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07月13日
（星期一）
每天早上九点我有个办公室的例行会议，套用伦敦那些首长们的说法，可称之为「晨祷」。（我认为在这些场合中已经很少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元素了，不过有些官员也许会带念珠来。）会议的目的，是让我可以与私人秘书、发言人戴彦霖和黎伟略，以及其他紧急需要见面的高层官员坐下来，了解我在未来一天的业务和行程，并检视媒体当天的报导 每次我们有重大的政治议题须处理时，尤其是涉中事务，我们都会召开「特别委员会」（Ad Hoc Group）的会议，原因显而易见。这些会议的核心成员是香港政府高层官员，如布政司和财政司，以及其他负有特定业务职责的官员，如宪制事务司，以及英国外交部派来的政治顾问、英国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的谈判代表、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戴彦霖、黎伟略和我的私人秘书兼发言人。召开这些会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让我们有机会讨论联络小组工作所须涵盖、也非常广泛的议题。联络小组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成立，必须处理所有影响过渡时期各项改变的细节，从基础设施到公民自由等都不能忽略。这是非常艰巨的一项工作，尤其是因为中国谈判代表通常已预设立场，极尽消极之能事，除非合作对他们有利。他们的态度改变有时波谲云诡，迅雷不及掩耳，而且毫无逻辑可言。
我希望这群绝顶明的顾问，不要否决太多我最初的想法。我持续与戴彦霖和黎伟略一起脑力激荡这些想法；我真的很庆幸有他们两位的帮忙。
我们在努力整理相关信息和与外界的沟通。港督府主要的发言人，是来自英国的港府公务员韩新（Mike Hanson），其实他在国内的所属单位是海关（HM Customs and Excise），担任我的发言人有一点不寻常。[53]韩新颇令人赏识，我猜他个性直率，可能是一个走中间路线的工党党员（不过我从不过问下属的政治立场），对大家正在努力做的事，他充满冷嘲热讽，对中国的意图抱持怀疑的态度。戴彦霖和黎伟略的确在对他评价；如果韩新与他们合得来，那么和我相处也就没有问题了。韩新是个不爱说废话的人，对总督也一样。
我与霍德和麦高乐讨论了政治课题、如何着手规划预算和支出事宜，以及该委任哪些人进入行政局担任议员。我也咨询其他人同样的内容，而再次与邓莲如和香港汇丰银行集团主席浦伟士（William Purves）见面。[54]在我看来，浦伟士就像古今往来的任何一位苏格兰银行家，强势又果断，但似乎对政治议题没有太深刻的体会。我一直认为银行主管理应如此，因为夸张、花哨的作风和银行的经营完全不搭。我们以一场盛大的聚会和餐叙当作这一天的压轴，宴请的对象，包括前任港督留下来的行政局全体议员和他们的配偶。
[53] 译注：此一职务原本称为信息统筹专员，后来改称新闻统筹专员，但英文都是Information Co-Ordinator。
[54] 浦伟士爵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汇丰银行担任银行家，并在收购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前受任命为汇丰控股集团主席。他在1998年从汇丰银行集团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