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国华
版面：头版

这个英模报告团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和北京市委联合组织的，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由戒严部队、武警、公安干警和首都人民群众中的英模代表组成的。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江泽民总书记一走进大厅，就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向英模事迹报告团的同志表示感谢，并和大家一一握手。

中央领导同志和英模事迹报告团成员合影后，李鹏总理代表中央讲了话。
他说，解放军官兵、武警指战员、公安干警、首都人民群众，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值得大家学习。
希望通过你们的报告，使全国人民得到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使我们的部队官兵也受到教育，使我们军队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共和国。

当会见快结束时，江泽民同志笑着说：“我再补充一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此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参加会见的领导同志还有：李锡铭、丁关根、王芳、洪学智等。

本报北京8月8日讯 记者刘国华报道：在《红领巾之歌》的乐曲声中，38位少先队员把一束束鲜花献给38位英模事迹报告团成员。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在北京隆重举行平息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首场报告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等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及首都群众代表1500多人一起听了英模事迹报告。

大会由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主持。
在不断的掌声中，总政副主任周克玉介绍了报告团组成人员。
在6个分团中，有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和首都人民群众的英雄模范代表，他们都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曾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被军委授予“英雄侦察连”称号，这次平暴中担负为大部队开路任务的某侦察连代表李连春；
机智果敢地抓获16名暴徒，奋勇保护187辆军车的右安门派出所代表姚建国；
在4昼夜中执行任务28次，找回部队失散人员250多人的某部参谋安卫平；
奋不顾身抢救战友的某部班长余爱军；
在平暴中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开辟20个大路口、21个小路口的武警某支队代表李林；
冒着危险抢救4位解放军的北京宣武区140中学初三学生马晓民，在会上先后作了事迹报告。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在报告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学习英雄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定立场，明辨是非，爱憎分明。
要以英雄为榜样，立场坚定，对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幕后策划者、组织者的阴谋活动，对暴徒的凶残罪行彻底地揭露和批判。
要学习英模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见义勇为、甘愿奉献的革命精神。
有了这种革命精神，才能有他们那样的英勇行为。
英模们的壮举是一种心灵的催化剂，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在自身的工作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
这样就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并转化为物质力量，克服困难，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英模报告团分为6个分团，将于本月10日、11日陆续分赴华北、东北、华南、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巡回报告。

图为江泽民、李鹏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平息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团全体成员。
（照片）

作者：韩胜宝
版面：头版

上海是全国较早开展国防教育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城市。
党的十三大以来，上海逐步将国防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探索了一条具有大城市特点的路子，主要是做到“五个形成”：从各级领导抓起，形成制度；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宣传导向和教育阵地的作用，形成气候；
积极探索国防教育路子，形成体系；
突出工厂企业重点，形成特色。
围绕这些方面的工作，上海市长宁区委、嘉定县人武部等7个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会议还表彰了30个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到会讲话指出，强化上海1200万市民的国防意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开展国防教育要继续抓好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教育，广泛宣传戒严部队的伟大业绩，广泛开展向“共和国卫士”学习的爱国拥军活动，进一步在全市造成拥军优属的浓厚气氛；
要继续抓好国防教育的普及，使国防观念深深扎根于全民意识之中；
要把国防教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长期抓下去，使之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作者：吕宝亮
版面：头版

集团军初级野战综合指挥网是一种新型的自动化指挥网络。
专家们评价说：该系统设计合理，立足现有装备，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已经形成了较为实用的系统，技术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建议在全军逐步推广。

总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认为，这个成果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成果的本身，关键是研制它的指导思想对头——从我军的实际出发，不死搬硬套西方的东西，在我军现有技术装备基础上，建设我们的现代化，这是它提供的最宝贵经验。

这个系统在研制的4年多时间里，先后经过云南前线作战部队和集团军3次战役演习试用，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该系统投资少，见效快，利用率高，一个集团军的网路改造、添置设备、研制和试验费用，只需要100万元。
它一网多用，综合了微机、汉字终端机、快速传真机、自动电话，具备多种功能，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

作者：蔡云骜/赵家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蔡云骜、赵家新报道：从7月上旬以来，南京军区“朱德警卫团”广泛宣传志愿兵房立道勤钻苦学军事的动人事迹，在战士中引起反响。
他入伍13年，尚武精武，成为一级技术能手，而且矢志钻研军事理论，发表了91篇军事学术文章，其中9篇论文在全军和军区获奖，对部队训练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他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

房立道为什么对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学习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他对战友们说：作为一名士兵，从履行职责来说，起码要做到两条：一是练就一身好武艺，二是应当钻研一点军事知识，懂得一点谋略。
为了掌握军事技能，房立道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
他在团举行的电话兵专业军事科目考核中夺得总分第2名，后来又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在熟练掌握专业技术的基础上，房立道开始了兵法韬略的研究。
他省吃俭用，先后用津贴费买回一套《军事科普丛书》。
他还剪贴了各种军事资料100多万字。
10多个寒暑，他矢志钻研不辍，写下了3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
他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对未来战争的研究以及提高训练质量上。
他撰写的《炮兵“升级制”训练的若干问题》一文在军事杂志发表后，受到军、师、团领导重视，并据以在全团铺开升级制的训练方法。
集团军在他们团进行特种营的训练，他围绕特种营的组成使用、编制装备、敌后渗透战术等问题，运用平时积累的资料，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其他同志一起撰写了《现代条件下特种营敌后破袭战斗》等学术文章，有9篇被学术刊物采用。

在军事领域里潜心钻研13年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房立道，至今仍是志愿兵。
和他同年入伍的老乡，有的当了少校营长，有的退伍后进了县机关。
战友们说：与他们相比，房立道失去太多。
但是，他说：“作为一个军人，追求的是事业上的成功，比个人的得失，比不出志气。”

作者：毛文戎
版面：头版

《当代中国民兵》一书是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编写的，是国防军事卷18卷中的一卷。
徐向前元帅为本书写了序言。
这本书重点记述了建国以来民兵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宣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民兵建设的关怀和广大民兵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民兵建设的基本经验。

迟浩田总参谋长在讲话中指出，民兵作为国家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抵抗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防止社会动乱，保持国家安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们一定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民兵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完善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按照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要求，全面加强民兵建设，特别是重点抓好大中城市和边海防地区的民兵建设，充分发挥民兵在建设和保卫祖国中的应有作用。

作者：张炳起
版面：头版

1982年以来，国防科工委各单位采用开门办学、出门授课、代培代训、函授辅导等多种形式，共为地方培养各类急需科技人才3万多名，帮助地方制定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长远规划50多个。
国防科技大学将军事系统工程理论用于工业、农业及城乡规划的实践，收到显著效益。
湖南省浏阳县在国防科技大学帮助下，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先进科学技术，制定了符合县情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规划，3年迈了三大步，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加上亿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防科工委还逐步将一批批长年锁在保密柜里，既可军用又可民用的科研成果和专用技术“解放”出来。
1988年5月，国防科工委组织134个国防科技工业专业情报网站，在广州举办军工技术转民用信息发布会，宣布1082项技术成果可以向民用转移，受到沿海地方企业界的热烈欢迎，当即签订合同、协议书144份。

