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30年来最大的群英盛会
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筹备就绪
国务院将授予2793名先进人物光荣称号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
经过半年多来紧张、认真的工作，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今天在日坛宾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表彰大会定于本月28日在北京隆重开幕，并将组织全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参加建国40周年的庆祝活动。
欢迎各国驻华新闻机构的记者朋友们采访和报道大会。
这次表彰大会是自1959年时隔30年之后的一次人数多、规模大、范围广的群英盛会。
将被国务院授予光荣称号的人员中，有全国劳动模范1988名，先进工作者805名。
他们分别来自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教育、科研、政法等51个系统或行业。
此次评选出的模范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优良的政治品质。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值得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和发扬。
出席这次表彰大会的还有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英雄代表190名、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的老劳动模范代表71名。
他们将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出席大会。

专栏：
交流经验　洽谈业务
800名中外企业家欢聚北京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傅刚）800名中外企业家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联谊活动，互相交流经验和洽谈业务合作的可能性。
参加联谊会的有新加坡工商企业访华团、泰国工业代表团、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和法国罗素化工公司等200名外国企业家，一些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济、商务参赞，以及600名中国大型企业的企业家。
王首道、程思远、薛暮桥、马洪、吕东等同志参加了联谊会。
吕东代表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在会上讲话说，大家在北京参观“中国工业40年——大型企业发展成就展”，再亲自看一看，听一听，就会了解我国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就会理解并且相信，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是权宜之计，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长期政策。

专栏：
冈崎嘉平太先生逝世
我国领导人分别电唁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冈崎嘉平太先生昨天逝世后，我国领导人李鹏、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薄一波分别致电冈崎嘉平太先生的家属，对冈崎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李鹏总理在唁电中说，冈崎先生德高望重，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和友好交流，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
冈崎先生的逝世，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一位亲密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专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中国政府平息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已经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来，国际社会对这场风波的真相和性质有了更全面、更客观公正的认识和了解，谎言和谣言日渐失去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政府平息暴乱表示“理解”和“支持”，还有一些国家开始改变立场，准备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对华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智和现实的考虑，是值得欢迎的。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重新衡量和评估对华政策、调整自己的行动之时，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却发出了极不协调的声音，提出了一些离奇的论调。
他们公然提出恢复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要“以中国政府尊重基本人权”和“实行真正的改革和开放”为“先决条件”。
有的甚至提出什么要“以经济合作换民主”。
前不久，西方7国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中国问题”的决议，公然谴责我们
“无视人权”，要我们“创造条件”以恢复和西方合作的“基础”。
在对华关系中，西方国家某些当政者公然逼迫我们改变国内政策，作为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这是国际关系中所罕见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无权以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条件。
如果坚持上述的先决条件，就是十足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于这种粗暴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做法，中国人民理所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而且大量的材料也已经表明，发生在北京的这一场风波，是极少数人在幕后策划和挑动的，其目的在于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它决不像某些西方新闻机构所歪曲的那样，是一场所谓的争取民主和人权的运动。
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斗争，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之举。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容许这样的动乱和暴乱任意蔓延。
中国政府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采取了制止暴乱的措施，这一做法不一定合乎某些西方国家的胃口，但这决不能成为横加干涉的理由。
即使那些起劲地指责我们的西方国家，国内也发生过种种的骚乱，采取过平息骚乱的措施，我们并不因为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而干预它们的内政，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甚至提出什么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
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有什么权利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如此蛮横地一再指手划脚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西方政界人士还提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条件是要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来”，“实行真正的改革和开放”，这种提法本身就极其荒谬。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后，中国领导人曾多次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将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这也是人所共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有些人士还喋喋不休地要求中国“实行真正的改革和开放”是什么意思呢？
说穿了，就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不对他们的胃口，他们所谓“真正的改革和开放”，是什么含意呢，就是要中国人民不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而是要听从他们的指挥，按照他们的愿望和模式来进行改革和开放。
这是打错了算盘。
我们要告诉这些人，中国人民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沿什么方向发展，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
实践已经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开放，是符合中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政策，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
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会背弃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也决不会堵塞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
人所公认，国际关系中应当严格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也不论是穷国富国，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历史证明，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当时法兰西共和国为反对欧洲封建专制王朝对其革命进行干涉而提出了这一原则。
但是，在其后的历史中这一原则并未真正实行。
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疯狂推行侵略、掠夺和奴役殖民地的政策，导致了无数次的冲突、残杀和战争，不干涉内政只是一句空话。
第2次世界大战后，鉴于不干涉内政原则遭到法西斯侵略势力空前践踏的历史教训，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联合国宪章》及其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中都得到了确认。
随着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的呼声越来越高，1955年万隆会议上，由中国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郑重地写进了万隆会议公报。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强权政治的对立物，越来越深入人心，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
3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被证明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
坚持这些原则，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相反，如果这些原则遭到破坏，不要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改善，而且会触发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国际气氛就会大大毒化，世界就会动荡不宁。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不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多么遭人痛恨，受到强烈的谴责；
不管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多么为世人所不齿，遭到各国普遍反对，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以国际“法官”自居，以干涉别国内政为己任，对一切不合他们意的事情，横加指责。
这种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至今仍在继续。
但当今世界已非昔日可比，任何国家想要充当世界的“法官”，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有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
“过时”，当今最流行的价值观是“人权”。
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由于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各异，加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千差万别，对于人权，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
我国政府一向重视人权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了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个人的各种权利。
但人权不是绝对的。
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既受到法律的保护，又不能不受法律的制约。
我国根据宪法和法律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与人权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有些人总是把他们的价值观看作是绝对真理和国际上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并以此做为标准去衡量和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强权政治的表现。
他们鼓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过时”，妄图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代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
如果照此办理，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那还有什么国际关系准则可言？
天下岂不乱套了吗？
可见，某些西方国家高唱“人权”是假，行干涉内政才是真。
这就告诉我们，围绕着维护还是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还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同时，这也再一次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坚持这些原则今天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最近邓小平同志指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并主张以此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国际关系的准则，积极发展同世界上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中国40年的历史证明：
中国是一个讲原则、守信用的国家，她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也决不拿原则做交易。
今天，我们同样不会接受某些西方国家妄图强加给我们的先决条件。
现在，某些西方国家同我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责任不在我们。
为使国家繁荣昌盛，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重新关闭。
解铃还需系铃人，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对华关系，关键在于这些西方国家抛弃偏见，把目光放远一些，从长远利益出发，采取明智的对华政策。
我们相信，只要这些西方国家改变了那些浅薄的见识和短视的做法，尊重事实，尊重国际关系准则，采取主动积极的步骤，那么，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合作关系，必将得到恢复和稳定的发展。

专栏：
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闭幕
司马义·艾买提强调利用地区优势开发扶贫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本报记者袁建达、新华社记者格来：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扶贫工作会议今天上午在这里闭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在会上讲话时提出，各地要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要把这项工作摆到事关民族团结进步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扶持贫困地区，力求多办实事，使贫困群众定期解决温饱问题。
贫困地区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改变生产条件，改变落后面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他说，要大力改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否则，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生产生活也是很难保持稳定的。
要积极利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优势进行开发性扶贫，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积极进行农、林、牧、矿、水电、旅游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展多种经营。
他还提出，在扶贫工作中要注重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智力开发。

专栏：
共和国与我——国庆抒怀征文
我们是国家主人
安徽省砀山县官庄坝镇张老家村　张世居　王文香　刘福印　魏正德
一晃眼，已是10年前的事了。
我们4个联名写的信《我们盼望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先是发表在1979年12月12日的安徽日报头版，6天后又转载到人民日报头版上。
谁能信，我们这些整天与庄稼棵子、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写了稿也能登上党中央机关报的头版！
那几天，那张人民日报在我们手里传过来传过去，看一遍又一遍。
一阵阵兴奋，一阵阵欢笑。
我们这些“泥腿子”，心里充满了主人翁的自豪感。
我们这几个庄户人，除了王文香年近花甲外，其余3人都与共和国同年诞生。
祖祖辈辈庄户人，听说过几个写文章、论国事的！
我们怎么会想起给党报写稿的呢？
说起来，这也是叫一肚子话给憋的。
10年前，那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咱农民的日子还是“红芋片子作主粮，老母鸡当小银行”，比现在苦多了。
一个好劳力辛辛苦苦干一天，也就值四五角钱，农民住的，大部分是草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来了。
1979年，联系产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像星星之火一样点着了，我们的心也跟着点着了。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对呀，用这个法子，农民准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就像我们在稿中举的那个例子，生产队“大呼隆”的干法，那年种20亩花生才打500多公斤，社员自留地一亩就打一二百公斤。
改了“大呼隆”，集体的地也能像自留地那样下功夫种好。
可是，盼来盼去当时砀山县就是没有责任制的影子。
我们要求队干部实行责任制，队干部总是不愿意顺着我们的心意干。
我们急得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4个人整整花了两个通宵，你一言、我一语地写成了这篇稿，说说我们的心里话。
我们说：
“我们都希望国家能够很快富强起来，群众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
当前，在农村，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发展生产的好办法，我们迫切地要求采用这种办法。”
这篇文章带着我们的心意与呐喊，飞向省城合肥，后来又飞向北京，飞向全国！
当初，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干部，对我们的举动很不理解，说了不少风凉话，什么“赶风头”呀，“捞稿费”呀……听了真叫人生气。
可是我们想，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该向党和国家说的话，就得理直气壮地说，怕啥！
我们4人全是贫农出身。
旧社会农民如何如何苦，年长的王文香至今还常常讲给大伙听。
如果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一个个还不都是讨饭的料，哪有今天！
我们这些人对党、对国家没有二心。
拿王文香来说，1954年在这一带他是第1个报名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3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们饿过肚子，嘴上也没有一点怨言。
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呀，当主人就要有个主人样子嘛！
就这么着，不管人家说啥闲话，我们心里踏踏实实。
我们的呼吁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是符合党心、民心的。
很快，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砀山也推广开了。
我们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10年过去了，还有人对我们说：
“还是你们4个有眼光！”
这不，10年来我们可真是一步一层天！
现在生活虽说不上好到头了，但“常年吃细粮，住着砖瓦房，银行有存款”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砀山是全国闻名的砀山酥梨产地。
这几年，我们响应县里的号召，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利用黄河故道沙滩，种了不少梨、苹果什么的。
瞧着吧，再过个四五年，家乡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园，我们的日子就更红火了。
想想这40年，想想这10年，我们打心眼儿里感到，庄稼汉成了国家主人，全仗着社会主义制度好，仗着党的领导好！
前不久发生动乱时，一些人竟然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也是亿万农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张世居执笔）

专栏：
江汉油田一油井喷火七天
三千人扑救已将火龙降服
据新华社武汉9月23日电
（记者杨正文、通讯员曾凡宏）在江汉油田一口油井燃烧了一个星期的井喷火龙，经过3000多名干部职工全力扑救，22日下午5时15分已被扑灭。
这口位于江汉油田高产油气区的油井，是9月16日发生喷火的。
当日凌晨5时45分，作业的钻井队把钻杆打入地下1483米，突然发生井喷，继而喷火，火势最大时火焰高达45米。
井架设备当场被烧塌，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极为重视。
湖北省省长郭振乾17日就赶赴现场，组织指挥灭火战斗；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四川石油管理局及时派来了灭火专家；
湖北省公安部门从全省10多个单位抽调200多名消防人员和30余辆消防车、干粉炮车，参加灭火抢险工作。

专栏：
矿工公寓
山东兖州矿务局兴隆庄煤矿盖了一座22层的矿工公寓，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公寓内部设施齐全，清洁卫生，安静舒适，为矿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休息和娱乐的环境。
杜宗河摄

专栏：
辽宁省领导深入基层引导企业负责人
全面理解四中全会精神
稳定企业改革大政方针
本报沈阳9月23日电
记者段心强报道：
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中，辽宁省委不时听到来自企业的疑虑：
提出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是不是会影响厂长的“中心地位”？
生产经营和思想政治工作会不会出现“两张皮”？
反腐败中对生产经营中问题的追查，会不会影响企业经营的积极性？
面对这些问题，省委认为：
辽宁是我国的工业基地，能不能稳定住企业事关大局，而解除他们的疑虑又是稳定企业的关键。
因此，省委书记全树仁带领“一班人”分头到全省各地调查研究，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解除疑虑，稳定了厂长、党委书记和职工的思想，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企业更加充满活力。
全树仁到沈阳、抚顺、本溪、辽阳、大连等市调查研究，听取了30多个企业100多名厂长、党委书记和其他干部的意见，还走访一批工人，针对各单位不同的问题作扎扎实实的工作。
在沈阳，他和中捷友谊厂、电缆厂、电冰箱厂和金杯汽车公司等十几个企业的负责人座谈，发现一些人认为现在提出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厂长的“中心地位”就保不住，厂长负责制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全树仁说，党组织是“政治核心”，是指党组织要监督、保证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而厂长负责制是指厂长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面负责，保证指挥系统畅通。
两者分工负责，又互相联系。
既坚持党组织是“政治核心”，又维护厂长的“中心地位”，是对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过去强调厂长负责制就把书记说得“一团糟”不对，现在强调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就贬低厂长、经理也不对。
在本溪、鞍山、营口、阜新等市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省委副书记王巨禄，常委、宣传部长王充闾，就生产经营与思想政治工作会不会再出现“两张皮”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他们说：
过去出现“两张皮”是因为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方针造成的。
现在全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委书记也好，厂长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只是分工不同。
厂长组织生产经营离不开人的工作，党委的思想工作也必须渗透到生产经营过程中才能开展，都是要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工作的，怎么会出现“两层皮”呢？
过去由于赵紫阳同志错误的干扰，许多地方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
当务之急是厂长、经理和书记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考虑，认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不要因为考虑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而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长春和其他领导同志在锦州、营口、大连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厂长、经理看到在惩治腐败中处理了几个厂长，就认为是整他们的信号，情绪不高。
因此，省委负责同志解剖案例，用事实向厂长、经理说明，腐败分子在打击之列，但不能因为出了个别蜕化变质分子，就改变对这支队伍的基本估计。
要注意把企业里正常的经营活动、业务来往（包括这方面工作上的失误）与腐败行为区分开来。
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坚持；
不对的，改过来。
要下决心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

