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07月07日
（星期二）
今天我读了很多封电报，继续阅读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本关于香港的好书，也把我抵达香港时要用的演讲稿又看了一遍。我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国务资政李光耀会面，而在此之前我与李资政曾进行过两三次对谈。[45]新加坡总统府座落在有着高尔夫球场的一大片绿地上，这是一栋出众的白色灰泥建筑。看到新加坡的摩天大楼和整洁的街道，我又回忆起这个岛国曾让我想起雷克斯．华纳（Rex Warner）写于1930年代的讽刺小说《机场》（The Aerodrome），正如李资政令我想起书中的那位皇家空军少将。对于专制主义政权所实施的社会工程带来的某些影响与后果，这本书提供了精彩的视角。
吴总理亲切、友善但魅力指数不高，与他交谈需要多费一点力气。李资政就不一样了。他的话题与评论像球一样一个一个打出来，却很少让对方有回击的机会。李资政人相当聪明，他全家都是剑桥大学的校友，而且毕业时都拥有双重一级荣誉学位的身分。[46]他的口才极佳，传达讯息时说话有力，用词精确，例如他形容中国有「从内部崩溃」（implosion）的危险时并不是用「爆炸」（explosion）这个字。李资政想告诉大家的是，他对中国和整个亚洲未来十到二十年的发展很有信心。
再来，虽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大概已无法逆转，但遗憾的是，当初邓小平所选定的两位接班人对改革都半途而废了。他认为，天安门广场危机爆发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示弱了。李资政觉得北京领导人处理天安门危机不该用那么严厉手段镇压吗？不，我的印象并非如此！
第三，他说我在香港的任务并非传统的去殖民化工作。我必须面对的局势独一无二，不可对欧洲和北美国家所施加的压力屈服，但反应要圆滑一点。他对我能否解决这许多棘手的问题不表乐观，但认为十月我在立法局第一次发表施政演说时应该明确阐述我希望推动的工作，也该说清楚我认为未来外界该以什么标准评断英方的表现。然后就是坚守我的立场。我应该把施政演说视为开国政府的首相在制定治国方针。
第四，针对我们在香港的工作，他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是无法改变、无论如何都应依循的铁则，因此我不该强迫中国接受任何逾越这些标准的作法。
第五，李资政强调中国大概永远都不会真正信任英国。北京政府总认为我们撤离香港时会设法将所有的战利品带走。李资政表达了这些观点，从头到尾不带任何情绪，但内容却相当震撼。平心而论，我对他的建议所提出的答复，他多多少少都听进去了。以国际领导人来说，这算是难能可贵。
我与在新加坡的英国商界领袖共进午餐。这些领袖来自壳牌石油、帝国化学工业（ICI）、渣打银行、香港汇丰银行等。他们普遍认为香港和新加坡不应视彼此为竞争对手。（事实上两地有这种关系。）新加坡之所以吸引跨国公司进驻，是因为当地并无太多本土企业，而且国际企业的高层主管都认为新加坡提供了宜家宜居的舒适环境。香港的优势在于创业的活力，以及该地与华南地区的互动关系日益增长。
达根夫妇带我们到一家新加坡家庭料理餐厅用晚餐。餐厅占地宽广，坐满了喧闹、快乐的一家大小、男女老幼，当然还有各种餐点美食。每当我提及到了香港，希望我们家人可以常常外出用餐，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觉得我一定是发疯了。他们从不怀疑，身为香港总督，就应该严格遵守官方礼仪的规范，乖乖待在港督府，没有必要不得出门一步。我猜，要到香港街上进行非官方活动，难度应该很高，因为无所不在的媒体记者。光是在新加坡，我们就成了记者包围的对象。
[45] 李光耀在一九五九至九○年担任新加坡总理，他在2011年去世前始终对这个城邦岛国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李光耀毕业于剑桥大学，非常聪明，对许多国际政治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偶尔也会听取别人对相关议题的看法。若说李光耀是新加坡成功的最主要功臣，那他必然当之无愧，不过这个观点对很多人而言非常两极化。
[46] 译注：双重一级荣誉学位是指两个主修科目都拿到一级荣誉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