更为融洽。
实行第2种方法的班级，成绩排在第2位。
在这个班里，学生当中没有恨老师、互相嫉妒等现象，班级处在一种平和的气氛中，但是由于大家“各扫门前雪”，缺乏竞争，学习动力总起来说不如第1个班，互相关心和帮助的现象也不多。
实行第3种方法的成绩是最差的。
而且，在这个班里，学生当中自我评价过高和过低的都最多。
到学年末，对老师不满的学生，比另两个班多一倍。
“哎呀！”
两字胜过千言万语
杨立红（北京石景山区老山二小校长）：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由于中途转学，我的功课落下了不少。
不久迎来一次数学测验，拿到卷子后，我像生了病似的，头晕眼花，也不知怎样答完的试卷。
那肯定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分数，我想象得出老师皱着眉头的样子，仿佛听到了同学们怪异的嘲笑声。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老师在讲完课后，不经意似地说：
“卷子判完了，现在发下去。”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手心又出汗了。
老师点着同学的名字，一张一张地发下了试卷。
他没有念分，脸上的表情很平和安详。
在我那份糟糕的卷子上，老师没有打分，只写了这样两个字——“哎呀！”
以一个十岁小女孩敏感的心，我体会出了老师的心意：
这是老师感到意外，不相信我会这样；
老师在给我机会，在用这样一个善意的玩笑似的方式期待着我的努力。
从那一刻起，我决心把落下的功课补上。
一个月后的又一次数学测验，我得了满分。
激励孩子上进有很多办法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主编）：
原国家教委1994年11月10日发布的《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
“学校、教师不得按学生考试分数高低排列名次，张榜公布。”
然而，许多学校实际上还在公开地或变相地给学生排名。
有人认为，越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就越应该给他们一种压力。
考试、排名次都是为了刺激孩子的上进心。
但遗憾的是，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孩子感到的压力越大，成就需要越低。
如果孩子总感到不成功，就不会有一种对学习活动的胜任感，就缺少一种持久的自信心，也就难以主动产生获得成就的心理需要。
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甚至会选择逃避，比如成绩差的孩子特别爱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机等，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尊重孩子人格的前提下，教师是有许多办法了解孩子和激励孩子学习的。
譬如，深圳高级中学设计了“学习水平发展曲线图”，以“测试时间”和“百分等级”为坐标，每次考试后，由科任老师算出每个同学的成绩占年级平均成绩的百分比，再随试卷发给同学。
每一科的成绩都在图表上反映出一条曲线。
这样，同学们对自己每次考试的成绩和在年级处于什么水平清清楚楚，但对其他人的具体成绩则不太清楚，这保护了同学们的自尊心，也减轻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教师也可以在征得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在班上只公布成绩最好的几位同学的名字，分析他们成功的特点及原因，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
总之，分数是重要的，比分数更重要的是学习，比学习更重要的是做人，因为只有真正懂得做人才会真正懂得学习。
（原载《少年儿童研究》杂志1998年第3期，本报有删节）
本期话题及上期话题《孩子还会哼“摇到外婆桥”吗》（5月19日第11版），欢迎读者点评，来信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文化组，邮编100733。

专栏：
向往激情
——唐师曾与《我钻进了金字塔》
本报记者卢新宁
我相信喜欢唐师曾和他的书的人，是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激情。
在繁华精致的和平年代，这种激情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冲击力。
因此我丝毫也不奇怪听到这样的消息：
远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位人所共知的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的新作《我钻进了金字塔》（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就掀起了一股灼人的热浪，它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连续几个星期高居图书排行榜之首，并且很快摆在了京城书摊最抢眼的位置。
在书店和摊主们精心张贴的宣传画上，唐师曾身着他最喜欢的红色，笑得一脸灿烂，玻璃镜片后那双大孩子一样顽皮的眼睛坦然迎接走近他的读者。
37岁的唐师曾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一句话是“经历就是财富”。
