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党的名义……-——记优秀党务工作者？
团政委周升杰

作者：解玉秀曹德全张月奎
栏目：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
版面：头版

周升杰，北京军区某团政委、党委书记，自1983年以来，相继在3个团担任党委书记，3个团党委都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被誉为3个硬班子。
他个人被军区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3次荣立三等功。
最近，某集团军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他学习。

党叫干好的事情，坚决干好

人们习惯于把自觉服从党的需要的同志喻为革命的“砖”，周升杰就是这样一块“砖”。
他常说，要以党的名义检查自己的言行。

1988年10月，这位已任职近6年的团政委，又被平调去另一个团任职。
有人说，炮团是周升杰的“凯旋门”，3年时间，团队面貌日新月异，连年跃上集团军和军区的光荣榜。
而要去任职的这个团，因连续几年班子不团结，人心有些散，倒很可能使他“栽”了。
但周升杰却认为，共产党人应该是“属牛”的，不论党把自己往哪辆车上套，都应该坚决服从。
周升杰担任团政委8年多，每年在连队蹲点调查研究的时间都在100天以上。
母亲70多岁独居赣北，他在这8年多里仅仅回去探望过一次。
爱人虽说随了军，但由于他岗位频换，也一直过着分居生活。
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群众评价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周升杰先后在3个团任职，不论是基础好的，还是差的，3个团都跃进了先进行列。

党不让干的事情，坚决不干

1985年，周升杰原在团被撤编时，上级指示他们必须保证设施完备，营产齐全，节余经费不得随意动用。
一天，有位来客打着周升杰岳父的旗号，让给解决4个轮胎，并拽着周升杰的胳膊说：“你这单位都撤了，还干嘛这么较真？”
周升杰柔中有刚：“单位撤销，党的原则还在，这个忙我帮不了。”
还有人建议，用家底费给大伙买点纪念品，价拨一部分营具给个人，砍些树给干部搬迁做包装箱，都被周升杰回绝。
最后，团队19万元的家底没动一分，10万多棵成材树没砍伐一株，营具没少一件，上百万元物资全部作了移交。

周升杰在3个团任职期间，没买过一件专控商品，没超标准招待过上级来人，也没吃过一次基层官兵的请，更没给亲戚朋友办过一个后门兵。

为了集体领导的权威，个人受点委屈没啥

一次常委会上，多数同志提出要给一位营长降职处分，理由是他请事假过长影响了工作。
周升杰了解一些客观情况，感到如此处理有些偏重。
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周升杰只能保留意见。

会后，这个营长找周升杰诉说，并想问清讨论时的情况。
周升杰坚持说这是常委会集体的决定。
这个营长因此一直对周升杰抱有成见。
但周升杰认为，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能去说无原则的话，个人受点委屈没啥。

上级来检查工作，周升杰接二连三摆问题，给领导提供反面材料。
1989年7月，副师长带着机关人员来检查工作，他一五一十把各连的差距端了出来，结果通报时，人家是绝大多数连队达标，而他这个团是绝大多数连队没达标。
对此，周升杰倒感到很坦然。

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周升杰口袋里时常装着一个“小帐本”，上面记着他在食堂用餐或下连吃饭交伙食费的次数，他不容这些小事给官兵带来误解，有损于党委领导的形象。
一次，他孩子来队在机关食堂吃了5顿饭，司务长结算时没加进去，他对照着小帐本，硬是让司务长按小孩用餐的伙食费收下。
战士们知道这件事后，连声赞叹。

作者：张哲/黄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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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哲、特约记者黄群文报道：“要使部队训练走向正规化，各级领导机关在实施指导上首先要做到正规化。”
广州军区各级领导机关按纲施训严于律己，依法治训率先垂范的行动，已在部队训练中产生良好影响。

4月底，某集团军领导到连队检查训练落实情况，发现开训才两个多月时间，有的连队就接受了上级14次的考核，出现一个课目重复考，一个人员多次考，没训课目提前考的现象。
集团军领导认为，不按大纲规定的内容、时间、次数考核，是造成连队忙乱的重要原因，也是领导机关指导训练不规范的重要表现，便当即指示师、团对照训练大纲找教训。
师、团机关领导举一反三，还查出了随意改变基层训练计划，降低或提高考核标准等10多个指导训练不规范的问题。

“千计划，万计划，不如领导一句话”，这是基层官兵对某些领导不执行法规，随意改变计划的尖锐批评。
为使计划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执行的严肃性，今年，广州军区强调各部队在制定训练计划时，都做到军政主官亲自参加，司政后机关搞好协调。
在执行计划过程中，要求任何人不得更改。
即使是上级领导机关，对已经批准的下级训练计划，也不得随意改变。
广州军区还明文规定，各级党委议训要把自身表现作为一项必查内容，各集团军对下级首长机关的考核，要加强对执法、用法情况的检查验收。

作者：李天印/高艾苏/乔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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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4日讯 李天印、记者高艾苏报道：今天下午，“人民军队忠于党”大型展览在军事博物馆隆重开幕。
800多件革命文物和659张图片雄辩地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魂、立军之本！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为展览剪彩。
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军委委员秦基伟、迟浩田出席开幕式。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今天，军博广场回荡着《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旋律，天空飘动着五彩气球和巨幅标语。
数百名陆、海、空官兵作为第一批观众，庄重地步入展览大厅。

据军博负责同志介绍，这个面积达2400平方米的大型展览，是根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而举办的。
它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主线，通过回顾我军64年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展示了我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卓著功勋的光辉历史；
展示了我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全面建设，忠实履行对外反侵略、对内防颠覆职能中所迈出的新步伐。
参观的官兵们反映：这个展览为全军正在深入进行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提供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新课堂。

