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02日
（星期一）
回到香港后，陈方安生想和我谈谈与行政长官和下届政府的关系。她或许是担心我是否准备好与他们合作。我明确表示，我不会在任何对话中缺席；虽然很多细节可以和官员们一起解决，但董建华（我们都认为是他）和我必须谈谈下任团队的大方向，当然也包括必须解决的基本住屋问题。我同意安生的观点，也就是我们必须提供候任行政长官优秀的办公室职员。我清楚指出，我们可以在准备政策上提供支持，但不能协助起草任何将在6月30日前审议的法案，我也不期望参与任何主权移交之后要完成的事。我想讨论的事项包括：该如何将彼此的摩擦降到最低，是否能协调双方的方案，董建华是否会前往华府、东京和伦敦（他应该这么做），主权移交仪式的安排，以及需要解决的详细内政事务。我请安生为我准备一份包含所有细节的文件，并征得宪制事务司吴荣奎、毕瑞伯和戴彦霖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