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伯良庄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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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17日讯 记者顾伯良、通讯员庄聪生报道：“今后一个时期，全军军事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继续按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去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抓好落实。
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包括军事工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近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充分证明，军委扩大会议的决策符合军队建设的实际，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对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和任务要求，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好，落实好。”
这是总参谋长迟浩田在今天结束的空军提高训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会议上讲话时强调的。

迟浩田指出，要坚持战斗力标准，牢牢把握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坚持战斗力标准，反映了军队武装集团的本质属性，反映了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要求。
军委杨副主席在去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深刻阐述了战斗力标准的问题。
杨副主席强调指出，不讲战斗力标准，部队工作就会出现混乱，军队建设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
战斗力的成长和形成，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不能间断，这是一条规律。
所以，提高战斗力是军队建设根本的、长期的任务，也是我们军事工作始终不渝的目标。
这次部队执行戒严任务，从总体上看，部队的军事素质是合格的。
但是也对军事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

迟浩田指出，要大力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必须明确，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是提高战斗力的基本实践活动，是履行军队根本职能的重要保证。
军队要履行宪法赋予的任务，对外抵御敌人侵略，对内维护社会安定，不抓训练、不提高战斗力是不行的。
当前军队工作任务繁重，保障与需要的矛盾十分突出。
这在客观上增大了军事训练的难度，在主观上也容易产生放松军事训练的倾向。
邓主席在多年前就指示我们，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军委去年也明确指出，要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工作的中心。
抓好军事训练，必须从全局着眼，处理好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继续抓好落实，提高训练质量。
当前要妥善处理好训练与保障的关系、训练质量与安全的关系。
下半年，要继续按照军委、总部的安排和要求，善始善终地完成年度训练任务。

迟浩田说，要坚持从严治军。
这既是当前维护社会安定的需要，也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党和国家对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针。
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很明确。
历史的经验证明，军队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必须具有过硬的思想作风和严格的纪律，具有严格的法规。
从严治军，要坚持首先从干部自身严起。
干部的模范作用，对下级是无声的命令。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对军队建设的高度负责精神，从我做起，为人表率，自觉从严，带领部队认真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迟浩田还说，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渗透和反映到我们军队里面来。
我们要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在同各种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斗争中，使我们保持坚强的战斗力、抵抗力和免疫力。

空军提高训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会议是从14日开始的。
会议总结交流了开展岗位练兵、抓好安全工作的经验。
近几年来，空军一手抓改革，一手抓落实，保证了训练工作的正常运行，保持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标志空军战斗力水平的航空兵甲类团大幅度增加：达到“四种”气象训练水平的飞行员比10年前增加了近一倍；
建立了一支精明强干的指挥员、教练员队伍；
严重飞行事故万时率持续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
地面部队的军事素质也有明显的提高；
在训练体制、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改革成果。

会议期间，空军司令员王海、政委朱光还就如何提高训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等问题作了讲话。

作者：王联学刘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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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15日讯 王联学、通讯员刘世仁报道：某部后勤部结合平暴保障工作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深化后勤改革课题，取得显著成果。
截至8月15日，共写出各类学术探讨文章69篇，其中大部分被上级有关刊物约定编发。

近几年来，这个后勤部率先试行了“仓库无库存供应”、“油料系统陆海空三军联勤联供”等一系列供应保障体制改革，多次受到总部领导机关的肯定和表扬。
在这次赴京执行戒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他们在人员少、环境生疏、物资筹措困难、部队部署经常变化、保障任务不断更替等复杂情况下，运用几年来后勤系统改革成果，周密组织，正确指挥，灵活保障，高效率地完成了后勤供应保障任务。
总后勤部先后5次转发他们的经验，3次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做法。

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这个后勤部的干部人人结合本职，从后勤未来建设着眼撰写学术论文、研讨文章。
芦副部长、侯副参谋长两人合写的《论动态保障中的后勤组织指挥》一文，从这次保障戒严的实际出发，阐述了后勤系统在对外反侵略、对内防暴乱、应付突发事件、抢险救灾等行动中的组织部署、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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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之所以必须经常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是这次动乱的实质，也是现阶段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事实一再表明，这种斗争还将长期存在，贯穿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始终。
只要国际上还存在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只要帝国主义者一天不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和平渗透”的战略，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就不可能停止，有时甚至会表现得很激烈。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就不能不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就要经常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在我们党内，最早提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经常化的，是邓小平同志。
他从1979年开始，在大力倡导改革开放的同时，就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要求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正是由于放松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一些人当中，精神支柱崩溃了，民族自信心失落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则乘虚而入，愈演愈烈，终于到今年春夏之交来了个总爆发。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把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经常化，必然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
古人云：“政贵有恒”。
对于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行之有恒，言之有恒，使之在全体人民心中深深扎根，成为凝聚全民族的基本信念。

这些年来，我军各部队贯彻落实邓主席的指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从未间断过。
正因为这样，我军能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浊流中始终岿然不动。
但也应当看到，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在抓紧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常常紧一阵松一阵，或者对分散单位和零散人员的教育抓得不紧。
我军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要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须臾不可放松的重大课题。

把四项基本原则经常化，就是要把这项教育贯串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构成我党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立国立本，一个是强国之路，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鉴于过去较长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教训，当前尤其要强化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声音。
改革开放一天不停，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就一天不止。
在部队把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经常化，就是要把这项教育贯串于教育训练的全过程，作为“主课”纳入轨道。
好比吃饭，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是“主食”，必须天天吃，不能当作可多可少甚至可有可无的佐餐“副食”。
为此，不仅需要从教育对象、教育时间到教学标准及考核标准都有章可循，同时需要一套内容权威而又相对稳定的教材，使之如同步枪手榴弹一样为基层的每个同志所必备。
在教育的实施中，还应当见缝插针，把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贯串于军事、政治、时事政策等各项教育之中，使之有机结合，并成为部队一切教育的灵魂和根本立足点。
我们希望全军广大政治干部和从事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工作的同志，都来动脑筋、想办法，积极主动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经常化作贡献。

作者：熊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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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邦邦李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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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邦邦、李向瑜报道：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在山西西部某盆地，进行炎热条件下首长机关携带通信工具野防战役战术演习，经过一周的演练，于8月10日降下了“战幕”。
此次演习，这个集团军把艰苦奋斗、勤俭练兵和廉政建设贯串于演习始终，整个演习处处精打细算，克勤克俭，总共耗资不足一万元，与去年同期此类课目的战役战术演习耗资逾百万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往，这个集团军在组织此类规模的战役战术演习时，都必发变色镜、作业包、背心、手电筒等各种“纪念品”，并相互吃请、请吃，开支大。
这次演习前，集团军领导明确指出，要艰苦奋斗、勤俭练兵，从提高效益出发，锻炼机关、摔打部队，不搞任何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他们做到：

从实际需要出发，不花钱造“声势”，装潢“门面”。
因陋就简，修旧利废，参演各部队自制、焊接掩蔽工事钢架、作业桌椅等训练器材250件（套），不动辄打报告要钱、要物。

禁止在演习中发各种“纪念品”。
这次，从集团军领导机关到参演部（分）队官兵，一律没有购买任何“纪念品”，就连手电筒、草帽也自带。

不准请吃、吃请和到附近名胜古迹处游览。
演习自始至终，没喝一次酒和易拉罐饮料。
演习地域附近有塔儿山、丁村文化遗址、尧庙等名胜古迹，但至参演部队全部返回驻地，没有发现一人去游玩的。

领导机关率先垂范，同官兵同吃同住。
8月上旬，盆地气候炎热，气温高达35℃，帐篷内极限温度达到42℃。
集团军、师、旅领导同官兵同吃同住。
作业时，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为部属做出了好样子。

这次演习耗资少，但收效大，达到了预题目的。
参演各部队共完成各类战斗文书、想定、图表1200余份，撰写并交流有研讨价值的军事、政工、后勤学术论文48篇，为进一步研究探讨炎热条件下集团军战役战术训练摸索了经验。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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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兵练好？
北京军区某集团军耗资不足万元而搞了一周颇有收效的战役战术演习的事实，再一次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少花钱、多办事的奥妙就在于勤俭。
这个集团军能把钱花得这样省，无非是精打细算的结果。
他们一不讲排场、比阔气，二不发任何“纪念品”，三不吃请和请吃，四不游山玩水逛名胜，而把全部心思都用到了正事上，有限的经费便产生了实际的效益：过去进行同类演习耗资逾百万元，如今用了不到1％，不仅照样达到了预期的训练目标，而且实打实地加强了廉政建设。

