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04月17日
（星期五）
至二十一日
（星期二）
我们在法南艾伯塔市（Albi）的东边度过非常愉快的复活节周末。我写了一封信给首相梅杰，告诉他我前往香港的决定。回到伦敦后我马上寄出这封信，后来也在亨廷顿市（Huntingdon）与他通电话。他对我做出这个决定非常理解，而我对于必须与他和政府内阁说再见感到些许内疚。但正如颖彤所说的，必须离开并非真的是我的错！老实说，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天大的讽刺！也就是说，香港的末任总督竟然是由巴斯的选民选出，而这些选民主要是工党支持者，这次大选也许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把票投给自由民主党。
我离开英国到香港履新的前几个星期，在密密麻麻的会议、餐叙和简报活动中度过。六月底我对我负责的业务做了总结及交接，并深思熟虑未来工作中一些主要的议题：
在我从法国回来后与约翰交谈后，他的私人秘书安德鲁．滕博尔（Andrew Turnbull）与我通了电话。[18]滕博尔指出，我还没和首相讨论我到香港履新时，要带着什么官方授予的荣誉前往。我说，我一直都在政坛服务，而我拥有的荣誉就是担任枢密院顾问官。我认为没必要带任何其他荣誉或勋章之类的去香港，但也向他补充说，如果香港有人认为我未获女王授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司令勋章（KCMG）或类似的荣誉而发生骚乱，那我当然很乐意重新考虑这个议题。[19]此后再也没有人提起关于荣誉头衔的事。至于传统的总督服装，我不得不精心想出一套理由来摆脱必须穿着那种官服的规定，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得到了外交部常务次长约翰．科尔斯（John Coles）莫大的协助。[20]香港事务正是他负责的相关业务之一。他认为不穿传统制服并非没有理由，常务次长也欣然同意了。白金汉宫方面，尤其是劳勃．费洛斯（Robert Fellowes）[21]和苏珊．哈西（Sue Hussey）[22]两位都非常理解，所以我们就将传统官帽和羽毛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扔了。戴着以羽毛装饰的官帽来谈论开放和民主，肯定是件颇困难的事。我也必须承认，与其说这只是我基于民主素养而必然拒绝的事，不如说这也是我太在意我的外表（虚荣心作祟）。我的身材已今非昔比，穿着传统官服看来必定极为荒唐。只有够高够瘦的人才有那种能耐。
十周后，我才会在7月05日获任命为总督，先前往新加坡，接着到香港赴任。到香港之前，我还是继续担任保守党主席的职务，直到夏季稍晚时才会由诺曼．福勒（Norman Fowler）接任我的工作。[23]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交部一个小房间里度过，阅读简报文件并接见几位处理香港主权移交事宜的外交官。这段时间外交部安排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暂时来当我的私人秘书，而他与其他人员的干才证实了过去我对英国外交单位的看法无误，他们的表现杰出，却常遭国内小报批评为与英国社会脱节，而那些论调都是民粹主义的。香港司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彼得．李基茨（Peter Ricketts）的外交部要员。[24] 他聪明，理智，亲切，而且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我有一些想法虽还未明白说出，但他总能很快掌握。当他觉得我有什么地方错了，他也从不犹豫，会以不伤我自尊的方式告诉我。
在所有我参加的简报会议中，我意识到我将面临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压力。首先，就香港问题而言，人们一方面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一方面又希望有一位愿意为他们挺身而出，与中国交涉的香港总督。我的前一任港督卫奕信（David Wilson）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有时是不太公平的批评），认为他对北京不够强硬，而攻击他的人不乏商界人士。[25]据我推测，随着时间逼近1997年，前者（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后者人数将不断减少。
其次，有一群香港人在外面世界的热情鼓励之下，想要争取更大的民主自由，同时也将获得世界各地媒体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北美地区。另一方面，也有一群香港人士比较保守，更重视商业利益，不论过去他们发表过什么言论，都会开始反对可能惹恼中国的一切。这群人里有一大部分早已偷偷办好外国护照。显然，要建构一个完全理性、介于穆佐雷瓦主教（Bishop Muzorewa）和穆加贝总统（Mr. Mugabe）之间的中庸政策，是完全可能的——前者是为了寻求平静生活而愿意接受任何安排，后者则是随时准备好要开战。[26]但由于我们需要获得多数议员的赞成票，才能在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简称 Legco）通过议案，这将带给香港行政部门一些困扰。
再者，虽然商界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但也会设法确保维持法治，让市场经济稳定运作的条件能持续存在。香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自由经济，还取决于言论自由和法治。这种成就无法在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地方找得到。
