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07日
（星期三）
我们在两点二十分出发前往立法局大楼，颖彤一身绿色的服装令人惊艳。我领着港府的队伍穿过议事厅，那里看起来像是比较高级的市政府大礼堂，但颖彤觉得长得更像法庭。尽管我已经看了好几遍讲稿，但一开始发言，就发现与我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一个半小时根本讲不完。我也开始意识到，在过去两、三天里，我实在讲太多话了，每天一定都喋喋不休唠叨了六、七个小时，甚至八小时。即使含了几颗舒立效喉糖（译按：在香港的品名是「使立消喉糖」）和宝路（Polo）薄荷糖，我的喉咙还是很疼、声音沙哑。结果我费力讲了两个小时才坐下来休息。
关于宪制改革的部分我留到最后。我先列出了对香港未来五年、范围较广的各项提案。结果这些内容最后都变成了某种宣言。我提到，我们预估到1997年，香港经济年成长率将达百分之五，而政府将维持港元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政策。虽然我们不会允许公共支出的增加超越经济成长率，但针对各项政府希望推行的计划，仍提供了许多增长的空间，例如再培训和研发方面的支出。我们也将设立一个监督施政效率的部门，以确保纳税人的钱没有被浪费。我也提到，从现在到1997年，教育方面的经常性开支实质上将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五。新设立的小学将有比较多的教师、提供小班制以及全日制课程。我们同样计划到1997年，将经常性社会福利支出按实质计算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我们将增加托儿所托育人数，以及社会保障和健康指出，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妇女健康中心，也将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多床位。从现在到1997年，房屋数量将大幅增加，每天将增加一百个新盖的居住单位，而房屋自有率预计将增加到将近百分之六十。在水污染和污水处理方面，我们将投入更多经费。依人口比例计算，我们的警察人数将比东京和伦敦更多。资本支出按实质计算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除此之外，当然还会兴建新机场。另外我也提出一些方法，让政府能信守承诺，并更有效地处理民众对治理和行政上的申诉。
再来，我针对行政立法两局间的关系，向大家解释我的看法。接着，关于1994年和1995年的选举，我把在伦敦与内阁委员开会后获得他们同意的各项提案，都呈现在立法局议员面前。我也指出非常明显的一点：纵然优先让香港市民知道我的计划极其重要，但我也必须接着和北京讨论，那么计划因此可能需要修改。我毫不含糊地表示，不希望重蹈覆辙，再陷入像终审法院的灾难。英国和北京在秘密谈判中达成关于终审法院组成的协议，后来遭立法局谴责并拒绝。香港市民有权知道关于他们未来的提案。我猜每个人对我居然讲了那么多都感到有点震惊，特别是关于社会、福利、教育和经济方面的优先事项（在此特别感谢财政司麦高乐的协助），以及关于香港未来的政府。
接下来记者会、广播、观众来电等一应俱全，要什么有什么。几乎所有的报章都有非常深入且正面的报导。亲中的左派报纸除外，而其批评也是意料中事：先是，香港真的能负担得起我的社福和教育支出计划吗？再来，为什么我坚持在字面或精神上都公然藐视《基本法》？ 这天我花了很多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在采访中指出，政府的确有足够的资源和经费来执行这些新的计划，原因是今年我们获得了一笔意外的收入。我也挑战批评我的人：请明确指出我的提案到底什么地方抵触了《基本法》，你们有更好的建议也请提出来。
晚间，我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答问大会，现场座无虚席，人数不下一千两、三百人。首先是开场白（口译人员一如往常表现优异），我向大家表示感到惊讶，因为举行公开答问会竟然是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我说，我的演讲内容是关于香港人的未来，因此民众能够针对我的发言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是非常合理的。接着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回答十一个问题（才十一个，因为有人在提问时发表演说，也有人一次问了好几个问题）。对观众的提问，很不幸我自己也总是以长篇大论来回答。亲北京游说团体中有一两个明显的桩脚，都提出了几乎相同的问题，例如：英国撤离殖民地时是如何的不光彩、及英国是否应好好与中国相处云云。不过，整场答问会大致上还算是颇愉快的经验。我们遇到了几个怪咖，其中一个人问了我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要求我取缔色情刊物。事后，我的随身护卫怀斯告诉我，他在大约一年前逮捕了这个人，有人指控他猥亵一位六十岁妇人。剩下的提问大部分都和民生议题有关。现场观众看来对这场答问大会非常投入，所以尽管我没机会运用我的修辞惯技，仍然得到了不少的掌声和欢笑声。口译员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我最后简短的结论提到，如果有人对香港人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有怀疑，请他们参考一下，像在这次的答问大会里，香港人表现得多么负责任和成熟。
答问大会过程中发生了一个让口译员颇为尴尬的小插曲。一位观众提出关于聋人政策的问题（至少我耳机里的声音如此告诉我）。我必须承认，我对香港听障人士的了解相当有限，但当我开始发表一段关于身心障碍但漫无边际的谈话时（政治人物通常都有这个本事），观众忽然开始发出咯咯的笑声。口译员一直向我赔不是，说是他把问题听错了，其实问题是关于农业的。误解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农业」在粤语中听起来和「聋人」有点像。接着我对整个事件开了个玩笑，观众也似乎真的觉得很好笑。事后我还得为那位口译员打圆场，免得他觉得太没面子。
繁忙的一天过后终于有轻松的一刻：
接着，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受到小组的盘问，提问人有政治人物，也有社会福利游说者。节目超出了规定时间许多。制作人告诉我，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香港有两百万，广东省的话有高达一千万的观众。这一来就连北京肯定也会对我更有好感。
回到港督府，我终于见到了威士忌的新同伴（猜猜牠的名字）：梳打（Soda）。牠是一团漂亮的小毛球，在某种纯种系谱的意义上与威士忌有血缘关系。牠在今天下午刚到，而牠的表兄（或是别的亲戚关系）马上对牠很着迷，一直想设法骑在牠牠的背上。看来我们迟早要求助于兽医的手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