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会在京举行
389个集体和591名个人榜上有名
宋平发表讲话强调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战斗力
本报北京9月20日讯
记者宋世琦报道：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前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直、国家机关，铁道、民航系统和人民解放军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的代表欢聚首都北京，汇报和交流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的经验，接受党给予他们的崇高荣誉。
今天上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
大会表彰389个集体和591名个人。
今天的大会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宗鼐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就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战斗力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宋平说，提高党员素质，首先要教育共产党员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原则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也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
怀疑、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资格做一名共产党员；
对攻击、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为不批评、不斗争，甚至纵容、支持，也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
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党内矛盾，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破坏党的统一的行为要敢于批评、敢于斗争。
那种在原则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及“墙头草，两边倒”的骑墙态度，是和共产党员的党性不相容的，必须坚决反对。
他说，提高党员素质，还要教育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时期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任何时候都不能滥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宋平说，中国共产党68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具有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不仅在于她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而且最根本的在于这些优秀分子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的战斗集体。
如果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有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充满生机与活力，整个党的工作就会有坚实的基础。
离开了基层党组织，党就成了无本之木，中央就会成为“空头司令”；
忽视、削弱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必然损害党的领导。
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既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最近，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了企业党的组织处于政治核心地位，解决了多年没有明确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要在加强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认真搞好农村、机关、学校、部队等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切实改变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名无实的状况，使基层党组织都能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宋平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他说，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新的工作任务，为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许多新的课题。
全体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员干部首先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带个好头。
宋平说，脱离群众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尤其是在党处于执政的情况下，党内更容易滋长做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等不良倾向。
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使一部分群众失去了对我们党的信任，说明了党员脱离群众是多么危险。
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十分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时时想着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扎根在群众之中，做群众的知心朋友，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宋平指出，这些年来，党内缺乏积极的思想斗争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造成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多基层党组织，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些党组织，原则空气十分淡薄，不能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明显的错误言行听之任之，使腐朽庸俗的作风蔓延起来。
这种不良倾向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采取措施认真加以纠正。
宋平说，这些年来，党的各级组织在建立健全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加强党的建设中，要积极探索和完善党的各项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依靠制度建设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他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一项根本制度。
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坚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
今后，必须在进一步发扬民主的同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坚决克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等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行为。
宋平说，几年来，广大党务工作者在赵紫阳同志严重忽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不同程度地抵制了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影响。
实践证明，党务工作者队伍在搞好党的自身建设，保证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我们要花大力气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上较强、精通党务工作、有实践经验、深受群众拥护的党务工作者队伍，并以这支队伍为骨干，带动全党同志把我们党建设好。
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热爱党务工作，发扬奉献精神，不为名、不为利，立志做一名“职业革命家”，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和创造新经验，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努力奋斗。
宋平强调指出，目前，加强党的建设的大气候已经形成。
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务工作者，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增强信心，振奋精神，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为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宋平讲话后，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开始大会发言。

专栏：
社会
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
——纪念人民政协成立40周年
又是金风送爽时节。
我们以喜悦的心情纪念人民政协成立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的今天，600多位各阶层人民代表齐集北平，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
那次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首都、国旗和国歌，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四十年来，人民政协走过了光辉的路程，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代表人物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
人民政协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族人民的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有了很大发展，为推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发展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对人民政协是重视还是忽视，是加强还是削弱，是否充分发挥其作用，对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有着极大的影响。
前不久，北京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
在这场风波中，人民政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真正做到了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人心”，实践证明，我们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是牢固的，前景是广阔的。
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后，有的同志担心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会不会变？
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最近，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多种场合一再强调，爱国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倡导、并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
人民政协是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长期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但不会因为这次政治风波而改变，而且还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齐心协力建设我们国家。
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关键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也不可能有人民政协。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在饱尝了胜利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领导不是中国共产党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是人民公认的。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把握方向，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绝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中国的民主建设有自己的特色，如果盲目地、机械地照搬西方或别的国家的政治方式来处理我国的党派关系，在中国搞排斥共产党的领导的多党制，其结果必然破坏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破坏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损害社会主义的事业和民族的独立。
这既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也不符合各民主党派的利益。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共产党，还有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
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不是朝野关系，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关系，而是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合作的关系，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关系。
我们党与民主党派都赞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我们要坚持这种既符合国情又行之有效的制度。
人民政协任重而道远。
我们相信，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她一定能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专栏：
李瑞环同各地宣传出版部门负责人座谈时强调
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务求见效
并同建设发展相统一促进新闻出版业繁荣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出席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全国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会议的代表座谈时指出，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态度坚决，抓出成效，同时，要把整顿压缩同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促进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也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
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主持了座谈会。
会议开始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就这次会议落实部署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的工作作了汇报。
他说，当前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主要是解决突出的两类问题。
第1类，是对于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以及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必须坚决整顿压缩，吊销其出版单位的营业执照。
第2类，是解决报刊和出版社发展过急过快，出版物过多过滥的问题。
座谈会上，江苏、河南、黑龙江、四川的宣传、新闻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先后发言。
李铁映在会上指出，要把这次整顿清理文化市场，提到同资产阶级进行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腐蚀与反腐蚀的高度来认识。
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必须作为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这个阵地决不能丢。
当前重要的是把现有的报刊和出版社整顿好，加强管理，而不是铺新摊子。
李瑞环说，改革开放10年来，新闻出版战线同其它战线一样，取得了很大成绩。
许多同志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做了大量工作，这一点应当充分肯定。
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年确实出了不少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毒害青少年的有害书刊，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李瑞环指出，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态度一定要坚决。
领导者决心的大小，是这项工作成败的关键。
对要砍、要压的书刊和出版社，必须砍掉、压掉。
有出来说情的，要坚决顶住，决不手软。
必须下大力气整顿好新闻出版队伍，特别是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班子。
要组织编辑、记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新闻出版队伍的理论素养。
当然，对人的处理要慎重。
李瑞环强调，要把对报刊和出版社的整顿压缩同促进新闻出版事业的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更加繁荣，而不要搞得冷冷清清。
有关出版业的经济政策要进行调整，鼓励什么，提倡什么，必须明确。
要运用经济手段鼓励、扶持健康有益的出版物。
有关方面负责人高狄、朱穆之、周克玉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宣传、新闻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

专栏：
李鹏视察东北纵论经济
农业为基础思想不能动摇坚持抓好粮食生产
乡镇企业一要扶持二要引导不应争原料能源
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骨干力量一定要办好
企业承包制要继续搞下去但要不断改进完善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陈乃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近日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调查研究时指出：
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不能动摇，要坚定不移地抓好粮食生产；
对乡镇企业一要扶持，二要引导；
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一定要把大中型企业办好；
企业承包责任制是改革的产物，要继续搞下去，但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对苏联东欧的开放是我国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09月10日至19日，李鹏总理先后到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4个省、自治区的一些地方，就农业、国营大中型企业、边境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东北今年遇到多年没有过的伏旱，李鹏总理对农业生产情况十分关切，他先后到黑龙江省双城市朝阳乡、长春市朝阳区城西乡、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堡乡和苏家屯区十里河镇，察看了玉米、大豆、水稻等大秋作物的生长情况，并委托同行的农业部长何康同志到农村进一步察看灾情。
他要求加强大秋作物的后期管理，搞好秋收，争取颗粒回家，尽力减少伏旱带来的损失。
要组织农民搞些副业，进行生产自救，把群众的情绪鼓舞起来。
李鹏总理说，中国有11亿人口，农业问题在我国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不能动摇，要坚定不移地抓好粮食生产。
我国农作物的产量并没有到头，只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进行科学种田，增产潜力还是很大的。
今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抓农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支持农业的发展。
今冬明春，要充分发动群众，集中人力物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
要在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适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农业服务体系和各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
关于乡镇企业，李鹏说，乡镇企业还是要发展的，但要建立在农村资源的基础上，不要跟大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以便更合理地使用国家有限的资源。
李鹏总理视察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桦林橡胶厂、牡丹江第二发电厂、辽阳石油化纤公司等大中型企业，同鞍山钢铁公司等30家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党委书记座谈，了解生产、经营管理与职工生活的情况，广泛征求他们对企业承包的意见。
李鹏说，国家应为大中型企业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大中型企业也应加强管理，加强技术改造，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特别是降低原材料消耗，为国家多做贡献。
李鹏说，自从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成绩是主要的，承包制对促进生产的发展，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对企业的自我更新改造和职工生活的改善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现在承包责任制有的已经到期，有的即将到期，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没有到期的不改变，已经到期的，在没有新的办法以前，可以继续延长。
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时期，企业外部条件变化较大，困难较多，继续实行承包制有利于调动企业领导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压力为动力，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以保持生产稳定的发展。
李鹏指出，承包制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长远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上，有些弊端并不是承包制必然会发生的，而是由它引发出来的，例如企业的短期行为、分配不公等。
只要各级领导和企业领导指导思想端正，措施得当，存利除弊，就可使承包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鹏总理视察了边境城市满洲里和绥芬河，在谈到边境贸易时，李鹏说，我国实行开放的政策，面向世界各国，对苏联东欧的开放，也是我国开放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苏的经济特点不同，资源情况不同，经济上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互换性，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为进一步发展中苏经济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创造了条件。
中苏经济合作的发展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
所到之处李鹏总理最关心三个数字：
一是农民平均收入，二是职工平均收入，三是物价上升指数。
他说这三个数字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
黑龙江实施控制物价“383工程”后，物价稳中有降，群众比较满意。
李鹏说，这项工作要继续抓下去，前一段主要是抓菜园子、保菜篮子，重点搞好大路菜、当家菜。
有了充足的当家菜，市场菜价就可以得到平抑。
李鹏说，前几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使整个经济发展不协调，在治理整顿期间，要真正有过几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克服当前暂时的困难。
李鹏指出，再像前几年那样高速度发展是不可能的。
基本建设压缩后，为基建服务的加工业发展速度要下来，消费基金也会随之减少。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加强企业管理，加强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好机会。
在视察期间，李鹏总理听取了四省区的汇报，就当前的工作做了多次讲话。
09月19日，李鹏总理结束视察返回北京。
随同李鹏总理视察的有农业部长何康、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
（附图片）
09月18日，李鹏总理在沈阳市白塔堡乡视察水稻受灾情况。
新华社记者　肖　野摄（传真照片）

专栏：
江泽民同有关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加快民族地区扶贫工作进程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邹爱国、格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今天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提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江泽民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向长期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扶贫工作第1线工作、战斗的广大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
今天上午，江泽民和乔石、田纪云、习仲勋、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等同志，在京西宾馆与代表们就如何推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进程，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进而脱贫致富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雍哲、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延年等同志先后介绍了我国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和如何扶持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等问题。
江泽民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近几年扶贫工作由单纯生活救济转向经济开发的方针所取得的成绩。
他指出，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地，不少还是革命老根据地。
少数民族地区要脱贫致富，尽早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首先应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身的力量，利用本地资源，进行经济开发。
江泽民强调说，国家和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社会各界都有责任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在人才、科技、财政、金融、物资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少数民族地区还要切实提高文化素质，结合本地的实际，努力发展生产。
江泽民说，我们要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和动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已经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工作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同样也开辟了民族工作的新时期。
10年来，党和国家制定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江泽民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我们要加强民族团结。
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科学总结，要认真组织实施。
没有安定团结的环境和局面，就谈不上发展经济，也谈不上脱贫致富。
今天的座谈会由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主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出席了座谈会。

专栏：
社会主义共和国颠覆不了
今日六版载文批驳严家其
本报讯
今日本报第6版刊登题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的署名文章，系统批驳了动乱后叛逃海外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专栏：
聂帅寄语中国科大
希望重振革命精神恢复优良传统
新华社合肥9月20日电（记者蒋志敏）聂荣臻元帅前不久写信给中国科技大学，希望全校师生“重振科大革命精神，恢复科大优良传统，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把科大切实办成社会主义的最先进的高等科技学府”。
在今天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的校庆31周年大会上，校领导宣读了这封信。
聂帅在信中说：
科技大学成立已31年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是深受社会欢迎的，是素有声望的学府。
但近年来，科大被方励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所扰乱，在部分同志头脑里影响较深。
现在方励之原形毕露，科大应着重对他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要通过对方励之等人的揭露和批判，提高大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大学，培养出的学生理应有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老一辈革命家对科大的关怀和厚望，使科大的领导和师生员工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今天的校庆大会上，校长谷超豪要求全校师生恢复和发扬科大的优良传统，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树立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切实把科大办成社会主义的最先进的高等科技学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对科大的殷切期望。

专栏：
06月02日夜在北京复外大街肇事
司机陈福玉判七年徒刑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王跃华）6月02日夜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违章超速行驶，造成3死1伤重大交通事故的司机陈福玉，今天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犯有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被告人陈福玉是武警北京总队第5支队司机，1988年07月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建国40周年摄制组开车，协助拍片。
1989年06月02日22时许，陈福玉驾驶日产三菱牌吉普车由摄制组驻地返回部队驻地。
当吉普车沿复兴门外大街由西向东超速行驶至320路公共汽车木樨地站西侧时，因车速过快，加之路面有水，车辆向右打滑，撞倒320路公共汽车站牌，撞毁隔离墩5个，冲过非机动车道，侧翻在马路南侧的人行便道上，并将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车正常行驶的王新民（女，36岁，干部）、田永林（男，34岁，干部）、翟建国（男，28岁，个体经营者）、刘立伟（男，27岁，教师）4人撞倒，其中3人死亡，刘立伟现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专栏：
中孟友谊小学新校舍举行竣工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许忆纯）孟加拉国总统的夫人罗珊·艾尔沙德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夫人朱琳今天下午为中孟友谊小学（北京第1实验小学）新校舍的竣工剪彩。
70年前曾在实验一小担任过教师的邓颖超同志写来了贺信。
她说，中孟友谊小学的建立是两国人民亲密友谊的象征，也表明中孟友好已深入人心，而且将在两国孩子们的心田里生根、开花、结果。
孟加拉国政府在两年前为新校舍的兴建赠送100万美元。
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和夫人在1987年07月曾参加了新校舍的奠基仪式。
在竣工仪式上，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说，这所象征中孟友谊的小学，一定会为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特别是两国儿童之间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罗珊·艾尔沙德在讲话中回顾了孟中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
她说，孟中两国的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中孟友谊小学的许多学生将来一定会为孟中友谊作出贡献。