勤俭练兵的关键是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官兵们就得肯吃点苦，多流点汗。
没有点革命精神是不行的。
人们看到，有些单位常喊经费紧张，似乎训练无法搞好。
然而正是在这样叫喊最厉害的单位，常常无钱搞训练却有钱买阔气，办正经事不肯花钱，讲排场、发东西却大手大脚。
可见，奢侈销蚀战斗力，勤俭激发战斗力。
能艰苦奋斗、勤俭练兵，这本身就是有战斗力的表现。

作者：李强聂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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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强、聂兆祝报道：北京军区某高炮旅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不在生活小事上兜圈子，着眼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培养干部战士的拚搏精神和创业意识，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这个旅有些连队对艰苦奋斗的理解过于狭窄，战士们把艰苦奋斗等同于清贫生活，艰苦奋斗教育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
今年初以来，这个旅根据一些同志缺乏吃苦精神、滋长贪图享受思想的情况，在教育大家保持艰苦朴素美德的同时，着重引导干部战士树立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和正确的苦乐观。
他们还把艰苦奋斗同干部战士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
这个部队有11名训练尖子、技术标兵，回到地方后成为各种致富能手。
部队搜集了这11位同志的事迹材料，对干部战士进行教育，并请地方一些有作为的同志来部队作报告。
干部战士深受启发，懂得艰苦奋斗不是自讨苦吃，是为了实现理想目标而不畏艰难困苦，勇于拚搏。

目前，这个部队开展了“立足本职练硬功，面向未来苦钻研”的训练竞赛活动，全训率达到94％，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专业技术考核中，这个旅获总评优秀的好成绩。

栏目：国际军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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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外交部长曼格拉普斯15日宣布，菲律宾政府将正式通知美国，美驻菲两大军事基地的租约到1991年9月期满后不再延期。

伊朗

议会15日批准国防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暑期后的第一次会上合并。
新部的名称为：国防和武装力量后勤部。
这个部将主管伊朗常规武装力量和25万革命卫队官兵的后勤事务。

联合国

安理会15日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黎巴嫩局势。
安理会主席、阿尔及利亚驻联合国大使侯赛因·朱迪呼吁黎巴嫩冲突各方立即实行全面停火。

作者：杨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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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木说，尽管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发生动乱、暴乱过程中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但中国政府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没有改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而也不会改变。

他说，中国政府对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仍然是：总的来看，当前国际局势正从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为自己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仍然是可能的。

他说，前一段时间，外国的确有些敌对势力插手了北京的动乱和暴乱。
在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有些西方国家在舆论导向上歪曲事实真相；
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指责和谴责，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刁难和制裁，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但是他指出，中国所指的外国干涉并不是针对整个西方世界，而是针对那些一贯采取反共反华立场的势力而言的。
中国仍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同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他表示相信，一度出现的反华浪潮将随着中国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稳定而逐步趋缓，乃至最终逐步趋于消失。

他还表示，中国方面已经注意到，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当权人物，已经和正在通过各种渠道，透露了愿意同中国方面逐步缓和关系的信息。

日本记者问到，中共十三大强调党政分开，而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又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这是否意味着党政分开不提了或不再实行了？

袁木回答说，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其目的是为了使党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优良的作风，保持组织上的纯洁，这同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并不矛盾。

他强调说，从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动乱乃至暴乱中，我们所得到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被淡化了，被削弱了。

他说，我个人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为了使党更好地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保持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使党和国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
二是党在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是广大共产党员在各个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

他解释说，所谓党政分开，准确地说应该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
这样做，将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也有利于政府行使职权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过去党过多地陷入具体的行政事务，这不利于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也不利于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加强政府工作。

在回答关于暴乱的性质以及有关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时，袁木说，两个多月前北京发生的风波，实质上是极少数人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暴力行为，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合法政府，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暴乱事件违反了中国的宪法，触犯了中国的刑律。
采取果断措施平息这种暴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所不能不采取的正义行动。

袁木还介绍说，根据联合国人权宣言精神于1950年签订的《欧洲人权公约》，其中第一章第二条就明确规定，“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为实行合法逮捕或防止合法拘留的人脱逃”，“为镇压暴力或叛乱而合法采取的行动”，这些都属于保护人权之列，是正当的和合法的。
这也就是说，中国平息暴乱，是符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也是符合国际法准则的。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认为在北京发生的暴乱是反革命性质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犯有这种罪行的人，犯的就是反革命罪，中国的刑法对此有明确的界定。
但是西方有些人总是把中国平息暴乱看成对所谓民主运动的“镇压”，这种观点当然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至于大多数青年学生和其他群众出于爱国热情或不明真相而参加游行示途等活动，被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所利用，尽管我们并不赞成他们的一些行动方式，但在性质上同极少数人的罪行是完全不同的。

他强调说，中国从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我们一贯主张任何人特别是国际舆论都应当尊重事实，更不应该歪曲真相甚至造谣惑众。

他说，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执行宪法赋予的权利，为了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是合法的和正确的，是有利于中国局势的稳定的。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戒严肯定是有限期的，但目前还不能取消，因为这是继续稳定中国局势的需要。
他还说，戒严只是在北京的8个城区实行，而且仅是在这些地区对党政要害部门加强警戒和协助公安干警维持好一些公共场所的秩序。
戒严并不是由军方接管一个地区的管理，这与西方的概念和一些人的理解并不一样。
有些西方国家仍在坚持一种主张，就是如中国要恢复与它们的交流，就必须首先解除戒严令。
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以它们与中国交往，要以中国应按外国的意志干这干那为先决条件，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这当然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它们这样做，当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最终也将对它们自己不利，对那些对中国这个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有兴趣的人不利。

他说，其实，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其任务也包括对外国使馆区、外商驻京办事处和外国来华人士住处及其人身安全的保障。

在谈到如何解决方励之的避难问题时，袁木说，方励之现在由美国驻华使馆庇护。
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最后解决，还要由美国当局真正按照尊重中国法律和执行国际法准则的原则来行事。
美国方面对这个问题拖着不解决，据我看，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包袱。

袁木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前不久采访我时，曾问到中国政府会不会用武力强行从美国驻华使馆将方励之逮捕归案？
同不同意美国驻华使馆将方励之送到第三国或所谓的“中立国”？
我当时的回答是，第一不会，我们还不需要那样做；
第二不同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国”概念是不存在的，这同战争期间对交战双方严守“中立”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我还对那位美国记者说过，如果美国方面强行将方励之送到第三国或所谓的“中立国”，愿意接受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就不“中立”了，也就陷入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泥潭了。
是否有这样的国家，我还是表示怀疑的。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组此次是为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而来中国作采访的。
记者组一行9人将分路访问全国26个城市。

作者：张林王炳全

本报讯 张林、王炳全报道：兰州军区逐级对所属单位财务、物价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问题进行清理检查。
到7月中旬，共查出各类问题168起，违纪金额达799.8万元，其中，较大案件涉及的15人已移交司法部门查处。

为了使廉政建设真正付诸行动，兰州军区从去年11月开始抽调2900人，组成700多个查整小组，对全区去年以来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
这次查出的主要问题：一是擅自购买集团专控商品。
共有出私自购买小汽车14台，万元以上的问题12起。
目前违纪单位分别写出了检查，听候处理。
二是贪污受贿，倒买倒卖，其中多为紧俏商品、有色金属、票证和汽车，违纪金额达314.9万元。
参与倒买倒卖的7个单位均被处以罚款。
三是拖欠税款，擅自涨价。
有的单位在销售摄像机、彩电等高档消费品时加价40％。
这次清查出拖欠的税款45.7万元已全部上交国库。
擅自提价多收货款13.3万元，已分别上交物价管理部门或退还顾客。

作者：许峰刘文清

本报讯 许峰、刘文清报道：7月底，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将保证训练落实的《部队工作目标管理综合考评规范》下发所属部队。
这是该集团军建立正规的训练制度，确保军事训练落实的重要措施。