专栏：
上海动乱真相
施岩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报纸上已作了详尽的介绍，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而同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严重的学潮、动乱和局部骚乱，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披露，人们还不太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这里，我们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上海动乱的前前后后，意在帮助人们了解上海这场动乱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进一步认清这场动乱的性质、根源和危害，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这场动乱是早有预谋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场风波是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结果。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纵容和支持，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一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到处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西方化。
去年0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过去几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严重失误，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尤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一些智囊人物，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预感形势不妙，便利用国内外、境内外的传播工具，竭力反对治理整顿方针，透露出“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为这次动乱作了一系列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与赵紫阳的智囊团关系极为密切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散布治理整顿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改革“逆转”，并攻击李鹏同志在七届二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所谓要防止改革“走回头路”，把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港台一些报纸也别有用心地称改革已走上绝路。
今年年初，《世界经济导报》又异乎寻常地全文转载了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
严家其在这篇《对话》中毫不掩饰地说：
“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对中国前途的这种担忧说出来”，“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并说“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
这篇重头文章显然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期间，上海与北京的所谓“精英”人物频繁往返，南北奔走，又是召开研讨会，又是发表文章，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像1986年底、1987年初一样，极少数人把挑动动乱的主要目标放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身上。
今年年初以来，他们利用高校这块阵地，打着“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幌子，散布了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一些人在上海高校内偷偷地张贴“海报”，蛊惑人心地说什么“危机！
危机！
危机！
信仰危机！
体制危机！
前途危机！
历史责任感逼迫我们大学生站在时代之前”；
公开号召要“搞组织”、“结成社团”，“共研现时社会”。
一些人以诗歌、话剧、小说、大字报等形式，“纪念八六年学潮”，煽动“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呐喊”。
一些人则暗中串连，别有用心地在学生中传说“北京五四要上街”、“上海今年肯定要动”，“要用血来纪念五四”、“要大干一场”。
当时上海高校有人曾洋洋得意地说：
“现在全国好比一堆干柴，只要方励之等人出来领头，这堆干柴一点就燃。”
动乱的征兆果然在境内外的相互策应、紧密配合下悄悄地引发起来了。
今年01月，海外和国外一些组织不断鼓噪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
“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复旦大学82级毕业生）与方励之、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张显扬、李洪林等人密谋把所谓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签名运动”引向上海。
王若望闻风响应，声称“上海不能沉默，要奋起直追！”
并伙同一批臭味相投者，企图在上海发起签名运动，“南北呼应”，向政府施加压力。
王若望还亲自修改了征集签名稿，圈定了30多位知名人士的名单，研究了“先易后难、先分后合”的策略。
并派人上门征集签名，准备发往香港登报。
“中国民联”也把黑手伸向上海。
这个以“取消四个坚持，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为近期目标，并将“推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作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的反动组织，把上海作为他们今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早在年初就派遣汤光中等三人从美国潜入上海，携带胡平、王炳章等人给杨巍的亲笔信、祝贺卡，准备在杨巍刑满释放时去监狱门口迎接，以此扩大“中国民联”影响，实现其所谓“政治登陆”。
后被我公安机关及时发现，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今年03月，上海不少高校陆续收到大量来自境外的“心战品”，有的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出“要迫使邓小平第4次不光荣地下台”；
有的煽动大学生在五四期间搞全国性统一行动，“要以鲜血来纪念五四”。
鉴于上述种种迹象，上海高教系统很多同志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的措施。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前两天，上海有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的《告全国大学生书》，鼓吹“没有小乱，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大乱；
没有短乱，就会出现十年长乱。
乱一点并没有什么可怕”，还蛊惑人心地提出：
“全国大学生们，‘五四’即将来临，届时让我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制的大旗”。
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同志恰在这个时候突然病逝，极少数人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旗号迫不及待地借题发挥，煽动学潮，制造动乱。
因此，这场动乱在这个时候发生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蓄之既久，早有预谋的。
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
人所操纵和利用
上海的这场学潮和动乱，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从4月15日—4月26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为名，掀起一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浪头；
从4月26日—5月20日，学潮由学校向社会扩散，出现以“声援北京高自联”，“声援《导报》”，反对4·26社论，要求承认非法组织，要求所谓“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游行、静坐、绝食、请愿；
从5月20日—6月04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继续出现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戒严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游行，继而发动“空校罢课”；
从6月04日—6月08日，在“高自联”策划下，几千学生和一批社会渣滓沆瀣一气，上街破坏车辆、堵塞交通，造成全市交通瘫痪。
这场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
首先表现在学潮初期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动乱性质。
其中一类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04月15日，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夜，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一条标语：
“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
04月18日，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题为《警世钟》的大字报，公然喊出：
“本死不死，除奸更待何时”；
“让上帝把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收留去吧，别只召去了耀邦”。
04月18日张贴于华东师大内的一张大字报煽动说：
“民主必须化，自由必须大，政府可以骂。”
另一类是煽动学生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
如“追查胡耀邦辞职、去世真相”；
“重新评价耀邦”；
“重新评价1986年的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还我方、刘、王！”
等等。
还有一类是反对治理、整顿方针，煽动“倒邓保赵”的。
04月22日，张贴在复旦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李鹏同志今年03月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
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保守派”，而把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怂恿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封为“改革派”，把四个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歪曲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
04月19日张贴于华东化工学院的一张题为“我们行动的檄文”的大字报说：
“改革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保守派全面掌权，中国将导致何种局面”；
“我们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支援改革派，像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经济导报》抢在4月23日提前出版了第439期，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次动乱的两条政治纲领：
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
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对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导报》提出这两个动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正如钦本立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要邓小平检讨”。
这期报纸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肃批评，并责令它停止发行。
在这以后，《导报》某些人就不断出入于上海各主要高校，利用学潮制造动乱。
许多高校的大小字报也都紧紧围绕这两个政治纲领大做文章。
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以及某些非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那么一些出谋划策的“智囊”，他们活跃于幕前幕后，诱引大批无知的学生，从成立非法组织、进行秘密集会、采取恐怖行动，直到大规模破坏交通、制造骚乱，一步步登上动乱的战车。
复旦大学有一个以“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教师叶茂强为首的七名教师组成的“智囊团”。
他们公然对复旦各派学生组织宣布：
“智囊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的事一定要执行”。
在这次动乱中，复旦大学学生搞静坐、闹绝食、堵交通、设路障等活动，几乎都有这个“智囊团”在参与策划指挥。
甚至复旦“自治会”和上海“高自联”在后期炮制的各种宣传品，不少也是他们起草或修改定稿的。
05月26日，叶茂强还跑到上海“高自联”秘密召开的21所高校代表会议上，为学生头头们分析形势，指点下一步“行动方向”。
他说，昨天下午，我们理论界开了一次会，认为：
“一是万一上面采取高压政策，学生要进行自我保护，‘高自联’和各校‘自治会’的财产应隐蔽起来，以备后用；
二是要准备打持久战，不仅要进行游行、示威、绝食、静坐，还要深入群众”，“要把启蒙运动的种子埋下去，让他生根发芽”，并声称“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总体指导”。
华东师大经济系副主任陈琦伟，在这次动乱中，一方面为学生出谋划策，充当“导师”，一方面多次向学生发表反政府演讲，公开煽动学生“打倒政府”，他说：
“我们的第1个目标是使李鹏戒严，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2个目标，我们是要把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李鹏官僚独裁政府拉下台”。
他还“指点”学生说：
“我们不应提打倒官倒的口号，因为官倒不是一种现象，它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人发疯，全国跟着遭殃”；
“这个政体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社会危机、信仰危机”。
他的这些煽动性演讲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毒害了很多青年学生。
《世界经济导报》国内经济部主任陈乐波，也是上海动乱中直接操纵和利用学生的“智囊”人物。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他“建议”上海“高自联”和“中自联”（中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聚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
他向学生提出了三条
“行动纲领”：
（1）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次取得了游行权，我们还应有其他的权。
（2）争取高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
我们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把阵地夺下来，报社、工会、党支部、民主党派，夺一个是一个，能改造一个就是一个。
（3）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新的启蒙。
这次学潮是一次耕耘，我们应该多撒下一些民主权利的种子，还要有点剧烈的行动，让后人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也有许多专线同上海“高自联”保持联络。
“中国民联”频频插手上海的学潮。
“民联”成员徐邦泰（原复旦大学学生）鼓动学生“建立独立的学生会”。
“中国民联”总部还指派杨巍与上海“高自联”头头接触，对学潮予以“政策指导”。
“中国民联”成员陈军，为了随时“与国内关系互通信息”，专门在其美国家中设立了一个指挥
中心和专用电话，由陈军24小时值班，对上海的学潮、动乱遥控指挥。
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动乱中，更是频频向上海投寄
各种煽动性的“心战品”，指挥上海潜伏特务“把握现状，参加学运，汇报成果”，并伺机发展组织。
总之，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都千方百计伸手操纵和利用学生，策划和加剧动乱，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动乱自始至终呈现“南北呼应”的特点
这次动乱的中心和主战场在北京，上海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分战场。
京沪两地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通过北京“三所一会”（即赵紫阳的“智囊团”）、《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以及两地“高自联”组织和学生南下北上的频繁串连等多种渠道，策动上海“与北京联合行动”。
在整个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北京刮什么风，上海就下什么雨”。
学潮初期，北京高校出现许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上海高校也如法炮制，亦步亦趋。
各校贴出的大字报有的咒骂我们的政府“是最腐朽的政府”，咒骂我们的党“是集权的党，是欺诈人民、靠不住的党”；
有的要“打倒封建专制！
打倒独夫民贼！”
“推翻共产党，解散政府，改组政府”。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等人授意下，北京“高自联”立即发出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改成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
上海在同一时间，也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通告”，统一规定游行时多提物价、官倒，“绝对不提打倒官僚政府之类的口号”。
当这次“学潮”和动乱“风起于青苹之末”时，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于4月17日就旗帜鲜明地发出“通告”，提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
又由于全市50多所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做好稳定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
在5月04日以前，全市51所高校、13万大学生中，仅三所高校、四五千人上街，教学秩序基本正常。
但是，5月04日以后，风云突变，赵紫阳同志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使形势急剧恶化。
“学潮”和动乱以来，坚持上课的大多数学生和积极向学生做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教师感到泄气。
如5月04日以前局面一直比较平静的交通大学，许多学生在收听了亚行讲话的当夜就议论纷纷：
既然上街游行是“爱国运动”，那我们不上街的是否就不爱国了？
而那些搞动乱的人则从中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使动乱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嚣张的气焰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潮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紧跟北京、声援北京，二是学生与《导报》互相声援，共壮声势。
市“高自联”的头头们在5月10日下午策划组建上海高校学生“赴京请愿团”，并为此于1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请愿团主要任务是“质问国务院：
《世界经济导报》错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负责制等等”。
行前，同济大学的“高自联”头头打电话给“北大自治会”，要求派人迎候。
请愿团到达北京后，立即同
“北高联”头头王有才等接上了头。
为了加强同“北高联”的联系，上海“高自联”向北京派出了联络员，每天把北京的情况传到上海，把上海的情况传到北京。
从那以后，北大“三角地”广场就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学生行动的海报。
05月15日，上海学生从赴京请愿的代表那里获悉北京学生于13日开始静坐绝食，立即采取了两项“策应”行动：
一是请愿团派其中5个人立即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余下的人继续去北京各高校联络、演讲、递交请愿书。
二是复旦、华师大、同济等校马上贴出倡议书，号召上海学生也进行绝食行动。
赴京请愿学生还打电话给同济“学生自治会”头头，通报戈尔巴乔夫访沪的日程，要上海学生届时“有所动作”。
05月16日下午，复旦、同济、上海工大等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
当晚，成立了“上海高校绝食团”，50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宣布绝食。
05月17、18、19日连续3天，参加绝食的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
与此同时，上海高校又陆续有大批学生到北京去串连并参加天安门广场绝食。
仅上海工大，这一时期进京串连学生就达102人。
0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校有人在与北京“高自联”头目
王有才电话联系中，获悉当天晚上李鹏要发表讲话，北京要实
行戒严，“消息来自上面，绝对可靠”后，立即随着北京“高自联”这根指挥棒，开始作绝食“降温”的准备。
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使上海“高自联”极少数人感到靠绝食来加剧动乱的阴谋已彻底破产，于是一面通知绝食学生撤回，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反对北京戒严和妄图推翻合法政府的反动浪潮，促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一是连续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
05月21日、22日，上海高校的少数人连续在复兴公园聚会，密谋近期“要不断地、持续地交叉游行”，即组织各校轮流上街，学生也分批上街，保持声势，保存实力；
提出“近期目标，要李鹏下台，远期目标，实行多党执政”；
并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
05月23日，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头头在该校共青广场的千人集会上说：
“北京的学生现在心力不济，我们上海学生要多分担一些，要把学运的重点转移到上海来。”
就在这时，“北高联南下宣传团”、“特别行动队”等纷纷窜到上海。
“南下宣传团”头头赵文利（女，西北政治学院法律系88级学生）于5月24日持“北高联”常委柴玲签发的联系证明信，携带北京各高校印刷的大量传单、照片、演讲稿等宣传材料，与其他10多人潜来上海，先后与上海“高自联”常委张才（即姚勇战，复旦大学学生）等有接触，并在张才等人安排下，先后在上海工大、铁道学院、复旦、交大作了多次煽动性演讲，谩骂中央领导同志，说‘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希望上海的学生坚持到底，复课无疑是对北京同学最大的背叛！”
此后，这种说法便成为上海学生的“统一口号”，并连续组织了长达9天的游行示威。
二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策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妄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阴谋，由复旦、华师大、同济、交大四所高校的“自治会”头头决定，5月2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大会。
会议策划者供认，召开这次大会，是“要趁万里在上海之际，让万里知道上海学生不满，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央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为学生运动正名、定性”。
当天晚上，交通大学“自治会”召开有2500人参加的大会，上海教育学院的一个教师（原非法组织成员）作了题为《万里回国后的形势和对策》的演讲，煽动学生“要围绕人大的召开，进行呼吁，形成广泛的政治力量”；
“这次人大应有市民和学生等各阶层代表参加，这是他们应该争得的权利”；
“学生要向人大常委作思想工作，让常委会了解学生运动真相”等等。
同一时间，复旦有人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写信，鼓动各地“人大代表马上进京”，迫使“改组政府”。
三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阻拦戒严部队进城的阴谋活动，在上海堵塞交通、破坏经济。
上海动乱的制造者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多次秘密召开会议，商定“万一上海军管就上街堵交通，造成事实上的罢工”；
并按“以就近学校为主”上街堵路的原则作了分工。
在此期间，他们还派出大量人员，先后到铁路、码头、机场和驻军营房附近打听消息，察看有没有军队调动迹象。
05月22日凌晨，华师大“自治会”头头以“今晨5时部队将进入上海实行军管”为由，紧急集合六七千名学生，于清晨4时分别占领了苏州河上的5个桥头，使市区5条南北主要干道被堵塞两个多小时。
05月24日凌晨4时，复旦大学1500名学生也前往五角场地区的四平路、邯郸路、翔殷路、黄兴路、淞沪路等路段，以静坐方式堵塞交通，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
与此同时，“高自联”还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分头到全市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煽动性宣传，企图挑动工人举行罢工。
但全市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坚定地响应市委、市府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的号召，对这些煽动和挑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是组织“空校罢课”，对抗李鹏同志提出的“无条件复课”的要求。
由于上海各高校坚决贯彻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精神，对学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校大多数学生陆续返校上课，少数人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
05月28日下午，上海“高自联”按照天安门学生游行指挥部的指令，又挑动数万名学生配合所谓“全球华人大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
北京“南下宣传队”成员在集会上分头发表演讲。
上海“高自联”头头在会上宣布：
上海高校学生从现在起“空校回家”，造成“事实上的罢课”。
05月29日，“高自联”向全市51所高校发出“空校公告”，鼓吹“空校是最彻底的罢课”，“是对李鹏所说的‘无条件复课’的最强烈抗议和无声的否定”，“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精彩插曲”；
空校“将发扬播种机的作用，扩
大这次民主运动的影响”。
短短几天内，市“高自联”发起的“空校罢课”活动迅即
波及到大部分高校，给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上海高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干扰。
不少高校除毕业班外，其他年级的学生成群结队，匆匆离校。
“高自联”的极少数人并不因此罢休，他们策划撕毁各校张贴的恢复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
抢夺校广播台或私设广播台；
冲印刷厂，强行印刷传播反革命谣言的传单；
冲变电所，威胁学校安全；
殴打公安保卫人员，抢劫报话设备；
一些学生还到教工家属区哄闹，千方百计鼓动教师“罢教”；
对一些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高校领导进行围攻、谩骂，甚至到领导干部宿舍进行威胁，扬言要抄领导同志的家。
一些不愿“空校罢课”的学生被谩骂，不让进教室，甚至把他们的衣被用具扔出宿舍；
他们还冲击考场，破坏正常教学秩序。
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把一代青年的命运和广大同学的自身前途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各种人物纷纷介入动乱迅速向全社会扩散
上海的这场动乱源于学潮，很快演变成为动乱，同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纷纷介入是分不开的。
上海作为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作为“四人帮”的老窝，那些“静观待变”、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又搞政治阴谋的人，他们从学潮一开始就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而迫不及待地介入进来。
以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的介入为标志，动乱便迅速向全社会扩散，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动乱。
《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
他们声称“在学潮中，导报应作为运动的主角身份发挥作用，要将自己的旗帜打出来，研究怎么改变中国的制度”。
为此，他们一方面利用439期导报事件，多次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煽动学生和新闻界声援导报，以“保持长期的压力、推进的势头”；
一方面利用该报驻京办事处，随时把北京动乱情况传回上海，如本阶段北京动乱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什么主要动向，严家其、方励之等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对动乱以及对《导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
然后，《导报》的一些人就通过翻印散发有关材料、到高校去演讲、与动乱的组织者个别串连等方式，把有关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导报》卷入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程度，从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和上海“高自联”的“最新消息找《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的自白中可见一斑。
上海理论、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战线，有那么极少数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同国外的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北京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暴乱的幕前幕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次动乱中也上窜下跳，极为活跃。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在这次上海动乱中，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频频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学潮初期，他得意洋洋地对人说：
“你们看，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5月份尚未到，在4月份就掀起了这样的浪潮，比86年的学生运动更成熟了，这次事件肯定是全国性的，肯定会产生出一个新的转机”。
0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王若望急忙为香港一家杂志撰文，攻击社论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
05月中旬，北京和上海部分学生绝食，王若望煽动说，“我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而且是绝食的老祖宗，一生绝食4次”。
他参加游行时身披条幅，胸前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后写着“救国救民，救救学生”。
王若望还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了，今后怎么办？
其实这是多此一举。
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多少像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还有赵紫阳这样的人嘛！”
他还暗中排列组阁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集团，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政府”，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
一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部门、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幅上街。
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
上海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外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
一时间，种种极端反动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样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蔓延。
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几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
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起草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新闻封锁”，同北京“三所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
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广泛征集签名。
它一出笼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
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海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也是一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
这批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
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
从6月0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口梧桐树上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
直到6月10日上午，他们还纠集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叫一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
他们私下里议论说：
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晓得有多高兴！”
“这次搞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他们相互庆贺“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撑一下局面”。
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工潮的就有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合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一起，纠集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演讲、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北京“平暴”铲除动乱根源
上海人民一举稳定大局
06月03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
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们乱了阵脚，躲的躲，逃的逃，也有的像输光了的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疯狂进行各种破坏，将上海这场动乱推向极端。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有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
从6月0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港报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
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设备，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四处散发。
《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阅报栏里也连篇累牍地复印、张贴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并”、“38军倒戈”等谣言的报刊及图片。
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一些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送各种谣言。
复旦大学“自治会”还组织一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一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放哀乐。
有个自称是刚从北京回来的人向围观者歪曲地介绍北京情况，呼吁市民进行“三罢”，呼吁其他国家立即与中国断交，撤回驻华大使，进行经济制裁；
并叫喊“党员要退党，团员要退团”，“军人家属要挂白色挽联进行抗议”等等。
同济等高校甚至在马路上拉出广播喇叭公开播送“美国之音”和台湾
“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反华反共广播。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策动堵塞大小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市，搞瘫经济，搞乱上海。
06月04日下午和晚上，“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0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驱使成批学生在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
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04日至8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4个马路道口被反复堵塞979次，有6000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用作路障，其中有16辆被掀翻、砸毁、烧坏，有1223辆（内公交车1017辆）被戳破轮胎或砸坏。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
光新路等11个铁路道口被反复占据、堵塞，沪宁、沪杭线铁路运输中断近50个小时，共有281列客货列车无法到发。
06月06日晚，在铁路光新路道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骚乱事件。
在这次骚乱中，共烧毁了9节列车车厢，殴打170多位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骇人听闻，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卑劣行径激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
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3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市，加上他们的反动宣传，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
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教育和感召下，日益坚定地站到了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愤越来越强烈。
极少数动乱策划者担心再这样搞下去“会激起民愤”，经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
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一天罢工的压力，等于学生十天静坐的压力”。
从6月07日起，成批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南造船厂、上钢五厂、大中华橡胶厂、宝钢等一批大厂以及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些工厂党政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还铤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
他们煽动大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
06月0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化工学院分别贴出鼓动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去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
“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组，破坏官僚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掉伪军、伪警和各级高级官员，破坏军方设施”；
还扬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前进，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前进”。
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外贸学院的一些人甚至公然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油站、化工厂”，企图制造大乱。
在他们的挑唆下，
同济一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
一些学生头脑发热，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
06月0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公交六场一辆抢修车拦住，砸碎玻璃，砸坏发动机，抢走工具，最后将车身掀翻。
06月07日，在江湾五角场，一些学
生和社会不法分子将一辆公交75路公共汽车放火燃烧。
06月10
日，复旦、同济约100多名学生还在“高自联”头头张才等人
策划下，组织了所谓“英雄敢死队”，到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
威，“抗议”公安局逮捕上海“工自联”成员。
06月初在上海出现的连续几天强烈的动乱，虽然其势汹汹，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起不了多大作用。
06月04日、5日，“高自联”还能先后动员3500到7000学生上街，到7日、8日，要动员几百人都已困难。
06月09日，“高自联”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所谓“悼念北京死难同胞追悼会”，事前他们在各校作了七八个小时连续动员，才勉强拼凑到4000人。
会后，一群人窜到《解放日报》社门口呼口号、烧报纸，并冲击黄浦区政府，用油漆肆意涂抹区党政机构的招牌，群众称这些人的暴行是最后的蹦跳。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北京平暴以后，上海与北京的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曾经企图搞动乱“中心南移”，在上海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继续负隅顽抗。
06月03日，上海“高自联”头头张才曾到北京找到了北京“高自联”秘书长王有才，密谋“成立全国高校自治联合会”。
王有才说：
现在“北京‘高自联’一部分人撤了，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躲了，‘北高联’已没有力量搞‘全国高自联’了，还是把‘全国高自联’设在上海。”
06月09日，张才返回上海，原来还想大干一番，当他看到形势剧变，发现上海“高自联”也不行了，便想一溜了之，跑到香港去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筹委会。
06月11日下午，他公然抗拒市政府6月10日发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的通告，拒不向公安机关登记，并在某国驻华使、领馆官员的“陪同”下前往虹桥机场，企图逃往香港，被我公安机关当场扣押。
06月10日晚上海“高自联”召开常委会，哀叹“鉴于目前时局”，
“我们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
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当晚贴出题为《别了，师大人》的大字报，宣布即日起“自行解散”。
06月11日，复旦、同济、华东化工等高校
“自治会”也纷纷以布告或广播形式，自行宣布“解散”。
在这以后几天，上海“高自联”的头头或自首，或转移，或逃窜，至此，上海持续近两个月的学潮至动乱才逐渐平息。
在平息上海这场动乱中，工人阶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6月08日，朱熔基市长发表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的电视讲话以后，当天晚上，10万工人和上海干部、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清理路障，6月09日清晨，被阻断了几天的市内交通一举恢复，浦江两岸重又展现出一派和平劳动的景象。
上海的动乱之所以能依靠工人阶级而一举得到平息，其决定性因素是北京果断地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铲除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策源地，端掉了他们的“老窝”，也给上海极少数制造动乱的分子以极大的威慑。
北京暴乱的真相，特别是一小撮暴徒疯狂残害人民子弟兵的惨象，给了全市干部、职工以极大的教育。
上海在处理学潮和稳定社会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的指示和支持。
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没有北京的果断行动，上海的动乱是平息不了的，要求得上海局势的稳定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动乱已经平息了。
这次动乱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5个不能低估”，即：
第1，对上海动乱的严重性决不能低估；
第2，对上海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程度决不能低估；
第3，对上海动乱的社会基础决不能低估；
第4，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在动乱中对上海的种种渗透破坏决不能低估；
第5，对赵紫阳淡化党的领导给上海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决不能低估。
我们要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市委第5届八次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入开展清查清理工作，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同时要认真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继续努力奋斗。
（原载9月21日上海《文汇报》，新华社发）