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在英国国内的选民。除非出了大事，总的来说，他们不会太关心香港所发生的事。大众所期盼的是，英国政府能为香港民众做正确的事，藉此让自己的内心洋溢着温暖的满足感。但实际上他们却满足不起来，因为英国面对的是北京政府这个对人权等概念嗤之以鼻的老人统治集团。与此同时，北京的大老们希望香港在经济上持续发展、壮大，但绝对不希望看到香港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异议者的焦点。也就是说，北京对英国的信任度是零。他们认为我们想将香港的财富一扫而光，带走所有的战利品，再来就是留下一个政治定时炸弹将中共专制政权炸得粉碎。我们在对中关系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外交部里有不少的亲中专家、双方所建立的贸易关系，就连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都会偶尔展现魅力。[27]如今这种严重的误解竟然继续存在，实在令人不解。
我手上有许多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些需要克服的事可能比人头税或在经济衰退时期维护保守党的利益更加困难，但肯定会要有趣多了。[28]
显然，中方决定在我到达香港时给我一个下马威。据说他们担心的有四件事。首先，当首相宣布任命我为香港总督时，除了「稳定」、「繁荣」以外，我们还用了「自由」一词。
其次，我的老朋友，也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外交部副大臣顾立德在最近访问香港时表示，如果中方有政治意愿，可以修改《基本法》，换句话说就是加快民主化的步伐。（说阿拉斯泰素有猫头鹰般的智慧，他绝对当之无愧。与其他大家公认的智者一样，他的名声要归功于他很清楚何时可以说话，何时该默不作声。虽然这次他的公开评论完全正确，但就有那么一丁点与他的个性相违。）
第三，北京担心李柱铭访问伦敦时首相曾会晤他。他们认为英方打算将李柱铭和他香港民主同盟（United Democrats of Hong Kong）的同僚安插在港府的行政局当中。北京当局极力反对这种安排。[29]
第四，他们担心英方再次提及1990年所发出的公告：当年我们宣布将在1995年立法局议员选举前再造访北京，谈论香港民主化进程的脚步。很明显北京将关于新机场的谈判进度放缓，试图以这个政治筹码来对付我。果真，北京已向首相提议，也非正式地表达希望我应该先前往北京把新机场的问题处理好，再到香港赴任。我们无法接受像这样把政治问题与机场建设绑在一起，绝不能让步。如果我答应北京非正式的要求，譬如说同意不任命李柱铭为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简称Exco）成员，那他们无疑会故意泄露消息，而我人一到香港，立刻成为踏足香港之前就已向北京俯首称臣的总督。
显然，未来几年内，新机场的建案将会是香港政坛的持续热议的问题。香港原来的启德国际机场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目前香港作为一个规模不断成长的国际航空枢纽，启德已不敷使用。启德机场位于九龙东部，唯一的跑道往九龙湾延伸。
飞机要在启德机场降落的飞行路线非常刺激，必须从西面飞越香港上空，在接近跑道时来个大右转，然后在两旁高密度大楼中间着地，这有时让人觉得彷佛穿越一排晾衣绳。任何亲身经历过降落启德机场的人（特别是在驾驶舱待过）都知道，这种刺激有趣的体验可是千金难求。基于环境、噪音和安全的考虑，多年来香港一直需要一个能够满足夜间航班需求的新机场，而且至少要有两条跑道。事实上，自1970年代以降就有各种兴建新机场的提案。
最后，1980年代出现了一个可行的新方案，由几位顾问和规划师提出。执行这个方案，须将一个名为赤鱲角的小岛填平。赤鱲角岛位于香港岛西边第一大岛大屿山的北边。另外，也必须进行大范围的填海工程，并进一步发展港口（特别是开发两个额外的货柜码头）及建设一条巨大桥梁、车行道路和铁路的基础设施网络。单单这个计划的主要桥梁（名为「青马大桥」）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建设计划。再加上航站大楼、跑道和机场大厅等，将会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建设计划之一，造价也肯定非常昂贵。
但建设新机场的理由绝对充分，不仅可以解决交通问题，另一方面也展现出香港对于自身未来的信心，并让市民深信香港是个前景看好的地方。最后，由总督卫奕信做出建设新机场的决定，过程勇敢且富想象力，也受到他的副手布政司霍德爵士（David Ford，后来也在我任内担任同样的职位）全心全意且全力的支持。[30]做出这个决策的时间点，大约是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严重动摇香港市民信心之际。[31]
中方注意到英方高度重视这座新机场，觉得可以利用兴建机场来干预英国对香港的整体政策，藉此在谈判桌占上风。北京最大的筹码，是了解到兴建机场的资金需求会持续到1997年之后，而许多建筑合约也是如此。他们要是有意阻挠，的确可以在这个议题上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对于一个近三十年来经济持续成长、拥有庞大财政存底和优良信用评等的社会来说，虽然不至于负担不起兴建新机场所需的高昂费用，但显然中方有人（或据说他们）认为，主权移交前我们打算让香港留下巨额债务。也许在对英国政府疑心最重的时候，他们会觉英国使出阴谋诡计，目的就是图利自己的企业。想象得到的是，如果彼此角色对调，图利本国企业很可能就是北京会出的一招。无庸置疑，北京当局有人会认为，为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在广东省境内兴建新机场。因此，卫奕信和他领导的香港政府在机场问题上很难与中国达成协议。
最后，梅杰首相的资深顾问柯利达（Percy Cradock）怂恿他出访北京，与中国总理李鹏签署协议（卫奕信也在一旁敲边鼓），以便让机场兴建计划可以开始进行。[32]但这个决定实属不智。因为这个决定，在1991年09月，梅杰首相成为自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发生以来首位造访北京的西方领导人。梅杰访问北京受到各国谴责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他伤口上撒盐，安排他在许多学生抗议并遭杀害的天安门广场上检阅仪队。