专栏：
中宣部文艺局召开部分文艺报刊负责人座谈会
文艺报刊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坚持正确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中宣部文艺局9月18日召开在京部分文艺报刊负责人座谈会，座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梁光弟在座谈会上说，在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时，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同志对于几家主要文艺报刊在动乱中舆论导向和宣传内容的错误很有意见，需要我们冷静地回顾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同时，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的各项决策，当前文艺报刊需要振奋精神，端正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活跃理论批评，繁荣文艺创作，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希望到会同志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联系文艺报刊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把经验教训变成今后办好报刊的宝贵财富，使我们的文艺报刊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座谈会上，各报刊负责人都对本报刊在动乱中的表现作了回顾和反思，并谈了今后的打算。
《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文学评论》的负责人就本报刊、本部门发生的政治方向错误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
与会同志之间还开展了坦率的批评，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就文艺报刊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进行了热烈讨论。
与会者指出，文艺报刊是重要的舆论阵地。
它不但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繁荣文艺方面肩负着光荣的使命，而且在整个舆论导向和思想导向上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这场风波的事实证明，文艺报刊确有一个舆论导向的问题。
有的文艺刊物平时就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在这次动乱期间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受到广大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赞誉。
但是有些报刊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丧失了正确的原则立场，发生了政治方向错误，为动乱推波助澜，影响很坏。
有的报纸发表的诗歌、散文和文艺报道配合了动乱，为非法组织高自联张目，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
有的用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各种各样的“声明”、“呼吁”及游行照片，为动乱火上浇油；
有的政府部门的机关报，却不接受政府的决策，发表各种消息及诗歌，给政府施加压力；
还有的文学理论刊物在平息暴乱之后，仍旧发出了带有政治方向错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
对于这些文艺报刊来说，坚决地认真地端正办刊方向，是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与会同志认为，冰冻三尺，非01日之寒。
一些文艺报刊之所以在动乱中发生舆论导向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
这与一些报刊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偏离两个基本点的要求，消极对待乃至抵制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因而要从深层次解决好政治方向问题，有关文艺报刊不仅要检查动乱期间舆论导向问题，而且要认真反思、清理多年来在办刊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切实地而不是浮面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做好这项工作，对于今后文艺报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文艺报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要按照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化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声音，认真组织文章批判在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些代表性观点，澄清被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一系列思想理论问题，同时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积极鼓励、扶持创作上的新发展和理论上的新开拓，努力推动文艺的繁荣，振奋民族精神，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与会同志认为，在文艺报刊上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与贯彻“双百”方针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曲和干扰，端正了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双百”方针会贯彻得更好。
“双百”方针是用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而不是相反。
文艺报刊要放手发动创作竞赛和理论争鸣，又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的观点，高扬我们时代的主旋律，通过争鸣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推动整个文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要反对僵化，继续鼓励文艺上的探索和创新，允许探索、创新中出现失误和保留不同意见，同时提倡修正错误。
不能把探索和创新中的失误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也要同以探索为名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谬论划清界限。
文艺报刊要搞五湖四海，扩大作者和评论者的队伍，不要搞小圈子，把报刊办成为派刊或少数人的阵地。
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增进团结，共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努力工作。
座谈会结束时，文艺局副局长李准说，文艺报刊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党的机关报、机关刊的文艺版，党所领导的文艺部门和团体的机关报、机关刊，都必须积极宣传党的文艺方针，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整个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决贯彻党的重大决策，都要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并严格遵守宣传纪律。
文艺报刊的编辑特别是负责人是代表党和政府或代表党所领导的文艺团体来组织理论讨论和创作竞赛的，不能用个人好恶、个人需要代替党的政策，更不能借口评论自由专门为错误观点乃至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提供版面，用各种方法刁难、压制马克思主义声音的发表。
要努力提高编辑、记者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努力发现、培养中青年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作家和评论家，为繁荣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求是》科教文室、《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研究》的负责人和在京的一些文艺评论家。

专栏：
中纪委就张文良违纪兴建宿舍楼发出通报
务必保持党的艰苦奋斗作风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9日以《务必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题，就漳州市委书记张文良违纪兴建独户宿舍楼问题发出通报。
通报全文如下：
中共福建省委委员、漳州市委书记张文良，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权，违反规定，挤占机关房屋维修费5.3万余元，为自己兴建独户宿舍楼。
特别是当市委领导班子中有同志提出停建，并要求主管的同志将国务院有关规定转告张文良时，张文良仍坚持错误，继续兴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
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张文良同志的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
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经中央纪委同意并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张文良同志中共福建省委委员，漳州市委书记、常委的职务。
张文良同志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理应正确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然而，他却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追求个人享受、搞特殊化的工具，挤占机关巨额房屋维修费为个人营建住宅，严重脱离群众，损害了党的形象。
必须指出，类似张文良同志违纪建房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有些地区的党政干部违纪建私房的问题相当严重。
有的无视党中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多占地、占好地，超面积建私房、高标准装修住房；
有的损公肥私，任意侵占国家、集体资财，低价购买紧俏建筑材料，无偿使用劳动力和运输工具；
有的违反财经纪律，大量借贷、挤占国家资金，甚至挪用专项资金为干部建房发放补助；
有的明目张胆地建房出租、转卖、经商，从中牟取非法收入。
一些地区的党政干部，不是一心一意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而是热衷于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党政干部违纪建私房的问题，是当前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是对其党性坚强与否的一个实际检验。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传统，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夺取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如果丢掉这个传统，党就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此，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治理整顿中，突出地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
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都要从张文良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公仆，树立和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主义品德，艰苦奋斗，把自己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
当前，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党风党纪建设和廉政建设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把解决领导干部违纪建私房和高标准装修住房的问题，作为惩治腐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来。
各级纪检机关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协同和配合有关监督监察部门，抓好违纪建房问题的清理工作，对那些在建房中严重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的共产党员必须严肃查处，依照党纪国法，给予严厉的制裁，为惩治腐败、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作出贡献。

专栏：
《半月谈》杂志社发起主办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逯祖毅）9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半月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评委会评出的10名获奖者是：
文必聪（武汉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孙洪涛（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处处长）、杨少山（河北省涿州市委副书记）、杨锏（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振兴（长沙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赵希友（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文俊（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校长）、徐树岭（济南军区某部炮兵团连政治指导员）、鲁冠球（杭州万向节总厂厂长）、韩伟煜（广州市华南西街党委书记）。
李玉堂、郄建武等36人获得入选奖的荣誉。
评委会主任委员王维澄指出，这些同志的探索和创新很有价值。
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他们的经验，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基本素质，反对外来势力搞和平演变很有意义。
评委会顾问、新华社社长穆青认为：
10名获奖者就是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所树起的10面旗帜，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应当很好宣传。
这项评奖活动是由《半月谈》杂志社以自有资金发起和组织的。
评委会委员由新闻界、教育界和思想政治工作战线的一些专家、学者等知名人士组成。
评委会顾问还有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袁宝华、《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

专栏：
吴学谦会见伊拉克客人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吴学谦副总理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伊拉克外交部次长扎哈维。
吴学谦向扎哈维次长介绍了最近中国国内情况。
扎哈维说，伊拉克对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重新恢复稳定感到欣慰。
他说，伊拉克一贯反对利用人权问题来干涉别国内政，挑起事端。
伊拉克反对国际组织或机构把纯属中国内政问题列入议程。
吴学谦重申，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变。
他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
除了同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继续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之外，中国更重视同第3世界国家加强经济合作。
他表示中国愿同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在交谈中，扎哈维向吴学谦通报了两伊和谈的进展情况。
吴学谦表示，中国希望伊拉克和伊朗求得进一步和解，实现持久和平。
中国将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扎哈维是昨天到达北京的。

专栏：
四面八方
呼和浩特电信工程交付使用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19日电
（记者瞿振业）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通信枢纽——呼和浩特综合电信通信工程今日交付使用。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紧张的状况将因此而得到逐步缓解。
这一通信枢纽总装机容量为长途电路2000路，市内程控电话4万门。
目前，明线载波已开始运行。
内蒙古不能向全国各地直拨电话的历史将结束。

专栏：
哥伦比亚大使向杨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哥伦比亚新任驻华大使何塞·玛丽亚·戈麦斯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向国家主席杨尚昆递交了国书。
戈麦斯是9月11日抵京的。

专栏：
四面八方
哲里木盟畜牧业大丰收
本报讯
历经四年发展、四年滑坡徘徊的内蒙古哲里木盟畜牧业，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走出低谷，今年获特大丰收。
据初步统计，今年全盟大小畜总数达372.9万头（只），比1988年增加42万多头（只），纯增率为12.8％，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2年还多14.9万头（只），纯增率、总增率、繁殖率、仔畜成活率等几项经济指标分别比1988年提高5.7％、2.7％、6.6％和0.9％，而死亡率则由1988年的3.2％下降到2.6％。
（王晓华　王世清　陈军）

专栏：
四面八方
大型九狮壁研制成功
本报讯
由天津美术学院和北京西山琉璃瓦厂联合研制的大型九狮壁近日研制成功。
该壁长27.5米，底座宽1.2米。
壁芯有9个大狮子，每个大狮子又随有8个小狮子。
全壁共有大小狮子2000多个。
黄、绿、蓝、紫、翠、黑、白7种彩釉，再加以人工和窑变的自然润色，使全壁七彩纷呈。
本报记者　王东摄影报道
（附图片）

专栏：
四面八方
新型内燃机车近在济南问世
本报讯
一种供冶金、化工、海港、森林等大型工矿企业专用的新型内燃机车——
“泰山型”调车内燃机车，由济南机车工厂和大连内燃机车研究所联合研制成功。
这种动力为一千零八十马力的调车内燃机车，与目前国内同类型的内燃机车相比，不仅在车的结构上、走行部上作了较大的改进，而且增加了液力换向、电子换档和先进的控制系统。
经牵引试验，其可靠性、适用性等均居国内先进水平。

专栏：
李鹏会见孟加拉国总统夫人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今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来访的孟加拉国总统夫人罗珊·艾尔沙德和部分随行人员，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李鹏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罗珊·艾尔沙德女士访华并出席中孟友谊小学（北京第1实验小学）新校舍落成典礼。
李鹏对孟加拉国给予中孟友谊小学的帮助表示感谢。
他说，中孟是友好近邻，两国存在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
艾尔沙德总统夫人亲自出席中孟友谊小学落成典礼，这充分体现了孟加拉国政府对发展中孟友谊的高度重视以及孟加拉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李鹏请罗珊·艾尔沙德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艾尔沙德总统的亲切问候。
李鹏说，他期待着今年晚些时候在达卡与艾尔沙德总统会晤。
罗珊·艾尔沙德感谢李鹏在百忙中会见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她访华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友好的款待，并转达了艾尔沙德总统对中国领导人的亲切问候。
她表示，艾尔沙德总统和她本人盼望着李鹏总理和夫人能于今年访问孟加拉国。
会见后，李鹏设宴款待孟加拉国贵宾。

专栏：
王任重就人民政协成立四十周年发表谈话
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协制度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坚持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邹爱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
王任重强调说，在当今中国，如果不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搞什么多党制，或者把共产党以外的各党派搞成什么反对党，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今年09月21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40周年。
王任重向记者介绍了人民政协4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并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问题作了阐述。
王任重回忆说，40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可以说，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
王任重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过，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我们依靠这三大法宝，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40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践证明，新中国取得的进步是贫困落后的旧中国所无法比拟的。
王任重说，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历史形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我们党历来很重视政协的工作，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是毛泽东同志，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同志。
“文革”以后，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同志相继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共图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兴旺，共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实现，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
人民政协有义务有责任协助党和政府，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我们要通过人民政协的工作，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王任重认为，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人民政协，是实行多党合作，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形式。
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职能，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多多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全国政协七届四次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是人民政协向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经常化、制度化方向迈进了一步。
人民政协有义务、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工作，广泛团结和联系各族各界人士，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协助党和政府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专栏：
四面八方
《绿色的呼唤》在北京首映
本报北京9月19日讯近期将送往西柏林国际绿色电影节参赛、由农业部声像中心和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及中国绿化基金会联合摄制的六集电视系列片《绿色的呼唤》，今天在京举行了首映式。
这是一部绿色的交响诗，能使观众从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中了解到绿化工作的意义、对绿化的不同态度及所引发的不同后果。
（世贵）

专栏：
《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丛书》发行
本报北京9月20日讯
大型出版物《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丛书》今天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王平、杨得志、肖克、宋时轮、杨成武等出席仪式。
这套丛书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丛书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经济思想、国防现代化思想、改革开放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法制思想、文化思想、邓小平的思想发展概论、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等多个选题，力图对邓小平的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
与这本书同时首发的还有《国防教育丛书》。

专栏：
4.1万难民返回纳米比亚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9日在温得和克发表声明宣布，有组织地遣返流亡国外的纳米比亚人的工作已经结束，41090名难民安全返回家园。
这一遣返工作是今年06月12日开始的。
在41090名返回家园的难民中，大多数是来自安哥拉和赞比亚。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还帮助生活在其他42个国家的纳米比亚难民返回纳米比亚。
　（据新华社）

专栏：
体育
世界举重锦标赛我国老将争光彩
蔡炎书夺七十五公斤级抓举金牌
新华社雅典09月19日电
（记者李成贵）第59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今天在这里进行了七十五公斤级的角逐，中国选手蔡炎书以一百六十公斤的成绩，夺得抓举冠军。
这是中国选手在本次锦标赛上夺得的第3枚金牌。
二十岁的苏联选手阿尔季马拉特·奥拉兹杜尔杰夫以三百六十二点五公斤获总成绩第1名，他还获挺举冠军和抓举亚军，成绩分别为二百零二点五公斤和一百六十公斤。
古巴运动员巴勃罗·拉腊获总成绩和挺举第2名、抓举第3名，成绩分别为三百五十七点五公斤、二百公斤和一百五十七点五公斤。
七十五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保持者亚历山大·瓦尔巴诺夫只获得挺举铜牌和总成绩第4名。
参加这个级别的另一名中国选手马文柱以三百三十二点五公斤列总成绩第9名。

专栏：
两伊军事观察组延长驻期
联合国副秘书长古尔丁19日在德黑兰宣布，联合国驻两伊军事观察小组将延长驻期6个月。
古尔丁是在结束对巴格达访问后来到德黑兰的。
他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长阿克巴尔·杜尔坎。
据报道，他试图说服杜尔坎相信伊拉克的和平诚意。