栏目：国际军事新闻
版面：头版

苏联

外交部7日就苏驻阿富汗大使馆遭受火箭袭击发表声明说，苏联不可能对此事无动于衷。
据塔斯社报道，7时苏驻喀布尔使馆遭受一枚导弹袭击，另有两枚落在使馆旁边。

马尔代夫

高级法院6日宣判曾经参加过去年11月马尔代夫未遂政变的6名斯里兰卡入侵者死刑。
高级法院在未来的几天里还将对另外54人做出判决，其中包括2名马尔代夫人。

叙利亚

驻黎巴嫩部队与黎基督教武装的冲突，经过3小时间歇后又于7日凌晨恢复炮战，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志愿兵房立道13年矢志不移钻研军事，为部队建设作出贡献的事迹，展示了普通战士的高尚情怀。
他的成长说明，对军事炽热的爱，来源于对军人价值的正确认识。

关于军人的价值，这几年，曾经被某些所谓新异的价值观念所冲击，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迷惘，似乎军人在经济建设中无足轻重。
现在，经过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人们已经深刻懂得，无军不安，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国家不能长治久安。
其实，考察军人的价值，不能从军人为社会制造了多少物质财富来衡量，而要看是否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军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国家安全效应上。
在和平时期，军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职守，刻苦训练，不断提高战斗力而形成军队的威慑力，带来国家的安全效应。
这是从军队整体作用而言。
从单个军人来说，服役期间要履行捍卫祖国、捍卫社会主义、捍卫人民利益的光荣使命；
退伍后，他们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才能，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

关于人的价值观，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
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抛弃社会价值去追求纯个人的价值，实际上个人价值也是难以实现，或者说这种个人价值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所以，军人从入伍那天起，就应当象房立道那样，立下为国防建设作出贡献的抱负，做一个称职、合格的军人，最大限度地追求军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这样，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的生命都会放出光华。

作者：龚彦涛
版面：头版

这次由学潮到动乱以至在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十年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民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
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导致这场动乱，就国内来说，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
而一个时期以来，放松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又助长和纵容了这种状况的恶性发展。
赵紫阳同志借口“适应”，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客观上起到了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取消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本文试图就“改造”的实质和它所造成的后果与危害，作初步的剖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党中央一方面致力于改革开放的大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又要求全党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力量，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并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党的一些重要文件，也提出要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赵紫阳同志不顾我们党对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提法，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打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旗号。
“改进”与“改造”，虽只一字之差，但有着原则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改进”，其实质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情况，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而赵紫阳同志的“改造”，实际上是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赵紫阳同志在提“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时，特意引用了毛泽东同志提出过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著名口号，企图以此作为他的理论注脚。
事实上，“改造我们的学习”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是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等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不良学风提出来的，旨在与之彻底决裂，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全新学风。
而赵紫阳同志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是在全党经过拨乱反正、认真清理思想政治工作的“左”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端正之后；
是在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忽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于各个领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亟需大力加强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改造”，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彻底”，“富有开拓精神”，实际上是对形势的发展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与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迎合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伙人的政治需要。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实行频繁的、过火的、错误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里强调反对“左”的倾向和消除“左”的影响是正确的。
这个工作现在也还在做。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使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也确有一个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强和改进的问题。
但是，我们强调摒弃过去一套“左”的做法，强调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群众；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
坚持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艰苦奋斗的教育；
坚持思想工作结合其他业务工作一道去做；
坚持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等等，这些原则和传统，反映了我们党的本质，是思想政治工作最富有生命力的原则和内容，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所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继承和发扬。
如果按照赵紫阳同志的意图，对思想政治工作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把这些优良传统全都抛弃了，人们就会失去坚强的精神支柱，政治信念就会动摇，思想道德水准就会下降，法制纪律观念就会淡漠，就会给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极大的破坏，给改革和建设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严酷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纲领或一个重要口号的提出，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正确的口号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振奋民气、指引方向的作用。
错误的口号则会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舆论导向上的偏离，工作上的严重失误。
赵紫阳同志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口号，就是公开树起了一面旗帜。
树起这面旗帜，既是他长期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结果，又是他进一步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取消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开端。
不管他的用意如何，我们见到的事实是，在赵紫阳同志的主张和口号的影响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放松了，政治干部队伍涣散了，在相当多的单位无产阶级思想阵地丧失了。
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后果之一：

后果之二：

后果之三：

一些工厂企业出现了“厂长不到位，书记怕越位，思想政治工作没有位”的状况。
尤其是在一些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的程度更为严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被视为“额外负担”，当作是“不学不行，学了不灵”的麻烦事，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奇谈怪论和其他错误思潮倍受青睐。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相当繁重，人民要求尽快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十分强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下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必须坚定不移的。
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概念，是科学技术的概念，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就经济抓经济，而忽视和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就完全违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社会生产力难以发展，而且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后果之四：

后果之五：

后果之六：

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这些问题，原因是复杂的，是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紧密联系着的。
但也不能不看到，赵紫阳同志提出“改造”的口号及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轻视，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这几年虽然也发过一些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但总的看，思想政治工作处于被削弱的趋势。
赵紫阳同志提出“改造”的口号绝不是孤立的，这是与他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说穿了，是以“改造”为名，行否定之实。
对此，我们党内的一些老同志是有警觉的，对赵紫阳同志“改造”的提法提出过批评。
军委领导同志曾经明确指出，军队还是提改进，改革，不要讲“改造”。
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表示过不满，有的指名道姓地讲，“不是讲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吗？
叫赵紫阳改造一下给我们看看”。
面对上上下下对“改造”的反对声，赵紫阳同志却听不进去，还自圆其说：改造、改革、改进是一个意思，以此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我们否定赵紫阳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改造”的提法，并不是说思想政治工作就不需要改进、改革了。
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按照党中央的一贯思想，一要加强，二要改进。
在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第一位的是要加强，要广泛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
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又要改进，只有改进，才能真正加强。
在新的历史时期，客观环境变了，形势任务变了，工作对象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要随之改变。
探索和总结新鲜经验，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如果完全照搬思想政治工作原有的传统和经验，就不能适应今天的要求，就不可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工作不改进，就没有出路，不创新，就缺乏活力，不改革，优良传统也不可能真正继承。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遵循“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方针，认真研究和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和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个大的发展。

作者：许峰
栏目：落实基层建设纲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大力提倡学理论，把学科学知识与学理论融为一体。
近几年由于受轻理论重“实惠”之风影响，工兵团各基层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谈致富，谈学技术津津乐道，讲学理论受嘲讽的现象。
工兵团党委清醒地看到轻视革命理论给基层建设带来的危害，迅速作出决定，在全团大力开展学习革命理论活动，并列出了《为人民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11篇为首批学习篇目。
为了保证学习理论不搞一阵风，团党委建立了严格的学习制度，规定从团长、政委开始，每人都要写学习心得笔记。
针对官兵理论基础参差不齐的问题，他们组织学习理论演讲活动。
各连组织了学习小组，并给每个小组配备了一名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当业余辅导员，使学理论活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思想交锋克服不讲原则的“人情味”。
工兵团党委提出了“用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不良倾向”的口号，并迅速部署了党员思想作风整顿，建立了定期开展民主评议党员、评议干部的制度。
在党内思想作风整顿的基础上，又在全团开展了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活动，促进了基层良好风气的形成。

