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三年三大步　步步向市场
——吉化集团三年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李安达　新华社记者　辛明华
编者按：
吉化公司“步步逼近市场”的经验值得借鉴。
他们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转换机制，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加强管理，进行企业重组和要素重组，有效地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其中的关键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在逼近市场的进程中，吉化公司目标明确、步子稳妥、措施果断，而又步步伴随着艰巨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变革中，始终注意整体效益的提高和职工生活的改善，不只是其变革的目标，也是其稳妥变革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也值得借鉴。
吉化集团，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面旗帜。
“吉化经验”曾在全国工业系统产生过强烈的反响，本报曾于1990年作过连续报道。
时隔五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时期，不少人在关心，今天的吉化怎么样了？
对此，总经理刘树林有一句颇具代表性的回答：
“我们是三年三大步，一步一步逼近市场经济。”
不断深化自身的改革，使吉化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1步，从转换机制入手，推
出决定命运的“20条”
吉化是我国最大的化工联合企业、重要的化工原料基地，拥有13万职工，生产1000多种化工产品，为我国化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它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从1990年到1992年，利润不断下滑，企业留利近乎零，投入10亿元的技改项目，竟因缺3000万元收尾资金被迫停工三个月。
炼油厂、有机合成厂因没钱买原料而低负荷运行，甚至职工发工资也碰到了困难。
症结在哪里？
吉化人在思考着。
1992年12月，一个决定吉化命运的文件《吉化公司加快改革，转换经营机制20条》诞生了，拉开了吉化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序幕。
20条主要围绕两项改革，一是理顺集团和二级企业的关系，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
吉化集团有30多个二级企业，过去在大一统管理体制下，大小事情公司统管，盈亏公司统算，二级企业缺乏面向市场的压力和动力。
改革的第一刀就砍在这“大一统”的体制上：
把二级企业推向市场，使他们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经营者。
公司内部各厂间也互为用户，产品供需以合同方式保证，按市场价格结算。
体制一变，马上见效。
1993年当年实现利税13．7亿元，比1992年增长11．5％，一举结束了三年徘徊的局面。
紧接着，力度更大的用工、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开始。
过去，吉化也搞过三项制度改革，但这次按市场机制运作，无疑会在13万职工中产生剧烈的震动。
按照方案，公司机关要由原来的677人精简到238人。
人事部经过反复落实，只能减到239人，还差一人。
“差一个也不行，别的部门减不下来，就从你们人事部减。”
总经理刘树林毫不通融。
这一名额硬是从人事部减了下来。
从1993年开始，经过定编、定岗、定员，三年共减下职工1．4万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0％；
落聘、解聘、免职厂部级干部125名；
公司机关部室由38个减至22个。
由于是竞争上岗，过去苦活没人干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消失了。
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工资总额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双挂钩，拉开了分配档次，总体上提高职工的收益。
抓运营机制的改革按吉化人的说法是“很好使”，3月改，4月就见效，一个月的利润相当于第1季度的总和。
到年末，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都在10％以上。
第2步，向原有体制开刀，在要
素重组中寻求发展
经营机制理顺之后，体制上的矛盾就变得突出起来。
吉化自己是个大而全的化工城，它下面200多个分厂又几乎都是小而全的单位，这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上是不合理的。
怎么解决这一司空见惯的“老大难”问题呢？
1994年，吉化在改革上迈出的第2步是向原有体制开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围绕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重组。
公司内原有一大一小两个炼油厂，大炼油厂每吨原油加工成本为95元，小厂为157．8元。
过去是各干各的，两个厂合并重组后，大厂炼油，小厂进行深加工，每年增创利润3000多万元。
又如，过去，各厂都有自己的车队，忙闲不均，现在各生产厂的机动运输和特种车辆统一归口成立了公路运输公司，仅对外承包运输任务每年就可增加收入1000万元。
再如，集团内原有六个机械制造与加工企业，由于分散经营，很难形成合力，如今合并成立机械装备公司，实行专业化管理，很快就体现出它的效益。
这一年，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利用这一契机，吉化把卫生所、幼儿园、文化宫、体育场、招待所、医院等事业单位从原属各生产厂分离出来，集中组建了公用事业公司和职工医院，实行企业化管理，面向社会全方位服务。
事业公司与企业签有协议，实行有偿服务，集团公司给予适当补贴。
事业单位的重组同样显现出它的效益，1994年集团公司减少补贴1700万元，1995年又减少补贴3000多万元。
第3步，再做管理文章，提高
经济运行质量
1995年，吉化集中解决的问题是管理上台阶。
说到管理，人们对吉化“严、细、实、快”的管理经验并不陌生，曾在全国推广的“创无泄漏工厂”、“创清洁文明工厂”、“创无事故工厂”等活动至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那么，今天提管理上台阶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总经理刘树林说：
“光有基础管理的好传统是不够的，必须使企业的管理行为适应市场经济。”
对物资采购、产品销售回款、工程承包、外用工、营销人员现状等7个方面的解剖结果令人吃惊。
仅1994年，物资超储占压流动资金8737万元；
高价进货多支出2000多万元；
资金被骗1700万元；
外欠集团货款高达4亿多元。
吉化决定集中解决营销管理和财务管理两个主要矛盾，同时，将资本经营和资产经营都提上日程。
1995年，《吉化集团产品销售进入市场的实施办法》、《吉化集团物资采购订货管理规定》等条例相继出台，从集团公司到二级企业都确立了“销售—计划—生产”的运作流程，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和国外客户集中的地方有营销分中心，企业以市场行情来制定投资决策，组织生产经营。
即将投产的30万吨乙烯工程，是在始建之初就着手市场开发的，乙二醇、聚乙烯等18种产品签订了今明两年的供需合同。
现在，市场观念、营销观念已经成为各级经营者的首要观念。
染料厂厂长王学令，用12天时间跑了美国13个营销点，仅在南卡罗莱纳州小城卡尔斯顿，一次就定出蒽醌88吨。
现代化的营销必须有现代化的队伍，在全面整顿中，那些吃回扣、收红包损公肥私的人被清除出去，调离了223人。
并采取公开招标和考试方法，把一批坚持原则，有营销经验，又懂外语和微机知识的人才充实进营销队伍。
吉化原来实行“统筹统管，统借统还”的财务管理制度，弊病很大。
新出台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经营资金管理办法》确定了“谁建设谁筹资，谁受益谁还贷”的原则，集团只监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新制度实行后，二级单位花钱更精打细算了，市场真正成为资金投放的导向。
销售回款速度明显加快，由日回款几百万元提高到千万元以上，并创造了日回款3700万元的高纪录。
集团还建立了每星期资金调度例会制度，合理调整资金流向，确保重点项目资金需要。
成立财务公司，统一管理集团和二级单位银行帐户，统一资金结算，避免二级单位体外循环，增强了资金使用的整体实力。
去年市场原油趋紧，炼油厂等单位缺少资金购不进油。
集团通过集中调度，保付原油货款30亿元，保证了生产。
吉化不仅做到了生产建设正常进行，而且连续三年未欠国家和地方税款。
“目标利润，成本倒逼”是吉化多年采用的降成本、增效益的管理办法。
集团每年根据市场情况提出利润增长目标，分解到二级厂。
二级厂再把这个“目标利润”转换成“目标成本”，分解到车间和各个生产环节，用控制成本来保证利润目标的实现。
今年电石厂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产品价格下降。
为了保证利润目标的实现，他们通过节约开支、降低消耗来控制目标成本，预计今年利润仍可增长10％。
每一步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在近三年的改革中，吉化有1万多人丢了原来的饭碗，400多人从领导机关精简下来，100多名厂部级干部被落聘、解聘或免职，一些人昨天还是效益好、收入高的企业职工，今天则变成了公用事业公司的成员。
如此大的利益调整，必然会产生阵痛。
而思想工作到位，正是化解矛盾、保证改革到位的法宝。
吉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典型。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硬措施的作用越来越大，思想政治工作还灵不灵？
吉化用事实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1993年元旦到春节，围绕“转换经营机制20条”顺利实施，企业的宣传舆论工具全面运作，改革成了热门话题。
报纸上登，广播里说，电视上放，节日串门也议论。
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春节后付诸实施，进展顺利。
三项制度改革，也产生过不小的震荡。
落聘、解聘的干部，下岗待分配的工人，有上访的，有发牢骚骂娘的。
他们不把矛盾上交或推向社会。
对落聘、解聘的领导干部，区别不同情况，或由一线退居二线，或调到别的岗位待干出成绩来再聘任领导；
对下岗的工人，多方设法帮助就业，组织技术培训。
工人蔡德君下岗后自己设计加工帽子，生意很红火。
他又主动找到工会，招了20名生活困难的职工一起来干，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被评为公司劳动模范。
经理说：
“他当选劳模，一是奖励他干得好，二是鼓励大家广开就业门路，哪一行只要干好了都光荣。”
在吉化，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同时兼任着企业的生产或行政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要为企业的中心工作直接服务，思想工作的舞台要设在改革和发展的主战场。”
党委副书记温继武经常强调这一点。
每项改革措施出台，同时都有一套思想工作来保证，每项生产建设任务的关键时刻，也是思想工作最繁忙的时候。
吉化有2．7万多名党员，1542个党支部，33个二级党委，这是企业的中坚力量。
“班子带队伍，党员带群众”，这也是吉化的优良传统。
化肥厂的脏、难、险、重工程都由党员去带头完成，“党员工程”活动，依然在各厂、各单位全面开花。
电石厂烧碱车间蒸发器加热器疏通清洗，操作时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碱水滴下来经常烧伤皮肤。
几年来这项工作一直由党员完成。
丙烯蒸馏塔重420吨，高82米，是30万吨乙烯一台关键设备，技术要求高，工期紧。
承担制造任务的装备公司机械厂焊工班，在班长孙长庆等十几名党员带领下，吃住在厂，日夜奋战，光焊条就用了8吨，三个月完成了国外通常要7个月才能完成的工程。
有人从管理学的角度，将思想政治工作当做现代管理的核心；
也有人从两个文明的角度，将它作为社会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化走过的路，或许留给人们的启示更多。

