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05月27日
（星期一）
在一次晚宴上，英商马世民告诉我一件我最喜欢的趣闻，但来了个转折。我来香港赴任前曾造访新加坡，某次我会晤李光耀时问他，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处理三合会的？他说：「我们引用了一项你们殖民时期的条例，把那些人都关在樟宜监狱，到现在还在那里。」我问：「有多少人？」他说：「大约一千人。」我好奇地追问：「都是三合会的人吗？」他说：「大概吧。」马世民表示，他最近听我们行政局的钱果丰议员对一群日本人转述了我这个小故事（钱议员是一位受美国教育的四十多岁商人），以这例子来说明新加坡的方式比我那优柔寡断的自由主义好多了。钱果丰是个善良正派的人，有位可爱的妻子，但用这种含蓄的方式来为亚洲价值观辩护并不具说服力，也没有事实根据。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统计数据，香港的犯罪率甚至比新加坡还低，就连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也这么说，所以这可是千真万确！
这礼拜我必须花大半时间与董建华和几位行政局议员进行双边会谈。董建华想辞去非官守议员的职位，说他愈来愈难兼顾筹委会和行政局的工作。这点我可以理解，尤其我认为这也代表他正思考在1997年后成为香港特首的机会。罗德丞已经公开表态要竞选这个职位，但若由他这强硬又不择手段的恶霸当选，将会让多数香港人感到惊恐不已。董建华或许觉得自己有义务出面争取这个职位，但首先他必须离开我的行政团队。他比其他考虑中的人选还好得多，但仍不如陈方安生。我怀疑他是那种实际上没有管理能力的商人，虽然他掌握了香港以外的保守派支持，但他的政治手腕似乎令人相当失望。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们也必须弄清楚香港政府、合法选举产生的立法局以及中国似乎决心要成立的临时立法会之间，到底关系为何？我们应该向北京施压，确保临时立法会尽可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吗？这一切都牵涉到许多细微的政治运作。我们不能让各界认为我们破坏了既有立法局的公信力，或认可中国临时立法会的公信力。此外，我们也必须向社会大众展现，我们希望政权的移交能尽可能顺利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