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21日
（星期二）
我们在行政局仔细讨论如何响应首席大法官，目前的草案过于拘泥于法规，李国能和张健利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我们希望在声明中提出的观点很明确：第一是人权法案毫不违反《基本法》；第二是法案的落实办法已经过多重考虑，并不会引起混乱；第三是法案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保持了适当的平衡；第四是法案确切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现况，包括司法制度。
下午我花了许多时间讨论越南船民问题。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手头上的工作，试着劝喻越南政府尽可能接回更多船民，并依照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议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强制遣返政治难民以外的经济难民。眼见时间不断逼近，尽管各方都不愿就范，我们还是得推行措施。大约二十年来，共有二十万名越南人来到香港，他们大都经由艰险的海路抵达，其中不少人已定居国外，部分人则回到越南。我们尽可能人地道照顾难民营中的船民，并在民权律师的监视下送走他们，但从来没有人为此表达谢意。在港船民人数一直稳定下降，我们必须尽量在九七年之前让这个数字归零，但一切并不简单。首先，基于费用问题，虽然联合国和港府都向难民提供了财政援助，但越南政府接回船民的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第二，民权组织不断抨击我们把船民关在难民营里，并在法庭上反对港府政策。部分等候遣离的案件特别棘手，因为越南政府尚未批准他们回国，而枢密院已经着手处理此事。第三，美国国会舆论总是让越南船民产生错觉，认为他们继续坚持不回国，就能获准到美国去，这种想法根本大错特错。第四，包括立法局中李鹏飞那群人在内，香港大多数支持民粹主义的人都与中国一样反对越南人留在香港，他们借机煽动民众对英国的仇恨，例如主张尚未遣返回国的船民应该在九七年和我一起回到英国。第五，惩教署和警方都在船民事务上敷衍了事，他们并不怎么重视这部分的职责，但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长时间讨论后的结论是，我们只能继续做好手上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人生，美好的事物总不会一直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