专栏：
乔石会见两国议长
希望密切联系加强合作把议联大会开好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高兴华）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96届议联大会的埃塞俄比亚人民代表院议长达维特·约哈内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会议主席马图布赖莫夫。
乔石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以个人名义对客人们表示欢迎，并希望在此次议联大会上，代表团之间密切联系，加强合作，共同把会议开好。
在会见约哈内斯时，乔石高度评价了中埃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埃塞俄比亚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给予中国的理解和合作，特别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
他表示相信约哈内斯议长和他率领的埃塞俄比亚议会代表团来华与会一定会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立法机构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约哈内斯说，埃塞俄比亚非常重视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之间的友好合作。
作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伙伴，双方在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
他说，埃塞俄比亚长期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动摇。
在会见马图布赖莫夫时，乔石说，吉尔吉斯共和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有着共同的边界，所以双方有一切理由加强两国间的友谊和团结。
他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高层领导人不断互访，两国议会的领导人也实现了互访，这些访问都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乔石说，今后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可以不断加强；
中国珍视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
马图布赖莫夫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独立才五年的年轻国家，非常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希望两国议会建立友好小组，交流立法和改革方面的经验。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秘书长曹志等参加了会见。

专栏：
刘华清同希拉克会见
指出中国执行的是防御性国防政策，不威胁任何国家
本报巴黎9月14日电
记者杨汝生报道：
法国总统希拉克今天中午在爱丽舍宫会见了正在此间访问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双方就双边关系、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希拉克对刘华清的访问表示欢迎。
他说，他去年晤见过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今年又接待过李鹏总理的访问，现在刘华清副主席的访问是加强和发展双边关系努力的一个部分。
刘华清对于希拉克总统为发展法中关系所做的积极努力，对于法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动多极化、重视亚洲和中国的做法表示赞赏。
刘华清指出，中国主张中法两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全面的、面向21世纪的友好关系。
刘华清说，中国愿意推动两国两军的合作与交往。
他接着指出，中国执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不威胁任何国家。
希拉克表示，他赞成法中关系能够在各个领域中，包括在军事方面得到持续的发展。
他说，欧亚关系对于未来世界是个重要因素，因此法国与中国应该保持良好的关系。
双方还谈到了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
希拉克总统说，禁运是欧盟15国的一项决定，但他认为应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刘华清向希拉克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问候。
对此，希拉克表示感谢，并说他期待着明年05月份访华。
陪同刘华清参加会见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海军司令员张连忠、空军副司令员刘顺尧和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
（附图片）
09月14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来访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新华社记者　吕全成摄（传真照片）

专栏：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生产性项目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审批权限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焦然、李安定）记者从国家计委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为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创造条件，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内地省、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以及中国科学院、船舶工业总公司、兵器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日前已以通知的形式下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并已开始执行。
通知规定，凡符合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方投资和建设、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外汇需求可自行平衡解决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性项目，上述有关地方、部门及单位的审批权限，由现行项目总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下提高到3000万美元以下；
项目批准后，需根据项目建设性质分别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备案，企业合同、章程报外经贸部备案。

专栏：
国务院决定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将试行资本金制度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从1996年开始，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
这是国务院在日前发出的《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中决定的。
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
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
经营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目的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有效地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投资项目资本金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对作为资本金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必须经过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法律、法规评估作价，不得高估或低估。
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比例不得超过投资项目资本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投资者以货币方式认缴的资本金，其资金来源有：
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内资金、国家批准的各种专项建设基金、“拨改贷”和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回收的本息、土地批租收入、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的各种规费及其它预算外资金；
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及企业法人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股票上市收益资金等）、企业折旧资金以及投资者按照国家规定从资金市场上筹措的资金；
社会个人合法所有的资金；
国家规定的其它可以用作投资项目资本金的资金。
《通知》规定，投资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其中，交通运输、煤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五及以上；
钢铁邮电、化肥项目，资本金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五及以上；
电力、机电、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轻工、纺织、商贸及其他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及以上。
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具体比例，由项目审批单位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银行贷款意愿和评估意见等情况，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核定。
经国务院批准，对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可以适当降低资本金比例。
此外，对某些投资回报率稳定、收益可靠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投资项目，以及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投资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试行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或组建股份制公司发行股票方式筹措资本金。
《通知》说，为扶持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主要通过在投资项目资本金中适当增加国家投资的比重，在信贷资金中适当增加政策性贷款比重以及适当延长政策性贷款的还款期等措施，增强其投融资能力。
《通知》规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一次认缴，并根据批准的建设进度按比例逐年到位。
试行资本金制度的投资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要就资本金筹措情况作出详细说明。
主要使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投资者应将资本金按分年应到位数量存入其主要贷款银行；
主要使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应将资本金存入国家开发银行指定的银行。
投资项目资本金只能用于项目建设，不得挪作他用，更不得抽回。
有关银行承诺贷款后，要根据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资本金到位情况分年发放贷款。
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对投资项目资本金到位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通知》还规定，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经营性投资项目参照执行上述规定。
公益性投资项目不实行资本金制度。
外商投资项目按现行有关法规执行。

专栏：
“山上银行”梦成真
——湖南丘岗山地开发见闻
本报记者吴兴华
近两年，湖南丘岗山区发生了显著变化：
昔日的荒山荒坡，如今布满了果树、药材、蔬菜等；
不少往日稀疏的竹林、油茶林、油桐林，今日浓荫蔽日，郁郁葱葱。
从1994年10月到今年上半年，湖南省共改造和新开发丘岗山地1700万亩，其中低产改造面积896万亩，新开发面积805万亩。
大规模的丘岗开发不到两年，已成为湖南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许多山丘区的农民满怀喜悦地告诉记者：
我们做了多年的“山上银行”梦，这回要变成真的了！
牵住发展农业的牛鼻子
在湖南，干部和群众赞扬省委、省政府开发丘岗山地的决策是“牵住了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1993年，省委书记王茂林先后到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沙等地山丘区调查，了解到大面积的丘岗山地出产很低，也看到一批靠丘岗山地致富的典型，深感湖南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在山水资源特别是丘岗山地的综合开发上。
1994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大规模开展丘岗山地开发，在“九五”末期，通过丘岗开发建成各类商品生产基地5000万亩。
丘岗山地开发只有面向市场，才会有效益。
毗邻广东、广西的永州市瞄准“两广”市场的需要，充分利用本地的土地资源和温光资源，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去年发展到110多万亩，去年全市蔬菜销售额达11．6亿元。
溆浦县是著名的水果之乡，出产个大肉厚的鸡蛋枣。
近两年，县委、县政府在丘岗开发中，根据市场的需要，新开枣园3．35万亩，改造低产枣园1．8万亩，全县枣园面积发展到7．55万亩，年产鲜枣达28万担，枣果年加工量12万担。
实行规模经营
实行规模开发，提高开发效益，这是湖南丘岗开发的重要特点。
桃江县是全国著名的楠竹之乡。
近两年来，这个县抓楠竹的低产改造，建立起30万亩楠竹速生丰产基地，每亩立竹由原来的101根增加到168根。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楠竹的加工，全县已建立竹制品加工企业1200多家，生产竹胶版、竹地板、保健凉席等100多个花色品种，去年竹制品产值达5．2亿元，占全县乡镇企业产值近三成，全县农民仅从竹业中获得的纯收入人均达400元。
地处湘南山区的道县，境内冬暖夏凉，年无霜期309天，年降雨量1509毫米，是蔬菜种植发展的理想之地。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在丘岗开发中，积极引导发展蔬菜产业，全县12．5万户，有6．2万多户种植商品蔬菜，去年种植面积发展到16．8万亩，其中千亩以上的连片种植基地20个，种商品菜农户的收入均达千元以上。
围绕蔬菜生产，蔬菜加工、销售、运输也兴旺起来。
通过丘岗开发，蔬菜生产已成为道县的一大支柱产业。
建立灵活机制
为了加速丘岗开发，湖南省委、省政府实行了灵活的投资机制和经营机制，促进资金、技术、劳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丘岗开发出现了多形式、多主体开发局面。
在投入机制上，实行全方位筹资。
除财政、银行投资外，引进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资金及外资。
近两年，全省共投入丘岗山地开发资金15．8亿元，其中各级财政投入8000多万元，信贷投入4．21亿元，农村合作基金投入1．7亿元，集聚社会资金2．97亿元，引进外资6200万元，群众集资5．5亿元。
鼓励采取灵活的经营机制。
各地凡是有利于加快丘岗山地开发、有利于农民增产增收的办法，都予以支持，出现了大户承包、租赁开发、合作联营开发、股份合作开发、拍卖开发、外商独资开发、庭院开发等开发经营形式。
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省外单位和个人参与丘岗开发，是湖南丘岗开发经营机制活力的生动体现。
娄底、怀化、邵阳、岳阳、郴州、永州六个地、市，参与丘岗开发的机关单位达1846家，企业397家。
地处湘桂边界的江永县，在丘岗开发中，县里着重发展香柚。
县里制定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土地流转，引进各方资金。
全县已流转土地8．6万亩；
全县有81个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创办了香柚场，有35家省、地机关采取资金入股、联营或租赁承包的方式，开发香柚1．14万亩，去年，全县香柚发展到7万多亩，产值3000多万元，被国家命名为“香柚之乡”。
重视依靠科技
湖南丘岗山地开发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靠科技，提高开发效益。
双牌县有草山草坡及林间草地90多万亩，近年，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利用草山资源养羊。
县里组建了县山羊产业开发总公司，总公司引进江南黄羊和成都麻羊公羊进行杂交，培育出受广东、广西市场欢迎的“扁角麻羊”；
开展科技培训，去年，培训2万多人；
推广农作物秸秆过腹还田、秸秆盐化喂羊、青储饲料等，山羊产业开发带动农作物栽培制度改革，不仅使养一头羊的纯利达到200元左右，而且促进了粮食生产。
现在全县养羊发展到11万头。
1994年，地处湘黔边界的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利用砍伐后的马尾松松蔸为基材，引进中科院选育的“5．78”菌种，探索新的茯苓种植方式，形成年产6000吨茯苓干品的生产能力。
他们改变过去卖茯苓干品的做法，与中科院、省内的科研机构合作研制，与港商合资，开发出羧甲基茯苓多糖、多糖口服液、保健饮料等二十多种科技产品。
这些产品大部分出口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200多万美元，上缴税金200多万元。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湖南的丘岗开发方兴未艾。
随着开发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振兴湖南经济中，丘岗开发将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专栏：
今日谈征文
请注意“人均”之下的贫困户
魏章官
福建省一位领导同志到农村调研时说：
“实现小康目标，不光是看人均收入水平，还要注意‘人均数’掩盖的不平衡，树立人人意识。”
此话很有针对性，令人深思。
“人均”收入高低是衡量贫富的一个重要标尺，掌握准确的“人均数”，是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但是，不能看到颇高的“人均数”就沾沾自喜。
因为“人均数”里看不到贫富差别，看不到贫困线。
试想，把一两个大户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年收入平均到一般户、贫困户头上，全村人均收入自然能够上去。
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是看到“人均数”，而看不到“人均”背后的不平衡，不会算“人均”之下的收入帐，不知道一个乡一个村里的贫困户有多少，他们的收入为何低，怎样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使他们的收入达到或超过“人均数”，就很难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快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步伐。

