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
朱镕基总理等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朱镕基总理首先向记者们介绍了各位副总理，并且对中外记者出席这个招待会表示欢迎。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
上周我曾有机会到吉林省和辽宁省去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
您个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否支持？
也就是说允许所有1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选举不仅是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也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
如果您赞成这种做法，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如果不赞成，理由是什么？
朱镕基：
我知道已经有一个美国的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对这种选举进行过调查，并且发表了非常肯定的意见。
目前这种民主的制度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账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
中央电视台记者：
今后五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
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
对本届政府的任务，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明确要求；
刚才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发表的讲话，又对本届政府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
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可以把本届政府要干的几件事情概括为：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
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内的需求。
由于我们最近几年宏观调控成功，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了货币的发行，使通货膨胀指数降得很低，因此有可能拿出较多的财力来刺激国内需求。
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因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什么叫做“三个到位”？
第1个“到位”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2个“到位”，我们去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
就是说，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
第3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
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
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
我讲的三年内完成，是指分流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三年内都能够到达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
至于分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
也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以后，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定后，今年这一半人就分流了，但完全到位则需要三年时间，因为分流的这一半人要经过培训，并考虑到他本人的志愿，把他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五项改革”，第1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
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第2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
因为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3是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
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三年多。
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第4是医疗制度改革。
我们在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
第5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
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很高的比例增加。
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
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
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规费以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最后我还要讲，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
钱到哪里去了呢？
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
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
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
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
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
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法国世界报记者：
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
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
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朱镕基：
我对于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
但是，对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
在三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摆脱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我认为，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
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
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
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
但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5％。
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
当年“六四”事件对新政府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
您曾说过，不管香港成为什么基地您都会去香港，请问您再去香港时如果有人请愿要求平反“六四”，您怎么看？
朱镕基：
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
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
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
现在我还特别想去。
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但是我一定会再去。
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
但是我想，香港任何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
有人讲，因为您不像有的中国领导人在前苏联留过学，所以也许您当总理后会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带入一些新的内容。
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政府在制定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有什么考虑，您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朱镕基：
我在上届政府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外交管得很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会有任何的变化。
我将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同志任总理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
我是否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补充呢？
钱其琛：
任何一届政府里面有人在前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留过学，就认为这届政府一定对那个国家怎么样，我看这个逻辑不存在。
不管从哪里学习回来，有什么经验，中国政府都是代表中国的。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
去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香港的危机也开始显现。
现在香港经济回升，股市指数又创新高。
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
人们称您为“经济沙皇”等，您对此有何感想？
朱镕基：
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
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9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
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
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
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
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
在2000年前有没有可能实现人民币兑换完全自由化？
朱镕基：
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
中国已经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至于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也自由兑换，按照我们预定的改革进程，将在中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能够达到的时候再实行。
新华社记者：
国外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相对饱和，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潜力？
朱镕基：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由于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复建设问题，现在很多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
即使这样，中国目前许多产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中国钢产量达到1亿吨以上，这个市场还小吗？
中国每年增加程控电话2000万门以上，世界第1，这个市场还小吗？
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1，卖不出去。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今后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农村广大市场的开发，加强人民群众关心的住宅市场的建设，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
现在中国的市场远未饱和，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者踊跃到中国来投资。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遇到哪些困难？
您说要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些改革，会不会推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
是不是要等着中国对银行系统进行非常彻底改革之后，才能向更多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营业执照？
朱镕基：
金融改革我们规定了三年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今年就要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务。
我们定三年的目标是因为估计到这一改革的艰巨性。
至于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现在请李岚清副总理回答。
李岚清：
我想讲三点。
第1点，中国对于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为此进行了十一年的谈判，我们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签署了最后的一揽子协议。
我们所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是由于我们认为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否则会引起区域保护主义，甚至会引发贸易冲突，这对谁也不利。
第2点，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但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中国这个在世界贸易排位上是第10位的国家参加，我看它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有少数成员认为中国很需要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并不太需要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
第3点，我们进入世贸组织，准备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也要享受应当享受的权利。
我们的改革已经大大前进了，这十多年当中，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入世贸组织，但是很多改革已经比原来的承诺发展得更快。
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预定的目标和计划一步一步进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还要继续按照预定的目标一步步改革。
现在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尽快获得解决。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
未来五年您所领导的新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处理两岸经贸关系？
不久前汪道涵先生所领导的海协曾给海基会发函，希望、欢迎辜振甫先生到大陆来访问。
对于辜振甫先生来访问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什么时机比较合适？
朱镕基：
关于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春节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所提出的八项原则是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两岸贸易问题，台湾的工商界以及萧万长先生对此都有积极的反应，我相信这种关系一定会改善。
关于辜振甫先生访问的问题，我请钱其琛副总理介绍一些情况。
钱其琛：
关于两岸的贸易，根据我们的统计，台湾的顺差大概有170亿美元，这对台湾非常有好处。
发展两岸经济联系，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实现“三通”。
辜振甫先生表示要来访问，海协已经表示欢迎。
据说台湾方面还要派其他人员预先来商量，我们也欢迎。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
印度新总理今天就要就职了，请问您对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朱镕基：
我昨天已给当选的印度新总理发了贺电。
我很希望将来在适当的时机同他见面，向他请教。
我在1984年曾经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世界能源会议，我对印度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希望通过你向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印度人民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
600多名中外记者对朱镕基总理的答问多次报以热烈掌声。
招待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上图：
朱镕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李舸摄
左图：
03月19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总理等回答记者提问。
这是中外记者踊跃提问。
新华社记者樊如钧摄（附图片）

专栏：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会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通过关于八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六个决议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开拓前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江泽民李鹏发表重要讲话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顺利通过各项议案、选举决定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开拓前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
他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
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他说，这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意愿的雄心壮志。
要奋斗要发展，就会有困难有风险。
但是，任何困难和风险都无法阻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
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必将胜利地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大会执行主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主持了今天的闭幕会。
2907名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决议说，五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发展时期。
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政府的五年工作，清醒地指出了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的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是可行的。
会议通过了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陈锦华所作的《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通过了关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批准1998年中央预算，同意刘仲藜所作的《关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当这些决议获得通过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会议的各项议程完成后，江泽民主席发表了讲话。
他对这次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泽民说：
“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
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江泽民说，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
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迎接又一个千年的新的曙光。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它的五十年诞辰，开始走上下一个五十年的辉煌历程。
他说，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开拓前进，要在21世纪谱写中华五千年文明新的壮丽篇章，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鹏委员长随后也发表了讲话。
他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开得很成功。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的大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
他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向乔石同志为委员长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向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李鹏说，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这是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
他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我们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一定紧紧依靠全体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恪尽职守，努力把工作做好。
李鹏说，九届全国人大任期的五年，是跨世纪的五年。
这五年是我国胜利完成本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任务，并为实现下个世纪头十年的宏伟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
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艰巨、复杂、长期的历史进程，贯穿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脚踏实地向前推进。
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前几届人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江泽民、李鹏的讲话博得全场多次热烈的掌声。
李鹏最后宣布：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闭幕。
10时许，大会在国歌声中结束。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谢非、姜春云、邹家华、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何鲁丽、周光召、成克杰、曹志、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秘书长何椿霖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丁关根、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罗干、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曾庆红、吴仪、张震、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肖扬、韩杼滨、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钱正英、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列席了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列席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附图片）
江泽民主席发表讲话。
本报记者王忠家摄
0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等出席闭幕式。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0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图为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张瑞琪摄

专栏：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
李鹏委员长的讲话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江泽民主席刚才的重要讲话。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
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开得很成功。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的大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
会议期间，代表们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以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畅所欲言，共商国是。
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决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确定了今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
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提高国家行政效率的重大举措。
会议选举和决定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为实现跨世纪的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这次会议必将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这是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我谨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一定紧紧依靠全体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恪尽职守，努力把工作做好。
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过去五年的任期中，以改革的精神，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请允许我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向乔石同志为委员长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向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各位代表：
九届全国人大任期的五年，是跨世纪的五年。
这五年是我国胜利完成本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任务，并为实现下个世纪头十年的宏伟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
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我们所依的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以宪法为依据所制定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我们所要治的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艰巨、复杂、长期的历史进程，贯穿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脚踏实地向前推进。
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前几届人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管理国家。
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管理国家的有效的组织形式。
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建立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过程。
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把立法同党对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结合起来。
适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抓紧制定和完善经济方面的法律；
适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加强行政立法；
还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法律和其他方面的法律。
在九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的权力。
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贪赃枉法的现象。
宪法和法律主要是依靠各级国家机关来贯彻执行的。
要加强对国家机关的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强对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公正司法。
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搞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是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的重要条件。
全国人大要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
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切实保障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民主权利。
只要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齐心协力，紧紧依靠人民，依靠党的领导，尽心尽力，积极工作，就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各位代表！
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重任，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寄予殷切的期望。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精神统揽自己的工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03月19日电）
李鹏委员长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王岩摄（附图片）

专栏：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
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各位代表：
这次大会选举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对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
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
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迎接又一个千年的新的曙光。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它的五十年诞辰，开始走上下一个五十年的辉煌历程。
纵观历经沧桑的过去，展望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从中可以吸取继往开来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动力。
我们要感谢中华民族的先人们，他们在遥远的古代，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要感谢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们，他们在近代百年间，为挽救民族危亡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我们更要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一切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贡献的人们，他们建立的千秋功业，为祖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先后得出的最重要的历史结论。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开拓前进，要在21世纪里谱写中华五千年文明新的壮丽篇章，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要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向新的经济体制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等基本方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实现澳门顺利回归，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
我们要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实现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继续奉献力量。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
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这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意愿的雄心壮志。
要奋斗要发展，就会有困难有风险。
但是，任何困难和风险都无法阻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
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必将胜利地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专栏：
江泽民等会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等同志，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会见了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京的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专栏：
五十集电视剧《太平天国》在无锡开镜
由中央电视台投资一亿五千万元的五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不久前在无锡影视基地开拍，这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继《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之后的又一大制作。
这部电视巨片的剧本，由张笑天用十年时间艰苦创作而成。
《太平天国》将以恢宏浩大的场面、凝重壮烈的色彩和强大的演职员阵容，艺术地再现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据导演陈家林介绍，该片以中央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为主景地，放射四周的苏州、扬州、镇江、南京与皖南等地，还将到太平天国的发祥地广西金田村以及石达开兵败的大渡河等地实景拍摄。
（宋国贤）

专栏：
回眸历史足迹倾听世纪回音
大型文献片《新中国外交》投拍
在即将告别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迈向新世纪之际，一部全面反映新中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外交历程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新中国外交》日前在京投入拍摄。
沧桑史海，百年一瞬。
二十世纪的人类舞台上演出过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活剧，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在这些历史活剧中扮演了和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部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就正是这个曾积弱积贫的国家告别屈辱、打破封锁、争取独立乃至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历史；
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弱国不屈从于任何大国压力崛起的历史。
由钱其琛任总顾问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新中国外交》将以丰厚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首次全面、系统地再现共和国可歌可泣的外交历程，热情讴歌新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的外交远见和个性魅力，着力刻画一大批新中国外交官在这条特殊战线上斗智斗勇的风采，并折射出人类在努力寻求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多极化世界新秩序的努力。
影响了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将在这部大型纪录片史中重现。
经过长达三年筹备的这部电视片将于建国50周年前夕推出。
该片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学会的大力支持，耿飚、姬鹏飞、黄华任顾问，宫达非任总策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菱花集团、北京电视台联合录制。
（文一）

专栏：
奏出中华民族的风骨神韵
闵惠芬二胡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将举行
刚刚出席了第9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将于3月24日登上北京世纪剧院舞台，为首都观众举办二胡协奏曲专场音乐会。
这是闵惠芬多年来为弘扬民族文化不懈努力的又一实践。
闵惠芬是上海民族乐团国家一级演奏员，她八岁从父学习二胡，有扎实的基本功底并曾得到李慕良等多位名家的悉心指教。
她的演奏风格热情内涵，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怒而不伤，情感气势与神韵合而为一。
八十年代初期，艺术上正处盛年的闵惠芬不幸身患重症，五年间动过六次大手术、化疗十五次，但她始终为重返舞台而拼搏，1987年终于复出。
这次音乐会即是闵惠芬向观众汇报复出以来的艺术成果。
此次音乐会所演作品皆是当代作曲家创作和改编的民乐作品，《洪湖主题随想曲》、《夜深沉》、《哀歌——江河水》和《长城随想》等都突出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二胡独奏和西洋交响乐队协奏的演奏形式是这场音乐会的又一特点，将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相互促进。
此次与闵惠芬合作的是上海交响乐团，担任音乐会指挥的是闵惠芬的儿子刘炬。
湖南宝颖化纤公司、海南文化艺术出版公司对这次音乐会给与了大力支持。
（刘文）

专栏：
常琳——
向自己挑战
玉中
常琳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问她最近干什么？
“演戏，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演年羹尧的妹妹年秋月。
你说逗不逗，过去在院里碰见唐国强得毕恭毕敬喊叔叔，如今竟演起了对手戏。”
我吃惊自己消息的闭塞，原来常琳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分到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已经演了不少影视剧了。
“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表演不是坐在课堂里学出来的。
只有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多了，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不爱张扬的常琳说。
1974年出生的她演过村姑、军人、待业青年、工程师、记者，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年龄跨度的马寅初之女等等角色，而让她尤为难忘的是她在《三个女犯的七十二小时》中扮演女犯人苏娟。
阳光下长大的常琳，对监狱女犯一无所知，可剧作中为角色提供的复杂的生活和人性内涵，深深地吸引了她。
苏娟是一个命途坎坷的女孩，在歌厅中唱歌，纯情善良的她与老板相识、被骗后又脱离老板。
在社会上被人利用运送毒品，锒铛入狱。
因表现好，和另外两个女犯被奖励在中秋节出狱三天与家人团聚。
多么难得的七十二小时，可她的姐姐作为唯一的亲人却不来接她。
她带着伤感走出大墙重温昔日的美好时光。
她想干的事情很多，偏偏撞上了罪恶的毒品交易，于是她跟踪毒贩，并在周旋的过程中重伤牺牲。
为了真实地塑造好这个虽经挫折磨难，却对未来人生充满热望的女犯，她潜下心来到甘肃女监体验生活、拍戏，一直和配戏的真正的女犯人及监管人员相处到把十二集电视剧拍完。
这么一段创作经历使她切实感受到，作品的效果如何，与演员的功底、投入的多少直接关联。
常琳是个用心的女孩，每拍一部戏，无论角色大小都认真准备，都非常投入地去演，戏后还要认真总结，她认为这是一种责任。
拍六集电视剧《墙外边是海》时，她演一个女记者。
剧作是通过这个女记者的角度写邯钢改革的。
初生牛犊不怕虎，拍戏中常琳和导演、男主角探讨每一场戏，想尽办法使主旋律的作品让观众爱看。
剧中有一场女记者给钢厂职业学校的学生讲古诗的戏，剧本中一笔带过，可画面躲不过观众的眼睛。
为此她认真阅读古诗词赏析书籍，认认真真备了一节课。
所以当拍摄时，她一上讲台讲解李商隐《无题》诗，导演顿觉吃惊，学生们听的入迷。
“下课了”，许多学生交头接耳不肯走：
“这个女老师哪儿请的，课讲得真不赖。”
他们不知道她是个演员。
“作为演员首先应该把戏演好，无论机遇怎样，我从主观上决不放弃努力！”
八一厂大院里那个活蹦乱跳的常琳真的长大了。
（附图片）

