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07月10日
（星期五）
早上起床后，我在更衣室里发现我当天要穿的衣服，已整整齐齐摆放在那儿了：平角内裤、袜子、衬衫、领带、西装，还有擦得闪闪发亮的鞋子。我的贴身男仆绕着衣服徘徊，看起来紧张兮兮，我只好称赞他工作表现非常优异，不过也告诉他，以后早上穿衣服这件事就由我自己来就好了。希望他听了这句话并没有感到委屈。穿着衣服是我应该可以自理的事。从小我爸就教我自己擦鞋子，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花在擦鞋子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从今天开始，我可以指望穿在我脚上的是全亚洲最光鲜亮丽的皮鞋。
我进驻办公室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与布政司霍德（David Ford）和财政司麦高乐（Hamish Macleod）举行会议。会中我们简短讨论了我原来的一些想法，之后的行程是接受媒体采访，而且整整花了一天。另外我也和圣公会邝广杰主教（也许我不会太喜欢这个人），还有天主教枢机主教胡振中分别进行了半小时的简短会面。胡枢机看起来和蔼可亲但圣光外显。
总的来说，接受媒体采访并没有太糟糕，不过刚开始却出了一些纰漏。来访记者人山人海，我原以为将梅杰式的唐宁街首相府简报，与美国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媒体接待场合结合起来，会是个好主意。我建议把媒体聚集在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举行一场不算是新闻发布会，但能让我针对时事说几句话的场合。我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记者无休止的连环发问（我大概是疯了，才会有这个想法），结果弄得一团糟。我本来希望在港督府大门口的台阶上举行记者会，因为旁边的柱子富丽堂皇，但媒体专家却觉得在后花园举行会更好。我走到一大串麦克风前，现场被广播、电视和平面媒体记者团团包围，然后开始对着麦克风讲话，结果发现扩音设备完全没作用！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面对一连串的媒体发问，感到有点尴尬难堪。有人向我提出问题，我会先重述问题再试着回答，但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畅谈。这次的媒体经验令人不太舒服，我原本很担心记者会很糟糕，但结果比想象中好。例如我说：「想要实现一个既开放又亲民的政府，难度显然很高。」这个说法应该算颇为合理。我离开前面的一列麦克风，尽快回到室内。
接下来发生的事，后来有记者将此与他在印度孟买报导过的甘地（Rajiv Gandhi）竞选活动进行比较，形容我的记者会比较没那么拘束。我访问了旺角，一个不能算是九龙地区环境最宜人的地方。接着也去了沙田和钻石山的寮屋区。我们坐地铁到旺角时，车厢里汗流浃背、你推我挤的一群人把我们团团围住：有电台、电视和报社记者，还有许多摄影师。这混乱的情况持续长达两小时，我还担心在地铁站、周边繁忙的蓝领地区街上所遇到的老太太和小孩子们，会被踩在脚下，或被摄影师他们笨重的相机撞得东倒西歪。旺角区有相当多的破旧小商店和公寓建筑，充斥着犯罪和卖淫等社会问题，一点都不足为奇。有人告诉我，这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1970年代中期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二十五万人以上。旺角到处是摊贩市场，明目张胆贩卖许多名牌仿冒品。我在此地现身也许提升了电视的收视率，但至于对大众产生多少正面的影响，我就我不敢说了，不过至少我所碰到的市民朋友看起来都很高兴。
我们受邀到戴维．霍德和他太太姬莲的家中作客，共进晚餐。霍德的家是布政司官邸（Victoria House），位于中环平地到山顶（The Peak）之间四分之三路程的山上。从房子前面的露台和花园所看到的景色绝对令人惊叹。我们在高度与中银大厦楼顶差不多高的位置俯瞰港岛的半山区。香港这个城市在我们面前闪闪发光，船只和港口尽收眼底；飞机低空飞过九龙，最后右转弯降落在启德机场，四面八方都是高楼大厦和公寓建筑。我很想知道，英国是否真的了解，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香港？（或者说我们在这过程中帮了什么忙？）再者，在北京的高官是否对香港的现况至少有一丁点的了解？香港了不起的成就是各种元素的惊人结合：华人勤奋耕耘、企业家精神、自律和个人勇气，以及是来自英国优良的公共行政传统。与以前相比，在我刚离开的祖国国内反而大大缺少了这种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