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01日
（星期四）
我决定好了行政局议员的人选。除了冯国经以外，大伙儿都答应了。我在名单上加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年轻商人，名叫钱果丰。他拥有美国某大学商学院的学位，我也加了陈方安生，由她出任代表官员的议席。戴彦霖曾和她一起完成了几项工作，对她印象深刻。在一个涉及机场和航厦的复杂问题上，她非常坚定，但礼貌地处理了一个由戴彦霖提出、但有点离谱的想法。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像贺理所说的，「简直跟杀死小猫一样难过。」我必须向五位前行政局议员告别，这五位我已提案请他们辞任议员职务。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立法局的重要演讲做准备。虽然未来几年政府支出的优先级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我最关心议题是1994年的区议会选举方案，以及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计划。正如我和马大使所说的，像先前港府筹备终审法院失利那样的错误，是我不能重复犯下的，因为那就是与北京秘密谈判的产物，结果遭到香港立法局拒绝。我必须先告诉香港市民到底我的方案是什么，同时也承认内容可能需要修改。先宣布行政局和立法局成员将完全切割后，我接着会提出英国内阁委员会已同意的立法局选举方案。
我在伦敦的会议结束后，外相韩达德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会场边与中国外长钱其琛会面。[83]钱其琛是老谋深算的角色，韩达德向他概括阐述了我们打算在香港要进行的计划。钱其琛听了之后，既不慌张也不恼怒，尤其特别的是他知道我们不打算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席次，也不会让李柱铭在行政局担任任何职务，但没太大反应。也许这对他来讲本来就意义不大。在香港问题上，钱其琛可能算不上是高瞻远瞩，只是把事情留给北京官僚体系的其他人去操心。韩达德大致上的感觉是：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其实我们精彩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83] 钱其琛在担任过记者和中共共青团干部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加入了中国外事单位。历任一连串外交要职后，他在一九九三至2003年升任外交部长、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位。近年来中国最资深、服务时间最久的外交人员当中首当钱其琛，是他具有智慧及高明外交手腕的明证。钱其琛已于2017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