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21日
（星期三）
我们在八点三十分驱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和鲁平及其团队的首次会议。途经天安门广场。上次我以海外发展副大臣的身分来这里，广场上到处都是学生。部长的角色让我得以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年会上担任副主席。那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造访中国，年会就在出大事的前夕举办。在我离开后约一周发生天安门「事件」（称之为「事件」实在太委婉）。与当年我待的那一周相较，这个城市似乎没有往常那样快乐。
鲁平在国宾馆的门口等我，门口还是聚集了大批记者媒体。鲁平以精湛流利的英语向我问好，为没去接机道歉，说辞却显得不大可信。媒体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接着我们进去的房间简直像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小说改编电影的俄罗斯场景之翻版：装潢华丽，挂着几幅描绘山峦、瀑布和莲花的拙劣画作。因为这里是中国，所以每个人的座位前都放置了有盖的茶盏。记者经允许可以在房间内稍待片刻。许多记者团团围住桌子，忙着将麦克方递到我们鼻子下方。鲁平和我以提出温和的意见来开场，他说自己任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期间，已与我之前的四任港督建立中英双方的友谊，也谈到和他合作愉快的几位前英国驻北京大使。这是很中式的说话艺术，意思是「你最好和其他人一样守规矩」。同时，这种说法毫不隐讳地显露出他的意思：这位港督与前几位不同，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最后，记者都被赶了出去，那简直是一场混战。事后我们得知外面发生斗殴，至少有一名记者被打趴在地。
当记者都离开房间后，鲁平给了我发言的机会。他面前那一份书面资料，是他不怀好意地留到今天会谈即将结束才拿出来的。我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和所肩负的责任，我没有任何秘密议程，只希望有效率且光荣地完成这份工作。我相信，既然人们对于民主制度有很高的期望，那我们就该真挚地调整制度，这样才有可能促进政治稳定。至于1995年的选举，我的底线是选举应公平公开，所有的香港人都可以参与。事后，麦若彬大使表示，从未有中国官员听过这样的话。我想他指的是说话风格而不是内容。我不认为自己有丝毫失礼之处，至少我自己觉得没有。接着，我们针对我的宪制事务提案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交流。尽管鲁平的英语程度好到足以明白我在说什么，以上的讨论均透过口译员进行。他身边伴随着六个人，但都未参与讨论。我们这边也是如此，我包揽了所有发言的机会。双方在接近中午时讨论了机场的问题。鲁平事先打好了发言的草稿，其言论似乎是以一个假设为基础：英方想要撕毁先前中英双方总理与首相签下的合作备忘录。他的发言相当具有威胁性，听起来既冷静又窘迫逼人。他甚至表示中国不排除禁止香港飞机进入中国领空，胁迫意味浓厚。这一切听起来好像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宣传人员，而不是曾经认真参与过机场谈判。我照常一一阐述自己的想法：首先，机场会建起来。其次，这件事关乎香港和中国双方。第三，英国不会在1997年前离开香港。第四，最好的推进方式是以中英双方间的全面协议为基础，但在达成协议前必须按部就班地实践合作备忘录的内容。会议延迟了约四十分钟，我们直到将近下午一点才用餐。这时我的公务车竟然爆胎了，那帮记者和摄影师从此迹象推知会谈肯定出了大问题。真正的阴谋论者才会相信这是中国宣传部故意发起的行动。不过，中国当然有过搞小动作的纪录??。
在大使馆吃过三明治后，我们回到国宾馆。根据大使和其他人所言，在这次会谈对方的语气比他们在其他会议上所听过的好多了。回到国宾馆时，先前在鲁平旁边的官员少了几位，我们与他们私下交谈，告诫他们不要继续把李柱铭和香港民主同盟妖魔化。如果中国官员继续这样下去，香港民主同盟将会赢得所有的选举。我还接续了上午发表的言论，谈到在北京的公务员培训课程回响似乎不错。针对那些职涯会横跨到1997年的公务员，我希望能和鲁平进行私下会谈。他看似对此表示接受。然而，就政治发展方面而言，尽管他的眼神偶尔闪烁，表示理解我这一番话，但显然我已被打为「李柱铭之流」了。这两天谈得越多，中国人对李柱铭的执念就越明显。这个正派温和的天主教徒怎么会成为共产党眼中如同恶魔般的憎恨对象？在谈及李柱铭时我提到了法治的问题。鲁平说：「但我们也有法治。」我答道：「不，你们那是以法管治。」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在我任职英国环境大臣时，我经常会在法庭上受到法律的挑战，有时甚至意见会被驳回。我无法总是知道自己会输还是赢。即使我是大臣，法律对我一视同仁。我不确定他是否相信我，或许他只认为我们的制度「有够疯狂」。
接着我们回到全体会议，鲁平拿出准备已久的长篇大论，指责我的计划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以及中国外交部长和韩达德在1990年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鲁平引用了一、两份电报的内容——那七份电文内容终于首次出现了。实在很奇怪，他居然声称有那一项协议的存在。中国人没有把任何相关内容写进《基本法》中，但近几个月以来，他们持续和每个来自香港的访问团体谈论选举委员会的可能组成成员。不过，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发动攻击后差点得了分，所以我想我势必要习惯于接受中方的指责，说我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与那项秘密协议。
我详细地逐点回应，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深度交流，在过程中他变得相当激动。他声称自己没有恶意，这件事只好就这样了，最后既未达成协议也没有非常显著的进展。我回到大使馆，在台阶上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说明这次会谈完全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这是本月最遭到轻描淡写的事。我们接着迅速换了衣服，前往参加在瑞士酒店（Swissotel）顶楼举行的冗长宴会。我心情还不算太差，因为想象着鲁平可能正承受着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有人会告诉鲁平，是他没留心才让这个背信弃义的外国人得以逃脱中国的掌控。由于鲁平负责了《基本法》的拟订，我猜现在人们会对他说：「为什么你会搞砸了？」晚上最轻松的事是来到我们餐厅上面的房间，在跑马地和沙田的赛马上下注。我选择了一匹名为「祝你好运」的马，这正是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