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要使“共和国卫士”具有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利益舍得一切”的时代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推动我军建设，维护国家利益，确保长治久安，实现四化大业的强大动力

本报北京7月5日讯 总政治部今天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的通知》（不另行文）。
通知全文如下：

在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于6月30日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崔国政、马国选、王锦伟十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
这是党和人民对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们的最高奖赏，是对人民军队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戒严部队和全军广大官兵的极大鞭策和激励。

十位烈士荣获“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在我军的英雄谱上又增添了一批将为全国各族人民世代铭记的光辉名字。
在十位烈士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我军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人民军队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体现着我军官兵为国为民“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浩然正气，体现着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
他们不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不愧为新时期雷锋式的优秀战士，不愧为我军广大官兵的杰出代表和学习榜样。
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体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和职工、家属，学习十位“共和国卫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向前进，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牢记党的教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军委邓主席的重要讲话，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维护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牢记我军的宗旨，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广泛深入地开展拥政爱民的活动，模范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热情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以为国兴利、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在首都、在全国树立起更多的雷锋形象。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爱军崇武，献身国防；
不计名利，保持廉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弘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忠于职守，高度负责，时刻保持革命警惕，彻底清查、严厉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除恶务尽，不留隐患，圆满完成戒严任务；
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搞好教育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十位烈士为国捐躯，是用鲜血和生命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捍卫，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揭露和批判，广泛开展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的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
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加强对学英烈活动的领导。
中、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
各级党团组织，要结合实际，提出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把学英烈的活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要使“共和国卫士”具有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舍得一切”的时代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推动我军建设，维护国家利益，确保长治久安，实现四化大业的强大动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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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主就柬埔寨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西哈努克强调：越南必须真正从柬埔寨撤军，我们要斗争到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为止。

他指出，越南在9月底撤军后将在柬埔寨留下一大批军事人员和其他人员，因此越南撤军并不意味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那时如果发生战争，将不是内战，而是抗越斗争的继续。

西哈努克不同意有些国家提出的建立西哈努克—洪森两方政府。
他强调必须建立四方联合政府，即政府和军队都应是四方，各方军队不得超过一万人。

李鹏总理重申，中国支持民柬三方抵抗越南的立场不会改变。
尽管中国遇到了暂时困难，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柬抗越的正义事业。

李鹏指出，柬埔寨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越南必须在严格、有效、公正的国际监督下真正从柬埔寨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他认为，西哈努克提出由联合国来监督越南撤军是合理的。

关于越南军队变相留在柬埔寨的问题，李鹏指出，这是越南玩弄的花招，此举对柬埔寨的和平将是很大的隐患。
他表示支持西哈努克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李鹏对西哈努克反对两方联合表示赞赏。
他指出，两方联合将是假联合，其实质是越南—洪森搞一方统治。
中国将继续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然后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这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唯一出路。

作者：刘世仁张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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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5日讯 刘世仁、记者张海平报道：烈士为国从容去，留下英魂激后人。
今天上午，戒严部队某部在京为崔国政荣获“共和国卫士”称号隆重举行命名大会。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及某戒严部队官兵和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崔国政烈士家乡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崔国政的名字已传遍神州大地，他的英雄事迹深深地镌刻在祖国人民心里。
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战士，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用生命捍卫了人民共和国，用鲜血唤起了千百万人的觉醒。
中央军委授予他“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是党和人民对他的最高褒奖。

主持会议的某戒严部队负责人朱敦法提议向崔国政烈士肃立默哀。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宣读了邓小平主席签署的授予崔国政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命令，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为崔国政烈士颁发了“一级英模奖章”、证书和奖状。
崔国政的英雄行为似一座丰碑矗立在首都人民心中，感召我们珍惜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果实，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生产，尽快把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实际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参加命名大会的北京市市委副书记汪家liú的话，讲出了首都1000多万人民的心声。

崔国政烈士生前所在部队领导李文卿在讲话中号召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崔国政的英雄事迹，象他那样视人民如父母，时刻牢记党的教导，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理直气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严峻的政治考验面前能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的答卷；
象他那样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看成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时时处处模范地履行共和国士兵的崇高职责，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圆满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象他那样严明纪律，令行禁止，不惜牺牲一切，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

中央军委授予崔国政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名大会会场。
孟宪书摄（照片）

作者：韩胜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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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各界群众、职工、民兵、团员、青年和妇女，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座谈、联欢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重点走访参加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官兵家属，对牺牲烈士的家属要由当地领导出面，做好抚慰工作，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要普遍检查一次优抚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采取具体措施为优抚对象多办实事。

通知还要求驻沪各部队以首都戒严部队为榜样，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热爱上海，热爱上海人民，尊重地方党委、政府，积极支援上海重点工程建设，积极配合地方搞好国防教育。
要发扬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为维护上海的稳定，保卫人民的安宁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王文全/韩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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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文全、通讯员韩瑞华报道：戒严部队某团一手抓戒严值勤，一手抓部队全面建设，既保证了戒严任务的完成，又进一步加强了部队建设。
7月3日，上级机关推广了他们这一做法。