专栏：
体育
中国足球队抵达科威特
新华社科威特9月19日电
中国足球队一行25人昨晚抵达这里。
亚奥理事会主席兼科威特足协主席谢赫·法赫德·艾哈迈德·萨巴赫亲王今天会见了率队前来的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
中国队将于20日和23日分别同科威特国家队和科威特足球俱乐部联队进行两场友谊赛。

专栏：
乘国家元首孔波雷出访之机
布基纳法索发生未遂政变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综合本社驻洛美、达喀尔、阿比让记者报道）瓦加杜古消息：
一起旨在推翻布基纳法索国家元首孔波雷的政变阴谋18日晚被粉碎。
政变者昨天已被处决。
他们是国防和安全部长让—巴普蒂斯特·林加尼和经济发展部长亨利·宗戈，他们还曾分别担任布基纳法索人民阵线（执政党）第1和第2副主席，是孔波雷的副手。
人民阵线协调部长韦德拉奥果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政变者打算在孔波雷访问归来走下飞机时逮捕他，并解散人民阵线，多亏人民阵线协调执委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迪昂德雷的警惕，政变阴谋未能得逞。
孔波雷在结束对中国、日本、民主也门和文莱的访问后已于19日晚返回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

专栏：
体育
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小组第一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据外电报道，中国男排今天在汉城举行的第5届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分组比赛中，以3∶1击败伊朗队，从而以4战全胜的战绩获C组第1名。
伊朗队列该组第2名。
中国队今天以两个15∶1拿下头两局，但在第3局以13∶15失利。
第4局，中国队以15∶10结束这场比赛。
A组的南朝鲜队今天以3∶0的比分轻松战胜尼泊尔队后，也以4战全胜的战绩名列该小组第1名。
获B组第1名的队是日本队。
印度队在D组比赛中获第1名。

专栏：
体育
全国跳水赛揭幕
本报讯
健力宝杯全国跳水锦标赛9月20日在广东三水揭幕。
包括世界名将许艳梅、谭良德等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的跳水好手，将参加为期6天的角逐。
在第1天的比赛中，广东谭良德和广西余晓玲分别以416.01分和575.10分夺取男女1米跳板冠军。
（郑文杰）

专栏：
体育
印度国际田径赛爆出冷门
刘易斯百米成绩不佳未得金牌
新华社新德里9月20日电美国短跑名将卡尔·刘易斯的失利是19日在这里揭幕的尼赫鲁国际田径赛的头号新闻。
去年奥运会百米金牌得主刘易斯19日在尼赫鲁国际田径赛上100米比赛中，以0.01秒败给了奥地利选手安·贝格尔。
贝格尔以10秒46首先冲过终点。
刘易斯赛后说：
“我有点迟钝，这是我失利的原因。”
贝格尔说：
“我很幸运获胜，也许这是第1次，也是最后一次。”
昨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摩洛哥中长跑名将奥伊塔。
他轻松地以3分34秒89获得1500米跑金牌，把第2名选手甩了近55米。
这一成绩还创了该赛事大会纪录。
印度短跑名将乌莎在女子200米跑比赛中，以23秒68仅获得第4名。
这一成绩远远不如她的最好成绩。
获该项目金牌的是牙买加选手格·杰克逊，成绩为22秒72。
美国名将阿什福德以23秒28获银牌。
又讯
刘易斯19日抵达新德里后表示，他将继续在田径场征战三年。
他说，他十分喜爱跑步，这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表示在他退出田坛前至少还可参赛三年。

专栏：
印驻斯部队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科伦坡9月19日电
印度驻斯里兰卡部队负责人卡尔卡特少将今天发表一份新闻公报宣布，根据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一致同意的步骤，印度驻斯里兰卡部队“从9月20日当地时间6点开始，停止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专栏：
体育
国家体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
再次电贺我伤残人体育代表团
本报讯
09月20日，国家体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伤残人体育协会联名向在神户的中国伤残人体育代表团再次发去贺电，祝贺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
电文说，第5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已落下帷幕。
获悉你们在这届运动会中共取得99枚金牌、23枚银牌、11枚铜牌、金牌总数居首位并打破15项世界纪录的辉煌战绩。
这是我伤残体育代表团历年参加国际、洲际大赛取得的最好成绩。
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伤残人的关怀，展示了我伤残人运动员为国争光、奋力拚搏的精神风貌。
再次对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我们期待着你们的顺利归来。

专栏：
墨西哥《一加一》报载文
揭露西方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墨西哥城9月19日电墨西哥《一加一》报近日刊登该报国际部主任埃德蒙多·帕尔马写的一篇文章，揭露西方近来掀起的反华浪潮是干涉中国内政。
文章指出，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但西方损失更大。
文章认为，在中国6月初平息暴乱之后，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是危害中国人民和践踏国际法的。
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一种外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新方式（对古巴、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已使用过）”。
文章指出，一些西方强国随心所欲地看待世界，打算把它们的“民主”观念强加给中国，把这种“民主”凌驾于中国的民族性、社会特征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价值之上。
文章认为，这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成果的蔑视。
文章指出，中国是西方这次采取的愚蠢行动的受害者。
但是，也可以用中国一句俗话说：
“真金不怕火炼”。
经济制裁确实为中国造成了损失，但不会像西方大城市的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内部支持力，国外支援只是一种补充。
文章最后说，中国局势已经正常。
与西方所希望的相反，中国国家机构没有被瓦解，经济改革进程也在继续。
总之，有理由确信，这个当前经历着最深刻的革命的亚洲大国将会成功地经受住考验。

专栏：
安政府军与安盟部队激战
安哥拉政府军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部队近来在南部宽多库邦戈省的战略重镇奎托夸纳瓦莱发生激战。
据报道，一周内，政府军已打死安盟183人，俘虏9人，打伤数百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专栏：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强调
党应起政治先锋队作用
苏共将于明年10月召开二十八大
新华社莫斯科9月19日电（记者唐修哲）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今天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党在社会上应起“政治先锋队的作用”。
他指出，当今天围绕着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进行着思想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党的言论、立场、组织和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革命性改革和社会民主化的倡议者，苏共应对自身提出特殊的要求，以行动来确立在社会上起先锋作用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说，党内现在已经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问题在于要使这场争论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有助于团结党和各种站在改革立场上的社会力量，摆脱思想混乱和惊慌不安的情绪。
他批评一些人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这几年的革命变化是在没有党参加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人把党描绘成保守势力；
而另一些人则把党的自我批评看作是放弃政治和思想阵地，不再起政治作用的征兆。
他强调党是改革的纲领性目标的体现者，是团结和联合的力量。
他还号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而且是刻不容缓地坚决行动，首先缓和日用品供应紧张、消除商品短缺和整顿商业秩序，要在最短时间内保证好转。
新华社莫斯科9月19日电今天开幕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在1990年10月召开第28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全会并确定了代表大会的四项议程：
1、苏共中央委员会作关于改革进程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2、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
3、关于苏共章程；
4、选举党中央机构。
苏共中央全会在通过上述决定后已开始讨论民族问题。
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作了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报告。

专栏：
沙米尔重申反对埃及计划
以色列内阁产生严重对立
本报开罗9月20日电
记者林皎明报道：
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今天重申他反对埃及政府有关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选举的10点计划。
以色列内阁就此产生严重对立。
沙米尔的僵硬立场具体表现在两个关键问题上：
反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外的巴勒斯坦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以巴直接谈判，反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参加选举。
以色列总理的表态是在同18日访问埃及的国防部长拉宾会谈后作出的。
据报道，以色列内阁中利库德集团和工党两大派在上述分歧焦点上产生尖锐对立，甚至威胁到联合组阁的协议。
拉宾出访埃及，同意举行以巴代表团直接会谈，在内阁引起骚动。
拉宾曾表示不介意被占领土以外巴勒斯坦代表参加谈判，与沙米尔的立场显然对立。

专栏：
波党第1书记在党中央全会发言指出
要同党内无所作为的思想作斗争
新华社华沙9月19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1书记拉科夫斯基18日强调说，统一工人党今后不仅要“同政治敌人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党内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无所作为思想作斗争”。
拉科夫斯基是昨天在统一工人党15中全会第1阶段会议上讲话时阐述这一看法的。
波通社今晚播发了他的讲话全文。
拉科夫斯基说，统一工人党在6月议会大选和8月组阁失败后，波兰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对派的变化。
全体党员应从中吸取教训，而不应对前途消极悲观，失去信心。
他指出，在议会大选时数百万选民投票赞成统一工人党候选人，这说明他们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表示信任，并“寄希望于统一工人党。”
这位波党领导人说，党的分裂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因为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威胁着党”。
他强调指出，把统一工人党分裂成几个党“只会削弱左派”，而不会增强左派的力量。
他要求全党在当前形势下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使党真正成为团结的、战斗的党。
拉科夫斯基说，统一工人党对新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但“保留对它进行建设性批评的权利”。
他指出，统一工人党对新政府尊重波兰国家承诺的国际义务和波苏两国同盟关系表示满意，但对新政府中某些反对派人士鼓吹两个德国合并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外交政策上的这一任意篡改，将会给波兰“带来灾难”。

专栏：
波兰欧共体签订贸易协定
欧洲共同体与波兰之间的贸易合作协定9月19日在华沙签字。
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现任主席、法国外长迪马和波兰外长斯库比谢夫斯基在协定上签了字。
　（本报专电）

专栏：
煤炭再受青睐
——来自世界能源大会信息
新华社记者　袁荣生
目前正在这里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自上届大会以来，全世界探明的煤炭可采储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硬煤增长了百分之八十，达一万零七百五十亿吨。
褐煤增长了百分之三十，达五千二百一十亿吨。
报告说，这一变化，主要归功于中国的探明储量的大幅度增加。
到1987年底，中国已探明的煤炭可采储量达七千三百一十亿吨，其中硬煤六千一百亿吨，年产量为十点二亿吨，本国消费九点二亿吨。
无论是可采储量、开采量，还是消费量，中国均为世界之首。
其次是美国，可采储量为二千一百五十亿吨，其中硬煤一千一百三十亿吨，年产八点三亿吨，本国消费七点六亿吨。
苏联可采储量为二千四百一十亿吨，其中硬煤一千零四十亿吨，年产七点六亿吨，本国消费七点四亿吨。
中美苏三国的可采储量约占世界可采总储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产量和消费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
从世界能源史上看，煤炭是现代社会最早的主要能源。
自蒸汽机发明以来，它曾有过漫长的黄金岁月。
只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崛起，这才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然而，“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下降。
此消彼长，又使煤炭重新得到青睐。
报告认为，从消费角度来看，煤炭将以其储量丰富、开采寿命长等优势，重新取得它在六十年代中期失去的世界主要能源的地位。
发电是煤炭利用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个方面，目前煤炭发电占世界总发电量的百分之四十四。
钢铁工业的能源，有百分之八十是用煤炭。
煤炭价格可望有明显上升。
这是因为，新生产力的形成，将集中在那些地质条件较差、需要新建基础设施的地方，从而使生产和运输成本提高。
至于价格上涨幅度多大，专家们认为目前尚难预测。
但是新增生产能力成本的增长幅度会超过通货膨胀上升的幅度。
这一点都是比较肯定的。
然而煤炭也有其本身固有的弱点。
它燃烧时排出有害灰尘、二氧化碳和氧化硫。
这些排泄物是造成目前温室效应、酸雨和城市烟雾三大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已有最新技术可以把这些排泄物减少到最低程度。
（新华社蒙特利尔09月19日电）

专栏：
体育
第15届亚洲男篮锦标赛进入复赛
海峡两岸健儿双双告捷
本报北京9月20日讯
记者陈昭报道：
第15届亚洲男篮锦标赛复赛今日开始，海峡两岸的两支球队双双告捷，分别战胜了菲律宾队和沙特阿拉伯队。
中国男篮与菲律宾队的比赛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菲律宾队失去昔日的光彩，无论从队员身高还是技战术方面，都逊色于中国队，最后以73∶118输给中国队。
通过这场比赛，也暴露了中国队新阵容的一些不足。
比较突出的弱点第1是技战术水平起伏较大，有时场面精彩纷呈，有时却又十分沉闷。
第2点是快攻配合欠默契，我方队员往往后场断球快攻到前场，因把握不住机会只好打阵地战。
当然也应看到刚刚组建半年多的、年轻的中国队在平均身高上优于过去，特别是几个两米以上的高大队员比较灵活。
另外他们在场上朝气蓬勃，显示了这支新队伍的活力。
中国台北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十分紧张激烈。
中国台北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分落后，上半时以51∶55落后于对手。
直至最后，中国台北队才以92∶88险胜沙特阿拉伯队。
在前8名复赛的另外两场比赛中，南朝鲜队以103∶86胜印度队，日本队以73∶53胜伊朗队。
据悉，本届亚洲男篮锦标赛期间，亚洲篮联将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

专栏：
第44届联大开幕
一百五十九国代表出席大会
加尔巴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
本报联合国9月19日电
记者刘开宸报道：
联合国第44届大会今天下午在联合国总部开幕。
159个国家的代表坐满会议大厅。
大会以热烈鼓掌方式通过了非洲国家推选的约瑟夫·加尔巴为本届联大主席。
加尔巴曾任尼日利亚外长，现为该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加尔巴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在谈到美苏关系改善时，要求这两个超级大国言行一致，在裁军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把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他要求加强国际努力，帮助非洲和类似情况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
大会任命了中国等10国代表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以审查本届联大以及将于12月召开的关于南非种族主义特别联大的代表们的证书。
本届联大临时议程共有149项，其中包括第3世界债务和经济与发展问题和科技与发展问题、环境问题。
本届联大还增加了“1990年特别联大的筹备工作”新议程。
“柬埔寨局势”及其它一系列地区冲突问题仍为本届联大临时议程。
本届大会从本月25日开始将进行为期3周的一般性辩论。
到今天为止，已有156个国家的代表报名要求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其中有17位国家元首、7位政府总理、8位副总理、48位外长。
中国外长钱其琛将出席会议并发言。
（附图片）
09月19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下图为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高学余摄（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联合国秘书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继续努力解决地区冲突问题
本报联合国9月19日电记者刘开宸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今天说，国家集团间关系的改善已缓和了国际气氛，国家间合作的趋势在加强，这种气氛和趋势使得联合国近来在调解地区冲突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就。
德奎利亚尔今天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地区冲突问题的途径。
德奎利亚尔说，纳米比亚在联合国帮助下将于今年11月独立。
他希望本届联大再度复会时，纳米比亚成为联合国的第160名成员国。
德奎利亚尔说，伊朗和伊拉克都已同意他的关于两伊问题的特别代表埃利亚松在10月底到该地区访问。
在黎巴嫩问题上，德奎利亚尔说，他的责任是要协助黎巴嫩建立真正的、全面的、认真的停火。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说，他准备继续斡旋，帮助各方寻求柬问题的解决。
德奎利亚尔最后说，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上，国际上设想很多，但行动很少，而且一些方案只涉及少数国家。
他指出，不仅私人银行，而且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有责任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外债。

