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05月28日
（星期二）
这是在与英国驻港高级商务专员邝富劭的晚宴上提出的。我在几个月前提议，我们应该和英国外交部团队开会讨论1997年前后英国在香港的国家利益。政治顾问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一些成员、戴彦霖和黎伟略当时都在场。把一些要点整理如下：首先，邝富劭和他在高级商务专员公署的团队不得不接受商界对政府政策的抨击，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对我的抨击。许多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我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他们当然想要我们与临时立法会合作，这无疑是在对我说：「面对现实吧，老家伙。」第二，尽管面临中国极大的压力，公务部门仍持续保持正直与忠诚，让我们感到又惊又喜，这部分的原因来自陈方安生的领导才能。第三，我们仍有不少烫手山芋必须处理；例如，我们应该在1997年前处理好英国工人在香港的特权地位问题（毋需工作证），或是留到主权移交后再行处理？我更倾向和候任的香港特首提出这个问题，并请他在1997年后妥善处理此情况。我可不想自己开始把英国人给赶出去。第四，经过几个月的硬碰硬后，我们都认为现在可以期待更多与中国人的合作了。他们显然会答应我们本周在新机场兴建的第二条跑道，而且我认为他们将批准更多产品的经营特许权，例如手机。但就目前而言，我必须在无数令人厌烦的议题上保持现状。例如，我们该如何处理横跨1997年的预算案，而不必向中国官方承认既有的立法局能否批准或拒绝？我们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争取中国人同意的是，未来在香港设立终审法院的方案，并让他们答应，应该由现有的立法局来为终审法院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