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0日
（星期六）
为了要让我重振心情，我们接待了要从北京回国的德国总理柯尔（Kohl）。[33]这几年来我与他不时有些接触，我们也处得很好。之前我担任保守党研究部（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的负责人时，曾和艾德诺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Stiftung）交流互访，当时就见过他几次；后来我当上保守党主席，就更频繁地见到他，因为当时党内尝试要与欧洲议会中间偏右派的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协商，希望能成为他们的会员。让我讶异的是，在我当上主席前，撒切尔就已对此议题很感兴趣，梅杰也大力推崇。柯尔建议我们两人应该私下见面，只带上他的口译员，就像我们以往那样。常常柯尔一开口，他的口译员好像就知道句子会怎么结束了。我们的讨论很愉快，但也有些迂回。他显然把苏联和中东欧发生的事件当作观察中国的基础，他不认为开放市场会带来什么效益，只会腐蚀马列主义的架构。他在对话中夹杂了很多和普鲁士、俾斯麦、史塔西（Stasi）有关的内容，也对在港情报分子的活动特别感兴趣，觉得香港很柏林像，但同时对本地情报分子的情资质量抱持质疑的态度。[34]对于商界不支持我们打造公平的选举一事，他完全不讶异。他觉得商人不会深谋远虑，只会看明天可以获得什么利益，而选举当然在资产负债表上举无轻重。他说香港曾出现在他和中方的对话里，中方也向他保证他们会支持让移交顺利进行的做法。在和中共政府高层开会时，他的态度也许就和他所批评的商人无异？这种揣测当然也并非不合理。我们差不多聊了一个多小时，在他临走时再次强调他对梅杰的支持，还有他或多或少了解英国在马斯垂克所面对的难题。[35]他还邀请我下次到德国时去找他。当初我们与欧洲方面重新协调英镑和欧元间的汇率时，要是他出手帮我们该有多好？或许英镑就不会被迫退出欧元汇率体系了。[36]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他会为此事彻夜难眠。
宪制事务司施祖祥才上任一年多就加入我方的谈判团队，从北京回来后，他告诉我中方对待他们的态度有多恶劣，尤其对外交部助理次长韩魁发的态度最差，但在会议最后所有的人都接收到同等的恶意，甚至在会后的宴席上也是如此（如果充斥如此多霸道无礼的行为也可以称得上是宴席的话）。前三道菜出完之前，姜恩柱都不愿和韩魁发交谈，之后他也一样失礼，而且没有送我们的谈判团队离开会场。这样还能宣称自己是礼仪之邦？我还是得继续相信，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相信，共产党不等于中国。好比说施祖祥，他也是华裔人士，但他有礼、善良又聪明，所以问题是出在那个党身上。我很依赖施祖祥的协助，就像我依赖陈方安生一样。和我相处时，他们总是坦诚以待，若觉得我哪里做错了也会直接告诉我。
[33] 柯尔（Helmut Kohl）于1973年成为德国基民联（CDU）主席，并于一九八二至九八年这十六年间担任德国总理。他和柯林顿一样，能从简单的小故事悟出大道理及处事原则，我和梅杰都很享受与他相处的时光，但目前看来他从未想让德国在欧盟中获得如英国般的主导地位，这和我们原本预期的不太一样。
[34] 译注：史塔西为前东德政府的国家安全部队，实际上是秘密警察。
[35] 译注：《马斯垂克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欧洲领导人于1991年12月09日至十日在荷兰马斯垂克举行第四十六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随后签署《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二者合称《欧洲联盟条约》。作者先前也曾提及这件事在保守党党内造成茶壶风暴。
[36] 译注：作者曾于1992年12月01日的日记里提及此事，即1992年0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