专栏：
张瑜出演《烟雨红尘》
九八伊始，张瑜全身心地投入到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烟雨红尘》的创作之中。
这是一个旧上海滩的故事，张瑜饰演的女主角周莘瑜本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因未婚夫的意外死亡而卷进了上海滩两大家族的争斗之中。
在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间，她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归宿，又为了这段情而失去了一切。
该剧由上海文化发展总公司北京公司投资一千余万元拍摄，港台知名演员张佩华、孙兴、陈明真、刘美娟等联合加盟出演。
（金英马）

专栏：
张艺谋执导《天上有个太阳》
广西电影制片厂传来消息，眼下导演张艺谋正为该厂的新片《天上有个太阳》（暂名）奔忙。
《天上有个太阳》是一部讲述现代乡村女教师的影片。
张艺谋表示，下个世纪各国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的条件较之城里艰苦，学生求学难，教师教学难，农村教师有很多感人故事。
与以往张艺谋执导的影片不同，《天上有个太阳》着重表现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颂扬平凡的人至诚至爱的挚情。
目前已完成剧本创作，外景地的选定工作已在进行，至于谁来出演“乡村女教师”，现在尚未确定。
（刘红）

专栏：
旁观者说
影视，别再糟践书法
范子忠
影视剧应讲究品位，书法也是有品位的。
然而，在如今的成百上千部影视剧作品里，作为沉积了千百年中华文化的书法艺术，却失去了她应有的品位。
一大批粗作、劣作的毛笔字充作书法作品，在一部又一部影视作品里登堂入室，炫目地出现在一处处高雅之地，这不仅有损于书法艺术，同时也污染了影视屏幕。
这里用不着多举例子，随便拉出来一部有书法作品的影视剧就够寒碜人的。
那部曾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戏说乾隆》皇宫里挂的那些字，算得上是书法吗？
那不过是些用毛笔写成的方块字而已。
要知道，早年任何一个哪怕终身不及第的失意秀才、穷书生的书法作品水平都是不低的。
在他们家里，哪怕柴门寒舍挂出品位不够的书法来，也是羞煞人的事，更何况天下来朝的皇家宫殿。
尽管是“戏说”，人物行为、关系看重的是戏谑发笑，但那堂庙之上的“涂鸦”之作总让人感到与环境格格不入。
至于说书法上的张冠李戴如今也是影视作品中一种见惯不惊的现象。
明明是一部历史剧，在古人的客厅里却挂着十足的现代书法作品；
明明讲的是汉代的故事，主人公的屋里却挂着清朝诗人的书法诗句。
难道编导们真不明白，书法作品在演绎历史的时候，同服装、道具、音乐、美术有着一样重要的作用。
书法在影视剧里及任何地方的张冠李戴同任何一件“穿错裤子”的现象一样会让人啼笑皆非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显而易见，编导们不知道书法还有更多的讲究，并不是用毛笔写出来的都是书法。
书法作为一门源远流长的民族艺术，她是有不同流派、风格和高、下品位之分，还有传统书法同现代书法之分的。
当然，在如今动辄年产数千部集电视作品年代里，指望那些几个月就拍出一部“大型”连续剧和号称“大制作”巨片的编导们，弄清书法的堂奥，使得屏幕上的书法作品都符合历史真实，符合人物身分，恐怕是太难为他们了。
但至少也该懂点书法常识，读点书法的ABC读物。
实在没这份功夫，也该破费点，请人顾问顾问。
须知，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书法不仅同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等一样是一门大学问，她更同服饰、礼仪，甚至交通工具、兵器等等一样，和历朝历代人的生活形态息息相关，弄不好就要贻笑大方的。

专栏：
“感谢观众的宽容”
梁秉堃
说来也怪，一生当中所见所闻所经之事数不胜数，然而其中多数却如过眼云烟一般，其中少数则是刻骨铭心终身都难以忘怀。
下边这一件事就属于后者。
时间是1992年07月16日的晚上，在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大喜的日子里，话剧《茶馆》在首都剧场举行告别演出。
这是《茶馆》的绝唱，也很可能是剧中扮演主要角色王利发的于是之的绝唱。
观众席里坐满了人，并且靠墙的两边通道上都站满了人。
据说，那天在剧场门口“钓鱼”买戏票的人就是花上一百五十元（相当于剧场售票票价的七倍还要多）也很难买到一张戏票。
同时，一些遗憾地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一直到戏结束以后，再争着涌入剧场看上演员一眼。
这，在高雅艺术不大景气的时节，不能不说是盛况空前难能可贵了。
那天的观众席里鸦雀无声，人们似乎是在屏住呼吸看演出，戏进行得很顺畅。
一切都好像那么正常，又都好像不那么正常。
观众在跟着戏走，又没有完全跟着戏走。
一份恋恋不舍的浓浓之情紧紧地系在演员的心头，也紧紧地系在观众的心头。
谢幕的时候到了。
于是之、郑榕和蓝天野走到了台前向观众鞠躬致谢。
观众席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在停顿了片刻以后响起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突然，在观众席的后方有一位年轻的观众在大声喊着：
“于是之老师，再见了！”
站在台中间的于是之听到以后，向前走了一步，早已蓄满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子掉了出来，打湿了衣襟。
观众席响起更加热烈的掌声并伴有欢呼声。
这种告别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第2天早晨的座谈会上。
在开会之前，一位看戏的女观众拿着一件印有《茶馆》演出字样的白色T恤衫，请于是之签名留念。
于是之点头说了一声“好”，签上自己的名字。
女观众又问：
“可以再写几个字吗？”
于是之没有吭声。
旁边有的人说：
“就写一句台词吧。”
女观众高兴地说：
“也好。”
于是之始终没有说话，突然提笔写下了这样七个字———“感谢观众的宽容”。
在场的人对此都有些惊讶，没有料到于是之此时此刻最想说的，最急于说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话。
大约在一年以后，在于是之的一篇文章里才有了如下完整的解释———
“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台词的毛病。
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
1992年纪念建院四十周年的时候，再演《茶馆》，久不登台，我这负担就更觉沉重了。
果然，演了四百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
到了7月16日那一场，第2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紧张。
我害怕第1幕伺候秦二爷的那段台词，它必须流利干脆，前两场就已经出了些小毛病，那一天就觉着要坏。
开幕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签字留念，我就更加紧张。
我跟天野同志说：
‘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的那段戏，你注意点儿，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
’天野叫我放心，他说他‘随时可以接过去’。
幸亏他有了准备，届时我真就忘了词，他也就帮我弥补，勉强使我能够继续演下去。
这以后，不只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在台上痛苦极了。
“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得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
我愧不可当，观众偏鼓掌鼓得格外的热烈，而且有观众送花束和花篮，更有不少观众走到台上来叫我们签字，我只得难过地签。
有一位观众叫我签字时写点什么话，我不假思索地写了一句话：
‘感谢观众的宽容’。
我由衷地感谢那位观众，他赐给我一个机会，叫我表达我的惭愧。
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我的名字说‘再见了’时，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员有这样的宽容。
“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去。
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
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任汽车走去。
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
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
笔者想，写到这里已经无需再多加一个字了。
因为于是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表明了他的艺品，更清晰地表明了他的人品。
而且，似乎还进一步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位艺术家的艺品都必须用人品来作为依托，艺品永远也超不过人品。

专栏：
佳作赏析（8）
改编得失说“水浒”
赵忠祥（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已过去一些日子了，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该剧创作者和一些专家，让他们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拍历史剧出现了两个流派。
一种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原著。
同时也有些电视剧，带有一些戏说、野史、演绎、调侃这样一种性质。
当然《水浒传》应该属于前者，希望大家能就此展开评论。
张纪中（《水浒传》总制片主任）：
《水浒传》是根据名著改编的，所以它的定位是定在一个非常严肃的正剧上。
忠实原著的思想内涵，忠实原著的主要人物的命运、性格走向，以及大的故事框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照本宣科、照搬原著。
小说和电视剧毕竟是两种观赏形式，小说非常精彩，有的却不易于在电视剧里表现，所以这有一个改编创新的问题。
再一个小说本身有许多败笔，甚至画蛇添足的东西也有。
那么，这正为我们电视剧创作提供一种自由度。
我们要把《水浒传》拍得从头到尾好看，就要克服原著中的虎头蛇尾现象，所以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后面，突出招安的悲剧。
田连元（评书演员）：
要把小说改成电视剧，就必须得改编，不改编就成不了电视剧。
而且四十三集电视剧，囊括了一百二十集《水浒传》，如果没有改编，没有删节，那是没法拍的。
从现在来看，拍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后半部悲剧气氛的渲染很好。
有人看到后三集，特别恨宋江，说最后把一帮人带成这样，这里悲剧效果已经产生出来了。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水浒传》几百年流传，它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整体。
所以在改编的时候，你动这个就容易牵动那个。
比如说潘金莲，你改她，就会影响武松的形象；
你肯定阎婆惜，就会影响宋江最后怎么走上梁山的这条道路。
所以说我倾向于把不太好的、不太健康的，还有当代观众不肯融通的东西删掉。
我觉得这样既能忠实于原著，又能使当代观众接受。
李希凡（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学者）：
我主张要忠于原作。
忠于原作，不是说不能创作；
如果不创作，我们改编电视剧是为了什么？
《水浒传》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后边几集，这么紧凑地把大背景表现出来，的确表现出编导的独具匠心。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语言用原著的太少。
《水浒传》小说中的语言，是非常个性化的。
多用一些原著的语言，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
现在是大白话多了一点，这必然影响电视剧的效果。
张绍林（《水浒传》总导演、总摄像）：
《水浒传》中招安之后的悲剧结局是观众陌生的。
这就给我们拍电视剧留下一个好的表现空间，就是加强后半部悲剧的震撼力。
结尾是宋江追求忠义双全，他的忠君思想就是皇帝要我死，我绝不活。
而李逵说，我为大哥生，大哥要我死，我绝不活。
他们两个一个为忠献身，一个为义献身，他们用生命的完结来追求一个忠义双全的理想。
吴用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他从头到尾眼睁睁地看着梁山的兴起和衰败。
最后的结尾我主要是表现他。
他没有任何语言把宋江的骨灰和李逵、花荣的骨灰埋了，又抬头看了一下天空的“替天行道”的破旗。
这个时候我配了一段歌声，这是宋江上梁山时候，阮氏三雄唱的一段渔歌。
这歌能把观众带到梁山兴旺发达的那个时候，但是眼前是空荡荡的聚义厅，这使观众思考的空间扩大了，观众会有许多感触。
这种手法就是帮助渲染一种悲剧的震撼力。
这个空旷的描述，使得这样一部农民起义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这说明在当时社会，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管是整个队伍的局限性还是个别人的局限性，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局限性，注定当时的这场起义是以失败为结束的。
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学者）：
《水浒传》这部戏的武打设计得很出色，打的让人觉得非常可信，也没走戏说的路。
如果完全用新的声光电来设计武打的场面，那就不是《水浒传》了。
现在全是中国人的传统打法，有中国作风，一点掺假的东西都没有，与欧洲人的完全是两码事。
胡晓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水浒传》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水浒传》是在武打的行动中塑造人物的，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他动手就可以说明他的性格，包括怎么动手、谁动手这么一个习惯，都是描写人物性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但是如果像香港的新派武打电影，那就不符合《水浒传》这样一部戏了。
我觉得导演这两个分寸都掌握得比较好，所以显得好看。
胡恩（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
我觉得四大古典名著，特别是《水浒传》的成功改编，极大地普及和推动了广大的电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对我们古典名著的阅读。
从这个意义上讲，名著的改编对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起到一次很大的作用。
赵忠祥（主持人）：
《水浒传》给我们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启迪；
这些人是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英雄豪杰，不是现在的流氓、小偷。
产生梁山好汉的那个时代已过去了，在现在这样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如果有人以看了这部戏为借口，“该出手时就出手”了，那不是李逵，是李鬼，一定要严惩的。

专栏：
《花落谁家》展示当代青年风貌
由福建华通影视有限公司摄制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花落谁家》最近完成制作并开始发行。
该剧以北京和南京演艺圈生活为背景，反映了当代青年在事业、感情上的追求，展示了社会转型期的众生相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透出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呼唤。
编剧王戈洪，导演石伟，主要演员有林津锋、刘蕾、马僮、魏荣、里坡等。

专栏：
葛优走近老舍名著
在老舍众多的作品中，《离婚》是他自己尤为喜爱的。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透过二三十年代发生在北平财政所里的故事，对旧中国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黑暗腐朽的官僚体制入木三分的揭露，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那个社会之所以最终被推翻的必然性。
做过多年教员、职员的老舍，其丰厚的生活积累，使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小知识分子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描写，游刃有余、精彩迭出。
幽默、苦涩，激烈而细致，是这部小说的风格。
“我们在改编中，努力保持原作原貌。
我们要做的是调集现代视听手段，使电视作品不失老舍的韵味，并更加突出原作风格，可看性更强。”
既为改编者又是该剧导演的电影学院教师马军骧如是说。
这部由北京新概念文化传播公司、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十六集电视剧《离婚》，如今正在老舍所热爱的北京古都加紧拍摄。
剧中主要人物由葛优、谭宗尧、陶虹、袁苑、谢园等饰演。
（西央）（附图片）

专栏：
蓝天英豪飞向荧屏
我国第1部反映民航机长生活的电视剧《中国机长》，日前由北京亚环影音公司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完成。
作为百里挑一、国家精选出的民航机长，他们在随开放的中国飞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展示了超乎寻常的风采：
在西雅图与各国航空健儿比翼竞飞；
为抢救异国飞行员出生入死；
为伸张正义在美国法庭上智斗取胜；
海湾局势紧张，他们勇飞危城，营救出中国劳工。
即使在日常飞行中他们也会遭遇发动机空中停车、降落时起落架出故障，以及乘客中混进了国际通缉犯等等险情……这部远赴美国、意大利、埃及实地拍摄的电视剧，透过一个个惊险的故事，生动展示出新中国民航三代飞行员的蓝天雄姿。
该剧由青年作家张静与廖一梅、孙浩编剧，张羽执导，尤勇、王诗槐、王兰、李亚鹏、李晓明及台湾艺员郑仲茵出演主要角色。
（向文）（附图片）