这个团进驻戒严地域后，党委“一班人”意识到，执行戒严任务，是对部队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戒严任务越重，越要加强部队自身的建设，并着手制订了一手抓戒严任务的完成，一手抓部队全面建设的措施，明确了既要完成戒严任务，又要搞好部队自身建设的各项工作目标。
目标提出后，团领导率领机关干部分头深入到各执勤点和哨位，具体抓落实：帮助大家认清加强部队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

政治思想建设坚持高标准。
这个部队在组织干部战士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把全会公报作为当前一个时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联系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加深理解，通过学习四中全会公报，深化对邓主席讲话精神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围绕执行戒严任务，认真抓了顾大局教育和反腐蚀教育，教育干部战士自觉以革命利益为重，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大局的关系，使干部战士始终以旺盛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和严明的纪律，投入到完成戒严任务之中。

着重抓好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此，这个部队注重抓了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和骨干队伍的建设，无论戒严任务多么繁重，都较好地坚持了党课制度、过组织生活制度、民主交心通气制度和讲评干部制度。

部队党委针对平暴后部队出现的松劲和松散现象，建立健全了部队各项规章制度和一日生活秩序，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
他们从严管理部队，按照条令条例要求部队，规范部队的言行。
这个部队执勤任务分布面大，网点多，人员高度分散，各执勤点实行岗位责任制，增强了各级干部的责任心。
团长施启祥、政委周朝升带头坚持昼夜查铺查哨，5名机关干部主动下到各执勤点带班站岗，到第一线体察和了解情况。

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部队基层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驻扎野外、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这个部队仍不忘抓好这两件事情。
物质生活方面，他们除了伙食管理，保证干部战士吃饱吃好外，还注重帮助战士解决实际困难。
文化生活方面，他们想方设法改善活跃生活，增加娱乐内容，成立了一个文艺演唱小组，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讴歌执行戒严任务中的新人新风。

版面：头版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一些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要求查清所谓“57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事件的事实，作出必要的结论，以便向全国人民作出说明和交代。
这些委员在发言中对在这一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胡绩伟委员提出了严肃批评。

这次人大常委会议开会以来，委员们对所谓“57位常委签名”一事十分关注。
这次会议分四个组讨论。
第三组的全体委员和其他三个组的许多委员纷纷要求事件的发起人应该将有关问题说清楚。
在四个分组会场和大会发言中，许多委员向胡绩伟委员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他就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一些人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一事作出说明，指出他在动乱中搞这件事是不正当的。

胡绩伟委员7月4日向会议递交了一个“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要求作为书面发言印发大会。
会议印发了这个“说明”。
胡绩伟委员在这个“说明”中认为“作为人大常委，无论本人要求、或者联络其他常委签名共同要求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都是人大常委的权利，都是履行人大常委的神圣职责，是合理合法的。”
胡绩伟在这个“说明”中介绍：5月下旬他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签名，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
他说：“签名信并无‘罢免李鹏’的内容。”
至于为什么委托四通研究所而不委托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办理，胡绩伟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可以委托办公厅。”
“当时我对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印象是比较好的”，“由四通研究所来代办这件事，当时我还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胡绩伟的“说明”中说，征集签名以后，四通研究所把这一签名信送给了北京的主要新闻单位和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只是北京新闻单位都没有刊用或播放，并不只是送香港《文汇报》。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还讲到由此发生的一些错误：

1、香港《文汇报》根本没有刊登我们的签名信的原文，而是由他们的记者编发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的错误是：（1）说我们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是为了要罢免李鹏，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2）把前后3次签名（一次24人、二次12人、三次38人）加在一起，说是57名常委签名，这也是不真实的。
（3）38人的签名信后面还加了这样一句话：“对此提议，周谷城副委员长，李贵、王厚德、高登榜、李琦、李学智、宋汝棼、杨海波等委员通过电话表示同意。”
这里本来就把有的委员电话也未同意的说成同意，而《文汇报》又把电话同意说成“签名”，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4）把签名名单根本没有的“顾明委员”，也写入签名名单中。

2、四通研究的错误是：（1）有的委员没有同意签名，也写成签了名。
（2）有的委员打电话没有同意，说成同意。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中谈到他的失误和责任时说：在这次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中，我是有所失误的，是有经验教训值得吸取的：1、当时，我只是肯定学潮的主流，对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阴谋缺乏警惕，对委托四通研究所没有从政治上认真考虑。
2、当时我没有出门，也看不到任何情况，对当时街上贴的传单和天安门的广播都不知道，因而对“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所进行的活动，对四通研究所进行的活动，对严家其、包遵信的文章，对于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警急会议罢免李鹏等活动，我并不知道，因而没有把自己征集签名同当时的特别动向联系起来、严肃考虑。
3、委托四通研究所以后，我就放手不管了，以至有些可能防止的差错没能防止。
比如，我没有交待他们一定严格尊重常委们的意见，绝不能勉强人家签字；
我没有交待他们不要追求人数，有多少算多少。
据说，有人已经婉言拒绝，他们仍然一再打电话征求签名；
有的实际并不同意也把别人当成同意，等等。
又如，在签名信最后交给我以后，我没有一一核实，完全相信了他们。
对于38人签名之后，又加上了一句有8人打电话同意，我感到不妥，要他们删去，他们说已经打印出来，改了又得再打印，耽误时间，我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下来了。
又如，对于向外地常委打电报征询，我也没有过问电文内容和回电的详细情况。
这些我都是负有责任的。

