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01月16日
（星期六）
在过去一周内，我的政治提案面临了几个主要问题，包括我们应该何时提交提案给立法局、我们是否该在提交之前对提案进行修改、我们应该为需要接受多大的修改空间做准备，以及如何处理中方的反应，才能够响应其对于提案内容的意见，还有我们又该面对立法局的真实状况。上述讨论发生的背景是，民主派怀疑我们试图从最初的政治提案中抽身而出。今年01月，我们在行政局开了几场冗长的会议，期间伴随发生了泄密事件及来自外部精心策划的游说活动。无论此猜测是否正确，邓莲如所效命的太古公司一定在这些事中参了一脚。荣智健时为中国中信集团的负责人，据信他不仅颇具影响力且行事相当温和。他一直在伦敦和阿德里安．施怀雅（Adrian Swire）交涉。荣智健告诉施怀雅和其他人，表示中国希望我的提案在立法局受到重挫。中方让步愿意让步的前提是，针对选举委员会的政治提案必须修改，他们能在合理范围内容许民主制度的存在。
我怀疑有人暗中鼓吹行政局的成员，试图深入挖掘各种关于组织选举委员会方式的细节，但没有人可以提出比我们提案更好或更一致的想法。驻华大使麦若彬想方设法见到鲁平，向他说明我们的所作所为，试图将我们从中间人的乱局中解救出来。近期一位颇为活跃的中间人是铁行轮船公司的老板杰弗里．史特林（Jeffrey Sterling），但目前还不清楚他是以何种身分来参与这件事，其目的也尚未明朗。
更令人愉快的是，我们与财政司麦高乐（Hamish MacLeod）针对如何处理预算盈余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讨论。过去在伦敦的国会任职时，「预算盈余」是我感到最棘手的主题，我还视之为关乎成败的问题之一。
此外，我也着手与霍德讨论我们如何以香港本地人来取代公务员部门的外籍负责人。这样到了1997年主权移转时，除了我和律政司外，整个团队就都能由本地人组成。
我们得知一则关于柯利达那个坏家伙的有趣八卦。他接受杂志社记者采访，该杂志社的老板罗德丞是一位与北京关系非常密切的香港政治人物，他出身律师且很爱打桥牌。柯利达告诉记者，梅杰首相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处理得很好，而且都按着我给他的建议去处理。但后来有次在与李柱铭的一场会议中，梅杰却拒绝接收柯利达递过去的纸条。柯利达认为那是所有问题的开端。柯利达显然完全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声称首相告诉他对北京之行感到很满意。现在首相的处事超乎了柯利达的意料，于是问题接踵而来。这荒唐的一切犹如柯利达观点的真实写照。我认为柯利达与中国共产党共事的时间太长了，长到难免受到对方的影响，以致无法察觉中方总是锲而不舍地指控他人怀有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