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02月05日
（星期五）
至十四日
（星期日）
在我终于得以休养生息片刻之时，轮到霍德来暂时管理香港。邓莲如和其丈夫唐明治（Michael Thomas，曾任律政司，是一位杰出的大律师）送了我一台小小的CD播放器，所以我这段养病期过得充满音乐素养，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花园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和普契尼的歌剧。幸好有李伟联和其同事这群英雄，才能成功救活我这位总督，而这次的好口碑也为他们扩展了大陆市场。疗程中唯一的败笔是我自己，因为我运动不足，还不小心吃太多。
在我放假休养身体的这一周，政治情势有了新发展。在最后时刻，北京方面突然对举办会谈很有兴趣。行政局认同我方应继续努力按着既有的提案向前迈进，并认为应将包含我方宪制提案的法案内容刊登在报纸上，内文还涉及了早些时候发生在立法局的辩论。北京的态度在上述事情发生后陡然一变。他们是不是示弱了？英方驻北京大使麦若彬从上周开始向中国政府解释提案内容，并把法案副本和一封我写的信交给对方，信中解释了事情会如何进展，还顺带附上了一封外交大臣韩达德的信。上述行动和信件内容的措辞与往常一样，表示不论何时我们都很乐意敞开心胸相互交流。在麦若彬递交信件给中方时，对方表示需要一段时间来琢磨其中的内容。于是，我方同意将法案的刊登日期从2月12日延迟到十九日。今天麦若彬受召与中方见面，钱其琛终于正面答复了韩达德信中提议要举行的会谈。钱其琛的信充满顾左右而言他的滔滔之词，但并未暗示我们需要正式放弃提案才能进行会谈。换言之，尽管这话不应由我们来说，但他们确实在最后一刻让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