总政于永波副主任在开幕式上讲话。
他以史为证，指明了这个展览所揭示的重大主题，阐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他说，全军指战员在新的征途中，要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新的贡献！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周文元、周克玉、张工、魏金山、朱光、隋永举、邢永宁、杨永斌、刘存康、李际钧、周玉书，陈秉权、赵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刘华清、杨白冰、秦基伟、迟浩田出席大型展览《人民军队忠于党》开幕式。

本报记者 乔天富摄（照片）

作者：郭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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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炮军代表队伍整体专业门类齐全配套，技术力量雄厚。
近几年来，二炮部队先后组织了数十发导弹的飞行试验和训练发射，军代表每次都深入发射场，向部队提供技术咨询，和部队技术人员一起分析排除故障，帮助指挥员定下决心，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和技术把关作用。
在较大规模的战役演习中，军代表动手抢修20多台关键部件，排除5个重大质量隐患，保证了多发导弹的发射成功。
在导弹阵地的综合调试中，军代表从介绍装备配套情况、解答部队提出的问题，到分析排除故障、辅导部队操作，出色地完成了技术协调和技术保障任务。
各军代表室还经常深入部队和试验现场检修装备，5年中为部队检修各种装备2000多台（件）。

作者：陈先义
版面：头版

由中宣部出版局和部分新闻单位、北京新华书店共同举办的《全国党史党建图书展览》今天在京隆重开幕。

系统的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长征出版社共60种图书参加了展出，其中《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集成》、《遵义会议纪实》等较为引人注目。
（陈先义）

作者：刘池/曲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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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6月23日电 刘池、曲秀忠报道：吉林省双拥工作会议于昨天在全国双拥模范城通化市召开。
国家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宋克达专程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吉林省具有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
近年来，双拥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建立和完善了省、地、县、乡4个层次的领导体制，广泛开展了争创双拥模范城（县）活动，把双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抓基层和办实事上，并逐步把双拥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生动局面，涌现了一大批双拥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这次大会上，有20个单位被省政府、省军区命名为“双拥模范单位”，有87个单位被评为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先进单位，96人被评为先进个人。

会议认为，驻吉部队积极参加地方经济建设，为振兴吉林经济做出了贡献。
3年来，参加和支援地方各种工程建设和公益项目3520个，其中重点工程项目15个。
于永波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吉林省有36个民族聚居，搞好民族团结，是部队的职责。
部队要在双拥工作中多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和全省人民一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吉林省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大好形势。

作者：刘励华/郑君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刘励华、郑君报道：西藏军区总医院“全军高山病防治研究中心”经过近40年的探索，目前已研究出诊断治疗高山病的一整套医疗措施，先后使1.3万多名高山病患者起死回生。
其中，有33项科研成果获得全军科技进步奖和科研成果奖，有3项科研成果被世界医学界推广运用。

西藏高山病发病率居世界首位。
1962年，西藏军区总医院成立高山病科，初步组建了一支科研队伍。
1982年总医院正式成立“全军高山病防治研究中心”，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
为了攻克高山病，我军一批又一批医务工作者默默地奉献了毕生心血。
前任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高山病医学专业组组长邹恂达，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有2/3的时间扑在高山病科研事业上。
他成功地运用烯雌酚治疗高原多发症——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治愈率达83.7％，居国际领先水平。
至今，我军高山病科研工作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死亡率极高的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高原昏迷症等急性高山病均能治愈，其他慢性高山病已有了良方妙药。

作者：魏瑞明
栏目：集思广益
版面：头版

有个连队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时，让十来名党员看了一下午娱乐性的录像片，说是“为了让组织生活丰富多采”。

党员过组织生活是件严肃、庄重的事情，是党员向组织汇报思想、洗涤思想灰尘的有效途径，也是党组织管理和监督党员的重要形式。
为此，党支部要按照党章规定和上级党组织的要求，确定组织生活的内容，严肃认真地履行组织生活的有关程序，或学习讨论党的文件，或开展普遍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实现对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的教育与监督，如此等等。
实践证明，用娱乐活动取代组织生活的做法，不仅违反党章规定，而且有损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它既无助于组织生活的生动活泼，还会使组织生活庸俗化，难以达到过组织生活的既定目的。

作者：黄日飞/洪和平程博/孙继炼焦景周/苗宝今
版面：头版

空军雷达学院学员立志献身国防

二炮工程学院学员争相到基层去

电子技术学院学员自觉服从分配

编者按

本报讯 黄日飞、记者洪和平报道：到6月初为止，空军雷达学院已有80％的毕业学员申请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长期为雷达部队服务。
该院领导说：“这是坚持不断地做经常性思想工作的结果。”
雷达学院的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驻守在边疆、高山、海岛和沙漠戈壁的雷达部队。
他们始终围绕培养具有献身国防精神的“四有”军人这一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
记者看到，校园里，“献身国防，建功立业”的办校宗旨书写在教学区的突出位置；
课堂上，《献身国防教程》、《戍边之友》等教材形成系统；
业余活动中，以西藏雷达部队赠送的雪莲花为标志，编写了“雪莲花之歌”，举办“雪莲杯”运动会和艺术节。
这些活动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学员献身国防的崇高思想。

本报讯 程博、记者孙继炼报道：被誉为“导弹人才摇篮”的二炮工程学院，连续13年毕业学员100％服从组织分配。
今年毕业分配工作伊始，又一批学员申请到艰苦的地方建功创业。

这个学院大批毕业学员战斗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成为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专门人才。
学院定期派调查组深入部队，了解毕业学员成才的足迹，对学员进行生动活泼的毕业教育。
4月上旬，学院就请来了3名将军和10多名师以上部队指挥员，与今年毕业的300多名学员座谈。
某部司令员张文用自己“从放牛娃到导弹通”的经历回答了许多学员关心的“如何适应环境施展才能”等问题，使学员们受到很大启发。