约翰在受辱后试着挽回一点面子，向他接触到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人权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强硬派代表之一的国务院总理李鹏——此人是中共政府里的鹰派，天安门的大屠杀事件绝对与他脱不了关系。[33]同时，柯利达（这趟访问就是他出的烂点子）还告诉首相的随行记者，任何提到人权的谈话都只是装门面而已，并无任何实质意义。约翰因此与可恨的总理李鹏签署了协议。因为这一趟严峻的旅程，梅杰受到来自各方的非难。不言自明的是，北京当局的行为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他们使出拖延战术，只顾接二连三地提出反对意见。这次经验无疑大大改变了约翰的看法，让他改用不同的方式与北京打交道，也深深影响了他麾下资深官员提供给他的意见——尤其是那位号称无所不通、无事不晓的中国通柯利达。
[18] 译注：私人秘书是Private Secretary这个职衔的中译，并非是私人给薪的秘书。作者到港后身边也有戴彦霖（Martin Dinham）、黎伟略（Edward Llewellyn）等多位私人秘书。
[19] 译注：「最卓越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aint Michael and Saint George）中的爵级司令勋章／二等勋爵士（Knight/Dame Commander）。
[20] 约翰．科尔斯在此之前出任英国驻约旦大使和驻澳洲高级专员，并受任命准备于一九九四至九七年担任外交和国协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CO）常务次长。
[21] 一九九○至九九年，劳勃．费洛斯担任英女王伊莉萨白二世的私人秘书，后成为上议院议员。
[22] 苏珊．哈西男爵夫人多年来担任英女王伊莉萨白二世的寝室女官（Woman of the Bedchamber）。她的先夫马默杜克．哈西（Marmaduke Hussey）曾任英国广播公司主席，她的弟弟威廉．沃德格雷夫（William Waldegrave）是我的友人，曾任保守党政府内阁的首长。
[23] 诺曼．福勒在撒切尔夫人的政府中长期担任首长；在梅杰党魁任内则担任保守党主席。一九八一至八七年间担任卫生大臣，任内成就非凡。他最后担任的公职为上议院议长（二○一六至二一年）。
[24] 针对彼得．里基茨及其他外交部与英联邦事务部负责香港及中国外交事务的人员，我在《香港日记》最后将会用一个注释进行完整的说明。
[25] 卫奕信自港督职务退休后，进入上议院成为终身贵族，是为蒂利安的卫奕信男爵（Lord Wilson of Tillyorn）。他是一位杰出汉学家，除了在外交部服务外，也曾担任《中国季刊》主编。1987年至1992年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除了以上及其他的公职外，他在2002年至2008年间也出任剑桥大学彼得学院（Peterhouse College）院长。
[26] 穆佐雷瓦与穆加贝都是津巴布韦的政治人物：穆佐雷瓦是温和的反对派，长期遭穆加贝打压。
[27] 爱德华．希思为一九七○至七四年期间的英国首相，一九六五至七五年期间年担任保守党党魁。在与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争夺党魁地位失败后，他曾度过一段外界戏称他为「大怒汉」（the great sulk）的时期 ，努力扮演中国老朋友的角色，对于解决中英双方的商业问题更是着力甚深。这种身分让他有时候在民主和人权的承诺上必须作出让步，正如某些人所想象的一样。
[28] 译注：彭定康之所以会失去在巴斯的国会议员席位，各界普遍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政府实施的人头税制（poll tax）。
[29] 李柱铭是香港著名大律师，也是香港民主同盟的创党主席。李是公认的香港民主政治重要推手，并因此遭到中共的攻击和辱骂。相较于那些抱中共大腿的人，李柱铭当然是更受欢迎，但显然北京政府就是不懂个中道理。
[30] 译注：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布政司，于1997年07月0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改名「政务司司长」，英文改称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缩写为CS。
[31] 霍德爵士于1972年从英国陆军退役后加入香港公务员行列，并于一九八七至九三年担任香港最后一位非华人布政司以及副总督，之后一直到九七年出任港府驻英专员。霍德爵士已于2017年辞世。
[32] 柯利达爵士是汉学家，一九七八至八三年之间出任驻北京大使，在《中英联合声明》谈判期间担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资深顾问。有一段时间他是梅杰首相的顾问和内阁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梅杰造访北京惹人非议，不久后他就解除了柯利达的这两个职务。不幸的是，柯利达还是屡屡出现在这本日记里。
[33] 李鹏在一九八七至九八年期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这段时间他的位阶大致都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后排第二位。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发生后，李鹏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大声捍卫镇压行动的。在香港我们刚好也有一位名叫李鹏的按摩师，后来他把名字改为李正义（Li Justice），因为他受不了自己与一个满手鲜血的政治人物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