专栏：
每期话题
作家参与影视剧的创作，曾引起不同的反响，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触电”。
作家“触电”给影视带来了什么，又对作家本人乃至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今后发展的趋势又如何？
本期文学话题采访了文学、影视界的一些人士，大家共同来评说——
作家“触电”是是非非
本报记者　杨少波
文学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久远，而作为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之后的“第七艺术”——电影的历史则刚过百年。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地下咖啡馆放映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宣布了这一新兴艺术的诞生，而电视这一传播媒体的产生则更在数十年之后。
文学，作为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对新兴的影视艺术给以积极影响和支持，似乎是当然之理。
电影的发展以有了它文学形态的剧本为其成熟的标志，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田汉、夏衍、阳翰笙等文学家对电影的参与和他们合作的实绩已经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当今的影视导演更不隐晦自己的态度：
“我们就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发展，有文学的优长，我们为什么不利用？！
”
一些“当红”导演在全国各文学期刊全面搜索，购买有拍摄可能性的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已不是新闻，而某导演为一部历史剧邀五六位知名作家同时执笔写本子，最后各作家手捧“作业”候选一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
相反的激烈意见同样存在。
有电影专家认为电影的视听思维同文学思维有区别，不要以为会写小说就同样能搞电影，不要简单地把文学因素平行位移到影视中来，不要把影视拍得像“配音连环画”或鼓书艺人的“说书”。
有作家“触电”较深后突然发现，嗣后写出的小说像剧本，景物描写像拍摄提示，这一段“触电”的“激动”、“战栗”经历把自己的文学感觉弄丢失了，自己仿佛再也回不到文学写作的状态了。
他们惊呼告诫同行：
这“电”可“触”不得，摸不得，没有考虑清楚之前，不要轻易踏上这条“不归路”。
众说纷纭之中，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近十年来，《秋菊打官司》、《皇城根》、《车间主任》等一系列影视剧的产生，都有作家参与的一份力量，文学对影视的支持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作家也从其中得到不少收获。
作家何申近年内频频“触电”，《一村之长》、《一乡之长》、《大人物李德林》、《男户长李三贵》等都是他写作、改编的影视作品，他认为自己在这几年的“触电”经历中收获很大。
他说作家有必要利用影视这种新的传媒，把自己对生活最真切、生动的感受和触动呈献给大众。
“触电”的经历给他带来了观察和思考方式的变化。
以前写小说，许多极细微之处都可以一笔带过，而写影视剧，来不得半点含糊，你必须把来龙去脉、场景细节都“看”到、“听”到，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为导演拍摄和演员表演提供依据。
这促进了作家更进一步深入生活，增加体验生活的深度。
写作是青灯枝笔的个人创作，影视剧则是导演、演员、编剧、舞美、灯光等群体合作的创造。
艺术的因素增多了，困难加大了，创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拍片的实际过程中，群体之间的相互激发不断丰富着编剧单个人的构思。
所以他说，当生活中又有了激动我的新鲜题材时，当有了那些富有矛盾冲突、动感较强的表现内容时，我宁愿从影视的思维和表现手段着手。
电影理论家戴行钺认为，作家参与影视剧创作在影视史上是一个传统，其中不乏成功结合的范例。
这些年由于各方面的冲击和自身的原因，许多电影厂的剧本创作人员不断流失，这一部分力量由富有叙事经验的作家来补充，也是件好事。
对作家参与影视一事，电影界某人士的言辞更为激烈，他痛感于大量粗劣影视作品的产生，致使人们说“搞影视的人没文化”成了当然之语。
他慨然说道：
“像这样下去，搞影视只要有中等智商就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影视寻求文学“母体”的支持，似乎是必要而必需的。
但是影视毕竟有其自身规律，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语言”转换能否顺利实现决定着这种“合作”的最终结果。
作家刘震云谈到了影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比如浸入角色灵魂的好演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与影视画面融合的音乐节奏以及蒙太奇效果带来的图像的威力等，都是小说无法直观展现的。
但站在小说家的角度，他认为影视改编的小说内容大多是小说最上面的东西，而在“看”到和“听”到的界限以下的东西都被拦腰斩断了，被斩断的往往是文学的精华和特质。
文学可以不顾影视拍摄的现实性，使情节突飞猛进又倏然转折。
长篇独白、心理描写、严谨的思考，这些都是小说之长，但它们又很难完全转化成影视语言。
他比喻说：
“影视作品像端到桌子上的一盘菜，它重视的是色香味，而文学重视的是厨房里的阶段，剥葱剥蒜，洗姜择菜……”从作家的角度，他对影视表达了自己谨慎的态度：
“熟悉它们没有什么坏处，你可以熟悉另一种语言递进的方式。
但这两者有差别，拍片子和写小说，就好比种西红柿和种西葫芦，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但种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
它们是流向不同的河。”
在这些差异之下，刚开始接触影视的作家们难免有许多“不适应”和“委屈”之处，他们觉得自己最精彩的思想没有在影视中表现出来，而影视专业人员则觉得他们不懂影视基础难以沟通。
作家何申也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任何“触电”的作家几乎都经历过一开始高兴——发现不适应——别扭、委屈——最后得心应手的过程。
他说只要把握两者的特点，“适应”是不难做到的。
当回头再去写小说时，确实存在着小说叙述语言和心理描写不自觉丢失的问题，但只要细心调整往回找，艺术感觉还是可以回复的。
这使我们想起几年前法国小说、电影两栖作家罗伯特·格里耶访华时，有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
“请问您又写小说，又搞电影，这两者如何同时做到？”
罗伯特·格里耶笑笑说：
“当你写小说时，用小说思维，当你拍电影时，用电影思维就是了。”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潇洒自如地出入于这两种思维，针对作家以文学的固执形式参与影视创作，某电影理论家曾出惊人之语：
“这些作家搞影视，是这些人在文学圈中混不下去，跑到影视圈来了，这根本上就是一个就业问题，而不是其他。”
他带有几分调侃意味地说：
“这样好不好，你们新闻界做件好事，牵个头，办个班，给这些跑到影视圈的作家讲一讲影视基础知识好不好？！
”
坚守文学写作的某作家对作家“触电”也持反对意见。
他说：
熙熙攘攘，名来利往。
作家“触电”，无非为名利二字。
第1，他们看到了自己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就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皆知。
这比单纯靠阅读的小说传播速度和广度要快得多、大得多。
第2，为影视，尤其是电视剧剧本的高额酬劳所诱惑。
编故事，侃本子，一年几十集，收入百十万，萝卜快了自然不洗泥。
有的作家甚至在这种高速运作中产生了“电视剧情结”，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热闹，哪还有心思再回头搞文学！
有多少青年作家就这样被毁了。
在西方，有多少作家在“好莱坞”把手中的这枝笔写坏了。
艺术感觉、青春才情是转瞬即逝的脆弱之物，珍之惜之才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作家才现身说法：
“电”是老虎，“触”摸不得，此路单程，有去无归！
作家述平把其小说《晚报新闻》改编成电影《有话好好说》时，在导演要求下，历时长久，十易其稿，最后他自嘲地说：
“一个作家终于不幸地被折磨成了一个编剧。”
这其中有机智、有调侃，该也有提醒。
针对文学与影视的艺术规律，人们赞同不同门类艺术间的良性影响，而作家必须有清醒的定位意识。
近十几年，影视剧作为新兴的艺术门类，在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下，在作家们的积极参与下，产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高。
反过来，影视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与市场的密切关系，又影响、带动作家更多地关注今天的社会现实。
《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等都是二者相互影响较成功的例证。
新近成立的“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也在为文学和影视艺术架设沟通的桥梁。
在纷纭交错的意见中，我们隐约分辨出现实的措施和出路。
影视不是文学、音乐、绘画等各类艺术的简单综合。
西方有论者指出：
“电影粉碎了一切传统艺术的清规戒律。”
影视给人们带来的动态、立体、视听思维如同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给人们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带来了新的改变。
电影理论家戴行钺说：
“作家要从头学起。
作家要真心诚意地参与到影视艺术创作之中，就必须熟悉其中的规律。
那种仅仅玩‘票友’的方式和因名利而动的行为是很难把二者做好的。”
所以不少自觉自醒的作家们在轻轻“触”到了这“电”的感觉之后，就又回守文学，潜心创作了。
有的则在这惊心动魄的“触”动过程中发现了得心应手的新天地，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门新的视听艺术中去。
作家关仁山的说法很形象，他说，作家可以两条腿走路，但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这两条“线”千万不要“短路”，“短路”了两样全完。
两栖作家应该像盏灯，要让“两条线路”为自己输送电力，照亮路程，绝不能因“短路”而“触电”身亡。
正如作家郑万隆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作家“兼营”、“并作”影视只是一种过渡，分流是必然的趋势。
要么成为专业的剧作家，要么重新回归文学，是这些“触电”作家的基本选择。
为名利所动的短期行为对文学和影视都是伤害。
这不单纯是一个热闹的新闻话题，在文学和影视发展的更深远层面，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以何种艺术手段创造性地传达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为我们解决其他一系列艺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提供启示。
青年导演陆绍阳站在影视发展的角度这样说，影视编剧由作家参与也好，不参与也好，一开始就应有影视艺术的整体思维在其中，从电影史来看，戈达尔、伯格曼、特吕弗、伍迪·艾伦、阿尔蒙多瓦等有较好作品的导演，他们是导演同时又是编剧，编导一体化是影视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家“触电”的是非利弊究竟孰轻孰重，文学和影视的纠葛如何才能理清，当我们用这一问题询问一位刚刚走出电影院的普通观众时，他的回答很简捷：
“能写好影视的闹影视，能写好文学的搞文学，真有能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就一肩挑，一句话，该干嘛干嘛去，这样不好吗？！
”

专栏：
金台随感征文
关于“名人”的“正名”
袁济喜
回上海老家探亲，见到原来居住的老街上矗起了一栋栋商品房，起了个十分好听的名称：
“冠浦花园”，然而并没有花园，只是一栋栋三十几层的高楼孤零零地拔地而起。
后来我才知道，如今的商业住宅楼与商场，往往有一个好听的名称，这就是所谓“某某花园”、“某某广场”，而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内容。
至于为什么要叫“花园”、“广场”，大约是仿效港台，为了好听的缘故。
联想到近来关于名人写书、明星效应问题的讨论，且不说这种讨论中的是是非非，单是对这种“名人”本身，在如今浮名成风的情境下，就很有必要加以一番“正名”。
“名”是“实”（即内容）的反映，“名气”与“名声”应是社会对一个人成就的公正而客观的评价。
人们一定还记得东汉末年那首“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高弟良将怯如鸡”的民谣。
当时之所以出现名实相背的状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了朝廷对名声的提倡，东汉时代的察举、征辟以所谓乡闾评价为依据，于是许多人为了捞取好名声而不惜作假；
另一方面在浮华虚诞的岁月中，社会大众早已被向声背实的通病所支配，哪里还有头脑去分辨识察。
所以后汉的那些思想家，无不对向声背实慕名弃实的现象深恶痛绝。
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认为一个人要名垂后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三方面有所成就。
当然，古人所说的道德标准与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但其中也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人的名誉与名气必须建立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础上，必须在真正有所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名实相应。
正如汉末一位叫徐干的思想家在《中论》中所说“贵名乃所以贵实”，而不是单纯追逐所谓“名人效应”。
然而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界的“名人”，有多少是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上做出贡献的？
有些人的名气恰恰是靠缺德炒出来的。
有些“名人”在事业上做出了一些成绩，然而其炒出来的名气却远远大于其实绩，宛如久病之人，体不胜衣。
至于文人的“立言”，本应该像曹丕《典论·论文》所说，“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帝王尚且知道文章要依靠自己的功力自传于世，不要依托权势与吹捧之辞来走红，我们今天这些号称有现代意识的“名人”岂不是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遗憾的是，在“立言”（即写作）领域，一些所谓“名人”依恃作品本身出名的不多，许多是靠权势与金钱的依托而走红的；
或者即使作品有一些成就，也要依靠一帮吹鼓手来炒作。
在当今，“名人”、“明星”的日趋泡沫化已是一个不须争辩的事实了。
再往深里追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在电子信息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所谓“名人”，往往是占据传媒的从业人员。
由于现代电子传媒可以使一个人的知名度随着传媒的迅速传递速成，于是，一些传媒的从业人员（大多是电视业与电影业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星即“名人”了。
“好风送我上云端”，这种“名人”与“明星”，他们的内里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读他们的书，发现与所谓“名著”完全是两码事，然而现代人的向声背实的病态阅读心理，早已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明知是泡沫也要去狂吞的阅读怪圈之中。
因而这类本来价值不大的书越出越欢。
电子信息无节制的膨胀，造成了传媒称霸，“网络为王”的局面，人的个体判断力在电子信息的压迫下，反而日渐萎缩，社会上形成了以耳代目，人云亦云的趋同心理。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问话：
“最近你看了某某书没有，听说这本书很火。”
于是一些人依据周围人的推荐去看这本书，如若看了之后发现这本书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好，他们往往没有勇气去与时尚抗争，而是会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欣赏水平跟不上时代，出了毛病？
同时别人往往也会指责他的鉴赏水平不合潮流。
在现代电子传媒时代，时尚的压力太大了，它可以摧毁人们的个体性与自信心，使人身不由己地加入其中。
其实，越是在别人一窝蜂地赶时髦的时候，就越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力。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东晋一位叫庾仲初的文人摹仿汉代《两都赋》、《二京赋》一类京都大赋，写了《扬都赋》，经过名士庾亮的推举，于是人人辗转传抄，一时为之纸贵。
独谢安不以为然，批评它“屋下架屋耳”，是摹仿古人的一种没有出息的作为。
这件事说明谢安不愧是一位真正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名士。
由此，笔者不由得想到，在我们这个嘲笑英雄，缺少真正名士的时代，却又“名人”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这倒底是正剧呢还是闹剧，抑或是一幕真正的悲剧？

专栏：
——回头见！
（漫画）徐鹏飞

专栏：
文学期刊头条月报
文学期刊头条月报
寻找番薯
《10月》1998年第2期
作者：
阙迪伟
二十年代的青风寨乡，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委员罗亦雄遭敌人围追堵截，被困在山洞里。
农民“讨饭贼”以妻儿两条性命为代价，为她找回几个番薯，危急关头救了她一命。
时间进入当代，已是老革命家的罗亦雄逝世后，灵魂南归魂牵梦绕的青风寨。
当她想再次品尝青风寨番薯滋味时，却看到了个别基层干部在寻找番薯的过程中为满足一己官欲，欺上瞒下，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的闹剧。
番薯在这篇小说中不再单纯地指认为一种常见的农作物，而是被赋予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寄寓。
天籁
《中国作家》1998年第2期
作者：
徐小斌
偏僻的西北山区，天生丽质、天赋歌喉的盲女岁岁，在“花儿”歌会上，唱落日头，唱赢七个乡的歌手，一举成为“花儿皇后”，京城电视导演将她带入电视晚会，立时又成了令人瞩目的明星。
各种商业性操作接踵而来，裹挟住了冰清玉洁的盲女。
天性纯真的女子没有世俗功名之心，只知沉浸在感情的潮水中，唱出一曲又一曲发自心灵的天籁之音。
饱经风霜的盲女之母，陶醉在一片喝彩声中。
01日酒后失言，道出了昔日为“望女成凰”而药瞎女儿眼睛的隐情。
盲女无意间得知真相，顿觉生命中的一切美好毁于一旦。
重上舞台时，甜美清亮的歌喉却如电闪雷鸣般凄厉，仿佛来自苍天的诘问，突然间盲女的嗓音如裂帛般劈了……
光明
《收获》1998年第2期
作者：
须兰
拉萨是有信仰者的天堂，对于他和她，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如果有，对于沉沦的他们，倒像是一个讽刺。
十年来，他的生命力在消失，他抵抗的方式是变本加厉地把生命当作一场狂欢。
对于生，对于死，他都是欲罢不能了。
到最后，他厌倦了他对世界的厌倦。
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不懂的，是他的妻子，她成为一个今世永不能解的谜。
他观看她离去的影子，满怀天人永隔的悲悼。
行走于光明之城拉萨的他和她，可能是这时代行走于这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我们所爱的诗歌，便是对这种希望和无望的纪念。
过渡
《人民文学》1998年第3期
作者：
苏童
汉明碰上拆迁，急需过渡房，汉明收入不多，租房太贵，找朋友借，又借不来。
汉明忍受着岳母的冷嘲热讽，与妻子一起，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了临时栖身之所。
但随后，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上发现有两个烟头，家里失窃，自行车轮胎被人扎破，而且平均三天扎破一次。
汉明非常恼火，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汉明在车棚里蹲了五天以后，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作案者竟是原来的房主。
汉明由惊讶到尴尬，由尴尬到理解，理解之后二人客气地互相拍拍肩膀分手而去。