作者：陈世荣/武将

本报讯 陈世荣、记者武将报道：某集团军工作组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认为，某师工兵营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各项任务完成出色。
这种生机勃发的局面，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

这个营党委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较高，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旗帜鲜明，战斗性强。
营党委根据各个阶段党和军队的中心工作、上级下达的政治教育任务和部队的实际，不定期地研究政治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落实措施，引导干部战士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6月3日，北京的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党委很快讨论确定了教育方案，6月6日就召开了全营“反对动乱宣讲大会”，三个连的指导员宣讲的题目分别是：认清动乱的实质；
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怎样认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和我们应持的态度。
教导员刘金荣在宣讲会上代表营党委提出3条要求：一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二是深入学习李鹏、杨尚昆同志5月19日重要讲话，认清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三是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这次宣讲对于全营官兵统一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求真务实的作风，使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说服力和感召力。
一位老战士母亲病重，连里批准他一个月探亲假，然而，母亲还在病床上，他却提前归队了。
营里了解到，这个战士是因为家里一些不顺心的事，一气之下提前归队的，便在谈心的基础上，当着全营官兵的面宣布：这样的提前归队不提倡，并且让这位老战士继续探亲去照顾母亲。
这个举动，全营称赞。
刘教导员说：“营里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深切地感到，求真务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
在训练工作中，他们不仅从加强国防建设的高度引导大家爱军习武，而且非常重视创造愉快和谐的心理环境，让战士们高高兴兴走上练兵场。
8小时以外，他们尽量满足战士对文体活动的需求，有一套完备的文体设施。
在物质生活上，营长、教导员都过问连队养猪、种菜，全营已实现猪肉、蔬菜自给有余。

作者：鲜玉坤/张永祥

本报讯 鲜玉坤、张永祥报道：戒严部队某部针对干部在位少，执勤任务重，战士家庭困难多等情况，充分发挥连队思想工作骨干的作用，做好战士的思想稳定工作，保证了执勤任务的顺利完成。

抓好对骨干的培训。
这个部队政治机关抽调专门人员对126名思想工作骨干进行了专门集训，帮助他们加深对搞好执勤必要性的认识，同时请做思想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导员、指导员讲课，进行传帮带。
榴炮二连指导员马玉强介绍了他做好戒严期间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对大家启发很大。
通过培训，提高了骨干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协助领导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
为了及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部队政治机关和营、连还定期召集思想工作骨干开会，收集战士思想反映，让他们献计献策。
进入7月份以来，这些思想工作骨干已先后为各级领导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信息8条，献计13条，其中大多数被领导和机关采纳。

这个部队对思想工作骨干实行分片包点，责任到人，力争把各种思想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战士小李因吃饭与炊事员发生争执，对司务长的调解很不满意，产生报复心理。
连队思想工作骨干、四班长凡文及时找这个战士谈心，反复做疏导工作，使他放弃了报复的念头。
这些思想工作骨干还积极协助连队干部开展工作，做他们的好帮手。
二营机枪连在戒严任务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内，只有连长一人在位，连队的5名思想工作骨干与连长密切配合，使连队出色地完成了戒严任务。
战士们说：“别看指导员不在位，我们的‘小指导员’可起了大作用啦。”

作者：杨玉辰

在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戒严部队某部新闻干事于荣禄同志英勇无畏，用自己的生命写完最后一条新闻。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消息传来，我们既为失去这样一个好战友而惋惜和悲痛，也为有这样一个优秀的新闻干部而欣慰和自豪！

于荣禄生前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和新闻干部，然而他在长期从事部队新闻工作中，满腔热忱，尽心尽职，呕心沥血，忘我拚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新闻干部的应有的高尚品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党报通讯员应有的形象。
尤其使人不能忘怀的是，1989年6月3日晚，他随前卫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时，在车辆受阻、事态危急的情况下，他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坚持只身徒步赶往天安门广场采访戒严部队清场实况，决心以最有说服力的事实驳斥社会上的种种流言蜚语。
但在行进途中光荣献身。
他的死，是壮烈的，值得的。
他匆匆去了，为我们留下绵绵的哀念，也为我们留下铭心刻骨的深切思考。

他的英勇献身，首先使我们思索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干部，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于荣禄以他的切身实践告诉我们：是共产党员的党性。
什么是党性？
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衡量党员的觉悟高低和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
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能否挺身而出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行动，是检验每个党员党性纯不纯的试金石。
于荣禄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既不忘一个新闻干部的神圣职责，更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
因此，他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不为各种谣言所惑；
在一小撮暴徒面前，他无所畏惧，大义凛然；
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为了保卫共和国和首都，慷慨赴死，为国捐躯。
他的死，闪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光辉，为广大新闻干部和通讯员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他的行动又一次告诉我们：党性是党的新闻干部的生命，是新闻工作者诸多素质中最重要的素质。
忘记这一点，就不配做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

从于荣禄的事迹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要做一个合格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有大无畏的奉献精神。
军人，就意味着奉献；
而军人的奉献，不止在战场，也在和平时期。
作为军队的新闻干部和通讯员首先是一个军人，要随时有奉献的精神准备。
奉献精神，既包括舍己为公，不怕艰苦，也包括不怕流血牺牲，为国捐躯。
于荣禄在新闻采写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走火入魔”，被人们誉为“拚命三郎”，这是一种奉献；
在党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置之度外，这又是一种奉献；
当危急时刻，他为了党和共和国的尊严，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更是一种伟大的奉献。
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象于荣禄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刻有为党和人民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思想准备。
而任何拈轻怕重、畏惧艰苦和牺牲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与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称号格格不入的。

于荣禄是部队的新闻干部，也是军报的通讯员。
他的牺牲使我们想到，在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紧急关头，多少象于荣禄这样的新闻干部、通讯员奔走于戒严部队与报社之间，写出了一篇篇旗帜鲜明、真实生动的稿件，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工作是报社的编辑记者所代替不了的。
实践又一次告诉我们，办好报纸，只靠报社的工作人员是不够的，还要讲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全党办报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就鲜明地提出了全党办报的口号。
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5月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办报是大家办报”，说“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这种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优良传统仍然不能丢，通讯员队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建设，需要上下两个积极性。
上面，是领导的积极性。
这个积极性，主要体现在重视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工作，敢于和舍得把思想作风硬、采写能力强的同志选拔到新闻工作岗位上来，并善于指导、帮助和培养他们，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解除各种后顾之忧，使他们在德才两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
下面，是通讯员本身的积极性。
通讯员队伍的建设，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领导，而主要靠“内因”的作用。
在我们广大通讯员怀着悲痛和敬仰的心情向于荣禄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对照自己的言行，严肃清理自己的思想，看看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其立场、观点和行动上还有哪些差距；
在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上，还有哪些薄弱环节；
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上还有哪些不足；
在快采、快写、快发的基本业务素质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从而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前进的方向，制订出更得力的措施。
只要上下两个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们的通讯员队伍建设一定会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作者：薛清波任燕军
栏目：我们身边的好党员征文