专栏：
英国科学濒临严重危机
新华社伦敦9月19日电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科学危机》的社论说，英国科学濒临严重的危机。
社论说，英国科学处于失去其主要人才的危险中。
聪明的年轻人发现，科学不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不学理科课程。
即使他们学了理科课程，也会很快抛弃掉，改行从事别的报酬高的职业，或者出国工作。
社论提醒说，训练有素的、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不断外流。
他们发现，出国工作比在英国能挣高出几倍的工资。
理科教师短缺影响下一代，使科学的下降自动继续下去。
社论强调，英国科学所需要的是，“给理科毕业生以应得的地位和报酬，奖励训练有素的教师，使中学和大学成为有前途的、值得追求的地方”。
社论最后说：
“要创造如实对待科学的气氛。”

专栏：
越南尚未从柬撤军
又称可能再次出兵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越南国防部发言人阮文泰9月19日在河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越南下周完成从柬埔寨撤军工作后，如果民柬抵抗力量威胁到金边政权的生存，越南可能再次出兵柬埔寨。
阮文泰指出，金边政权武装力量包括民兵在内有30多万人，有能力保卫自己。
游击队抵抗力量虽然只有5万人，但游击队仍有可能获胜。
如果金边政权要求外来支援，那时越南就会宣布出兵柬埔寨的决定。
人们注意到，越南当局声称将从9月22日到26日撤出它在柬埔寨的最后一批军队16000人是在没有国际监督和核实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种撤军难以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民柬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前不久指出，即使越南宣布撤出所谓最后一批军队，但在柬埔寨境内仍然驻有10到13万越南军队。

专栏：
体育
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体育盛会闭幕
下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张百发副市长专程前去接会旗
本报东京9月20日电
记者于青报道：
今天下午，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伤残人运动员和教练员聚集一堂，在神户市世界纪念馆举行第5届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的闭幕式。
远南伤残人运动会联合会主席、香港的方心让博士在会上宣布：
第6届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将于1994年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代表下届伤残人运动会主办城市接过会旗，并发表简短讲话说：
“我们热烈欢迎伤残人运动员和朋友们1994年在北京再次相聚。”
神户市大学生田径运动场上燃烧的圣火随后逐渐熄灭，历时5天的这届运动会降下帷幕。
经过大会最终统计结果，获金牌前3名的国家是：
中国99枚，日本80枚，澳大利亚77枚。
中国台北队是第1次派选手参加远南伤残人运动会，共获金牌2枚、银牌5枚、铜牌6枚。
金牌总数居第15位。
方心让博士昨天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伤残人运动员实在了不起。
在13个比赛项目中，仅参加4项，金牌总数获得了第1名。
可惜中国没有参加轮椅的比赛项目，否则会得到更多金牌。
中国伤残人体育代表团将于22日回到北京。

专栏：
一国两制共同发展
姬鹏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国庆日即将来临，我谨向关心和热爱祖国的港澳同胞致以节日的祝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一再声明，香港、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人民不承认外国强加给我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中国政府主张在时机成熟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有利于港澳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方针。
特别是内地以优惠的价格供应大量主副食品、日用品、淡水和工业原料等，对港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几十年来，无论内地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和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的这一方针始终没有改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三大任务之一，而收回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政府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制定了解决港澳问题的一系列特殊政策。
经过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我国将于1997年07月0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先后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港澳问题的解决，使我国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借鉴。
我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这一构想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从港澳的历史和现状出发的，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原则，又能保证港澳继续繁荣稳定，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受到了港澳同胞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赞许。
我国政府对港澳方针政策已在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目前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把这些方针政策用法律规定下来，50年不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港澳有些人对我国政府能否继续贯彻执行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产生了疑虑。
关于这个问题，今年06月22日，我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郑重声明，现在我愿再一次重申：
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构想所制定的对香港、澳门的一系列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政府将始终不渝地信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我们的政策不会改变，这是因为“一国两制”构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实行这一决策，有利于用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继续保持港澳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有关国家保持和发展它们在港澳合理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这一充分照顾实际情况和各方面利益的决策是完全正确、切实可行的，是没有理由改变的。
无论是现在的过渡时期，还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港澳地区实行的是与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处理两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希望，在经济上，内地和港澳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通力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在政治上，内地承认港澳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不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推行到港澳去；
港澳也要尊重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要干预或企图改变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允许有人利用港澳作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
内地人到港澳去，要遵守港澳的法律；
港澳同胞回到内地，也要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
总之，内地与港澳应当求一国之同，存两制之异，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解放40年来的实践证明，港澳与内地是休戚与共、盛衰相继的关系。
港澳的稳定繁荣，有利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祖国的强大，又是港澳稳定繁荣的可靠保证。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关系必将取得全面的蓬勃的发展。
我相信，依靠港澳和内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开创一国两制、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专栏：
中国的开放给香港工业发展提供了新机会
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翔千
人生，有许许多多难忘的第1次，1979年初，我第1次到了中国西北部的新疆。
那时，中国刚实施开放政策，到那里参观游览的海外人士还不多，考虑投资的就更少，很多东西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现在回过头看，这趟新疆之行没有白费。
我亲眼看到了广阔的牧场，大片还没有开发的土地，亲身接触了热情真诚的新疆人。
我的投资设想变得比较具体、实在了。
此后的一年多，我5次察访新疆，最后在合资协议书上正式签了字，办起了新疆第1家中外合资企业——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
此外，我在上海、广东等地陆续投资，办了10多家规模大小不等的合资工厂。
也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对到内地投资设厂这样热心？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不能忽略的是，内地有很多我们在香港办工业难以求得的条件。
我一直从事纺织工业，苦心经营近40年。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和友人合伙开办的第1家棉纺厂，每个工人平均日工资是3港元，土地、电力价格都是很低的。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每个工人平均日工资上升到七八十港元，土地价格昂贵，电力也不再便宜了。
香港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致使已面临困境的众多中小厂家难上加难。
在1978年至1980年间，本地纺织业内好些厂都深感难以为继。
中国内地的开放，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新机会。
内地原料、土地、劳动力等条件，都是我们在香港继续发展所需要而又难以寻觅的。
我们到天山建厂时，那里虽是一片荒芜，道路不平，供水供电也谈不上，但土地、劳动力不缺。
几年努力，这里就建设起来了。
去年一年，我们的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产品销售收入突破了两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近5000万元。
这番事业，若囿于香港，那是无法实现的。
如今，仅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和我在上海投资的上海联合毛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已共有员工5000多人了，而整个香港300多家毛纺、毛针织厂，总共也才5000多工人。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表示到内地投资设厂一切都会很顺利，事实上困难也不少，10年下来，发展有波峰也有浪谷。
我觉得，这在工业发展成长中是很难免的。
一个精明的实业家，应有阔大的胸怀，远大的目光。
最近，我到过北京，还到过珠江三角洲去参观、洽谈。
我们洽谈的项目也有进展。
我深信，香港的经济发展，不能没有工业。
中国的10年开放，已经使香港工业和内地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
（附图片）
香港中国银行新厦。
　新华社记者　周家国摄

专栏：
从现实出发制定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梁振英
鉴于中国内地五06月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曾经暂停所有在香港进行的咨询工作。
及至内地局势稳定后，咨委会的执行委员会于7月20日宣布咨询工作全面恢复。
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基本法的日期不变，但咨委会原定在6月30日结束的咨询期则延长4个月至10月底。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可说是1997年后中央对香港实施的基本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它为香港未来的各方面发展提供法理依据，而且也规范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将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得按基本法的规定进行，或依循它定立的程序去解决问题。
一部好的基本法无疑是“一国两制”政策能切实执行的最佳保证，是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繁荣的有利因素，对香港人而言也是最大的保障。
在过去几年的基本法草拟过程中，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一直担当着沟通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桥梁的角色。
香港市民的意见受到起草委员会的重视，这点是肯定的，而且也可以从去年第1次全面性咨询后草委会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所作的大幅修改反映出来。
近期的北京事件使香港的政治气候起了重大的变化，以致基本法咨询工作难以有效进行。
但我们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会以豁达、乐观的心情坚守岗位及面对未来。
目前香港社会内已逐步恢复对基本法问题的讨论。
北京事件后，由于种种原因，香港人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同时，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一些以前甚少关注基本法的市民开始觉察到基本法的重要，正跟进上来。
现在咨委会的咨询工作分三方面开展：
（1）厘定新的咨询重点，再进行会内讨论，并向各团体征询意见；
（2）定期举行公开的专题研讨会或讲座，就港人所关心的基本法有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3）计划组织咨委和安排各界团体北上与内地草委交流意见。
自从7月底咨询工作全面恢复后，咨委会的六个专责小组及其属下的统筹组已先后开会，研讨未来的工作。
咨委会曾与草委会再次商谈相互配合及工作安排，并向有关方面反应港人对前途的忧虑。
咨委会并希望在剩下的两个月咨询期间，香港市民能更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使咨询期结束之前出现比较和谐的气氛。
届时如果内地草委访港，咨询工作就会更有成效。
香港在以往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风浪，但都能平安渡过，并取得更大的发展。
最近，一些人士对香港的未来路向提出了新的建议和构想，但我认为，从现实出发，“一国两制”是香港前途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为香港未来制定一套完整、良好的基本法，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打下稳固的基础，正是每一个香港人当前首要的任务。

专栏：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
岗岩
新中国成立40年来，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创了两地之间经济合作的新阶段。
两地的经济联系已从过去的仅限于贸易往来扩展到金融、工业、科技、交通以及旅游等领域。
内地是香港居民需要的食品、日用消费品和工业需要的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
香港也是内地的传统出口市场，是我国吸取现汇的重要来源地。
40年来，双边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
1950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额为20.43亿港元，1979年增加到170.48亿港元。
1988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885.72亿港元，10年间增长了16倍。
近10年来，内地在香港转口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
内地已成为香港转口货的最大来源地和转口贸易的最大销售市场。
香港在沟通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中亦日益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香港是内地引进外资最多的地区。
港商在内地投资的企业有1.2万多家，实际使用的直接投资金额超过50亿美元。
与此同时，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在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
近几年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已扩大到工业生产领域。
内地为香港提供低廉的土地和劳力，香港厂商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工序转移到内地沿海各省市，内地的部分地区已成为香港的巨大生产基地，这对缓解香港工业面临的困难，增强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了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内地经济发展。
此外，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合作也有了良好的开端。
综上所述，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建立在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基础上的，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
展望未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附图片）
昔日小渔港，今日“后花园”。
香港离岛区的长洲岛近年来发展成典型的小海港都市，旅游业和小商品经济发达。
图为长洲岛上，人们坐在商店里边卖东西边看文艺演出。
新华社记者　周家国摄

专栏：
“我的事业就在这里”
——访香港大学讲师程介明
本报记者　黄幸群
宛如一个巨大的磁场，把他紧紧吸住。
程介明在香港生活的40年，几乎全是在学校度过的。
09月的一天，记者与他相叙半天，话没离开过教育。
“我5岁随父母到了香港，”程介明说，“从小学到中学，先后就读过9所学校。
其中，有教会办的，也有英文书院、中文学校。
现在，不论谈起香港哪一种类型的学校，我都不陌生。”
程介明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应聘回母校培侨中学当了教员。
后来，有一批年老退休的教员酝酿开办一所新的学校，让他当校长。
这一当就是9年。
他全部的心血都浇在校园里了。
这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
听说，程介明后来在妻子的支持下，倾尽所有积蓄，远赴英伦求学。
终于在1978年获得了教育规划和政策分析的博士学位。
如今，他在港大讲授教育行政管理课程，经常有不少香港官立、私立学校的人士上门找他，请他为学校“诊病”，提供改善学校管理的建议。
当话题从往昔的追忆中回到现实时，程介明话更多了。
他说：
“现在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除了日常教务，压在手上的研究课题就有好几个。”
他扳着手指数：
“第1，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为一个国际研讨会准备一份总结报告，主题是近年亚太地区教育规划和改革的变化；
第2，接受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的邀请，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调查，预定在今、明两年中，奔赴浙江作专题调查；
第3，受世界银行的委托，参与对内地困难省份提供教育经费援助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此外程介明正在主持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份“教育工作者专业守则”的草拟工作，还被选为香港“教师中心”的管理咨询委员会主席。
“你是决心留在香港继续耕耘下去了？”
“是的。
理由很简单，香港的未来不能没有教育。
我是亲眼看着香港的教育一步步走过来的，在香港从事教育是我的心愿。
而且，我感到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一种独有优势，那就是充当‘文化翻译’的角色。
我很乐意为中国与世界的教育交流尽一份绵力。”
程介明最后说：
“近来，不少朋友善意地问我：
你为什么不移民？
我常反问：
为什么要移民？
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移民与否的抉择。
我的事业就在这里。”

专栏：
港澳概况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及邻近岛屿）
面积1066平方公里
人口576万，98％以上为中国人。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
面积15.5平方公里
人口50多万，95％以上是中国人。
张雅文绘图
（附图片）

专栏：
澳门的前景将更好
澳门日报社社长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
我国屡遭侵略而未亡、历尽劫难而不衰，这都是我们伟大的人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结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40年来，虽有失误、挫折，但我们解决了10多亿人民的温饱，经济实力获得了巨大的增长，特别是1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
澳门同胞具有光辉的爱国传统，每年热烈庆祝国庆，凝聚了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
林则徐有名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种竭智尽忠、以身报国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发人深思。
自从前年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签署后，去年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今年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50年不变”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形势很好。
尽管人们对一时一事的观点可能有暂时的分歧，但并不否定在爱祖国、爱澳门的根本目标上的一致。
目前澳门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国际联系广泛，而且是
“普通优惠税制”的受惠地区。
今后澳门将继续发挥本身的特点和优势。
估计几项大型建设工程次第竣工后，将从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使城市功能多元化，继续促进澳门经济的增长，巩固和提高澳门自由港的地位，加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饮水思源”，澳门的食水和部分电力都是来自祖国的供应。
澳门同胞强烈地感受到同祖国命运相连，荣辱与共。
在过渡时期，努力维持澳门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可以预见，随着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澳门的前景将更好！
（附图片）
（题头照片：
澳门跨海大桥）

