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02月01日
（星期二）
在出发到澳洲以前，我们再次确认机场预算案的细节，并且会在对外发布前先传给中方官员；另外也确认了我们在立法局答辩时的相关安排，内容是针对月底要送出的第一阶段政治提案、之后的白皮书，以及第二阶段法案的发布公报。我持续主张应该重新检视新闻自由的相关法规，因为这才能为我们带来可长可久且站得住脚的答案。在我和商界领袖的会谈当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地质学家约翰．詹金斯爵士（Sir John Jenkins）了，他是现任壳牌石油（Shell）的董事会主席。（我的精神没有非常好，因为先前已经讲了两个半小时的话了。）他很积极地想让我知道伦敦的每个人都希望我遭天谴，也说到马大使人有多好，不会为英国的利益带来威胁，还说香港现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家都引颈企盼1997年的到来，并希望英国赶快离开。我后来得知壳牌石油正打算和英国的电力公司PowerGen合作，在中国开设一间耗资四十亿美元的石油精炼厂并进行其他石化计划，而电力公司需要担起大部分的财务风险。这让我不禁开始思考：壳牌明明在年度报告中承诺要对全球的社会隐忧有所回应，但这个立场与我刚刚听到的话相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