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06月19日
（星期三）
在医院里为我进行跑步机测试的医生说，我的体重比我在港督府体重机量到的还重。我对此表达严正抗议！医生说他即将在九月退休，尽管他只有五十五岁，他说他希望在1997年以前领到退休金。我试图说服他，他的退休金在香港主权移交后仍会毫发未损。他告诉我，他太太曾说我一定会这么说，但他们都认为他的计划是最保险的方式。他的护理师告诉我，她将在八月前往英格兰，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将她十二岁的儿子送往当地学校。尽管我拒绝面对自己真实的体重数字，香港专业人士的中产阶级并没有拒绝面对他们对1997年的恐惧。
在港督府，我遇到了学者雅胡达（Michael Yahuda），他刚完成一本关于《中英联合声明》的书。他说中国人之所以答应《中英联合声明》，是因为他们觉得像我们这样残败不堪的帝国需要这个面子，而且不会对其中的条款小题大作，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感兴趣的只有商业利益。毕竟我们是为了钱才来到香港，也想在离开后继续赚进大把钞票。然而，我们却在天安门事件后立场丕变，开始针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大惊小怪。他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香港过渡时期的关键事件。从此之后，我们似乎不那么在乎「直通车」了。《人权法》、居英权计划和兴建机场的决定在在惹恼了中国人。在我抵港之前，所有的舞台布景早已就绪，妖魔化的声浪也蠢蠢欲动。与我的医生和护理师不同的是，雅胡达认为香港多数人会采取「观望」的态度，并冀望香港主权移交后能有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