专栏：
澳门过渡期经济充满活力
钟征祥
澳门自1988年踏进过渡期以来，社会安定，出口加工业、旅游、建筑地产及金融业四大经济支柱续有新的发展。
外来投资显著增加。
各项大型建设进展顺利。
经济喜人的进步，显示了这个地区充满活力，前景广阔。
占澳门生产总值三成的出口加工业，是澳门最大的经济支柱，它于70年代中期崛起之后，历年增幅多达两位数。
近期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去年仍增长6.9％，创造了工业出口总值120亿澳门元的历史纪录。
今年进入第2季度以后，亦扭转了首季出口大跌颓势，业内人士估计，全年出口额会有5％至10％的增长。
旅游业迅猛发展，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全面兴旺，是澳门进入过渡期经济显示的一个特色。
澳门去年游客总数达到510多万人次，是本地区人口的10倍。
今年来游客更众，预计全年可突破600万人次。
酒店、酒楼、餐厅、商店及娱乐博彩业生意滔滔，给澳门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建筑地产业在经过连续4年旺景之后，近来受北京事件影响，提早出现调整期，但目前楼价仍较前年为高，而且正呈止跌回升之势。
建筑地产界人士对未来行情具有信心。
金融业发展平稳，各家银行均有盈利。
中资银行前段一度发生“挤提”，如今业务已逐步恢复正常。
据澳门银行季报公布的数字统计，今年06月底，澳门各银行存款余额比去年底上升了6％，放款额增加13％。
各项经济发展使澳府财政收入大增，去年达29.4亿澳门元，增幅近两成。
今年收入更佳，预料将可再创新纪录。
台湾、日本及南朝鲜的资金源源流入澳门投资旅游服务业、商业、船运及地产业，是澳门过渡期的新现象，它不仅给澳门经济注进了新血，而且表明了外来投资者对澳门未来的前途有信心。
本地商人对工商业投资意欲也加强了。
澳门国际机场、深水港、松山隧道及第2座澳氹大桥与氹仔新城等大型建设，在过渡期紧锣密鼓地进行，振奋着人们繁荣澳门的雄心，给澳门经济发展增添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专栏：
香港之最
●香港手表出口量居世界之首。
●香港玩具出口量居世界之首。
●香港高级成衣出口量居世界之首。
●香港电风扇出口量居世界之首。
●香港手电筒出口量居世界之首。
●香港电动卷发器出口量居世界之首。
●香港私人货柜码头居世界之首。
●香港与伦敦、纽约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与伦敦、苏黎世并列为世界三大黄金贸易中心。
●香港与纽约、鹿特丹并列为世界三大货柜码头。
　（沙秀敏）

专栏：
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一点借鉴
交通部公路科研所一级研究员　鲁威
近年我到了美国和苏联，想看看两个阵营有代表性的国家是怎样搞交通建设的。
苏联的交通建设模式长期是以铁路为主的，对公路只是近年才引起重视，所以那里的公路分布以及路况都不好，还不如东欧的一些国家。
东西欧的公路网是互相沟通的。
美国是拥有汽车最多和公路最多的西方大国，然而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国不可能对交通网络综合地加以规划和调整，对各种运输方式是任其在商业竞争中自行发展和消失的，因此不可避免出现此兴彼废的浪费现象，不能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运输作用。
公路作为公用的基础设施，这一点几乎是世人所公认的，因此称之为“公路”的都姓“公”，有别于“收费路”和“私有路”。
公路主要是由公家投资供公众使用的，这一点在美、苏是共同的。
设卡收费的路，在美国占的比例仅约1％，据我所知在苏联还是没有的。
这种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的措施，不能当作主体。
在多种运输方式并存条件下，人们一方面要求运输经济，另一方面要求便利。
美国的公路全长600多万公里，自从完成其不到7万公里的国防和州际公路建设规划以后，其所承担的交通量占全国1／4以上，这是很好的实践经验，值得吸取。
我国的公路连起码的干线网还未形成，我认为改善公路滞后状况的当务之急，是从战略上应集中全力首先实现全国公路主骨架的建设，改变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这样做全靠地方是办不到的，光靠贷款和集资也完成无日，只有我们的决策机关和领导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才有可能。
陆上交通线路经过的地方，往往起土地增值的作用。
在私有制的美国，在财产税上税率显然提高，税收有所增加。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应该在土地使用税上也有政策规定，随着公路通过，乡镇也很快繁荣起来，土地的使用是可改变的，税收是可以增加的，这也是政府再投资的一个财源。

专栏：
中国工业之最（五）
交通运输
最长的电气化铁路：
陇海线宝鸡兰州段。
1984年05月建成营运。
全长511公里。
郑州宝鸡段在建设中，全长684公里。
最长的新建铁路大桥：
新荷线长垣东明黄河大桥。
1985年铺通。
全长10282米，也是亚洲最长的铁道桥。
最长的公路：
青藏公路。
1985年建成营运。
西宁至拉萨全长1937公里。
这是在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建成的我国工程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二级公路。
最长的铁路公路两用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
1968年建成营运。
全长6772米（公路桥4588米），主桥为双线铁路桥。
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上海港。
1957年开始扩建。
经30多年改建、扩建，货物吞吐量已达1.13亿吨。
自1984年起跨入世界10个超亿吨港口行列。
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
1985年建成。
吞吐能力300万吨／年。
最新最大的10万吨级码头泊位：
浙江北仑港矿石码头。
1982年建成。
有3个10万吨级泊位。
山东石臼港煤码头、大连港鲇鱼湾油码头分别于1985年12月和1986年建成，各有一个10万吨级泊位。
（摘自《奋进的四十年》）

专栏：
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发展公路运输出路在政策
交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鲁勤智
中国公路建设、公路运输的发展，关键在于调整好政策。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对交通建设的大方针大政策是十分明确的，但在落实这些方针、政策上，还有许多调整完善的工作要做。
第1，大、小政策要配套。
国家提出要对交通实行“倾斜”政策，但国家对公路的投资，除国防边防公路外，其它几乎全部靠计划外自筹资金，缺少稳定资金渠道，而且自筹资金又多分散于各个地区，难以对重点项目实施统一安排。
此外，贷款利率高、燃料物料供应价格不断上涨，各种税收费率增加等，使公路工程造价和公路运输成本大幅度上升，投入与产出的反差越来越大，长此下去公路交通的“滞后”，甚难改变。
从政策角度来说，必须是大政策管住小政策；
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要与国家的大政策配套，为大政策服务，确保大政策的落实。
第2，前后政策要衔接。
1984年国务院为了加强公路建设，先后出台了提高养路费费率、征收汽车购置附加费等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使近几年我国公路建设，出现了一线生机，发展的势头很好。
但是近几年来，国家先后又出台了一些其它政策，使国家原来想用于加强公路建设的资金，又从另外一些方面被抽走了。
例如养路费，“来自于车，用之于路”，带有企业与群众集资的性质。
国家收取这部分钱，用于财政的其它支出，就显得前后政策不衔接，使原来的政策失去应有的效力。
第3，相同的情况应有相同的政策。
养路费是用于养护现有道路的专项基金，它与国营企业的大修理基金及油田维护费属于同样性质。
可是后二者免予征收能源交通基金，而养路费不仅不免征，还要按全额征收，这很不合理。
再如公路建设要征耕地占用税，铁路和民航机场建设却免征，公路同样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同属社会公用性基础设施，完全应该以相同政策对待。

专栏：
新闻摄影比赛
今年05月以来，四川省龚嘴发电厂排除动乱干扰，利用水情有利条件，坚持安全生产，满发多供。
1—7月总发电量达11.5亿千瓦小时，比去年同期多发1.38亿千瓦小时。
　张在璇摄

专栏：
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搞好旧路改造升级
国家科委政策司副司长　孔德涌
我国近100万公里的公路中，一二级只占1.6％，三级占12.4％，四级占45.7％，其余40.2％为等外。
由于公路质量差，实际行车时速为30多公里，几乎是经济时速的一半。
据专家估计，只要把三级公路改成二级公路（沙石路面改成沥青路面），每万公里的年效益为：
行车时速可提高15公里，车辆拖挂能力可提高50％以上，仅此，运输效益便可提高35％—45％。
此外，轮胎寿命可延长4万公里以上，油耗可节省15％—30％，发动机大修间隔里程可增加80％。
以每天一千车次计算，每万公里一年可节省轮胎9万多条、柴油11万多吨，运输成本减少20％。
因此，在财力紧张、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在旧路因种种原因效益很低情况下，当前应当把有限资金、有限物力用于旧路的改造升级，使现有国道主干线系统全部成为一二级的安全、快速、高效汽车专用路。
除了必需与港口配合构筑综合运输网以及极个别地区外，近期要尽可能少建新路。

专栏：
经济漫笔
清一清私人借支款
江溪
据江苏省宜兴市统计，全市48个乡镇个人向集体借支的欠款达5499万元。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现在，许多单位都感到资金紧缺。
这些单位不妨查一查，你那里私人借支的公款是否还了，留在私人手中的公款到底有多少？
本来，私人因公干或急需，通过正当的财务手续向公家借支部分款项，是可以的。
问题在于，有些人事后欠拖不还，长期占用。
你欠一点，他欠一点，集中到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就是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经营活动。
这实质上是“吃公家”的表现。
国家和集体的资金被个人长期占用，一方面使资金不能正常运转，人为地加剧资金紧缺程度，公家每年还须为此向银行支付利息。
即以宜兴市为例，5000余万元欠款一年须付息990万元。
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扰乱了财经纪律。
一些地方，拖欠公款者有不少是单位上得罪不起的人物。
宜兴市3万多拖欠公款者，有1156名厂级干部、6894名供销人员。
有的人利用借支款，挥霍浪费，甚至用来建私人住宅，经商做买卖。
当前，整顿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资金，很有必要抓一抓私人借支款的清收工作。
清收欠款，以往也年年搞，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
关键是决心不大，缺乏切实有力的措施。
对于那些拖欠公款者难道真的没办法了？
办法还是有的。
中共宜兴市委、宜兴市政府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下决心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各乡镇都成立清收领导小组，抽调人员组成收款队。
许多单位将欠款情况公开曝光，上墙公布。
有的乡镇还规定，谁借出的钱，由谁限期收回，若收不回，扣发出借人的工资。
据了解，从8月05日至8月25日，20天就收回欠款5063万元，占应清收总额的92％。
看来，做任何事情，只要动真格的，丁是丁卯是卯地去做，就能收到成效。
整顿财务秩序、清收个人欠款的工作，也同样如此。

专栏：
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蓝眼睛里的中国——访爱泼斯坦
本报记者　陆振华
“我从小在中国长大，和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曾为中国革命成功和建设事业发展而骄傲。
今天，在新中国四十岁的时候，我高兴，同时寄予希望。”
中国建设杂志社名誉社长、经历了新旧中国的爱泼斯坦，闪动着蓝色的眼睛，向前来他的寓所采访的记者叙述着他最深切的感受。
“我激动得颤抖不已”
今年74岁的爱泼斯坦，孩提时随波兰籍的父母飘零到中国后，没想到现实把他推入中华民族生活的旋涡。
三十年代他结识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
1938年，他参加了宋庆龄直接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
不仅如此，1944年，他随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
谁也没有料到，经历这4个月的采访，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他说：
“延安之行给我决定性的影响，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预感到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可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他不在中国，而在美国。
爱泼斯坦回忆说：
“我同妻子兴奋地参加了美国进步人士庆祝活动后，又单独举行庆祝。
当我们走到纽约时报广场拐角处一家录音店前，我停住脚步，在录音室里给妻子唱起了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虽说我的嗓音不太好，但我的心却激动得颤抖不已。”
这张录音唱片至今他还珍藏着呢。
“我眼里的中国一切都变了！”
当爱泼斯坦与妻子邱茉莉于1951年踏上离别7年之久的中国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骨瘦如柴的饥民、无处不有的乞丐、无业游民不见了；
横行霸道的外国殖民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走狗也不知去向；
吸毒、娼妓等社会丑恶现象也一扫而光。
眼前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们以“同志”相称，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团结一心。
人民群众普遍具有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举世公认的进步
爱泼斯坦走的是一条奇特的路，即由国际主义走到爱国主义。
1957年他加入中国籍后，在他的蓝眼睛里中国似乎变得更加可亲了。
他的寓所里有许多照片，发黄的黑白照片和新近搜集的彩色照片陈列在一起。
它们像一幅幅不同时代的画页，每一细节都能勾起爱泼斯坦对新中国的爱。
“中国的进步是举世公认的！”
爱泼斯坦说起中国的发展，带有特殊的感情。
他说：
“解放前，我所使用的钢笔尖、大头针等都靠进口。
解放后，当中国靠手工造出第1辆吉普车时，全国上下为之骄傲。
在旧中国我从没见到有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现在中国不仅能生产数百万台各种型号的拖拉机，还能生产数十万辆卡车和大小轿车。
前几年，外国人带来彩电、录音机，人家都来看，觉得外国人多高明，可现在我们也都大批生产了。
前些年，当我坐上中国造的飞机和从电视里看到发射火箭时，我同其他人一样欢乐。
据我所知，现在，中国许多工农产品产量已跃居到世界前列，钢名列第4位，原油第5位，发电量第4位，煤、水泥、布、粮食、棉花、花生等都名列世界首位。
中国也几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电风扇、洗衣机生产国。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自己宏伟的现代化目标。”
爱泼斯坦的足迹遍及中国南北，生机勃勃的城乡和壮观的火箭发射场，都曾给他留下难忘的记忆。
他曾先后4次进入西藏实地采访，每次三四个月。
他比划着说，光笔记本就有一米多高，详细记录了这块土地在推翻农奴制后震撼人心的变革。
他拿出几本他的英文版著作给我看，其中一本是《西藏的转变》，厚厚的，内容有西藏的前后对比，宗教和农奴制，农业、工业、新干部，解放军在西藏，统一战线等章节。
爱泼斯坦真实地把这个
“神秘”的世界屋脊的昨天、今天和未来介绍给各国读者。
他画龙点睛地说：
“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爱泼斯坦在198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后，他观察中国的视野更加广阔，并有机会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起议论国事。
记者问：
“你如何看近10年来的中国？”
“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1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页。”
爱泼斯坦说：
“今天，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已超额完成。
这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超过了建国后30年的总和。
到公元2000年时，即便经济速度放慢一些，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可以再翻一番。
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说新中国诞生100周年时，整个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以为拥有世界人口1／4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提起爱泼斯坦为之贡献大半生心血的《中国建设》杂志，他说，《中国建设》也要和时代一起前进，明年开始将改名为《今日中国》，他将继续为之效力。
“我经常进行三个对比”
中国已做了许多事，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绩，但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爱泼斯坦说：
“面对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如何缩短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我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是个发展中的国家，任重道远。”
爱泼斯坦阅历深广，对事物颇有独到之见。
他认为，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有的是前进中、发展中的。
例如，工业发展了，又导致了耕地减少，城市居民增加，出现了住房难、乘车难等问题；
对外开放后把大量的技术、信息和资金引进中国，但确也使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有所抬头；
思想教育忽视了，社会上重新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
他说：
“我们看到成绩时，也不能忽视因失误造成的困难；
看到困难时，也不能灰心丧气。”
爱泼斯坦经历了新旧两种不同的中国，对许多问题感触很深。
他说：
“我经常进行三个对比：
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
我们已做的事和未做的事；
我们已取得的成就和应该取得的成就。
这样一比较，对我们国家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前途也就能满怀信心。”
值此建国四十周年之际，他向记者建议，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应该多加宣传。
这个真理就是，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也不可能富强。