他们首先把以训练为中心转化为具体目标，引导机关各部门、各级干部真正把军事训练摆上中心位置。
一是在部队各项工作考评中提高军事训练的比值，并把单位训练成绩与军政主官的工作实绩挂起钩来。
二是实行训练成绩与训练经费、器材保障挂钩，对训练落实好，训练成绩突出的单位优先保障。
三是严格训练计划管理制度。
为改变训练计划随意性大的问题，他们规定训练计划一经下达，下级单位只有组织实施权，没有更改权。
确定需要更改训练计划，必须由上一级军政主官批准，否则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用制度保证军事训练中心的落实，使各机关部门跳出了“自我服务”圈子，增强了抓训练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集团军政治部针对官兵中存在的“习武冷”问题，在部队广泛开展“战斗力标准”讨论，为抓好军事训练扫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他们还与司令部一起，在集团军开展训练“破纪录、夺金牌”活动，造成习武光荣的气氛。
为保证基层干部集中主要精力抓训练，集团军决定从生产收益中拿出经费，为基层排忧解难。
据统计，今年来这个集团军的训练到课率一直保持在85％以上。
7月份，他们对所属部队进行考核，步兵分队的第二、第三练习实弹射击总评优秀；
专业分队的成绩均在良好以上。

作者：赵福清何修荣

本报讯 赵福清、何修荣报道：沈阳军区某高炮旅司训连志愿兵司机陈才，行车38万公里，坚持原则一尘不染。
旅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并被沈阳军区评为优秀党员。

陈才被借调到旅后勤部执行劳务施工任务，他负责开车搞运输。
他从不利用出车之便，为个人谋取私利。
前年6月13日，陈才驱车路过辽阳时，有一名商贩请他捎脚，当即掏出50元钱硬要塞给陈才，表示“意思意思”。
陈才一口回绝：同志，军人不兴这个。
去年9月，陈才在他的家乡附近搞劳务施工。
一天晚上，陈才的内弟找上了门：“姐夫，我联系好了2吨蜡料，需要马上运回来，你给个方便吧！”
陈才犹豫片刻，认真地告诉内弟：“请理解我，我不是不愿帮忙，车是部队的，我无权随便动用，你就想别的办法吧。”
他常对人说：“我开车跑的是‘公’路，不能带私心、谋私利；
我是一名党员，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

作者：秦凤尝黄群文

本报讯 秦凤尝、黄群文报道：广州军区某团一连引导战士正确理解科学练兵的内涵，坚持从难从严刻苦训练，提高了连队军事素质。

前几年，一连把运动生理学、心理学和统筹学等知识运用到训练中，摸索出一套科学练兵经验，提高了训练效益。
近年来，有些新战士产生了误解，以为科学练兵主要是巧练，用不着吃大苦，流大汗，因而苦练精神不足。
针对这一情况，一连党支部先后请本团多能炮手陈万福和本连训练尖子现身说法，使大家对苦练出精兵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解，把苦练和巧练统一起来。
连队还大力表彰了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同志。
去年入伍的战士陈玉清，开始投弹不到30米，单双杠只能上一至三练匀。
去年下半年以来，他在讲究巧劲的同时坚持苦练，坚持臂力体力锻炼，今年投弹成绩达到56米，单双杠完成一至六练习。

作者：彭英杰

这个医院增设了军人专科门诊，改半日制为全日制门诊；
各病房每天保证有军人预留床，放宽边远地区军人住院标准；
开展边远军人检查单邮寄服务；
为加强部队对医院的监督，他们还下发了“征求部队意见书”和“住院军人意见反馈卡”，指定专人收集整理或调查处理。

他们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上，把医护人员为军人服务的“达标”分值作为评定职称、考核工作实绩、分配奖金的依据，一旦发现有拒诊、拒收、刁难军队患者的现象，立即对当事人及其科室加扣质量控制分，并在全院通报批评。

作者：高长明

作者：郝柏栋
栏目：军事观察

有这样一句军事名言：“战争是流血的训练，训练是不流血的战争。”
这句话形象地阐明了训练与实战的关系，也说明了军人掌握军事技能、培养良好素质的艰苦性。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风餐露宿，爬冰卧雪，这些都是磨砺军人的意志、练就精湛的军事技能所必需的。
舍此，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当前的问题恰恰在于，不少单位和同志对苦练不大重视了。
其原因是一些官兵“练为战”的思想淡化了，对战争与和平、我军职能与训练、训练与实战、练兵与治军等关系认识模糊。
有的单位在强调科学练兵的时候，把“苦练出精兵”这个正确的提法也当成了旧观念。
结果导致练兵意识弱化，纪律作风松散，军事素质滑坡。

军队不讲苦练不行。
现代战争较之过去的战争更为激烈、复杂和残酷，对参战人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克服各种困难、连续作战的耐力和体力等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素质的提高，既不能一蹴而就，又不可能一劳永逸，只能靠扎扎实实、长期不懈的苦练。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是注重高难度、高强度苦练的。
练兵投机取巧，历来为兵家所忌。

我军历来有勤学苦练的光荣传统。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是我们战士练兵的格言。
提倡和实行科学练兵，与勤学苦练并不矛盾。
科学练兵正是为了使苦练收到更大的效益。
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勤学苦练精神过时，恰恰要求军人要花更大气力去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
军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水平靠苦练，战士的“十八般武艺”也靠苦练。
“砺乃锋刃”，唯有坚持从实战的需要出发，勤学苦练，不畏劳苦，才能练出精兵强将。
（作者系某师师长）

作者：曹成发韩光海

本报讯 曹威发、韩光海报道：北京军区某师采取措施，狠刹志愿兵管理、调动和转业中的不正之风。

近年来，这个师的一些义务兵转志愿兵后，自认为进了“保险柜”，工作上不思进取，造成不良影响。
为此，他们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采取了4条措施。
一是对工作消极的志愿兵采取挂职停薪、限期改正和撤销志愿兵资格进行处罚。
仅今年上半年就有3名在限期内改进不大的志愿兵被撤销资格。
二是对在部队居住两个月以上的志愿兵家属，一个不留地劝其离队。
三是要求不适宜继续服役的志愿兵在限期内转业。
四是坚决控制志愿兵非正常调动。
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刹住了志愿兵队伍中的不正之风，使志愿兵的工作热情明显提高。

作者：季蒙黄益冲

本报讯 季蒙、黄益冲报道：在授业、解惑的讲坛上，空军气象学院采取多种措施，要求全体教员严守政治纪律，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把教书育人的标准定在为人民军队培养军政兼优的人才上。

为了防止各种不健康的东西侵袭军校课堂，这个学院党委和政治机关明确要求教员，必须以向党、向军队建设、向学员负责的严肃态度上台讲课。
规定凡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不准讲；
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悖的东西不准讲；
不利于部队建设的东西不准讲等。
学院领导每周都分头深入课堂听课，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评选优秀教员、定职称、晋升提职等，首先看是否达到了规定要求。
他们还坚持集体备课、评教等制度，保证了教学的政治方向和质量。

作者：肖鲁贺西泉
栏目：在改革开放中办好军队医院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要提高护理水平，不抓科研工作不行。
然而，我军护理科研却长期没有摆脱低谷状态。
主要表现是：参加科研的人员少，成果数量少，重复课题多，研究水平低。
我们调查了空军几十个医院、卫生队，发现多数护理人员仍满足于打针、送药、量体温等一般性工作，缺乏搞科研的热情。
在近7年空军卫生专业获奖科技成果中，护理成果仅占4.58％。
在近5年《中华护理杂志》报道的131项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中，空军的仅有3项。

护理科研上不去的原因：其一是护理队伍素质较差，护理教育严重落后于实际需要。
其二是组织不力，重视不够，护理科研基本上是单兵作战，多数护理人员还不懂如何选题等等。
其三是护理人员多数是女同志，一般家庭负担较重，完成日常繁杂的临床护理工作后，就很难有多余的精力从事学习和科研。