作为一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这个落拓不羁的七尺男儿在1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不安分地留下了一串令人瞠目的记录：
1987年参加“沿万里长城步行”活动；
1988年深入秦岭雪山拍摄野生大熊猫；
1990年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连续探险4个月；
1991年采访海湾战争，是最后一个撤离伊拉克的中国记者；
1991年—1993年底，任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先后采访了若干军政要人，也是第1个在以色列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
1995年在神农架寻找野人；
1996年独自驾车环游美国。
洪水、大火、地震、骚乱、瘟疫、战争……唐师曾是新华社第1个装备移动通讯装置，不畏刀剑现场采访突发事件的记者。
他坦言：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的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
“追求生命质量”的他因此多次冒死前往一线采访，为新华社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照片，那些图文并茂、才华横溢的文稿着实为“新闻记者”这几个字增光。
而他所做的一切往往都是一种自觉选择，仿佛出自一种本能的需求，自然得如同在燃烧的火焰上燃烧，在跳跃的阳光中跳跃。
从几年前出版的那本《我从战场上归来》，到《世界博览》杂志上一篇篇任情豪纵的美文，唐师曾的读者已经养成了这样的胃口，他们向往火一样的激情。
病卧榻上的唐师曾没有让人失望。
《我见到了卡扎菲》、《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铸剑为犁的拉宾》、《埃及地震亲历记》、《我的耶路撒冷》……一本《我钻进了金字塔》写出了中国一名普通记者眼里的卡扎菲、沙米尔、拉宾、阿拉法特、穆巴拉克、加利、曼德拉等时代风云人物。
在遥远中东的漫天风沙中，出生入死的唐师曾用心贴近那块我们还很陌生的土地，他所讲述的不只是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另外一些与我们一样愿意为正义、理想歃血为盟的同类，那里有领袖、将军，也有志士和贫民。
当人们用目光触摸纸页上的润泽时，或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人生激情、旺盛的生命力，感受到一种荡气回肠的情感。
足见其性情的是他在拉宾一文后记中所言：
“拉宾令我尊敬的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而是忠于国家、忠于选民利益和勇敢真诚的职业道德。”
这句话或可为10多年来新闻记者唐师曾“玩命”的注脚。
有位智者说过：
“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
唐师曾和他的书告诉我们，人有欢乐、泪水和痛苦，也有热血、钥匙和工具，在激情的导引下，你可以去打开紧锁的理想之门。
（附图片）

专栏：
书香一缕
心向阳光满眼春
——读散文集《心境》
记得曾有人把人类划为两种人：
活着的人和生活着的人。
我总想，能够称得上生活着的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起码应该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有几分思索和感悟吧！
尤其是读完郭华的散文集《心境》时，我对这种想法越发自信了。
《心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怀旧文章占了较大篇幅。
《童趣》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文革”中一群小学生“造反”批斗校长黄志光，有一位学生一时紧张，在台上居然把“打倒黄志光”错喊成了“打倒黄继光”。
学生吓哭了。
这时，黄校长也不再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抬起身来，拍拍正在嚎啕大哭的学生的脑袋，亲切地说：
“闹‘革命’哩，还哭……”就这样，挨斗者为批斗者解了围。
读到这里，有谁能不为黄校长的胸怀和气度所感动呢？
这些看似平凡的人物和琐事，经作者的点化，就使我们心中多了一分真情的感动，少了一些世态炎凉的叹息。
不要一提起思辩，就想到冰冷的面孔和愤懑的言辞。
比如针对祖辈、父辈发出的“儿孙不像当年自己如何如何”的慨叹，作者娓娓道来：
“不正是这一代一代的差别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吗？
如果真的下一代活脱脱是上一代的复制品，而且代代如此，恐怕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周口店’。
其实，心底里哪一个真的希望儿子完全像自己呢？”
这分明是在拉家常、闲聊天，而道理却照样讲得明明白白，不由你不心悦诚服。
（平权）

专栏：
戏台再唤故人来
——中国京剧音配像纪事
张淑英李靖
在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张君秋专辑》在天津首发。
人们在再次欣赏这位京剧张派艺术创立者的华美声腔的同时，也缅怀他对中国京剧音配像工作所做的贡献。