他说：这些错误虽然是《文汇报》和四通研究所造成的，事先我并不知道，事后我又一再要求他们更正，但由此造成对某些委员的权利的侵犯和干扰，我也有一定责任。
在此，特向这些委员表示歉意。

胡绩伟说，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应该的。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最后说：至于说“动乱的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那是他们的阴谋。
我相信，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是有觉悟、有水平的，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并不是受什么人逼迫或蒙蔽，就会做出违背党和人民意志的事情来。

张承先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次由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到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些人，四处活动，上下串连，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委员签名，并背后做手脚，在香港文汇报上，于5月25日刊登出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的新闻报道，制造声势，煽动推翻现政府，造成严重后果。
四通公司某些人进行征集签名活动是受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同志委托，并以胡绩伟委员名义进行的。

张承先委员说，这一事件在这次常委会上引起震动，许多委员提出应查清这一事件。
委员长会议极为重视，讨论了这件事。
因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委员在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六月九日的讲话中，曾涉及这一问题，并向委员长写出了专题报告，大家委托我将教科文卫委员会讨论情况向会议汇报一下。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有一天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派人持起草好的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找到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审阅后加上一句话：“如果暂时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同志签名后，同意由他出面，并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办理征集签名事宜。
四通研究所各方联系，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在5月21日建议书上签名。
有的委员见到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
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由“四通”代签，名之曰委托签名；
有的委员在“四通”进行电话联系中本人并不同意，“四通”盗用了本人的名义也给签上了名，共签了三十八名。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又把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以前，在5月17日、18日两次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委员加上，告诉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刘锐绍说：“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数现已有57位了。”
5月24日，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有人告诉刘锐绍说：“今天上午我已经把这个材料送给了胡绩伟，他已给人大领导人写了亲笔信，下午我已把这封信和材料送到人大常委会。”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就发表了“信函昨日已经呈交，议程包括罢免李鹏”的新闻报道，并列上“四通”提供的57人的名字。
许多委员看到香港《文汇报》这篇报道后，非常气愤。
有些委员发表了声明辟谣。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和香港《文汇报》被迫作出了“致歉”和“更正”，但又加以抵赖，继续混淆视听。
“四通”某些人说：“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是通过电话表示同意开会的，而不是签名”，而以上委员明确表示所谓电话同意完全是捏造。
香港《文汇报》在其四点说明中表示：“在该报道中提到议程之一是罢免李鹏，这是根据部分常委的意见，行文中作为议程内容，这是不恰当的。”
在“更正”中实际上加以肯定，含混其词，手段极为恶劣。
香港《文汇报》还咒骂辟谣的委员是“出尔反尔”。

张承先委员说，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委员在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时，发言中涉及一些委员曾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问题。
有的签名委员谈到签名经过与当时心情时说，感到形势严峻，人大常委会应做点工作，缓和稳定局势。
刘大年委员说，没有人说过要罢免李鹏总理的话。
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没有想到，别有用心的人借此背后做手脚。
经过分析认为，许多委员签名是出于善良愿望，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有权提出建议。
问题出在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善良愿望，背后做手脚，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把三次签名加在一起，是有所用心的。
三次签名背景不同，第一、第二次签名是在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和宣布戒严令以前；
第三次签名是在宣布戒严以后于5月21日发起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背后策动动乱的一些人，包括四通公司的一些人转换了斗争策略，把斗争的焦点转到人大，妄想通过人大达到其废除戒严令、推翻政府的目的。
5月21日建议信中说：“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这句话的含义包函了策动动乱的人的暗中打算。
“四通”某些人通过电报电话联系，一些签名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原文。
从这方面看，许多签名的委员是受了骗的。
而建议书经过胡绩伟同志修改审定，胡绩伟同志又委托“四通”以他的名义进行征集签名的活动。
胡绩伟同志对这个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6月26日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办公会议讨论有关签名问题的专题报告时，胡绩伟同志又透露了以下观点：（1）他说：“建议书是四通起草的，我看了又作了修改，应由我负责。
四通找我，我第一个签了名，并委托四通以我的名义办理征集签名，我也负责。
至于谁主动？
四通主动，我也主动。”
（2）胡绩伟同志说：“关于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当时我给主持工作的副委员长打过电话。
我说：现在大家对党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了。”
（3）胡绩伟同志说，历史将证明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是错误的。
（4）当时我们谈到，香港《文汇报》在“更正”中埋下钉子，说罢免李鹏的议程是根据部分常委意见，这是在“更正”中加以肯定，是给委员栽赃。
对此，胡绩伟同志反驳说：“也许确有部分委员要罢免李鹏呢。”
张承先委员说，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些人，当时在策动动乱中很活跃，而胡绩伟同志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郑重声明中，却高度评价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并说接受我的委托征集这次签名是值得称赞的。
从以上事实看，胡绩伟同志在发动第三次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问题上确有严重错误。
这不是说一个委员没有倡导签名和提议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他的错误在于与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某些人结合，成为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某些人进行不正常活动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一面旗帜，造成严重后果。