护理科研如何摆脱低谷现象？
笔者就这个问题听取了一些医院和部队卫生队的护士长的意见。

首先，要破除科研神秘感，树立搞科研、出成果的自信心。
护理人员始终在临床工作第一线，搞护理科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护理科研的范围很广，诸如基础护理理论研究；
基础护理技术研究；
护理工具、器械、操作方法的研究与革新；
护理管理的研究等等。
空军吉林医院获军队级科技进步四等奖的钢丝弹簧加芯十二指肠引流管，就是研究人员受到胃镜的启发后加以“移植”而研制成功的。
这个医院的李丽朝，原来只有中专文化程度，但她敢想敢干，结合临床工作先后研制出电热式手套、体温计电动甩温器等成果。

其次，护理人员应熟悉一般科研程序，提高科研水平。
目前，不少护理科研课题重复，造成无效劳动。
究其原因，大多是盲目上马。
护理科研从选题、论证、研究、总结、撰写论文，直至鉴定评审、推广应用、申请奖励等，都要遵循基本程序。

第三，应从制度和政策上鼓励护理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
湖北等省市专门设立了“护理技术革新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国家卫生部给予了肯定。
为调动我军广大护理人员学习知识、钻研业务、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也应考虑建立军队护理科研、技术革新奖，全军统一标准评奖，并与护理人员的晋升、立功受奖等利益桂钩，鼓励冒尖。
我军护理科研潜力很大，只要充分发挥广大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护理科研工作定能开出绚丽的花朵。

作者：刘盛福蔡汉银

本报讯 刘盛福、蔡汉银报道：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以“查果拉精神”激励守卡官兵艰苦奋斗，完成戍边任务。
近年来，这个军分区有一半以上的边防哨卡被各级领导机关评为先进哨卡。

日喀则军分区所属边防一线哨卡不是在草木不生的冰峰雪岭，就是在鸟兽皆无的“生命禁区”。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分区党委始终抓住地处海拔5300米的查果监哨所这个典型反复宣扬。
每当新兵入伍上哨卡，他们都把学习查果拉当合格边防军人作为第一课。
他们把这叫“定准星”。
分区党委成员下边防哨卡，也很注意传查果拉的作风。
久而久之，在一线哨卡官兵心中立起了一根标杆，人人都把在山上呆得时间长、任务完成得出色引以为荣。
现在，这个分区继查果拉之后，又出现了乃堆拉、昆木加等10多个先进哨卡，有3个哨卡荣立集体二等功，8个哨卡荣立集体三等功。

作者：石平栖小霞

本报讯 石平、栖小霞报道：经过5年的努力，一部专门论述谋略训练的著作——《现代谋略训练基础》问世。
总参谋长迟浩田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原总参谋长杨得志题了词。

作者：曹桂林向家新

作者：陈绍林/徐文良
栏目：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

6月10日，太阳从亚东沟升起。

秦定明——西藏军区边防某团后勤处长，钻出重新工作的电站，揉揉充血的眼睛。
亚东5天前遭受特大洪水袭击，他在电站督阵4天4夜，刚刚恢复供电。

记者进门时，秦定明正埋头写水灾报告。
他笔下的局势严峻：边防公路80％水毁路断，山口连队输电线杆倒线断，温室部分墙倒土流，冷库停电温升……

秦定明3年前上任时就不轻松。
全团90个炊灶分布在漫长的边防线上，光“糊口”，他就必须——

管理好6座水电站，年发电340万度以上；
经营好7100平方米温室，年产菜25万公斤；
指导好占地70亩的农场的生产；
在5个月的路通期，组织起1600车柴禾，囤足1.7万吨主副食。

3年，他以牺牲两次探亲假作代价，不仅做到了这些，还做到了在高原养鸭、种蘑菇成功，使全团官兵吃上了鲜鸭、鲜菇。

记者想看温室，秦定明搁笔同行。
行至被冲毁的温室前，他抓起一把泥土，眼眶发潮：“我们会重建的，还要扩大面积。”
温室群占地4.8亩，4年前是一片荒滩。
从征地到引进菜种，他倾注了全部心血。
“我当兵15年，嚼了10来年干菜，不是个味。”
他说。
那年，5大山口连队吃上新鲜蔬菜后，他才请假把日益病重的妻子送回内地。

来到温室旁正在兴修的猪圈前，他的眉头渐为舒展：“一线连队海拔高，养不成猪，各连今年起在这集中饲养，明年可产万把斤肉。”
返回住房，太阳西斜。
冷库保管员前来报告：库内积水排不出，底层猪肉出现霉斑，秦定明急了：“赶快组织民工打洞排水，一定要保住冻肉。”
库内冻有好几百吨猪肉，烂了，那还了得。

副处长余奇术前来汇报工作。
记者成了旁听者。

余：刚查过，山口连队没断供，有的连队想吃新鲜肉。

秦：那好，明天组织人送冻肉。
你去乃堆拉，我去则里拉。
哦，“6有”（该团计划“七一”前为一线连配齐6种就餐用具）完成没有？

余：快了，饭桌正在安腿。

秦：还有五连那条输电线工程，洪水过后，就该上马了。

秦定明不愧为高原“粮草官”。
任职3年，他为一线官兵每人落实一床电热褥，组织架设输电线25公里，自建吃水工程6项，购置磨豆腐生豆芽的机器25套……

太阳落下去了。
团里召开团领导餐桌办公会——边吃边谈。
团长敲着碗沿对秦定明说：“晚上11点钟，我有事找你。
那个水灾报告的数据要一个一个弄清楚。”
入夜，记者睡不着，心里老想着秦定明睡觉没有？
他太累了。

作者：荣庆祥张农科

本报讯 荣庆祥、张农科报道：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南空航空兵某团机务大队通过挖掘潜力，有效地保证了飞行训练。
今年上半年，全大队飞机良好率和可用率达到95％。

为延长发动机的寿命，他们建立了试车卡片制度，规定每次开车前，必须填明试车原因、所需时间，报中队批准。
他们开展“争当合格技师”活动，激发了大家苦练技术的积极性，全大队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各类技师达到了96％。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已于建军62周年前夕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的大型历史专著。
最近，应记者的采功，《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编辑部负责人谈了读者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问：

答：

问：

答：

问：

答：

作者：寇卫国蔚然
栏目：学军事砺剑篇

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
这对于各行各业、从事各项工作的同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的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尤其需要在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连接线上作点文章。

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更需要注重于对未来的思考，注重于对发展蓝图的绘制。
但科学地思考未来，与清醒地认识过去是分不开的。

十年改革，我们经历了探索的艰辛，也品尝了硕果的甘甜；
我们取得了经验，也交了一定的“学费”；
我们有过热情的呐喊，也有过思想上的困惑……

伴随着军队改革的脚步，在军事理论研究中，我们探讨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问题，对未来作战进行过预测，讨论过国防发展战略、新时期如何把握军队建设的“中心”等问题。
这无疑对军队的改革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理论研究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一直是个突出的矛盾。
我们有批判的勇气，缺乏建设的能力；
有开拓的激情，缺乏创新的方法……因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难以看到有说服力的回答。
例如：时代和军事斗争的任务，国家利益对军队建设的需求，我们所处的环境，军队的职能，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军队如何保持常备不懈，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军队为什么不能走“自我发展”之路，军队的现代化为什么不能离开正规化，等等。
我们在改革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而要把那些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则需要冷静地思考。

十年来，我们军队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仅经受了改革的洗礼，同时还经受了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
一次是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一次是1989年首都平息反革命暴乱。
前者是军队对外职能的发挥，后者是军队对内职能的体现。
两次考验军队都是合格的。
但对两次斗争的经验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总结。
事情做过去了，若不能从理论上总结提高，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就不会转化为指导建设现代化部队的宝贵财富，我们就等于白交了学费。

认真总结过去，目的是为了干好未来的事情。
军事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当然要瞄准21世纪，但我们应当从对以往的冷静的反思、科学的总结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应当让历史告诉未来。

军事理论研究目前正处于“低谷”阶段，要走出“低谷”，则需要积蓄力量。
当新的突破口还没有选准时，盲目地组织冲锋是没有意义的。
打仗是这样，搞学术研究也是如此。
认真总结过去，是积蓄研究力量，选择新的突破口的必要过程。

