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06月09日
（星期三）
我们开始讨论一份由伦敦主导的草案，该文件是为内阁委员会所起草，希望可以针对功能组别和选举委员会的各种备案有进一步的讨论。我提出的问题是，现在我们是否要向中方展露任何动作。我也不是完全不同意这份提案的内容，但我觉得这和中方可能愿意接受的范围有段差距。我也不愿意选择我过去认为会有战略失误的方案，那是八○年代中期拟定的版本，当时我们似乎默认，我们在1997年前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和中方之后的计划一致。实际上这当然能让我们握有筹码，但也会让我们在享有主权的最后阶段显得不负责任。
颖彤对我说的事应证了我的想法：我们必须弥补过去犯下的严重错误。今天邓莲如约了颖彤吃午餐，也说了她对香港前途相当悲观，她认为香港移交后将难以保有原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邓莲如说，她曾参与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倡议，当时的目标是要在直选立法机构中获得半数席位。虽然这个想法在社会中获得广大支持，但却遭前港都卫奕信及英国政府阻挠，柯利达当然也是幕后黑手之一。当时似乎还出现一些混淆视听的行径，例如捏造民调结果，将民意塑造成反对此一倡议。颖彤认为，当今某些社会领袖不愿挺身支持我们，但我们不该加以批评，因为我们过去曾多次让他们大失所望。唉，我想她说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