专栏：
世界女排大奖赛澳门站开赛
中国姑娘连克韩国俄罗斯队
本报澳门9月14日电记者张玉书、王荣久报道：
中国女排继昨天以3∶1战胜韩国队后，今天下午在世界女排大奖赛澳门站第2天的比赛中，苦战5局以3∶2战胜俄罗斯队，取得两战两胜的成绩。
巴西队今天以3∶0轻取韩国队，也是两战两胜。
今天的中俄之战打得十分精彩激烈。
中国队开局打得不错，在澳门观众的欢呼助威下，迅速以15∶2和15∶8的优势连胜两局。
但俄罗斯队并不示弱，很快调整了阵势，并在加强防守的同时，多次以高点强攻得分，接连以两个15∶13扳回两局，使场上出现2∶2平局。
决胜局，俄罗斯队又先以3∶1和5∶3领先，只是在5∶5平局后，中国队才加强了拦网和防守反击，逐步将比分拉开，最后王子凌的一记快攻使中国队以15∶11结束这场战斗。

专栏：
刘华清会见法国外长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
本报巴黎9月13日电
记者杨汝生报道：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法国外长德沙雷特13日在巴黎表示，中法两国目前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关系都很好，两国在军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正在恢复与发展。
刘华清与德沙雷特今天下午在法国外交部就双边关系、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
刘华清说，我这次访问不仅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与交流，而且希望加强和扩大两国在各方面的长期、稳定、全面的合作关系。
他说，我们高度评价希拉克总统重视发展中法关系，执行富有远见的对华政策。
我们赞成两国加强双边对话，并在积极准备希拉克总统明年访华。
中方十分重视这次拟议中的重要访问，认为它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刘华清指出，前几年法国售台武器问题曾使中法关系受到影响。
现在由于两国的共同努力，中法关系翻过了新的一页。
我们希望今后不再出现对两国关系类似的干扰。
法国外长说，两国政府1994年已经就此达成了有关协议，希拉克总统也明确作出了承诺，法方将坚守承诺。
德沙雷特说，法中关系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重大飞跃。
他说，李鹏总理4月访问法国，这公开向世界表明，法中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他说李鹏总理的访问既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又使双方达成了不少重要的、具体的合作项目。
德沙雷特说，法中两国对世界局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有不少共同点。
两国都希望世界朝多极化发展，都主张尊重世界各国不同的国情，反对世界事务由某一个大国操纵。
同时也反对世界大乱。
这些共识形成了法中加强合作的基础，而且必然会使双方的关系得到加强。
他说，法国愿意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提倡双方间加强战略性对话，就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对话。
他认为，法中间进行有深度的对话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德沙雷特还说，欧洲对华军品禁运已经过时，应该撤销。
刘华清13日上午还会见了法国国防部武器装备部部长埃勒梅尔。
双方就加强两国军工领域的友好合作交换了意见。
随同刘华清访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上将今天会见了法国海军参谋长勒费费尔上将。

专栏：
刘华清看望我驻法人员
本报巴黎9月14日电
记者杨汝生报道：
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于昨天晚上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亲切接见了使馆工作人员。
他介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勉励大家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专栏：
吴邦国在天津考察强调重点抓好三项工作
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
据新华社天津9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俊成、天津日报记者王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近日在天津考察时强调，天津作为老工业基地，有着科技、人才、港口和工业综合实力等方面的优势，要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大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力度，扬长避短，发展本地有优势的产业，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活力。
09月07日至14日，吴邦国在天津参加了全国经贸工作座谈会，并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高德占、市长张立昌等陪同下，考察了天津内燃机厂、微型汽车厂、摩托罗拉公司、三星电子公司、钢管公司、石化公司、联合化学公司等工业企业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津作为全国轿车生产基地之一，汽车工业发展很快，已经具备了年产15万辆轿车的生产能力，成为天津的支柱产业。
吴邦国在内燃机厂、微型汽车厂参观了发动机、喷涂、总装等车间后说，汽车厂用21个月时间完成了夏利轿车15万辆扩建工程，而且工程不超概算，这是很大的成绩。
在生产中，一定要保证质量，降低成本，充分依靠自身销售网络和优势，扩大微型汽车市场份额。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吴邦国听取了开发区负责人的汇报。
1992年吴邦国曾参观过开发区，四年后又来到这里，见到昔日的盐碱荒滩，如今绿树成荫，一排排新厂房拔地而起，非常高兴。
他在参观了摩托罗拉公司、三星电子公司后指出，要把开发区的发展同天津老工业基地改造、工业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大区内、区外的联动力度，促进天津工业产品的升级换代。
要更多地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引进技术，引进管理，促进国产化率的提高。
要坚持以市场换技术，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
去年，吴邦国受李鹏总理委托，曾两次到天津解决钢管公司发展中的问题。
他在钢管公司考察了钢管生产全流程。
他对这个公司一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尽快全面达产，不断提高质量，在减人增效上下功夫，把这个全国无缝钢管生产基地办好。
吴邦国冒雨考察了天津石化公司和联合化学公司。
他强调，新上项目一定要选准，要根据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先上见效快、效益好的项目。
新企业一定要实行新机制，不能再搞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严格按岗位需要，科学用工。
要有资本金，不能搞无本生意，背上新的债务包袱。
在津考察期间，吴邦国听取了天津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
他对天津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天津国民经济发展总的态势是稳定的，协调的，没有大起大落。
现在，全市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吴邦国指出，老工业基地有自身的特点和问题，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在提高经济的质量上下功夫，讲效率、讲效益。
他在讲到加快企业改革时指出，当前重点要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抓大放小”，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加速它们的发展。
进一步放开放活量大面广的国有小企业，使之寻找更为适合自身经营与发展的灵活方式。
二是抓好“三改一加强”，促使企业建立新的经营机制，优化组织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工作，建立优生劣汰机制，要全面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四句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主义。
他说，要调动市和区县两个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划分市和区县两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更好地发挥区县的作用。
他强调，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关心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的生活和工作，努力确保困难企业职工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并广开门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专栏：
尉健行会见几内亚工联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几内亚工联总书记穆罕默德·凯贝为首的几内亚工联代表团。
尉健行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国工会的主要工作。
他强调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仍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政治原则，必须保证工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
凯贝高度赞赏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工会在新形势下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外商投资企业中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所做的努力。
他表示几工联将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工会的友好关系，加强与中国工会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几内亚工联代表团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9月06日抵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除北京外，代表团还访问了广州和南宁。
代表团将于9月15日离京回国。