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四季度贴补率8.36％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了1989年第4季度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贴补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989年第2季度和1988年第1季度的社会商品零售和服务项目价格总指数计算，1989年第4季度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的保值贴补率为年率8.36％。
凡在今年第4季度内到期的三年、五年、八年的定期储蓄存款，均按上述贴补率给予贴补。

专栏：
四面八方
北京二十万中学生自写歌曲活动揭晓
新华社北京09月23日电（记者王蔚）历时九个多月的北京市中学生“我写我们的歌”竞赛活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学生“献给祖国的歌”演唱会上揭晓。
中学生“我写我们的歌”竞赛活动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音协等十一家单位联合主办，于今年初在北京市中学生中开展的。
全市有二十多万中学生参加了这一活动，共写出五万多首词曲。
共评出中学生自写的优秀歌词一百首，优秀歌曲十五首。
演唱会上，获奖同学登台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

专栏：
历史巨片《布达拉宫秘史》在京首映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李力、高宁报道：
一部描写1642至1701年间西藏半个多世纪叱咤风云的历史巨片《布达拉宫秘史》今天作为首届中国电影节的献映影片首次与观众见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自治区历任领导多杰才旦、阴法唐、热地、丹增以及藏学专家、电影界知名人士和中央民族学院各民族师生1000余人出席了首映式。
这部影片的拍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阿沛副委员长和已故的班禅大师多次对这部影片予以关怀。
这部影片由西藏电影译制片厂和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拍这部影片投入了500万元资金。
片中五世达赖等主要角色均由藏族演员担任。

专栏：
四元帅传记画册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通讯员唐念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4位元帅的画册出版发行。
编辑出版元帅传记画册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
从1986年国庆前夕出版《朱德元帅》画册以来，已陆续出版了彭德怀、叶剑英、贺龙、罗荣桓元帅画册。
至此，9位元帅画册全部出版。
由解放军画报社编辑、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元帅画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各本画册都以史实为依据，通过大量形象的照片和翔实的文字，反映老帅们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历程，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革命言行和崇高品质，讴歌了革命前辈为创建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专栏：
四十年建设扭转落后状况
我国邮电事业发生巨变
市内电话近六百万门　邮政电信网络通全国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李玫）建国40年我国邮电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已形成了沟通全国城乡、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四通八达的电信网和邮政网。
解放初期，我国市内电话总容量只有31万门，而且主要靠人工转接，全国1／3的县不通电话和电报。
今年06月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市内电话总容量已上升为591.6万门，其中90％以上实现了自动交换。
农村电话331万门，比1951年增长了51倍，95.9％的乡、44.3％的村通了电话。
全部市话中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程控电话交换机已占30％，达到150万门。
长途程控交换机去年底已达54276路端，占长话交换总数的86.9％；
全国有431个城市进入长话自动交换网，103个城市可以直拨世界156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全国电报自动转报网，连接了90％以上的县。
一个以首都为中心、连接城乡各地的邮政运输立体体系已经形成，全国99.7％的乡和95.7％的村通了邮路。
建国40年邮路总长度增长了6.12倍，达到503万公里。
邮件处理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业务量数十倍地增长。
我国可直接和124个国家和地区通邮，国际特快专递已发展到56个国家和地区。

专栏：
南京大学400余名团员学生，9月23日来到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参加迎接国庆美化环境的义务劳动。
这是团员们正在搬运鲜花。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传真照片）

专栏：
在华工作几十年　风雨同舟贡献多
一批外国老专家获荣誉证书
李鹏总理签署证书　吴学谦出席颁发式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今天向29位在华工作的外国老专家颁发了国务院授予的荣誉证书。
由李鹏总理签署的荣誉证书上写着：
“您几十年来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表彰和感谢您的宝贵贡献，特发此荣誉证书。”
被授予荣誉证书的老专家大多是三四十年代怀着真诚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感情，历尽艰辛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
还有的是建国初期外国兄弟党派来的。
目前，他们平均年龄72岁，最大的已93岁。
除已退休的三人外，其他人仍分别在中国的新闻、广播、出版和高等院校工作。
这些专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奥地利、日本、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
吴学谦副总理在颁发荣誉证书仪式上说，“几十年来，你们把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你们不愧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和同志，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功绩和友谊。”
他说，在不久前发生的从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风波中，老专家们能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有的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坚持上班，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帮助各国人民正确了解事实真相。
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出席了荣誉证书授予仪式。

专栏：
外事简讯\\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9月23日率团离开北京前往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第44届联合年会。
本届年会定于9月26日开幕，9月28日结束。\\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23日在北京会见并宴请了以泰国妇女院顾问、前主席占沙蒙·瓦他纳威肯
（陈淑卿）为团长的泰国妇女代表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9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团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孔爱菊和副团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朱莲芬率领的香港妇女考察团。\\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9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交通管理局局长赫里伯尔特·马利少将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交通管理代表团。\\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9月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前来北京观摩中国电影节的香港电影界人士以及参加第2届中国艺术节和亚洲男子篮球赛的文化体育人士共21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9月2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宴招待菲律宾最高法院大法官纳瓦萨和夫人。
宾主就进一步加强两国法律界之间的合作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文化部9月22日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宴会，款待名闻遐迩的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一行130余人。
大剧院芭蕾舞团是根据中苏文化交流计划于8日来华的。
舞蹈家们已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演出8场，均受到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

专栏：
四面八方
小金地震无人死亡
据新华社小金09月23日电
（记者陈燮）记者今晨获悉，四川省小金县昨日发生的六点六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救灾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这次地震中受灾较重的面积约六十平方公里。
截至今晨的统计，共有五十四人受伤，其中重伤八人。
此外，倒塌房屋一千三百八十一间，严重损坏的房屋有二千八百八十八间；
死伤牲畜三百多头；
三座桥梁及二十一公里公路受损，一座五百千瓦的电站已无法发电。

专栏：
展示乡镇企业创汇好成绩
第2届出口展开幕
本报09月23日讯
记者何加正报道：
为展示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和“贸工农”基地建设成果，庆祝国庆四十周年，农业部和经贸部联合举办的乡镇企业第2届出口产品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农业部部长何康等出席了开幕式。
六千平方米的展览大厅里，琳琅满目的产品向人们再次显示了乡镇企业出口创汇的实力和近几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很多观众为乡镇企业能生产如此丰富多彩的高质量的出口产品而惊讶。
据介绍，这次参展的有二十九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十个计划单列市的乡镇企业，产品包括服装、鞋帽、食品、玩具、仪表、机械、工艺品等各个方面。
农业部长何康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乡镇企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一大生力军，去年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商品收购额达二百六十九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达八十点二亿美元，提前两年达到了原定的任务目标。

专栏：
建国40周年军队建设学术讨论会强调
正确认识我军根本职能
对外抵御侵略　对内巩固政权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徐京跃、通讯员樊昊）建国40周年军队建设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北京结束。
来自全军各大单位的专家学者研究探讨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期四天的学术讨论会认为，建国40年来，我军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建军经验，而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也给常备军建设提出许多新课题。
与会者指出，正确认识军队对外对内职能就是常备军建设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年来，在理论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我军对内职能的观点。
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使大家对我军根本职能有了进一步认识。
我军根本职能必须具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的内容。
对外是抵御侵略、巩固国防、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的钢铁长城；
对内是反对颠覆、巩固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
从历史上看，建国40年来我军对内执行过多次剿匪平叛的职能，都取得很好的效果：
从现实看，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克服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保证安定团结的局面，也需要军队把对内职能作为根本职能，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就进一步证明，我军对内职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都把巩固政权作为军队的根本职能。
我军的对内职能也是符合宪法要求的。
由军事科学院主持的这次学术讨论会还探讨了常备军的建设、管理等问题。

专栏：
彭冲会见朝鲜客人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温宪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副所长金昌旭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检察所代表团。
彭冲向朝鲜客人介绍了中国法制建设情况。
中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了金昌旭一行。
朝鲜客人此次访华旨在就两国检察工作进一步交流情况和经验。

专栏：
四面八方
本钢利用人参铁开发一批新钢种
本报讯
辽宁本溪钢铁公司利用本厂生产的优质“人参铁”，研制开发出36个独具特色的新钢种，其中有5项填补了国家空白，有4项顶替了进口，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今年头8个月，仅开发新产品一项就多创利4000多万元。
为了用国产钢材顶替进口钢材，从1985年开始，这个公司专门成立了优质专用钢新产品开发领导小组。
（高显洲　张岩松）

专栏：
四面八方
煤炭博物馆在太原建成
新华社太原9月23日电
（记者鄯宝红）我国第1座煤炭专业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已经在我国“煤炭之乡”山西省太原市建成，将于10月01日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博物馆由陈列厅、国际学术报告厅、多功能放映厅、办公研究楼等组成。

专栏：
电视片《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面世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何黄彪报道：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央电视台对外部联合摄制的12集电视系列专题片《在共和国的史册上》，今日在这里举行了首映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7月26日曾为此片作了“希望你们努力把片子拍好”的批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片名题词。
这部电视系列片以翔实的资料、真挚的感情、纪实的形式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回顾与再现了全国各行业劳动模范、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赢得其它荣誉称号的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先进事迹。

专栏：
四面八方
“百宫”书画在京联展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赖仁琼报道：
建国以来规模最大、首次以少年宫为参展单位的“迎国庆全国百宫书画教学成果联展”今天上午在北京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开幕。
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171个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选送的700余件儿童书画参展。
由著名书画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对700余幅作品进行了全面评比。
共评出一等奖40名，二等奖60名，三等奖90名。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开渠在开幕式上剪彩。

专栏：
四面八方
空军飞机在公路机场起降成功
新华社沈阳9月23日电
（通讯员吕东浩、穆树乾）人民空军飞机首次在公路机场上起降成功。
今天上午，在我国第1个以公路为基础加宽修建的机场——辽宁沈阳至大连公路上，3架新型国产高空高速歼击机和1架伊尔—14型运输机鱼贯而落，接着又呼啸着冲向天空。
在宽度仅有军用机场一半的公路机场上作单机降落和三机编队起飞，在我国尚属首次。

