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05日
（星期三）
立法局演讲顺利结束，不过会议厅反应冷淡，我恍如在厕所自言自语，当下无从得知自己的表现。我报告了所有社会和教育计划的最新情况，重申我们很乐意和北京政府以及国务院港澳办所设立的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合作，并再次解释我们期望的合作性质为何。我也表达对来年选举的期待，希望与新议会合作愉快。对于我们是否改变了对中政策，以及未来三年与中方对话的性质为何，许多人都满腹疑团。我们有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吗？如果有，中国会接受好意吗？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答应中方及预委会所有的要求，还不如现在就屈服，什么事都不用做了，而这等于陷入与澳门一样的处境。我们又在管辖权丝毫无损的情况下度过一年，接下来必须继续坚守岗位，尽量为香港的未来做好打算。我最担忧设立终审法院一事，1991年中英两国政府曾针对取代香港最高司法机构枢密院一事，达成秘密协议。当时港府在立法局遭受重挫，秘密协议的公开更导致相关法案遭受否决，终审法院的事情自此搁置迄今。我直觉港府来年将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以及政治信用在终审法院一事上，我总把这想法挂在嘴边，任谁听了都笑而不语。
无论是接受媒体来电或采访，还是在立法局的答问会，我都强调了同样的观点：北京即将设立的筹委会以及现有的预委会都不隶属于香港政府，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则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规定而成立，两者并不相同。我们正准备扩大合作范围。为了加快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进程，我们明确提议要提高会议频率并成立更多专家小组，中国也可以让预委会成员加入这些小组。公务员加入预委会后参与官方会议的做法并不可取，但我们会尽量通融，接受与个别预委会成员沟通。我们绝不损害香港政府官员的利益，也不会在1997年以前把管治权让予北京任命的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