为了使学员到部队后更好地发挥专业技术特长，该院一方面加强对学员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指导，使其更接近部队实际需要；
一方面积极与部队联系，了解人才需求情况，保证学员毕业分配时专业对口。

本报讯 焦景周、苗宝今报道：电子技术学院在毕业教育与开展建党70周年活动结合起来，采取重温入党申请、瞻仰烈士陵园、请英模人物作报告等形式，引导学员用实际行动纪念建党70周年。
目前，全院400多名毕业学员全部表示服从党的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这个学院组建以来，毕业学员100％服从组织分配。
今年，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教育和建党70周年纪念活动作为毕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学员从了解党的历史，坚定党的信念，做到自觉听从党的安排。
学院还组织学员到“二七”纪念堂和郑州市烈士陵园瞻仰先辈英烈；
请在基层作出突出贡献的毕业学员来校作报告，使毕业学员认清肩负的历史重任，自觉服从党的安排。

作者：田祥成/胡承山
栏目：三百六十行
版面：头版

张海明，这位28岁的青年军官，从院校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军区某部分管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国策干事”。
他同本部队所有未随军家属的单位建立了联系，收发调查信1000余件，解决疑难问题26个。
他所在的部队被上级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最近，上级给他记了三等功。

田祥成、胡承山摄影撰文

作者：杜献洲
栏目：现场见闻
版面：头版

春天迟迟不肯到来。

5月29日，推土机推开最后一道冰雪后，新疆军区红山嘴边防站才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与外界隔绝生活。

开山第一天中午，笔者乘车赶到红山嘴边防站。
一下车，战士们从训练场飞快地围上来，又黑又瘦的副连长姜晓青紧握着我的手说：“路终于通了。”
一个高个子战士呼喊道，“快来看！”
战士们用仅有的野葱和面条招待我们。
“炒野葱挺香。”
笔者边吃边评价，炊事员张家琪说：“吃多了可了不得，有的战士吃得视力下降，可一到4月没菜吃，只有挖野菜，总不能顿顿吃罐头吧。”
今天是战士张俊峰、包福山、周天辉的上山一周年纪念日，全站官兵都去庆贺。
在红山嘴哨所，过生日也没有庆贺上山周年日隆重。
去冬一天，他们3人在巡逻途中差点被暴风雪吞没，连长彭养成举杯说：“战风斗雪好样的，来，干一杯！”
大伙豪爽地举杯为他们3人干了个底朝天。

到了连部，笔者看到桌子上最新的《解放军报》是去年12月14日的，据说这还是直升机随食品、蔬菜一起空投到边防站的报纸。
报纸又黑又亮，不知被战士们捧在手里看了多少遍。
副指导员任懋说：“一张报纸，每篇文章我都背个八九不离十。”
这里，冬天了解外界生活的唯一手段是电视。

隔壁，不知谁在打电话：“路通了我也下不去，你抱着乐乐到医院再看看，不行还住院。”
走进一看，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尉，这时，话筒里传来“哇、哇”的小孩哭泣声，中尉忙说：“乐乐不哭，爸爸爱你，爸爸爱你。”
而哭声越来越响，中尉再没劝说，只是握着话筒，久久地凝望着窗外的雪山。

任懋告诉我，打电话的是机要参谋石文祥。

正说着，新疆军区司令员高焕昌乘车赶来。
高司令员在开山第一天就来看望大家，战士们激动得迎上前去猛劲鼓掌。
高司令员带来了官兵们最需要的三样东西：蔬菜、报纸和家信。

夕阳西下时，高司令员检阅全站官兵。
小小方队整齐威武，“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口号声在雪山中回荡。

作者：肖甡/巩建芳/张星星

编者按

在“七一”即将到来的时候，本报刊登这组由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同志编写的党史材料，供大家阅读。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
随后，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来，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抛入苦难的深渊，造成中华民族的危机和中国的贫穷落后。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获得迅速发展。
到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已有200万人；
工人罢工斗争与日俱增，从1912年至1919年5月，全国共发生大小罢工130多次。
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但各种尝试都失败了。
于是，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这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在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人民空前觉醒，1919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十月革命为榜样，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新思潮，经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他在1918年下半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宣传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全国各地新出版的进步报刊多达200种以上。
《新青年》成为传播新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中，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阵地。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共产党。
3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等来中国，帮助创建共产党。
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分别会晤李大钊、陈独秀等，商讨建党事宜。
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随后，李大钊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谭平山等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以及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立即投入有计划、有组织的建党活动。

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建党工作的全面开展，成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秘密召开。
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党员50多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这两个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党从一开始就勇敢地挑起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重任。
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分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
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到1922年6月发展到195人。
1921年下半年，刘少奇、罗亦农等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共旅莫支部。
1922年秋冬，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巴黎成立中共旅欧支部。

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
为此，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共发生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多万人。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煤矿总同盟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在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屠杀工人，死伤3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共产党员林祥谦在敌人的屠刀下，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复”，宁死不屈，慷慨就义。

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各革命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进一步觉醒，开始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从而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1923年6月，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肖甡）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
在人民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
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3.7万多人被杀害。
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如罗亦农、蔡和森、向警予、彭湃、恽代英等都壮烈牺牲，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面前不畏惧、不退缩，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拿起武器，继续战斗。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原国民革命军的武装约3万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明确新形势下党的斗争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而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方向。

“八七”会议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深入发动工农群众，相继举行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形成了群雄四起、百川汇流的局面，初步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