宋金才当了14年兵，做了14年电影放映和广播工作。
说拉弹唱，写写画画，修理广播放映器材，有一手绝活。
今年初，组织决定让他转业，许多单位抢着要他，他很快就确定了理想的工作单位，这个单位让他5月底前报到。

就在这时，部队接到了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
组织上考虑到宋金才已经确定转业，决定让他留守，他说啥也不肯，找到政治部赵主任要求：“我转业了还没离队，我是党员，个人利益应服从组织的需要。
再说，两个新放映员技术不熟练，一旦器材出了故障修不好，就会影响大事。”
赵主任见他态度坚决，高兴地同意他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5月21日，部队到达驻地后，宋金才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带领电影队两名战士连夜搬卸宣传器材，架设广播喇叭，保证部队官兵及时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一伙歹徒和不明真相群众乘车来到部队驻地，用手提话筒对官兵进行煽动性宣传，宋金才当即打开高音喇叭播放事先录制好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煽动者的手提话筒在高音喇叭面前象蚊子叫，气得灰溜溜地走了。

进京初的几天，部队看不到报纸、电视，宋金才就充分发挥广播的宣传作用，办起了“军营之声”有线广播，开设了“军营论坛”、“报纸摘要”等7个专题节目。
他还坚持深入连队采访，座谈，录音，自己撰写稿件，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为统一官兵思想、鼓舞士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金才出色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家里的困难却不少：不满周岁的孩子住院，妻子病倒。
正好部队派车回营房拉急需物资，领导让他跟车回去处理家务事，同时办一下转业手续，然后到新单位报到。

宋金才刚回到家里，什么事都没来得及办，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部队打电话告诉他，让他马上返京。
家里老人听说他又要走，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结婚时蜜月没度完，你就去盘锦抗洪；
妻子生孩子，你在千里之外搞战备训练。
那会你是军人，没人挡你拦你，现在就要脱军装了，就不要去了。”
“脱军装我也是党员，在这紧要关头，不去的话我说不出口。”
宋金才做通老人和妻子的工作，按时赶到北京，正赶上部队要向城区开进，宣传广播车是不可缺少的“武器”。
宋金才为保证完成宣传任务，连夜把4个高音喇叭安装到一台汽车上。

部队在向城区开进中，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堵截。
宋金才冒着生命危险，手握话筒，通过高音喇叭宣读了北京已发生反革命暴乱，希望不明真相的群众迅速离开现场，否则后果自负的广播稿。
顿时，宣传车成了暴徒攻击的重点目标。
暴徒狂叫着，雨点般的石头一齐向宣传车打来。
有个暴徒手持木棒登上汽车驾驶楼踏板，殴打正在宣传的宋金才。
宋金才毫无惧色，继续向群众喊话。
通过三元立交桥时，桥上的暴徒将一块三四公斤重的大石头向宣传车砸来，“咣”的一声，石头穿破篷布落在宋金才的钢盔上，砸得他眼冒金星，但他毫不退缩，坚持宣传。
就这样，宋金才和他的战友先后5次过三元立交桥，为部队宣传开道。
干部战士赞扬：“大喇叭车打头阵，立了头功。”
宋金才，1959年9月出生，辽宁省北镇县人，1976年入伍，1980年入党，1982年转为志愿兵，任电影组长，后任电影队代理队长，两次荣立三等功，15次受嘉奖，今年“七一”被评为优秀党员。
（照片）

作者：郑在起/刘世仁

本报讯 郑在起、刘世仁报道：戒严部队某部党委在把最优秀的士兵骨干选拔出来保送入学和提为干部的过程中，重视做好没能入学提干的班长骨干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荣誉，继续书写合格答卷。
现在，这个部队的百余名没有入学提干的班长骨干人人尽职尽责，工作干劲不减。

上级关于在戒严部队中选拔一批优秀士兵入学和直接提升为干部的指示精神下达后，这个部队党委注重把政治立场坚定，平暴中表现突出，有一定组织指挥能力的优秀班长骨干选拔出来，推荐上去。
但由于名额有限，不能入学提干的仍然是大多数。
为此，他们及时开展了“学习死难烈士英雄业绩，树立正确得失观”、“不把功劳当资本，在荣誉面前继续书写合格答卷”的教育，党团组织积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1979年入伍的志愿兵王江，已代理车队队长两年，在这次平暴中勇敢机智，所带车辆没有一台遭到损坏，营连积极推荐他提为干部，但在审查时，因超龄没有通过。
开始，王江有些想法，后来在团营领导的开导下，思想通了，不仅主动找领导表示决心，还积极做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受到干部战士的赞扬。

作者：王兴国刘兰昌

本报讯 王兴国、刘兰昌报道：总政金沟河干休所在与驻地图强小学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中，始终把育人作为中心内容，7月下旬，他们又特意为青少年学生放映了《巍巍昆仑》等影片，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深受师生的欢迎。

这个干休所自1983年与图强小学建立共建关系以来，先后选派61名老干部担任校外辅导员。
这些老红军、老八路以自己的亲自经历，言传身教，给学生讲革命传统故事，激发学生奋发学习的热情。
有的老干部把学生请到自己家里或进行家访，主动同学生交朋友。
陕北老红军刘波涛，针对一些学生乱花钱、不注意节约的现象，及时对他们进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收到好的效果。

作者：杜建仁/汪应祥
栏目：党团生活

“警钟互相敲，丑话说在前”，南京军区某团党委用这两条办法加强自我监督，促进了廉政建设。
7月中旬，他们总结的经验被上级政治机关肯定、推广。

这个团党委正副书记在实践中认识到，一个单位是不是廉洁，首先要看主要领导是否做出了好样子。
主要领导做好了，就能带动党委“一班人”，管好“一班人”。
他们不仅自觉严格要求自己，而且经常互相“提个醒儿”，督促对方保持廉洁之风。
有一段时间，团里准备营建施工。
地方一个工程队经杭政委介绍参加了工程投标。
这个工程队技术力量虽强，但要价太高，且不好商量。
张团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很快与杭政委通气，杭政委马上意识到事情是由自己引起的，便立即明确提出终止与这个施工队的介绍关系，一切按招标要求审核，从而保证了营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杭政委对张团长也敢于直言，发现问题当面指出，张团长都能诚恳地接受意见。

这个团党委遇事能定几条“杠杠”，以便于党委成员依照规矩实行监督。
这个团驻守城市郊区，营区环境好，工作条件优越，找“关系”调入的人较多。
团党委感到，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对廉政建设有很大妨碍。
经过认真研究，党委制定了《干部进出的若干规定》和《战士进出的规定》，对进出对象的条件、办理程序和应遵守的纪律规定得清清楚楚。
有了这个规定，党委成员办事就有了依据，顶住了不正当的调动。

在一些不易为群众觉察的事情上，团党委也自觉加强自我监督，勇于公开“曝光”。
今年转改志愿兵工作开始后，一个战士给党委常委、陈参谋长送去两瓶茅台酒，并说“这事只有你知我知”，还一再表示，即使转不上志愿兵，也绝不找麻烦。
陈参谋长把两瓶酒提到党委会议室的桌上，公开了事情的原委，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这个战士转志愿兵的态度。
党委成员都敢于做这样公开“曝光”的事。
这样做，使党委成员的自我监督落到了实处，对其他同志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杜建仁、汪应祥）