中国京剧音配像工作在短短的4年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截至目前，已经录制完成京剧传统剧目170部，抢救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京剧经典作品，为京剧艺术的研究、继承和提高提供了宝贵的标本和根据。
用“庆幸”弥补“遗憾”
去年春节刚过，著名艺术评论家黄宗江致信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制片人谢国祥，这封信以“故人古人再世来”为题刊登在天津今晚报上。
信中谈到他的一大“遗憾”和一大“欣慰”：
1959年，梅兰芳改编上演《穆桂英挂帅》，当时黄宗江正在边陲西藏，未能目睹这出梅兰芳一生中最后一个新编剧目的演出，黄宗江称之为“终生遗憾”。
如今，黄宗江得见梅葆玖为其父演出的《穆桂英挂帅》全剧的音配像，喜出望外。
他说：
“台上台下，几十年过去了，得见这出戏的复出，又何其欣慰！”
中国京剧音配像也正是在“遗憾”与“庆幸”的交织中产生的。
在京剧发展“黄金时代”的50年代至60年代初，京剧舞台上呈现了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好戏连台的兴盛局面；
一大批名家的联袂演出，更使许多剧目的演出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也没有留下多少影像；
庆幸的是，许多珍贵的录音保存至今，当时的一些老艺术家仍健在。
所谓音配像，就是选择著名老艺术家当年演唱的录音，组织他们的亲传弟子或后代传人为这些录音配上图像，请曾经参加或观看过演出的老艺术家具体指导，力求原模原样、原汁原味，也就是“用‘庆幸’来弥补‘遗憾’”。
中国京剧音配像工作是李瑞环同志1985年在天津工作时提出的。
1994年，他重提此事，请张君秋和一些著名老艺术家操办，并由张君秋担任艺术总顾问。
一招一式总关情
1997年05月27日上午，77岁的张君秋从家中出发，准备去录音棚选听京剧音配像《龙凤呈祥》的录音。
在出家门等电梯的时候，他一只手扶着墙，突然间身体慢慢倒了下去，与世长辞，也告别了他朝夕心系的京剧音配像工作。
这位京剧艺术大师生前以古稀高龄亲自指导了120部京剧音配像，成为他晚年为中国京剧发展所做的又一贡献。
张君秋一心扑在了指导京剧音配像工作上，从来不计报酬。
他不顾严寒酷暑，坚持每出戏都到现场亲自说戏，一招一式做示范。
有时到北京京剧院四楼的排练现场，没有电梯，他就一步一步地爬上楼去。
张君秋对京剧音配像的指导也不限于旦角艺术。
谢国祥回忆说，张君秋在一次指导《断桥》的配像时，发现剧中小生许仙所穿服装的颜色不对，立即指出来，并等取来新的服装后继续指导演员排戏。
张君秋在生前亲自指导了28部张派戏的配像，在他去世后，又有15部张派戏配像完成。
至此，张君秋生前的43部戏的录音已经全部完成配像。
一大批老艺术家为京剧音配像工作倾注了心血，他们在参加音配像工作中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
著名京剧导演迟金声年过古稀，家属长期患病，他不仅指导排戏，还坚持经常听配像的录音，并亲自到录音室指导制作录音。
曾受过高庆奎亲传的著名老生李和曾年老多病，也要人搀扶着到现场说戏。
60多岁的著名旦角演员杜近芳，坚持要为自己1959年演出的《白蛇传》录音配像。
她说，不这样就对不起写这出戏的田汉老。
去年08月，她的左眼眼底出血，七成失明，在休息几个月后，重又投入练功，终于在今年03月配像完成。
绝响续弦有余音
中国京剧音配像工作成为京剧艺术界的一件盛事。
老一辈旦角演员吴素秋说，通过欣赏京剧音配像，能够听到前辈艺术家的优美唱腔，又可看到舞台上多姿多彩的形象，对专业和业余的同志在排演学习上都有很大好处。
天津戏迷陆秉中说，音配像对保留京剧传统艺术功绩很大。
张学津配演马连良，高宝贤配演谭富英，汪正华配演杨宝森，裘少戎配演裘盛戎……神韵近似，再现了名家昔日的丰采。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京剧艺术，据统计至少有1100出戏，足见其剧目之丰富；
而如今经常上演的才不过二三十出戏，一些青年演员会的戏就更少了。
谢国祥在谈到京剧音配像工作的意义时还特别提到，一大批参加配像的中青年演员受到了一次难得的科班训练和高层次的艺术熏陶，对于继承前辈艺术精华、提高中青年演员的艺术修养很有好处。
另外，京剧音配像再现了老一辈京剧艺术家的成就，使他们获得应有的社会和历史地位，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据介绍，在继续录制《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的同时，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又着手进行《中国北方鼓曲名家音配像精粹》的录制工作，现已完成90段的配像，其中包括老艺术家骆玉笙的40段京韵大鼓。
评剧名家小白玉霜的录音配像也已开始。
谢国祥说，音配像工作凭着大家的执著精神和各方面的鼎力相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仅仅是开始；
时间不等人，要以更强的事业心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专栏：
故宫的“故”字，是指故旧王朝的宫殿，说的是历史，不应该是故步自封的心态和现状
故宫走上改革路
谭斌
在席卷全国的改革大潮面前，故宫博物院也需要改革吗？