专栏：
田纪云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卢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京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第96届大会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
田纪云对里德作为加利秘书长的代表出席议联大会表示欢迎。
他说，为保证这次议联大会顺利召开，中国组委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里德副秘书长的与会是对大会的支持。
田纪云说，议联大会在北京举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将有助于增进各与会国的议会与中国全国人大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里德在会见时转达了加利秘书长对此次议联大会在京召开的祝贺。
他说中国去年成功地举办了世妇会，在中国组委会的精心准备下，这次议联大会也一定会获得成功。
本次各国议联大会将于本月16日开幕。

专栏：
科威特军事基地加强警戒
09月13日，随着美国八架F—117A隐形战斗机开始抵达科威特，位于科威特城西北约六十五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警戒进一步加强。
在目前美伊冲突中，科威特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允许美军运用其领土作为导弹发射基地的国家。
新华社发（美联社照片）

专栏：
联合国对各国议联96届大会寄予厚望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倪四义、卢劲）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说，联合国对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第96届大会寄予厚望，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和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成绩。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派出的出席这届大会的特别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今天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他说，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作为国际上重要的政治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方面有广泛的共同点。
这次议联大会的重要议题将包括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和确保人类享有食物的权利，这同样是联合国多年来的目标所在。
他说，加利秘书长本人也认为，各国议会和议员们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有“巨大的潜力”。
他们可以通过立法，使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有法律保障，他们同样还有权批准本国参加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经济和技术帮助。
他说，各国议会和议员们能够在大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将有重要意义。
里德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本人也十分想参加这次盛会。
他十分珍视同议联的“密切的工作关系”，他多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与中国领导人也有很深的交往，现任的议联主席又是他过去的同事，但是，即将召开的第51届联合国大会使他无法脱身。

专栏：
藏民喜授“养羊经”
66岁的藏族老人拉巴次仁是西藏江孜县年堆乡村的养羊专业户。
他从内蒙古引进良种绵羊，养羊致富，年收入数千元。
这是老人在村口小溪边为种羊洗澡时向年轻人介绍养羊经验。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专栏：
通讯
“请您选择最好的”
本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吕岩松
萨拉热窝市中心的高层建筑大都在战火中被毁坏，今天它们依然残破而悲凉地矗立在街头。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上面多了几幅色彩艳丽的竞选招贴画。
09月14日波黑大选来临之际，整个萨拉热窝笼罩在热烈的竞选气氛中。
大街小巷挂满了穆斯林领导人的画像以及印有SDA（波黑民主行动党缩写）字样的旗帜。
游行车队不时从街头掠过，喇叭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荷枪实弹的多国执行和平部队士兵端坐在装甲车上，神情木然地注视着前方。
这一切构成了波黑战后首次选举的独特画面。
应该说，整个波黑境内的竞选气氛都是浓重的，即使驱车行驶在深山险壑之中，也不时看到贴在公路两侧树木上花花绿绿的标语。
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些市镇还挂出了卡拉季奇的大幅画像。
欧洲联盟驻波黑机构就此向塞族提出抗议。
塞族领导人则声称此事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纯粹是热爱卡拉季奇的老百姓自发所为。
尽管战后的家园依然千疮百孔，但波黑各族居民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并不低。
沦落在其他国家的波黑难民已于上月末提前投票，据初步统计，其投票率在60％以上。
近日来，记者与许多波黑选民进行了交谈，他们不仅表示要去投票，而且还都对自己的选择做出了一番解释。
艾哈德是位年轻的穆斯林，穿着一身在萨拉热窝并不多见的白色长袍。
谈起选举，他显得有些激动：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你，波黑所有穆斯林都会投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票，是他的民主行动党领导我们顶住了塞尔维亚人的进攻，保住了萨拉热窝。”
守护萨拉热窝市公墓的一位穆斯林老人也是伊泽特贝戈维奇及民主行动党的支持者，不过他的情绪倒较为平和，他指着眼前的墓地对记者说：
“我支持伊泽特贝戈维奇，是因为他主张波黑统一。
铁托活着时，穆斯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和平相处，没什么大的矛盾。
你看那些有十字架的墓地都是塞尔维亚人的，就是在战争期间，我也同样守候着它们。”
不过，老人对波黑统一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说许多穆斯林都有塞尔维亚族朋友，但战争确实使两个民族疏远了，现在很少有穆斯林敢去塞控区。
中年妇女玛丽娜是萨拉热窝市郊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她本人是克罗地亚族，已故的丈夫则是穆斯林。
她不肯透露自己将要投哪个党派的票，而是对记者说：
“波黑人民不需要强烈的民族主义，再也不能实行民族敌视的政策了。
战争时，我们这个地方是塞控区，我整整三年没有见到住在市内的父母和公婆。
战争结束后，代顿协议又将我们这个地方划归了穆克联邦，许多塞尔维亚邻居又逃走了。
大家都是人，为什么这样打来打去呢！”
如果说穆斯林执政党在萨拉热窝竞选活动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塞尔维亚共和国各党派激烈竞争的气氛则似乎更突出一些。
距萨拉热窝16公里的小镇帕莱可以说是执政的塞尔维亚民主党的一统天下，而塞尔维亚和平进步联盟等反对党则在巴尼亚卢卡等城市将竞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塞族选民虽然对各党派有不同的选择，但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最终归宿问题上却表现了突出的一致。
帕莱的伐木工人德拉甘对记者说：
“南斯拉夫是我们的母国，我们迟早要合并到一起。”
在谈到与穆斯林关系时，他说，塞尔维亚人不想再打仗了，但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实在是难以想象。
他的许多朋友是从萨拉热窝逃出来的，至今还不敢回家看一眼。
此次大选是波黑和平进程中关键的一步。
它不仅是一个新的、统一的波黑的起点，而且将对波黑和平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近日来，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察员及新闻工作者云集波黑。
负责此次选举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波黑各地张贴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宣传画。
这些宣传画上分别画满了土豆、西红柿、青椒、香蕉等蔬菜和水果，并醒目地写着：
“请您选择最好的”。
什么才是波黑人民最好的选择呢？
无疑，是努力抚平战争伤痕，真正实现民族和解。
（本报萨拉热窝9月13日电）

专栏：
运用各种方式广泛宣传采取各种措施执行公约
中国保护儿童权利工作出色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13日电（记者朱允文、韩世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高级官员魏拉曼近日在此间召开的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培训班上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在维护儿童权益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常赞赏。
参加这个培训班的80名学员，来自全国15个省、17个城市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妇联、卫生、司法、共青团等部门，由外交部、国家教委、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和国内的法学家、社会学家进行专题讲学。
据介绍，我国在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后，一方面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一方面注重采取各种措施执行公约。
立法上，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中国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并还在进一步完善这一领域的法律体系；
司法上，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各种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
行政上，中国政府颁布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十项奋斗目标及落实措施。
同时，我国从省到村，都建立和健全了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的关心下一代工作领导机构，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网络和工作运行机制。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直接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在300万人以上。
对中国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世界儿童状况1996年》上予以肯定。

专栏：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报名工作圆满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报名工作，自8月15日开始，至9月14日已圆满完成。
在此期间，香港各界团体和人士向筹委会秘书处香港办事处共领取推选委员会报名表22106份，其中，以团体名义领取的表格18630份，以个人名义领取的表格3476份。
香港办事处收到的报名表总数为5833份。
推选委员会的报名工作开展以来，得到了香港社会众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