作者：沈明
栏目：学军事

战斗力是多种因素的综合。
战斗力的巩固不仅有赖于武器装备的改善，编制体制的调整，军事训练地位的加强，也仰仗军队精神素质的提高。

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家，无不重视军队精神因素的研究。
甚至有人提出，“未来战场上的胜负将决定于军队的精神素质、指挥艺术、协作水平和其他一些无形的东西”。
由此可见，精神因素应作为军事学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随着世界战略形势的缓和，军队长期脱离战争环境，致使军队管理松弛、军纪松散成了世界范围的共性问题。
在战争环境中，民族的精神火种容易点燃，而在和平时期则容易熄灭。
因此，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如何加强军队的精神建设，保持部队的“常盈之气”，是各国的军事领导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另外，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一些新观念、新思潮，无情地冲击着军队的传统篱笆。
军队如何加强自身的凝聚力，也需要从精神因素方面加以研究。
我国的改革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人们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困惑与落荒，急需要铸造出新的精神支柱来支撑和稳定社会生活的“大厦”。

从历史的角度看，军事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它自己固有的不同于其它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特性及品质。
如构成军队精神因素的基本要素：军队的士气、军人的气质、指挥员的素质，以及作战中所具备的勇敢、果断、刚毅、坚韧的品德。
有的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信念及追求；
有的是长期军事实践历史沉积的体现；
有的来自军队传统力量的影响；
有的是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作战情感触发的结晶。
作为构成军队精神因素的特性及品质，具有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稳定性及共通性，因而也就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例如“勇敢”，无不是古今中外所有军队对军人的基本要求；
“服从命令”，则是所有军人的一种天职。
我国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古国，自古留传的兵书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及对军队精神因素的探究。
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完全可以古为今用的。

加强对军队精神因素的研究，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与军队精神因素研究的关系。

二是不能将精神因素的研究与唯心论混为一谈。

三是不能用“以物养志”来取代对精神因素的研究。

加强军队精神因素的研究，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解释军队精神因素的现象，反对主观臆造与脱离实际的假想。
人民军队应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把锻造精神素质列入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
应该看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未来战争对于军事科技依赖性增大了，同时也对军队精神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未来战争的科学性、技术性增强，要求军人的思维更加精确，反应更加灵敏，配合更加默契；
未来战争的突发性、机动性增强，要求军事指挥员必须进一步增强临机决断能力、快速应变能力及时间观念；
随着未来战争的破坏性、杀伤性增大，要求军队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强化效益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消耗；
未来战争的协同性及整体性，则要求指挥员具有更强的战略意识和宏观决策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理论上给予回答。

作者：苏向东
栏目：学军事

在第四次中东战史上，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73年10月6日，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广阔沙漠一片寂静。
下午2时，战争风暴突然到来，隐蔽在运河西岸沙丘后面的2000门埃及大炮，向以色列前沿阵地开始了猛烈的轰击。
一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摸不清头脑的以色列官兵，还未进入射击位置就遭毙命。
著名的“巴列夫防线”被摧毁，埃、叙取得了作战的初步胜利。
人们不禁要问，以色列这次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原来10月6日这一天是以色列犹太人的赎罪节。
按照传统习俗，这一天从日出到日落，人们不许吃喝，不许娱乐，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家里或到教堂里去参拜。
军人当然也不能例外，结果……

上面这个事例所提到的民族传统习俗问题，属于社情范畴。
社情是一个易被军人忽视，却对军事行动成败有较大影响的因素。

所谓社情，是指作战行动区域内的社会情况，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疫情、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和社会治安等。
而具体内容则相当广泛，如政治情况，就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机构，政党、群体、组织、统治集团，及其内部派系、政治信仰、主张、内外政策、历史、重要政治人物及人心向背等；
经济情况，则包括自然资源、矿产、石油、工农业生产、物资储备、交通运输能力、工业布局和科技发展水平等。

社情，对军事行动乃至成败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兵家历来对它都十分重视。
孙子的“五事”、“七计”，就深刻阐明了敌情、地形、社情等因素与作战胜负的关系。
按今天的解释就是：指挥员要想正确运筹，就必须广泛地获取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多方面的情况。
在我军历史上，刘伯承元帅在长征途中与彝族领袖小叶丹“歃血结盟”的动人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按社情处理问题的例子。
虽然中外军事理论界对“社情”一词有不同的解释，却都将了解社情列入了有关的作战原则或纲要中，作为指挥员判断情况的基本内容之一。

了解社情，首先要靠平时积累。
只要平时留心多看、多问、多记，日积月累，自然会聚沙成塔，积少成多，成为有丰富社情知识的人。
巴顿就是一个善于积累社情知识的军人，1913年他谐夫人到法国索米尔地度假旅行时，也未忘记详细了解该地区的情况，结果30年后竟奇迹般地派上了用场。
在公开发表的报刊、材料中，蕴藏着丰富的社情信息。
美国海军前情报部代部长扎卡里亚斯就承认：“和平时期在我们的情报中约95％来自公开来源，如国外书籍，旅行家的观察报告，报纸上的文章或者专业杂志上的研究论文及外国无线电台的广播和类似的其他方面。”
亲自深入到作战或执勤区域的社会中进行调查摸底，是了解社情的又一重要途径。
这样做固然危险，但所获得的情报内容新、针对性强，而且基本上是第一手材料。
还要善于依靠当地群众，因为他们最熟悉本地区的情况。
此外，还必须善于用“间”，特别是要善于使用侦察情报力量，他们是军队的“耳目”，也可以说是了解社情的行家里手。
只有充分发挥了情报队伍的力量，才能更准确地掌握特定区域的社情。

今天，人民解放军面临着随时准备应付重大突发事件的艰巨任务。
部队执行任务的环境情况是复杂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广大指挥员都要树立了解社情的观念，有针对性地了解社情，补上社情调查这一课。

作者：朱宝刚
栏目：学军事

我国是造就谋略理论的国家。
早在两千多年前，贤达们就开始从哲理的高度对那些奇谋妙策加以抽象和概括，使之成为军事科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但是，这些闪烁着智慧的谋略明珠，需要从方法论的高度发掘升华。
有鉴于此，近几年来，几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默默地在谋略的天地中耕耘。
这一研究已从对历史材料的开发，迈向真正的理论创造。
前不久，我军第一部谋略论著——《军事谋略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军事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军事谋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能启迪人们的思想，打开人们思维的天窗。
在这个意义上说，谋略学也可以叫方法学、聪明学，所以，它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

近几年来，在军事理论研究领域，有一种主张认为，包括军事谋略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落后的陈迹，必须摒弃，只有那种外来的军事理论才能代表时代的特色。
这实在是一种偏见。
随着军事谋略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人们则认识到，我国古代军事谋略尽管有些微瑕疵，但它的精华部分从来就是主要的，即使在现代军事领域中仍不失为独擅胜场的“瑰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所提出的需求，使得人们对谋略的渴求感越来越突出。
军校学员要求把军事谋略学作为必修课，部队基层干部则期望通过函授掌握其中的奥妙……由此，笔者认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离开“中国式”，军事理论研究也应当突出我们的民族特色。

作者：韩志庆
栏目：学军事

近年，军事训练改革确有一些课目取得明显成果，给部队训练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也有一些改革课目虽人财俱费，却成效甚微。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改革一次成功，问题在于有些明明价值不大，甚至根本不切合实际的改革，在人、财、物如此吃紧的情况下迟迟不能下马，致使亟需的改革项目无力实施，就不能不令人生忧了。

剖析一下久治不愈的“畸形儿”，不难发现它们多半有一定“背景”：或是上级首长指定的，或是先进、荣誉单位实施的，或是经过拔苗助长已名声在外的……因此，即使夹生了，也要硬着头皮搞下去。

“背景效应”，即以事物背景来左右事物本身行为的现象，它在社会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出现在训练改革中则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它有时会象锁链一样禁锢住人们的大脑，有时又会象兴奋剂促使人们望着虚幻的目标狂奔。
其危害在于：对改革项目疏于论证，考虑哥多的不是实际效益而是名利得失；
容易头脑发热，急于求成；
发现有问题，因顾忌背景而不敢直言，个别人甚至拿着虚假的“成果”去邀功请赏，以致搞坏部队作风。