故宫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自1925年建院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然而，同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相比，同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故宫各项工作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诸多不足中，要害是管理薄弱。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故宫用5个月时间完成了机构改革第1阶段的任务。
第1步是撤销行政处、综合治理办，成立行政服务中心；
撤销古建修缮处、基建办、安工办，成立工程管理处。
工程管理过去分散在六七个单位，分别都有立项、施工、外包、花钱的“权力”，形成了“六国混战，七雄争霸”的无序状态。
成立工程管理处后，多口归一，使故宫以古建维修为主的各种工程的科学管理有了基本保障。
行政服务这一块，也是横断一切领域的部门，机构调整中改为行政服务中心，强调了以服务为中心。
在第1步取得成效的基础上，适时地走出了以文物业务机构调整为主题的第2步。
经过广泛征求院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故宫决心变条条结构为块块结构，撤销保管部、陈列部和群工部，新建宫廷部、古器物部、古书画部、展览宣教部和资料信息中心。
这次业务机构改革，在某类型文物和某业务领域里，使保管、陈列、研究三位一体，一条龙协调配合，既参照了国际上现代化博物馆的成功经验与通例，又充分考虑到了故宫本身的特点、特色。
新成立的宫廷部，在古建与文物的结合部出彩，将加强对宫廷文物的保护、管理，以及对宫廷史迹的研究。
在古器物部、古书画部下按艺术门类分科组，也符合国际上现代化博物馆的通行做法。
新成立的展览宣教部，是提高本院展览陈列水平的服务性业务部门，将以专业化的水准解决涉及展览陈列外在形式的共同科目。
资料信息中心将负责故宫所有藏品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古建资料及其他信息资料的整理、储存和电脑化管理，建立文物总台账和古建总览计算机数据库，逐步实现同全国各重要博物馆以及国际网的信息联网，对院内外提供各种文物信息服务。
可以预见，如果1999年10月之前故宫护城河疏浚治理工程能顺利完成，2000年前后地下现代化展厅工程也能修建竣工、交付使用，古老的故宫博物院将真正开始走向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行列。
到那时，这一代故宫人对于先祖和后辈，对于历史和新世纪，也许能有个令人欣慰的交代。

专栏：
《竹林清曲》
刘唯实 作
［明］徐渭诗：
枝枝叶叶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栽／信手拈来非着意／是晴是雨任君猜

专栏：
衡水有家鼻烟壶艺术馆
张起轩
在京九铁路京南第1大站衡水，全国首家“古今鼻烟壶艺术馆”日前正式揭牌。
由冀派内画艺术大师王习三创办的这家艺术馆，收藏了自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鼻烟壶艺术珍品，分为料器、陶瓷、金属、玉石、有机物、内画6大类57个品种。
其中，王习三的“美国历届总统肖像系列水晶内画烟壶”，在美展出时曾引起轰动。
各种小巧玲珑的山水、花鸟、人物烟壶，充分展示了这一中国特有艺术的无穷魅力。
衡水是冀派内画艺术的诞生地，被文化部正式命名为“内画艺术之乡”。

专栏：
风中那片无名草
——钟敬文先生病中01日
紫竹
前些时候，听说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住院，我赶到时，见他神情安然，只是稍有倦态。
他带一群博士生、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加上国内外学术文化活动，一直超负荷运转，先生是太累了。
“小事情，一点风寒罢了。”
他很精神地扩几下臂，对着窗外唱：
“‘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00岁都打不住，95岁毛毛雨啦！”
吟诵略带广东口音，“兮”字也拖得别有韵味。
先生走出病房去做例行检查。
他注目着院内那片叶子肥大而碧绿的草，问我：
“你认识这草吗？”
“不认识，似乎随处可见。”
“我也叫不出名儿，没有人专门栽种，它却不择地而生。
你看，像花园的护卫。”
我问先生：
“它开花吗？”
“没见开过，生命都在那绿上，初冬了，还这么精神。”
我细看时，却闻到一股清香。
先生点点头，“嗯，那是它的魂儿。”
一上午都在挂吊针，先生全然忘了病为何物，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谈到我国民俗学现状。
吊瓶的水快完了，我想叫护士尽快拔针。
先生说：
“输液管里还可以滴几分钟，要用农民许多麦子呢！
再说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性急，做事情开头不要兴致过高，结尾也不能草草收场，要养成善始善终的习惯，做学问也是这个理儿。”
告别先生出来，一种充实博大而淡泊的生命感受溢满心头。
坐车的人很多，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拥挤的车厢似乎疏朗了许多，每个人的面容都很宜人。

专栏：
路边拾翠
回乡三难
王兆军
思乡并非中国人独有的习惯，外国人一样有强烈的思乡情怀，说它是人类的通病也未尝不可。
与西方人一起讨论文化冲突时，常常使用一个词语：
思乡病，即homesick。
祖国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故乡，所以也可以作思乡来看。
人为什么常要思乡呢？
除了人体科学上的某些原因外，我所知道的是如下三点：
一是要品尝少时熟悉的环境。