专栏：
09月的“约会”
——记法国“文化遗产日”
郑园园
有人说，法国人把夏天留给外国游客，把秋天留给自己。
当金色的阳光变得柔和，凉爽的秋风吹拂着梧桐枝叶的时候，法国人静静地迎来一个节日——全国“文化遗产日”，他们把这个节日称为与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约会”。
文化遗产日又叫博物馆日。
在那个节日里，全国的博物馆敞开大门，公立博物馆一律免费开放，私立的门票减价。
文化遗产日活动安排在9月的第3个周末，自这项活动创办十几年来，年年如此。
只有1992年例外，那年，法国举行关于欧洲联合的《马约》的公民投票，时间恰好也定在9月的第3个周末。
但文化遗产日也并未取消，只是提前到第2个周末举办。
文化遗产日里，文化部和各省推荐给公众的参观点多达一万多个，人们扶老携幼，举家出动，朝圣似的去同本国历史文化相会（见下图）。
参加这项活动的人与年俱增，到90年代中期达到600万，占法国总人口的1／10强。
我曾有幸连续三年和法国人一道赶赴盛会，深深体会到它独特的魅力。
在巴黎，最有吸引力的去处，要数平日门禁森严的国家机关的所在地，如总统府、总理府、国民议会等地。
这些历史悠久，富丽堂皇的宫殿，很有点“神秘色彩”，只在遗产日对公众开放，所以特别吸引人。
要想参观爱丽舍宫，可得耐心排上三四小时的队。
在外省，“节目单”也丰富多彩。
在朗德省，人们可以追寻法兰西斯一世的足迹；
在科西嘉岛，可以寻访拿破仑的踪迹；
在布列塔尼，人们可以参观史前巨石阵——卡尔纳克。
人们到葡萄园看收获，到废弃的矿井凭吊工业化时代，到乡村看奶酪制作，到作坊观看玻璃工匠的手艺……古老的法兰西尽情地展示它的文化遗产，国民则尽情地欣赏，沉浸于对历史与文化的激情之中。
文化遗产日的起源，可追溯到戴高乐就任第5共和国总统之初。
1959年，他为文化部规定了三项任务，第1项就是必须保证让更多的国民参观人类的、首先是法国的文化遗产。
根据这一思想，文化部长、著名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签署了一项名为“法国历史遗迹和艺术财富清点造册”的政令，开始了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清点“文化财富”的工程。
在法国，“文化遗产”的涵盖面很广，历史性建筑、200年以上的老屋、古堡、教堂、修道院以及各类艺术品属文化遗产无疑，法国人还把各种自然与人文景观（园林、岩洞、考古发掘遗址等），以及反映了法兰西民族生存的手段和技能（如磨坊、运输工具、服饰）等一切带有历史印记，体现历史演进过程的遗物和遗迹都当作文化遗产。
经过近十多年清点，有200多万张文化遗产照片登记入册，大量建筑物、艺术品、古董有了文字资料档案。
在巴黎，还专门成立了“全国文化遗产资料中心”，存放上述资料。
在大清点工作的基础上，文化部于1984年正式推出了文化遗产日活动。
公立博物馆责无旁贷地投入人力、物力，积极参与这项活动。
难能可贵的是，私立博物馆（大多为古堡）也有很强的参与意识。
每年春季，文化部遗产司致函私立博物馆，询问是否有意在遗产日开放。
除特殊情况（如古堡正在维修），主人总是热情响应。
参加这项活动，主人虽然损失一些门票收入，得到的回报却很丰厚。
一是政府税收上的优惠，二是在情感上得到满足。
他们苦心孤诣维护祖先文化遗产的行为，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有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太太，独力维持着一座古堡改建的服装博物馆。
她告诉我，文化遗产日是她与外界进行感情大交流的美好日子。
参观者有的对展室的布置陈列提出建议，有的看到庭院里缺少某种花卉，几天后，就把种子给寄来了。
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了解到古堡维修有困难，便自发地为她捐款。
在法国众多的文化活动中，遗产日是很具民族特性的节日，也是文化味最浓的节日。
虽然没有狂歌劲舞，没有喧闹的集市，但人们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思考着。
他们或是小声交换意见，或是同讲解员讨论某个问题，那种气氛，俨然是进行一场学术研讨会。
在那种场合，我感受到一种宁静致远的质朴气氛，它让你产生崇高感，使人的感情变得深沉了。
爱国的重要前提是爱本国的历史文化，爱文化的前提则是了解文化。
文化遗产日把国民的求知热情引向对祖先文化遗产的认知，使他们在年复一年的“约会”中，对祖国的文化历史有了更执著的爱。
1994年，在纪念遗产日创办十周年之际，法国文化部作了一项民意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法国人一致支持举办遗产日活动，并且认识到：
一、遗产日使他们产生自豪感、新奇感、喜悦感；
二、文化遗产是一个永不过时的概念，那种把“热爱遗产”同“面向未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在现代人身上，两者能和谐地统一；
三、文化遗产是民族的财富，政府是受托保护人，严格认真承担起保护的责任，国家的文化预算还应该增加。
也是在这一年，法国成立了一个由国家、社会团体及私人共同出资组成独立的“文化遗产基金会”，其宗旨是帮助维修私人博物馆。
受法国的启发，欧洲一些国家也陆续举办这项活动。
1991年09月，欧洲委员会主持的首届“欧洲文化遗产日”在当年的欧洲文化首都都柏林隆重地开幕，它标志着文化遗产日成为一项全欧性的活动。
而今，9月的后三个周末，总有欧洲国家举行文化遗产日活动，有30个国家的约2600多个城市和村镇参与了这一文化盛事，提供的参观点共有两万多个，有1000万欧洲人前往参观。
文化遗产日，已成为欧洲各国民众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的自觉活动，已成为欧洲人9月里的一个意蕴深长的“约会”。
（附图片）

专栏：
域外拾零
感受“大都会”
孙为刚
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有一座堪称世界之最的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大，没有到过的人难以想象。
这座位于著名的5号街中段（南北走向）的艺术博物馆，横跨整整四条街（东西走向）。
不包括楼顶花园有三层建筑，收藏着200万件艺术品（经常展出的有数万件之多），仅展览陈列室就有248个，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精品。
在浩如烟海的艺术品陈列中，我感触最深的要算中国艺术品了。
在三楼东北角的中国艺术馆里，中国古老的陶器、玉器、瓷器、青铜器、雕塑、壁画、宋代的中国画，应有尽有。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瑰宝，在这座“大都会”里都可以见到。
一走进中国艺术馆，迎面便是一幅气势恢弘的大型壁画，它有三米高，十米长。
从壁画内容看，它反映的是隋唐时期的佛教故事。
在这个陈列室里，还有一尊两米多高、缺少头颅的石雕佛像躯干；
而在另一角，则陈列着一具没有躯干的石雕菩萨头像。
这些作品大多是公元六七世纪的作品，造型生动，刀法细腻，一看便知是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艺术精品。
面对着这些残缺不全的中国雕塑，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些轻者数百公斤，重者数十吨的中国艺术品，是怎样来到这远隔重洋的美洲大陆的？
那简短的说明文字中没有记载。
我想，假若一定要注明每一件艺术品的来历，那一定是一件令主办者难堪的事情。
行文及此，我想起了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道士塔》中写到的情景。
本世纪初，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等以极其低廉的代价，从愚昧无知的中国道士王圆箓手里，“买”走了敦煌莫高窟里的大量艺术精品。
这其中有没有美国人？
余秋雨先生的文中没有提到。
但从这些惨不忍睹的雕像身上可以断言，它们都有一段被残害、肢解的经历。
得到这些艺术品的西方人，是偷？
是抢？
还是像莫高窟发生的那一幕那样，廉价地“买”去？
我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
看着这些支离破碎的中国艺术瑰宝流落他乡，作为炎黄子孙，我的心不禁隐隐作痛。
在苍茫的暮色中，我走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回望这座艺术的宫殿，我的心绪起伏难平。
我想，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却拥有上下五千年、纵横五大洲的艺术精品，这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专栏：
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
王能宪
赴澳大利亚东部城市布里斯班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我感想颇多，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和土著文化政策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
澳大利亚是18世纪末叶英国向那里流放罪犯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当英国人进入这块所谓澳洲新大陆的时候，这里亦称澳大利亚人的土著人，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和年代了。
当时的土著人约有30万，大小500多个部落，各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
他们从事采集、渔猎，使用石、骨和木制器具，保持着原始氏族公社、部落集团和老人掌权等制度。
英国人进入之后的200多年来，土著民族遭受殖民者的压迫和屠杀，人口越来越少。
据1966年的人口普查，具有50％或更多的土著民族血统的居民，仅有80207人。
据说，纯血统的土著人现在只有2万人左右。
尽管澳大利亚土著民族人口数量不多，生活方式落后，特别是近200多年来遭受白人的种族歧视，但是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一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创造了多姿多彩、风格独特的土著文化。
我们在布里斯班博物馆中所看到的那些石器、陶器、弓箭、刀枪、渔具等历史遗物，以及现代土著人的编织、木雕、绘画，还有我们在植物园里所欣赏到的土著少女动人的舞姿和美妙的土著音乐，无一不证明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丰厚与精美。
但是，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土著民族遭受种族歧视，许多基本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保持文化传统的权利，甚至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在植物园观赏土著艺术表演的时候，我曾与一位吹奏“得久罗多”（一种土著乐器）的演员交谈。
他告诉我，过去英联邦不准他们用本民族语言讲话，一旦发现就要挨打，甚至被杀头，以至母亲只能偷偷地教儿女们学土著语言。
当然，上述状况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澳大利亚，白人占99％以上，土著不到1％，无论人口数量还是人口素质，白人都占绝对优势。
种族间的歧视虽没有根本消除，但是，过去那种尖锐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已经不复存在，正向着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
经过接触，使我们感觉到，一般白人对土著人和土著文化都流露出尊重、平等、宽容、理解和支持的感情。
如今，土著民族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变。
许多土著人已进入城市，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接受了教育，乃至高等教育。
他们中还涌现出一些出色的人才，例如全澳土著委员会主席路易丝·奥多诺戈博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现代社会里，土著民族要求努力保持和弘扬土著文化，维护土著人的文化权益，提高土著文化的地位。
为了扩大土著文化的影响，澳大利亚已确定2000年为土著民族文化年。
他们要借奥运会的东风，向世界宣传和弘扬土著文化。
正如澳大利亚土著委员会（ATSIC）主席在她宣布的土著文化政策中所讲的那样：
“澳大利亚人重新控制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文化遗产、文化产品的时代已经到来。”