张承先委员说，胡绩伟同志在签名事件上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在整个动乱、暴乱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是分不开的。
对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胡绩伟同志不同意社论中关于“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的论断，他对这种定性表示不满，持否定态度，并说：“社论大讲政治斗争，完全是姚文元的笔法。”
张承先委员说，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心和措施，并宣布部队进城将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胡绩伟同志是不同意的。
在5月26日传达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同志22日讲话明确指出赵紫阳的错误后，他在听传达的会上说：“我仍然同意总书记赵紫阳同志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
张承先委员说，在教科文卫委员会学习会上，胡绩伟同志除作了辩解性的声明，没有作任何检查。
原希望他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后，能有所触动，进行深刻检查，从这次他在小组会上的书面发言来看，他仍然没有作任何检查，这是很不应该的。

宋汝棼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要求对策划“5·21”签名信事件必须彻底清查。
他认为，策划“5·21”签名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动乱组织者策划的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汝棼委员说，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公开暴露了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面目。
5月20日，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赵紫阳的“智囊”中的一些人从后台跑到了前台，提出了“反对戒严”、“打倒李鹏”、“打倒伪政府”、“还我紫阳”的口号，抛出了“六点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
5月21日，赵紫阳同志在请假期间，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
这些情况都说明，“四通研究所”之所以要四出奔走，多方串联，打电话，拍电报，迫不及待地抛出5·21签名信，就是为了紧密配合动乱组织者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采取的新的斗争策略，就是为了积极策应动乱组织者妄图颠覆合法政府的阴谋。

他说，其实，胡绩伟委员对他委托“四通研究所”搞这次签名的目的也曾经表露过。
他说，现在人民对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
在5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些委员质问他为什么要委托“四通研究所”插手常委会的内部活动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五四讲话，我为什么不可以委托“四通研究所”组织签名呢。
可见，他委托“四通研究所”搞签名是同他支持赵紫阳的立场分不开的。

宋汝棼委员认为，这次事件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践踏。
他说，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或者建议。
委员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议，或者不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议，都是他们的合法权利。
但是绝不容许任何人篡改他们的意见，绝不容许盗用他们的姓名。
这个由四通研究所汇总的、由胡绩伟委员具名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签名名单中，明目张胆地把有些不同意签名的委员的名字写上去，把有些委员“5·19”以前在别的签名信上的签名“移植”过来，在报纸上发表时又加上罢免李鹏的内容，这是蓄意侵犯委员们的人身权利。
特别是在有些委员提出严正声明之后，四通研究所还反咬一口，诬蔑这些委员是“口头表示同意开会的”，声言要“保留诉讼权利”。
香港《文汇报》也诬蔑这些委员是“前后态度不一”。
在这种情况下，胡绩伟委员不但不维护自己的同志的合法权利，反而发表郑重声明，对四通研究所“表示衷心的感谢”，赞颂他们“在法律界和经济界得到很高的评价”，说明胡绩伟同志完全站在破坏法制的人一边，确实是走得太远了。

宋汝棼说，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四通研究所”初则盗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委员的姓名，继而又捏造事实，损害这些委员的名誉，香港有的报纸也大肆诬蔑，说这些委员是“墙头草”，是“软骨头”，是丧失气节。
这就清楚地说明，在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民主”、“自由”、“人权”仅仅是他们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出来的幌子，一旦他们得了势，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身权利都将化为泡影。

宋汝棼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死敌。
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策划者和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恣意践踏，肆无忌惮。
他们破坏法制，使首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四通研究所某些人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侵犯委员的合法权利，同样是为了达到颠覆合法政权的目的。
把四通研究所一些人在这场风波中进行的其他阴谋活动联系起来，对他们伪造“5·21”签名信的性质和目的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我十分赞成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
我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组，对这一事件彻底清查，追究责任，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作者：潘林军

某县政府帮助某部做好营区抗灾工作

本报讯 潘林军报道：“倒塌的围墙砌好了，漏水的营房修好了，地方一些单位组成的‘联防队’还为我们做好营区安全保卫工作。”
6月29日，戒严部队某部一名军官从后方带来的消息，使戒严部队某部官兵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这个部队来京执行任务不久，后方驻地连降暴雨，大水淹没了所有菜地，营区有200米围墙被冲倒塌，家属院住房大面积漏水。
留守的同志发愁，戒严部队一些干部闻讯也十分牵挂。
驻地县政府得知后，很快组织救护队赶到营区，在风雨中为部队疏通了营房四周的排水沟，并将倒塌的围墙重新砌好，将漏水的房子修补好。
在暴雨期间，地方少数不法分子乘机到营房内捣乱，地方公安部门闻讯后，火速追捕歹徒。
并与有关厂、乡组成了“联防队”，有效地保证了营房、物资、留守人员和干部家属的安全。
戒严部队官兵知道详细情况后，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回报地方政府的关怀。

北京市西城区群众救助中暑执勤战士

本报讯 袁肃、陈振勇报道：6月24日中午，在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出现了过路群众热情救助一名在哨位上中暑晕倒的执勤战士的动人情景。