故乡可以让人重见童年少年的情景，寄托许多想望，发现当前生活里的许多缺失，也可以彰显独特的经验，这是一种享受。
第2，一个人离乡后，往往还有一些亲友留在原地，如父母、兄弟、亲戚、同学等等，彼此需要看望，尽一点伦理义务。
还有一点就是，故乡可以验证一个人的成就。
发了财的华侨喜欢到中国人聚居的社区做好事，在都市成名的人或有一官半职的人想到故乡看看。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亲友还埋没于过去的生活方式之中，就会感到一种成功的自豪。
尽管很多人努力让自己不要将这点表现出来，但这种谦逊的美德后面并不影响那种片刻自得所带来的精神享受。
反过来，我们也能验证上面的说法。
那些从小跟随父母东奔西走，居无定所的人，那些在故乡已经没什么亲友可看的人，还有那些自觉“混得不好”而“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人，就不大愿意回故乡去，或者干脆说自己没有故乡。
没有故乡的人可以享受轻松，可是也多了一份心灵的孤单。
我属于三种情况都占的人，思乡病一直严重。
出国近七年，对祖国对故乡的感情如一坛子封存很久的老酒，越发味道醇厚，闻之欲醉。
但是有一点，却不能不说出来，这种思乡的味道，倘若远距离地想一想望一望，那滋味比近距离地去体会更好些。
近年有过几次回乡，发现自己要找又能找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新的感觉如一大堆资料，让我渐渐形成了新的想法。
简言之，回乡有很多难处。
第1，亲友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要我帮助找事做。
从前，因为吃不吃国库粮的界限极分明，农民很难在国有企业内找到工作，除非当兵或上大学。
而当兵上大学又都不是我能帮得上的事情，所以从前没有遇到这类事情的烦扰。
现在不同了，谁都可以到工厂做工，谁都可以到城市里经商，有点门路的，甚至可以被推荐到政府或准政府机构里去谋个位子，于是，亲友们便借助时代的潮流，勇敢地将这新的大任赋予了我。
亲友有所求，我当尽力帮助。
再说，那些孩子都长大了，整天在村里游荡，也不好。
事实上，这些年轻的上过一点学的青年，有很多人就在长时间的闲散和嬉戏中成了小偷或赌鬼。
我的努力多少有点成果。
三年来，我先后给亲友的六个孩子找过事，有几个还是托了两三层的关系才办成的。
可是说来惭愧，这六个青年先后都离开了我给他们介绍的工作。
第1个被介绍到工厂做工的男孩，干了两个月就自动离职，去做小生意了，理由是在工厂里挣的钱仅够自己吃的，想攒点钱办婚事在那里是没什么指望的。
他还抱怨工厂里给他开的是旧车床。
我心想：
你刚去做事，怎么可能一下子挣很多钱呢？
再说，谁能把一台现代化的精密车床给一个新来的学徒呢！
不过，我也没办法叫他回去，他有他的自由，而且做小生意确实挣钱不少。
第2个，是在一家陶瓷厂干活，去之前说得很好，一定好好干，决不给我丢脸，云云。
可是不到半年，他也嫌那里活累挣钱少，回家了。
第3个在某政府单位当门卫，可是他不好好干，上班时经常和大姑娘们开玩笑，被解雇了。
第4个……
所有六个，都不干了，原因就是他们的期望太高。
我也曾用当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的收入来跟他们比较，他们听后的反应就跟我当年听老子讲吃草根嚼树皮一样，丁点儿不能信服。
今天的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远比我那时要多的选择，自由的扩大叫他们眼花缭乱，他们已经不喜欢像上代人那样按部就班地做事了。
正因此，当亲友们再次向我提出“给孩子找点事做”时，我很为难，我不能拿了五十岁的老脸帮你们搞公关，而且你们说去就去说走就走恨不能一夜发财的想法确也有损于我的面子。
我的朋友们一定说过：
看他介绍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回乡第二难，是打官司。
回乡不出三天，肯定有人来问我有关打官司的事。
官司大体分为几个类别：
一是交通事故，被车撞了或撞了别人的；
一是跟乡村干部闹了纠纷的，要我主持公道。
还有就是经济纠纷，某人的货物被扣押，某人被工商税务人员欺负，要我帮助解决。
老天爷啊，我不过是个写作个体户，哪有能力帮你们解决这些难题啊。
第3个难题是社会交往。
回乡之后多有酒场饭场，都是关系很好的亲友。
这种场合叫我很为难。
他们喝的多是白酒，我受不了；
他们往往在互相劝酒上花费很多时间，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
再说，去人家里做客，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总得拿点礼物。
现在乡下的眼光也高了，带礼物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年在上海上学，回乡带半斤一袋的大白兔糖参加乡村酒场，就算是不错的礼物了。
现在呢，要是带这样的礼物，那可就不算鲜亮，甚至可以说是寒酸了。
如果不带礼物，将来人家有事，我又不常在家，怎么还人家的情？
如果去，这家那家的，哪有那么多钱送礼！
不送，五十岁的人坐在上座，实在有失尊严也有悖于情理。
有鉴于此，我现在回乡，就自立个三不做的戒律：
不给人介绍工作，不帮人打官司，不去人家喝酒。
不过，有了这三不做，回乡的情趣就少了许多。
不交往，不帮人家忙，人家有了难处你都不理睬，怎么还有脸面往来于故乡的街巷之间？
于是，我就只好闭门不出，而闭门不出就不如不回乡。
故乡啊，你真叫我烦恼了。
对故乡的想望淡了一大截，也算是文化冲突吧。
照此文开头所举的三条思乡因素，我审视过这种尴尬。
三条中，头两种因素还在，那是我生长的地方，那里还有我的母亲和弟弟，父亲的坟墓也刚刚长满荒草，这些伦理亲情的东西并没有减少。