专栏：
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编者按：
如何加快公路运输的发展？
日前，本报经济部邀请国家计委、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国家科委、交通部等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座谈。
现将他们的发言，分期摘要刊登。
本期要点：\\讨论发展公路运输，目的在于提高国家综合运输能力\\近期要少建新路，把有限资金、有限物力用于旧路的改造升级\\发展公路运输关键在于调整好政策
要提高综合运输能力
交通部副部长　王展意
讨论发展公路运输问题，是立足于提高整个国家综合运输能力，适应国家经济需要来考虑的，也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出发的。
从交通部门来说，并不是说讨论公路重要，而排斥其它运输方式。
在中国，起码在近二三十年内，不存在这种运输方式挤掉那种运输方式的问题。
按照现在测算，从公路来讲，一年也只能建汽车专用路和一级路三百多公里，二级公路几千公里。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几种运输方式，是相辅相成，共同为缓解运输的紧张状况，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做出贡献。
总的方针，我赞成这个观点，即：
几种运输方式统筹规划，合理分工，扬长避短，协调发展，以提高我国整个的运输能力，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五种运输方式都要有一定的发展。
要解决公路发展问题，必须增加投资，在短期内要国家拿很多钱不现实。
但是有一条，就是养路费交的25％的能源交通基金和调节基金，车购费交的10％的调节基金，国务院原来定的是专款专用，用于发展公路，现在收走了一块，就没有全部用到公路上去。
建议把这一块都用到公路上，除了国防、边防公路国家拿一定的钱外，养路费、车购费都用于养护、修建公路，再加上地方的积极性，公路的面貌也会逐步得到改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用车单位买汽车时交了一部分钱，跑车交养路费，这部分钱不都拿来改善公路，而去干别的，再收别的费，就增加了用车单位的额外负担，事实上是制约了汽车运输的发展。
现在公路路况不好，每年在汽车运输上造成的浪费是很大的，同时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另一笔是耕地占用税，铁路、民航机场免交，而公路要交，公路是直接为广大群众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希望能和铁路、机场一样对待。
如果这类问题能够解决，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交通部门努力做好工作，改变公路的落后面貌就会快一些。

专栏：
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要重视高等级公路建设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高级经济师　周明
为改变我国公路交通的落后局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在运输繁忙、交通量大的国道上逐步建设一些高等级公路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近年来，我接触到一些高等级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参与了少数高等级公路的评估工作。
从我接触到的上述材料看，高等级公路的社会经济效益是显著的，收费公路的财务效益也是很好的。
如杭州到宁波，现有一条二级公路，全长246公里，全线穿越绍兴等5个市、县城区和15个乡镇企业发达的集镇，由于交通量增长快，加上各种非机动车辆在路上混合行驶，致使道路拥挤，交通堵塞，事故频繁，平均时速只有35公里，也就是说，杭州到宁波需要7个小时行程，满足不了客、货运输要求。
为此，浙江省提出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并作了可行性研究。
拟修建的高速公路全长170公里，比现有公路里程缩短70余公里。
设计时速120公里。
公路建成后，从杭州到终点宁波大石契，若按时速85公里计算，只需两小时即可到达，比现有公路需7小时和铁路普客列车（这一段没有快车）约需6个小时运行时间，都缩短很多。
这就减少客、货运送时间，加速车辆周转，节省能源，减少车辆损耗和交通事故，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并提高了旅客的舒适性，社会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这条公路从投资建设开始计算，只需11年的时间即可全部收回投资。
由于这条公路是贷款建设，需要收过路费偿还，因此作了财务效益分析。
财务效益是根据总投资额、贷款利息、运营管理及大修费用与收取的过路费测算的。
为兼顾投资者与使用者双方利益，过路费是按照比现有公路缩短运输里程70公里直接收益的30％收取的，如小客车每车公里只收0.075元，中型货车0.129元，这与国外已实施的收费标准相比是较低的，易于被使用者接受。
按照上述收费标准测算的财务效益分析结果，从投资开始计算，20年即可还清贷款本息。
如从建成投入运营后计算，只要16年就还清了。