军事训练改革必须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严密论证，慎重决策，始终着眼于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这就需要自觉地排除来自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干扰，包括“背景效应”的干扰。
作为上级领导，少一点主观色彩，多一点求实精神，也是减少“背景效应”不可忽略的。

无庸讳言，“背景效应”本身往往就有很复杂的背景，摒弃之难可想而知。
但既然我们想在改革中有所作为，就不能没有勇气作出某些“牺牲”。

作者：魏丕强
栏目：学军事

战争时期有句口号，叫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要求“车、马、炮”都必须围绕前线胜利作“向心运动”。
正是依靠这种后方支援前方，上下团结一致的协作精神和战斗作风，我军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部队的战斗、工作效率是否发挥得好，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艺术和决策的成功，而且取决于单位所有成员的士气和干劲，取决于领导者的态度与群众对领导者的协作心理，取决于单位内的所有成员对共同目标的追求和由此产生的合作行为。
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是该部队这部机器整体所产生出的功能，是一种合力，缺乏密切配合，缺乏“向心运动”，部队这部机器很难有效地运转，战斗力便难以形成。

因此，部队各方面必须动之向心。
在平时，向心就是使各项工作围绕一个核心进行，使整个系统运行在战斗力发展的轨道上；
评价和检验部队的工作，绝不能离开提高战斗力这一根本标准。
不要被一时的既得利益所迷惑，不能只在“自留地”上搞创收，不能争抢“山头”，首长机关在决策和实施决策中必须要有整体意识，要时刻把提高整体的综合效益放在首位。
反之，不适当地强化某一个单一元素，象相声里说的“耳、鼻、眼、口”都各自强调自己的重要，都要争中心地位，不但不能增强系统整体的功能，反而会严重干扰系统的正常状态。
部队多方面的工作只有动之向心，关照全局，才能形成一股劲，部队建设才可能形成较强的战斗力。

栏目：报刊文萃

全国人才九大流向

1、“孔雀东南飞”。

2、人才大量流入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

3、流向外向型企业、三资企业和外企驻华代表机构。

4、东部从政府部门流入企业的多，西部人才仍然热衷流向政府部门。

5、东部一些人才不在乎企业性质而重企业效益。

6、40岁以下有工作经验的人才最受欢迎。

7、搞应用学科的因缺少而流动易。

8、一些招揽人才的单位在欢迎研究生、大学生的同时，更欢迎有经验的中专生。

9、东部手艺人“走西口”。

（《中国劳动报》1989.7.26）

著名科学家的金钱观

1695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被任命为英国国家造币厂厂长。
当时，英国货币紊乱，私铸、掺假蜂起；
贿赂、贪污成风。
有一次，一位权势人物向牛顿行贿，派人送来6000英镑。
牛顿不仅拒收，而且怒斥行贿者：“我希望你立刻滚出去。”
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在学术界担任高职，但对薪金要求很低，对名利十分淡薄。
他曾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张价值150美元的支票当书签使用，有人见了大为惊讶，可他却平静地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科学。”
英国化学家戴维发明安全矿灯后，有些人劝他去申请专利，他说：“我从来不想做这样的事！
我唯一的目的，是谋求人类的幸福。
我不希望发财，倘使能够替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业，那便是我唯一的报酬了。”
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弟在进入皇家学院前，介绍人告诉他科学研究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所得到的报酬却是微不足道的。
法拉弟毫不豫犹地回答：“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
（《新闻报》1989.7.11）

美国特种部队获准独立

从1991年10月开始，美国特种部队将有自己的装备预算编制。
设在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由詹姆斯·林赛将军指挥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将拥有充分权力，以便在预算使用上作为独立防御机构行动。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是负责隐藏作战和低裂度冲突的一个联合军种组织，归属该司令部指挥的部队包括：陆军的“绿色贝雷帽”和“三角”部队，海军的“西尔”部队，海军陆战队侦察分队和空军特种作战大队。

（《青年参考》1989.8.4）

被冷落几十年的飞艇将东山再起重返天空

正当世界为日益枯竭的石油资源而焦虑不安，为愈发频繁的航空事故而忧心忡忡之时，一种几乎被人们冷落50年之久的飞行器——飞艇，正以崭新的身姿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当代高技术将使新一代飞艇东山再起，重返天空。

飞艇的原理并不复杂，一只庞大的气囊内充满比空气轻的气体，利用这只气囊将吊舱升举到一定飞行高度，这时开动一台小型发动机就可轻而易举地推动飞艇前进了。
正因如此，飞艇具有低造价、低能耗，低噪音的优点。

新一代飞艇不仅保留了这些优点，而且改进了老式飞艇的不完善之处。
老式飞艇采用的钢性骨架在恶劣天气中极易破裂，而气囊中又充满易燃易爆的氢气，这是老式飞艇的致命弱点。
新式飞艇采用软式骨架和牢固的复合材料做气囊，囊内充满不易燃烧的氦气，加上多种现代高技术，大大提高了飞艇的安全可靠性，在起落时的安全系数甚至优于飞机，这极大的激发了人们制造新一代飞艇的兴趣。

飞艇噪音低，并能长时间在空中盘旋，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它可对地面交通和人群流向进行监视和控制。
海岸警卫部队还可利用飞艇进行海岸防卫、监视及巡逻。
当海上部队需要对大面积海区进行监视和侦察活动时，使用侦察机或直升机往往受到航距、续航能力和高度等限制，而水上舰只和雷达观测的范围又是有限的，无法满足大区域的要求，因此，这时使用飞艇是最理想的。
它可以不受航距、续航力和高度的局限，在空中停留数日而不加油，这对于海空救援、海关边境口岸的监察、渔业保护，都具有特殊的好处。

新式飞艇在防范进攻性武器方面也具有很多优势。
飞艇上装有大型远程雷达以便及时发现敌人进攻，采用隐形技术使敌方雷达无法发现，采用超小型发动机，使热寻的导弹也难以击中。
即使被一般枪弹击中气囊，因囊内充满氦气，不会燃烧，同时气囊设计成低气压状态，气体不会急剧逸出，气囊亦不会迅速瘪掉。

科学家们预言，90年代将是以军事用途为先导的飞艇重返天空的年代。

（《科技日报》1989.8.9）

人的血型与性格无关

人的性格与血型有关，这似乎已成为定论。
然而，日本长崎大学医疗技术短期大学部的长谷川芳典副教授却认为，人的性格与血型无关。
这是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相反结论。

长谷川副教授以该大学学生和他的朋友们为对象，进行了“血型与行为特征”、“血型与性格检查结果”、“对血型分布的主观评价”等多项内容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人的性格与血型实际上并无关系。

比如关于人的行为特征，他就对133人进行了针对性调查。
调查时，他选择了24项通常被认为是各种不同血型的人典型的行为特征，如B型血的人性格固执，明知不对还要坚持；
O型血的人爱写日记等。
结果发现所谓血型与行为特征相符的人不超过10.5％。

另外，长谷川副教授还用著名的“矢田部性格检查法”，对811人进行了性格检查，并根据结果将他们分为实干型、逃避现实型、管理者型等5种类型。
然而他们的性格分类也与实际血型有很大差异。

因此，长谷川副教授认为，人的性格与血型无关。
同时他还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根据血型与性格的关系，将血型作为挑选和确定就职和结婚的主要条件，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因此应当纠正。

（《世界科技译报》1989.7.19）

“黄袍”的由来

“黄袍”往往被看作古代帝王服色的象征，所谓“黄袍加身”也就成了登基为帝的代名词。
“黄袍”作为帝王专用衣着开始于唐而成于北宋。

黄色服饰在我国古代一直比较流行，入唐以后，衣黄的习俗依然流行，但唐朝的皇帝已不情愿自己和一般人同著黄袍了，唐高祖时就曾“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
唐高宗时又重申“一切不许著黄”（《旧唐书·舆服志》）。
但这时的规定并不严格，一般百姓着黄衣者仍较多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的最后一朝后周时代。

到了北宋时期，北汉与契丹南侵，赵匡胤率兵北征，960年，到陈桥驿时，众军士以黄袍加其身，拥立为帝，旋回兵汴京，正式登基，从而使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至宋仁宗时还规定：一般人氏衣着不许以黄色为底或配制花样。
这样，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连黄色亦为皇帝专用。
这一现象至元明清诸朝。