那么，缺失的部分就是我的成就感。
成就感是比较而产生的，我自己没有多大变化，但乡村的变化已经很大。
青年们对三两百块钱的工资不那么在乎了，农民在委屈和不平面前敢于说话了，十几年前曾经鲜明可爱的小礼物如今也不那么起眼了。
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的提高，我在那里已经很难找到悬殊的成就感。
有时候，我为自己的无足轻重感到一点落寞，但更多的时候是为故乡的进步而高兴。
社会的基本细胞已经变化了，这就是希望。

专栏：
乐凯之光
自得其乐（摄影）王昌德

专栏：
心香一瓣
思念老舍先生
邓云乡
我对老舍先生的作品，阅读较早；
而认识先生，却比较晚得多，已是经过北平沦陷、解放战争之后，时在北京解放后1950年末。
但现在回忆，也是近半世纪前的事了。
沦陷初期，我在北京小口袋胡同志成中学读初二，放学归来，经过甘石桥孔教大学墙外，有不少摆地摊卖旧书的。
偶然买到零本的《宇宙风》，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牛天赐传》，就是在这个杂志上连载的。
我看到零本中的连载，极感兴趣，但不全、不连贯，读后殊不满足，后来这两本书在作家书屋出版，我先是借了来读，后来又买了来，看过多少遍……因此我又从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市立图书馆，借阅了《老张的哲学》、《二马》，都是商务出的灰封面白道林纸印的。
以后又借阅了《猫城记》、《蛤藻集》等书，大体都看全了。
我很爱读《牛天赐传》，因牛天赐是乡下孩子读私塾、读小学，由乡下进城，有些滑稽，我更爱看。
觉得《骆驼祥子》结局过于悲惨，我有些受不了。
当时我认识不少拉洋车的朋友，生活自然也苦，但还都能混得下去，幼稚的我，感到祥子太悲惨了……老张、大马、小马我也都爱看，很熟悉，而牛天赐印象更深。
“老师说姑娘的眼黑的像珠子，牛天赐说姑娘的眼黑的像夜，老师大夸牛天赐是天才，夜该多好，又深沉、又空灵……”都是老舍先生自己编的，正配合我当时理解、欣赏水平，特别感兴趣，也曾学着这样的笔调写文章……
但当时先生远在重庆，后又去了美国。
五十年代初，老舍先生自美回国。
我初参加燃料工业部工作不久，当时燃料部东长安街新楼还未盖，还在东交民巷西头路南原华俄道胜银行楼院中和重工业部一起办公。
请老舍先生来给青年干部们作个报告，就在楼院后靠城根简陋的礼堂中，讲台上也真简陋，连个讲桌也没有，只是把椅子。
是谁联系请的？
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是我接待的。
先生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说了一顿由美回国的经过，说美国人不懂政治，没有常识。
先生在美国住在一个房东老太太家，要回国了，收拾东西，向房东太太告辞。
房东太太问：
“要回到哪里去？”
告诉她：
“要回到北京去。”
房东太太便问：
“北京归哪里管？
是不是归香港管？”
老舍先生一边说，一边笑：
“美国人民多么幼稚？
一点常识也没有……”老先生当时说话的神态，迄今还浮现在我眼前……
自此以后，再未与先生见面。
1953年秋，我调华东，1956年我调到上海教书。
这年我暑假回京，当时家住灯市口朝阳胡同，离新盖文艺大楼很近，有好几位同学在里面工作，进大楼对着二楼大厅卖茶、咖啡、点心。
一天下午和二三友人坐着喝茶聊天，人很少，忽然见老舍先生扶着手杖进来，直到柜台前买豆沙包、菜包。
我看到连忙站起来过去和先生打招呼，说起1950年冬天在燃料部请先生作报告的事，先生居然还记得。
闲谈几句便握手告别了。
当时正是先生创作完《方珍珠》、《龙须沟》等一系列剧本的时候，正是获得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前后，神采奕奕……哪里会想到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呢？
前两年，有幸在为上海东方电视台作节目时，认识了由北京来上海一同座谈的先生哲嗣舒乙先生，后来又在一本书中读到舒乙先生写的纪念文章，才较详细地了解了先生去世时的情况。
去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印象书系》，写关于老舍先生的印象，又重读舒乙先生此文。
天寒岁晚，雨窗北望，不禁写此短文，略抒思念之情吧！
先生晚年很爱书法，写魏碑极为认真严整。
我在好几位朋友家见过先生的墨宝，现在收藏着，也十分珍贵了。

专栏：
笔墨山水
戈壁的态度
王石
到西部去之前，有人跟我说，从兰州往新疆走的火车上，常常有人几天几夜地看着窗外空无一物的戈壁和荒漠，心理上无法忍受那死一般的单调和寂寞，在中途就跳车自杀了。
你可要当心。
最后一句话带有警示意味。
我听了只是一笑。
如果不是随团队集体行动，我倒真想退掉飞机票，专门乘车往戈壁上走个几天几夜好好地看一看，一次把瘾过足。
从新疆往回走，还就真是没坐飞机，先由乌鲁木齐坐火车直抵甘肃边界，然后坐汽车穿越了整个河西走廊，整个行程近两千公里。
一路上，只见漫漫的沙土和戈壁，无边无际。
在城市和田野中风驰电掣一般威武不屈的火车，在这里只似一只慢慢爬行的鼻涕虫，在它的边缘可怜地蠕动着，偶尔憋不住一腔怨气仰天长吼一声，立即被戈壁那张顶天立地的大口吞没。
那吼声在空洞辽阔的旷野面前，渺茫得如同有气无力的叹息。
真不敢想象，人的创造力在这种无边无际的苍凉面前竟然变得渺小而又多余，变得茫然而又荒谬。
戈壁上，也并不是寸草不生，目力所及之处，常常可以依稀看见几点如铜丝般颤立着的小草，一丛丛的，和牛屎差不多，这星点般散乱的灰绿的小草，就像鸟鸣山更静一样的加倍地显出了戈壁的荒芜、悲凉和不可一世。
这样荒凉的地方，是不好用土地来为它命名的。
人们意识中的土地总是和种植息息相关。
这种地方是生命的禁区，什么都不生长的。
也许在若干亿年前，地球尚未历经一次大的突变，戈壁一直被深深地埋在不见天日的大海之底。