专栏：
苏联芭蕾艺术家在京首演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易凯报道：
蜚声世界的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今晚在中国剧场首演了名剧《斯巴达克》，以其宏伟的场面、磅礴的气势，炉火纯青的技艺征服了首都1800余名观众。
该剧由苏联公认的舞蹈艺术权威尤·格里戈罗维奇编导，以伊列克·穆罕默多夫为首的舞蹈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令人叹为观止。
李铁映、习仲勋等观看了演出。
苏联艺术家还要在京演出5场。

专栏：
首届全国基层党校工作座谈会认为
基层党校是一种创举
本报济南9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吴广生、本报记者尹品端报道：
首次全国基层党校工作座谈会9月20至23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
会议认为，基层党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产生的新生事物，是广大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一种创举，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
它对推动基层党员教育工作，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基层党校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阵地，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向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的“三个基本”教育。
当前特别要积极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克服对理论学习荒疏淡漠的现象，使更多的党员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矛盾，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
当前尤其要突出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重新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教育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奋斗。
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主管党员教育工作的负责同志，基层党校先进典型代表和部分地、市委负责同志和山东省地市委宣传部长等共120多人出席了会议。

专栏：
中叙外长举行会谈
中国支持召开中东国际会议
叙利亚对我国平暴深感欣慰
本报大马士革9月23日电记者吕志星报道：
昨天下午，中国外长钱其琛同叙利亚外长沙雷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国际和中东形势、黎巴嫩问题、双边关系及两国所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钱外长重申，中国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
中国支持召开由安理会主持的由常任理事国和有关方面参加的国际会议，公正、合理、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
他说，以色列只有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撤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实现中东和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采取一切措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钱外长对黎局势的发展表示关心，他说，我们主张维护黎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支持阿盟3方委员会的调解活动，希望这种努力取得积极的结果。
钱外长还介绍了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
他强调指出，当前我国的形势稳定，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沙雷外长表示，对今年06月中国成功地平息暴乱深感欣慰。
叙利亚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为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完全理解。
他指出，情况表明有些国家明目张胆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事实证明，学生首领的背后有外国势力的插手，企图达到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目的。
双方高度赞扬中叙两国关系的发展。
沙雷外长说，叙利亚政府一贯珍视同中国的友谊，十分重视钱外长的来访，相信两国外长的会晤将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钱外长表示，这次访问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和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钱外长邀请沙雷外长访问中国。
沙雷外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希望能尽快成行。

专栏：
体育
乔伊纳刘易斯否认使用类固醇
新华社华盛顿9月22日电
（记者陆文岳）美国著名短跑运动员卡·刘易斯和格·乔伊纳断然否认曾使用过任何违禁药物。
乔伊纳还表示，要对最近指责她服用禁药的达·鲁宾逊提出起诉。
鲁宾逊是刘易斯和乔伊纳的朋友，曾经获得1986年男子400米跑全国冠军。
他在21日出版的汉堡《明星》画刊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题电视节目“今日”中透露，乔伊纳在汉城奥运会前6个月曾给他2000美元，要他帮助购买禁药促生激素。
鲁宾逊还说，他曾亲眼看到刘易斯在宿舍里注射类固醇。

专栏：
体育
亚洲男篮锦标赛半决赛中国台北与日本队告负
中国南朝鲜两强今日争雄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陈昭报道：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第15届亚洲男篮锦标赛的夺冠压轴戏将于明日在中国队和南朝鲜队之间进行。
中国台北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第3名。
在今晚的半决赛中，中国队以92∶67胜中国台北队，南朝鲜队以100∶86胜日本队。
海峡两岸两支球队的比赛双方均有所保留。
中国台北队由于实力弱于中国队，因而也就没有力拚。
下半时，双方均将主力阵容换下。
反之，南朝鲜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却是一波三折。
上半时前10分钟内，两队比分一直咬得很紧，相差仅一两分。
此后南朝鲜队加强了外线进攻，上半时结束时以53∶39领先。
下半时开场后南朝鲜队继续扩大战果，一度领先20分左右。
未料10分钟后，日本队发起一次又一次快攻，至终场前4分钟时，把比分追成80∶83。
可惜的是日本队在这种情况下打得有些急躁，而南朝鲜老将6号李忠熙和10号金贤俊连续几个3分球命中。
最后3分多钟，日本队仅得3分，而南朝鲜队却得了17分。
中国队和南朝鲜队是老对手，尽管过去中国队胜多负少，但自奥运会以来，却几次败于对方，新组建的中国队此次能否卫冕，自然为人们所关注。
从本届锦标赛两队的表现来看，年轻的中国队只要临场发挥正常，战胜南朝鲜队的把握应该是较大的。

专栏：
体育
亚运会筹备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
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向中外记者公布最新情况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吴骅报道：
今天上午，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张百发、何振梁在北京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亚运会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公布了有关亚运会筹备情况的最新数字。
张百发说，自从1984年09月亚奥理事会第3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在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后，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海外各界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
北京市、国家体委和各有关部门全力以赴，进行了大量的充分的筹备工作。
他说：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大家宣布：
第11届亚运会不仅能够如期举行，而且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按计划地顺利进行，我们一定会把本届亚运会办得圆满，办得成功。”
这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以他惯有的坦诚和直率，公布了有关亚运会的最新情况。
整个亚运会工程（包括改建体育场馆）近百万平米，投资共21亿，不包括国家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如免税、征地等费用（约9个亿）。
投资与工程规模基本符合我国的经济实力。
由于增加了表演项目的比赛场地，目前新建和改建的体育场馆增至33个，其中新建场馆19个，改建5个，利用旧的场馆9个。
这33个场地除秦皇岛水上运动场外，其余均在北京。
组委会还将提供46个训练场馆共132个场地供各运动队使用。
所有场馆除有5个在明年05月竣工，其余全部在今年底交付使用。
据组委会初步测算，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运动员将达6000至7000人。
亚奥理事会、国际奥委会和各成员组织代表约2500人，前来采访的中外新闻记者约4000人。
预计前来观光旅游的外国游客数目也十分可观。
张百发透露，某国家已来电预定900人的开幕式入场券。
对于国内外普遍关心的安全和交通问题，张百发表示，组委会已经给予“非常足够的重视”。
亚运会期间将实行交通管制，保证亚运会各种车辆的畅通无阻。
安全方面将依照国际惯例，采用现代化的保安措施，加强检查，保证亚运会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在北京举行了几个项目的亚洲锦标赛，安全保卫工作令各国朋友满意。
亚运会召开时，我们会做得更细更好。”
按照亚运会惯例，组委会应向部分比赛项目提供器材设备。
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将提供19个项目的163种器材共15000多件（套）。
其中已被国际单项组织承认和批准的我国生产的器材设备共114种，占70％，如天津金杯牌足球、上海红双喜乒乓球等。
会上，何振梁、张百发还分别就工程质量、集资、奖券发行等问题回答记者们提问。

专栏：
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强调
深化改革要防止经济变形
新华社索非亚9月22日电保共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21日在索非亚视察一些新组建的经济公司时指出，在当前深化经济改革的新形势下，也存在着发生经济变形和投机倒把的危险，必须及时纠正。
日夫科夫强调指出，在探索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保加利亚找到了公司化这种组织形式。
他批评有些地方对这一改革不积极，不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
在听取实行新工资制度的汇报后，日夫科夫指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靠大家的忘我劳动作保证的。
每个人都必须根据他所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得报酬。

专栏：
体育
北京集会欢迎伤残人选手凯旋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江正茂报道：
今天，国家体委和中国残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庆功大会，热烈欢迎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的我国伤残人体育代表团凯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中顾委委员荣高棠、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国家计委副主任郝建秀，以及中国残联主席团主席邓朴方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了今天的庆功大会。
习仲勋副委员长在庆功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伤残人选手，他说：
“你们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没有辜负五千多万残疾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厚望。
我为你们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专栏：
安哥拉内战仍在继续
非统对局势表示关注
新华社罗安达9月22日电安哥拉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日发表公报说，9月13日至19日，安哥拉武装部队在与安盟的战斗中打死安盟141人，俘虏7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公报说，这些战斗发生在比耶、本格拉、宽多、威热、万博等省。
武装部队方面死17人，伤11人，4人失踪。
安哥拉政府与安盟自宣布6月24日停火以来，战事一直未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9月22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今天在这里发表新闻公报，对安哥拉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切。
非统组织是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今天召开关于安哥拉紧急局势国际会议时，发表这一新闻公报的。
公报说，尽管安哥拉政府为通过民族和解取得国家和平作出了重大努力，这种不幸的局势还是出现了。
非统组织呼吁非统组织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全面支持安哥拉人民和政府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做出的努力。

专栏：
布什贝克同苏外长举行内容广泛会谈
拟议举行首脑会晤　相互希望走向合作
本报华盛顿9月21日电记者仓立德报道：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下午同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白宫举行了两小时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有必要”举行一次美苏首脑会晤，但具体日程尚未最后确定。
这是布什就任总统后首次直接接触一位苏联高级官员。
美国国务卿贝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双方认为这次会谈内容“异常广泛并富有成效”，但在“苏联集团”援助尼加拉瓜问题上存在分歧。
白宫高级官员说，由于双方在军备控制的许多问题上调整了各自立场，因此为美苏首脑会晤“注入了动力”。
谢瓦尔德纳泽向布什转交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封长信。
据透露，信中就军控问题提出了一些新建议及让步。
其内容包括：
共同研究限制海上发射核弹头巡航导弹的核查措施，而不包括苏方早先要求的一并限制常规弹头巡航导弹；
撤销苏美在商定时期内继续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要求；
无条件销毁有争议的苏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雷达设施；
部分同意美方要求，将部署于华沙条约国内的战斗截击机数量限制在将来的协议范围内；
同意在一年内达成限制常规武器协议等。
苏联外长在会见后说，苏联“积极支持”布什的建议，即美苏可在双方领空监测军事行动。
贝克表示，双方还讨论了美国提出的核查禁止化学武器及核试验的建议。
白宫官员还援引布什的话说，美国仍坚持认为，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协议不应与解决反弹道导弹条约及太空武器的争端联系在一起。
贝克今晚已陪同谢瓦尔德纳泽飞往西北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双方将商定下次美苏首脑会晤的时间表。
据说会晤可能安排在明年初举行，由美方作东道主。
本报华盛顿9月22日电 记者仓立德报道：
美国国务卿贝克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今天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开始了为期两天的会谈，双方呼吁美苏关系实行根本性转变，走向全面合作的新时代。
谢瓦尔德纳泽说：
“现在该是我们从双方了解走向双方行动的时候了。”
贝克表示，“我们的关系已从对抗发展为对话，我希望我们能够走向合作。”
据双方官员透露，双方讨论了削减战略武器的核查方法问题、双方交换战略军事演习情报问题、军备控制问题等，但在地区冲突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
双方还讨论了美苏首脑会晤的时机问题。
预计双方将在禁止化学武器、解除对白令海峡两岸因纽特居民的旅行限制等5个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

专栏：
国际瞭望
开罗频吹对话风
本报记者　林皎明
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几周内数次飞抵开罗，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18日领了“内阁许可证”，也来见穆巴拉克；
埃及外交关键人物巴兹闪电出访约旦；
马吉德外长召集阿拉伯各国大使吹风；
还有多少带点神秘色彩的消息：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著名人士已在开罗。
开罗近来已成为中东外交活动的中心。
这是一股势头不小的外交旋风，烘托着一个日渐突出的主题：
巴勒斯坦代表团与以色列代表团的直接对话。
风源来自9月10日埃及政府正式提出的旨在打破中东和谈僵局的“选举10点计划”。
穆巴拉克总统昨天修正新闻界的用词，明确说明“10点计划”只是对以色列沙米尔选举计划的“澄清”，并不构成完整的主动行动。
这个计划早在今年07月份就提出，由美国议员转达给以色列，要求得到积极答复。
多方外交接触把它的核心明白显露出来：
埃及力图在开罗促成巴以直接对话。
显然，这是埃及苦心缩小巴以双方距离的折衷调和尝试。
许多人细心地将埃及计划与沙米尔计划加以比较。
结论是，沙米尔计划“接近死亡”，“很难成为巴勒斯坦人全盘接受的对话基础”。
而埃及计划“具有灵活性”，如果得到以色列的响应，颇有成功的希望。
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埃及方案的折衷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它不明确提出巴解组织的合法代表权，不涉及中东和平国际会议，只提以色列军队从选举区暂时撤出，将联合国监督改成泛指的国际监督。
这明显是考虑到以色列当局可能接受的范围和程度。
同时，它又坚持选举要以安理会242、338号决议为基础，信守“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停止犹太人定居点计划，尤其是，它坚决要求被占领土以外的巴勒斯坦代表参加对话代表团、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有权参选。
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巴解组织的既定立场吻合。
旋风吹进以色列内阁，引起一阵骚动。
西方人士说，以色列内阁同意拉宾出访埃及，表明立场“有所软化”。
这话似乎说得太早。
确切地说，这阵风揭去了以色列内阁的面纱，暴露出其内部的裂痕。
沙米尔为首的利库德一派，既反对埃及计划，更反对关键的外部代表参加组团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参加选举。
工党的拉宾和佩雷斯则认为埃及计划可作为“对话基础”。
两派就此吵吵嚷嚷，看来很难形成对埃及计划的统一立场。
尽管如此，拉宾国防部长“代表以色列内阁”造访开罗，大庭广众之下赞同和愿意筹划以巴代表团直接谈判，却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它无疑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坚持22个月斗争的结果之一，是阿拉伯阵营和平攻势的影响所至。
当然，其背后恐怕也难保没有美国的某些动作。
中东争端40年，战争不解决问题，僵持不利于阿以双方。
这已有国际公论。
巴以直接对话，如同业已开始的巴美对话，作为最终解决中东和会的准备，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埃及政府在巴以之间最大程度地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对话基础，努力促成直接对话，人们总希望会有些成果。
尽管以色列当局目前还形不成一个统一的立场；
巴解组织也会在与埃及政府的磋商中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只要巴以直接对话真能实现，它会给中东和平进程以新的推动，自然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本报开罗9月22日电）

专栏：
我人大代表团结束访问马里
新华社巴马科9月23日电 由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王汉斌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马里的三天友好访问后，今天离开这里前往阿比让。
这次访问是在加强中、马两国合作的范围进行的。
访问期间，中国人大代表团受到了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的接见。
王汉斌向特拉奥雷转交了杨尚昆主席给他的一封信，并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的良好祝愿。
特拉奥雷向中国党、政领导人表示感谢。
中国人大代表团还分别会见了马里国民议会议长西迪基·迪亚拉、马里人民民主联盟中央执行局政治书记吉布里勒·迪亚洛和该党对外关系书记塞古·米安迪乌·特拉奥雷。
双方就加强两党的良好关系和两国间的经济方面的合作问题举行了会谈。
中国人大代表团还访问了马里的一些工厂企业和医院。

专栏：
日经济界欢迎解除访华禁令
新华社东京9月23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日本政府昨天宣布自9月25日起解除要求日本人对访问北京要自我限制的劝告后，经济界对此普遍表示欢迎。
《读卖新闻》今天援引贸易界人士的话说，现在日中交流已没有障碍，贸易关系将恢复到天安门事件前的水平。
报道说，一些经济界领导人将陆续访华。
经团联副会长河合良一和九红公司董事长春名和雄等经济贸易界领导人将于月底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0周年讨论会。
一些报纸说，一些大公司和产业界还十分关心恢复官方贷款，认为官方贷款一恢复，民间金融机构就会发动起来，就可以致力于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等长期大型合作项目。

专栏：
秘参院议长支持我平暴
新华社利马9月22日电
秘鲁参议院议长卡兰萨22日向中国驻秘鲁大使朱祥忠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平暴措施。
他说，“秘鲁深受反政府颠覆活动之害，深深懂得保障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理解中国政府为平息暴乱所采取的措施。”
卡兰萨说，“北京事件发生后，亲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进行了许多歪曲报导”，“秘鲁始终奉行自决和不干涉原则，反对大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会见时，他还赞扬了中国人民近年来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合作。