1927年9月，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派和湖南省委一起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于10月初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同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并且一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河南、陕西、广西等省发动了鄂中、海陆丰、鄂南、海南岛、确山、黄麻、赣西、赣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渭华、平江、百色等地区的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由于强敌的镇压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特别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但是，这时党内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强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举行城市起义，又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28年6月、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大会明确指出：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等，仍然是当前党的总任务。
规定党的总路线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

在“六大”路线的指引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
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4个军约10万余人，并且建立了中央根据地和湘赣、闽浙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15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由失败走上了复兴。

在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发展的同时，土地革命也得到了深入开展。
从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根据地就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都开展了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革命战争。

蒋介石自1930年11月至1932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连续四次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正确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各次“围剿”，而且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3年10月，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又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指导，此次反“围剿”归于失败。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开始长征。
“左”倾领导者又实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再次蒙受了巨大损失。
仅两个多月，红军折损过半，由原来的8万多人减至3万余人。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取消“左”倾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后，红一方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天险大渡河，终于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6月，又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与从川陕边退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但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并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向川康边境逃跑，使红四方面军遭到巨大损失。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转移到西康的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朱德、刘伯承和任弼时、贺龙等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强烈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

红二、四方面军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爬雪山，过草地，于10月8日在甘肃的会宁与先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从而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同年12月，北京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大示威，标志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促进全民族的抗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全国人民的压力，终于实现了国内和平的局面，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迎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巩健芳）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利用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革命运动，推动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1924年5月，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中共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担任军校的各级领导和政治教官，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
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以忘我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领导才干，开创了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7月，党领导广州沙面数千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成为“二七”以来工人运动从低潮转向高潮的信号。
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党在广州共举办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产党员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先后担任所长。
农讲所为全国20个省区先后培训800名农运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为加强对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问题，初步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党的“四大”以后，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1925年5月，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卅”反帝运动。
运动从上海迅速扩展到全国30多个城市，直接参加运动的人数达到1200万人；
运动从工人阶级扩大到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怒潮。
在“五卅”运动的直接影响下，6月，广东和香港工人举行大罢工，给英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
省港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在世界工运史上是罕见的。

为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在中共的推动和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于1924年10月迅速粉碎了商团反动武装叛乱。
随后，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先后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二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和击溃邓本殷的南征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辉煌战果，从而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东征中，中共建立了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以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尖锐，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愈益猖狂，下半年，国内连续发生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国民党右派理论戴季陶主义出笼和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形成等严重事件。
然而，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给蒋介石篡夺领导权以可乘之机。
蒋介石于1926年3月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提出“整理党务案”，使之达到打击国民党左派和排挤限制共产党，进而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阴谋目的。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革命方向。
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中国农民运动作了精辟的理论阐述并给予极大支持。

为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巩固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3个军事集团。
北伐军共约10万人，对抗北洋军阀的五六十万兵力。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仅半年时间，北伐军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占据了大半个中国。
以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的第四军，在北伐中屡建战功，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
共产党员叶挺成为战功卓著的北伐名将。

在北伐过程中，工农运动得到蓬勃发展。
1927年1月，刘少奇、李立三领导革命群众，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3月，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成功。
这期间，全国工人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到1927年春，工会会员达到200万人；
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也得到迅猛发展，到1927年初，农会会员发展到900多万人。
工农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北伐的胜利。

蒋介石从1927年3月公开反共，他从江西到上海，沿途制造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事件，直至精心策划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短短3天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逮捕500多人，有5000多人逃亡失踪，著名共产党领袖江寿华、赵世炎、陈延年等先后牺牲。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并开始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全国“清党”运动。
继“四一二”政变之后，全国相继发生反革命事件：李济深在广州制造“四一五”政变，有2000多人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李启汉、熊雄等惨遭杀害，张作霖在北京制造“四二八”惨案，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20人被杀害。
5月，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在湖北、长沙叛变。
大革命面临危急关头。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未能挽救时局的危机。
“五大”以后，陈独秀仍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加速了汪精卫的“七一五”叛变。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因为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
从主观上讲，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加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上的偏误。
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总预演，极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不仅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而且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为革命造就了一大批领导骨干，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并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肖甡）

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焊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9日，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战争。
在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于8月14日发表“自卫”声明，中国各阶层人民展开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为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共产党于7月15日向国民党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即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前往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经反复磋商，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建议，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的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至此，由于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指出，目前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要求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最积极地站在抗日斗争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并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此后，毛泽东等著文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战争的路线、持久战的指导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途径，为确立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奠定了基础。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全军4.8万人。
八路军主力从8月底开始陆续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多人，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20师和129师也相继取得了一些重要战斗的胜利。
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各部逐渐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各省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万余人。
翌年4月，新四军各部队完成整编后，迅即挥戈东流，展开于大江南北，先后建立了以大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和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主动深入敌后，创建了十几块抗日根据地。
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其迅速发展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会议总结了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部署了在新形势下的任务。
会后由杨尚昆担任北方局书记，并成立了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和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各地工作的领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升到主要地位，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国民党则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共产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1939年底至1940年春，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1年初，又坚决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反共罪行，粉碎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共产党根据统一战线中复杂的阶级关系，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并在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共产党既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扩大了党的影响。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威震全国的“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万多人，取得巨大战果。
此役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的野蛮“扫荡”、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连年的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最为严峻的考验。
中共中央为领导敌后军民战胜困难，提出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十大政策”。
王震率120师359旅赴南泥湾开荒种地，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
1943年，各根据地渡过暂时困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44年，敌后军民开始转入攻势作战。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坚持持久抗战、逐步打破日军的优势地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达到成熟。
毛泽东等系统阐述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
1942年至1945年，共产党创造性地进行了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形成了共产党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好了充分准备。

