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02月25日
（星期四）
过去这周充满了「他们会，还是不会」的话题，实在令人烦透了。我只想善尽职责，让立法局尽快针对选举方案进行辩论。这显然会强化我方的立场，亦即各界，严格来说是各界代表，正要努力画出底线，决定到底有什么是我方不能接受的。有段时间，选委会似乎已经达成一致的看法（至少其中大多数人），也把这观点当成他们的共识了。我们开了几场进行得很顺利的会议，包括今天一场非正式的会议。在这次的会议上，行政局最终决定不把法案在接下来数天内递交到立法局。行政局的两位大律师依然兼具雄辩之才及明智的处事手法：李国能通常较为谨慎，而张健利则强力推动我们往更开放、稳健及民主的道路迈进。张健利是一个热情的天主教徒，坚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其人幽默、讨喜且聪明机智。甚至连董建华似乎也认同，如果北京不尽快承诺进行会谈，我们还是得继续朝此方向努力。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与我的直觉大相径庭，但我们应该「多走一步」的想法最终说服了我。正如黎伟略提醒的那样，我以前总是等到时机成熟才进行决策。所以如果这次我们直接推进一点进度，香港的温和派大概会认为我们过于大胆且处事轻率，而工商界则会趁机再对我大加挞伐一番。
代表中方的中国高阶官员似乎相当不乐见的是，某些伦敦或香港的官员持续要求中方尽快做出决定，看到底是否要举行会谈。也许中方就是不知道该不该会谈。副外相顾立德在伦敦召见了马大使，想向他询问状况如何。但这位大使「没空」，而是派了一位大使馆的下属前来见顾立德。在这方面浦伟士还是值得肯定：若要说有某人能让北京政府至少有点动作，那就是他了。当时他一直在北京处理汇丰银行的相关事务，但就是藉此机会，在与鲁平进行的一小时会谈中，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北京方面应该尽早决定会谈时间，除非中方真的很乐意把主动权交给香港的立法局。浦伟士为香港说了很多好话。董建华告诉我，他在与鲁平的电话对谈中也说了同样的话。北京显然正在搞内斗，大家都在等待上级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外交部和港澳办公室在向高层汇报时，似乎都是走温和路线，表示进行会谈不必然代表中国必须有所退让——理由在于，当他们使用「撤回」一词时，意思是我的提案不应该成为会谈的基础，但并非意味着要先撤回我的提案才能进行会谈。但在另一方面，新华社的说法就比较强烈了，他们认为如果真要进行会谈，就该提出苛刻的条件。所谓的条件，包括把立法局排除在外，令其无法参与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今天我们向伦敦方面提出了一些沙盘推演的想法，例如：若中方向我们提出荒谬的条件，我方该如何响应。我实在不想破坏双方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