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05月17日
（星期六）
至二十五日
（星期日）
颖彤和我回到了伦敦。这周我们都在观察保守党这次选举的惨败，并与我们的朋友谈论此事。这次溃败的重要标志，是记住谁在这场选举中幸存下来。周一晚上，颖彤和我带梅杰和他的妻子诺玛到格林餐厅（Green's）用餐。彼得．泰普赛尔爵士（Sir Peter Tapsell）独自一人在吧台用餐。我想不起来他是否还在下议院。梅杰猜应该是（他猜对了），否则他怎么会独自在伦敦市中心用餐？梅杰和诺玛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摆脱了保守党自杀式的恼人选战。他对那些输掉选举的朋友感到难过。他经历了可怕的七年，尽了最大努力，但要管理保守党非常困难。接近周末时，我和祁淦礼在加利克俱乐部（Garrick）小酌一杯。如果不把票投给他，保守党应该是疯了。透过他在下议院的杰出表现，他能凝聚整个政党，并带领大家走回坚定的中间路线，绝对是党魁的不二人选。如同他所说的，我们输掉选战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不够右派或不够疑欧。但我认为夏伟林可能会胜出，大部分和我聊过的人也是这么说。夏伟林很聪明，绝对不是一位狂热的右翼分子。随着这一周过去，偶尔我觉得自己彷佛穿越工党的占领区，在一个个安全屋之间迁移，从崔斯坦家中的晚宴到顾立德他家——顾立德之所以很可怜，是因为他还是首席党鞭，而在野党的工作比执政党还艰难。
布莱尔邀请我到唐宁街十号和他碰面，谈谈香港的问题以及他是否该出席移交仪式。他没穿夹克，看起来一派轻松，似乎对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他背后有多数议员席次支持着他，谁不会像他一样呢？我满喜欢他的，尽管他需要一群由恶棍组成的宫廷护卫来保护他，才能让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显得如此大摇大摆。如果我更年轻些，我可以想象自己满腔热血地试图铲除这些政敌——前提是保守党可以有比现在更多的友善伙伴们。
郭伟邦请我吃了顿饭，接着到卡尔顿府（Carlton House Terrace）会面。他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谈话内容不错，他对中国和香港议题有很棒的直觉。他希望与中国建立更良好的关系，但不想以香港作为代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可以看到许多官员在他身边操弄他，试图让我们违背对香港的承诺。例如，他们开始提交相关的文件给郭伟邦，并草拟给中国领导人的讯息，却未征询我们香港团队的意见。他们总是有很多借口，但现在已形成相当明显的模式。好吧，反正只剩下三十几天了。当我见到外交部常务次长约翰．科尔斯时，他表现得就像亨弗莱爵士（Sir Humphrey）一样。[29]他说：「新上任的部长们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首相本人。」他来常务次长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内容十分精采。诸如此类的事一堆。我想他们必须这么做，但实在有够恶心。而且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对媒体来说，选后的蜜月期还没结束，报导的东西彷佛米尔斯和布恩公司（Mills and Boon）出版的浪漫小说。
看样子我们终于达成协议，要买下颖彤和我一月时在巴恩斯区看到的漂亮房子。我希望这栋房子也能为我们带来满满的欢笑，就像在法国的家一样。这个周末，我们和洁思与丽思一起飞往土鲁斯，那里风景如画，到处种满了玫瑰花。周日早上，我站在菜园里，望向西方遥远的地平线，听着耳边传来的阵阵鸟鸣。这下我才发觉，是因为自己满怀乡愁，才有办法撑过这些年最艰困的日子。
[29] 译注：亨弗莱．阿普比爵士（Sir Humphrey Appleby），英国经典政治讽刺喜剧《部长大人》（Yes Minister）中的虚构角色，擅于混淆视听与操纵言语，为典型的英国公务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