专栏：
体育
第11届亚运会国际广告会议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第11届亚运会国际广告会议今天在京举行。
日本、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南朝鲜、香港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公司，以及国内8个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张百发等到会讲了话。
会上，何振梁透露，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表示要将他收藏的部分珍贵邮票献给北京亚运会。
张百发向参加会议的各国和各地区的代表介绍了亚运会筹备情况。
他说，本届亚运会是广阔的广告市场，亚洲及世界各国朋友将云集北京，以体育比赛为媒介，广泛地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
从现在起到明年12月底，北京全部户外广告，由亚运会组委会统一安排。
各场馆设有场地广告，还有广播电视、印刷出版等广告媒介，任各国朋友选用。

专栏：
西哈努克指出柬问题是抗击越侵略问题
强调只参加越方在场的谈判
东盟将维护民柬在联大席位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西哈努克亲王今天在这里发表声明说，在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他将只参加越南政府在场的谈判、会晤和会议，永远不参加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的会晤。
他说，柬埔寨问题不是柬埔寨人之间的问题，而是越南和抗击越南殖民主义的柬埔寨之间的问题。
西哈努克亲王在声明中还说，他赞成可能召开的第3次雅加达会晤及在巴黎举行关于柬埔寨问题第2次国际会议。
新华社曼谷9月22日电（记者黄勇、邵林铭）泰国外长西提·沙卫西拉今晚在这里说，东盟将坚持维护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的立场。
西提是今天深夜离开这里前往出席第44届联大会议前在曼谷机场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重申上述立场的。
他说，东盟准备在联大期间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提案的起草工作已接近完毕。
10月02日东盟外长将作最后磋商。
他表示相信，东盟的提案一定能通过，民柬在联合国的席位将会保持。
他重申，泰国将承认大选前由柬埔寨四方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承认大选后建立的柬埔寨合法政府。
在谈到越南的“撤军”时，西提援引西哈努克亲王的话说，西哈努克不承认越南的撤军，因为仍有伪装成韩桑林军队的越军留在柬埔寨。

专栏：
体育
长城杯足球赛列出战表
本报北京09月23日讯
记者汪大昭从中国足球协会获悉：
有两主两客共四支球队参加的1989年中国长城杯国际足球赛，将于09月29日晚在北京揭开战幕。
比赛采用单循环方式。
首轮两场交锋地点均在先农坛体育场进行，中国国家队对中国奥林匹克队，朝鲜平壤队对苏联敖德萨黑海人俱乐部队。
国庆之夜进行的第2轮比赛，中苏之战将成为北京工人体育场整修一新后的首场国际足球比赛，而中国奥林匹克队与朝鲜平壤队移师天津作赛。
10月03日晚六点开始，四支球队再次聚会于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作最后一轮角逐，由中国奥林匹克队迎战苏联黑海人队，中国国家队对朝鲜平壤队。
据了解，正在科威特访问比赛的中国国家队和在济南参加全国甲级队联赛的中国奥林匹克队，都将于近日回京。
朝鲜队也定于25日抵京。
在苏联足坛数二数三的甲级劲旅黑海人队似乎胸有成竹，预计在29日揭幕战前才会到京。

专栏：
“雨果”飓风在美登陆
本报华盛顿9月22日电
记者仓立德报道：
“雨果”强烈飓风今天横扫了美国南、北卡罗来纳两州沿海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数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布什总统已将受害最烈地区宣布为“灾区”。
今日凌晨，这场当地百年未遇的飓风以每小时210多公里的速度在查尔斯顿、巴里尔群岛等地登陆，卷起四五米高的海浪，并带来倾盆大雨。
飓风中心所经之处，房屋倒塌，桥梁断裂；
汽车被冲入洪水，游艇被推上了公路。
此前当地大部分居民已接到州政府通知，撤离到安全地带。
“雨果”飓风数日前曾席卷了加勒比海的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等地，使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损失。
目前飓风正逐渐向北移动，风势已大为减弱。

专栏：
黎基督教派接受阿盟和平建议
阿盟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黎和平计划
新华社贝鲁特9月22日电黎巴嫩临时军政府首脑奥恩今天宣布接受阿盟3方委员会提出的吉达7点和平计划。
奥恩在他简短的电视讲话中说：
“9月23日将开始执行和平建议。”
他说，经过国际社会、阿拉伯和其他所有朋友的要求以及根据黎巴嫩人民的愿望，他同意阿盟的计划。
然而他在讲话中重申了解放黎巴嫩的决心。
他说，“只有我国领土上每寸土地的主权都得以恢复，和平才能实现。”
他说，“解放我们的土地和恢复和平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奥恩是在阿盟副秘书长易卜拉希米同他进行3次会晤，而他又同基督教派宗教、政界和知识界知名人物进行反复磋商之后才作出这一决定的。
阿盟3方委员会于16日在红海港口城市吉达提出了包括立即全面停火、停止封锁基督教军控制的港口、有关各方停止向黎巴嫩交战各方输送武器，以及于9月30日举行议会会议实行政治改革等7点和平建议。
新华社联合国9月22日电 阿拉伯联盟今天在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黎巴嫩和阿拉伯人民为早日结束黎巴嫩内战，恢复这个国家的和解和团结所做的努力。
阿盟驻联合国大使马克苏德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让我们集中精力加速黎巴嫩伤口愈合的进程，早日制定重建和发展蓝图。”
另据报道，法国外交部今天也发表公报，对黎巴嫩冲突各方同意接受阿盟和平计划表示“非常满意”，法国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进行。

专栏：
群英谱
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
——记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工人王天润
进平
王天润，今年35岁，是中美合作经营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马班工长。
1985年以来，他连续4年被平朔煤炭工业公司评为标兵，1989年荣获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
他原是辽宁省抚顺西露天煤矿的一名电铲司机，1983年调来山西平朔。
1983年04月，他来到北京煤校接受培训，结业考试获得了总分第1名，后来，又经过外国专家的三次考试，1985年01月03日正式被批准去联邦德国培训。
在那儿，他很快取得了厂家培训合格证书。
回国后，公司安排他参加液压铲组装工作。
从早晨7点半上班，到晚6点下班，最晚的时候11点下班。
有一次安装吊臂时，由于设备不完善，王天润只好站在离地3米高的叉车上托住销子，没想到吊车超负荷使用，结果钢丝绳断裂，一根钢丝扎进他的大腿里。
一位领导让他多休息几天，他躺在病床上怎么也不安心，只休息两天就又上组装现场了。
外方职工向他竖大拇指，夸他是“好样的”。
1985年06月26日，第1台液压铲组装完毕，公司领导赶到现场祝贺。
交接验收程序办完后，准备把铲开到现场。
原先定好是厂家负责开到现场，这时联邦德国厂家看到地形复杂，要过一条深沟，就不干了。
在场的公司领导心急如焚，怕搞不好会把铲陷下去，影响开业典礼。
中方经理问他：
“天润，你行吗？”
他察看了地形后，说道：
“让我试试！”
当推土机把沟填成缓坡时，他进操作室，按动了操纵杆，液压铲缓缓前行，终于爬上斜坡，进入平台安全地带。
上百万元的财产总算平安地到达目的地了。
公司副总经理周子义紧紧拉着王天润的手说：
“外国人胆怯的事，中国人却成功了。
天润，感谢你啊！
你给咱中国人争了气！”
1985年07月中旬到8月中旬，王天润除负责正常生产外，还协助联邦德国厂家在一个月内培训了10名液压铲司机，使他们全部拿到了合格证书。
现场没有翻译，他的外语又不熟，其他中国工人更不懂，每天全凭简单的口语加手势来沟通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随身带了本“英汉小词典”，卡壳了，就翻辞典。
星期日，外国职员休息，他还继续学习，不是做模拟练习，就是仔细检查、保养擦拭。
当大批操作工进入现场培训时，他已经获得了美方颁发的四种大型设备操作合格证。
一天，新培训的推土机司机因缺乏经验，致使推土机身向前倾斜，司机吓得不知所措，仍呆在操作室里。
王天润闻讯后立即赶去，大喊“快下来，危险！”
司机才跳下了推土机。
此时，推土机前下方作业的液压铲正处于被砸的危险中。
如果两台设备相撞，肯定会损坏设备部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天润急忙喊液压铲司机赶快用铲斗顶住推土机，又调了一台推土机，才把那台即将下滑的推土机牵引上来。
一场重大事故终于避免了。
外方经理汉德森喜形于色，连口称赞“OK，OK！”
在场的中外双方经理和工人都笑了。
1987年04月05日凌晨四点半左右，王天润突然从步话机里接到了美方经理的指令，到崔家岭扶救推土机。
他驱车赶到现场后大吃一惊，一名铲运机司机在倒车时不慎将推土机滑下坡5米处，虽然被土托住，但随时都有翻下30多米深沟的危险。
外方值班经理也没有一点办法。
王天润仔细察看地形后，调了两台推土机，想用牵引的办法把那台推土机拉上来。
可是由于推土机翻在虚土里，钢丝绳没地方挂，只有钻进去才能把钢丝绳挂到牵引钩上。
他趴在地上，一边往前挪身子，一边拽着钢丝绳，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扒土，半个小时后，牵引钩露出来了，钢丝绳挂上了。
经过两小时的扶救，推土机拉上了平台，脱离危险。
外方值班经理很受感动，大声喊：
“太好了，王先生有办法，有经验，一定要重奖。”
这样的事出现不少。
一旦有事故出现，就连外方职员也用步话机喊他，说他有办法。
去年08月中旬，由于连降大雨，9号煤层抽水的3台大水泵全被淹没，要排水必须先拖出水泵。
雨还在下着，他连衣服也没脱，寻找水泵位置，终于将3台水泵拖到较高位置。
3年来，他参加抢救较大事故就有50多起。
在安太堡矿工作，整天跟外国人打交道，王天润很注意外方的管理方法。
在外方专家的启发下，他首先在组里试行了一套新的采煤法，即根据作业环境和气候条件，在作业程序上实行了道路洒水防滑、煤种配装和水份调节等操作工艺，既保证了安全生产，又提高了产品质量。
外籍人员很欣赏这种做法，很快将其推广。
1987年09月，38号电铲作业点出现了特大岩石，平均每块30多立方米，电铲装不了，爆破有危险。
后来王天润想，用两台前装机对抬，卡车倒装的办法也许能行。
经过一试，果然成功了。
美方经理风趣地说：
“装大块是王先生的专利。”
王天润激动地对笔者说：
“我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人，不能给中国人丢脸，要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

专栏：
产粮状元鲁由海
湘长定
在湖南洞庭湖之滨，有个产粮、售粮“状元”鲁由海，他带领全家11口人7个劳力，承包村里16亩水田和138亩荒湖田。
从1985年到1988年，共生产稻谷28.8万公斤，向国家交售26万公斤，人均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5795公斤，是当地人均售粮数的19倍，成为洞庭湖区有名的产粮、售粮状元。
常德市鼎城区冲天湖乡冲天湖村有片500多亩的荒湖滩，1985年以前由80多个农户承包。
这里泥土虽肥，但由于地势低洼偏远、田块七零八落，沟渠不通，涝害频繁，三年两不收，大家都把它当包袱。
1985年03月，村委会决定将这片荒湖收回，张榜发包。
鲁由海左思右想觉得眼下党和政府鼓励多种田、多打粮，自家有条件再包上百把亩田。
心头一热便毅然揭了榜，包下了138亩湖田。
回到家里，鲁由海把这事一讲，就像往热油锅里加了瓢水——炸开了锅。
鲁由海思忖开了：
荒湖田条件虽差，但肥力足，通过科学耕种是可以高产稳产的。
再说，国家鼓励种田能手多包田。
有优势作基础，有政策来“保驾”，怕什么？
他把这些有利因素摆出来说服家里人，还算了一笔账：
如果承包150多亩湖田，亩产就算350公斤，总产就有5万多公斤，收入能达1万多元。
不仅家里可富起来，还可向国家交4万多公斤粮食。
一算账，全家人开了窍，铁了心，第2天就开进了这片湖田。
为了尽快把荒湖平整出来，鲁由海心一横，贷了2000元款，搭上老本凑齐3500元，买了两台小型柴油机和两台耕整机。
为了赶上插秧季节，全家人起早贪黑，歇人不歇机，风雨无阻，日夜苦干，用了近500个工日疏通了5条700米的排灌沟渠，新开了两条排水沟，加高了1500多米长的防水堤，平整田地50亩，把100多亩湖田全部及时插上了秧。
为了解决水稻栽培技术问题，鲁由海虚心向内行学习，向农技干部请教，有时到农科站去学，有时把农技干部请到家里田边指导，就是路上碰到也要问上几句。
他还订阅了《湖南科技报》、《湖南农业》等农技报刊，通过学习解决了不少生产实际问题。
由于栽插及时，科学培管，头年就旗开得胜，154亩稻田产稻谷7万公斤，比“大呼隆”时一个生产队的总产还多；
单产455公斤，比原来“望天收”时提高了3倍；
向国家交售商品粮6.75万公斤，总收入3万多元。
1986年以来，他继续在增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上下功夫，先后购置了一台水泵，一台脱粒机和一台小型柴油机。
还投入200多个工日、500多元钱，开沟3000多米，降低地下水位，减轻渍涝灾害。
为了提高土壤肥力，实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一季稻全部实行撩穗收割、稻草还田。
1988年他还大胆进行了30亩稻田化学除草的新尝试，今年全面实行化学除草。
1986、1987两年共生产稻谷15万公斤，单产达到487公斤，比1985年增加32公斤。
1988年09月间连降暴雨，湖田地势低洼，四周积水下泄，154亩一季稻和晚稻全部被淹。
但由于沟渠相通，排涝及时，全年水稻总产仍达6.75万公斤，单产达到439公斤。
靠地生财难！
这是当前农村广大农民的普遍感叹。
然而，1985年以来，鲁由海带领全家承包154亩湖田，辛勤劳动，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靠种地治穷致了富。
1985年到1988年的4年间，上交集体承包款2.6万元，家庭粮食纯收入近10万元，人均每年收入2273元。
开发荒湖种粮的较高效益对邻近村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1985年湖田每亩提留30元还没人愿意承包，如今每亩提留100多元，人们却竞相投资经营。
500多亩荒湖滩地全部得到开发利用，先前的包袱变成了财富。

专栏：
重庆市政养护管理处下水道疏通工孙春明不图索取讲求奉献。
10年来，他整天与粪便、污水打交道，“以己一身脏、换来万户洁”，先后两次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
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