专栏：
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解决交通问题要想点新办法
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信息部经理、研究员　张铮
交通运输问题是老问题了，也老没解决好，可见用老观点、老办法不行，必须靠深化改革，转变观念来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1点，交通运输发展问题很复杂，必须要有国家综合部门组织交通运输发展问题的软科学队伍建设；
建立交通运输发展问题研究基金会，保证上述专业队伍的科研事业费用；
在国家已经颁布实行的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做工作，不要总是新起炉灶，研究一阵子，浅尝辄止。
第2点，我国交通运输的状况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明才能下决心，实际上我国交通运输的状况有许多重要情况不清。
运输量、周转量的总量统计包含的内容与实际发生的量有相当差距。
而运量与周转量的构成则可以说基本不清楚。
而这些资料是制订科学全面的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政策、方针的前提。
另外，交通运输综合效益的评价方法、指标，至今没有个科学全面的说法，有些说法不很科学，似是而非而广为流传。
说句坦率的话，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分不清，还谈什么解决问题？
为什么分不清，除了知识、经验之外，部门利益、财迷心窍也是重要原因。
第3，要避免把福利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同起来，不能把交通运输业办成社会福利业，靠国家补贴过日子。
一方面修路、造桥、建机场要靠各级政府投资，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国家不管谁管？
要改变目前不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局面，钱从哪里来？
主要是在受益者负担原则下的各种税、费，以及组织民众以工、以料代赈、代税、代费等办法。
兴修水利的办法为什么不可以用来兴修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专栏：
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吴大英　李延明
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个“理论依据”
1989年07月，叛逃到海外的严家其发表了一篇标题十分醒目的文章《中国并不是“共和国”》。
他在文章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共和国，而是实行“专制制度”的“帝国”。
在此之前，他在《五一七宣言》中还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
其实，严家其这个观点早就形成了。
1980年，严家其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王朝循环原因论》，另一篇是《潜藏在共和国身上的王朝印记》。
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历史数千年来一直处于“王朝的循环”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使“古老的历史循环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内容”，这也就是说，虽然有新内容，却仍然处在王朝循环的范围之内。
那时，出于伪装自己的考虑，严家其对“中国不是共和国”的思想表达得比较隐晦。
他说，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身上潜藏着许多封建王朝的印记”，如果清除了王朝印记，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尽管使用了这种比较曲折的笔法，“中国不是共和国”的思想表达得仍然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此后，严家其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他从其它角度提出的课题或思想，如分权制、限任制、程序政治等，也大都与这个观点有着联系。
严家其提出这一论断的“论据”主要有四个。
第1，“胜利了的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无一不是新的王朝，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没有背离这一历史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战争。”
因此，“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传统，这一次胜利了的农民战争应当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王朝。”
即使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而使历史有了“新的内容”，它也还是不能摆脱“古老的历史循环”。
第2，“国家的最高权力最后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容许任何人、任何机构分割”，没有实行三权鼎立。
第3，“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不容转让”，即实行事实上的最高职务终身制。
第4，“最高权力的继承是非程序的”，最高权力的继承或者以原来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以围绕争夺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的结局为转移。
无论哪种情况，都无程序可言。
在当前人们对帝制早已深恶痛绝而共和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的社会意识背景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宣布为“帝制”，无异于把它宣布为革命对象。
既然是帝制而不是共和制，当然应该推翻。
颠覆帝国不但不是反动，不是反革命，反而是进步，是革命。
这样，经过严家其的“论证”，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了有理的事情了。
显然，“中国不是共和国而是帝国”是严家其为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制造的一个“理论依据”，也是他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提供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专制政体论”是彻头彻尾的歪曲
严家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是专制政体”的论断并不符合事实。
第1，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是毛泽东在特定意义上提出的论断。
这种特定意义是：
武装斗争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其前进基地主要在农村，其所要完成的任务中包括土地革命。
即使从这种特定意义上把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看成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也绝不可能导致新王朝的建立。
因为这次农民战争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以往截然不同。
这次农民战争所发生的时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使用机器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正在向包括中国内陆在内的世界各地日益扩展。
在这个时代里，农民革命不是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就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
从而，农民战争不是导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导致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而绝不会导致封建专制王朝的建立。
在商品交换关系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农民的自发倾向主要是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封建主义倾向。
此时，封建关系和思想只能作为残余或影响存在，而不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它们没有力量再造出新的封建王朝。
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代这次农民战争能够有力地超越农民自身的局限，成为彻底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争，通过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和租佃经济，挖掉封建王朝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又为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进一步消除了帝制产生的可能。
这个事实是任何历史曲折也掩盖不了的。
第2，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不是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在执政党内，最高权力由全国代表大会行使，在其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行使，日常事务则由中央政治局处理。
党的委员会集体决定重大事务，在做出决定时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的召集人即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
国家的最高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在其闭会期间由其常务委员会行使。
过去，在执政党内，某些领袖人物因其水平、能力、经验和威望显著地高于其他人，对最高决策集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权力在事实上过于集中在他们手里。
这种个人集权并没有成为一项制度。
中共第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纠正权力在实际运行中过于集中于某些个人的现象，我们党又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
第3，我国从来就不存在最高职务的终身制。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家政权机关，最高职务都是选举产生的。
担任最高职
务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变动职务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我国国家政权机关及执政党内存在过某些最高领导人因众望所归，连
选连任，甚至殁于任所的现象，但这并没有形成为一种领导职务终身的制度。
为了杜绝公民终身担任最高领导职务，1982年，我国在新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邓小平同志带头，年事已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动退出第1线领导岗位，用自己的行动来解决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党内终身担任最高职务的问题。
第4，我国最高权力的转移或继承是有程序的。
国家最高权力产生、转移和运作的程序明确地记载在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上。
执政党最高权力的产生、转移和运作的程序明确地记载在党章上。
当然，在最高权力产生和转移之际，人们对机构设置和人选的酝酿是没有严格程序的。
然而，当代各国各党都是如此。
如果要求会前会外的酝酿都有严格的程序，那么世界上是不存在这种“程序政治”的。
因情势变化而对原有程序变通更是各种程序中通常含有的题中应有之义。
借口存在围绕最高权力组成而产生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断言我国最高权力的行使和更迭没有程序，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尽善尽美。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改革它。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在逐步改革政治体制。
这种改革属于人民共和制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所谓“专制政体”的根本改造。
严家其把中国的政体说成是专制政体，说成是帝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的彻头彻尾的歪曲。
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严家其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国而是帝国，难道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故做惊人之语吗？
不是。
严家其在《国家政体》一书中早已认定，无论是奴隶主国家，还是地主国家、资产者国家，都有君主制与共和制两种不同政体。
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这两种国家形式中可以存在不同的阶级内容。
既然如此，那么严家其大谈帝制与共和制问题的目的，显然就是要避开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以便为在政体问题掩盖下偷运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大开方便之门。
严家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他的言论看，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互相独立、互相平等和互相制衡。
世界上实行三权分立最典型的国家是美国。
因此，严家其实际上想在中国建立美国式政治制度。
严家其提出三权分立，是直接否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因为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对立法机关的权力而言既不独立又不平行，不能与立法机关的权力抗衡。
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最高权力一元制有利于保持国家机关的统一和效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国家机关组织形式。
另外，严家其认为，“在中国，在谈三权分立之前首先要解决党政分开问题”。
他所谓的“党政分开”是要取消所谓“政府”之上的“政府”，也就是排除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因此，他所提出的三权分立，先决条件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二、政治多元化。
据报道，“按照严家其的解释，政治多元化的含义就是人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充分的结社自由，人民有按照结社法独立成立各种组织的自由。”
其实际内容是使以制造动乱为宗旨的“高自联”和以推翻中国合法政府为目的的“民主中国阵线”等组织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以“和共产党抗衡”。
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提出政治多元化，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策略，是企图使中国向资产阶级一元化统治演变的一种过渡性口号。
三、有一个确保私有财产权的宪法。
1988年11月，严家其提出，“今后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在90年代修改宪法”，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权”。
严家其为什么要确保私有产权呢？
他说：
“只有财产的保证，才有保证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存在。
重新修订宪法，将确保私有产权的存在。”
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无产阶级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得以实现的保证，那么私有制自然也就是资产阶级言论、出版、结社等项自由得以实现的保证了。
确保私有产权的重要作用，实际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创造条件。
严家其一伙明白，没有这个“中产阶级”（他们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实际指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就没有坚实、可靠、稳定的阶级基础，即使勉强建立起来，也不容易站稳脚跟。
严家其的同伙
万润南说：
“‘中产阶级的兴起’是民主政制的基础。”
因此，必须
以宪法的形式来确保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的确立还将为“精英政治”提供经济基础。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精英指的是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企业、社团、大众传播手段因而能有力地影响社会生活的人物及政客和学
者，通常只有资产者及其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精英。
我国这次动乱的策划者们说要在中国建立“精英政治”，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由资产者及其知识分子掌权和决策的政治制度。
根
据他们对“精英”这个词的用法和实际所指，他们所要实现的
“精英政治”的目的，就是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人民民主专政。
四、联邦制。
严家其主张，台湾、香港、大陆中国都只是
这个联邦中的一个邦，甚至西藏也要算一个邦。
人们不难看出，
严家其之所以鼓吹联邦制，表面上是为了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
一，实际上却包藏着企图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祸心。
具有以上内容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既然严家其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国而是帝国，既然严家其要在中国建立以维护私有制为第1要务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那么，怎样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政权，何时推翻它，对于严家其来说，就只是方式和时间的问题了。
在改革的旗号下“蚕食”和“改造”
十年来，由于严家其受到党内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力人物的赏识、提携和庇护，所以他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方式是以争民主为名，假改革之手，企图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蚕食和偷梁换柱的方式进行改造。
严家其自“踏入政治学王国”以后，特别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到1988年07月为止）以后，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
他利用我们曾经走过的以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代替政治学的弯路，在纠正这一偏差和恢复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的过程中，把学科建设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即抛开马克思主义，另起炉灶。
从他对西方政治学的介绍、引用来看，他实际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多少政治学，只有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才有真正的政治学。
他反复宣扬西方政治文化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界限的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的思想，以便使别人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也放心大胆地接受。
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人成了鼓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积极分子，有些人甚至成了参与动乱的活跃分子。
这几年，严家其利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机，一方面向我国的党政决策机关兜售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则利用舆论工具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进行长期性的思想准备。
同时，严家其还不断去西方取经。
因为他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崇尚资产阶级民主，极力在中国推销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因为他被赵紫阳同志的秘书鲍彤看中，参加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工作，有了透过鲍彤去影响中央决策的可能；
所以，他受到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的注意。
在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他成了美国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在中国思想界的代理人之一。
在国内外一些人的吹捧下，严家其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投掷‘炸弹’的学者”、“政治精英”、“民主斗士”和“当代世界名人”，可以说是八面来风，名噪一时。
通过动乱和暴乱夺取政权
严家其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推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和批评。
只是由于受到鲍彤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平安过关。
198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一些困难，赵紫阳同志的失误有所暴露，党内对赵紫阳同志的不满有所增加。
严家其感觉到赵紫阳同志地位不稳，他害怕自己推行的所谓改革方案不再得到来自党政领导决策层中有力人物的支持和保护，因此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1988年11月，他说，中国有“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的苗头”，因而“中国现在处在危机之中”。
从此，严家其改变方式，和其他“精英人物”一道，企图孤注一掷，通过策动动乱来达到他们在安定环境中难以达到的目的。
严家其在动乱前夕和动乱中的表现，人们已经大体知道，这里不一一细谈。
本文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一、在动乱前和动乱中，严家其的言行是不一致的。
动乱前，严家其说不能“把困难或某些失误变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借口”，不能“重蹈文革的覆辙”。
然而，当动乱分子们利用国家的困难和某些失误逼迫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出权力，采取贴大字报、游行示威、建立非法组织等方式“重蹈文革的覆辙”时，严家其不但大加赞赏，而且积极参加。
动乱前，严家其曾说“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和“责任政治”。
动乱中，动乱分子们一会儿说要悼念胡耀邦，一会儿又说要和中央领导人对话，一会儿冲击新华门，一会儿又非法游行和占据天安门广场，这些行动及其转换毫无程序可言。
动乱分子们制造谣言，阻塞交通，破坏秩序，把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起来以后又扬言控制不了局势，这里没有一件是负责任的行为。
即使按严家其对“民主政治”的那两条界定，也绝不是什么“民主政治”。
然而，严家其却居心叵测地把这种非程序行动和非责任行动称为“民主”。
可以看出，严家其完全不是要争取什么民主，而是以“民主”为招牌，通过动乱颠覆合法政府。
二、严家其利用赵紫阳同志把责任推给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公开亮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是独裁专制制度的观点，通过《五一七宣言》，宣布中国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这个政府“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因此应该
“埋葬独裁、埋葬帝制”。
这是明确无误地向动乱分子们公开发
出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动员令。
三、严家其提出打倒邓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李鹏同志，并不只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
05月
下旬，严家其对一个香港记者说，“执政党是组织政府的党，得不到人民信任就不能成为执政党，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很大危机”，也就是得不到“人民”信任，因此不能执政。
这就清楚地
显示了他的用意。
四、严家其等人明白，在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拚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被他们哄骗来的一般群众是靠不住的，只有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的各种犯罪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人员、地痞、流氓才真正靠得住。
为了维护“政治精英”们自己“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假面以欺骗世人，他们非常需要有另外的人去干“精英”们自己不便出面去干的事。
这样，“精英”和渣滓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就结合起来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就是这样的一个联盟。
这个“总指挥部”在高音喇叭中叫嚷：
“工人可以动手，市民可以动手，学生决不动手，爱学生就不要再阻拦市民（动手）了”，清楚地显示了他们的策略和分工。
尽管有这种分工，“高自联”和“工自联”还是共同分发了匕首、铁棍等武器，教授了制做、使用燃烧瓶和烧军车的方法，并且共同参加了打砸抢烧杀的行动。
因此，严家其等人所标榜的“理性、和平、非暴力”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五、严家其认为，出现流血冲突对颠覆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美国式民主十分有利。
05月下旬，他说：
“当权者用暴力对付人民群众的要求，他们就会垮台得更彻底，而且中国的民主政治更有希望！”
同样的意思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动乱分子嘴里说出来，就是“我们不怕当局镇压，就怕当局不镇压。”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美国式“女神”像以激怒全中国人民以外，还通过破坏车辆，设置路障，围堵戒严部队等暴乱性行动来挑起流血冲突。
可以说，流血冲突是严家其等“精英”和渣滓们蓄意挑起的。
严家其对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性质很清楚。
他之所以仓皇出逃，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难逃人民的审判和惩罚。
其实，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路严家其早就为自己铺好了。
当他号召别人用鲜血和生命铸造“民主”，把学生和市民推向流血冲突的第1线时，自己却不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
不仅如此，他连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都不愿承担。
在那些把严家其视为“精英”而信任他、追随他的人为他“火中取栗”而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他却溜之大吉了。
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严家其逃到海外后，气急败坏，仇恨满腔。
所以，他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咒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专制王朝”，咒骂社会主义是“超法西斯主义”，咒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歇斯底里地发泄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
他大造谣言，把手持石块、钢钎、火枪或燃烧瓶打杀烧军人和警察，用水泥墩和燃烧的车辆阻止戒严部队前进的暴徒说成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赤手空拳和平阻止军队入城”的人民；
把戒严部队在开进中采取的有限强制措施说成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与伦比的血案”、“血洗天安门广场”；
煞有介事地说要“一如既往地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
与此同时，他绝口不提动乱分子如何违反中国法律，不提暴徒们如何打砸抢烧杀。
严家其以为，只要他们喋喋不休地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世界人民就会支持他们反中国共产党、反中国政府、反中国人民的行径。
殊不知，依靠谣言换取的同情是终究不能持久的。
严家其到处鼓吹中国政府“在国内外都已丧失了任何合法性基础”。
他及其同伙乞求各国政府对中国进行谴责和经济制裁，甚至乞求各国停止同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
这种行径彻底剥下了自己的“爱国”面具，赤裸裸地暴露了卖国贼的真面目。
严家其以为只要有了外国压力，我们就不敢把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
严家其念念不忘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目标。
他说，要掀起“席卷中国的、威力无比的飓风”，来“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
在他衣锦还乡的那一天，要“公审”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重树民主之神像”。
过去，他一受到批评就急忙辩解，说人家歪曲了他的意思，过高估计了他的作用和能量。
现在，他得意地说，通过《美国之音》等宣传渠道，国内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即使是在毫无组织的情况下，也能在国内引起严重问题。”
他还以狂妄的口气宣布，在他的反动事业成功之前，“中国没有国庆节，只有国殇。”
为了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严家其出逃不久，就筹建反动的“民主中国阵线”。
他们设想“以后回到国内，一定要是个政党，要能够和共产党抗衡。”
这个组织把台湾作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整个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筹备组秘书长万润南表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基地只能在台湾”。
与此相应，严家其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说成是“自辛亥革命以来第2次埋葬王朝”，暗示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不是王朝政府，否定自己关于“蒋介石建立的是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新的专制王朝”的说法，向台湾当局送去秋波。
严家其的计划是：
第1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政权；
第2步，争取“民阵”等各种反动组织的合法地位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
第3步，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
第4步，以联邦制来统一中国。
严家其为提高海外反共反华的同党们对反动事业的信心，还对中国形势进行了所谓预测。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很快（万润南说是今年年底）就会崩溃；
中国人
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已经超过了战时对日本的仇恨”；
因此李鹏总理很快就会下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将顷刻瓦解”。
这些所谓预测，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严家其在海外，自恃有国外反动势力撑腰，把在国内想说而又没敢说的话说了出来，这样很好。
它使我们看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发展下去，一旦得到适当的条件，将会干出些什么事来。
它提醒我们，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
的政治斗争，不但存在，而且是严酷的，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严家其现在所从事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不过是
国际帝国主义和海外反动势力进行了四十年的老事业。
四十年
来，他们的这一事业没有成功，可以断定，严家其也不可能成功。
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专栏：
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中国正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访保尔·汪戴尔名誉博士
本报记者　许宏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光辉节日即将到来的时候，记者前往民主德国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民德——中国友好委员会主席保尔·汪戴尔名誉博士家中拜访。
汪戴尔名誉博士今年84岁。
这位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前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他热情地让我到书房就座。
书房里陈放着不少中国的精美工艺品，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摆在显著的位置。
他和夫人特意把玻璃橱柜里一套中国细瓷酒具和一套咖啡具指给我看。
那是当年他在中国当大使时，周恩来总理赠送给他的。
汪戴尔于1958—1961年担任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
那是十分难忘的岁月。
他回忆说，当时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关系亲密，曾多次同他们交谈。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他感到中国和民主德国是彼此信任、相互理解的。
他告诉我这样一件往事：
民主德国同中国建交后，使馆设在清末民初原德国驻华使馆旧址。
民德认为这是中国承认民主德国政府合法地位的一种象征。
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修建新的使馆区。
汪戴尔大使去找周恩来总理，提出民德使馆希望能留在原址，直到民主德国在世界上被广泛承认。
周总理当即同意了他的要求。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汪戴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40年来中国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成就的确很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和40年前相比，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认为，中国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一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今年不仅是中国国庆40周年，而且也是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又是两国建交40周年。
民主德国将为此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
汪戴尔作为民德—中国友好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了这些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
他说，现在民主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他强调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很大潜力，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生产、科技等方面也可加强合作。
汪戴尔在叙述了民主德国的奋斗历史后说，民主德国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很关心，但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国家，应该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有人说民德不搞改革，其实，民德从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
有些东西民德是早就有的，如多党合作、个体经济等。
民德不打算照搬别人的一些做法。
这位192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清醒地注意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企图。
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胜利，现在甚至连美国也知道，不能用武力来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了。
西方资产阶级现在把希望寄托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反革命力量，以此反对民主、进步力量，指望那时他们再进行干涉。
他们不仅在幻想，而且在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
他还说，现在有些年青人不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盲目崇拜西方。
因此，对年青一代的教育不可忽视。
汪戴尔同志从年青时起就投身革命。
民主德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党中央书记、国民教育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现在，他虽年事已高，但革命精神不减当年，还在为发展民主德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辛勤操劳。
（附图片）

专栏：
新中国四十年外交大事记
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
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以后，中国希望美国撤走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缓和中美关系，巩固亚洲和平。
为此，中国主张中美两国举行谈判。
1955年0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经过英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斡旋，1955年08月01日，中美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
会谈的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经过讨论，1955年09月10日，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关于第2项议程的议题，中方提出一是禁运问题，二是准备更高一级的中美谈判问题。
美方虽然口头上表示不反对讨论禁运问题，但声称只有对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才能讨论禁运问题，企图使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
会谈陷入僵局。
1958年0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华沙复会。
在围绕炮打金门、马祖进行的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
美方则提出在台湾海峡地区立即“停火”，坚持干涉中国内政，拒不接受中国的和解性方案，使会谈在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两国保持接触、交换一些意见的途径，因而长期拖而不断。
到1970年0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136次会议。

专栏：
新中国四十年外交大事记
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
1955年04月18日至24日，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五国总理联合发起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29个亚非国家参加。
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明确宣布殖民主义“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以及自决原则，促请所有国家注意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宣布普遍裁军是维护和平所必需的。
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十项原则”，还通过了亚非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决议。
这次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与要求。
中国大力支持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出席，在会议上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为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条件，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会议取得成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与会国家代表的赞扬。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许多已建交和未建交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附图片）
1955年0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为各界人士签名。

专栏：
富足背后的凄凉
士芳
美国是个科技领先的国家，机器设备也称得上精良。
但这是否意味美国的劳动保护设施也数世界之冠了呢？
答案并非如此。
美国“国家工厂安全（生产）研究所”最近发表的报告说：
美国死于工伤事故的工人比绝大多数主要工业国家多，国家经济每年为之损失150亿美元。
报告指出，美国工人的死亡可能性比瑞典工人高36倍，比英国工人大9倍。
美国工人工伤的严重程度也比每天吸烟两包而易患癌症的瘾君子厉害得多。
读了这些数字，真不敢相信它们竟会出现在一个历来视维护人权和文明为己任的美国！
不过，这倒从侧面告诉人们：
在这个金元帝国的富足背后隐藏着多少工人的凄凉和悲惨。

专栏：
埃及通讯
文豪与咖啡馆
本报记者　林皎明
天蒙蒙亮。
开罗阿里巴巴咖啡馆很早就开了张，但只有两三位早客。
楼上分作两间，右间两面有窗，橙黄色的刻花玻璃挡住了外面的繁景，成为闹中取静的小天地。
埃及咖啡店通常只供应咖啡、加糖红茶和水烟。
另备类似中国麻将的游戏骨牌供人消遣。
坐客三教九流，话题海阔天空。
在咖啡馆揣摸人际交流，涉猎社会百态，窥探人的内心世界，正是埃及大文豪纳吉布·马夫兹文学创作的殊途。
他来了。
一身淡墨绿的春秋装，不打领带，黑色皮鞋。
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作家走进他十多年来每天清晨必到的咖啡馆，坐在楼上右间临窗第1张座位上。
今天，他与往常没有多大不同。
顺路买到七份日报，叫两客清香滚烫的土耳其咖啡，坐下来便埋头读报。
令记者惊奇的是，他竟从报屁股看起。
座旁墙上挂着的外国友人为他勾勒的速写，正是他现在读报的姿态。
记者竭力想从这位阿拉伯文豪脸上找寻他笔下老开罗昔日生活的气息。
他一生创作的五十部小说和一百多篇故事和剧本，最精彩的神来之笔就是维妙维肖地再现以往阿拉伯都市下层人士的生活。
《两宫间》、《向往宫》、《甘露街》三部曲，描写的是老开罗商家三代人的变迁，“堪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左拉笔下的巴黎、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媲美。”
去年10月，瑞典皇家学院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评定他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特色，反映出阿拉伯民族的情感和追忆特点。
记者上前与老作家结识，叙谈。
马夫兹和蔼、平淡地作答。
“获奖后，您的生活有什么新的变化？”
“和往常一样。”
“您有新的写作计划吗？”
“早歇笔了。”
文豪看似不健谈，而确切地说，是不愿意有记者更多地写他，打搅他本该是很平静的晚年生活。
当记者告诉他，中国也有他不少热心的读者，中国在翻译和研究他的作品时，老人的脸上露出笑容。
他回忆起读过的中国翻译小说，并抱歉说，“很对不起，我忘记了作者的姓名。”
毕竟是咖啡馆里的闲谈。
马夫兹很快就谈到咖啡和咖啡馆。
他说，他几乎跑遍开罗的咖啡馆，结识了众多的朋友。
一家埃及杂志说马夫兹是开罗咖啡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文豪。
他的自我表白则更明确：
“咖啡馆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临别，他建议记者“泡泡咖啡馆”。
咖啡凉了，可清香依旧。
近九时，《金字塔报》派车来接老作家“上班”去了。