专栏：
文艺争鸣
现实主义话题
潇潇“语”下
近两年来，现实主义问题成为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景观和热点话题，其讨论缘起于1995年下半年之后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出现，如何申的小说《年前年后》、《穷人》，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威风凛凛》，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破产》，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等等，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面对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文学界人士感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不遂人愿的文坛现状的强大冲击力，《文学评论》、《文艺报》、《作家报》等报刊纷纷展开了认真的讨论。
“复归”之争。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走俏文坛，体现了作家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新把握。
有一些人认为，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主潮，但自从先锋派、新感觉、新体验、新状态、新乡土、新写实等各种标新文学喧闹于文坛之时，现实主义“灰眉土脸地抬不起头”，产生了“低眉顺眼的那种无端的自卑”，在文学的空间里，只是偶然才能见到它们沾满尘垢地塞在一处处宛如商业街精品店处所的角落里，而今久别重逢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崛起和复归，是对文学脱离生活倾向的纠正，是对“淫靡腐败的创作之风”的反拨，因而，现实主义文艺是世纪之交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发展趋势，现实主义回归是一大可喜的变化，它“宣告或预示着现实主义的回流与繁荣”。
有论者不同意“复归”或“回归”的说法，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从来也没有‘走失’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们，从来也没有停过笔；
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从来也不比‘前卫’、‘先锋’的作品低”。
因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复归’，不过是有关现实主义的话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罢了”。
“涵括”之辩。
近几年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了以改革中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灌注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其创作的意义，“在于修复了一度被否定和割裂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赋予了文学以切实的当下品格和言说当下现实的能力”。
无论是在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上，还是对典型人物的着力塑造上，或者是对创作手法的充实与丰富上，这些作品都带有现实主义的特有品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与此同时，有论者就创作现实提出，不能把“现实主义”一词“作为某种标签来随意凑热闹；
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不能只讲以现实生活为对象。”
“仅仅只是某种层次上关注了现实，是一件容易不过的事，而现实主义，却意味着比这多得多的东西。”
有论者总结道，理解现实主义应理性分析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在因素，它包括“现实”精神、“真”的勇气和“人”的形象。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仍要坚持在真实描写现实社会关系的同时，真实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与此不同，有论者认为文学叙事不必恪守这一经典原则，应强调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现实处境的典型再现，“是否关注人的灵魂，以及把人的灵魂的底蕴揭示到怎样的程度，便是衡量现实主义作品肤浅还是深刻，拙劣还是优秀的一种标准。”
有的论者主张走向“发展、开放、多元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在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同时，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上不应排斥其他流派，要在现实主义精神下容纳各种模式。
由创作引发的人们对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成绩的肯定，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不断发展的期望与思考。
“隐忧”之思。
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上，有论者认为，目前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形而上的深思，作品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厚度，存在回避价值判断的倾向，艺术上不够精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文学价值。
同时，有论者指出，目前流行的商业化的文学炒作之风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一种时尚，商业炒作会使作家难以自持而疲于奔命，从而损害本应该属于寂寞的文学创造。
从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来看，有一些人认为，“在今天，现实主义已不再是奖章，挂在谁身上谁就成了‘文学英雄’”。
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要欢迎，但不可定于一尊”。
有论者担忧：
“但愿‘复归’之议中不含丝毫曾被‘放逐’的怨懑，不会成为一种文学流派重新振起后贬低别种流派的潜台词。”
因而，有论者强调指出，“现实主义对其他文学流派的开放性、借鉴性，是它得以以生气勃勃的姿态重新成为话题的奥妙所在。
可是，现实主义话题的升温，非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否定各种各样的文学探索和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
相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评论家们，对待不同的文学流派应该采取格外谨慎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珍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以熔铸百家，发展自己，不断开创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道路。”
（一石）

专栏：
文摘卡
诗歌与杂文受欢迎程度偏低
《中国文化报》3月05日刊载北京零点调查集团“你喜欢什么文体”的调查结果：
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重庆五市的一千五百名市民中，只有百分之三点七的人表示喜欢诗歌，杂文受欢迎的程度也仅比诗歌高五个百分点，这使诗歌和杂文成了当今最不受欢迎的文体；
最受欢迎的是新闻报道与小说类作品。
作为我国千年国粹的诗歌，虽早就因被冷落而受到“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调侃，而且不少诗人也改行另辟蹊径，但这一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受欢迎程度之低，还是让人吃惊。
一直火爆繁荣的杂文会遭此冷落，更令人吃惊。
一位杂文作家认为，虽然这几年杂文的数量不少，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更是数不胜数，但能够真正叫得响的能够传世的精品极少。
一向被称为“匕首”、“投枪”的杂文，如今大都已没有了锋芒。
这些杂文不能一针见血地针砭时弊，只会隔靴搔痒，有些甚至把杂文幽默、辛辣的写作特点都扔掉了，谁还要读这样的杂文？
文一摘

专栏：
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案交办大会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李术峰）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案交办大会今天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厅举行。
据悉，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案总数为2863件，立案2517件，初步确定这些提案需要162个单位承接办理。
会议认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的提案与往年相比，数量多，质量高，提案特别集中和关注的有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科教兴国、再就业工程和社会保障、反腐倡廉和社会治安等问题。
会议希望各承办单位要认真审阅提案，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办理任务，共同为提案工作实现“三提高”和“创三优”的目标而努力，为完善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贡献。

专栏：
关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经过审议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8年中央预算，同意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报告中为完成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提出的各项建议。
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严格按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执行。
在预算执行中，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努力开源节流，增收节支。
要严格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
要加强预算约束，控制支出过快增长；
要整顿财经纪律，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制止不合理的公款消费；
要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督管理，对各类预算外资金继续进行清理，该纳入预算管理的一定要纳入预算管理；
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同级财政超预算收入使用的监督。
实现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任务很重，困难不少，但有利条件也很多。
各级人民政府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严格执行国家预算，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为更好地实现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而努力。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专栏：
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经过审议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报告中为完成1998年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
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坚决贯彻和认真落实中央确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坚持和完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抓住影响经济工作的关键环节，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确保经济增长率达到8％是必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狠抓落实。
绝不能因为连年获得较好收成而放松和忽视农业，必须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同时认真研究解决我国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要认真解决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的问题，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对国有企业的监督。
要认真解决企业重组和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落到实处。
在计划执行中，要适当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把资金投向农林水利建设，加强能源、交通、通信、环保等设施建设，加快有市场前景、效益好的在建项目建设，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提高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加快城镇居民住宅建设，积极开拓市场，扩大国内需求。
与此同时，要严禁乱上项目，努力提高投资效益。
要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完成今年的预算收入，同时严禁铺张浪费，下决心精简机构和人员，控制支出过快增长。
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强依法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要加大工作力度，积极解决下岗待业职工的生活和再就业问题。
要全面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为圆满完成1998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而努力。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专栏：
关于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审议了田纪云副委员长代表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任期的五年中，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立法工作成绩显著，监督等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果。
会议要求，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要继续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抓紧制定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同时抓紧制定和完善其他方面的法律。
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增强监督实效，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加强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监督，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督促和支持国务院及其部门依法行政，督促和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
要大力推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体人民的法制观念。
要继续加强同外国议会及议会国际组织的交往与合作。
要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密切同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在新的形势下，努力做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为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做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专栏：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审议了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五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发展时期。
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政府的五年工作，清醒地指出了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的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是可行的。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指出，今后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
1998年是全面实现“九五”计划的关键一年。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方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完成本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今年农业的好收成。
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稳妥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和节水农业。
要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棉收购政策，深化粮棉购销体制改革，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积极促进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要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密切农村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稳定。
会议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出发，“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和调整；
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积极稳妥地进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
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机制，强化企业的竞争和风险意识；
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
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城乡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会议要求，要积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保持投资规模的适度增长，加速实现国民经济合理化布局，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
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结合起来。
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
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注意适时适度微调，保证财政增收和金融稳定。
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严格控制财政支出。
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和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法规，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适当增加进口；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
会议要求，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要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快高技术产业化步伐，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
要做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
要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对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严格控制和治理污染。
会议要求，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城乡人民收入，努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要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关心困难企业职工和离退休困难职工的生活。
要加快建立城市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要加强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增加投入，支持贫困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要千方百计安排好灾区人民生活，帮助他们生产自救。
会议认为，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要统一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把工作做细做实，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行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会议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积极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要加强行政法制建设。
所有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要深入开展普法教育。
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
要加强勤政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要坚持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加快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基本法行使职权，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要积极做好澳门回归祖国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江泽民主席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加强两岸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加人员往来。
坚决反对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各种分裂活动。
我们相信，在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同胞的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共同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会议指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与交流，继续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
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开拓前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专栏：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批准张思卿检察长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专栏：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批准任建新院长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专栏：
社论
高举伟大旗帜创跨世纪辉煌
——热烈祝贺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了。
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世纪之交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来自祖国各地的近三千位代表，情绪高昂，群策群力，不负各族人民的重托，完成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审议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使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的宏伟任务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
选举、决定了跨世纪的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为实现十五大提出的战略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审查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
这是一次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大会，一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的大会，一次团结和鼓舞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十五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大会。
今后的五年，是跨世纪的五年，是实现第2步战略目标、向第3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的五年，是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五年。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极其光荣，极其艰巨。
能否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这五年的工作做好，关系到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以什么样的姿态跨入21世纪，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的起跑中能否掌握历史的主动权。
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任务，在世纪之交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
有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幸运和骄傲。
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理论只有同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党全国进一步掀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特别是要在掌握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上狠下功夫，使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永葆开拓创新的活力，使我们的事业永葆蓬勃向上的生机。
经济建设能否搞上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使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城乡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改善。
当前，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要发扬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满怀信心，勇于攻坚，周密部署，稳步实施，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推向新境界。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使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重要保证，也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
在跨世纪的征途上，我们一定要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这两大制度，加强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来。
我们要再接再厉，继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也是我们各级政府的宗旨。
在跨世纪的征途上，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努力提高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自己的责任，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模范，做开拓进取、造福人民的模范。
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服从大局，积极参与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并以机构改革为契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使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提高到更加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水平。
今年是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的第1年。
向前看，新世纪的灿烂霞光在向我们召唤。
让我们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全面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专栏：
吴邦国会见哈萨克斯坦客人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刘朝晖）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哈萨克斯坦税务警察局局长拉·阿利耶夫一行。
吴邦国说，中哈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
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
他表示相信，阿利耶夫的访问将进一步推动中哈关系的发展。
吴邦国还向客人介绍了刚刚闭幕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情况，以及中国目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改革的目标。
阿利耶夫对吴邦国再次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表示祝贺，并转达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江泽民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祝贺。
阿利耶夫此访旨在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加强两国有关部门的合作。
哈萨克斯坦客人是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邀请访华的。

专栏：
李岚清会见法国埃及客人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于海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一行。
李岚清向法国客人们介绍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在东南亚、东亚金融风波发生后所采取的相应措施。
李岚清希望中法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于海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埃及贸易与供应部第1副部长艾哈迈德·哈立德·哈马迪一行。
李岚清说，中国和埃及同为发展中国家，双方存在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方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埃两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艾哈迈德感谢李岚清副总理的会见并希望埃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专栏：
李鹏会见法国前总理巴尔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谭国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一行时强调，本届全国人大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立法工作。
他说：
中国的改革将不断深化，我们将十分注意把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到法律，提高立法的质量，以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改革的实施，推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这是李鹏当选委员长后第1次会见外宾。
他希望中国全国人大同法国议会的关系能进一步发展。
李鹏欢迎巴尔率团来北京参加第4届中法经济研讨会。
他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希望这次研讨会为进一步促进中法两国之间经贸和科技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鹏说：
“在座的不少是我的老朋友，你们多年来为推动中法经贸和科技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他说，近年来，中法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经贸合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法关系，重视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赞赏希拉克总统致力于加强中法友好合作的积极态度和明智政策。
李鹏对巴尔在担任总理期间为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还向客人介绍了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情况和主要成果。
巴尔说，这次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开得很成功，他祝贺李鹏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祝愿中国新一届政府在任期内取得更大成功。
他说，目前在北京召开的第4届中法经济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法国同中国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的友好合作。
巴尔表示，他将继续为此做出努力。
巴尔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前来访问的。
贸促会会长俞晓松、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法国驻华大使毛磊会见时在座。

专栏：
民主团结继往开来
——人民大会堂休息室记事
本报记者何加正新华社记者张宿堂
春天的盛会进入了尾声。
跨世纪国家机构领导人的顺利选出，各项报告和议案通过认真审议取得共识……一项项会议成果，让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们意气风发，喜上眉梢。
03月19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开始之前的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一片欢快的喜庆气氛。
杜鹃盛开、水仙吐艳的大礼堂南侧休息室，是领导同志和老同志会前休息、交谈的地方。
今天领导同志们聚集在这里，气氛显得格外活跃。
“祝贺，祝贺。”
不到8时30分，几位新当选的副委员长和费孝通、雷洁琼、陈慕华、王丙乾等刚刚从副委员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就先后来到这里。
老同志们向新当选的副委员长表示热烈祝贺。
何鲁丽、成思危等人在对老同志的祝贺表示谢意的同时，也祝他们身体健康。
几位政协副主席走了进来。
他们向副委员长们祝贺本次大会的成功。
新任委员长李鹏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
他看到乔石走进休息室，上前同乔石热情握手。
摄影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随后，新老委员长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不一会儿，朱镕基总理也到了。
新老总理的手又握到了一起。
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等接着也先后来到休息室。
这是党的十五大后又一次重要的盛会。
卸任的老同志为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后继有人而无比欣慰；
新一届的领导人衷心感谢老同志为党和国家作出的贡献。
闭幕会开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休息室里的景象便分外动人。
新老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荣毅仁几乎是同时来到休息室。
胡锦涛迎上前去，向荣毅仁表示问候。
满头银发、精神饱满的荣毅仁紧紧拉着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胡锦涛，微笑着表示祝愿。
作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江泽民在本次大会上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将继续带领12亿人民迈向新的辉煌。
8时52分，他一进门，便频频招手向大家致意。
在与李鹏、朱镕基、荣毅仁等握手后，他与乔石、刘华清等坐在一起，愉快交谈。
时针指向8时58分，江泽民等领导同志走向主席台。
大会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闭幕大会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始举行。

专栏：
肩负重托今天启程
——写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之际
本报记者周庆傅旭郑德刚王咏赋
历时15天、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期待中开始，又在新的期待中闭幕。
一场面向新世纪、迎接新挑战的冲刺，今天启程。
03月19日早上6点多钟，北京长安街。
新华门两侧盛开的白玉兰已经在第一缕晨曦中苏醒。
天安门广场像往常一样，聚集着不少观看升国旗仪式和晨练的人们，突降的寒风并没有降低他们的兴致。
广场边，几位刚刚打扫完卫生的环卫工人正席地而坐，从一架小小的收音机中收听有关两会的新闻报道。
广场四周建筑物上猎猎飘动的红旗，为广阔的空间增添了活力。
上午8时许，来自各地区、各行业的代表们带着庄严的神态，陆续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走进这神圣的殿堂。
大会即将开始，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主席团成员在掌声中健步走上主席台。
9时整，李鹏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始。
会场二楼记者席上的中外记者顿时忙碌起来，最前排的几十台摄像机和照相机全部启动，有的记者还用手机向外随时传递着最新信息。
按照大会议程，代表们一次次按动表决器，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6项决议一一获得通过。
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国家主席讲话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动情地说道：
“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
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他的讲话先后6次被掌声打断，讲话结束时，全场再次响起如潮的掌声，掌声一直伴随他回到座位上。
随后，李鹏委员长在讲话中代表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向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乔石同志为委员长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此时，乔石同志从座位上站起，在全场的掌声中向李鹏委员长和与会全体代表抱拳致谢。
至此，大会的全部议程圆满完成。
10时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大会胜利闭幕。
这是一次与以往不同的会议，新的代表、新的领导、新的阵容、新的征程，都已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次大会创下了人大历次会议的几项纪录：
代表人数最多、议案数量最多、到会采访的中外记者最多。
这是继党的十五大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十五大选出了党中央新一届领导人，这次会议选出了国家新的领导人，他们将共同带领共和国跨进21世纪的门槛。
在半个月会期里，代表们在审议各项报告中，就举国关注的各个重大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代表们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大大增强。
大会总监票人王维山代表对记者说，代表们对每一位候选人的政绩都作了认真的了解，在酝酿时充分发表了意见，在投票时抱着对国家、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行使了自己的神圣职权；
浙江代表邢贲思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有一支高素质的公检法队伍至关重要；
香港代表曾宪梓说，我们可以发挥自己对市场经济接触多、理解深、信息灵通、各方面管理运作经验比较丰富等特长，尽可能提出有建设性、可行性的建议。
面对咄咄逼人的全球性经济发展态势和科技进步浪潮，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激励着代表们思索未来、审视自己。
来自湖南的袁熙代表说，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痛感科技落后意味着什么。
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改革科技体制，重视解决科技投入不足、科技竞争力下滑的问题；
加快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步伐。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兼广州海关关长刘文杰代表说，在经济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困难不能低估，因此，加快外贸体制和口岸管理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
大会闭幕后，第1个走出会场的辽宁代表路文芳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
“这次会议，给我增添了信心。”
这可以说是2900多名代表的共同心声。
迎着鼓荡的春风，代表们迈着自信的步伐走下人民大会堂的台阶。
他们耳畔仍回荡着江泽民主席那宏亮的声音：
“到建国100年时……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专栏：
继往开来共创辉煌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剪影
？
庄严的会场。
？
肩负人民的重托。\\各族代表满怀信心，迎接未来。\\中外记者“两会”新闻大战。
　？
会余时间生活丰富多彩。\\代表、委员和大学生在一起。
　？
“两会”外。\\代表们参观北京世界公园留影。\\老友见面格外亲。