然而正是在这有如开天辟地般的大突变之中，海水挥泪而别，戈壁以沉睡若干亿年的代价换来了翻身的喜悦，它浮出地表，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给我们留下了一副寸草不生的硬汉模样。
想一想大海迁徙的过程，那喧嚣、那宏阔、那壮烈，用怎样的笔墨和词语来形容，都会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轻慢。
在汽车停下的空隙，有人下去，竟然从戈壁上拾到几只贝壳，是那种只有在海滩才会拾到的色彩艳丽的小贝壳。
大家既惊喜又感叹，仿佛亲手触摸和探测到了来自远古的秘密。
我明白了，戈壁是在报复，在宣泄，在索取。
戈壁现在端出的是这样一副不合作的态度，一副与人类相对立的态度，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一副吾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态度。
没有任何商榷的余地。
面对戈壁，难道我们只能感叹？

专栏：
金台随感
王太守除三害
李克因
严格讲，《除三害》这出戏应该叫“王太守除三害”，甚或“周处除三害”也可以，因为有个主语更加明确一些，当然不加也没什么妨碍。
题目宜单纯，何况周处既是害人虫，又是除害者，一身二任。
王太守则是除三害的导演，把他推出来，自然有戏看。
王太守单名一个浚字，看来确是位颇有敬业精神、能力也很强的地方官。
来阳羡（宜兴）上任不久，便了解到当地百姓深受三大害侵扰，苦不堪言。
这三害都是硬家伙，可说没治。
如果他想混日子过，满可以摆在一边，不闻不问，反正三害是前任太守移交下来，若有人来查，可以摆出足够的理由推得一干二净，自己且乐得在这个有鱼米之富的所在吟个诗儿，喝个酒儿，当个潇洒官儿。
他却耐不住这份寂寞，偏要碰硬。
那天他便装上街查访，一条喝得醉醺醺的壮汉顶头撞过来，他一眼看去，心里有了数，便叫：
这世道好不公！
壮汉眼睛一瞪，喝问：
瞎说，啥不公？
太守说，你们贵处有三害搅得百姓日夜不安，岂非不公？
壮汉立时竖眉立眼，非要他说出是哪三害不可。
太守倒也痛快，便说第一害是南山猛虎，见人就吃。
壮汉说不错，确是个大害虫，第二害是啥？
太守说是长桥下蛟龙，吞船吃舶。
壮汉说也对，确是个大坏蛋，那么第三害呢？
太守说更厉害啦，提起来人人痛恨，它比蛟龙猛虎还要狠十分哩。
壮汉跳了脚，说什么东西，有这凶？
太守说它不是东西，而是个“有须眉有志气，雄赳赳气昂昂，有力的能人”！
只因自幼父母双亡，少调失教，长大成了个“恃膂力行霸道欺压百姓”的恶棍，百姓受害还不敢上告，怕官司打不赢更加受欺。
壮汉气得撩胡子抻胳膊“哇呀呀”大吼，说太恶劣啦，是哪个，我来治他。
太守说好，此人姓周名处字子隐，你听了包管胆战心惊。
眼前这个周子隐登时醒悟，上山除猛虎，下桥除蛟龙，当然也就除掉自己一身恶性，改过向善。
王太守这一套算激将法还是诱导法，说不清，总之肯下力气为百姓办事也就是了。
而这是戏，做戏要夸张才有看头。
这出戏也不是人家瞎掰。
“除三害”的传说早已存在。
周处则实有其人，年轻时很可能不学好，人缘欠佳，后来却真的当了官，口碑不错，从地方官做到中枢的御史中丞，是管监察的要员，反恶不避权贵，尽职尽责。
他是三国吴到西晋时的人，至今宜兴一带还有关于他的故事、古迹。

专栏：
终生难忘
何为
回想起来，我从抗战前夕学写散文并开始投稿，半个多世纪的笔耕生涯，接触最多的是报纸文学副刊。
副刊几乎孕育着我的创作生命。
匆匆数十年，我涉猎过的诸多报纸副刊，留下我文学脚印最深的，首推《人民日报》副刊。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相距整整二十年，它先后发表了我的小文《第2次考试》和《临江楼记》，使之在读者中传播，对此我终生难忘。
《第2次考试》是1956年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写成的。
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现实生活中涌现许多好人好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当时我的妻子在上海合唱团工作，她不经意谈到一件感人的事。
夏天，上海受到一次强台风肆虐，一个投考合唱团的女青年，奋不顾身连夜赴灾区抢救，导致复试时倒嗓，与初试时优异出众的成绩判若两人。
经音乐教授实地调查，发现这位女学生高尚的忘我行为，在几乎落选的边缘上，立即决定录取这个德才兼优的考生。
我听后深为感动，很想为文记之。
结合妻子早几年投考时的现场经历，以及我自己亲身感受的一些细节，很快写成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
实际上只是一篇原始素材的记录，至多是一篇报道。
不久，《人民日报》文艺部寄来一封催得很急的约稿信，强调限于篇幅，勿超过两千字。
我必须删节一千字，即三分之一的篇幅。
这是一次大改动，其实是一次重写，只有这时，我才真正投入艺术创作的实践。
有关此文的创作过程，多年前我曾撰文评述，兹不赘。
1956年岁末，一个寒冷的冬之暮，我下班后，在上海西区的有轨电车终点站，顺手在报摊上购买一份当天抵沪的12月26日《人民日报》。
在昏暗的路灯下，在街头翻阅报纸，一眼瞥见报头的内容提要，第8版有《第2次考试》篇名。
文题用醒目的书写体，从版面上可看出编辑的重视。
那个晚上，我有如第1次投稿被录用，心情振奋，又有点迷茫。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
这篇小文，在以后数十年间，出现一个漫长又奇异的历程，那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它被反复转载选用，评论文章不断，译成几种外文，改编为电影和广播剧。