作者：于富强
栏目：党团生活

戒严部队某部党委在执行戒严任务的特殊环境里，大兴廉洁之风，加强党委自身建设，保证了戒严任务的顺利完成。

这个部队党委感到，在执行戒严任务中，上级拨发的经费增多，下发的物资多，地方政府慰问多，野外条件下生活艰苦困难多。
在这种特殊环境里，容易在廉政建设上滋生不良倾向。
为此，部队党委及时作出了《关于执行戒严任务期间廉政建设的决议》，重点对领导的作风、经费的使用、慰问品的管理和分发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党委“一班人”以身作则，严格按规定办事，为部队官兵做出好样子。

这个部队后勤部门考虑到党委和机关的办公条件差，准备拿出1500元购置办公设备。
报告送给一位领导同志，他说：“常委规定，动用500元以上的经费要经集体研究，不能由个人说了算。”
经党委研究，只拿出520元，购置了少量办公必不可少的桌椅。
党委在经费使用上严格把关，杜绝了铺张浪费现象的发生。

部队在野外条件下吃住都很艰苦，管理部门考虑给领导添置煤油炉，免得吃冷饭冷菜。
党委成员没有同意，说：“如果要添煤油炉，基层更需要。
基层没有，我们不能特殊！”
地方政府关心部队，送来了一些慰问品，主管分发的部门给首长机关留得较多。
党委成员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并指出：基层官兵执行戒严任务最辛苦，慰问品要多给他们一点，按照先基层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先非党员后党员的原则把慰问品和其它物品更多地分发到基层官兵手中。
（于富强）

作者：高志勇
栏目：党团生活

作者：岳友/刘恩普
栏目：党团生活

本报讯 岳友、刘恩普报道：戒严部队某部在阶段总结评比中，教育官兵正确对待荣誉，评出了风格，评出了团结，评出了干劲。
7月下旬，上级机关转发了他们的经验。

这个部队在戒严中担负通信保障任务。
进入阶段总结时，部队党委发现个别同志对立功受奖议论较多，有争功现象，影响了部队的团结和工作。
经过调查了解，原来是有的同志认为，其他部队在平息暴乱中立了功，奖励名额少不了，而本部队执行的是保障任务，担心领导考虑不到。
针对这个问题，部队党委组织大家反复学习邓主席的讲话，使大家懂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既要有争先创优的进取意识，又要经得起荣誉的考验，树立不为个人名利做贡献，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
蒋政委还深入基层，联系部分同志的思想，进一步对大家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引导大家认识，人民群众为什么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可爱在哪里？
可爱就可爱在我们不为个人名利，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无私奉献。
他们还把10名“共和国卫士”的事迹编成系列教材，组织大家学习，使大家净化了心灵。
许多同志对照“共和国卫士”解剖自己的思想，找到差距，坚定了甘当无名英雄的信念，并表示要争创第一流的成绩。

作者：总参谋部柴成文赵勇田
栏目：长征三寓杯建国40周年报告文学纪实散文征文

早在朝鲜战争打响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0年7月13日致电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他主张冲突局部化，用和平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

7月15日，斯大林复电尼赫鲁表示：“我欢迎你的和平创议。
你认为宜经由包括中国人民政府在内的五大国的代表必须参加的安全理事会，来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处理，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
我相信，为了朝鲜问题的迅速解决，在安全理事会上听取朝鲜人民代表陈述意见，是适宜的。”
杜鲁门政府却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

7月20日晨3时，尼赫鲁向全世界公布了他7月13日致斯大林、艾奇逊的电文，同时也发表了他与斯大林7月15日、7月16日两天分别交换的电文。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乘轮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于8月4日在安理会上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并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
对于苏联的这一提议，中国政府于8月20日致电表示支持。

如果杜鲁门真的要想和平谈判，想把战火停下来，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马立克的倡议，9月1日在安理会上被否决了。

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受到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杜鲁门才不得不指示国务院拟出一项呼吁停战的声明。
为了求得上下一致，1951年3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项声明预先向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打了招呼。

麦克阿瑟看到了总统准备发表的呼吁书。
然而，他却于3月24日未经请示就发表声明：“我以军事指挥官的权限，准备随时同敌军司令官在战场上会晤，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军事途径。
……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这已不是呼吁谈判而是在堵塞谈判之门了，英、法等国当即致电质问美国政府，杜鲁门为此十分恼怒。

然而事有凑巧，美国众议院马丁于4月5日公开了麦克阿瑟早在3月20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件。
信中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申他关于亚洲同欧洲一样重要，美国应把亚洲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观点。

杜鲁门看了麦克阿瑟致马丁的信件火冒三丈，他无法容忍这位将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抗拒和破坏他的决策，立即召集哈里曼、艾奇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讨论如何处理麦克阿瑟的问题。
会议一致认为应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
四天后，杜鲁门给麦克阿瑟发出一项命令：“我以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的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的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司令的职务。
请阁下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李奇微将军。”
并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任第8集团军司令。

麦克阿瑟下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2日至16日再次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向杜鲁门提出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直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曾多次声明支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上年10月2日支持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在第五届联大政治委员会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11月18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向大会提出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甚至在美军仁川登陆以后，中国领导人仍然希望对方能在到达三八线的时候停下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问题；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请印度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话时仍然主张和平解决。

但是，对于从实力政策出发的杜鲁门政府，中国政府也不抱幻想，因此作了长期打的准备。
4月22日，中朝军队立即发动了反击，这就是第五次战役。
这次战役的规模很大，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80万。
战至5月21日，中朝军队在整个战线上前进50一70公里，歼敌4.6万余人，战线从此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为了从谈判桌上摆脱其战场上的困境，于是，美国政府急于寻求谈判的路子。
正如艾奇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的：“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先是要当时在巴黎玫瑰官的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也许对方没有听懂他的意思，试探毫无反应。

此后，艾奇逊让驻联合国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向马立克和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西门·查拉普金进行非正式的试探，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一些谣传；
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又秘密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回声；
让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然没有获得成功。

这时，艾奇逊想起了另一个人——乔治·凯南。

凯南当时是国务院的顾问，过去在苏联工作时间较久，现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里工作。
国务院请他去见马立克。

凯南受命之后，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亲笔信致马立克，要求作为私人拜访去看望他，并希望马立克接信后打电话或写信给予回答。

回信很快收到了。
5月31日，凯南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驱车到达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一幢幽雅别墅。

马立克在宽敞明净的会客厅里接待了凯南。
凯南从美苏关系说起，逐渐引向本题。
他说：“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是最危险的冲突。
这肯定不是美国的行动和政策的目的。
当然，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会是苏联的希望。”
说到这里，马立克立刻感到乔治·凯南话中有话，便问：“既然美国的行动和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危险，难道不应该改变你们的行动和政策吗？”
凯南不理会马立克的提问，径直触及到本题，他说：“看来，中国人所导引的航向不可避免地会招致这样的结果。
不管北京是否希望这样，但对我们两国来说，这是个引向严重麻烦的趋势。”
马立克提醒他说：“凯南先生提到中国的行动，你知道，中国曾多次提出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美军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它的安全时才进入朝鲜境内的。”
凯南没有反驳。
他说：“我说的是现在的危险趋势应该得到制止。
我看制止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是双方的司令官进行停战和停火的谈判。
我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于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
马立克两手一摊作了一个手势：“你知道，苏联并未介入朝鲜战场上的作战。”
凯南不得不单刀直入：“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至此，凯南总算把他受命要说的主要意思都说出来了。