专栏：
她向旧俗挑战
——记河北省沽源县火化场工人王贞琴
纪谷
用自己的双手，为死者整容、换衣、火化、扫灰膛、管理骨灰堂……总计完成火化任务达5120例。
王贞琴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社会作出奉献。
党和人民给了她很高的荣誉，然而，她却不断受到世俗的挑战。
面对挑战，她踏出了自己的路。
15年前，王贞琴报名当女火化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偏远的山村小镇成了爆炸性新闻。
在她报名的第2天，亲戚朋友挤了一屋。
有的当面冷潮热讽：
“沽源县妇女10多万，能人难道就数你了？
咱们银行有户头，吃粮有余头，你出哪门子风头？”
刚一上班，各种打击便接踵而来。
有人认为火化工身上带着晦气，走到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灾难，人们都想法避开她。
她常给死者整容，理发店却不愿给她剪发；
她常和死者打交道，电影院里没人敢挨着她坐。
她常常听到背后有人议论：
“她就是烧死人的王贞琴，多恶心！”
这些侮辱和奚落像一把把刀子深深刺痛她的心。
最使她痛苦的是，丈夫听了许多流言恶语后，也极力反对她，整天阴沉着脸不说话，不吃她做的饭，不与她同室相居，还气愤地威胁说：
“你要执意当火化工，就永远和死人打交道去。”
一次，丈夫生病了，两天卧床不起，滴水未进。
王贞琴没明没夜守在丈夫身边精心护理。
丈夫看着贞琴单薄的身子，越来越消瘦的脸庞，一股自责、悔恨的复杂情感顿时涌上心头，他热泪夺眶而出，用手抚摸着贞琴的脸，哽咽着说：
“贞琴，过去都是我不好，委屈了你……”丈夫的理解和转变，使王贞琴的鼻子一阵发酸。
误解一旦消除，丈夫便给了她巨大力量，也成了她精神的支柱。
火化工烧的是死人，却做着活人的工作。
由于人们对火化工序不熟悉，曾流传说，火化场炉膛里打扫不净，谁的骨灰都有。
为了打消丧属的疑虑，有时王贞琴要当着丧主的面，钻进深2.5米、内径0.7米的炉膛里清扫，炉温高达40℃，烤热难耐，腥臭难闻。
每次钻出来，汗水湿透了衣服，身上堆积着尘土，鼻眼里全是灰。
为了方便丧主，她把房盖在了离县城最远、距火化场最近的地方。
不论节假日，也不论阴晴雨雪、白天黑夜，她随叫随到。
场里人手少，工作量大，15年来，她既是火化工，也是接待员、保管员、骨灰寄存员，从没向场里提出任何额外要求。
有一次，解放军某部送来4名在施工中牺牲的战士，由于严重外伤而变形，血肉模糊。
当时场内没有开展整容业务，凭着对子弟兵的真挚感情，王贞琴精心地为他们整容。
不一会儿，又得知一名外流人员病故在车马店时，她又随车前去接尸，并为这具全身一丝不挂的男尸穿好衣服，抬上车，还开炉进行了火化。
晚上10点钟才干完活。
当王贞琴走出车间时，感到一阵发晕，跌倒在台阶上昏了过去。
1988年10月的一天，有一位外地工作人员，因车祸死在沽源，因是非正常死亡，尸体拉来后，不能马上火化，需停尸等待家属和有关人员到来。
可是，6、7天了不见有人前来。
此时，尸体已臭烂、流汤，创伤的胸部、脸部惨不忍睹。
为了不使丧属看到死者的惨状，王贞琴便主动为死者清洗血迹、梳理头发、整容、换衣，从内衣换到外套，丧属为之感动得直流泪。
沽源县下甸村有一对夫妻经常打架。
一天，妻子和娘家人把死去的丈夫用车匆匆拉来，慌慌张张让她立即开炉火化。
王贞琴见他们神色反常，而且手续又不完备，便产生了怀疑，随即向公安局作了汇报。
在验尸和侦破的10天里，尸体严重腐烂生蛆，王贞琴用手把蛆拣掉，每天用水擦洗尸体。
结果，证明死者是妻子毒死的。
由于王贞琴认真负责，终于使害人者落入法网，锒铛入狱。
这些年，这个场的场长换了7任，职工换了20多名。
除一半是工作需要变动外，其余都另谋它职去了。
或许有人会说，不图个名还图个利。
图利，恐怕不会有哪个人，去当一个10年每月36元的临时工（她1985年才转为合同工）。
这些年由于疲劳过度，王贞琴的体重由入场前的60公斤下降到38公斤。
患上了严重的肠结核，常常憋气、咳嗽、恶心。
医生和场领导多次劝她好好治疗。
但由于场里没有过硬的火化工，她总是一推再推。
王贞琴干了15年的火化工，为人民、为社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她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专栏：
飞天梦
——记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黄纬禄
本报记者　高新庆
炎黄子孙飞天梦，从嫦娥奔月、鹊桥相会……到500年前一位名叫万虎的勇士驾驶“四十七矢飞廉箭”升空，绵绵不绝。
但千古求索，梦依旧是梦。
黄纬禄，小时候也做过飞天梦。
只是在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千百万人百折不挠的努力，昨天的梦，才逐步变为现实。
要造出“争气火箭”
“你问我怎么跟火箭、导弹结缘的？”
“战争！”
这位多种型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国现代火箭、导弹元勋之一的黄纬禄，操着道地的安徽芜湖口音，同记者侃侃交谈。
黄总73岁，花白头发，宽宽的前额爬满皱纹，瘦削的长脸，高高的鼻梁，慈祥而睿智，虽古稀之年，但思路清晰，妙语连珠。
“我差一点死于导弹，也是最早见识导弹，这也是缘份吧！”
黄总思绪转到青年时代。
194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原中央大学电机系。
1943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幻想，远涉重洋赴英国，先是在一家工厂实习做工，然后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4年06月，濒临灭亡的希特勒，搬出他的“秘密”武器——人类战争史上第1次实战用的导弹——V—1飞弹，袭击英国伦敦，以后又改成更先进的V—2飞弹猛袭，给英国造成很大破坏。
黄纬禄所在工厂遭一枚飞弹袭击，他说：
“我晚到了半小时，死神才没有把我带走。”
以后，他又在博物馆看到了分解的V—2飞弹实物，这可以称为远程导弹和宇宙火箭的先驱。
他边参观边想，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哪一天现代火箭能“回娘家”呢？
1947年，黄纬禄怀着眷恋之情和“强国梦”，回到了饱经日寇蹂躏之苦的祖国。
可他报国无门，痛心疾首。
国民党临近败亡，更加腐败。
1949年05月，解放军挺进上海。
黄纬禄说：
“我亲眼看到解放军官兵露宿街头，秋毫无犯，这与国民党军队临败退时勒索金条、扰民害民形成鲜明对照。
本来我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但从党领导的军队身上，我看到中国真正的希望。”
就在那一年，他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华东工业部电工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
50年代中期，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发展火箭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我国第1代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黄纬禄调入五院，他下决心要为振国威军威，殚精竭虑！
“那时，内行不多，大家都拚命学习、钻研。
白天搞实验，深夜一个个办公室仍是灯火通明，学外文，查资料，搞论证，政工干部三番五次动员，还不走。
我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有时通宵达旦，不知为什么，那时就有那么一股劲。”
谈到苏联援助，黄总给以应有的肯定。
谈到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时，黄总诙谐地说：
“我拥护毛主席的观点，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没有他这一逼、一激，哪有我们的‘争气火箭’？
哪有我们的原子弹、氢弹？”
那时我国压力重重，国内天灾人祸，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还吃不饱肚子，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然而，党的关怀，各方的支援，温暖了科技人员的心。
他们丢掉拐棍，苏联专家撤走3个月后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1枚运载火箭，揭开了中国飞向太空的序幕。
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1枚运载火箭也飞行试验成功。
火箭终于“回娘家落户了”，全国为之振奋。
黄纬禄是火箭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负责火箭“大脑”、“神经系统”、“千里眼”等的设计，为火箭“初生儿”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智。
为了第2次核打击力量
当话题转到潜艇水下发射火箭，转到我国战略导弹、战略核武器时，黄总情不自禁地回到1982年金秋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发射！”
乳白色的“巨龙”，以雷霆万钧之势跃出发射筒，穿越深深的海水，带起冲天水柱，身披瀑布向上疾速飞腾，桔红色火焰，把碧海、蓝天染得上下辉煌。
长长的烟云轨迹，标志着炎黄子孙飞天梦变成现实……
中国是第4个自行研制、第5个装备这种新型运载火箭的国家。
亿万人民欢呼雀跃。
全世界再一次震惊。
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制成潜艇发射的导弹将使中国拥有受到一次核攻击后进行第2次反击的能力”，“这是任何潜在的袭击者都必须加以考虑的。”
1988年09月，我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圆满成功，全世界又为之一惊。
“黄总，作为新型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您做了哪些工作？”
记者问道。
“我懂得的东西有限，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集我国科学技术之大成。
同我国航天事业所取得的其他成就一样，离开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离开成千上万个科技单位、工厂、部队的密切合作，离开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支援和广大航天职工艰苦奋斗，谁也没有本事搞成功。”
谈到这里，黄总微微一笑：
“你不要以为我是谦虚，也不要认为这是套话，新闻不是讲真实吗？
这是不掺水份的事实呀！”
黄总说得既朴实又得体。
早在1959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周总理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1967年03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核潜艇配套的新型运载火箭和导弹研制任务正式定下来。
黄纬禄为总体设计部主任，以后又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总设计师。
这种新型运载火箭和导弹，没有别人的蓝图，没有别人的技术资料，一切都得自己研究，白手起家。
国外为发展此类导弹，耗资巨大，周期长，不符合我国国情。
我们只能走投资少、批量小、弹射试验少而精、效率高的路子，甚至要把人家走过的三步变成两步、一步。
这对设计、制造、试验的严密性、实用性、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想象，作为总设计师，肩上的担子有多沉重！
黄总怎样挑起这副担子？
听听人们的议论：
“当一种方案比自己原来方案更先进、更完善时，黄总会毅然接受新方案，决不考虑个人的面子。
黄总说，我们要争大面子，不要争小面子；
要争党和国家的面子，不要争个人或小集团的面子。”
“黄总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
有一次，一枚运载火箭测试时，有一个继电器偶尔出现一次该吸合而未吸合的现象，后反复测试，未再出现。
“这是偶然现象吧！”
有人主张放过去。
黄总说：
“不行！”
他与大家一起继续测试、观察，结果发现继电器衔铁上有一片微小的铁屑，当小铁屑竖起时，衔铁不能到位，继电器就不吸合。
黄总说：
“可不能小看这个铁屑，火箭飞行中铁屑忽然竖起来，就会招致整个飞行失败，给国家带来几百万、上千万的损失呀！”
黄总告诫大家，搞科学技术必须在产品研究、设计、测试、检验、出厂、使用维护等各个环节上，坚决抓好人的思想、故障处理、总结经验、质量决策这“四个质量关”。
那是新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关键时刻，突然下起雨来。
第2天早晨八九点，是一个发射的好
“窗口”。
“1小时准备”，“30分钟准备”……各就各位，节骨眼上，突然一个电压表微微摆动了一下，接着又摆动了一下。
发控室内，人们惊呆了。
黄总接到报告，只剩两分钟，他冷静地问：
“平台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按时发射！”
顷刻间，火箭轰鸣而出，地动山摇，带着金色的云烟，直插蓝天。
“成功了！”
人们欢呼、拥抱，基地司令紧紧握着黄总的手，敬佩、感激。
事后有人悄悄地问：
“老总，您咋敢拍板？”
他说：
“我比较了解实际，熟悉火箭各部分的质量、性能、工作状态。
平台本身没问题，我就断定是外界影响，因控制系统灵敏度高，微风或微震都会有反应。”
“你有没有想到，万一失败了要负责任？”
“决断时刻，我只考虑打不打、能不能打？
从没想到个人。”
黄总笑笑又补充说：
“千钧一发时刻，也顾不得想个人啊！”
共产党人的情操
黄总说：
“我是1960年入党的。
原来没想到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入党。
支部大会表决那天，许多专家都参加了，我感到很光荣。
通知批准我入党时，我在庐山疗养，真喜悦啊，我就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现在不是说
‘我的中国心’吗？
中国心是与党心相通的，我理解也就是党的事业心。”
黄总对事业的追求，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入迷”。
10年动乱，黄总也“靠边”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满天飞。
可他还是经常趴在桌上绘图纸，或者挎着黄布背包，奔波于工程区、车间、试验室和试验基地之间。
他的一位老秘书给了记者一份材料，上面有黄总1983年下半年活动的时间表。
时间表表明从8月初黄总出院，不到5个月，这位年近70岁、又多病的老人出差6个省，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记者与他讲话时，他前一天刚从新疆回来（出差40多天），还说隔天又要走。
过度劳累，使黄总积劳成疾，长年“带病运转”。
他夫人住院开刀，他不吭气，照样接受任务去内蒙古。
人们说：
“火箭就是黄总的生命。”
为了火箭升空，他完全到了忘我、忘家的境地。
记者曾访过黄总家。
老式的四室一厅，客厅里有一张四方桌，一张旧式双人沙发，几把椅子，一台电冰箱，组合柜上有一部不大的彩电。
没有地毯，没有地板革。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黄总的确是居“陋室”而“德馨”。
黄总有一部专车，子女从没坐过。
老伴住院，秘书安排车送了一下，出差回来，硬是让秘书去补交汽油费。
黄总几个秘书谈到他，都说“老头特好‘侍候’”，出差就说：
‘交给你了’，住房不让住高档。
一次去广东，住一宾馆17元一晚，他嫌贵，硬要搬走；
吃饭下小饭馆，包子、面条对付就行。
他常到下面与大家一起吃咸菜啃窝窝头。”
可黄总对同志、朋友，包括身处逆境的同志，却体贴关心，无微不至。
一位同志献血，他硬是爬16层楼，到这位同志家看看；
出差回来，不是先回家，而是先到办公室，看看大家；
过年过节，必抽时间到周围同志家串串门。
一位老同志，50年代受处分过重，他又是支援粮票又是支援钱，几次三番找领导找组织，使这位同志得到妥善安置。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
“一个人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为重要。”
黄总非常欣赏这句话，把它当作座右铭。
而他本人的道德品质，在今天，难道不可以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也不逊于他在空间技术探索方面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贡献！
黄纬禄，人民敬重您！
（附图片）

