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05月03日
（星期一）
第一件事，是和我们的一位说客与几位贸易顾问开会。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斯图亚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他曾任卡特总统的内政顾问。可惜啊，我们无法留住他，因为他马上就要转任美国驻欧盟大使了。接下来，我要和麦若彬大使、梁宝荣一起去白宫，媒体就交给能干的韩新来关照。一如既往，进入白宫前的安检程序相当耗时。（「你从哪里来的？」）白宫这栋建筑虽然优雅，但没有特别宏伟，进去后，克利夫顿．华顿（Clifton Wharton）、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与副国家安全顾问山迪．博格（Sandy Berger）正等候我们。克利夫顿是副国务卿，温斯顿是他手下负责处理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我们在内阁会议室稍候，等着与总统会面，大家都说他很常迟到。后来有人引导我们进入总统办公室，晋见总统、副总统高尔（Al Gore）和白宫新闻秘书乔治．史蒂芬诺伯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看到某些我认识的政治领袖进入政坛，常常让我很讶异，因为他们好像不太喜欢与人交流。柯林顿刚好相反。他能言善道且非常聪颖，即使整个厅舍只有他和另一个人，他也会尽其所能地大加畅谈。总统和高尔都很高大，也都十分和蔼可亲。（颖彤后来问我：「你觉得他们两个怎么样？」我说：「他们很大只。」她回我：「嗯，真是精辟。」）我们为美国记者办了一场记者会，多数记者都高声对总统丢出波斯尼亚相关议题，后来港媒和英媒也进入会场，针对我的选举提案发问，柯林顿也用几个优雅的词句展现支持的立场。他们一离开会场，我们就开始谈正事。
我说，有三个和最惠国待遇相关的大前提，接下来一整周我都会一再提起。首先，中美关系良好是香港长期维持繁荣与稳定的关键。其次，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不顺利，对周遭地区和全球都甚为不利。第三，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落实到位且能融入全球体系，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当然，如果上述情事都没有实现，后果将正好相反。我说我知道新政府的政策不太可能和前朝一样，我也知道新政府和新国会可能想针对最惠国待遇提出新作法，以图鞭策中国在贸易、武器扩散和人权方面的作为，这些我们都很赞同。但如果要对最惠国协议提出附加条件，我们倾向由行政部门带头，而不是让国会把这些条件直接写进法案中，而且附加条件应该只能规范大方向。我也希望可以将香港的情况列入考虑，但以现阶段来说，在任何条件清单中提及香港的政治发展，都不会有太大帮助。我们花了大约四十分钟讨论这些要点。柯林顿总统在武扩议题上投入的时间让我感到相当讶异，这显然是美国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柯林顿和副总统的赞美都让我有些不好意思，高尔说我就是那种靠个人力量改变历史的范例。他们讲话就是这样！但我想这可以有两种解读，我可以想到很多负面例子。高尔知道我在环境议题方面的背景。我们的整段谈话都非常愉快，我想状况实在好到不能再好了。
接下来我与亚洲协会共进午餐，之后与财政部长劳合．班森（Lloyd Bentsen）会面。他是一位彬彬有礼，顶着亮白银发的南方绅士，提了很多和中国有关的贸易问题，这些问题让美国人相当忧心。他希望不要以太过麻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需要中国有所让步才有可能。然后我们又在国务院见到了华顿和罗德，他们说美国当局正在寻求解方，希望不要与国会发生冲突，同时也要在不激怒中方、不引发中方激烈反弹的情况下，推动中国前进。温斯顿说，中方目前正试图要在未来几周内，尽可能提高美国商品和设备的订单量，藉此向柯林顿政府施压。他还提到，中方宣称的订单量和他们最终的购买量，往往有段满大的差距。
我和他们坦白说明了目前我们与北京会谈的立场。香港人希望谈出一个结果，但有些立场是不能牺牲的；立法局则可能会支持我们与北京达成的任何协议。这其实代表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透过谈判来争取最好的条件。参议员乔治．米契尔（George Mitchell）一直主张要为最惠国制定严格的附加条件，我们和他会面后，便在大使馆与多位参、众议员和记者共进晚餐。当中有四个牛津大学贝里欧学院的毕业生，我对其中两位稍有认识：克里斯多福．希钧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他比我印象中还胖一些，但一如既往地好相处，而且就我记忆所及，这是他第一次认同我正在做的事；戴维．博伦（David Boren）是现任参议员，我们在贝里欧的时间稍有重迭。他在牛津拿到硕士学位后，才十年光景就成为俄克拉何马州州长。我们一致认为他很幸运，不需要在1997年时将俄克拉何马州归还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