马立克同凯南的谈话，传到北京。
根据前一个时期美方的表现，初看起来给人的印象很可能又是缓兵之计。
但是，我们从来不拒绝谈判，问题在于谈判的时机和条件。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

于是，一切按预定的安排运转起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于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演说。
他强调：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接着，6月25日、7月3日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谈判的路终于沟通了。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鉴字）。”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复电，电称：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
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在中国，无论是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只要有了大事，最忙的总是周恩来。
从马立克信号发出的时候起，他就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着手考虑谈判的人选。
他首先想到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就停战谈判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乔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
这个班子里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等。

关于中朝代表团代表名单，根据彭总的提名，中共中央确定志愿军方面由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出任。
人民军方面，金日成指派南日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李相朝为代表。

美军方面由李奇微指定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为首席代表。

从此以后，以朝中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的停战谈判正式开始了。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谈判，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正义终于战胜了武力。

1953年7月27日，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可是因为朝鲜停战协定要在这一天签字，它就成了值得永远记忆的一天。

上午9时，板门店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专程前来采访这件“头号新闻”的世界各地记者有200多人。

大厅内部布置得庄重实用。
按事先的商定，朝中方面人员出入西门，“联合国军”方面人员出入东门。
9点30分，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两门入厅就座。

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

按照事先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
签字仪式于上午10时10分结束。

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于汶山的帐篷里，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他签字后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
“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在我们这一生将不会结束。”
是的，作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的代表，克拉克没有隐瞒他们的目标。
我们应记住的是：美帝国主义毕竟是美帝国主义。
斗争形式虽然已经转换，但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节选自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板门店谈判》）

作者：郝湛秋
栏目：长征杂文

一曲《跟着感觉走》，一时间唱红了京城，唱醉了无数男女。
如果仅仅把这支歌作为一种消遣，也还无妨；
如果待人处世中也“跟着感觉走”，就得防止摔跟头。

感觉，是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性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是最简单的心理过程，是形成各种复杂心理过程的基础。
感觉这个东西，凡是有大脑的动物都有，而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与一般动物不同的是，通过感觉的客观反应，而使大脑产生思考，通过思考，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判断出事情的对与错，确定为或不为。
如果凡是感觉到的东西，不判断对与错，就凭着自我感觉去干，甚至凡事也不加思考，让感觉牵着鼻子走，那将是盲人骑瞎马。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因一时的冲动，干出了不明智的事情；
有的人因脑子一热，作出了伤天害理的蠢事，葬送了自己一生的锦绣前程；
有的人因一时感情冲动，滑向了犯罪深渊，等等，这些都是“跟着感觉走”的必然结果。
据有关部门在对一百例刑事犯罪案件的调查分析表明，19％的犯罪属于一念之差，走进牢狱的。
他们的犯罪并不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不少情况是，一句话激起了火，就失去理智的。
由此可见，感觉这个东西，并不是柔情蜜语的恋人，而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野马，把握不好，是要有苦头吃的。

前段时间，发生在大学生中的一些事情，有些就属于这种感觉在作崇。
在北京发生动乱中，不少大学生激情亢奋、慷慨激昂，冲出教室、校门，打起小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反对腐败，自我感觉也是很正确，很革命的。
当政府一再告诫他们被一小撮坏人利用了，不能再这样搞了，他们还感到很委屈，认为爱国热情得不到支持和理解。
直到方励之逃到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不少大学生才如梦方醒，大呼其上当受骗，才相信被别人愚弄当枪使了。
这就是感觉给他们带来的苦果，这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如果不是凭着感觉走，那么自信、自傲，自恃，而稍加动脑思考和分析一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自吞这种自己种下的苦果的。

古人讲，深思熟虑，三思而行，以免做出蠢事。
这实在是经验之谈。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认真思考后，方能付诸行动。
否则，不分是非，不论善恶，不看事物的本质，只凭感觉行事，十有八九要把事情办坏。
因为这本身已违反了客观规律，难免遭到规律惩罚。
因之，我们不应该受感觉的左右，仅仅凭感觉办事，让感觉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而应该遇事三思而行，多问一个为什么，以减少盲从，使自己坚定地跟着党和马列主义的真理走。

作者：余新志
栏目：长征

作者：李鑫晁京震
栏目：长征新书架

《在纷迷的色彩中》（喻中桂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从云南省军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上千篇报告文学中精选出的佳作集。
打开书页，你会走进一片色彩纷迷的世界；
你会从各个角度看到南部边境那片红土上军人的理想、追求和苦衷。
作者以翔实的材料和灵气跃动的语言叙写了军人五彩斑斓的生活和感情纠葛，并对军人的特殊价值和特殊牺牲作了深刻的透视与思考。
作品风韵迥异，格调高峻，汇聚了一股强劲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李鑫）

《红·黄·绿》（朱向前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本书中的各篇论文，是作者近年来对军旅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研究评论作家的创作，并以良好的艺术感觉去审视批评对象。
作者在从事评论的同时也从事小说创作，从而使他的评论文章表现出一种突出的艺术敏感，颇具文采和可读性。
本书将会把你带入一个新的天地，在七彩缤纷的美感中找到欣赏与借鉴的价值。
（晁京震）

栏目：报刊文萃

中国虽穷，但分量很重

曾在美国生活30多年，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老人，最近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万元户”。
刚去联合国工作时年薪4万多美元。
临走时8.7万。
任职7年，我除了雇一个体华侨司机和需要用的钱外，多余的钱，交给国家26万多美元，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天下为公，要有献身精神。
这几年好多事我看不惯，生闷气。
例如高消费，那原是生产过剩的国家提倡的，而我们是生产不足。
跟人家比阔，比得起吗？
把民族自尊心全比没了。
一个没有自尊心的民族是没有权利生存的民族。
积我一生坎坷经验，尽管建国40年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但这40年无疑是改变中国历史最大的40年，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40年，也是中国近代最稳定的40年。
在亚洲，除日本外，中国的科技力量最强，这是我们了不起的成就。
我劝青年朋友们相信，我们中国虽然穷，但分量很重，正因此别人才不敢小视我们。
只要我们认真纠正种种失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自己看得起自己，上下戮力同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千万要自尊和自重啊！

（《中国青年报》1989.7.13）

对外国的修养读物应有所鉴别

《文汇读书周报》1989年7月8日发表读者来信指出，近年来，各地出版社“引进”了不少国外作家有关论处世、社交、人际关系等方面修养类读物，这些书在西方国家曾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现翻译到中国来，也受到相当部分读者的青睐。

然而，由于这些书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在那里一切都商品化了，实用主义处世哲学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些国外修养学类读物由于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来探讨人际关系的，也免不了存在着不少通病。
如《人性的弱点》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先生在引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说这句话出自《圣经》，旁边一位先生明明知道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为博得他好感而随声附和，不敢纠正那位先生的错误。
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显然是不足取的，作者却非常赞同后一位先生的做法，说这是“保留他的面子”，使他“喜欢你”，并就此引伸出人们“该永远避免跟人家正面冲突”、“避免争论”。
象这类观点和例子就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书中的“尊重别人的意见，切勿指责对方”、“对别人的想法和希望表示同情”等观点，都把问题看得太绝对化了，追求的仅是狭隘的功利主义。