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展开大反攻。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共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如同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张星星）

作者：李兴仁/邓运/高化民/肖冬连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宣告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
在国际，帝国主义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人民革命力量迅猛发展。
在国内，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
但是，蒋介石倒行逆施，妄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恢复其封建独裁统治。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党中央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考虑到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一方面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经过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迫使蒋介石承认了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
在此基础上，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停战协定，同时召开了有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决议。

但是，蒋介石对执行决议毫无诚意，肆无忌惮地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顽固坚持独裁内战政策。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蒋介石依仗暂时的优势，狂妄叫嚣要在3个月至半年时间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党中央和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形势，科学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和发展趋势，制定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

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中原野战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下，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粉碎了敌人的围歼计划。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指挥下，首先在苏中取得“七战七捷”，接着又取得莱芜大捷。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下，先后在定陶、巨野等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贺龙等指挥的晋绥野战军、聂荣臻等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都给予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
林彪、罗荣桓等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举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扭转了东北战局。

经过8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从1947年3月开始，蒋介石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我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

在陕北，胡宗南指挥34个旅约25万人，直逼延安。
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下，在党中央撤离延安后，采取“蘑菇”战术，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地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在山东，顾祝同指挥60个旅约45万人，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先后取得泰蒙、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共歼敌112万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到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从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我军从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

党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确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
据此，刘邓大军于6月30日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
8月中旬，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跨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
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9月初，华东野战军进入鲁西南地区，尔后挥师南下，进入豫皖苏地区。
以上三路大军形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机动歼敌，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与此同时，我内线作战各部队也都转入反攻。

在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0月10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和基本政策。
随后，解放区广大农民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了整党运动，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顺利发展。

从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我军共歼敌152万人，打破了敌人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计划。
到1948年秋，我军已发展到280万人，武器装备获得改善，攻坚能力空前提高。
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365万人，但能够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4万人，分别蜷缩在以沈阳、北平、徐州、汉口、西安为中心的5个战场上，实行所谓“重点防御”。
战局的发展表明，与敌人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适时地组织并指挥了济南战役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4个多月的作战中，共歼敌154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从而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蒋介石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一面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负隅顽抗；
另一方面又玩弄“和平”阴谋，妄图获得喘息时机，以便卷土重来。
党中央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但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我党与国民党再次进行和平谈判。
然而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签字时，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再次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及时地提出了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革命转变关头，从政治上、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签字的第二天，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敌军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灭亡。
此后，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分别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追歼残敌。
到1949年9月，解放了全国大部分省份。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人民群众欢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此，新中国象一个坚强的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
（李兴仁）

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前进

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立，使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
毛泽东在1958年适时地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如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
在总路线指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和创造性劳动，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些原来没有的行业与部门建立了起来；
一些原有基础很差的部门得到加强，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总路线又存在着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的一面。
这与党对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有关；
也与党内一些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有关。
因而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挫折，使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从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率先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
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做好综合平衡和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十分重要的正确的思想观点。

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的失误，党中央在这期间多次召开会议，以制止“左”倾错误的危害。
但是，当庐山会议后期党内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时，纠“左”的工作一度中断，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再加上此后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扰乱了我们的整个经济计划，使我国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遇到了严重困难。
挫折与困难使人们重新冷静下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1960年冬，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着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1961年1月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重大决策。
为了更好地贯彻“八字”方针，毛泽东与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时期深入农村、工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2年以后，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具体主持下，对发展过快的工业生产和规模过大的基本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在内的果断措施，努力扭转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和财政上存在大量赤字的危机局面；
确立了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兼顾人民生活与国家建设的方针。

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获得恢复和发展。
1962年1月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较好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后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
此外，还给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党在思想文化工作中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
这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克服困难、恢复经济起了促进作用。

经过1961年到1965年5年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圆满成功。
工农业生产在协调基础上已超过1957年水平。
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超过59％，其中农业增长10％，工业增长98％。
这是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第二个发展最快的时期。
农业生产连续几年获得增产，粮食、棉花等主要产品已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农业机械、农村用电、水利建设都有了成倍的发展。
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财政收支平衡。
据此，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任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我们虽然遭受了挫折，仍然成就卓著。
同195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倍左右，达到2327亿元；
国家财政收入总额增加94.4％，达到558.7亿元，国民收入总额增加80％，达到1586亿元。
主要工业品增长显著，其中钢产量增加2.4倍，达到1532万吨，原煤产量增长1.3倍，达到2.52亿吨，原油增长11.5倍，达到1450万吨。
此外，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设起来了。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和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标志着我国科技达到了新水平。
总之，这10年，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十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培养了重要的骨干力量，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时期党在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和纠正工作失误的过程中，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各级干部发扬了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力地凝聚和动员起亿万人民，不仅渡过了罕见的经济难关，而且形成了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灾难的出现是党内“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发展的结果。
“左”的理论认识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视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到“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认识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就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排挤到次要地位，从而使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即使在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仍然坚信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仍然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与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战胜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并最终结束这场内乱的深厚的原因。

严重的挫折并没有终止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没有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
而且，党从这些挫折与损失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经受了磨练，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正是在历经曲折后成熟起来，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邓运）

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
从此，揭开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画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以雷霆万钧之势，继续追歼残敌，解放了华南、西南、西北地区。
1951年5月23日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至此，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香港、澳门外，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党运用政权的力量没收了官僚资本。
截至1949年底，全国共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2858家、金融企业2400多家，并把它们改造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为新中国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还以极大的力量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市场物价，使国家严重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奋斗纲领，规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
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会后，合理地调整了工商业，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当美帝国主义公开武装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把侵略朝鲜战争扩大到我国边境的时候，党和人民政府又领导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1951年10月，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揭发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
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进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与此同时，党领导对工矿交通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运动；
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
到1952年底，在胜利完成各项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的同时，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1952年9月以后，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展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
1955年3月，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一重大斗争进行了总结，增强了党的团结，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庄严地写入宪法里。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党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
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的主持下，审慎地编制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我国工业化开始起步。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需要充分地发挥科学和技术的作用。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同年4月，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应成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在这期间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大会总结了“一五”计划期间的基本经验，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高化民）