专栏：
异国风情
特拉维夫的“街头艺术家”
苏丽雅
安息日的特拉维夫，最是游人如织。
这个以色列最大的海滨城市，总是以其勃勃生机和活力，吸引着人们前来享受它和煦的阳光、明朗如洗的天空、金黄柔软的沙滩和碧波万顷的地中海风光。
一到安息日，人们仿佛要卸掉一周紧张工作的疲惫，纷纷扶老携幼，到特拉维夫海边垂钓、游泳、晒日光浴、散步或干脆找个海边小咖啡屋坐下，边品尝咖啡和点心，边欣赏轻柔的海浪，和亲友们好好地聊上半天。
而这一天也正是“街头艺术家”们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他们以自己娴熟的技艺、异彩纷呈的表演，为这个地中海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在海滨大道，每走几步就能碰上这些“街头艺术家”。
他们有的在专心致志地给游客画肖像，有的灵巧圆熟地为行人剪影，有的表演着滑稽的魔术，而更多的则是演奏乐器。
演奏家们也各有所长：
有悠然自得地吹奏小号的；
有如痴如醉地拉着手风琴的；
有动情地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
有神气十足地敲着架子鼓的……
一个来自厄瓜多尔的小乐队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支乐队由四五个人组成，全都穿着印有“厄瓜多尔”字样的桔黄色表演服，在明丽的阳光下简直就像一团团闪动的火焰。
他们每人身上都挂着两种以上的乐器，轮换着演奏。
这些乐器比普通乐器小一些，适合于演奏节奏感强、热烈欢快的乐曲。
这些乐曲充满了神秘和原始的气息，如同一股夹着热浪的旋风，一下子把人带到了遥远的南美大陆。
突然间，鼓手领头唱了起来。
吹笙的乐手放下了笙，也加入了歌唱，只是把腰间的小木珠“哗哗哗”抖动得更响。
一时间，所有乐手齐唱起来，并围成一个小圈跳起了简单而又优美的舞蹈。
他们的舞蹈古朴又自然，他们仿佛被自己所陶醉，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当音乐和舞蹈都进入高潮时，歌手们好像相互心领神会，喧闹和欢腾戛然而止。
密密匝匝围看表演的观众先是一愣，短暂的沉默后，轰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各种面值的钱币像雪片般落在地上张开的琴盒里，这时，一位乐队成员不失时机地向观众推销该乐队灌制的唱片、磁带。
离厄瓜多尔乐队不远，一支由大、中、小提琴手组成的乐队也吸引了不少观众。
拉琴的大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舒缓地拉着古典音乐大师们的名曲。
虽然没有指挥，但他们似乎已演奏多次，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
这琴声如松涛阵阵，如原野的风，如海浪拍岸，如溪流淙淙，如少年在花丛中纵情歌唱，如诗人在月光下浅诵低吟，使人如饮甘泉，燥热的心逐渐归于宁静，并激发起对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追求。
一曲奏罢，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纷纷掏出钱包。
一位年轻的母亲则将钱放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手里，拉着他走向琴盒……哦！
这就是特拉维夫的“街头艺术家”，这就是热情的以色列观众！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热爱艺术的民族。
今日亲眼目睹，此言果然不虚！
他们不仅拥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更有大批爱好艺术、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人民。
只有在人民这块“肥沃的土壤”中，艺术家们才能从小苗长成参天大树！
（附图片）

专栏：
五洲茶亭
蒙娜·丽莎之谜新解
李新烽
巴黎卢浮宫内的名画《蒙娜·丽莎》迎接着慕名前来的各国观众，她那永恒的微笑被络绎不绝的游人带到世界各地。
那自然温存、高深莫测的一笑，不知使多少人神摇意夺、镂骨铭心。
然而，近500年来，蒙娜·丽莎的微笑却始终是一个谜。
高如珠穆朗玛峰、难似“哥德巴赫猜想”，亦有勇士敢于涉足攀登，一幅油画之谜哪有解不开之理？
闭目静心，苦思冥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自己感兴趣的理想天空翱翔。
于是乎，微笑之谜底纷纷揭开：
其一，情人说。
有人认为，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情人。
这位佛罗伦萨皮货商的妻子自然温存的微笑，只有和她有着微妙关系的达·芬奇才能准确地捕捉到。
其二，妓女说。
意大利的一位教授独具慧眼，辨认出画中的女人非良家妇女，而是那不勒斯城的一名高级妓女。
达·芬奇表现的是一位职业诱惑者的微笑。
其三，怀孕说。
英国一位医学博士运用丰厚的专业知识，根据蒙娜·丽莎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的姿势，皮肤鲜嫩的脸上流露出的满意表情，论证出她正身怀六甲。
其四，缺齿说。
“蒙娜·丽莎压根儿就没有笑，其面部表情很典型地说明她想掩饰自己没有门牙。”
这是一位美国博士的观点。
另外，法国的脑外科专家认为蒙娜·丽莎患有中风，日本的心脏病大夫说蒙娜·丽莎胆固醇含量过高……
正像“红学”研究在中国某些专家那里成了“曹学”一样，这门“蒙娜·丽莎学”也难免会变为“达·芬奇学”。
现在就已有两种说法流传：
一是少年说。
加拿大的一位女艺术家别出心裁，把蒙娜·丽莎的嘴部放大并旋转90度，发现了“新大陆”：
一个少年的脊背，同时露出了双臂。
结论：
达·芬奇是同性恋者。
一是自画像说。
这一“科研成果”的拥有者称：
将达·芬奇的胡子移到蒙娜·丽莎的脸上就成了画家本人的画像。
通过透视能证明：
蒙娜·丽莎正是身着女装的达·芬奇。
艺术作品的欣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过，就画论画，想入非非，就难免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书画当观韵”，而韵生于情。
无论从那个角度谈，都可以肯定，达·芬奇在创作时对蒙娜·丽莎是满腔热血地爱着的，他投入了全部的情感和精力。
所以，这幅名作能以情动人、以情取胜。
尽管蒙娜·丽莎没有光彩照人、摄人心魄的美貌，但作品却“形神兼备、气韵生动”。
试想，没有情感的全身心投入，达·芬奇就很难捕捉到蒙娜·丽莎表情上的微妙变化，亦画不出蒙娜·丽莎的神韵来。
古人在论及创作时曾言：
“文到无情真悔作”，画亦如此。
一切传世之作皆离不开一个“情”字。
当然，这情是真情实意、赤诚一片，不是虚情假意、塞责敷衍，否则，“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
真情从何而来？
来自生活。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游离生活、脱离人民，艺术家就会像离开大地的安泰俄斯巨神一样，失去了力量。
其作品只能是空中楼阁，充其量不过昙花一现。
蒙娜·丽莎之所以能世界闻名、经久不衰，其奥秘就在于达·芬奇强调艺术的真实性，重视观察生活。
在创作人物画像的时候，他总是先调查其地位、性格、习惯，然后再决定其神情、姿态、衣着；
既研究人物的跑跳走立等动作，也研究人物的喜怒哀乐诸表情。
据说，达·芬奇在画蒙娜·丽莎之时，这位24岁的少妇刚刚失去爱女，一副愀然不乐的样子。
画家一边创作，一边请人在她身旁唱歌、弹琴、讲笑话，才引出她那一刹那的神秘微笑。
脚踏实地地生活，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真情地热爱人民，生活和人民将厚爱你，加倍地回报你，把你变成时代的宠儿，而不论你是干哪一行的。
这，或许就是蒙娜·丽莎微笑之谜的真正谜底。

专栏：
阿联酋的文学运动
王贵发
关注现代阿拉伯文学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海湾国家的文学运动正在兴起，特别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它是一个“文化年龄”比较短的国家，建国也只有25年的时间。
但尽管如此，阿联酋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正在兴起和发展，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阿联酋的文坛上，现在还没有长篇小说问世。
这是由于阿联酋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国家，它今年才庆祝建国25周年。
而在这25年的历程中，国家经历着快节奏的变改，尤其是经济迅速发展，使得一些知识分子、作家不及构思创作长篇文学作品。
他们本身需要有个与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长篇作品问世也需要有一个孕育、准备的过程。
但是，海湾各国的过去20年，高速发展，已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和源泉。
短篇小说创作在海湾国家，尤其是在阿联酋已脱颖而出，并受到人们的喜爱。
现在，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是年轻的一代。
他们既对过去有一定的了解和经历，又对现代社会有较深和广泛的了解，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对新生事物反应敏感。
因此，写起短篇文学作品来比较得心应手。
但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变改推动他们去创作。
例如，过去，海湾和阿联酋人的婚礼一般是在星期五或星期一晚上举行，但由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和习惯发生了变化。
大家都在星期五和星期一晚结婚，难以预订结婚场地。
于是，人们便开始选定其它的日子结婚，举行婚礼也不一定都在夜晚举行。
显然，这些传统、习惯的改变便成了作家笔下进行创作的素材，写进文学作品中。
但在急骤的社会变革中，阿联酋人民也不无担心。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如何保持本国人的个性和文化的特性，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阿联酋作协主席、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短篇小说先驱者之一阿卜杜·哈米德·艾哈迈德说得好：
“旧社会对我们今天一代年轻人来说只成了记忆。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凡去过阿联酋的人都会对它的发展和变化的速度感到吃惊。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
在阿布扎比或迪拜的市场上，你每天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象：
到处是各种肤色、操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人群。
据说，在这里有100种人种，而阿联酋人和阿拉伯人反而变成了少数。
阿卜杜·哈米德·艾哈迈德说：
“生活在人种如此杂居的城市里，连我都感到陌生了。”
他还说：
“我上街买东西不得不同小商贩讲英语，这同在英国又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社会变革带来各种文化的撞击，引发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
反映社会这一现实的短篇小说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接受和喜爱，读者会从中找到自我，引起反思，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
例如，一些以反映外国人在阿联酋做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给阿联酋的社会带来一些问题而鄙视他们、排斥他们，而是着重描写他们来这里虽然是为了赚取美元，但他们也为阿联酋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也是人，他们有欢乐，也有苦恼、问题和困难。
艾哈迈德主席要求作家们在以这一题材进行创作时，要保持忠诚。
尽管现在还没有长篇文学作品问世，但可以相信，在这样伟大的变革时代，海湾和阿联酋的长篇文学作品必将在本国的文坛上孕育而生，并开放出绚丽的花朵。
（附图片）

