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26日
（星期一）
至二十九日
（星期四）
这个月最后几天照例有大量的访客来访，受邀的记者采访更是满档。唉，雅思和我注定只能靠自己了，因为颖彤接到外甥女和外甥从南非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姊吉尔得了癌症，目前生命垂危。于是她决定直接飞往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
目前有三个议题主导着政治走向。第一个就是始终存在的机场问题（我真希望赶快解决这问题）。在给予北京适当的警告后，我们和邓莲如称职领导下的行政局达成共识：港府应努力获得立法局财务委员会的支持，以获取资金，继续进行准备机场用地的契约。这表明了我们有意履行那命运多舛的合作备忘录。
第二，我们必须妥善处理秘密电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得到了伦敦方面的批准，可以公布电文。北京方面也想公布，麦若彬跟对方说我们也想那样做，而我们恰好比他们先一步公布了。媒体的反应不难处理，尤其是因为鲁平公开发表关于选举委员会的意见，而那件是实在过于复杂，导致没人敢自找苦吃地劈头问我：在提出政治提案前，我究竟有没有亲眼读过那些电文？当然，我能够不断重申，我方官员非常了解电报往返的过程。我想这个议题将会成为中方打压我们的理由，他们也会试图藉此削弱公务员和工商界对我方的支持。中方在报纸上声称，公务员对我的提案感到十分紧张。公务员希望在1997年以前都能过上平静的生活，那之后他们的顶头上司都会是中国任命的。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迹象能支持中方这种论调。
第三，北京方面显然将在工商界取得更多支持。我和商务委员会于10月28日开了个会，会上怡和洋行的大班李舒（Nigel Rich）点出了工商界应支持我们所有的理由，对我们帮助甚大。[89]但其他与会人士的立场则较为含糊。举例而言，罗康瑞是一名成功的年轻商人，身上有种令人感到微微颤栗的魅力。他反对李舒的意见，认为委员会应在下次会议上讨论与中国的关系。我让罗康瑞加入委员会，是为了表示我方能敞开心胸接纳各种意见。罗是北京的宠儿之一，据说与鲁平关系密切。我们知道亲北京的团体确实在对商人施压，促使他们批评我的提案。这批人将从香港旧政府的某些老手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所谓的老手，是指布政司钟逸杰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之类的人。[90]别忘了，就连友中的前任港督卫奕信都曾被钟逸杰认定是个好斗的人。上述这些人可能会让中国官员认为，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就会赢。
偶尔来访的英国人也会激励亲北京的游说团。戴维．杨恩勋爵再度来访，他和李鹏在北京的会面令人相当不满意，李鹏完全没提到中英之争的问题。[91]显然杨并未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亦即让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在中国电信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92]如果他认为向北京的高层领导人拍马屁，并诋毁我们在香港所做的努力，就能实现这个目的，他永远不可能成功。杨一定会把失败归咎于我，并同时暗中（也许会更明目张胆地）支持香港的罗康瑞。他应该多花点时间在改善香港电讯（Hong Kong Telecoms）的管理问题上，并任用更多港人担任高阶主管。
[89] 译注：英语为taipan，源自于粤语，一般指香港的外国企业高层，尤指历史悠久的贸易公司如怡和洋行和太古集团中的负责人。
[90] 钟逸杰爵士是一名殖民地的职业公务员，从1957年开始在香港工作，2019年去世。一九八五至八七年之间他晋升为布政司，并在时任港督的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去世后，于一九八六至八七年间短暂出任署理香港总督。香港回归前，他曾批评英国政府在香港的政策。
[91] 译注：为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前内阁大臣和商人。
[92] 译注：在1860年成立，曾是香港电讯及澳门电讯的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