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从各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和各条战线进行全面认真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和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恢复和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在经济上，1979—1982年，根据陈云的建议，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着重解决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并且系统地纠正党在经济工作指导上急于求成的错误，确定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

党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出现的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经过6年的工作，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
大会确定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规定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基本方针。
邓小平提出了走中国式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经济体制改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已局部开始，首先在农村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
以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以及一系列农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我国农业出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全面快速增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思想和一系列改革方针。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在企业、市场和国家宏观控制三个层次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改革尝试，同时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中央先后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确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开辟了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闽南三角地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后来又把海南全省划为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从而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区到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使我国经济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

80年代以来，党的外交战略实行了调整，确定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为主题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1984年12月，中国与英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中国与葡萄牙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成功地解决了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的问题。

1987年10月至11月，党的十三大召开。
这次大会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针对我国经济形势出现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不稳定因素和某些经济秩序的混乱现象，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在一段时间里，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开来，终于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
党中央采取坚决的措施，取得了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捍卫了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1989年6月和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实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替。
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实现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
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恢复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规定了90年代实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等主要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指导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我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推动力。
我国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总结这10多年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坚定地全面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
只要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达到光明美好的明天。
（肖冬连）

作者：邵建武

刘小丽等48人被授予“珠穆朗玛优秀演员奖”，刘弼源等15人被授予“珠穆朗玛奖”，上述63人被记功一次。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表演专业演出队、中国歌剧舞剧院舞美小分队和民乐小分队被授予“珠穆朗玛优秀演出集体奖”，中央歌舞团等15个选派演职员的单位同时受到嘉奖。

自5月16日至6月11日，赴藏中央代表团艺术团克服高原缺氧等各种困难，行程2000多公里，26天，演出20场，观众达5万人，受到了西藏各级党、政、军领导和各族人民的高度评价与热烈欢迎。

艺术团返京后，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丁关根、杨白冰、王忍之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给予艺术团的工作以很高评价。

江泽民同志在艺术团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次中央艺术团赴藏演出，克服高山缺氧的困难，受到西藏人民热烈的欢迎，反映很好，对艺术团的同志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希望大家发扬成绩，深入群众，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

李瑞环、李铁映、丁关根、王忍之等出席了今天的表彰大会。

李瑞环在会上讲话，他指出：赴藏艺术团的事迹说明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在关键时刻是拉得出、打得响的，是能够响应党的号召、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同时，也说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
到人民中去，为人民服务，是艺术工作的方向，也是艺术表现其价值、艺术家出息成长的正确途径。
我们要很好地宣传赴藏艺术团的事迹，鼓励、引导人们为社会主义祖国、为四化建设建功立业。

李铁映在讲话中说：在西藏，我亲眼目睹了你们的精彩演出，听说了你们的感人事迹。
今天听来，又一次被你们打动。
你们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嘱托，为艺术家们争得了荣誉，也证实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艺术之母的真理。
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时代，必将造就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
你们在西藏的演出和体现的奉献精神说明了这样一些道理：艺术在奉献之中臻于完美，精神在奉献之中达到升华，价值在奉献之中得以实现。
你们的西藏之行是一首艺术家的奉献之歌。

王忍之在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象赴藏中央代表团艺术团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向人民学习。
各级文艺工作的领导要积极为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象小平同志所期望的那样，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养分，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作者：冯瑛冰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大型画册“七·一”出版。

邓小平同志为画册题写书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江泽民同志为画册题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光辉历程，激励着我们朝着更加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大型画册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华通讯社、中央档案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共同编辑的。
画册精选了党史上珍贵的照片、图片和文献资料，全面、准确、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70周年艰苦曲折而又光辉的战斗历程，展现了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壮丽画面，其中有部分图片资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
画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同志担任画册顾问。
画册由胡绳、穆青主编。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冯瑛冰）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性大型辞书《中国共产党百科要览》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

江泽民、李先念、薄一波为此书题词。
陈云为此书题写书名。
宋平为此书作序。
江泽民的题词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光彩”。
李先念的题词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
薄一波的题词是：“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宋平在序言中写道：“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从党的切身经验中学习，是一种最好的学习。”
李锡铭、薄一波、宋任穷、王平、伍修权、李德生、余秋里、陈丕显、康世恩、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孙起孟、雷洁琼、王丙乾、王任重、谷牧等出席了今天的首发式。

薄一波在首发式上夸奖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百科要览》是件好事。
他说，这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作者：聂清吉
栏目：向新科技革命进军

原子弹惊雷般的爆响，蘑菇云在中国西部腾空，“一箭多星”发射成功等，都使世界为之震惊。
国际舆论断言，那不仅仅是火红的云团，而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一个正在崛起的科技巨人迎面走来。

世界进入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
1983年3月，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
接着，又有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今后10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
这些计划都着眼于21世纪的战略发展，一场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已经开始。
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1985年底，在一次会议上，我国有关专家讨论国际高科技发展态势时，王大珩、陈芳允等同志认为，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谁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
我国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有条件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并在一些优势领域实现突破。
翌年初，电子专家陈芳允提出向党和政府反映自己想法，得到几位科学家的赞同。
王大珩教授写出了建议信的初稿，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4位科学家经过推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上送给党中央。