（《北京青年报》1989.8.4）

银制品能消毒而不能探毒

现代科学研究证实，银制品具有消毒的作用。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学者曾作过一项试验，将五十加仑的污水注入池中，使池中每毫升水含大肠杆菌达到7000只，然后使这些水流经银电极，3小时后，所有大肠杆菌全部死亡。
据有关科学实验证明，1公升的水中只要含有一千亿分之二克的银离子，就可以足够杀灭水中的大部分细菌。

科学家们研究分析认为，银离子具有杀菌作用的原因，是由于银离子能附着在微生物上，使微生物赖以起呼吸作用的酶失效，从而使微生物无法生存。
因此，银和汞等重金属元素的离子一样，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而且银离子的杀菌力特别强。

根据银离子的杀菌作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可以利用银制品作消毒保健剂。
比如，在野外工作或旅游时，因口渴而欲饮山泉水等，可用银戒指、银项链、银叉匙等银制品浸在盛来的水中，并加以搅拌，以杀灭生水中的细菌。
要是发生小外伤，一时无药物处理，也可用银制品贴在伤口上，以防伤口感染，有利促进伤口愈合。

但是，银器与有毒物质接触不一定都发黑，只有含硫的毒物才能使银的表面产生一层黑色的“硫银”，而剧毒的氰化钾、氰化钠等不含硫，就不会使银器变黑。
因此，以银器来探毒是不科学的。

（《中国食品报》1989.8.4）

荷花的故乡在中国

长期以来植物学家一直认为，荷花原产印度，《辞海》中就这么记载的。
还有寺院中的佛像，无论如来佛还是观音，都或坐或立在大荷花上。
佛教来自印度，有人也认为荷花从印度传入。
但经我国许多学者专家考证，中国是荷花的故乡。

1940年，我国学者早已在柴达木盆地发现荷叶化石，距今至少1000万年。
1973年，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发现距今5000万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两粒碳化莲子。
而在那时，中印之间还未有任何交往，不可能从印度引进荷花，可见荷花土生土长于中国。

（《深圳特区报》1989.7.24）

内八字走路可减肥

香港《明报》援引外国专家们研究结果指出，一般走路“内八字”的人，其骨盆关闭，可使身体减肥。
肥胖者，再加之走路有“外八字”现象的人，如果逐渐改变自己的走路法，使走路稍微变得有些“内八”，那么肯定会收到有效的减肥。

（《家庭与生活报》1989.7.11）

作者：叶光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暴徒们抛起石头、砖块，疯狂地砸军车，砸解放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场面，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人们或者身临其境，或者通过电视屏幕，早就看到了，见识了。
然而，恐怕谁也难于想到，一个西装毕挺、温文尔雅、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万润南，也举起了“石头”……

作为四通集团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多次说：“我们把四通的英文名字取意为STONE——石头的意思。”
“也许，我们是铺路石；
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一块奠基石”。
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万润南借非法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北京之音广播站”煽动说：政府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各界人民要动员起来，粉碎戒严，打倒政府……同时重申：四通公司是一个战斗堡垒，就象它的英译名STONE（石头）一样坚硬。
怎样用这个“石头”（STONE）？
万润南的得力助手、公司副总裁崔铭山向闹事的学生头头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作为四通公司，我们作出的贡献，可以说在北京市排在第一位的。
我们是冒着整个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险！”
这就是说，万润南搬起块大石头——“整个公司”砸过来了！

1

对于自己在这场风波中的表现，万润南7月28日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做了一番自供，他说：任何国家、地区的企业家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在这次国内的学潮中，“我们却沾上了，而且涉入很深”。
他不无得意地声言：“象‘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然而，学潮之初，万润南还需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假象。
当时四通公司还有过职工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参加学潮活动的规定。
实际的情况怎样呢？
崔铭山就曾对天安门广场上闹事学生的头头说过：“从你们走上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监测着全国各阶层的反映，监测着全世界的反映。
我们了解的情况比你们要全面一些，我们所作的判断，比你们要冷静一些。”
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周舵整天不上班，和闹事的学生搞在一起。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万润南直截了当地说：“是我派去的。”
那么，这个期间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香港《明报》6月28日登了篇专讯，称“四通”为“海外支持北京学运管道”。
文章说：“4月下旬大陆学潮凤卷云涌，四通公司成为海外与大陆学生沟通的管道之一。”
作为海内外反动势力沟通的一条管道，万润南和四通公司极少数人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以学潮黑手自居的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搞了份10人签名的《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为学潮打气加油，出谋划策。
事隔4天，4月26日早9时半，这份由刘晓波执笔的“公开信”，就张贴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了。
这一代表国外反动势力为动乱所作的谋划，就是先从美国传真到四通公司，再从四通公司转递出去的。
而担任“信使”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受万润南指派插手学潮的周舵。

刘晓波受“中国民联”派遣回北京直接参与动乱，也是这个周舵同“四通”另两名工作人员去首都机场迎接的。
刘上飞机后，他在纽约下榻处的“房东”、“中国民联”头头胡平的老婆便打电话到北京，告知刘可能下不了飞机、出不了机场即被拘捕等等。
刘到京次日，胡平老婆的询查电话，又打到了“四通”。
刘晓波到北京后，便成了“四通”的常客。
他多次拜访万润南，进行密谈。
6月1日中午，即在刘晓波发起的4人有限绝食闹剧的前一天，他还同吾尔开希一起到四通公司拜会了万润南，双方晤谈了一个中午。

4月27日，周舵从机场接回刘晓波之后，4月30日，他又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串连召开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参与起草了为钦本立鸣不平的请愿书，5月3日他们再次聚会通过了请愿书，并议定5月4日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
5月4日12时，一些新闻单位的200来人在新华社前集合后，到民族宫前“集体围观”近两小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游行横标，队伍便卷进了学生游行的行列，并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
这是事先策划好的预谋，香港报纸当天早上便预报了1000名记者要参加游行的消息。
周舵集合时迟到，硬是追到西单、天安门，赶上队伍，自称“欣然”参加了游行。
这以后，他卖力地参与文化界、知识界、新闻界、学生界的一系列活动：他多次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两次代该会起草“告人民书”；
他领着海外来“客”去“四通”购买通讯器材支援闹事的学生；
他被王军涛（《北京之春》头头、《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指定为海外捐款的3位财务监督人之一……作为受命于万润南的“特派员”，应该说，周舵干的相当出色。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经说：现在社会上盛传，我们“四通”是学运的后勤部、参谋部和指挥部。
这些评价，万润南是当之无愧的。

7月30日香港《明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报道了万润南的一次讲话。
万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4万元人民币。
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
靠什么呢？
“美国之音”7月30日播出的万润南讲话中，万自己作了回答：“广场上的学生主要是靠北京市民、北京的民营经济象‘四通’这样的公司，以及北京的个体户的资助。”
公开地亮明了学潮“后勤部长”的身份。

“四通”的一位副总裁曾对学潮头头透露：“四通”支援了20多万元。
除了大批直接送到“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的食品、饮料、药物，还提供了一批供反革命宣传煽动用的器材，如无线电话、高音喇叭、电讲仪等等。
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中心那部为动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高效率的造谣机器，就是“四通”供给的！

除了“四通”自己的资金，还有“许多海外金钱的支援通过四通公司源源流入天安门广场”（香港《明报》6月28日）。
4月下旬以后，海外反动势力就利用“四通”向非法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高自联”等，陆续提供了油印机、打字机、复印机、微型收录机以及传真机等多台。
充当联络员和提货人的，是王丹的一位挚友、北大民主沙龙的积极参与者。

“援助”是有条件的。
“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
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万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
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
他毫不捷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前边提到的那位从“四通”提取美国“资助”的“高自联”提货人，还借助“四通”的通讯条件，多次向海外汇报北京学潮情况及下步打算，并接受指令。
5月初，高校纷纷复课、学潮面对难题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位提供“援助”的神秘人物就曾在电话中指示说，一、要坚持学生组织合法化的要求，这是当务之急。
二、除了要求恢复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职务外，还可要求江泽民、李锡铭下台。
三、要把学生办的《新闻导报》坚持办下去。

