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01月21日
（星期二）
媒体愈来愈关注我们的人权立法所受到的威胁。在行政局的会议上，许多成员指出，董建华应该让中方在07月后将这个问题留给他的政府来处理。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住房问题。在一九四○和五○年代面临迫切的住房需求时，港府参考了英国市立的住房部门（或者是我猜测的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建立了公共的住房管理部门，这项政策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今，我们却被困在不符需求的社会主义住房政策之中。相当不寻常的是，这项政策与私人大型地产开发商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些开发商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并确保住房供应不会拉低房价或抑制房价上涨。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尽管人们拥有高收入，他们还是很难买得起房子；如果他们住在公共屋邨（译按：类似台湾的社会住宅），就没有动机去买房。租金问题的政治色彩愈发浓重，房客只需支付家庭所得百分之九左右的租金，而且租约可由父母传给子女，而那些已拥有私人房屋的人继续紧抓着公共房屋不放，统计指出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四的公共房屋承租人在其他地方拥有公寓或房地产。因此，真正贫穷的家庭往往在公共房屋的候补名单上等了好几年，最后只好住在破烂的公寓里，还得缴纳一笔占收入比例极高的租金，甚至比那些坐拥公共房屋的小康房客所付的租金还要高。这套制度导致了不公平与相当严重的资源错置。我早在几年前就想提出一些根本的解决办法，但1997年回归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现在我们仍在持续寻找微调政策的方案。就这样，这个问题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