这份建议不仅是他们对发展高科技的见解，更是科学家们对祖国赤诚之心的写照。
这种高度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许；
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因此，“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经过筹划和论证，1986年3月，一项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诞生了。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立即实施，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863”计划的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这项计划是我国发展高科技的纲领。
它确立了高技术在我国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确了高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落实了项目和课题的全面部署；
组织了精干的队伍等。

这项计划是动员中华民族向高科技进军的号角。
它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一切爱国的人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紧迫感，发扬“863”计划倡导的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向世界高峰攀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科技之路。

以跟踪世界高科技领域最新成果为目标的“863”计划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实施顺利，初战告捷。

据统计，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航天技术、能源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等领域中，共取得研究成果400多项，其中50多项达到国际80年代中、后期水平，有的已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之中，提高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这些成果有力地证明：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在高科技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通过“863”计划的实施，组织了一支阵容整齐的、精干的高技术研究队伍。
“七五”期间，从事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已达万人，40岁以下的科技人员占47％。

今年4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863”计划工作会议，表彰了60个先进集体和330名先进工作者。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在会上说：“科技兴则国兴。
以‘863’计划为代表的高技术研究计划，对新时期依靠科技振兴中国的目标将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对这项展示中国高科技发展水平的“863”计划，文艺工作者们高歌赞颂：

“863”光辉的起点，直通向崭新的世纪。

“863”崇高的工程，创造着科学的奇迹。

“863”不朽的业绩，实现着中华的崛起。

作者：黄旌整

广东南海县“三防”指挥部和武装部，组织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进行抗洪抢险打桩比赛，促进了防洪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本报特约记者 黄旌整摄（照片）

作者：彭利民

这次展出的160多幅作品，均是近年来全国各地书画家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的珍贵艺术品，其中有李苦禅、沙孟海、何海霞、董寿平、谢冰岩、溥杰等著名书画家的墨宝，也有沈鹏、权希军、庞希泉等一大批中青年书画家的作品。
由北京画院、中国画研究院8位画家创作的巨幅山水“三山五岳”，以其磅礴的气势、不同的风格、精妙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壮丽的四季风光，受到了观众的高度称赞。

作者：任志忠/刘新如

1991年6月25日，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土地日”。

土地，人们繁衍生息的母亲，社会一切财富的源泉。

土地与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

呵，多少远离家门的人怀揣着故乡的泥土，多少异邦归来的游子俯身亲吻祖国的大地。
即使古时自称天之骄子的帝王，也不忘每年祭奠土地，在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人们至今还可见到帝王膜拜土地的象征——“五色土”。

祖先给我们留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地大物博”陶醉了多少中华儿女，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酷的基本国情却是：地少人多。

我国可耕地面积以年均800万亩的速度递减，大体上每年减少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

我国人均占有耕地解放初为2.7亩，到1985年减少为1.3亩。
现有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汉代人均数的1/7，在世界5000万以上人口国家中居倒数第三，仅相当于美国或苏联的1/9。

我国耕地面积还在继续减少。
近年来的“建房热”，每年占用近百万亩良田。
“先盖围墙，后建厂房”的“圈地运动”，死人与活人相争的“建坟热”……在宰割、吞噬着大地母亲的肌肤。

“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
本来就少的耕地再这样减少下去，我们吃的五谷从何处得来？
子孙后代到哪里去找立足之地？

土地在呻吟，母亲在呼救……

我们的母亲正在走向“极限”，耕地危机现实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

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按建国后耕地平均递减的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推测，几十年后，我国人均耕地将只剩下0.7亩，和今天的日本一样，2/3的粮食要依靠进口。

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称：“我国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已趋于饱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犹如一艘超载的航船，土地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日渐减少的国土上，我们该怎样代代相因地生存与发展？
我们该怎样避免大自然报复悲剧的重演？

在今年4月闭幕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合理利用土地与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一起，被大会通过的决议，郑重地列为中国三大基本国策。

国策不能说说而已，国策也应当是厂策、家策。
保护国土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人民生活中80％的热量和75％的蛋白质来自土地。
一切幸福、美好和希望，都离不开土地。

毁灭土地，也就等于毁灭人类自己。

“存得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请你珍惜每一寸土地吧，为了母亲，为了自己，也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贯彻土地基本国策，需要唤起公民的土地意识。

战士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和责任。

国土代表着国家的主权，人民的利益。
每一寸土地都决不容侵犯，每一撮泥土都要倍加爱护。

这就是战士心中坚定的信念。

世界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这方土地！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6月23日电 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吉多·德马尔科今天在这里说，在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几十万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难民生活条件恶劣。

他估计当前大约需要25万吨救济粮才能使埃塞俄比亚东部的难民摆脱困境。
他呼吁国际社会向难民提供援助。

作者：戚德良

西哈努克在该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结束时还宣布，在柬全国实行无限期停火的同时，柬四方停止接受外国军事援助。

他说，委员会全体成员还一致同意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埔寨代表团出席下届联合国大会，并由西哈努克亲王主持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今后所有的会议。

作者：陈家保/张加祥/侯鹤祥

据新华社河内6月24日电 （记者陈家保、张加祥、侯鹤祥）越南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此间巴亭会堂开幕。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致开幕词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代表越共6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总报告，扼要介绍了包括政治报告在内的大会各项文件要点，阐述了越共今后的内外政策。

作者：何大隆

这份题为《全球军火交易》的研究报告援引该处最新的统计数字说，1988年，美国共出口了143亿美元的武器，比北约组织其他成员国同年武器出口的总额还多2倍多。
在美国出口的武器中，一半以上销往了中东地区。

栏目：新闻简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24日在北京说，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两国的建设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