这天中午12点，戒严部队某部战士陈小波带病来到闹市口哨位上执勤。
炎热的太阳灼烤着他那虚弱的身体，豆大的汗珠顺着面颊流下，湿透了身上的军衣。
忽然他感到一阵晕眩，便一头栽倒在哨位上，过路的群众见状都围了上来，有的拉住小陈的手，有的掐住他的人中，有的大喊“快送医院”。
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位中年妇女，说：“他是中暑了，大伙快把他抬到树荫下，我去药店买点药。”
不一会，她就抱着一大包急救水、十滴水、仁丹等解暑药，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大家七手八脚给小陈服了药。
一位卖冷食的大娘见状，端过一盒冰淇淋，一口一口地喂进小陈的嘴里。
渐渐醒过来的小陈，望着围在他身边的北京市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些群众都没留下自己的姓名。

沈阳一保险公司免费为官兵家属办财产保险

本报讯 胡继斌报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沈阳市皇姑区支公司，最近免费为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官兵家属办理了家庭财产保险，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

这个区保险公司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该区有近百户戒严部队官兵家属。
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区保险公司经理刘永贵、副经理靳春明带头，全公司职工自发集资，为每户官兵家属免费办理两千元的家庭财产保险（费率为5‰），全区有近20余万元官兵家属的财产得到了保险保障。
如果在一年内，因自然灾害和盗窃等意外事故受到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将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湖北襄阳县积极为官兵家属解决困难

本报讯 杨一、周乃波报道：湖北省襄阳县人武部积极做好戒严部队襄阳籍官兵亲属的思想工作，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保证戒严部队圆满完成任务作出了贡献。

他们组织136个走访慰问军属小组，对全县1200余名戒严部队官兵的家庭，普遍进行了1至2次走访慰问。
劝说军属不要到部队探亲，从而使一些原打算进京探亲的军属打消了念头。
与此同时，他们还动员民兵组成义务帮工队，帮助军属抢收小麦6230亩，插秧12000亩，入库夏粮165万公斤。
6月6日至9日，襄阳县8个乡（镇）遭受暴风雨灾害，县里又及时发动民兵组成抢险队，重点帮助军属家庭搞好生产生活自救。
县民政部门为受灾区的180多户戒严部队军属解决了一定数量的生产生活资金。

新县城关粮店上门为官兵家属服务

本报讯 韩启愫报道：全国拥军模范粮店——河南省新县城关粮店，为了从实际行动上支持戒严部队官兵完成好执勤任务，在完成正常营业任务的同时，组织该店青年职工，为居住本镇的戒严部队官兵家属开展送粮上门、服务到家活动。

6月初以来，他们共送去优质大米3000多公斤，精粉细面1500多公斤，精制面条1000多公斤，食油60多公斤，较好地保障了这些军属的生活供给。

安阳市北关区民兵服务队为军属办实事

本报讯 王跃进、胡修学报道：安阳市北关区各级人武部门以民兵为骨干组织了31个服务队，为本区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官兵家属开展服务，解决实际困难。
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许多企业及时为上夜班的军属调整了班次，对接送子女入托、上学的职工，特殊照顾，允许她们可以晚来早走。
安阳炭素厂还组织民兵对厂里6户戒严部队的家属，实行承包服务，每月定期服务上门。

据不完全统计，全区还召开各种类型的戒严部队官兵家属座谈会61次，当面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改进服务的措施。
一些领导干部携带慰问品登门到官兵家庭进行慰问，使家属们深受感动。

作者：钟群

当戒严部队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平息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时，全国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也在注视着解放军的这一壮举。
小朋友们的信件象雪片似地飞向北京，表达了他们对解放军发自内心的爱，对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无比的恨，也表达了他们向解放军学习，争做一名合格接班人的强烈愿望。
这里发表的是从大量来信中搞选的部分片段。

