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01月19日
（星期三）
我在黎明时分回到伦敦的公寓，带丽思出门大肆采买一番（我说，「别告诉妳妈喔」），然后和贺维进行了一场糟糕的会谈。在轮到我解释我们目前的工作时，他一直在打瞌睡，接着他将焦点摆在功能组别上，说有些地方我们彻底做错了，但也没说清楚是哪些地方。我希望批评我们的人也都学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批判。他是个不错的人，对于保守党和国家都有很多贡献，而我也觉得他承受撒切尔夫人过多的责骂了。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在于，他觉得他视为宝贝的《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会长大变成一个难搞的青少年。当初参与讨论该项声明的人当中，有些人现在很不情愿，恨不得他们可以扭曲那些白纸黑字写下的条文。但即使谈判桌的另一边是中共，也不能那样啊。做人不能这么草率，不能接受一个概念对英国议会和香港市民有某种意义，但在北京谈判上又能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难道法治和民主在香港和在北京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涵吗？
前往外交部开几个会议之前，我先会晤了驻华大使麦若彬。尽管他看起来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但还是准备好要回到北京的工作岗位上。他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相当忧虑，担心到时候会议中将出现不利于英国与香港的言论。我想这又是另一个理由，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二月底于立法局通过第一阶段法案后，就该尽快推出第二阶段提案。举例来说，要是延到复活节以后，就会让那些鼠辈有太多时间出来乱咬，尽情破坏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