由此可见，对国外翻译过来的修养读物，读者还是应拿出自己的眼光来鉴别一番，有的吸取，有的参考，有的舍弃，决不能一味照搬照用。

国家作出规定：这些属价格违法

国家物价局最近对价格违法行为界限作出划分，下列行为属价格违法行为：

不执行国家定价和国家作的指导价规定的；
违反国家规定，抬级抬价抢购重要农副产品的；
各类公司等从事经营的组织就地转手倒卖提货单、抬高价格的；
将当地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紧俏的消费品流向外地，再买回加价出售的；
商业经销单位将平价商品转议价销售；
放开价格的重要商品，不执行规定作价办法或提价申报制度及超过国家规定最高限价的。

（《信息日报》1989.7.14）

不出国门培养“留学生”
天津财经学院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大学达成协议，从1987年起联合举办企业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班，为本校和其他高校培养40名不用出国的“留学生”。
两年来，以美国培养同类研究生的计划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按计划学习了规定的12门课程，每门课都由美方派遣具有较丰富教学经验的博士或教授前来授课，并经美方组织综合考试。
天津财经学院院长杜步瀛说：在国内培养“留学生”，让送出培养可以节省3/4的外汇，还能够保证快出人才。

7月12日这个班的40名不出国的“留学生”全部通过俄克拉何马城大学组织的综合考试，获得美国硕士学位证书。

（《文汇报》1989.7.13）

国际市场塑料包装袋将被淘汰

日本一位包装商最近透露，国际市场传统的塑料质包装袋将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纸袋包装。

意大利宣布，到1991年将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
瑞士和联邦德国也将逐步淘汰塑料包装；
美国现在已有一半的包装袋改用为新型纸质包装。

（《中国科学报》1989.7.21）

海滨气味能治忧郁症

一般药物很难治愈忧郁症。
但心理学家说：海滨的奇特气息却对帮助治愈忧郁症有“特别效果”。
据试验，20余名病情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英国南部某海滨作了一次为期半月的“气味疗法”后，果然病情大为减轻，再过1月，忧郁症状竟“全部消失”。
这是因为，海滨的由臭氧、海带、腐烂贝类和鱼虾等气味混合而成的特殊气昧，可刺激大脑中调节情绪的部位，并使心弦放松、心情平静。

（《羊城晚报》1989.7.23）

国界上的趣事

一家跨两国：

一店跨两国：

一馆跨两国：

（《工人日报》1989.7.26）

花露水是危险品

花露水是人们十分喜爱的化妆品，在炎热的夏天更是备受青睐。
然而，它却是一种危险品。

原来，花露水是用酒精、香精和水配制而成的。
其中酒精含量在75％左右，具有易燃性，国际上把它作为危险品处理，如出口必须经过国际危险品运输试验方可运输。
若花露水的闭口闪点是24℃，则划为三类危险品。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注意安全，如乘车船、乘火车、乘飞机等不宜随意携带，平时也要保管好花露水，不要存放在温度高的地方，以防燃烧。

（《中国消费者报》1989.7.24）

不需镜框镜片的液体太阳眼镜

最近美国光学研究人员对有色有机物的不饱和原子团即“色基”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发明了一种无毒的化学物质，它可以象眼药水一样，只要滴入眼内，便能在眼睛表面产生一块透明薄膜，起到太阳眼镜的功能。
据主持研究这种“液体太阳眼镜”的光学家解释，该种化学物质进入眼睛之后，遇到眼内的泪水，便会转化成“啫喱”装，再经体温自然“加热”，然后变成一片稀薄的液状透明体，盖护整只服睛，阻隔98％的来自阳光中的紫外线，减低进入眼睛光线的强度而对视力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免除了佩戴太阳眼镜的不便。
这种“液体太阳眼镜”不但普通人可以“滴用”，戴眼镜的人可以“滴用”，连佩戴硬性隐形眼镜者亦可“滴用”（佩戴软性隐形眼镜片者例外，因软镜片可将该种液体吸收掉以致丧失功能而不可“滴用”）。
每滴一次可以维持功能达4个小时。
目前，此产品仍属试验阶段，预计明年底可推出市场。

（《深圳特区报》1989.7.19）

冰箱冷冻格宜满放

家用电冰箱的冷冻格最好放满物品。
这样，不会因冰箱门经常开启而影响格内温度。
如冷冻格内物品稀疏，暖空气就会乘虚而入，不仅影响冷冻效果，而且费电。
若因食品少放不满，可放几只空罐头盒填空。

（《市场报》1989.7.3）

男人下厨房有益健康

据日本《朝日新闻》最近报道，男人下厨房有益健康。
其道理在于，使用菜刀切菜如果一不小心，就有切断手指的危险；
使用火做饭菜，比如做油炸食品时一不小心，就会被烧伤。
因此，做菜可以保持大脑的兴奋。
另外，搭配材料、调味、掌握火候、切法、色香和选器皿等都能发挥人的能力，越是精益求精就会觉得里边有深奥的学问。

一般说来，人们在工作时都只使用左脑，但若做饭菜，人的右脑会越来越发达。
如果左右脑保持平衡，大脑的利用率就会大大提高。
做美味的菜肴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培养许多能力，比如正确的判断力、敏捷的动作以及大脑分析并再现过去吃过的美味菜肴的创造力。
（《中国食品报》1989.7.17）

几种体育比赛的时间限制

篮球：

足球：

水球：

冰球：

曲棍球：

橄榄球：

举重：

拳击：

摔胶：

（《深圳特区报》1989.7.29）

作者：周树春

李鹏是在中南海会见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李子方率领的朝鲜政府科技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在科技领域主要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科技为当前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和为长远发展服务之间的关系；
二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之间的关系。

李鹏总理说，基础科学不一定马上能带来经济效益，然而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基础，所以不可忽视。
但他说，仍应坚持把主要的力量投入应用研究与开发，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

李鹏说：总的来说，科技界对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的处理是好的。

李鹏向客人介绍说，中国近年来重视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进行了一些尝试。
一种尝试是：科研机构将科研成果转交给企业生产变成商品，而一些企业本身也没有科研机构，进行开发研究；
另一种尝试是：科研机构自己办企业，直接推广科研成果，自己开发、生产商品。
他指出，这与单纯在流通领域内的经营“完全是两回事，要保持和发展下去”。

李鹏还说，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发展农业始终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主题。
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学；
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

他说，为尽快把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去，中国实施了“星火计划”，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应坚持不断发展，加以完善。

李鹏在谈到平暴的经验教训时说：今后一定要坚持“两手一起抓，即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
两只手使用一样的力量，改变过去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谈到中朝友谊时，李鹏说，中朝两国是兄弟之邦，中朝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这种友谊将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他希望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他还对两国科技合作的发展表示满意，希望两国科技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李子方向李鹏介绍了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他希望加强朝中两国科技界的合作。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参加了会见。