专栏：
代表委员信箱
干部中的迷信思想不可忽视
政协委员龚育之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十分必要。
在当前形势下，尤其对于党政干部中间存在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不能等闲视之。
同时，知识界和文化界，是从精神文化上影响社会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中宣传迷信思想的活动，也不能等闲视之。
可以说，这两类人中相当一批人的助长，使迷信活动的危害性增大了。
“心所谓危，不得不言”，这是科学界许多人的呼声。
农业也要实施抓“大”战略
人大代表张昌平
农业的粗放、低效状况，是制约农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必须像工业那样抓“大”，即抓稳产高产的生产大基地，抓规模加工的龙头大企业，抓影响价格的销售大市场。
当前，迫切需要在发展上认真规划，在政策上积极引导，在科技上定位研究，在信贷上重点扶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引导农业发展。
立足国情搞改革
人大代表胡友林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不能将“抓大放小”绝对化，按照同一个标准，在各个层次搞“抓大放小”是行不通的。
富余人员过多是国有企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大力推进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
再就业工程的实施要根据国情，考虑到新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和社会承受能力逐步展开。

专栏：
冲刺温饱线
——云南代表谈扶贫攻坚
李承祖顾玉清
向贫困挑战，成为云南少数民族代表讨论的集中话题。
边疆、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三位一体，增加了云南扶贫攻坚的难度，寻找脱贫致富的良策和突破口，是少数民族代表议论的热点。
来自河口县瑶山乡的瑶族女乡长李珍莲代表说，制约当地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占了全乡人口的一半。
因此，狠抓干部群众的科技培训，让化肥、良种、薄膜得以在山区广泛推广是脱贫的捷径。
两年前曾发生七级大地震的丽江地区，面临灾后重建和扶贫的双重任务。
纳西族代表、丽江地区行署专员和段琪说，丽江地区在改土、治水、通路、办电、改善生态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大抓“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特色产业开发，并使干部扶贫挂钩到乡村，把扶贫责任和资金落实到户。
热带森林资源丰富的西双版纳，探索的是一条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路。
傣族代表、西双版纳州州长岩庄说，绿色是西双版纳的生命，也是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希望。
州里正有组织、有计划地把那些居住在边远山区和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的贫困群众搬迁到河谷地带或山间盆地中，重点培育和发展旅游支柱产业。
白族代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俊说，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云南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一环。
省人大常委会要尽快制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扩大引资、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并强化执法监督，为改革开放和脱贫致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专栏：
北国黑土地：
边贸前景好
本报记者董伟
面对世界贸易大格局和突发的东南亚经济危机，许多代表都谈到，要进一步提高沿边开放水平，抓住时机，迅速拓宽周边国家的市场。
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介绍，黑龙江省有3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与俄罗斯3个州区接壤，发展对俄经贸条件优越。
去年，该省边贸进出口总额完成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2．5％，这表明，对俄边境贸易发展很快。
“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两国签订了要在2000年实现进出口总额200亿美元的协议，这为我们扩大沿边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人大代表、黑河市市长徐福和认为，现在关键的是要加速“两个延伸”与增强南联力度：
即在贸易范围上由边境地区向俄罗斯腹地延伸，在贸易对象上由俄方现有边贸企业向其它工商企业和农林牧场延伸；
同时，向南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拥有名牌产品的企业靠拢，共同拓展潜力非常大的俄罗斯市场。
去年11月，中俄两国元首在第5次会晤时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
“鼓励相互投资，建立合资企业，根据各自国家有关法律和两国现行规章制度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边境互市贸易区，促进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之间在长期协调基础上发展经贸合作。”
哈尔滨市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重要机遇，在本届人代会上，该市市长曹广亮代表提交了一份《建立哈尔滨中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意见和建议》，并带来详尽的论证材料。
曹广亮说，这不仅是扩大贸易的问题，而且，对我们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有益处。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哈尔滨有13个。
在哈尔滨设立中俄经济技术开发区，使改造这些企业更方便。”

专栏：
新闻摄影比赛
广西代表团的夏宝芳代表（右二）已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午间休息时仍在与其他代表就金融改革问题进行讨论。
本报记者王忠家摄

专栏：
代表委员议政篇
展望未来充满信心
加快改革稳步前进
本报北京3月19日讯
记者董伟、康燕、严冰报道：
国有企业改革是这次“两会”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代表、委员们对搞好国有企业信心十足。
大庆市市长杨信、古井集团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效金、铁道部第4工程局局长李中庸代表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艰巨而繁重，但是现在宏观经济环境比较好，只要采取坚决而稳妥的步骤，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
北海市副市长任玉岭委员、牡丹江市市长宋恩华代表说，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科技事业，只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把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就一定能够加快现代化进程，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政府机构改革是这次“两会”的又一热点话题。
烟台市市长杨金镜、三亚市市长陈孙文、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李长顺代表说，只要贯彻“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方针，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个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就会很快建立。
信心来自理论的指引、实践的检验，信心更须化为实际行动的动力。
济南铁路局局长彭开宙、聊城地区行署专员郭兆信代表认为，在跨世纪的征程中，一定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扎扎实实，认认真真，把各项工作落实好。

专栏：
热点聚焦
强化执法监督推进依法治国
本报记者毛磊刘泰山黄日飞顾玉清李德金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始终是代表、委员们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代表、委员们认为，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
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内在要求；
是保证国家稳定，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加强立法严格执法
依法治国的一个前提是有法可依。
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宝文、民盟中央委员黄景钧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三位委员认为，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提高立法质量，使法律完备化、系统化、规范化、法典化，并使法律具有前瞻性。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云龙强调，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亟须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
人大要在依法治国、依法治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切实有效地行使好立法权，制定出一整套科学的地方法规，保证依法治市有法可循。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项秉炎和市长张蔚文介绍说，宁波开展依法治市，其主体工程是依法规范政府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明确每个执法机构、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范围、执法权限、执法标准、执法程序和执法责任，签订执法责任书。
如何才能做到依法行政？
河南商丘市长史培德、南阳市长孙兰卿、濮阳市长黄廷远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提高广大政府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使其牢固树立依法行使职权的观念，不执法就是失职的观念，违法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的观念。
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法律、模范遵守法律，才能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安居乐业人心所向
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严打”是解决治安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
近年来，许多地方通过“严打”，治安状况明显改观，全国社会治安逐步好转。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法委员会书记王景荣对记者说，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人心所向。
这几年，我们结合四川本地实际，运用集中打击、专项斗争、经常性“严打”等形式，连续作战，始终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推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在基层的落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市外来人口管理工作全面贯彻“规模控制，严格管理，加强服务，依法保护”的方针，并将其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
目前，外来人口盲目无序流动的状况初步得到遏制。
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工作，意义重大，功不可没。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表示，大力加强治安防范工作，是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目前在各大中城市已逐步建立起警察快速反应机制，进而促进了城市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提高了全社会减少、预防和遏制违法犯罪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同盟认为，预防犯罪，关口前移。
我们应该继续抓好对在校学生的法制、道德教育，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效果。
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配合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有违法犯罪倾向的双差生、流失生、社会闲散青少年，刑满释放及解除劳教人员，以及监外服刑罪犯，加强引导和教育，明确帮教责任，落实帮教措施。
建立完善监督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任克礼认为，加强人大对执法的监督，是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基本形式。
这种监督把民主与法制统一在一个过程之中，是加强法制，也是在推进民主，要形成科学、有力的监督体系。
张同盟委员提出，执法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
当前迫切需要制定监督法律，使监督有法可依。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分局局长郭自然认为，我国的执法监督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但是，目前实施执法监督的力度和效果都还缺少充分的法律保障，需要通过立法途径，使这些监督形式法制化、经常化，手段和措施更加完备。

专栏：
两会走笔
思想“火花”无价宝
王咏赋
“两会”牵动百姓心，因为百姓之事牵动代表、委员的心。
翻看近期报纸，在有关“两会”的报道中，代表、委员的议政言论占了相当大比重。
举凡全国上下关注的问题，无不在他们的议论之列，或几个人围绕同一议题，各抒己见；
或一个人抓住某一问题，深入开掘；
或针砭时弊，催人警醒；
或剖析难点，献计献策。
其中，不乏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知灼见，像火花一样闪烁在字里行间。
其实，更多的思想“火花”闪烁在他们的议案、提案中，闪烁在他们的发言中，闪烁在他们在餐桌旁、汽车上、电梯里那看似不经意的闲谈中。
这很自然。
“两会”汇聚了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人物和各界精英，他们原本就是有思想、有作为、有成就的人，当了代表、委员后，增强了历史使命感和全局意识，思考问题时站得更高、想得更远。
他们的言论，既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又闪烁出理论色彩和智慧光芒，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两会”的主题。
笔者有幸到会上采访，聆听代表、委员的各种言论，常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评价“两会”的成果，不仅要看会议完成了多少议程，还要看代表、委员迸射出多少思想“火花”。
无论从哪方面看，今年“两会”都是硕果累累。
代表、委员们的真知灼见，有些将被吸收到人代会的正式文件中，上升为国家意志；
有些将被有关部门所采纳，产生实际效果；
还有些意见、建议因各种原因一时不会被完全采纳，但其价值仍不可低估，因为它对各行各业解放思想、改进工作、减少失误大有裨益。
他们的思想“火花”，是“两会”献给社会的精神财富。
中国在迈向21世纪的征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更需要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两会”正是一次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团结奋进的大会。

专栏：
机构改革顺乎民意
人员分流最受关注
本报北京3月19日讯
记者崔士鑫、乔杨、洪岩报道：
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无疑是今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之一。
“掌声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次机构改革顺乎民意。”
人大代表、中国西北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丁中智说：
“这个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改革的力量和源泉。”
“部门重叠，机构臃肿，政企分开就不可能真正落实。”
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云龙说：
“庙多了，哪个环节跑不到，事情就办不了，而且谁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
代表、委员们对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如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尤表关注。
人大代表、辽宁省丹东市市长陈明月分析说：
“不能认为一精简，政府机构自然而然就高效了。
机构改革、人员精简以后，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
“人往哪里去是最大的难点。”
人大代表、湖南省常德市市委书记张昌平说：
“‘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十六个字，执行起来有利条件比较多，关键还是要让广大干部转变观念。
政府也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顺利地适应角色的转变。”
代表、委员们认为，机构改革意义重大。
人大代表、四川省副省长张中伟，人大代表、四川航空公司总经理蓝新国和人大代表、大庆市市长杨信认为，只要有决心，有方法，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行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能相辅相成，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专栏：
代表委员访谈录
让莫力达瓦飞起来
——访全国人大代表孟志毅
本报记者傅旭刘亮明
“莫旗位于大兴安岭东南麓，嫩江西岸，风景秀丽。
全旗总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居住着21个民族，总人口30万人。
莫旗为全国100个商品粮基地之一……具有自治旗特色的名优产品远销国内外。”
接过孟志毅代表的名片，等于看到了一则图文并茂的广告，由此对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感受到这位达斡尔族干部浓郁的商品意识。
“我们莫旗的经济形势同全国一样，发展很快，特别是这两年，更是突飞猛进。”
谈起家乡的变化，孟志毅如数家珍。
孟志毅介绍说，过去莫力达瓦的群众以放排、狩猎、种经济作物为主，现在主要从事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许多地方实现了机械化。
生活习惯也有了很大改变，有不少人还住上了别墅式小楼。
“我是第1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带来了莫旗30万群众的心愿。”
孟志毅说，莫旗经济发展这么快，大家说要感谢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同时还带来一个建议，我们希望国家尽快上马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
这项工程的前期工作已搞了5年，可行性报告已完成。
工程建成后，除用于发电和灌溉外，还可有效治理嫩江水患，实现北水南调，解决东北三省城市缺水问题，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将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到那时，我们莫力达瓦的经济就会飞得更快了。
（附图片）

专栏：
重点在农业
——吉林代表团采访侧记
本报记者张玉来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以来，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如何看待事关全局的农业发展，成为新闻媒介追踪采访的热点之一。
省委书记张德江代表介绍说，1978年以来，吉林累计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近一千五百亿公斤，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发展农业不放松。
吉林发展的重点在农业，希望也在农业。
事实上，粮食生产的发展也为广大农民带来了实惠。
去年，全省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是来自粮食生产。
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向粮食大省、畜牧业大省、农副产品加工大省和农村经济强省的目标迈进！
连续两年夺得全国产粮状元县桂冠的农安县县委书记张俊先代表说：
“发展粮食生产与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
他告诉记者，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提高，带动了全县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到本世纪末，农安的粮食产量将由目前年产二十亿公斤提高到二十五亿公斤。
“农业科技工作者要继续发扬辛苦我一人，富了千万家的无私奉献精神！”
农学家马宁代表说，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种田意识和水平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在农村田间地头顶酷暑、冒严寒，已历四十个春秋的老教授的大局意识令人为之动容：
“虽然自己苦一点儿、累一点儿，但看到农民兄弟富起来了，心里便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省长王云坤代表对记者说，作为农业大省的主要领导，我的责任不只是要关注吉林的“米袋子”，还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关注全国的粮食生产态势。

专栏：
黄河三角洲：
开发潜力大
本报记者严冰
长江、珠江、黄河，有三个黄金般的三角洲。
其中，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的丰富资源、区位优势已经化为令人羡慕的经济繁荣，唯独黄河三角洲尚处在初始开发阶段，但潜力巨大，前景美好，正在成为东部沿海新的经济增长点，参加人代会的代表对此满怀信心。
山东省东营市市长石军代表介绍说，黄河三角洲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32亿吨，在东部沿海名列前茅；
地上尚有600万亩荒地、180万亩滩涂等待开发利用；
黄河每年还新造陆地3万亩左右。
这里已经成为东部沿海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目前已经登上国际舞台。”
山东省农委主任刘统侠代表告诉记者，“支持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已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的第1个优先项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当地政府组织的近百名中外专家经过充分论证，制定了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规划体系，这是中国第1个系统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
这一项目的推出，为黄河三角洲的未来指明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代表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介绍说，国家非常重视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开发建设，这里先后被列为“黄淮海平原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开发试验区”。
1995年，这里又被确定为全国新增的五大粮仓之一。
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牟书令、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冯怡生代表认为，黄河三角洲大规模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的制约因素是水，这里正在集中力量大搞水利，抓好节水工程，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
他们相信，经过积极努力，黄河三角洲一定能够与长江、珠江三角洲一起比翼齐飞。