“我们小朋友感谢你们”
河南三门峡市第四小学四（一）班何华在信中说：“看了那些暴徒大搞打、砸、抢、烧、杀后，我非常气愤。
这些坏蛋把那个解放军叔叔烧成那个样子，他们的心多狠啊！
我心里很难受，当时就哭了。”
湖北省宜昌市红星路小学四年级学生沈鹏在来信中说：“我有时玩火被小火星烧了手就难受极了，那个叔叔被暴徒用火烧的时候不知是怎样的难受啊！
我看到有的解放军叔叔被烧死，燃起我心中的怒火，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你们身边，狠狠地痛打暴徒们。”
齐齐哈尔市东盛小学四年级小学生刘祥在信中说：“我多想长一对金色的翅膀，飞到叔叔的身旁，抚平你身上的伤痛。”
云南省保山第六小学刚满9岁的徐春丽给解放军叔叔寄来2角钱，她在信中说：“现在受伤的叔叔躺在床上，也一定想吃话梅，我把这几角钱寄给叔叔买话梅吃。”
广西凭祥市少儿班的小朋友来信说：“你们勇敢地和坏蛋作斗争，平息了暴乱，保卫祖国首都，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拍手欢叫‘打得好’！”
江苏省丹阳师范附小二（三）班的杨成在信中说：“你们在镇压反革命暴乱中，不畏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感谢你们，我们小朋友感谢你们。”
甘肃省西峰市新建小学蔡云婷等六位小朋友在信中说：“看到你们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使天安门这块神圣而伟大的地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我们老区的少年儿童都热泪盈眶，激动得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
’”
“我们恨死了反革命暴徒”
湖南省益阳市码头小学四丁班祁雪兵在来信中说：“我看到有个解放军叔叔被暴徒打死后，又把肠子挖出来，再喷上汽油烧，可真惨，我恨透了暴徒们。”
内蒙古阿拉善盟师范附小一位自称“远方的小妹妹”的齐晓燕在信中说：“我看到有个叔叔被暴徒烧死的惨景，我的拳头攥得紧紧的，真恨不得把那些暴徒撕个粉碎！”
山西省有位小朋友来信，“希望解放军叔叔狠狠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替我们解恨报仇。”
四川德阳市南街小学王陈玲在信中说：“歹徒们为什么这样心狠？
为什么如此残酷地打伤打死我们的战士？
有时，我在想，她们的心是不是一颗人心？
说不定是一颗狼心外加狗肺。”
四川蓬溪县一位名叫陈光权的小学生在来信中说：“我看到解放军叔叔被歹徒打伤打死，甚至被汽油活活烧死的场面，我的心好象被万根钢针刺着一样难受。
可你们为什么不开枪呢？
戒严的叔叔们？
我看到有个叔叔被歹徒折磨而死时，我真想变成孙悟空，吹口仙气把这个叔叔救活，同时用如意金箍棒把那些歹徒打成肉饼！”
大连市联合路小学王建力在来信中说：“暴徒这样狠，我非常恨他们，我有一支枪就好了，把他们都打死！”
“长大我也要当解放军”
甘肃省两当县城关小学杨红平在信中说：“解放军叔叔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
我长大了也要参军保卫祖国。”
兰州七里河小学三年级学生柴凡表示：“要象解放军叔叔那样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
象解放军叔叔那样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争做三好学生，长大了做伟大祖国合格的接班人。”
广州市天河区小学王汉英说：“‘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吃着蛋糕，而你们有时还吃不到饭。
我的学习是很差的，但我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五年级。”
陕西安康县鼓楼小学四（二）班胡正春在信中说：“我们学校现在正开展向解放军叔叔学习的活动，在你们的事迹鼓舞下，我每天都坚持做好事，虽然和你们的事迹相比相差很大，但我觉得这是向你们学习的实际行动。”
遵义市老城小学六（二）班学生魏红说：“我正在学习绘画，可我缺乏坚强的毅力，画上十几分钟就想休息一下，怕苦怕累。
而叔叔们那么勇敢，不怕牺牲，难道我就不能象叔叔那样吃苦，将画画好吗？
我下决心坚持画下去，有时候画得时间长了，手指都发胀了，很疼。
叔叔们能忍着剧痛继续战斗，我也应该这样做。
于是我又坚持画下去。
我受到老师表扬的时候，我真高兴。
叔叔们，你们听了也会为我的进步高兴吗？”
（钟群）

作者：张胜格王咏明柳应军

我是一名非戒严部队的司机，近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打听，寻找我的救命恩人，一位不知姓名的老妈妈，一位伟大的母亲！

那是6月4日凌晨7点半，我开着粉红色的北京牌面包车，从驻地出发，前往公主坟去接人上班，行至海淀医院附近，见前方路面上人群密集，我正准备调头沿原路返回，正打方向盘时，一个留着长卷发、黑脸蛋、个子1米7左右、骑着破自行车的歹徒，突然挡住了车头。
这时我急忙踩刹车，不料车熄火。
歹徒见我是部队司机，就用石块把挡风玻璃砸个大洞。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时，车门被拉开，两个歹徒将我拉下车，突然我的脑袋嗡的被砸了一下，两眼直冒金花，只听到“当兵的，打死他！
打死他！”
的叫喊声。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位50余岁，穿着浅色半袖上衣、身高1米5左右、身体很硬朗的老大妈，一边抱着我，用身体护着我，一边哭着喊：“别打了！
别打了！”
此时我也不知道那些丧心病狂的暴徒是否也将石块和棍棒打在了这位老大妈身上，同时我脑袋上又挨了几下，有点不听使唤了。
我只隐约听见一位女同志在喊：“这位解放军快走呀！”
当时四周都是人，也不知往哪儿跑，一位青年人一边拉着我，一边奋力拨开人群往外跑。
只听见后边有人叫喊：“别让他跑了。”
我们跑了不远，这位青年人就用自行车带着我飞快地穿小巷，左拐右拐来到了海淀区施工队二工地警卫室。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青年就是该工地的刘君龙，警卫室里几位师傅得知我是部队同志后，边安慰我，边让我躺在床铺上，他们有的送来糖水，有的送来吃的。
为了确保我的安全，他们还送来便衣让我换上。
此时我还惦念着自己的车，郭宝林师傅就冒着生命危险跑去察看，回来告诉我车被暴徒烧了，这时我流下了眼泪。

6月7日，我在师傅们的精心照料下，恢复了健康。
部队来人接我时，我一再托附几位工人师傅代我寻找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大妈，直至今日还杳无音信，今特借贵报一角表达我这个被救战士的心声：妈妈，我在找您！
（张胜格口述王咏明、柳应军整理）