从1958年开始选入语文课本，以迄于今，长达四十年。
即令在“文革”期间仍然沿用，只是没有作者名字。
八十年代还看到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编入华文课本。
最出乎意外的是，1979年作为全国高校统考的语文作文试题，要求根据两千字的《第2次考试》改写成八百字的《陈伊玲的故事》。
后来我有机会看到部分较优秀的试卷，像一棵秋天的树上，掉落不计其数的小树叶，各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
传闻作文命题出自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之手，确否不得而知。
1976年09月间，我与《福建文艺》编辑部的几位同事，专程到上杭县举办改稿学习班。
入闽多年，这是我第1次到闽西革命老区。
上杭的汀江之畔，有一座临江楼，相传毛泽东的词章《采桑子·重阳》即在此构思成篇。
那几天，忽然传来一条震撼人心的消息，在暗中不胫而走。
人们疑信参半，想说又不敢说，眉宇间却又喜气洋溢。
随后逐渐得到证实，真是特大喜讯，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终于覆灭了。
处于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又在历史久远的革命老区，一种庄严的历史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我决定试写一篇散文。
这个意念如此强烈，一座楼，一条江，一棵树，一首诗和一朵黄菊，此时都闪耀着内在的深沉涵义。
我于是第3次登临江楼，仔细观察楼内楼外的建筑及周围环境，特意在笔记本上画了楼宇正面的速写。
在群众游行欢呼的庆祝热潮中，我独登临江楼头，迎风伫立，放眼四顾。
汀江之水恰如一条滔滔奔腾的历史长河，流向天际。
抚今追昔，心潮起伏不已。
中国人民的灾难太深重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祸如噩梦缠绕。
如今这个全民族的历史大悲剧宣告结束了。
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胜利的曙光，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业已开始。
回到省城后，在黄巷楼窗前，迫不及待地将此行所想写下来。
在原稿上反复修改，是我的写作习惯，满纸纵横涂改的笔迹，只有我的妻子才能看得清楚。
照例又由她一笔不苟地正楷誊写，对文稿上遣字造句时时提出疑问或修改意见，正如她为我抄正《第2次考试》的原稿一样。
这是我被迫封笔十年后的第1次试笔，稿成后，毫不犹豫地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袁鹰同志。
《临江楼记》发表于1977年01月31日《人民日报》第4版，列为头条。
文题用书写体，版面舒展大方，编排不同寻常。
在一个时期内，这篇小文引起众多读者的注目，从内地到香港，以至海外华文报纸都予以转载，编入多种版本的散文选集，并译载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
我想，这主要是由于我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也反映了我们那个时代普遍的思想感情，因此引起读者的共鸣。
然而，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它早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充其量只能作为枯黄的史料一页。
《第2次考试》和《临江楼记》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不能不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提供宝贵的篇幅，给我以发表的机会，从而使我得到继续写作的力量、信心和勇气。
为庆贺《人民日报》创刊五十周年华诞，我写下在副刊发表以上两文的片断回忆，借此向经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人民日报》遥致敬意。
1998年06月15日上海

专栏：
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纪实文学高级研修班在京举办 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培训函授部、《人民文学》创作培训部于1998年06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举办为期五天的纪实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

专栏：
大地
麦熟
姜桦
1
麦熟的速度
比飞落草叶的露珠更快
比奔跑的阳光更快
比雷声之前的闪电更快
它追赶着我。
追赶我随口说出的
一句话：
“——哦05月！
布谷鸟
用歌声运着绿草和阳光！”
2
05月的阳光深刻而硬朗
大河对岸，我故乡的土地
百花盛开、麦浪金黄
苜蓿地永远缄默着
田埂上的镰刀，你迟疑些什么
快把这丰收的日子收割进仓
3
月光掠过土场
06月高起来，麦垛矮下去
一只大鸟直冲云霄
花白头发的母亲
弯腰在麦茬地里
雨季就要来了
我面对着往事一言不发
4
一粒麦子飞越夏天
它带着阳光、雨水和泥土
穿过我的诗歌
故乡在我心中停留过多久？
像这土地，年年生长的庄稼
不开口已将心底的挚爱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