专栏：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举行会议
本报伦敦3月18日电记者蒋千红报道：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42次全体会议于3月17日至18日在伦敦举行。
这是香港政权顺利交接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伦敦举行的第1次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的形势。
中方首席代表王桂生在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八个多月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执行。
在谈到将于今年05月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届立法会的选举时，王桂生说，这次选举办法的制定以及其他具体工作，全部由特区政府组织实施。
王桂生同时强调，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外国对此说三道四。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英方首席代表包雅伦表示，英方无意在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担当独立监察的角色。

专栏：
国际论坛
克林顿将访非洲
李新烽
本月2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将对加纳、乌干达、南非、博茨瓦纳和塞内加尔等5个非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多年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过去20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些“热点”问题有所降温，最近两年经济步出低谷，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
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的非洲之行被看成是美国对非洲政策的一种反映。
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政策的核心是遏制苏联在非洲渗透扩张。
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非洲的战略意义下降，随之对非洲有所忽视。
但近年情况有所变化。
去年，美国第一夫人和国务卿都曾访问过非洲。
1996年06月，克林顿宣布了一项鼓励美国人在非洲投资的计划。
本月11日，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项非洲贸易法案。
显而易见，美国提高了对非洲的重视，而且将发展经贸关系作为美国对非政策的重点。
非洲是世界第2大洲，有7亿人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市场的巨大潜力正日益显现。
据专家统计，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5年，非洲的进口总额将达到4800亿美元。
此外，非洲资源丰富，素有“世界原料库”之称。
这对既需要原料又急欲开拓海外市场的美国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
毋庸讳言，非洲是目前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
在全世界30个最贫穷的国家中，非洲占22个。
非洲对“世界首富”国家总统的来访寄予希望也不足为奇。
据报道，美国提出，非洲国家若欲同它在经贸方面结成伙伴关系，必须一要政治民主化，二要经济自由化。
前几年，一些西方国家不顾非洲的实际情况，极力在一些非洲国家推行“多党制”、“政治民主化”，企图把自己的政治社会模式强加给非洲，结果使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倒退。
对这些事情，非洲人民至今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他们希望美国勿忘前车之鉴，通过克林顿总统的这次访问，多做一些有利于非洲稳定和发展的实事。

专栏：
印度
瓦杰帕伊宣誓就职
政府颁布施政纲领
本报新德里3月19日电记者李文云报道：
印度新政府总理瓦杰帕伊今天上午宣誓就职。
纳拉亚南总统主持了在总统府小广场举行的宣誓仪式。
瓦杰帕伊宣誓仪式之后，联合政府的42位内阁部长、国务部长也宣誓就职。
离任总理古杰拉尔，数位前总理、前总统，国大党主席兼议会党团领袖索尼亚·甘地及来宾2000多人出席了就职仪式。
瓦杰帕伊在就职仪式之后对记者表示，有信心通过议会信任投票。
又讯瓦杰帕伊宣誓就职仪式前夕，于18日下午颁布了新政府施政纲领，他强调在国家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上，新政府将重视与在野党及社会各界对话以求一致。
施政纲领主要内容包括：
国内政策方面，联合政府主张调整并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逐步消除失业；
强调“自力更生”原则，立足本国工业基础，对民族工业减少控制束缚；
鼓励对关键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以保证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7％—8％；
政府将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调拨国家计划资金的60％用于农业、水利及农村发展；
在科技及信息技术领域，政府将制定短、中、长期政策，把印度建成软件大国。
在对外政策方面，联合政府将重新审议印度的核政策，在必要时保留核选择的权利。
印度将调整其外交政策，以保障国家的经济贸易利益，在与世贸组织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
印度将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为框架，加强地区及地域内合作；
新政府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分析对印度的军事、经济、政治威胁，形成国家防务政策。

专栏：
塞总统呼吁阿族代表同政府对话
科索沃阿族将组建谈判代表团
美方称将对南实施更严厉制裁
本报贝尔格莱德3月19日电记者吕岩松报道：
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卢蒂诺维奇昨天晚上就科索沃局势发表声明，呼吁阿尔巴尼亚族代表立即同政府进行无条件的对话。
声明说，对话将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下讨论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共和国范围内的自治地位问题。
米卢蒂诺维奇在声明中说，作为共和国总统，他愿为这一对话提供保障。
本报贝尔格莱德3月19日电记者吕岩松报道：
南斯拉夫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鲁戈瓦昨天在普里什蒂纳宣布，阿族将于本月22日以前组建“同贝尔格莱德谈判代表团”。
他说，谈判必须有国际社会代表参加，国际社会应保障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得到落实。
鲁戈瓦是在同美国前南问题特使格尔巴德会谈后说这番话的。
格尔巴德昨天同鲁戈瓦举行会谈后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塞尔维亚拒绝同前南问题国际联络小组合作，在即将召开的下一次会议上，美国将要求对南斯拉夫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专栏：
外国政要电贺我新领导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一些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发来贺电（函），向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九届一次会议选出的新领导人表示祝贺。
向国家主席江泽民发来贺电（函）的有：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坎代；
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和国家元首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喀麦隆共和国总统比亚；
佛得角共和国总统蒙特罗；
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赫尔佐克；
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加尧姆；
马耳他共和国总统邦尼其；
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统乌蒂姆；
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卢钦斯基；
尼日尔共和国总统迈纳萨拉；
阿曼苏丹国苏丹卡布斯；
大韩民国总统金大中；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桑给巴尔总统萨勒明；
佛得角共和国总理韦加；
大韩民国代国务总理金钟泌。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发来贺电（函）的有：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会主席沙曼；
刚果共和国过渡时期全国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孔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议长聚斯穆特；
格鲁吉亚议长日瓦尼亚；
日本国参议院议长斋藤十郎；
尼泊尔王国下议院议长波迪亚尔；
尼日尔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穆萨；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副总统、国民议会主席乌戈·巴塔利亚；
佛得角共和国总理韦加。
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来贺电（函）的有：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西沙瓦；
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和国家元首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巴林国首相哈利法；
比利时王国首相德阿纳；
佛得角共和国总理韦加；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吉杰；
尼日尔共和国总理马亚基；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谢里夫；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来贺电（函）的有：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副主席乌敦；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副总统、国民议会主席乌戈·巴塔利亚；
佛得角共和国总理韦加。

专栏：
就赦免拉那烈问题
柬国王致函首相
据新华社金边3月19日电（记者雷柏松）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今天就赦免拉那烈亲王一事致函第1首相翁霍和第2首相洪森，并要求两位首相给以正式的书面答复。
当天早些时候，柬公主诺罗敦·帕花黛维正式请求西哈努克国王赦免她的弟弟、柬前第1首相拉那烈亲王。
此前，西哈努克国王曾多次表示，在获得两位首相的同意之前，他不会赦免拉那烈。
本月04日和18日，柬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流亡国外的拉那烈5年和30年有期徒刑，并处以数千万美元的罚款。

专栏：
新闻分析
库克中东“走钢丝”
本报驻埃及记者朱梦魁
从本月16日开始，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外交大臣库克率领欧盟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埃及、巴勒斯坦自治区、约旦、以色列、叙利亚和黎巴嫩。
库克访问中东之际，正是中东形势处于紧张而微妙的时候：
特古米亚血案发生后，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在被占领土的流血冲突不断升级，巴以谈判只有一息尚存；
叙利亚、黎巴嫩两国与以色列之间就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撤军问题加紧讨价还价，以色列内阁就此发生激烈争吵；
以色列扬言要继续刺杀哈马斯领导人，给刚有缓和的约旦与以色列的关系又带来了新的麻烦……此番欧盟方面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力图在阿以之间寻求平衡与妥协的努力，无异于在分歧深重的有关各方之间“走钢丝”。
库克此次出访中东带来了与美国显然不同的欧洲方案，受到了阿拉伯方面的普遍欢迎。
库克认为，中东和平进程如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僵局，必须在阿以之间重新建立信任。
为此，欧盟方面主张，以色列按谈判规定的日程表，无条件地从约旦河西岸撤军；
根据维持被占领区原状的有关日内瓦国际公约，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扩建已建成的犹太人定居点，并且不建设新的定居点；
停止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的一切行动，等等。
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机构也应采取果断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在此基础上，巴以加快谈判进程，以便尽早在加沙建成机场、港口、工业区，开放连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安全通道”，进而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对和平的信心。
尽管库克极力解释欧盟方面的平衡方案，认为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和以色列的安全都是重要的，但以色列认为欧洲人的立场“偏向巴勒斯坦人”。
在叙以、黎以谈判方面，库克认为，实现叙以、黎以之间和平的前提是以色列依据联合国242号和425号决议，分别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撤军，在此基础上，叙以、黎以谈判解决包括安全安排等事务在内的与此相关的后续问题。
叙黎方面重申，与以色列的谈判不能从零开始，应在与以色列前政府谈判的中止点上重新起步。
库克对此表示赞同。
围绕这一问题，以色列内阁争论不休，叙黎之间也在频繁磋商，以便统一思想。
中东与欧洲为邻，相互间的关系上有历史与现代的双重印记，欧洲在中东有着广泛而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自1993年巴以在奥斯陆达成巴勒斯坦实行自治协议以来，欧盟对中东和谈事务的发言权日益增大。
库克在访问中东时明确表示，鉴于欧盟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欧盟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是美国的两倍，欧洲必须直接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并与美国就此进行协调。
库克力争打破中东和谈僵局的积极态度表明了一个迹象：
在美国调解中东和谈难有进展的形势下，欧洲人乘机大步登上中东和平进程的舞台。
（本报开罗3月19日电）

专栏：
穆巴拉克会见安南
阿盟秘书长与安南举行会谈
本报开罗3月19日电记者朱梦魁报道：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今天下午会见了正在开罗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当前的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着重讨论了中东和平进程的最新形势、非洲事务以及前不久发生的伊拉克危机等问题。
又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9日与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吉德在开罗举行了会谈。
马吉德在会谈中表示，阿盟希望联合国方面在推进中东和谈、解决伊拉克危机、洛克比危机和解除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制裁方面发挥作用。
安南表示，他这次历时9天的中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推动陷入僵局的中东和平进程，实施上个月他与伊拉克就武器核查危机所达成的协议，但他没有就中东和谈问题带来任何新的“主动行动”。

专栏：
今年国际油价缘何疲软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杨元华）年初以来，国际原油市场行情走疲，油价频频下挫，尤其是近几天跌到了9年半以来的最低点。
03月17日，世界原油市场4月份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已跌破13美元大关，降到12．08美元。
这是1988年11月以来的最低价格。
造成油价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因素是国际原油市场供大于求。
而造成供大于求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产油国竞相扩大原油产量和出口量。
1997年11月底，石油输出国组织曾决定提高原油产量10％，把过去规定的日原油产量的最高限量从2500万桶提高到2750万桶，加剧了供大于求的局面，给国际原油行情带来巨大压力。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约占世界原油产量40％的欧佩克成员国在过去两个月里大幅度提高原油产量。
02月份欧佩克原油日产量达2877万桶，比1月份增加49万桶，比新规定的产量限额高120多万桶。
除上述基本因素外，石油市场疲软还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金融动荡，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石油需求量也随之剧降。
国际能源机构已将1998年亚洲每天的石油需求量的预测数字调低了20万桶。
二、伊拉克从今年01月起恢复出口石油，还准备将伊拉克石油出口量从目前每半年出口20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从而大大增加了世界石油供应量。
三、当前世界石油库存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无法吸收市场原油供应量。
1997年年底前，欧美地区柴油和煤油库存量分别比1996年年底高出17％和12％。
四、去冬以来，气候暖和，取暖油消费量大幅下降。
冬季是取暖油需求的高峰期，进入今年第2季度，取暖油市场将进入消费淡季。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油价难以走出低谷。
如果产油国不采取减产措施，即使下半年需求量增加，1998年油价仍将低迷不振。

专栏：
南非两家大公司合并
英美公司和兰德商业银行控股公司10日宣布，他们将把其金融和人寿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超大公司——新科公司，其市值将达到590亿兰特。

专栏：
日前，巴西北部罗赖马州境内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发生火灾，火灾面积超过60万公顷，该州州政府已发出紧急救援呼吁。
据称这次火灾是由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
新华社发（美联社照片）

专栏：
墨原油生产计划不变
墨西哥石油公司总裁在1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尽管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墨西哥石油公司仍将继续执行今年的生产计划，目前不宜调整生产和出口计划。”
（本报专电）

专栏：
我红十字会向巴基斯坦灾区赠款
中国红十字会向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遭受水灾地区赠款两万美元的交接仪式，14日在伊斯兰堡举行。
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继去年奎塔地区遭受地震后，向巴俾路支省受灾地区捐赠的第2笔款项。

专栏：
东亚经济传真
日元对美元比价续跌
日本贸易顺差再增长
苏哈托要求整顿国企
印尼经改计划将再审
据新华社纽约3月18日电在18日的纽约外汇交易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再次跌破130∶1大关，接近今年来的最低水平。
在当天的纽约汇市上，日元对美元的比价由前一个交易日的1∶129．64日元兑换1美元降至130．11日元兑换1美元，跌至近两个多月来的最低点。
日元汇价继续下跌主要是由于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政府将不会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
据新华社东京3月19日电日本大藏省今天发表的贸易统计表明，日本贸易顺差连续11个月增长。
据大藏省公布的统计数字，2月份的贸易顺差为12846亿日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8.7％。
日本大藏省认为，日元贬值是造成贸易顺差连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据新华社雅加达3月19日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已要求通过改革和重组的办法对国营企业进行整顿，以加快私营化进程。
国家投资批准国务部长坦特里·阿本18日在和苏哈托总统会面后透露，苏哈托强调，应当出售或关闭那些经营不善和难以维持的国营企业。
苏哈托认为，国营企业需要寻找战略性的伙伴，包括同外国企业合作。
据新华社雅加达3月19日电（记者洪秉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印度尼西亚政府18日晚就重新审议印尼经济改革计划问题达成协议。
据印尼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发表的新闻公报说，根据协议，双方将在金融政策、健全银行体制、财政政策、经济结构改革和解决私营企业债务问题等5个方面重新进行审议。
印尼是今年01月15日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包括50点内容的经济改革计划协议的。
印尼已获得总额为43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中的第1批30亿美元贷款。
但是，3月初，该组织以印尼不认真执行经济改革计划为由，推迟向印尼提供第2批30亿美元援助。

