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09月15日
（星期二）
昨晚我连夜回到伦敦，准备待一两天。早上与首相和史蒂芬．沃尔（Stephen Wall）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75]梅杰显然非常担心英镑的走势以及央行必须大幅加息的可能性。当然，加息对挽救英镑的作用可能也不大，而且景气预测数字显示，经济出现任何改善征兆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们两人对我在香港的计划似乎一点都不担心。梅杰想知道，如果太早让北京知道我们的全盘方案是否有点太冒险了，而要提供给他们的演讲内容，也许大纲也不必太详细。我的论点是，冒这点险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让北京抱怨，说我在立法局演讲前完全没有先关照他们一声。
与外交部的李基茨和约翰．莫里斯交谈后，我向内阁委员会做了简报。我先给大家心理准备，告诉他们我的计划可能会惹恼每个人，但这些方案看来是改善香港政府的最佳方式，至少能满足市民争取民主的要求，也不至于扰乱1997年的平稳过渡。之后我们就管不着北京的作为了。
接着，我列出在香港以及与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讨论过的计划。我们希望将投票年龄从二十一岁降为十八岁。在二十个地方选区中，每一位选民将获得一票，选出单一席位的直选议员，目前市政局和区议会选举已经采用这个制度了。我们要检讨现有的二十一个功能组别，以及需要新设的九个功能组别。目前的制度完全站不住脚，我希望看到功能组别这项选举能以个人投票取代团体投票。因此，例如作为香港总商会成员的公司所有的董事都可以投票，而不是像目前的情况那样，只有公司本身才能投票。增加九个新功能组别是最简单和最公平的方式，做出新的适当定义，藉此来涵盖全港劳动人口，包含各工商业部门的现有分类：从纺织、成衣到小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等。在每个选区中，每个工作者都有投票权。这种作法可将三十个功能组别所代表的选举人数扩大至二百七十万人。市政局和区议会所有的成员都应该是选举产生的，而不应由政府委任。而且根据《基本法》，必须在1995年成立的选举委员会，其成员应该由这些区议会所有的直选议员当中产生。这个透过间接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将选出十名立法局议员。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会成立选区边界及选举委员会来监督新的制度。过去所面临的主要限制，在于我们觉得与市民的多次协商争议不断，直选议员人数受限在二十人，无法再增加。现在我们希望尽量让已谈妥的立法局议员席次的分布尽可能公平和公开，争取更多选民，并尽量利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提供的弹性。我们将利用适当的时机把这些提案纳入立法，而如果立法局修改或否决这些提案，我们就只能顺应民意并接受一切最后的结果。
似乎没有人准备批评我的施政计划，尽管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有其疑虑：像我们这样做出最后努力，在离开香港前为当地居民增加一丁点民主，真的是明智之举吗？这肯定只会危害英国的商业利益。[76]他一贯的立场就是如此。我指出，英中在政治方面的关系进展颇为顺利，但在商业上我们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太好的表现。我告诉他，决定英国在中国市占率的因素还有很多。韩达德虽然对我们提出的方案感到高兴，但与梅杰一样，对于要事先向北京提供的细节多寡感到困扰。我们花了七十分钟讨论，唯一真正修改的地方，是我们一致同意应该减少事前告知北京内容的分量，对他们太信任很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
[75] 史蒂芬．沃尔在1991年至1993年担任首相梅杰的私人秘书，负责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1993年受任命为驻葡萄牙大使，并于1995年成为常驻欧盟代表。他后来担任工党首相东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欧盟顾问。他目前负责撰写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官方历史，真羡慕他！
[76] 夏舜霆拥有自己的出版集团，事业非常成功。他曾在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两位首相的政府中担任要职，有强烈的「一国保守主义」观点，既认为政府在社经政策中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也相信英国在欧盟的重要性。保守党中的右派分子不喜欢他的观点，但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干练有为的政府官员。他做事非常有办法，而且通常都能作出明智的决定。夏舜霆毫不掩饰自己粗枝大叶的做事风格，但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我和他在关于中国的议题上意见也许分歧，但并不影响我对他才华由衷的钦佩，或是他受大家喜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