万里是在会见由国家小呼拉尔主席、副总统拉·贡其格道尔吉率领的蒙古国家小呼拉尔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据新华社）

栏目：新闻简报

国家副主席王震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农学博士、日本沙漠开发研究所所长远山正瑛，赞扬他帮助中国治理沙漠是“做了一件好事”。
王震感谢远山正瑛多年来为中国西北地区治沙科学研究工作付出了辛劳和智慧，并且作出了成绩。

（据新华社）

栏目：新闻简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近日在吉林省考察后提出，当前要冷静地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决不放松粮食生产，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卖粮难、储粮难，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要探索粮食经营体制改革，逐步扩大放开经营部分，搞活粮食流通。

（据新华社）

作者：实习生张彦芳
栏目：新闻简报

纪念建党70周年全国硬笔书法展，24日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开幕。
李先念、王震、薄一波、李德生等领导同志及书法艺术界知名人士为大展题写了贺词，杨得志为大展剪彩。

（实习生张彦芳）

栏目：新闻简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24日上午在北京会见了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朱马里·赛雅颂中将率领的老挝高级军事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据新华社）

作者：春久/杨卡
栏目：新闻简报

某疗养院中兴机电厂生产的LAW25型按钮开关近几年已打入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4月底获沈阳军区优质产品金奖。
（春久、杨卡）

作者：乔乔刘秉钧
栏目：转业退伍军人天地新闻特写有奖征文

提起杨立儒，知道的人不多；
提起“马蹄形回风灶”，知道的人就多了。

那是1966年。
在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服役的杨立儒当了炊事班长。
部队抓节煤，一位战友对他说：“谁能把炊事用煤降到人均每天0.25公斤以下，我倒着走。”
血气方刚的杨立儒把这玩笑话当了真。
不管白天黑夜，他不辞劳苦带领全班改灶节煤，经过1年多600多次试验，“马蹄形回风灶”诞生了。
连队人均每天耗煤从1公斤降到0.1公斤。
不得了，全军的军需处长都来参观，140人吃饭，他30分钟做熟30公斤米饭，两菜一汤，总计用煤0.95公斤，煤渣不到0.5公斤。
《解放军报》等军内外新闻单位作了大量报道。
杨立儒先后被任命为副连长、指导员，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并入选大会主席团，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鼓励。

12年后，杨立儒携妻带子转业回乡，当了河北省三河县高各庄供销社的副主任。
供销社的炉灶吃煤多得厉害，他三弄两弄，炉子改好了，一烧，节煤80％。
职工们服了：“咱这主任还真有两下子。”
夹纸厂的炉灶过去烧1担开水要20分钟，一天烧煤30公斤，200瓦的吹风机总转着，一天要耗2度电。
杨立儒泥一身、水一身给这个厂重新盘灶。
他盘好的灶20分钟烧开3担水，不用吹风机，一天最多烧12公斤煤。
就这样，杨立儒走到哪，把他的“马蹄形回风灶”带到哪，节煤节多了。

去年上半年，杨立儒当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杨立儒还为宾馆垒炉灶，到今年5月，这个宾馆节煤近百吨。
他还研制成功一种吊胆节能锅炉，已获得国家专利。

作者：刘丛华
栏目：转业退伍军人天地新闻特写有奖征文

在江苏省盐城市郊区步凤乡蔡灯村，一提老党员陈洪林的名字，人们都说：陈堂长真是好样的。

1984年，蔡灯村建了一座骨灰堂，要找一个看守人，可有的说害怕，有的说看死人短寿，都不愿干这行当。
69岁的老复员军人陈洪林找上门：“这活让我干吧，我在炮弹坑里爬过，死人堆上滚过，不忌讳！”
村干部有些为难，陈洪林是1944年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挂过彩，怎好让他干？
但经不住他一再要求，批准了。

骨灰堂建在一个叫“猪荡”的地方，荒凉、偏僻，周围只有几丛蒿草。
这些年来，陈洪林栽下数百棵冬青、泡桐、松柏，远远望去，骨灰堂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变成了村里的“风景区”，常有老爷爷、老奶奶来拉家常。
75岁的蔡季英，当初反对建骨灰堂，说过“那地方我死了不去”的话。
去年的一天，她割草路过骨灰堂，陈洪林领着她在花草丛中散步，蔡季英动心了，说：“老堂长，这地方好，我死了就上你这儿来！”
吕风春老人请老堂长帮助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他死了也要进骨灰堂。
平日里，有的死者家属给老堂长送来“红包”，以求他给予关照，老堂长一次也没有收过。
老堂长还向村民宣传无神论，教育大伙不要搞迷信活动。

一位教师路过此处，挥毫写下一联：“有树有草有花，有景有情有爱。”
横批：“殡葬新风”。

作者：旭东

八一队是在接连失利、处境艰难的情况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赢得这场比赛的。
观战的行家评论，八一队打得有气势，有章法，作风顽强，象支军队球队的样子。

这场比赛，八一队中场核心8号王涛表现出色，连进两球。
开场11分钟时，他接队友右路传中球，跃起头槌，率先破网。
下半时28分钟，八一队重施边路进攻、沉底传中“杀手锏”，大连队后卫头球解围后，王涛飞身迎上，在距对方球门30米开外凌空抽射，再次将球送入网窝。

处于落后的大连队急于扳平，攻势如潮，但八一队后卫处险不惊，防守严密，门将江洪高接低挡，表现出色，一一瓦解了对方的攻势。
直到终场前5分钟，大连队方利用罚直接任意球扳回1分。

作者：莫占江

“八一”兴城疗养院坚持开展适合医护人员特点的文体活动。
图为医护人员进行背后传球比赛的情景。

莫占江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