专栏：
海外艺苑
久负盛名的乐团
——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访华而作
吴祖强
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将于9月20日、22日、23日分别在上海体育馆、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北京世纪剧院演出。
这个团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举办的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计划中应邀来华的四大世界著名乐团之一，历史悠久，在国际乐坛享有很高的声望。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建立于1888年，首场音乐会是在这一年的11月03日在同一音乐厅即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举行的，乐团名称便由此而来。
19世纪末音乐厅重建，迄今百余年一直以极高水平的音响效果和积极开展音乐活动的业绩著称于世。
以这个大音乐厅命名的管弦乐团每年百余场音乐会的2／3场次都是安排于本音乐厅的，因而乐团的名声和音乐厅的名声密切相连。
在世界管弦乐事业发展史上，团、厅关系如此紧密，而且年岁持续这么长久，真还比较少见。
今年上半年曾在这个厅有过作品演出经历的青年作曲家郭文景曾向我介绍这个音乐厅的音响效果。
他说：
“作曲家总谱中的复杂音乐层次以至任何细节，在这个厅里全都得到清晰美妙的展现，真正令人惊讶！”
我想，在这种演奏条件下，前后五任著名指挥百年耕耘，所培养和形成的乐团演奏传统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使得这个乐团在欧洲与赫赫有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相提并论，并非偶然的。
维也纳和柏林都是欧洲极其重要的文化名城。
维也纳地处欧洲中心，两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著名音乐家聚居之地，被称为“音乐之都”。
柏林则因德国作为欧洲古典音乐基地而具有特殊意义。
这两大乐团艺术上的造诣可说是地利、天时和各自的音乐传统使然，而荷兰从历史上看显然并不具备类似发展音乐文化尤其是交响乐文化的特殊条件，因此阿姆斯特丹管弦乐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实在令人钦佩。
也许可以这样说，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百余年来的显著进展首先是靠五任指挥的辛劳，其中尤以第2任首席指挥威廉·门格尔贝格和第4任首席指挥伯纳德·海廷克的作用更为突出。
前者继乐团创建者威廉·凯斯之后，自1895年起在该团任职达半个世纪之久，乐团在他指挥和领导之下曾对这一时期欧洲音乐潮流产生过重大影响；
后者则从本世纪60年代初接替爱德华·范·拜农，直到1988年乐团百年庆典，任期长达25年。
海廷克使乐团的活动大大扩展，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
其次是得益于与许多著名作曲家的亲密合作。
例如本世纪最初十年门格尔贝格与奥地利大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合作，乐团因此而形成的“马勒传统”至今犹存。
该团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所演奏的马勒交响乐曾被认为是马勒交响乐的最佳演奏。
又如乐团与德国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极有成效的合作，后来施特劳斯把他的名作《英雄的生涯》题献给了这个乐团及其指挥。
类此和乐团一直保持演出作品密切关系的作曲家的名字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其中最大名鼎鼎的如法国的克洛德·德彪西（访华的曲目中有他的《大海》）、莫里斯·拉威尔、达流斯·米约，俄国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访华的曲目中有他的《春之祭》），德国的保罗·亨德米特，奥地利的阿诺尔德·勋伯格等。
与当代著名作曲家们的亲密合作使得乐团所演奏的音乐名作，表现深度和风格掌握自然具有了权威性。
此次率乐团来华的现任指挥里卡尔多·夏伊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意大利指挥家，是乐团五任指挥中唯一非荷兰人。
作为年轻有为的新一代指挥家，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工作效率极高。
他率团在世界各地进行频繁的巡回演出，大量录制唱片并连续获奖。
他努力扩大乐团演出曲目并演出了不少荷兰现代音乐作品。
夏伊在1988年接任首席指挥职务时正值乐团举行百年大庆，也是在此时乐团获封“皇家”称号。
荷兰王室和政府都将乐团视为国家的骄傲。
在乐团此次访华演出中应邀同来的有两位独奏家，一位是杰出的中国旅美青年大提琴家王健，一位是近年来声誉日隆的著名葡萄牙女钢琴家玛丽亚·诺昂·皮尔斯。
两位独奏家将分别与乐团合作肖斯塔科维奇的《第1大提琴协奏曲》和莫扎特的《第9钢琴协奏曲》，毫无疑问，这肯定将会是珠联璧合的合作。
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欢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到来，并预祝他们首次访华演出成功！
（附图片）
（下图为阿姆斯特丹乐团演出阵容）

专栏：
“习水杯·文艺短论”征文获奖名单
由本报文艺部和郑州市二七糖业烟酒总公司联合主办的“习水杯·文艺短论”征文活动已告结束，经过评委会认真评议，最后从发表的文章中评出12篇获奖。
谨向积极参加征文活动的作者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获奖篇目如下（按得票多少为序）：
一等奖《毕加索的玩笑》　作者：
郭宇一《浮沉之间》　作者：
黄式宪
二等奖《多则惑》　作者：
王朝闻《抖掉污泥》　作者：
童道明《批评家要有批评的勇气》
作者：
邓宾善《从澡堂里唱戏谈起》
作者：
章仲锷
三等奖《反二黄》　作者：
老烈《拒绝油滑》　作者：
冯日乾《诗，请稍稍侧转一下身子》
作者：
姚振函《策划漫议》　作者　秋石《虎妞下台的尴尬》　作者：
商正《少来点这样的包装》
作者：
程荣进

专栏：
书法梁东

专栏：
儿童天地——“翻斗乐”
宗林
对于今天广大独生子女的家长来说，给孩子找个娱乐玩耍的场所也许并不难，但如何让孩子尽可能地在游戏中得到充分的教益，却是令许多家长费心思的事。
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家长（包括家庭内所有长辈）对孩子的过度呵护几乎成为定势，即便是带孩子走出家门，来到公共游乐场所，家长也往往是须臾不离，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在家长的“监护”之下。
孩子的每项游戏都是由家长买票特供的，实际上难与其他孩子协同共享，这种情形其实就是把家里的监护搬到户外，并没真正给孩子一个自由的社会天地。
这种“定势”往往是家长不自觉造成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某种外部硬件环境来“强迫”家长有所改变，使孩子有一个真正能够自由驰骋、不受干预，可以和其他小朋友自然相处的天地。
1992年，美国的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医生、工程师等根据儿童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大型儿童游乐设施——“翻斗乐”（FunDazzle）。
这是一种“谢绝”家长进入的，对外封闭、内部互通的“游乐城堡”式的组合装置，适合12岁以下任何年龄段的小孩玩耍。
它包括许多相对独立的游戏单元，有的侧重训练孩子四肢，有的侧重培养孩子勇气等。
这里的一切都贯穿“玩中学、学中乐”的宗旨，全面锻炼孩子的体能和智能。
通过不同组合的游戏，孩子们可以互交朋友，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合作精神，初步体验“社会角色”。
让他们通过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来培养他们一项最基本、初步的社会公德意识，譬如用餐后自己将弃物丢进垃圾箱等。
“翻斗乐”的一个最基本的设计原则就是一切让孩子们自己来。
除经过训练的教导员外，一些辅助性工作由小学4—5年级小朋友担任，而“翻斗乐”开办以来的实践已证明，参加游乐的许多小朋友在没有大人的安排下，都能在这种场合自己结交新朋友。
“翻斗乐”自1992年创立以来，日本、新加坡等国都设立了分支机构。
1994年，上海东申集团将其引入中国，并根据中国独生子女多的特点对项目加以拓展补充。
今年09月，北京也在中国科技馆和工人体育场内设立了两家连锁店。

专栏：
外国人演唱中国歌曲大赛
北京电视台对外部将于1996年底与全国二十一家省市电视台联合举办“第3届外国人演唱中国歌曲大赛”，凡在中国工作、生活、居住或旅游的外国朋友均可报名参加。

专栏：
“我是农民”征歌活动结束
历时九个多月、由《湖北农民报》发起并具体承办的“我是农民”歌曲征集活动结束，产生了一批词、曲俱佳的歌曲，评委认为是近年来音乐界难得的上乘之作。
（刘冰）

专栏：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乐团演出在即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交响乐团一行100人将于9月17日晚在北京音乐厅向北京观众献上一台交响音乐晚会。
该团创建于1936年，至今建团已有60年的历史。
该团的指挥兼艺术总监戴维·鲍塞里金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指挥，曾指挥过以色列爱乐乐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巴黎歌剧院乐团、荷兰广播爱乐乐团、英国交响乐团等十几个世界著名乐团。
首席小提琴尼古拉斯·米尔顿是一位天才演奏家，八岁登台亮相，后从师于悉尼歌剧院的拜哈利·库尔比，多次举办过个人独奏演奏会。
大提琴演奏家秦力伟是中国人，现在阿德雷德交响乐团任职，多次获得大奖。
在北京的音乐会上，乐团将演奏威伯歌剧《自由射手》序曲、圣·桑的《第1大提琴协奏曲》和澳大利亚作曲家的《红树》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
（安文）