作者：李永祥

作者：徐肇宴
栏目：当年我也是军人

谭晓东，37岁，1979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入伍，在总参谋部某部任助理工程师等职，1988年转业。

6月3日晚9时许，北京市南苑三营门。
一位剽悍威武的男子拨开黑压压的围观群众，站到被做为路障的水泥管上，对正在向戒严部队官兵肆虐的暴徒们厉声喝道：“我是执勤人员，不准打解放军！”
暴徒们被他的威严震慑住了。
接着，他又向围观群众宣传道：“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的，大家散开吧！”
他就是谭晓东，原是总参某部干部，1988年转业后在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办事处工作。

忽然，谭晓东看见从大红门方向走来3名被打伤的战士，其中一名伤势十分严重，急需治疗。
他急忙跑过去，低声对战士们说：“赶快把衣服脱下来，用衣服裹好钢盔，跟我走。”
他和另外一名青年，躲开人群，护送战士安全进入了南苑医院。

在医院里，他遇到一位刚刚被暴徒打伤的戒严部队营长。
营长见他救了战士，十分信任和焦急地对他说：“我们还有一辆摩托车被包围，车上有一名战士和一支冲锋枪，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人救出来，把枪保护好，可是……”
“放心吧，我去。
我是转业干部。”
不等营长说完，谭晓东返身出了医院，大步跑到出事地点。
他身高力壮，冲进人群，站到战士身旁。
这时，正有几个人在摇晃摩托车，人群中有人喊：“把车翻了！”
“谁有棉纱？
把车烧了。”
石头、砖头、瓶子也劈头盖脸地砸过来，谭晓东的腿受了伤，背上也挨了几砖头。
他急中生智，跳到摩托车上，大声喊道：“我是街道办事处的，请大家让开路。”
说完，他们推的推抬的抬，经过隔离墩、水泥管，终于将人、枪、车安全送人戒严部队驻地。

惦记着受伤战友的谭晓东，又返回南苑医院。
医生们已对战士的伤口进行了初步处理。
“我护送你们回营房。”
谭晓东一把抢过战士手中十几公斤重的发电机。

“不，不，你来来回回抢救我们，暴徒们会认出你来，你太危险了。”
战士说。

“危险？
我是老兵，有责任保护好你们。”
说完，谭晓东护着战士第三次冲进那喧嚣的人群，又绕小路穿胡同回到营房。
这时已是4日清晨四时许了。

在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坚决支持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笔者问谭晓东：“你在暴乱中一次又一次地抢救战士，是怎么想的？”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当时尽管谣言很多，但我坚信实行戒严的决策是正确的。
另外，我看到咱们部队的同志也特别亲。
你想，作为一个老兵，看到战友被围打，看到战友受伤，我能不管吗！”

作者：汤奋

台湾工业园区是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台商投资区的首期重点工程。

作者：张书平
栏目：新闻简报

海部俊树当选为日自民党新总裁

日本前文部大臣海部俊树在8月8日举行的日本自民党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新的总裁。

海部俊树将在9日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新内阁。

7月份全国交通特大恶性事故突出

7月份全国交通特大恶性事故突出。
在中下旬十多天里，发生五起死亡10人以上的大客车翻车事故，共有78人死亡，158人受伤。

据统计，7月份全国道路共发生交通事故22339起，死亡4314人，受伤14149人，直接经济损失3124万元，事故次数和死伤人数，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百分之四点九六、百分之十点零三和百分之八点三二，经济损失增加百分之十点六零。

广州至佛山高速公路通车

第一条由香港和内地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广州至佛山高速公路8月8日建成通车。

由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同香港珠江船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管理的这条高速公路，全长15.7公里，路基宽26米，上下行各设两条车道，行车时速可达120公里，全程只需20分钟。
（均据新华社）

总参通信军代表检查验收产品认真

被誉为“啄木鸟”的总参通信军代表，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的通信军工厂，担负全军的通信设备的检查验收工作，到8月4日已经走过了35年的战斗历程。
经他们检查验收的通信装备总金额近百亿元，都较好地保证了产品质量，为军队的通信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书平）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7日电 美苏第11轮战略核武器会谈经过7周的秘密讨价还价，在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于7日结束。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伯特在7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这轮会谈“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但他指出，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小的、但是有意义的”进展。

参加这轮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纳扎尔金对记者说，双方交换了关于核查议定书和战略核武器条约草案谈判文本。
他指出，“谈判的气氛是非常认真的、建设性的和很有希望的”。

美苏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始于1985年，经过4年11轮谈判，已基本上达成了条约的大体轮廓。
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上谈判中谁都想尽量多限制对方，谋求优势，因而至今未能达成协议。

作者：范江怀
栏目：体育

李鹏总理在今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体育报》记者提出的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时说，“现在要完成亚运工程，经费上还有一些困难”。
资金成了亚运会能否顺利举办的关键便昭然天下。

据悉，亚运会工程总投资约需要20亿人民币，除国家给一部分和北京市自筹一部分外，尚有6亿元需要面向社会集资。
到6月份为止，亚运会集资部已通过捐款等途径，集资到了3.8亿元人民币，尚缺2亿多。
按国际惯例，哪个国家办国际性的体育运动会，都要通过发售奖券来集资。
在我国，发售体育奖券还是第一次。

此次基金奖券发售总金额为4个亿，中奖面为31.3％，返奖率为41.9％，计划为亚运会集资人民币1亿2千万元。
基金奖券面额为1元，设计精致，券面有亚运会会徽、吉祥物等图案，具有收藏价值。

作者：祝贵/张挺
栏目：体育

在这次“八一杯”赛上，又遇见了老国手、现沈阳军区男篮教练徐政文，不由得想起他那手绝活中投。
当年就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大个运动员，亦无法“盖他的帽”。
说来有趣，因为他投篮时是从脑袋后面出手的。
这姿势实在不好看，但是“学无古人”，令他的对手多年倍感头痛，束手无策。

由徐政文的投篮姿势，想到这次比赛中的一批年轻运动员，他们的登台，对兴旺我军篮球事业，无疑是件大好事，但遗憾的是，从中未见到有一、两招绝活的尖子运动员。

放眼世界，当今竞技场上，已成了明星的天下。
且不说刘易斯、奥托这样的明星给一个国家的“奥运战略”增添了多大的分量，即使是集体项目，如篮、排、足等，也常常是一支队伍围绕着一个明星。

再回到我军篮球运动上来。
当年，武汉军区出了匡鲁彬、郭永林，济南军区冒出了穆铁柱、马连保，一下子就大大拉开了本队与其他队的差距。

没有尖子运动员，原因可能很多。
其中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许多年轻运动员自身的奋斗精神，远远逊于他们的前辈。

这是许多教练员一谈到就摇头、感慨颇多的问题。

不管训练方法多么先进，教练要求多么严格，而运动员为攀登技术高峰的拚搏精神，依然是走向成功的第一要素，任何外在条件都取代不了。

“要想当明星，没有股对事业的苦苦追求，甚至献身精神是不行的”，这是前国手郭永林在这次比赛中对笔者说的。
我们愿意把这句话赠予那些想成为明星的年轻的队员们。
祝贵 本报记者 张挺（本报乌鲁木齐8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