专栏：
职业教育在泰国
本报记者　刘爱成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曼谷市帕纳空职业教育学校开始热闹起来。
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
校长安蓬先生带着我们边参观边介绍。
这个拥有28年历史的职业教育学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
教学楼从过去的一幢增加到四幢；
教师由几十名扩大到130多名；
专业从10个增至21个，尤其是增加了电子、汽车装修、人造花和成衣等专业；
学生从几百名增到几千名。
无线电专业的教室里，桌上摆满电视机和收录机，学生们正在老师的辅导下，聚精会神地装配修理电器。
一位学生告诉我，他在一家无线电厂工作，但技术不高。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技术，几个月来，他每天下班后就赶来这里学习。
在汽车装配修理专业，每五六个同学围着一辆汽车，忙着拆装零件。
一位学生说，他们每次理论课后都进行实践。
站在一旁的老师告诉我们，泰国汽车制造业多数与日本合资，以装配为主。
虽然部分资金、技术及零件是从日本引进，但技术工人是本国的。
汽车装配业的发展使国家对这方面的技术工人需要量越来越大。
这些学生毕业后，可到汽车装配厂或修理厂工作。
走进成衣专业的教室，一排排缝纫机成了学生们的课桌。
他们用自己买来的各种布料，练习裁剪、缝纫。
近年来，这个专业随着国家纺织业的繁荣和成衣出口的增加，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一位老师说，“我们的目标是使学生达到顾客要什么款式，就能生产什么款式的水平。
因此，我们让学生学习、了解和研究世界成衣市场上最新的服装款式。
同时引导学生在熟练掌握技术的基础上具有创造性。”
据校长介绍，该校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最长一年，最短三至四个月，这符合政府关于尽快培养技术人员的要求。
由于近年来泰国经济发展，人才严重短缺。
政府一再要求教育部门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更多更快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政府还增加了对职业教育的经费，减少了学生的学费。
该校最低学费为85铢（约3.4美元）。
学校还利用学生们生产的部分产品来增加收入，以减轻政府负担。
陪同访问的教育部官员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已成为一种趋势。
目前，不仅官办综合性职业教育学校在增多，民办小型单科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也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政府还从长远打算，十分重视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发展。
为了解决职业教育师资短缺问题，政府允许教育单位聘请部分退休的政府官员及私营企业的技术专家担任学校的教师，有的学校还可以聘请外国专家。
目前这类学校也在增加和扩大。

专栏：
君子之交　〔宣传画〕　沈欢涛　黄丽芳

专栏：
传统京剧《赠绨袍》取材于战国时代的范睢和须贾之间的一段历史故事，30年代曾由京剧名家高庆奎、郝寿臣两位先生创作并演出，50年代又经李和曾、袁世海改编，成为当时颇得好评的一出戏。
最近，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又再度修改，在全军文艺调演中搬上舞台，对人物内心的开掘、音乐唱腔的出新和舞美设计等方面都有新创造。
扮演范睢的演员是辛宝达（左），演须贾的演员为刘金泉（右）。
程更新摄

专栏：
梁斌的画
黄胄
梁斌的文学著作，抒写了我国现代农民革命的历史风云，茅盾曾面对梁斌说：
“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梁斌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成就在五十年代已有定评，公认他是一代大家，培养了一代人。
因此，有朋友对他提笔作画感到新奇，甚至说他不过是偶然的游戏之作而已。
我说不是偶然的，他自少年时代，就有书画基础。
革命生活数十年，进城以后，因病时常逛旧书摊、文物店、画店，热衷于收藏、鉴赏、研究以至临摹。
所以，他对书画艺术兴趣这么大，能画出这么多作品，不是偶然的。
能书善画是我国文人特有的传统，形成独树一帜的文人画。
中国文人画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也是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方面，给中国画增添了无穷生命力和光彩。
“大象无形，大音稀声。”
中国文人接受了民族文化的哺育，为祖国的山川风物所激动，又以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感情表达方式，兴之所至，发之毫端，更多的不是技巧，而是感情和兴会，因此构成了中国文人画那种清越的美的意境。
这基本上不同于西洋绘画。
西洋的人体画能够那样精确地表现人体结构，它是从人体解剖原理出发，丝毫必现地描绘自然物的质感、量感、光感和色彩的。
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则是捕捉事物最感动自己的那种最主要特征，抒写胸中最激动的感情。
梁斌的画，也包括字，正是如此。
梁斌的画是新文人画，革命的文人画。
他的画没有青藤、八大和扬州画派那种高古荒寒，那种因愤懑不平和怀才不遇所形成的指天骂地，牢骚满纸。
梁斌的画和文学创作一样，充满激情和希望。
看过他的画的人，都认为散发着新时代的书卷气，表现意象凝重厚朴。
中国画讲究师承关系。
梁斌写字从伊秉绶入手，画梅则心追金冬心；
而字又汲取了《张迁碑》、《石门颂》的意致，画花卉、山水、蔬果又旁取青藤、八大、石涛的笔墨。
他描绘的对象，多出自家乡及大江南北景物，并逐渐形成个人的风格。
他画墨荷、芭水墨淋漓，加以淡墨渲染，细线斜穿，滴滴点点，富有诗意地显示出夏日阴霾雨雾的气氛。
他画葡萄、葫芦、山花、枝叶丰满，果实累累，洋溢着乡土气息。
他画梅，多做满枝，老干虬曲，新枝横斜；
树干全凭自己个性而画，但“老在须眉”，充满健旺的生命力。
他所画《伸手挥得三杆竹》，竹叶坚挺，疏密相间，浓淡得宜，全然不同于前人笔法，却能生清风徐来之感。
二十多年来，梁斌在书画鉴赏和笔墨上不断提高，画出了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河北蠡县清初出过李明性、李塨（刚主）父子，刚主是理学家也能画一笔好画，还有书家蒋式芬、画家陈嘉楷，家乡珍重递藏并流传不少神奇的传说。
现在，一代文学大家梁斌，在中国画上又达到如此成就，这是我们家乡的荣誉——作为他的弟兄，我也感到光荣。
（附图片）

专栏：
珠海
周永基
水泥站成繁华的欲望
竞争向天空生长
很宽阔的道路
依然在日夜扩张
这里早已不是渔村
却继承着祖传的宁静
市府大厦是一部摊开的白皮书
文盲也能读懂
一个关于城市的崭新构思
渔女伫立海边
求借远道而来的风
修改传统的发型
另一个打渔出身的“皇妹”
却以清新的东方品德
赢得蓝眼珠的青睐
割据显要空间的舶来商标
风靡黄金时间的港台歌星
发射再多的诱惑
也没能撼动
石狮子守卫的中国城

专栏：
大地
花在天地之间开放
再耕
高楼的阳台红了
高楼的阳台黄了
高楼的阳台红红黄黄了
高楼的阳台香了
高楼的阳台醉了
高楼的阳台堆满笑了
高楼是彩色的高楼
高楼是芬芳的高楼
高楼是生命力旺盛的高楼
高楼是感情浓烈的高楼
高楼的阳台非常自豪
比任何房间都有更充足的阳光
高楼的阳台非常开放
不拒绝风雨来访的旅游

专栏：
心香一瓣
遥寄哀思
——悼念舒群同志
古立高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突然从8月04日《人民日报》上，读到舒群同志于8月02日去世的消息，虽然并不感到过分意外，但仍令人感到十分难过。
怀念之情，日夜萦绕心头，只恨不能向他作最后一别。
那么，就以这篇短文来寄托我的哀思吧！
舒群同志是有些怪脾气的人，沉郁寡言，不善交际，更不同流合污、趋炎附势。
初见，可能给人难于接近的感觉。
但相处久了就会感到，他心地善良，为人耿直、坦白，对同志热诚真挚，处理问题客观公道；
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坚贞不屈。
不论处在怎样的逆境，他始终坚持原则，从不看风转舵、敷衍苟且。
我和舒群同志相识，是在1951年，他调来中国文联（后来的中国作协）任秘书长的时候。
当时我任机关党支部书记。
他来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就开始了。
我们一起搞“运动”，几个月中，日日夜夜（常常到深夜一两点钟）揉在一块，直到1952年春我赴朝访问离开。
他刚到中国文联时，穿一套宽裤腿的黄咔叽布制服，黑黑的方脸上，嵌着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乍看，极像一个工农干部。
他动作缓慢、沉郁，总像若有所思，在主楼的廊下走来走去。
舒群是老作家，革命老前辈，早在1932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
“九·一八”事变的第3天，他在哈尔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
1935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以革命的优秀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而轰动上海文坛。
可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他毫无“官”架子，“大”架子，“学阀”架子，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工作，总是首先听取大家的意见。
即使对勤务员同志，他也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
×××同志，请你干点什么什么好吗？
当他听到勤务员同志家里有困难时，他便热情地拿出自己节约的积蓄让其接济家用，就像朋友一样。
舒群同志由于多年颠沛流离及监狱生活，损害了身体的健康。
他那时患着很严重的胃病，每每工作、开会到深夜，他总是按着肚子坚持，一直到“三反”运动结束他才住院动手术。
谁料祸不单行，大夫粗心大意，竟把一团纱布遗留在腹中。
经过了多少痛苦才查清了原因，作了二次手术。
从那以后，他的体质越来越差了。
“三反”、“五反”运动，对反、防贪污浪费、移风易俗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那时极左的作法已经冒头，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按比例订“打虎”指标，使不少同志受到委屈。
舒群同志严于律己，几次向同志们公开检讨，痛心疾首，几次含着眼泪向受委屈的同志们赔礼道歉。
多少年后提起来，他仍是心情沉重，感到内疚。
可是他的善心没有得到善报。
从1955年开始，反胡风，尤其是反文艺界有名的“丁、陈”，他也被卷了进去。
1950年开东北文艺工作会议时，他和其他几位与会同志发表过一些不同意见，而被批为“罗、舒、白”宗派小圈子；
1955年将“材料”转来，升级为“反党小圈子”，后又升级进入大冤案“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05月，“丁、陈反党集团”平了反，“罗、舒、白反党小圈子”也就不了而了啦。
此时我才明白舒群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郁寡言、若有所思。
而经过这些波折，他那沉郁的脸色是更加沉郁了。
他怀着更加沉郁的心情又回了鞍钢。
谁能料到仅仅过了两个月，丁、陈竟被打成了“右派”，变成了阶级敌人！
罗、舒、白也没有逃脱厄运，1958年罗、白也戴上“右派”帽子，舒群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但大概是为了根除什么，也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党籍。
在这严酷的时刻，舒群同志没有丧失信心，深信真理终会胜利。
他不抱怨，不发牢骚，只是压抑着沉郁的心情埋头工作。
几年之间，他不仅写出了反映钢铁工人斗争的长篇《这一代人》，而且还发表了不少优秀的短篇。
同时，他还进行古典文学研究，陆续写了200多万字的著作。
他创作了30多万字的《毛泽东的故事》。
不足十年光景，他竟写出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他的一家人备受摧残，他那300万字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
可是年过花甲、衰弱多病的舒群，并没有弯腰倒下去，也没有停留在惋惜、伤痛里，白天挨斗，晚上一点点回忆，一笔笔重写，尤其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直到1979年平反这三年，他日以继夜、疯狂般地工作，竟把300万字的作品重新草写了出来！
1979年舒群同志来京平反，我们终于又会面了。
他住在和平宾馆，我去看他。
听说他身体极坏，半夜晕死在宾馆。
我以为他一定非常狼狈、沮丧，心情更加沉郁。
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舒群同志像变了一个人，非常乐观、开朗。
“文化大革命”的遭遇，他一言带过，却兴致勃勃，如数家珍，述说着他那重新草成的部部著作，充满着收获的喜悦。
在临告别人世的最后十年里（66—76岁），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不仅十分虚弱，而且除了原来的疾病，又增添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症：
只能躺卧蹲坐，不能站起身子，只要站起，立时就会晕倒。
1982年的一天清晨，他从楼梯上栽倒下来，死过去三个小时才为清洁工同志发现送医院急救。
他连出屋散散步的自由也被剥夺了！
苦矣哉！
可是他没有丝毫的唉声叹气，而是更加奋力笔耕。
他前后整理出了七八篇《毛泽东的故事》发表，尽力抢时间写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
他如蚕吐丝般源源创作出一篇篇精美的作品，其中《少年Chen女》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为了抓紧不多的时间，他在门上贴了一个条子：
“本人病重，遵医嘱谢绝会客”。
他每天笔耕，从不中断（只要他能爬起来坐到桌前）。
有时一天只写一二百字，最多不过五百字。
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这样燕子垒窝似地一点一滴创作出来的。
我曾建议他先把那300万字的旧稿整理出来，他却说不急，要先写反映现实的东西，这更能收到社会效益。
他好似毫未意识到他的年龄、他的疾病的严重性，俨然一个青壮年一般，似乎来日方长！
这几年，舒群同志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容易发脾气，发牢骚。
这是他过去所没有的。
他对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对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对知识界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极为不满，而又无能为力。
他身体那么不好，却无时不在关怀着党的事业，关怀着国家的前途，关怀着文艺界的现状。
他那颗火热的革命之心，始终在燃烧着他那渐渐熄灭的躯体！
舒群同志，安息吧！
我们将继承你的遗志，不遗余力地奋力向前！
1989.8.16于丹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