专栏：
国外剪影
日本
债务重借贷难
——三家中小企业总经理自杀
本报驻日本记者于青
三家日本企业的总经理，同一天自杀，在东京都国立市一家名为“钢琴”的小旅馆各自的房间里身亡。
旅馆方面介绍，三人是2月25日下午4时以“休息一会儿”的名义办理入住手续的，由于过了预定的时间仍不见人来退房，旅馆人员26日清晨进房间查看，发现三人在各自房间上吊自杀。
从死者身上的名片和驾驶执照上得知，三人分别是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批发和销售企业的总经理：
49岁的须藤胜、东海林义美和51岁的小林正明。
据警方调查，三家公司是资本金1000万日元到5000多万日元的中小企业，其中小林的公司规模较大。
在汽车零部件业务上，三家公司形成从生产、批发到零售的“一条龙”，经营上长期合作已达20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
这种关系似乎成为三家公司老板同赴黄泉的心理背景。
小林的公司的律师顾问说，小林在遗书中希望把自己的4亿日元人寿保险金用于公司资金周转。
两年前，银行就拒绝向小林的公司提供短期贷款。
后来又停止了长期贷款，自杀当天的2月25日，是小林3亿多日元债务的偿还期限，三家公司合力筹措，仍有1亿多日元的债务无法偿还，这可能是自杀的直接原因。
小林的公司现负债总额达37亿多日元。
一家民间信用调查机构认为，三家企业总经理苦于资金周转困难被迫自杀，此事说明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十分严峻。
面对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金融机关不愿借贷，这种“惜贷”现象，有人估计还将更加严重。
舆论指出，导致三位总经理自杀的主要原因是银行“惜贷”，金融机构不愿贷款是近一个时期日本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之一。
由于许多中小企业都是靠银行短期贷款解决资金周转，泡沫经济时期，银行向企业兜售贷款。
现在，银行为实现自有资本比率达标，不仅惜贷，还加紧回收贷款，使不少中小企业措手不及。
资金周转困难，经营面临崩溃。
据统计，今年01月因银行惜贷而破产的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30％以上。
资金周转困难导致企业破产，破产企业的相关企业也陷入资金周转困难，因银行惜贷而被迫依赖高利贷融资，债务负担加重，还是难以摆脱资金周转的困境，即使能够逃避破产厄运，也无力增加设备投资，使经济回升更加缓慢乏力。
为解决这一恶性循环，最近日本政府投入公共资金，主要目的在于缓解银行惜贷。
人们希望公共资金早日奏效，三名总经理的悲剧不再重演。
（本报东京3月17日电）

专栏：
欧洲华人社团将在匈举行大会
本报讯本报记者从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获悉，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6届大会将于今年08月08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
大会筹委会主席张曼新介绍，大会的主旨是弘扬华侨华人团结务实、奋发向上的精神，促进中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这次大会将有欧洲2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华侨华人社团参加，旅居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华侨华人也将应邀与会。
据悉，大会将就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华人如何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改善旅欧华界妇女生存环境、华裔汉语教育等问题进行研讨。

专栏：
欧盟修改共同农业政策
本报布鲁塞尔3月19日电记者魏崴报道：
03月18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对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进行改革的计划，这是欧盟以东扩作契机，为严格控制预算，实施《2000年议程》提出的重大内部改革举措。
根据这一计划，欧盟将分步骤、大幅度地削减对主要农产品的保证价格，其中对牛肉、粮食、油料作物和奶制品的保证价格分别削减30％、20％和15％。
关于地区结构基金，欧盟准备重新调整援款标准，将地区发展基金、社会基金、渔业生产指导财政基金、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这四种结构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相对贫困地区。
这些受援地区的生产总值应在欧盟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5％以下。
也就是说，法、意、葡、西、比等国的若干地区将不再是“扶贫区”。
这两项改革将减少欧盟的预算开支。
欧盟委员会提出上述改革措施，目的还在于促进欧盟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加强欧盟1999年底在世贸组织关于农产品贸易谈判地位。

专栏：
联合国贸发会议宣布
跨国大公司仍看好亚洲
新华社日内瓦3月18日电（记者李敬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国际商会18日在这里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亚洲出现了金融危机，世界主要跨国公司对这一地区发展前景仍充满信心。
为了解世界主要跨国公司对在亚洲进行直接投资的看法，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商会2月中旬联合对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中位居世界前500名的跨国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回答提问的近200家公司中，81％的公司认为，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长期投资前景与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没有改变，13％的公司认为比以前还有所改善。
在中短期投资方面，25％的公司表示将增加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62％的公司表示将继续执行现有计划。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里库佩罗在宣布上述结果时说，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对亚洲地区的商品生产和服务部门进行直接投资非常有兴趣，这是亚洲地区经济复苏的一个好兆头。
国际商会秘书长卡托伊女士说，这是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基础和长远发展前景的一次令人瞩目的信任表决。
它证明工商界仍然看好亚洲市场预计在21世纪出现的增长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

专栏：
与名人战一起成长
罗洗河
我第1次知道“名人战”的时候只有10岁，那时我刚刚来北京练棋不久，还没有参赛的资格。
我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和“名人战”那么有缘。
在1994年的第7届和1997年的第10届名人战中，我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向名人马晓春的挑战权，是名人战举办以来年龄最小的挑战者。
可以说，是“名人战”使我一举成名，并不断激励我走向成熟。
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我在“名人战”比赛中会有那么好的运气，也许是“名人战”的赛制更适合我。
现在的许多围棋比赛，一天一盘棋，很累人。
这种比赛紧张刺激，也很锻炼人，但棋手受当时情绪的影响很大，胜负的偶然性也较大。
“名人战”赛期较长，特别是有6名高手参加的循环圈赛，两两相遇，一共要下5轮，以积分决定排名，这种赛制比较科学，能反映棋手的真正实力。
每届“名人战”的部分比赛都要放到地方上进行，我们每到一处便在当地掀起“围棋热”。
“名人战”促进了围棋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也使棋手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使我们有了更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作者为六段棋手）（附图片）

专栏：
体育产业化的先锋
张发强
中国体育怎么搞？
“九五”计划已经明确规定：
中国的体育应该形成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的格局，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的道路。
这一准则是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是我们体育界应该遵循的最高准则。
确立这一准则是1996年的事，而中国围棋名人战早在十年前就开始走这条路了。
所以，中国围棋名人战应该说是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先锋。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围棋名人战率先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体育发展道路：
即体育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兴办，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的道路。
基于此，我们要很好地总结中国围棋名人战的经验，把中国围棋事业搞得轰轰烈烈。
对于此次围棋名人战，我是这样理解的：
围棋是个高智商的运动，这次比赛的赞助商是个高科技企业，而主办单位又是声誉很好的新闻单位，所以我们一定能把这次围棋名人战办成一项高水平、高规格的比赛。
（作者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附图片）

专栏：
名人战的启示
李仁臣
时间过得真快，由人民日报和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中国围棋名人战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成为目前坚持时间最长的国内棋赛之一。
虽然在十年的历程中，名人战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
后来又有北京电视台参与共同举办，壮大了实力，扩大了报道面。
这项比赛发展到现在这种兴旺的局面，应该说来之不易，更当珍惜。
中国围棋名人战的诞生，使中日围棋名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成为可能。
我讲一段中日围棋名人战的往事。
在1988年到1991年的前四届中日围棋名人战中，都是中国棋手失败。
1992年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在欢迎中国围棋代表团的酒会上说：
光是日本棋手胜，一面倒，这样下去就没有意思了。
当时我是中国代表团团长，我说：
胜负是兵家常事，可能今天你赢，也可能明天就是我赢，这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提高的。
但是我希望，在这一届比赛当中，马晓春能够留下三张棋谱。
意思是马晓春可能要赢一局，赢一局也是突破，因为以前我们都是0∶2输。
当然也可能赢两局，赢两局就拿下了比赛。
那一次马晓春果然以2∶1赢了小林光一。
这次我在名人战赛场看到一些很陌生的小棋手。
我就问陈祖德：
“有很多小孩吗？”
祖德说：
“小孩可怕。”
他还说：
“围棋的后备力量不缺乏。”
这就说明围棋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说明小将们在向老将挑战。
名人战走过十年的历史，一批年轻的棋手成长起来。
这与围棋协会的普及工作做得好分不开。
名人战十年的经历还证明，由围棋界、新闻界、企业界共同主办这个活动，是一条成功之路，社会办体育的前景广阔。
由于彼此间愉快的合作，使围棋事业得到了发展，使新闻媒体的围棋报道更加丰富多彩，吸引读者。
同时围棋比赛也给了社会回报、给了企业回报。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附图片）

专栏：
围棋要发展赛事要完善
陈祖德
十年前，我国的围棋赛事还寥寥无几。
在人民日报社的倾力支持下，一项可以载入中国围棋运动发展史册的赛事——中国围棋名人战诞生了。
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能率先扶持围棋事业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和激励。
名人战为中国棋手与日本棋手的交流提供了舞台。
90年代中日对抗有两项，一是中日围棋擂台赛，还有就是中日围棋名人战。
名人战也是年轻棋手脱颖而出的舞台。
本届名人战预赛，有7名九段落马，既令人意外，又令人振奋。
这表明，新人在飞速成长、竞争日益激烈，这对围棋运动的发展绝对是好事。
现在，各种形式的围棋比赛越来越多。
希望名人战也能借鉴其他好的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和改进，把比赛办得更好，产生更大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棋院院长）（附图片）

专栏：
12岁的彭荃二段是中国围棋名人战历史上年龄最小、段位最低的参赛棋手。
本报记者李长云摄

专栏：
形成传统办出特色
罗京生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认为中国围棋目前看似火爆，但火爆的其实只是日本和韩国人出钱举办的比赛，至于我们国内自己办的棋战，虽然有过棋王战、十强战、五牛杯、大国手、霸王战等各种比赛，但大都是只举办了三两届，甚至连一届也未进行完毕便偃旗息鼓了，恰如过眼烟云，难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实这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国内的棋战也有一直坚持下来的，比如人民日报主办的中国围棋名人战就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而且这一棋战还是目前国内唯一设有循环圈赛的棋战。
而这一赛事的最精彩之处是中国围棋名人马晓春和日本围棋名人、当时有天下围棋第1人之称的小林光一的多年对抗。
马晓春从三届败北、六盘“不开和”到打得对方高悬免战牌，直至后来一鼓作气夺得两项世界冠军的桂冠，名人战的举办应该说与力甚焉。
如果常昊和李昌镐在天元战中的对抗最后能翻演成马晓春和小林光一对抗的“复本”，那就既是一大趣事，也是一大乐事了。
（作者为光明日报记者）（附图片）

专栏：
我要捍卫名人头衔
马晓春
中国围棋名人战今年已是第11届了，在前十届中我九次获得名人头衔，也是我在各种棋赛中获冠军头衔年限最长的，所以我很看中中国围棋名人头衔，应该说情有独钟。
在中国棋手中我第1个获得世界冠军，这与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人民日报举办的中国围棋名人战与日本围棋名人战接轨，才使我以及中国其他棋手有了更多的国际比赛机会。
我也正是在与日本名人小林光一的多次交手中，从0∶3落后，一直到最终战胜小林光一。
参加名人战不仅磨砺了我的意志，练就了我的棋技，同时也为我日后夺取世界冠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时下，常昊和王磊等一批年轻新秀正在迅速崛起，我的“天元”和“霸王”两项头衔已被他们夺去，并在跃跃欲试夺我的唯一一顶“名人”头衔。
我看用不了多久，他们也将会在国际大赛上有所作为。
名人战不仅对中国围棋的普及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对年轻棋手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为现役名人）（附图片）

专栏：
曾经拥有不如天长地久
丰云
对大多数棋手来讲，现在比赛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尤其女棋手的机会就更少。
像我这样的九段棋手一年只有二三十盘棋，地方上的棋手参赛的机会就更是少得可怜。
高段位男棋手每年能下到七八十盘棋，已经算不错了。
但这个数字同日本、韩国高水平棋手相比仍差之甚远。
高额对局费和奖金对棋手固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绝大部分棋手不会斤斤计较金钱的多少，而是兢兢业业下好每一盘棋。
以往有些赞助商高悬巨奖办比赛，“热得快、凉得也快”。
棋手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把中日名人战继续办下去，而且还可以延伸为中日韩三国名人战。
这不仅可提高比赛的规格，为棋手创造更多的国际比赛机会，而且会对围棋运动的发展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九段棋手）（附图片）

专栏：
相互激励共同振兴
朱金文
中兴通讯参与主办全国性的体育比赛尚属首次，我们为什么选择围棋作为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呢？
围棋运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围棋艺术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的代表。
中兴通讯多年来致力于民族通信工业的发展，现已在中国通信工业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被视为民族工业的代表。
中兴通讯一直从事大型通信设备系列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1996年入选国务院确定的三百家重点国有企业。
1997年11月18日公司股票在深圳挂牌上市。
公司开发生产的程控交换、传输、接入、视讯等产品市场覆盖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且已打入国际市场。
目前正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合作建设并经营该国的电信网。
中兴通讯打破了通信高科技产品为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为民族工业树起了一面旗帜。
中兴通讯与围棋运动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相得益彰。
中国是围棋运动的发祥地，但近年来中国围棋水平同韩国、日本相比已不具备优势，中国围棋亟待振兴。
中兴通讯在自主开发的艰辛历程中亦饱受国外强大竞争对手的挤压。
虽然我们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整个民族通信工业仍处于国外大公司的包围中。
从这一点来说，中兴通讯与中国围棋有着相同的处境。
两者结合，可以互相鼓励、互相促进、激发民族意识。
围棋是高智力运动，可以训练人的综合素质。
中兴通讯推行的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特别强调培养员工的综合素质。
公司三千多名员工中，中高级技术管理经营人才占百分之七十五。
其中硕士以上学历人才有一千多人。
员工中有众多的围棋爱好者，中兴通讯围棋协会也经常举办比赛和交流活动。
中国围棋名人战是国内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的围棋赛之一。
我们相信通过参与主办名人战比赛，不仅有益于围棋运动的发展，也会促进公司形象的提升。
（作者为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附图片）

专栏：
为相声现状会诊
相声是我国大众特别喜欢的民族艺术，曾有一批精彩的段子、漂亮的包袱和耐人寻味的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会心的笑声。
然而今日的相声已经失去往昔的光泽，让观众越来越感到说得枯燥，演得无聊，笑得勉强。
就此本报记者杜英姿、刘琼、袁晞采访了一些行家和热心观众，请他们——
直面现实增加锋芒
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记者就相声现状请相声艺术家马季和戏剧家魏明伦发表见解。
他们心直口快，当即议论起来。
马季：
有人说题材限制和演员素质低是相声搞不好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不是这样。
前些年相声火的时候，也是这些人演，题材也有限制。
我认为相声上不去，根本是时代在发展，我们的认识上不去。
相声有纪实性，要反映时代的声音，对现实能否认识清楚是关键，搞不清楚，实践就有困难。
现在我们常常是把一些理解不清的问题套上一些技巧就开演，只能靠过去的技巧炒冷饭。
在大改革、大变动的年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提高认识是根本，思想能跟上，搞出好节目就不难。
魏明伦：
相声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可以批评现实。
讽刺是相声的主要特点，其次是幽默。
侯宝林先生的《改行》、《关公战秦琼》就是很高的讽刺，所以成为传世的经典。
刚粉碎“四人帮”时，一切都可以对着“四人帮”，相声有大的讽刺对象，所以受老百姓欢迎。
现在情况不同了，相声找不准讽刺对象，婆婆又多，讽刺一件事就有人对号入座。
与相声异曲同工的杂文和漫画通过编辑、主编便可以面对读者。
相声则不同，审审改改，锋芒和棱角全没了。
相声本身也有局限，在艺术中毕竟是小菜。
70年代后期，相声影响最大的时候，是因为别的艺术形式没缓过劲来，后来别的艺术上来了，相声就衰落了，现在文艺形式更多样了，相声的发展却更慢了。
还有，现在大作家、大艺术家都不写相声，也是没有好作品的原因。
（左上图为马季，右为魏明伦。
徐烨吴金明摄）（附图片）
漫画家方成说：
语言根底浅的人与幽默无缘
漫画和相声都是幽默艺术。
当记者就“相声的现状及出路”采访漫画家方成这位相声“票友”时，他以一个设问句开始了谈话。
侯宝林为什么能成为相声的一代宗师？
相声的幽默，不是各种怪声，而是一种曲折的语言方式。
幽默是语言的艺术化，没有一定文化修养很难掌握。
事实上，语言根底浅的人根本分不清幽默和滑稽的关系，与幽默无缘。
从前一些说相声的经常通过插科打诨，“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孙子”，相互占便宜来搞笑。
近来这种势头又有抬升。
这不是幽默，这只是胳肢人，强迫人笑，充其量是滑稽。
侯宝林的表演则不然，没有怪里怪气的声态，完全是喜剧式表演。
大字不识一个的侯宝林，解放后才扫的盲，却达到相声艺术的高峰，靠的是勤奋和文人的帮助。
侯宝林解放前在天桥“撂地”（指旧时艺人沿街设摊卖艺），观众是“刮风减半，下雨全无”，一天几个场子赶下来挣的钱不够买两棵大白菜。
当时为吸引观众，每场表演都必须有新东西。
侯宝林的身边积聚了一群有文化的旗人专门为他写段子。
就这样，侯宝林前后学了100多个相声段子，“撂地”为侯宝林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解放后，侯宝林当选人大代表，政治地位提高了，无柴米之虞，但还结识老舍这样学养深厚的文化人。
侯宝林勤苦极了，不懂就向老舍等人求教，语言修养提高得特别快。
旧时相声为招徕观众，常有“臭活”（即荤段子），但技巧上有许多可取之处。
侯宝林着手修改旧段子，经其修改的每个新段子文字简练，结构严谨，别人一个字也动不了。
方成又说，写本子需要懂生活。
传统相声之所以受欢迎，就因为贴近生活，说的是平民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
如今，相声演员只要一出门就带口罩，因为后面总有“追星族”，如何感受生活？
没有生活基础，相声演员只好硬编，观众当然不买账。
演员写不了本子，相声作家不愿意写。
写一个本子，绞尽脑汁，稿费至多百把元；
表演相声的一上台，就成万的往口袋里装钱。
许多懂相声会表演文化程度较高的相声作家因此心理不平衡，纷纷改行写电视剧本了。
相声，大家都喜欢，没它不行，但编不出好本子，大家肯定不会捧场。
因此方成建议可否出台一个办法，对作者和演员的收入加以调节，以保证创作者的收入，不能“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穷了作者富了演员。
他还指出，过去一个师傅的段子可以教给许多徒弟，经过众人修改过的段子才能日臻完美。
可现在，张三说的段子，李四就不能说，都成了“专段”。
其实无论谁的段子，只要说出彩来，就有观众！