专栏：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绿丹兰杯征文
珍藏了六十年的照片
——老红军欧阳文话长征
赵苏
读者看到的这张照片，是1991年笔者在北京军区某红军团采访时，前来参加该团团史馆开馆仪式的红军老战士欧阳文将军送给我的。
照片上挨肩搭臂席地而坐的14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和照片上端“长征的我们于延安摄影”十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经欧阳老指点，我知道他们中有苏振华、张震、方正平、钟赤兵、方国南等老前辈，建国后都成了党和军队的领导骨干。
去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我去采访欧阳老时，他送了我一本他撰写的并请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的回忆录《战斗的足迹》。
这幅“长征的我们”的历史照片收在本书篇首。
欧阳老是湖南平江人，1912年生，1930年加入工农红军并入党。
红军时期，他当过宣传队长、指导员、组织科长。
建国后，他曾任军政委，还做过《解放军报》总编辑，也有四机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顾问的经历。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还是全国政协六届和七届的常委。
最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再次拜访了欧阳文将军。
欧阳老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他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期间，同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或工作的战友聚会时的合影。
时间在1937年05月初，距今已近60年。
欧阳老说，红军时期的物质条件很差，整个军团都难找到一架照相机，当然更谈不上摄像机了。
所以长征路上那些艰难跋涉、惊心动魄的场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图像资料。
这是距长征时间最近的一幅照片，所以显得很珍贵。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我的好多东西都扔掉了，唯有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
我所以珍视它，不仅因为“物以稀为贵”，更主要的是，每当我看到它就想起了那段艰苦岁月，想起了革命队伍中亲如兄弟的战友情。
将军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他说：
长征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有时天上还有飞机，敌情相当严重。
特别是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斗，红军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广西军阀的南北夹击，损失惨重。
我所在的红四师在光华铺同敌人浴血奋战七昼夜，一天之内就牺牲了两位团长。
战后，红军由离开苏区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啊！
停了停，欧阳老话锋一转，说道：
“长征为什么能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取得胜利？
我体会最深的有三条：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红军将士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三是革命队伍的坚强团结。
作为长征的参加者，我对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同照片上的每位战友，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就说苏振华吧。
我在红十二团团部当文书时，他是团政委。
1935年03月17日，我们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仁怀方向前进。
一天，行军中，我边走边看书，不小心跌进了路旁的深沟，右脚背骨跌断了，战友们把我背到团卫生队，又用担架抬了我一天。
我们就怕负伤，因为负了伤，就要增加战友们的负担，或者留在老乡家里养伤。
所以第2天我坚决不坐担架，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紧随队伍前进。
团长谢嵩和政委苏振华见我这样坚决地艰难行走，便轮流把他们的马让给我骑。
长征路上，我们不知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如果没有战友情谊，互相帮助，是不可能走完长征路的。”
说到这里，将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凝视着照片感慨地说：
“现在，红军时期的战友有的倒在了长征路上，有的牺牲在后来的战斗中，有的已经故去，大部分都不在了。
但是他们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附图片）
1937年05月欧阳文同志和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工作的战友合影。
前排左二是欧阳文，中排有方正平、张震、苏振华，后排有方国南、钟赤兵。

专栏：
读书偶谈
用简单的理论描述世界
姜渭渔
一个科学的门外汉居然兴致勃勃地一夜之间读完了《时间简史》，连读者自己也难以置信的是，当今世界的顶级科学家的思维与写作会如此地贴近普通百姓。
史蒂芬·霍金教授因患卢伽雷氏症被禁锢在轮椅上达20年之久，然而他却从容地面对不幸的人生，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带领我们遨游广袤的时空，用极浅显的语言向我们讲解了关于外层空间、星系、大爆炸、黑洞、夸克、“带味粒子”……虽然我并不认为读了《时间简史》就能真正理解现代宇宙学的复杂理论，但是至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获得了不少有关宇宙学的新鲜知识，跟随着科学巨人享受思维的乐趣。
作为宇宙中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开始思考宇宙有开端吗？
如果有的话，在此之先发生过什么？
宇宙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时间简史》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从而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
其最大的成功之处用霍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去描述整个宇宙”（《时间简史》中译本第20页）。
短短的十多万字的篇幅，除了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以外没有用一个公式，精心设计的图形表述高中水平即可轻松理解。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整个宇宙的图像，向我们展示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伽利略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黑洞理论，以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统一理论。
没有人会怀疑《时间简史》中涉及的任何一个命题都有汗牛充栋的艰深巨著作为基础，然而霍金教授的“简单”却轻而易举地将我们引进了科学的殿堂。
随着人类知识的演进，科学研究正向着简单和复杂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是科学的分支越来越细，信息量越来越大，以至于同一学科不同方向的研究者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
另一方面则是真正科学研究的成果又可以用极简洁的大众语言予以表述，并可以被重复观测或实践。
不容否定，近年来我国高科技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或者说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卫星可以上天并回收，DNA可以被发现甚至复制，信息高速公路正在大举兴建。
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常常深入了复杂却忘了老百姓需要的“简单”，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需要《时间简史》、《生物简史》、《信息简史》、《××简史》……
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
一部中国史动辄上百卷，一门经济学不出三五十种不成系列，本来几百字的小评论偏要搞上一整版的“扫描”和“透视”。
大而全如果真是潜心研究的成果倒也情有可原，更可悲的却是貌似复杂，实质上与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深入思考风马牛不相及，只是用一些大话、套话，或者是一些连自己都没法说清楚的生僻概念或词语去吓唬外行人。
可见用简单的理论去描述世界不仅是表述方式问题，还可以反映出作者的精神风范，反映出编辑和出版者的价值取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时间简史》中译本今年04月已第7次印刷，印数达10万册。）

专栏：
一周一谈
精神食粮，且当饭吃
张大农
北京是全国文化艺术设施最多、最全的城市。
这文化艺术设施，是指包括剧场、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等具有“经典性”文化功能的场馆建筑。
歌厅、舞厅等娱乐设施不属此一范畴，另当别论。
按道理来说，文化艺术设施的多少，也是应该由人们的需求来决定的。
以北京市的人口总量来看，比起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来，北京的文化设施还不能算多。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闲置的。
这说明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人们的文化素质还普遍较低，有待提高。
像看戏、听音乐会、参观画展之类的高雅情趣不是一朝一夕能养成的。
同时这也有待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古人说“仓廪实，知礼仪”，这“礼仪”不仅当礼节、礼貌讲，还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生活风范。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终非一般人所能有。
对“初级阶段”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物质享受的诱惑力显然大于精神享受。
在提倡“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时候，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要实事求是。
指望着在剧院门口摆烟摊儿的大妈也时不时听场音乐会显然是不现实的。
需求不足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当初许多文化设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
国家级艺术院团原本就臃肿，许多行业、部门还有各自的文艺团体，起码得有个文工团。
有了文艺团体，就得有自己的剧场——且不管本团一年能排几台戏，也不管能有多少人来看戏，可谓既不考虑需求，也不考虑供给，好歹先把剧场搭起来再说。
这类分属半死不活的艺术院团或与文艺无关的部门的剧院、礼堂，在北京恐怕不下几十处吧！
如今都讲“成本”、讲“效益”了。
即便一幢简易楼闲着都不是个事儿，何况堂皇的剧场了。
可要把剧场经营好了也不容易。
近年来全北京城经营得好的剧场，也就保利、世纪、海淀、首都、人民几家以及北京音乐厅等，其他改营餐饮、娱乐的司空见惯。
至于某些文化场馆开办各类“展销会”早已不是北京一地的现象。
不必因此而慨叹“斯文扫地”。
文化也须为稻粱谋。
整个社会在转型期，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设施，其旧的根基动摇了，难免受冲击。
应该重视的倒是不要重蹈覆辙。
文化设施的建设，也要从实际需要出发，至少应考虑其左右：
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因为不论是剧场、博物馆、画廊，除了其建筑学上的审美价值，都只是上述二者之间纯物质性的中介，其文化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有人来“演（展）”和有人来“看”。
时下不断有人呼吁的国家大剧院建设项目，在量其规模时，也应考虑及此。
不要为近一两年人民大会堂演交响乐的盛况所迷惑。
维也纳、费城一流的交响乐团一年里充其量也就能请来个三五家。
待来日我们新组建的中国交响乐团真的风光了，甚或我们的歌剧院、舞剧院也振作了，一流水准的艺术演出隔三差五地有一场了，即或彼时，还能保证观众上座量像今天这样看稀罕物似的累千计万吗？
北京人艺的演出这些年来基本上可算不失水准，剧目也不断推出，观众市场当属稳定成熟。
然其首都剧场有多大？
千把个座位而已。
再大些有必要吗？
文化设施建设的另一误区是，不从理性的考虑出发，而是出于抽象的文化理想主义，或虚幻的“文化体面”心理。
在建设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时，有人非要打进一个“高雅”的文化楔子，理由庄严而悲壮：
给文化留下立锥之地。
不知他们是提倡人们购物之后去看戏，还是让看戏的观众先去购物。
现代城市的文化功能与商业功能本应是分工明确的，就像纽约的百老汇与第5大道、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与拉丁区、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与阿尔巴特大街……硬要扯到一块，说说也就罢了，还要扯到一块干——此等“文化使命感”真是添乱！
文化设施，尤其是经典性的文化设施的建设，应该是百年大计，因此，设计、建造也应着眼未来。
但如果一味地追求宏大，追求完备，而脱离当今的实际需求，则只能成为摆设，或权且像工艺美术馆一类，开个“××购物中心”什么的，精神食粮也只能先当饭吃了。

专栏：
花木兰上荧屏
由北京中能广告公司和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花木兰》，是以花木兰为主人公的历史传奇故事剧，由吕红编剧，范思和任导演，越剧和影视名角何赛飞在剧中饰花木兰。
（文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