作者：杨坚

作者：张菊生

担负北京戒严部队部分后勤保障任务的广州军区某分部全体官兵，想戒严部队所想，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及时地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戒严部队手中，受到上级的通报表彰。
下面摄取的是这个分部所属单位搞好保障的几个小镜头。

6月3日晚上7点20分，大雨倾盆。
某军械库接到紧急发出一批钢盔给戒严部队的任务。

紧急集合号吹响了。
全库官兵、职工迅速登上汽车，向库区进发。
这时，雨越下越大，汽车篷布已无法顶住袭来的暴雨，汽车行驶不到5公里，同志们的衣服被雨水淋得透湿。
到达作业地点后，大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抢运工作。
勤务徘一班长岑佑，不顾两天来连续高烧，自动组织突击队，来回穿梭，将洞库内存物资运至洞口。
负责装卸的同志，在仓库高春芳主任、唐金清政委的带领下，争分夺秒，将一箱一箱的物资装上汽车后又送上火车。
就这样，全库人员连续手推肩扛14个小时，没吃一顿饭，圆满完成紧急发出任务。

6月4日是6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某综合库的全体官兵在劳累一周之后，正准备好好休息。
不料，刚吃完早饭，接到上级电话，要给北京戒严部队发出3500多件食宿物资，力争在晚上10点钟以前挂火车。

任务繁重，时间紧迫。
可当时在家的只有43人。
经过库领导简短动员，全库人员一个不落的参加了。
好几个干部家属听说人手少，也自动和官兵们一起干。
药材保管队的6位同志，刚刚紧急发出一车皮药材给有关单位，回来已是下午两点钟，中午饭还没吃，听说仓库要完成紧急发运物资任务，二话没说，扎紧裤带，家门都不入，立即奔赴库房和同志们一起搬运物资装车。
炎热气候，使大家作业时汗如雨下，没有一人停歇。
经过紧张奋战，提前一小时完成任务。

6月初的一天傍晚，某汽车团驻地一片雨的世界。
正在这时，一连接到紧急命令，派5台车到某分库抢运物资，发往北京戒严部队，几分钟过后，副营长刘益富和指导员文华寿带领5台车便冒着滂沱大雨出发了。
从该库拉物资到某火车站，往返行程140多公里，山高坡陡弯急，加之雨夜蒙蒙，视线不良。
为了确保安全，文指导员主动开头车，遇到险情，立即打出指示灯告诚后面车队引起注意。
大家奋战一个雨夜，终于将两个车皮的物资安全地运送到火车站准时发出。

作者：毕永军丁风江张岩于新
栏目：戒严部队官兵的话

某部部队长朱树和说：

某部营长周三保说：

某部参谋长杨锁亭说：

某部政委刘建星说：

某部部队长艾虎生说：

某部教导员朴世忠说：

（毕永军、丁风江、张岩、于新记录整理）

作者：张东风马春林

本报讯 张东风、记者马春林报道：空军某场站调度室在首都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两个月中，排除干扰，坚守岗位，确保了飞行安全，创飞行调度量历史最高纪录，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在首都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时，这个调度室的飞行调度工作量达到平时的3至4倍，任务重、机种多、工作难度大，稍有疏忽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为完成好任务，调度室从领导到每个干部人人加班加点工作，两个月中，所有的同志每天工作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许多同志一连几天吃住在办公室。
调度室主任、共产党员黄村庄，白天和同志们一块儿值班，晚上还参加制定飞行计划，常常是一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
副主任张现朝患有脊椎病，不能久坐，他就主动要求干些能站着干的工作，有时累得实在站不住了，他就找个地方靠一会儿。
在领导的模范作用影响下，整个调度室成为一个和谐的战斗集体，大家工作不分份内份外，相互补充，相互提醒，避免了工作当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和疏忽，确保了调度工作严密准确，万无一失。
上级领导机关称赞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空中交通警”。

作者：张其金

作者：汪庆荣许江瑞
栏目：军人与法

今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这是我国继今年3月8日在西藏拉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的第二个戒严令。
这两次戒严，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制止动乱、骚乱，维护社会秩序，都派出部队执行戒严任务。
这说明戒严与军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戒严与军队的关系，许多国家的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苏联法律规定：在宣布戒严的地区内，在国防以及保障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国家政权机关的一切职能都交给军事当局，军事当局享有实行特别措施的必要权力。
法国法律规定：戒严时，行政当局的治安权力转由部队行使。
部队有权白天或夜间进行搜查，有权禁止认为可能引起或继续骚乱的出版物的发行和会议的举行等。
此外，还可受理一些通常属于普通法院管理的刑事案件。
联邦德国法律规定：在紧急状态下，联邦可以出动联邦边境警备队，必要时可以出动军队；
州可以要求军队的支援。
日本法律规定：在发生间接侵略（指由于外国的教唆和干涉而引起的国内大规模内乱和骚动）或其他紧急事态（指若干地区同时发生骚乱或经长期并有明显继续发展趋势的动乱）时，内阁总理大臣认为以一般警察力量不能维持治安时，可命令自卫队全部或一部分实施防卫出动。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专门的戒严法律，但我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和国务院的戒严令以及北京、西藏关于戒严的政府令，都表明军队是实行戒严必不可少的力量。