专栏：
《咕哩美》带来北海风情
这两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歌舞团在北京保利大厦国际剧院上演一台具有浓郁海洋文化风情特色的舞蹈诗《咕哩美》。
这是北海歌舞团继“北海珍珠城风情歌舞”之后的又一新作。
演出令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
“咕哩美”是北海民间曲调“咸水歌”的一句叹词，当地人欢聚喜庆、离别忧伤时都喜欢唱。
北海历史上很长时期也被称为“咕哩村”、“咕哩寨”，因此“咕哩美”在这里又指“北海美”。
《咕哩美》由序和灯、网、帆几个篇章组成，通过舞蹈诗的形式，以北部湾独特的典型文化形象为中心，展现了北海人的开拓精神和对未来的企盼，融歌、舞、诗为一体，词和音乐清新脱俗，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咕哩美》由冯双白撰稿，导演是邓锐斌、余大鸣、赵士军，领舞有臧莉、夏小虎等。
（刘玉）

专栏：
陪孩子看相声方成

专栏：
“怎么让人乐？”
本已杜门谢客的85岁的相声泰斗马三立，近日却缘于天津曲艺家协会引介的情面，破例在天津工人疗养院接受了记者采访。
当记者问马老对相声的现状和发展有何看法时，他说：
“现在的相声与从前完全不一样，这当然是改革了。
但无论怎么改，相声应该让人乐。
怎么让人乐呢？
不是用怪笑怪叫做笑料去逗笑、去刺激人，这违反艺术规律。
什么样的艺术规律呢？
这包括，说相声要使包袱（相声里的笑料），使包袱时要做到包袱响（指用的笑料生“笑”了）了，自己还很严肃。
现在许多人说相声，观众还未笑，自己就先乐了，这就等于唱戏的唱一句，自己就鼓鼓掌。
不像话！
其次，要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找包袱，不然就是耍贫嘴。
相声应该以说为主，什么时候唱是有讲究的，如果刚上台捧哏就唱起来，那不合情理。
另外，相声是语言艺术，演员只有掌握语言知识才能使响包袱。
比如‘下大雨了’和‘雨下大了’，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演员如果不懂，包袱就抖不响。
为什么？
音不对！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不仅不可乐，还可气。”
（马老的语言别具特色，难以转述，现勉强辑录如上，以飨读者。）
获悉马老刚刚病愈，为他的健康着想，我们尽快结束采访。
临行前，马老希望新闻界能够呼吁相声研究会出面延请专家和学者给一些忙于走穴挣钱不钻研艺术的相声演员讲课：
“他们对相声艺术糊涂着呢！”
（附图片）

专栏：
我们想吃“鲜菜活鱼”
文京
我特别喜爱相声，对相声现状一直想讲几句话。
建国后，相声曾有两个时期比较繁荣，一是50年代，一是70年代后期。
这两个繁荣期有一个相似的历史人文背景：
无论是新中国的成立还是“四人帮”的被打倒，都把人们从一种桎梏下解脱出来，人们急需抒发胸臆。
相声适逢其时，成为反思过去、认知新生的有力武器，加上一批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创作和表演后来又有了长足发展。
然而近年来，一些演员有了点名气后便忽视自身修养的提高，整天忙于赶场走穴。
如此下去，相声怎么满足审美水平日益提高的观众的要求？
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
相声从繁荣走向衰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来有可能一滑到底。
相声要重整旗鼓，我认为，必须对传统和现代有正确的认知。
温故而知新，没有对传统艺术精华的研磨，就不能掌握千锤百炼的技巧，继承传统也要创新，因为时代的审美心理正在发生变化。
相声泰斗马三立只要一出场，台下立即鸦雀无声。
何故？
马老的相声每次必有新“包袱”，又有绝活。
此外，相声演员一定要深入生活。
在相声艺术不景气的情况下，天津的茶馆相声表演却很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这批演员进茶馆舞台演出可以同观众直接交流。
相声是最具平民化的大众艺术。
只有走向大众，汲取丰富的创作养分，“鲜菜活鱼”才能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与自己生活息息相通的相声，群众自然欢迎。

专栏：
“歌舞大剧院”在西安建成
《秦风古韵》演出成功
一座功能齐全、造型别致的“歌舞大剧院”，最近在西安文艺路陕西省歌舞剧院落成。
与此同时，在歌舞剧院院长、作曲家赵季平的率领下，一个艺术家群体经过一年多的运作而创作的古典乐舞《秦风古韵》，也登台亮相。
首演大获成功。
《秦风古韵》以秦地古代文明的积淀为底蕴，以唐代文化为核心，调动音乐舞蹈艺术手段和诗化的舞美创意，用彩陶、青铜、石刻、三彩作为文化符号，包括彩韵、竹韵、莲韵、鼓魂、琵琶、石魂、乐歌、礼乐等节目。
陕西省歌舞剧院曾创作《仿唐乐舞》和《唐·长安乐舞》，现在又试图对古典乐舞进行艺术革新并发挥舞美的特性，给观众一种新感受。
陕西省歌舞剧院计划每年在大剧院内上演两百多场自创节目。
《秦风古韵》也要在西安演足两百场后再去外地。
（李文）

专栏：
解放军艺术学院面向全国选择人才
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全军唯一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1998年不仅面向全军还面向全国招收声乐、器乐、舞蹈表演、戏剧导演、军队文化管理、美术、舞蹈编导人才，并从全军官兵招收军事文学学员。
这一举措引起了全国全军文艺爱好者的关注。

专栏：
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相声研究专家薛宝琨在分析相声的处境时强调：
讽刺是喜剧艺术的特长
薛宝琨说，相声的生命是讽刺，讽刺是喜剧艺术的特长，也是传统相声的精华，这早在六十年代对相声的艺术功能进行深入讨论时就得出的一致结论。
近些年，相声不关心、不提出、不回答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采取绕道而走的态度。
其中相声作家的潜台词恐怕是不惹麻烦，如此一来，相声的讽刺功能便削弱了，热情冷淡了，艺术手腕退化、停滞了，说得严重点，一些相声有点类似解放前“玩意儿”的状态，逗人一乐而已。
他认为，不敢讽刺、不擅于讽刺缘于对相声讽刺的误解。
相声在不到100年的发展历程中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传统，其中“婉而多讽、戏而不谑”，温和包容，摒弃粗浅直露，几乎是经典之作共有的特点，讽刺是通过形象的艺术感染力来实现的。
婉是委婉、曲折和含蓄，“讽”是在善意规劝和注重效果的前提下进行。
这是中国文化中“软幽默”的核心，讽刺的出发点和归宿。
传统段子《关公战秦琼》和《改行》，都是把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寓于轻松诙谐的喜剧形式中。
传统相声中的“软幽默”也把善意的嘲讽对准市民的各种心态，用意象和情绪来表达对一些小市民自身愚昧、变态的挖苦，同时劳动者也在自嘲中实现对苦难的积极超越。
多借鉴优秀传统相声中的手法“化急切为蕴藉，化物态为心态”，这是从事相声创作、研究四十年的薛宝琨为当代相声开出的药方。
记者还同一些大专院校学生、机关干部交谈，得出的印象是，大家普遍表示喜欢相声，但是对现在的相声很失望。
记者在采访一些专家和观众时还了解到，传统相声有文说、武说。
“文说”以马三立为代表，可谓炉火纯青，发展到极致。
马老先生的单口相声，不紧不慢，一一道来，铺陈于兴味正浓之处，一个包袱叫响，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马老先生一脸严肃，满堂笑倒，忍俊不禁，咀嚼再三，越想越可乐，回味无穷，那包袱抖得漂亮。
如今的一些相声，简直就是滑稽对口词，把文说武说的讲究抛到九霄云外，贫嘴、谩骂、低级无聊地相互攻讦，演员的七大姑、八大姨也跟着“沾光”，热闹过后，让人徒生反感，兴味索然。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但最终应以说为主，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同话异境，是等于非，谐音曲解，先伏后揭，机言巧语，自相矛盾，模声拟态，语音语序的排列，语言的机智等等，从包袱、笑料的制作手法中，可以体味到口头文学与喜剧艺术结合后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是任何其它艺术形式包括小品所无法替代的。

专栏：
音乐剧能否在中国唱响？
本报记者刘琼
《音乐之声》带来热情
今年的1、2月份，由东方歌舞团主办，成方圆、王刚主演的音乐剧《音乐之声》在北京保利大厦上演。
01月17日首映，反响不错，其后九场也是场场爆满，后又加演三场。
02月11日晚演出前夕，记者发现许多没有买到票的人在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前候“退票”。
检票员声称，通常只有国际一流的艺术团体来华演出票房才如此紧俏，没想到这次连“每场演出的走道都放满临时‘加座’。”
演出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一些观众。
他们大多喜欢成方圆扮演的女教师，认为这是成方圆艺术创作的新突破；
舞美很大气，具有表现力。
同时也有人提出，音乐成分虽强，但舞蹈较弱。
“美国百老汇音乐剧经典剧目《音乐之声》中对亲情、恋情和爱国热情的表现，类似于东方人的情感特质，因此我国观众容易认同。
这是《音乐之声》搬演成功的基础。”
初战告捷给女主角兼制作人成方圆增添了信心，“尽管音乐剧对中国观众来说还很陌生，具体制作起来困难也很多，但是音乐剧的发展是有潜力的。”
1995年，成方圆自费留学美国，几乎成天泡在百老汇，看了一百多种音乐剧演出后萌发“回国演音乐剧”念头。
她认为许多人之所以对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不太乐观，是因为没有看到真正好的音乐剧：
“音乐剧要想真正拥有观众，必须用艺术本身。”
东方歌舞团团长田玉斌也认为，《音乐之声》的演出，名人效应固然在最初起了一定的票房号召作用，但能够维持场场爆满，主要靠演技、音乐和舞台制作。
什么叫音乐剧
对中国观众来说，音乐剧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
事实上，围绕概念本身，国内文艺界犹有纷争。
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
“音乐剧”专指源于欧洲并在美国得到发展，具有较快节奏和现代化的表现手法、集歌舞戏剧等多种艺术魅力于一体的特殊歌舞剧。
另一种观点认为，音乐剧就是歌舞剧，包括各种传统戏剧和具有舞蹈成分的现代歌剧均在此列。
作为一个新剧种，音乐剧引入我国并独立上演剧目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的《小小画家》，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一直比较沉寂。
1992年，歌唱家邹德华等人发起、组织中国音乐剧研究会，独立编创并在北京舞台上演《秧歌浪漫曲》。
因多种原因，这次可贵的尝试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许多人说《秧歌浪漫曲》还是民族歌舞剧，并不能称为“音乐剧”。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音乐剧终于引起一部分艺术家和观众的浓重兴趣。
应运而生的各种音乐剧学校、培训班、剧团开始小规模地上演一些作品。
剧目大多搬演日本或美国原作，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上演的《皇帝的新衣》、《想变成人的猫》和《西区故事》等。
另有一部分自创剧目，如沈阳话剧团的《搭错车》、南京前线歌剧团的《芳草心》和总政歌剧团的《芦花白，木棉红》、上海舞美中心的《夜半歌魂》、珠海歌舞团的《四毛英雄传》、哈尔滨歌剧院的《山野里的游戏》、黑龙江歌舞剧院的《鹰》、上海歌剧院的《请与我同行》。
无论是自创剧目还是搬演外国戏，这些演出从音乐剧的要求来看都不能说成熟。
或注重戏剧表演，歌、舞欠缺；
或重在歌舞，表演生硬。
在艺术创作上虽无大的建树，却不可否认，通过这些努力，一种有别于传统戏剧的艺术形式逐渐被中国观众认识，积累的教训也为今后“像模像样”的演出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
前景是明是暗
如今，在各路豪杰纷纷一试身手的首都演出市场，《音乐之声》能够获得好评，无疑给中国音乐剧市场增添了不少亮色。
它的成功部分地改变了人们对音乐剧的看法，许多音乐人因此对音乐剧增长了信心。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说，《音乐之声》受到观众欢迎，说明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是能够被中国老百姓接受的。
作为一个拥有三百多个地方戏曲、具有歌舞剧欣赏传统的民族，音乐剧在中国的推广潜力不容置疑。
不过，《音乐之声》的成功并不能决定什么，音乐剧在中国的推广之路依旧漫长。
首先是缺少适合我国观众欣赏口味的好剧本。
戏剧导演罗锦麟指出，《音乐之声》之前的几部音乐剧的病症，题材选择不当是主要病因。
国内目前音乐剧剧本自创力量很弱，尚处在“学步阶段”。
观众对引进的音乐剧大多感到有“隔膜”。
可见，创作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感的剧目，引介并演好适合国民口味的外国精品，是推广的前提。
音乐剧要求演员歌舞戏全能，这类“全才”国内不多见。
人才短缺，培养周期又很长，使许多音乐剧演出单位只好边演出边锻炼队伍，以期取得速成功效。
华丽的舞美，加上音乐制作、舞蹈编排、演员报酬、宣传费用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部《音乐之声》就耗资二百多万元，而许多企业认为投资舞台剧收益不如电视来得快，不愿出资赞助。
资金来源成了大问题。
一些剧团只好降低成本，上演小型音乐剧。
短平快的东西经不起细嚼，艺术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专家建议，一定要坚持上演精品，使观众感受到音乐剧的魅力，千万不要让拙劣的东西败坏了观众的胃口。
对音乐剧的推广来说，这一点恐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