专栏：
国庆报告文学征文
共和国的华诞
林玉华
40年前的10月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空出世，犹如东方升起的朝阳，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倒转历史摄像机的镜头，展示出新中国那开基立业的光辉时辰吧！
喜迎盛典的
金色日子
1949年金秋9月末的北平，从中南海传出的每一个信息都强烈地激荡着人民的心。
长街短巷，千家万户，挂上了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和红星灯笼，古城沉浸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
新政协筹备会议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
09月02日，周恩来秉笔挥毫，签署了庆祝会场和阅兵游行“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方案。
天安门城楼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
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受命负责天安门的布置和宣传工作。
他急如星火，从德胜门内的庆王府驻地驱车来到了天安门。
天安门建于明永乐年间，当时叫承天门，表示皇帝“奉天承运”、“受命于天”。
然而天安门命运多舛，屡遭洗劫。
1860年英法联军在焚烧圆明园的同时，也捣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菱花窗；
1900年八国联军一路残暴地烧杀炮击，在天安门前西华表圆柱上留下了弹痕；
城楼朱红色的宫墙遍体鳞伤……
一种强烈的悲愤感在张致祥的胸中喷涌。
此刻他身负令箭，天安门交在他的手中，他要让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面前。
几天后，一批能工巧匠云集到这里，在城楼上下摆开了战场。
城楼的东山墙下，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教授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
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
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毛主席像，而且是经毛泽东亲自选定同意的。
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高6米、宽4.6米的铁皮画框上、形神兼似，维妙维肖。
天安门城楼是庆典的中心，如何既体现出全民族的大喜庆又与古典的建筑格局相协调呢？
半个多月之前，张致祥迫不及待地跑到东单洋溢胡同，“咚咚咚”敲响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院门。
队长苏凡带着两个能手赶来了，一个叫小野泽，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日籍
美术专家。
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场上，小野泽和森茂跟随抗敌剧社转战南北，设计出了大量的舞台布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这块大地上酿造的醇酒一样，溶入了他们汩汩奔流的血液中。
苏凡和小野泽、森茂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券门下，有时张致祥也来和他们一起量皮尺、出主意，几天后便设计出了二十几张草图。
其中大宫灯的设计倍受瞩目。
苏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城去找扎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曾在清宫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两个徒弟，于是就在城楼上中间的大厅里干了起来。
小野泽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
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宫灯终于告成了。
“这八盏大宫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的欢乐、人民的胜利！”
大典前夕的深夜，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他站在金水桥上，借着探照灯的银辉，面向天安门环顾四望，欣喜万状。
早在三大战役的隆隆炮声震撼中华大地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指挥全国作战，一面就发函致电并派人接迎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前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新政协筹备会议确定周恩来负责起草新中国第1部人民宪章《共同纲领》，他在中南海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又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七次反复讨论修改。
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
0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城楼霞彩氤氲，云气缭绕。
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委员沿着“千步廊”的青石御道来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碑文。
随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政协委员们，怀着虔诚崇仰之情，为近百年来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英勇捐躯的两千万英灵，铲下了一锹锹土……
当天夜里，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灯火通明，毛泽东俯案笔走龙蛇，起草准备第2天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当黎明的晨曦给中南海的楼阁亭榭镀上一层金辉的时候，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西华厅，同周恩来共同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此时，古都京城欢呼声、锣鼓声阵阵传来，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伟大庄严的一天。
奏响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10月01日清晨，天安门在熹微的霞光中渐渐露出了金黄的冠盖。
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重楼九楹的朱漆红柱之间高悬着八盏垂金流苏的大红宫灯，城台上面飘扬着八面鲜艳的红旗；
正中券门的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宫墙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横幅标语，金水桥两边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红色的绸卷花环随风飘扬……
旭日初上，首都各界群众就手擎红旗，高挑彩灯，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场，天安门前汇成了锦绣的海洋。
下午两点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副主席和56名委员宣布就职。
2点55分，55岁盛年的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西华门来到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第1次出现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
人民领袖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以浓重的湘音，激昂的语调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30万军民群情激动，欢声雷动，红旗、花束、彩灯卷起了汹涌的波浪。
毛主席雄伟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刻，站立在广场中心的联合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将指挥旗一抖，200件乐器奏响了威武雄壮的《国歌》。
《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民族危亡的关头，是经过硝烟与鲜血洗礼的悲壮乐章。
1935年，革命戏剧家田汉在被捕前把这首歌词仓促写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辗转传到音乐家聂耳手中。
聂耳在面临反动派迫害即将离国之前，以巨大的热情创作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出现，立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
后来经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并灌制唱片，使这首歌享誉世界，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一首高昂的战歌。
在一次商讨国歌的会上，以画骏马而名扬天下的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支持他们的意见。
但有人认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主张改词。
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
他说：
“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建设越进展，敌人越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
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
一席话使人豁然开朗。
政协会议通过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40年来，这支雄壮的乐曲通过军乐演奏，已经响彻了全世界。
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请毛主席升国旗！”
大会秘书长宣布议程。
此时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神圣的光芒。
他用力按动了通往电动旗杆的电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
新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清新明亮的语调对听众解说。
“轰——”“轰——”“轰——”……54尊山炮齐鸣28响，震天动地，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
据说，54尊礼炮代表54个民族（根据当时统计数字），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
国际礼仪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的。
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人唐永健起草、毛主席批发的一份报告就是这样说的。
三天前，政协全体会议刚刚通过了国旗的议案。
人民不会忘记，在那民族危难的岁月，“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使人感到屈辱和悲愤；
也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的“太阳旗”猖狂地玷污祖国的天空。
饱受欺凌蹂躏的中国人民多么渴盼看到自己的国旗在天空中自由飘扬啊！
1949年07月，报刊上刊载了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
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应征图案跨山涉水，联翩飞来，短短一个月之内就收到2992幅。
其中还有朱老总的心血。
评选委员会精选出38幅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政协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一天晚上，毛泽东请客。
席间，曾多次参加过国共谈判的爱国人士、政协委员张治中先生问毛泽东：
“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答：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
你怎样？”
“我反对这个图案。
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
张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听了，皱了皱眉头：
“这倒是一个问题，不少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
09月25日，张治中先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讨论会。
与会代表尽是文化人、画家、艺术家。
毛泽东客气地和张先生握了握手，并当众介绍了张治中的意见，然后接着说：
“我知道反对这黄河一道杠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的才好。
大家想想吧。”
说到这里，毛泽东顺手翻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6号，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图案给大家看：
“这个图案怎样？”
设计者从“盼星星”中得到启发，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对准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旗面为红色，喻意革命如红霞一片。
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地……
在场的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好！”
当场有三人提出异议：
“这四颗星是代表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吗？”
毛泽东呷了一口浓茶，思路敏捷地说：
“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
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
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
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的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到周恩来主持大会讨论时，五星红旗图案顺利通过了。
这天，怀仁堂的主席台上挂上了大幅五星红旗，满台生辉，掌声雷动。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一位身居上海不足十平米斗室的无名小卒。
他的名字叫曾联松。
从9月27日确定了国旗图案那一天起，首都人民连续三天突击赶制了无数面五星红旗。
其中有一幅特制的大红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用红色绸料作旗面，用黄色缎料制成五角星，鲜红中泛着金光。
这就是毛主席亲手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此刻，丁一岚的声音更加激动了：
“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
它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
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盛大空前的立体阅兵
从当年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的英姿雄风。
阅兵总司令员朱德特地穿了一身新制服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驱车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出来，缓缓通过金水桥。
这里是“天街御路”，从前只有皇帝坐的大轿通行；
而今这位农民出身的统帅，乘坐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美式敞篷轿车，威风凛凛。
聂荣臻总指挥迎候在东华表下，向总司令郑重敬礼并报告：
“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乐的鸣奏中，朱总司令由聂将军陪同，出东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外国领事馆聚集的东交民巷，顺序检阅肃立严整的三军部队。
“祝同志们健康！”
——“祝总司令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万岁！
万岁！”
统帅和士兵此呼彼应，海啸般的声音在京城大街上涌伏、滚动。
朱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接着分列式开始了。
一面火红的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而来。
这是“八一”军旗第1次向全国人民亮相。
这支诞生在南昌城头的人民军队，经过血与火的漫漫征程，终于来到了天安门。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水兵们头戴白色无沿帽，脑后飘动着黑色缎带，身着蓝白相间的海魂服，显得格外英俊潇洒。
紧跟着是强大的步兵师，8000余名指战员携带缴获的各种武器，组成12个方阵，英姿勃勃，锐不可挡。
接着开过来的是炮兵师，野炮、榴弹炮、战防炮、高射炮，排成“一”字形的横列前进。
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各种坦克车、装甲车，以排山倒海之势通过检阅台，战士们挺胸昂首站立在车上，注目城楼，庄严敬礼。
在《骑兵进行曲》的激越节奏中，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五马并行，以整齐划一的动作跑过天安门前，骑兵们握枪挎刀，英风赫赫，激起群众队伍中暴风雨般的鼓掌欢呼。
当人民解放军战车方队似铁流汹涌通过天安门前时，突然从东天上落下一串霹雳，只见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战斗机及6架运输机和教练机，呼啸着飞临天安门上空。
几分钟后天空又有9架P—51战斗机从空中掠过。
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立体的武装阵容。
几个月前，国民党空军的6架B—24飞机，轰炸了刚解放不久的南苑机场。
为了确保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空中战斗力量。
08月中旬，军委航空局下令成立了“南苑飞行队”。
09月初，军委召开阅兵会议，确定空军也要参加开国大典受阅。
09月22日，华北军区航空处拟定上报了《空军参加检阅计划表》，其中明确规定：
P—51战斗机和蚊式战斗轰炸机各两架，完成受阅后即分别升空10000英尺和12000英尺处，“担负北平、通州、良乡、大兴上空警戒任务”。
在飞行编队中，有国民党空军第1个驾机起义者——刘善本。
三年前，由于他经常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决心退出内战的漩涡。
一次，他借着运送无线电器材的机会，驾机飞到了延安，第2天毛主席就亲切接见了他。
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光荣出席了政协一届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最先看到了天上的机群，他仰脸东方，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
广场上的群众雀跃欢腾，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都抛向天去，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隆隆声。
执行防空警戒任务的4架战斗机飞临复兴门后即升高空了。
欢腾的群众并不知道，那上面装有防敌袭扰的枪弹。
40年后的今天，当我通过电话采访当年担任受阅飞行领队的邢海帆时，他说：
“飞机带弹受阅这在世界空军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但那时敌情十分复杂，如果遇到敌机来了再落地装炮弹，那就晚三春了。
常言道：
‘有备而无患’。
敌人不是不想来捣乱，而是因为我们有充分准备，他们才不敢来！”
阅兵结束后的当晚，朱总司令在北京饭店宴请受阅的陆海空部队代表。
觥筹交错，总司令来到空军代表席，气宇轩昂地说：
“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毛泽东高呼：
“同志们万岁！”
当晚霞的金辉映照到天安门前的蟠龙华表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
群众游行开始了。
刹那间，满天金花飞迸，遍地火龙翻滚，广场变成了灯火的海洋。
游行队伍以工人老大哥为先导，农民兄弟跟近，随后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浩浩荡荡，欢呼着通过天安门前。
从长辛店、丰台、通州来的铁路工人，从石景山来的电厂、钢厂工人，一清早就到了北平站，下了车就直奔会场。
北平解放前夕，各厂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护厂队，保护工厂的机器设备，抵制了反动派的破坏捣乱。
石景山发电厂解放后，只停了一天就开始发电。
三个月前，石景山钢厂的炼铁、炼焦、铸造、动力、运输全面恢复了生产，朱德总司令亲临工厂祝贺，鼓励职工们开展革命竞赛，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参加游行的数万名工人举着旗帜、火把，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显示出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豪迈姿态。
郊区的翻身农民五更天就摸着黑起来，敲锣打鼓，步行四五十里路赶来会场。
千年来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砸碎了，他们欢欣鼓舞，庆祝土地还家和土地改革的胜利，把写好自己名字的木牌插在分得的土地上。
听那欢乐的鼓点，奔放的锣声，都洋溢着翻身农民的无比喜悦。
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引导着四万名学生汇成的大军向广场中心涌来，那嘹亮高昂的乐曲迸发着青春的活力。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生政权输送了大量的骨干。
学生们抬着一丈二尺高的红纱扎的大五角星和八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始终不曾坐一坐。
他一手扶着栏杆，一只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
突然，他面对着扩音器吩咐工作人员：
“把水银灯全打亮！”
瞬息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天安门前照耀得像白昼一样。
广场上的群众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潮水般地涌向五座白玉石桥，他们要亲眼看一看开创新中国的一代伟人。
无数面大红旗挥舞招展，无数支火把熊熊闪耀，无数盏花灯汇成一片灯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的欢呼声像海潮迭起……面对这沸腾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
在几十年的烽烟烈火中他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时代的主人。
只有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从金田暴动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南昌起义，从抗日游击战争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上的丰功伟业，哪一件不是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奋起创造的呢！
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举向空中，时而招呼着群众，时而有力地挥动着向群众致意。
当“万岁”声的高潮再次涌起时，毛泽东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同志们万岁！”
蓦然，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毛泽东那宏亮激昂的声音。
随即这声音又从天安门广场四面的宫墙弹射回来，发出阵阵响亮的回声：
“同志们万岁！”
领袖和群众的心在一起交融、激荡，化作巨大的声浪直冲霄汉。
人民爱戴领袖，领袖热爱人民，胜利的欢欣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时在人们的心中汹涌、奔腾……

专栏：
墨西哥城的地铁
薛奕明
当我站立在墨西哥城的街头，只见单行线的马路上，并列四、五辆汽车梭梭向前，各种颜色的车身在阳光照耀下闪烁得人眼花缭乱。
汽车似乎是墨西哥城的主要交通工具。
直到我参观了地下铁，才知道墨西哥城的地下铁路也很先进，是普通市民日常依靠的交通工具。
墨西哥城地铁有20年历史。
它现有8条地下铁路线，全长141.5公里，都是双线，共有121个车站。
地下铁路线纵横交错地伸向墨西哥城各个角落。
这里的地铁离地面是33米，绝大多数线路都在地下，但有的也伸出地面。
地铁站宽敞，灯光闪耀，有出售食品的小摊，也有橱窗明亮、物品精美的商店，有一处正在举行一个“走向星际”的展览，有巨幅照片，有实物，有电视显象。
人们熙熙攘攘，好像一个地下商场。
地铁入口中间一排6个入口处，无人管理。
每个进口处都设有自动检票机。
整个车辆驾驶都已程序化，一切都通过电子计算机控制速度及停车。
驾驶员只管开门、关门。
乘客进车厢后，司机则按钮关闭车门，然后轻轻提起一金属圆环，车辆就前进，自动控速。
墨西哥的地铁车厢车窗净亮，座位清洁，乘客间相互让座，妇女很少站立。
乘客只要不出站，可以自动选调线路到达自己目的地。
地铁每天流量约为500万人次，由市政府管理，也是一项市民福利措施。
每张地铁票价为100比索（约合人民币一角五分）而各种开支成本约为300比索，由政府补贴。