海外的反动势力远隔重洋的指挥，就这样通过万润南主持的“通道”不断下达。

2

5月20日，在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务院断然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感到极大的恐慌。
他们明白，一旦戒严实施，部队进城，动乱被制止，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他们设想的从北京乱起，搞乱全国，借动乱搞垮国家政权的预谋，就将完全破灭。
于是，反对戒严，阻止部队进城，搞垮政府，便成了他们当时行动的总纲领、总目标。
他们要“进行决死的斗争”（“体改委”一批人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说）了。

面对这种形势，万润南及其得力助手们感到不能再待在后台了。
“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拚死一搏！”
——正像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描述的那样，他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举起“石头”——STONE，“拚死一搏”了。

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他先召集北大等校的4个学生头头商谈，再次派助手去天安门广场“调查”之后，召开了“四通”全体干部大会，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要亲自介入学潮，并提醒说：“我介入就是四通公司介入了！”
面对员工们的疑惑，他交底说：“上边支持我们这样做！”
有了“上边”的授意，万润南不顾“四通”广大员工的意愿，决心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描述当时他们的心情：“如果能劝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走，赵紫阳也许还能复出。”
于是，一个以学生撤退为筹码，逼迫政府取消戒严、逼迫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下台，保赵紫阳复出的策略形成了。
这是万润南下的第一着棋。

从5月21日至23日短短3天里，万润南不仅两次召开四通公司干部大会，5次与“高自联”的头头王丹等人个别接触谈话，还两次召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学生头头开会、商谈。

5月22日下午4时许，万润南派人派车直接从天安门广场召来了首都和外地近80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头头。
来到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之后，万润南谢绝饭店服务人员任何服务，关起门来，以大老板身份挥舞起了指挥棒。
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接着打气说：“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
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
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
怎样才能“写好下篇”？
万润南出主意说：“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坚持校园斗争。”
他特别强调：“这样，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更有利于下一步的斗争。”
“下一步”是什么？
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道，军队进京意味着什么吗？
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就使得外边的部队进京的理由少了一分……那时候你部队进来，要干什么？”
他亮出底牌说：“撤退，我们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
“第一条，就是军队回去，你们回校；
第二条，取消戒严，秩序正常；
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
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
他还特别强调这最后一条“很重要”。

在这次国际饭店会议上，万润南俨然以一个“指挥官”的身份，做出了具体安排：“你们首先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亮明观点。
其次，撤离广场时，可以举行‘凯旋在子夜’的大活动，大进军。”
他还着重地说：“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的才回学校。”
5月23日，万润南一边派车去天安门广场接昨天到会的学生头头到“四通”饭店继续开会，协商通过由“四通”副总裁曹务奇代行起草的所谓撤离《倡议书》；
一边把首都新闻界近20名记者邀请到四通公司，企图通过他们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按照万润南们的意图行事。

然而，绞尽脑汁策划的《倡议书》，尽管在最后成文时删去了一些露骨的反动内容，终因戒严令已经颁布，报纸未能刊登；
他们精心筹办的所谓“凯旋在子夜”的示威活动，自然也成了泡影。

万润南不只有这一着棋，为了推翻合法政府，他还有另一着棋正在同时进行。
这就是迫使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进而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撤销戒严，罢免总理。

5月20日以后，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深感从党内解决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了，便把希望转寄到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上。
严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攻击国务院按宪法授予的权力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胡说“目前宪法受到极少数人的粗暴践踏”，因而“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随即又在香港《明报》上，抛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并告李鹏书》一文，叫喊“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与此相策应、相配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万润南的直接支持和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策划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非法活动。

5月20日，宣布戒严的第一天，万润南就找该所所长曹思源商谈，面授机宜。
5月21日一早曹思源口授起草了一封《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短信，派该所办公室主任中午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家，胡略作修改后第一个签名。
下午，该所所有人员一起出动，有的登门拜访，有的电话征询。
有些人大常委委员对四通研究所插手有怀疑，拒绝签名，胡绩伟委员便给加上了个“由我委托你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名义。

尽管征集签名信隐去了他们取消戒严、打倒李鹏的真实目的，但是直到23日，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仍然不多。
于是，曹思源便把在戒严以前表示过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而没有在征集信上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拉进来，还把几位没有同意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擅自列入，拼凑了个50多人的名单。
胡绩伟提议将“征求”的结果交香港《文汇报》发表，曹思源便多次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通电话联系，商议发稿事宜。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57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
其后，知悉香港《文汇报》这条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委员，纷纷辟谣，并提出了严正抗议。
“四通”内部也议论纷纷，许多员工表示怀疑和不满，插手签名活动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也乱了阵脚。
针对这个情况，5月31日晚，万润南紧急召开了四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会上，万态度强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团公司的！”
并就5月30日部分人大常委委员的指责，发表了3点意见：“一是血要热，二是头脑要冷，三是骨头要硬。”
公开为他的同伙撑腰打气，要他们站稳反动立场，与党和政府顽固对抗到底。

3

无可奈何花落去。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在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公安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被平息了。
万润南的美梦破灭了，孤注一掷的挣扎失败了。
他躲过公安部门的缉拿，和海外反动势力相勾结，6月初私逃出了国境。

到了国外，在洋主人的卵翼下，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伪装，万润南便赤裸裸地坦露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来了。
为了实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目标，万润南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立刻和海外反动势力、新近叛逃国外及先期出国的“政治精英”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公开亮出旗帜，开始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新阶段。

7月，趁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契机，万润南和通缉犯吾尔开希、严家其以及苏绍智、刘宾雁等麇集巴黎，又是参加所谓“民主女神”像揭幕式，又是筹建“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还被推为这个新的反动组织的秘书长。
事实表明，万润南是横下一条心，要和人民作对到底了。

走到这一步，决非偶然。
“四通”公司本来是以高科技开发为己任的，万润南也借此换来了巨大荣誉。
然而，万润南本人早就声明过，他办“四通”并非着眼科技和经济，他要搞政治。
5月30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
所谓“中产阶级”，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
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
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界定”。
说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
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
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
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今年3月26日，该所和《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曹思源在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名字统统从宪法中勾去，否则他“感到羞愧”。
有人则挖苦“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由一个阶级、一党一派、一个人的权力来‘决定一切’”。
这次会议严格谢绝外人流入，然而，英国《卫报》记者还是作了报道说：“这次4小时会议的参加者们要求删除宪法中任何提及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字。”
一个实现私有化，让一批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
一个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现所谓“议会民主”——这就是万润南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
这，当然是一枕黄粱！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阴霾终于被廓清了。
万润南带着破碎的梦逃到了国外。
四通公司广大员工看清了万润南及其亲信策动、支持和参与动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最近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撤销万润南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将其开除出公司。
至此，万润南搬起石头终于只能砸在自己的脚上。

（原载《人民日报》新华社发）

作者：韩建新

作者：付新

服务一条街设有医疗咨询、理发、修车、家电修理、修鞋、剪裁、各种小卖等多种项目。
同时还组织了义演和有奖知识问答等活动，共出动近500人、200余摊位，为上千群众进行了服务。
部分群众还自愿为亚运会捐了款。

作者：张挺
栏目：体育

4·25足球队是16日到京进行友好访问的。

上半时八一队首开纪录，还剩下3分钟时，21号栾义军右路得球传中，老将20号周绪平施展头球功夫，先得一分。

下半时仅15分钟，4·25队就回敬八一队两球，反以2∶1超出。
这两个球均是因为八一队后卫失误造成的。
其中后一个球，是双方队员在八一队大门前拚抢，6号庄连胜想把球踢出界外，却不慎捅进了自己的大门里。
34分钟时，八一队13号郝海东也利用对方后卫的失误，突破到禁区，抬脚狠射，球中门柱，弹入网内。
从此，双方均无建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武官金日健大校、副武官李锡昌上校、安龙山中校，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沈雪哉大校观看了今天的比赛。

赛后，朝鲜人民军4·25队访华代表团团长明礼铉上校对记者说，我们是为了加强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而来的，为了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提高技艺。

据悉，4·25队访华期间还将与北京军区队、沈阳军区队、大连队进行三场比赛。
4·25队是1988年朝鲜全国足球锦标赛冠军队，现有8名队员抽调到朝鲜国家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