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06月04日
（星期二）
行政局会议结束后（当时我们将一份激进的健康教育文件改得温和一点），我见到查尔斯．鲍威尔，他那时已成为我和亨利．凯瑟克的中间人。我们两人不知不觉聊起了欧洲。他构思出一个替代性的欧洲议程，并认为那是当年撒切尔首相在布鲁日演讲时必须提出的方案。但不幸的是，帮撒切尔撰稿的伯纳．英汉（Bernard Ingham）显然在她的讲稿中加入了太多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情势本来可能有所不同的。」他喃喃道。前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目前显然在扮演「退出欧洲」运动的领头羊。可怜的拉蒙，他曾经如此雄心勃勃，如今却因为无法攀上职涯高峰而被逼得心烦意乱。
戴高礼教授（Michael DeGolyer）在香港浸会大学主持备受各界肯定的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 HKTP）。我今天得知，他因为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发表批评中国的言论，而遭校长谢志伟训斥，要他今后必须谨言慎行。谢志伟正是筹委会的一员。这样算不算是「知识分子的背叛」呢？他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吴家玮似乎并未坚定支持大学的自由价值，反而是极权主义政府的爱好者。颖彤告诉我，当吴家玮和她聊天时，他似乎相当关心我是否和他一样有摄护腺的毛病，因为我在大学聚会前后总是会去如厕。这个嘛，那些活动的时间都很长，去上厕所又怎样？但他如此关心我也是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