专栏：
深渊上的虹
——洪都拉斯掠影
郭伟成
“银山”
特古西加尔巴坐落在青青的山坳里。
沿着弯曲的公路，过乔卢特卡河，就进入了熙熙攘攘的城区。
那时，刚好雨过天晴，一轮彩虹横架在如黛的山上，显得格外的壮丽。
相传，16世纪70年代，当西班牙人远涉重洋来到这陌生的地方时，满身漂亮银饰的土著印第安人对他们说，“这儿是特古西加尔巴（意为“银子的山岗”）”。
今天的特古西加尔巴，虽然不再以它的银矿著称，不过，仍然富于田园色彩：
青山、绿水、晨、晚间淡淡的雾，飘飘悠悠。
本来，我是买好了从墨西哥城经特古西加尔巴当天飞往圣彼德罗——苏拉的机票，但是，班机到达特城后才知道，由于缺乏燃料，国内航线已经停飞2天了。
机场职员解释说：
“没有德士古与埃索（美国石油公司），我们的‘萨萨’（洪都拉斯航空公司）就玩不转了。”
后来，随着我对这个国家的进一步了解，才发现，没有“德士古与埃索”，还不止是“萨萨”玩不转。
洪都拉斯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达里奥坦率地对我说：
“我们的经济是不发达的，至今还是依附性的。”
“美元一感冒，我们的伦皮拉（洪都拉斯货币）非咳嗽不可。”
本世纪20年代，美国垄断资本进入了洪都拉斯，把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变成了美国的香蕉园。
由于香蕉出口曾位居世界第1，洪都拉斯又被称作“香蕉之国”。
直到现在，洪都拉斯仍然是一个以种植香蕉、咖啡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国。
香蕉占到农业产值的70％，占出口总值的39％，只不过，这庞大的香蕉资源仍然操纵在美国果品公司手里。
在北部平原地带，从圣彼德罗——苏拉到特拉的路上，可以看到许多连成片的香蕉与油棕榈种植园，当地人说，那都是姓“标准”的
（美国标准果品公司）。
为了逐步摆脱单一经济状况，发展本国经济，洪都拉斯作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先是尝试实行“进口替代”的战略，争取摆脱对外来经济的依赖。
近年来，洪都拉斯又通过开办自由区与客户工业，吸引外国投资与技术。
现在，洪都拉斯已经逐步建立起一些纺织、食品与烟草、糖、咖啡等农产品的加工工业，扩大了非传统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仅仅1988年，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就增长了12％。
但是，在洪都拉斯最有市场的农业工业，仍然被外国资本垄断与操纵着。
总之，整个洪都拉斯还是像“银山”特古西加尔巴一样，既在发展中变化着，又深深打着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
林海
在洪都拉斯旅行，极少看到裸露的地表。
国家资源部的官员说，洪都拉斯国土面积的70％被野生植物所覆盖；
森林面积占了整个国土面积的60％，真正是一个“森林之国”。
由于人烟稀少，道路通达很少，因此，大多数森林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
一位生态学者告诉我，洪都拉斯的森林里到底拥有多少种类动、植物资源，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到了北方沿海的兰塞蒂亚与特古西加尔巴附近的蒂格拉保护区。
说来，也不过离城市几十公里开外，便已经是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了。
远看，绿得耀眼似的，好像大自然的画师，在那儿凝聚了所有的绿色，酿就了旺盛的生机；
近瞧，则弥漫着神秘的氛围，不知道那林海间的羊肠小道会通向什么样的世界。
进去不远，已经遮天蔽日了。
古树藤萝，竞相生长，争着向光亮处伸去。
踩在松松的腐殖层上，听着由远而近，风卷起的树涛声，竟仿佛浮在绿色的大海里似的。
仅蒂格拉保护区就有7071公顷的方园。
以雪松、橡树为主。
林间动物自然很多。
蒂格拉的热带雨林里有6处长年不断的泉水。
早在1974年，洪都拉斯颁布了“森林保护法”，并建立了国家森林发展公司，保护、开发森林资源。
目前，在全国按地域、资源不同，建立了57个生态保护区，蒂格拉只是其中很小
一个。
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自然财富”的“银河”（里约——普拉塔）保护区，占地面积52.5万公顷；
中部奥兰乔保护区，占地150万公顷，横跨3个省。
其中格拉西亚斯省50％与科隆省的45％土地
面积，均在这片原始森林覆盖之下。
据初步考察，这里拥有136种以上的植物资源，树木以桃花心木、胡桃木、雪松等贵重树木为主。
桃花心木是最珍贵的热带红木。
10年前，洪都拉斯的木材生产与出口曾一度占首位。
后来，有计划地控制了对森林资源的采伐，尤其是控制对挑花心木等贵重红木的采伐与出口。
目前，全国有控制地年产1万英尺红木，其中35％出口，65％用于国内的加工、消费，包括加工成红木家俱出口。
洪都拉斯政府也努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使这个森林王国绿色常在。
“玛雅路”
哥伦布5次远航美洲，直到1502年的第4次航行才到达洪都拉斯沿海，并把这儿命名为“深渊之国”。
但是，从16世纪初叶直到19世纪中的300余年，曾经发现了整个新大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却始终没有发现，在这个“深渊之国”的原始丛林里，还有一个可以同旧大陆的雅典文化比美的辉煌世界，那是曾经出现在“深渊”及整个新大陆上空最绚丽的彩虹。
只是，在西班牙征服以前，它已经神秘地像它的出现、形成一样，消失在茫茫的宇宙里。
这就是坐落在洪都拉斯西部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原始丛林中的科潘玛雅遗址。
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800年间，科潘曾经是玛雅人的首府，宗教与文化中心。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玛雅文化是在科潘的原始森林里发祥、形成，然后向西、向北，传播到中美洲其它地区和墨西哥。
出圣彼德罗——苏拉往西而去，我不记得汽车拐了多少弯，绕过多少座山，才到达那个茂密的丛林中。
直到现在，你仍然无法从外表断定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峰回岭转，古树参天，遮盖着、掩映着壮丽的金字塔、宏伟的庙宇、精美的雕刻、石像，谜一般的象形文字石阶；
那风神、雨神、太阳神；
玛雅人世俗的统治者与想像中的神祇的石像，所有这些，经过一两千年日月风雨的侵蚀，依然保持着总体的完整与全盛时代的神态、气势。
令人惊异的是，在一块巨大的方形石座上，玛雅人刻下了在这以前的16位部落酋长（统治者）的浮雕像；
每一面6个，顶部平面上，雕刻着玛雅人创造的“太阳历”。
根据玛雅历法，每年365.24天，分作18个月，每月20天，在剩余5天，是不能进行任何宗教活动的“倒运日”。
每过52年调整一次；
与人类现在通用的历法相比，大约1000天只相差2天。
科潘时代的玛雅人已经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日食与月食的时间。
他们在计数中发明了“零”的概念，比旧大陆要早800年。
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有人在科潘遗址的外围零星地发现了玛雅文化的一些碎石，但是，真正大规模发现还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
直到现在，考古发掘工作还不断有新的发现。
在那儿，我看到考古人员在成堆的石雕碎块上，系上小标签，注明发现的时间、地点，有待今后考证、研究。
就在不久前，考古人员还在科潘的丛林里发掘出一处玛雅人的墓葬。
1980年，科潘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财富”，从而得到对科潘保护与发掘工作的国际援助。
但是，洪都拉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财富”，首先是洪都拉斯的巨大财富。
在争取到欧洲共同体的援助后，洪都拉斯与毗邻的玛雅文化国家危地马拉、墨西哥、伯利兹、萨尔瓦多共同制订了一个地区性计划，开辟“玛雅路”国际旅游线，包括对玛雅世界文明的参观、考察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旅游、度假项目，充分利用人文、自然资源，推动国家的发展。
自然，到目前为止，“玛雅路”还只是一个规划蓝图。
但是，可以期待，在玛雅人留下的灿烂轨迹上，会重新出现一道新的更加绚丽的彩虹。
（附图片）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专栏：
美国犯罪又创纪录
美国的社会犯罪率仍然是居世界之冠。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发表的报告承认，1988年美国犯罪案件的新数字为每分钟二十六起，又创新纪录。
这一年发生在美国各地的谋杀案件达二万零六百七十五宗，比1987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九，成为世界上犯谋杀罪案最多的国家之一。
1988年发生的暴力案件为一百五十六万起，盗窃案为一千二百三十六万宗。
而且据美国司法部不久前所发表的调查证明，全美国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的犯罪案报警或立案，实际上超过半数以上的暴力犯罪案件并没有报案，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犯罪的严重性。
首都华盛顿已被称之为“谋杀之都”，1988年有三百六十九人被谋杀。
今年，华盛顿的谋杀案件又见增多，01月至08月初已有二百六十三人被谋杀，比去年同期增加七十二人。
当局估计，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末到今年底仅因谋杀案而死的人数就可达四百二十人，至于其他案件也有上升的趋向。
有些杀人案件发生在各国驻美使节居住的区域。
美国政治中心、白宫所在地连连发生令人心惊胆战的暴力谋杀案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地报纸以大标题形容华盛顿已成为犯罪“战区”，连续报道发生在这里的暴力事件，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美国社会上的盗窃案件不仅数量增多，而且盗窃手法越来越“高明”，有的盗窃案还运用了电脑之类的新技术，所以犯罪案件十分离奇，弄得联邦调查局也束手无策。
最近，美国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件，收藏在美国十三所高等学府图书馆里的有关美国专利资料缩影胶卷全部失窃。
被盗的专利资料缩影胶片共有近三千卷，是近二十年来各项专利发明资料，其中包括颇为有名的贾维克七号人造心脏专利资料。
奇怪的是，这么多的专利资料，是在今年六至07月间先后从六十五个图书馆与资料库里，被有计划的盗窃去的，竟无人发觉。
后来麻省大学图书馆查阅所收藏的二百三十卷专利缩影胶片时才发现不翼而飞了。
据调查估计，仅盗窃麻省大学图书馆的发明专利资料起码要有四五天时间，可是这些时日里却也一直没有人发觉。
待到发现时，全国十多所有名望的大学图书馆都早已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仅近三千卷资料胶片价值就达十万美元，不说被窃的专利资料的本身价值。
据说作案者盗窃专利资料与商业竞争有关。
堂堂十多所高等学府图书馆先后一起被盗，这至少从一个侧面看出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的丑恶面貌与社会犯罪的严重性。
大量的刑事犯罪案件都与毒品有关。
美国社会上毒品泛滥成灾。
警察当局指出，毒品是暴力事件的核心，使许多城市变成了犯罪的“战区”。
在以往的几年里，每四个美国家庭中就有一个受到暴力罪行或盗窃的侵袭。
1988年，谋杀案已是青少年第2位最常见的死亡原因。
（石宁）
（附图片）
又一个记录　朱根华

专栏：
音乐助手术
英国伦敦的几位外科医生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设计了一种奇特的“音乐手术室”。
这种手术室特意设计得具有特佳音响效果，以便病人一边接受手术，一边欣赏优美音乐。
处于全麻状态的病人对音乐十分敏感，那些节奏缓慢的乐曲能帮助病人松弛神经和肌肉紧张，从而使手术进行得更为顺利。
此外，外科医生手术失误也大为减少。
（梦　之）

专栏：
一幅修改了三次的油画
1949年10月01日的开国大典，使一位画家的眼睛湿润了，他就是曾执教于国立北平艺专的著名画家董希文。
董希文经过三个年头的准备，于1952年动笔创作《开国大典》，翌年完成后，不仅得到美术界的一致赞赏，也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赏之后也不住交口称赞。
当1959年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落成后，这幅纪录下新中国诞生光辉日子的作品，就收藏在那里。
可是这已经不是画家1953年第1次完成的画幅了。
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发生的“高岗事件”，使《开国大典》的作者不得不对它作出修改。
在这次修改中，原先站在画幅左侧国家领导人群像里的高岗被涂掉了。
修改过的这幅《开国大典》，后来被采用为纪念建国十年大庆而出版的一枚邮票图案。
十几年过去了，在董希文年近花甲时，1972年又“受命”对《开国大典》作第2次修改。
美术作品也逃不脱“文革”带来的政治厄运。
这次修改，从画幅上去掉了刘少奇。
直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由于历史原因而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开国大典》，受到了公正的对待，第3次作出“修改”。
不过这次不再是从画幅上涂掉哪一位新中国的领导人了，而是恢复这幅名画的原貌。
但是十分可惜，《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于1973年去世，没能参与和看到他的作品以他的创作原意重新绘制，重新高悬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明亮宽敞的大厅里。
（9月10日《天津日报》王洪福文）

专栏：
中国“迪斯尼”
——娱乐、科普、惊险一体的九龙游乐园
到了这样一个去处，你可能恍如降临仙境，又会以为置身梦中：
幽暗中你飘然潜入海底，五彩珊瑚密如丛林，一对美人鱼笑盈盈迎候来宾，六名蚌壳仙女手拿箫、笙、琵琶，仙乐悠扬。
珍宝璀璨的龙宫大殿，老龙王刚刚还在谈笑风声，突然就变了脸——王位之争使龙颜大怒。
在龙王喷水的瞬间，龙宫被水火吞没，仙女们纷纷变成了妖怪……
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所——北京九龙游乐园，现在即将竣工。
它座落在北京十三陵水库风景旅游区，是亚洲第1家既具有迪斯尼特色、又体现中国“龙的传说”的大型水下游乐场所。
九龙宫，是游乐园的主要游览项目。
这座海底龙宫的表演工艺，造型逼真，运用了中、日、美三国的高技术手段。
位于中央控制室的电脑发出各项指令，按照编好的程序，包括美人鱼、蚌壳仙女、龙王等37个栩栩如生的机器人便进入“角色”，自动各显身手。
龙宫配以声、光、电、景、画等艺术效果，给人一种置身神秘世界的特殊感觉。
九龙宫建在十三陵水库中的孤岛上。
通过建在水下长150米的通道，你便可进入
“龙宫”，领略一幕幕使你乍奇乍喜乍险的场景。
这座融娱乐、科普、惊险为一体“中西合璧”的新颖游乐园，预计年内即可正式迎接探奇者。
（9月07日《中国青年报》景星文　汪慧摘）

专栏：
国防科技重大成果一览
试验或试制成功项目名称　时间
第1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
第1颗氢弹　1967年06月17日
第1枚导弹核武器1966年10月27日
第1枚导弹1960年11月05日
第1枚近程弹道式导弹　1964年06月29日
第1枚地地中程导弹　1966年01月06日
第1次地下核试验　1969年09月23日
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04月24日
第1枚洲际导弹　1980年05月18日
第1颗一箭三星　1981年09月20日
第1枚潜艇水下发射导弹　1982年10月16日
第一艘导弹驱逐舰　1971年12月31日
第1台亿次计算机　1983年12月06日
第1颗同步通信卫星　1984年04月08日（9月18日《经济日报》）

专栏：
我欣慰，有这样的母亲
1987年12月初，我的孩子董恒，突然患了世上罕见、在我国只发现了两例的威勃尔氏病。
无情的病魔折磨得他全身高度浮肿，五官变形难认，消化道充血，大小便失禁……
在绝望中，我们把董恒从内蒙古送到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破格地收下了他。
可敬的医务人员牺牲了春节和亲人团聚的宝贵时间，实行特级护理，经过200多天的全力抢救，先后有13600毫升鲜血和大量人血白蛋白等高级营养药品输入董恒体内，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并转到了康复病床继续治疗。
当他在1989年春节病情再度复发时，又转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抢救。
经过80多天的精心治疗，孩子才安全地回到了内蒙古。
现在，他正在接受恢复性治疗，生活已能自理，准备明年继续上学。
使董恒再生的不仅仅是医生那高超的医术。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我因救治孩子几乎把全部家产变卖殆尽，住院拿不出必要的押金时，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梁国章对我说：
“我们按共产党的老规矩办，先救人要紧！”
毅然收下了我生命垂危的孩子。
他们先后三次请来了国内外著名的专家、教授。
其中有协和医院消化系统陈圆芳教授、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张百川教授、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黎磊石教授以及本院的牟善初、蔡醒华教授，进行缜密的会诊。
当董恒转院到南京后，黎磊石教授又三次组织专家会诊。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孩子呵！
使董恒再生的也不只是医务工作者。
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和团委向全局职工、团员、青年发起了抢救董恒的募捐活动。
短短的几天内，从沙漠深处的包兰线，到国际铁路干线集二线，人们把一批批捐款和一封封慰问信送到了我们的手中。
更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当《为了一个15岁的学生》的通讯在《工人日报》发表后，一颗颗心，一张张汇款单，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到了董恒身边。
有些来信和汇款单上，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只写着：
“一名共产党员”、“我厂全体共产党员”、“团支部”……我和病中的孩子手捧着这一封封深情的信，一笔笔滚烫的钱，不由得热泪滚滚……
人间自有真情在。
我深深地懂得，所以有这一切，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
我和孩子永远牢记祖国母亲的恩情。
我真欣慰，有这样的母亲。
（9月16日《工人日报》董耀华文）

专栏：
歌德喜爱中国文学
德国大文豪歌德在七十八岁时，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晚上自修，续读《花笺记》。”
歌德曾读过《花笺记》、《好逑传》和《玉娇梨》等中国文学作品。
有一次饭后聊天，歌德对同时代诗人爱克曼说：
“中国小说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奇怪。
一是人的思想、行为和感情在中国小说中，被体现得更明朗些、纯洁些，也更合乎道德标准；
二是人物与客观环境结合紧密，小说里描写的活像一幅美丽的中国画；
三是故事优美，并富有格言意味”。
爱克曼听后很感兴趣地问道：
“您读的也许是中国小说中最好的吧？”
歌德回答说：
“不。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森林内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
（09月13日《中国人才报》）

专栏：
波峰浪谷间，好一群测海铁男儿
南沙自古属中华。
尽管从汉朝以来，我国就积累了大量有关南沙的各种资料，然而，由于经济和科技落后等种种历史原因，这些资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航海和工程建设的需要。
直至今天，共和国海军用的有关南沙的资料，一部分竟仍然是外国三四十年代的旧资料！
他们，南海舰队某部的海测兵，肩负沉重的历史责任来到了南沙。
白天，他们在风浪里驾小艇用水泥建造永久性方位标志；
夜间，他们在大海中的工作平台上通宵达旦开机测量。
说是工作平台，其实只是几根钢钎、几根毛竹、几块木板固定在礁盘上的简易架子，三四平方米见方，还不能盖顶棚遮风雨。
每当落霞满天的时候，这些大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年轻军人，三四人一组，带着武器和仪器，驾着小艇离开测量母船直奔礁盘，然后趟着齐胸深的海水爬上工作平台，全身湿漉漉粘乎乎，干了则一身咸盐。
有时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海测兵们便从晚上9点多钟一直淋到翌日天亮！
那儿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烈日灼人，夜来寒气袭人。
长年在海里作业，胃病、关节炎成了水兵的职业病……
尽管工作环境是如此恶劣，但海测兵——这些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他们笑踏南沙千重浪，测量计算着成千上万的各种数据，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青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大比例尺海图，即将诞生在他们——南海舰队某部测量兵的手里！
（9月15日《羊城晚报》谢坚文）

专栏：
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
1989年第5期《军史资料》刊登杨成武同志《开国大典阅兵式》一文，其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壮观图景。
在国庆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摘录此文，以飨读者。
1949年10月01日，这个辉煌的划时代的日子来临了。
30万军民集聚于天安门广场。
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秀海洋。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
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伯渠宣布开会。
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人民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个声音震动了全世界。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当这面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54门礼炮齐放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天地间。
升旗之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戎装整肃，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
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
“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检阅完毕便是分列式。
分列式的第一序列，是代表年轻的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150多人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
紧接着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
步兵师的战士们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来了。
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过来。
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1个。
当战车师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上，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万众仰望。
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兴奋地昂首注视祖国领空的保卫者。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壮观的骑兵师队伍。
3个骑兵团过后，紧接着便是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
整个骑兵师共
1900多匹战马，以6路纵队前进，各
梯队军马的毛色与装具整齐划一，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
检阅式和分列式共用两个多小时，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1.6万多名。
这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阅兵式之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向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致意，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致意。
入夜，火树银花，载歌载舞，首都北京的军民在尽情地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1个夜晚。

专栏：
首都两度确定十大建筑其中差异反映今昔巨变
建国四十年来北京曾两次评选“十大建筑”。
第1次是1959年。
被评上的“十大建筑”是：
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和钓鱼台迎宾馆。
第2次是1988年，被评上的“八十年代十大建筑”是：
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央彩电中心、首都机场候机楼、国际饭店、大观园、长城饭店、中国剧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东四十条地铁站。
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评选“十大建筑”，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说来很有点意思——
五十年代著名的十大建筑严格地说，不是评选出来的。
因为当时迎接建国十周年建成的只有这十大工程。
而八十年代的“十大建筑”是
“评”了又“评”的。
这些年，北京一年就竣工各类房屋建筑一千万平方米，造型新颖、各异其彩的精美建筑比比皆是，从这么多的新建筑中评选出十大建筑，还真不好评呢。
最后只好来个“少数服从多数”，由几十万北京人投票选举定夺。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国庆十大工程，用的是大会战的方式，是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建成的。
八十年代，北京的很多新建筑几乎是“悄悄”地出现在首都街头。
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建设几座大厦已经不必举国支援了。
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五十年代，十大工程都是解决各方面急需的项目，是“雪中送炭”。
就说人民大会堂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连一个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都没有。
再说北京火车站，如果不建设，北京就会进不来出不去……而八十年代十大建筑，则可以说是进一步给咱共和国首都“锦上添花”的项目，大多添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之“花”。
（09月15日《北京日报》张红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