在戒严中使用军队，是由军队基本职能所决定的。
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对外抵御侵略、保卫祖国，对内镇压敌人、巩固政权的职能。
戒严是在国家面临战争的紧急状态下或在发生动乱、骚乱的紧急状态下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
所以，戒严的要求与军队职能的要求具有一致性。
因此，戒严使用军队，正是军队职能在戒严特定条件下的表现。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国家或政治集团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军队的基本性质和使命。
世界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一种是革命的军队，用以保护人民利益，推翻反动阶级统治，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反对侵略战争；
一种是反革命的军队，用以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压迫和奴役人民，镇压革命运动，维护反动统治，进行侵略战争。
1969年，美国为镇压学生运动，派兵八九万人，进入100多所大学，逮捕数千人，充分暴露了美国军队的反动本质。
我军是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军职能的性质，也决定了我军在戒严特定条件下履行职能的性质。
这次为制止动乱，维护北京的社会秩序，我军奉命入京执行戒严任务。
部队开进途中受阻，在广大群众不理解戒严意义的情况下，部队手中虽有武器，但为了不误伤群众，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讲：“这种舍生忘死的高贵品质，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做得到。”
当北京的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时，戒严部队表现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高度政治觉悟，一举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领导，捍卫了人民共和国，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实践又一次证明，我军绝不是镇压人民的机器，而是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捍卫者。

国家的戒严法律和法令，是一种针对非常时期的特别法。
由于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它赋予国家的权力依法得到扩大，而赋予公民、社会团体的权利依法相对缩小。
戒严法律、法令的这种特殊性，必然使军队职能在戒严特定条件下所表现的权利义务亦具有特殊性，即军队在戒严中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此外，由于戒严是国家针对全国或个别地区遇有战争、骚乱等不同紧急状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所以，国家所遇紧急状态的不同，决定了戒严措施层次上的不同，而戒严措施层次上的不同，也决定了军队职能在戒严特定条件下所表现的权利义务的不同。
从各国实行戒严法律规定和戒严的实践来看，处于战争紧急状态下的戒严与一般紧急状态下的戒严相比，军队职能所表现出的权利义务是有明显区别的。
战争紧急状态下的戒严，是一种具有军事管制性质的戒严。
在这种戒严中，军队的权利十分广泛。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战争，保证战争的胜利，军事当局此时可以拥有从国家权力机关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全部或一部分职权，如在国家权力方面，国家权力机关在国防、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全部职权移交给军事当局行使等等。
在行政权力方面，军事当局可责成公民履行和增加劳动义务，完成防御工作，维护交通、通讯、水电网络和其它公共设施的安全；
向国家、社会和个人征用交通工具和战争所需财物；
规定企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限制集会、游行和交通；
禁止罢市、罢工、罢业，遇有此种情况可强制恢复；
对敌对嫌疑分子进行搜查和拘留，对社会危险分子强制迁移；
可向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发布命令，并责成他们无条件执行等。
在司法权力方面，对不服从军事当局命令者，以及在戒严地区犯罪者，交军事法庭按战时法律惩处等。

一般紧急状态（若干地区的动乱、骚乱）的戒严，是一种为制止动乱、骚乱而采取的一种警戒措施。
这次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的戒严，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戒严。
在这种戒严中，戒严部队的权利义务主要表现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
从北京这次戒严的实践看，军队在制止社会动乱、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党政军领导机关；
保护广播、电视、通信等重要单位；
保护重要公共设施。
（2）禁止并严惩打、砸、抢、烧、杀等破坏活动。
（3）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他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4）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演讲、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5）禁止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宣传报道；
制止未经批准的外国、港澳台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相等活动。
（6）保护外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监督外国人遵守我国政府关于戒严的各项命令；
制止外国人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

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北京这次正是由于戒严，正是由于在戒严中我军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才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才换来了今天共和国的稳定、首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
历史将永远铭记我军在戒严中的伟大功绩。

作者：郜南海
栏目：军人与法

戒严部队某部自从开始协助司法部门清查违法犯罪分子以来，依法执行勤务，不虐待被讯问者，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对违法犯罪分子起到了感化和瓦解作用。

这个部队协助司法部门清查犯罪分子的任务开始后，部队领导及时举办了“文明执法”培训班，教育干部战士按法律程序办事，向被讯问者交待有关政策，包括做到尊重被讯问者的人身权利，对被讯问者采取教育与讯问相结合的办法，不体罚，不侮辱人格，不搞逼供信。
他们还派人去地方公安部门，学习执法经验，请有经验的保卫人员谈经验体会，帮助干部战士提高文明执法水平和技能。

近日来，这个部队与公安部门一起，抓获了一批涉嫌人员，部队在自身条件相当艰苦的情况下，让被讯问者同干部战士吃一样的饭菜，并让其吃饱。
在讯问时，部队做到不使用武力，不搜身，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被讯问人的要求。
一个被讯问的人见到身边全副武装的战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讯问人立即扶起他，让他坐在椅子上好好谈。
一个青年人态度恶劣，讯问人员也没有打骂他，后来这个被讯问者态度好转了，向部队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尊重被讯问者的人身权利，显示了法律的正义力量，绝大多数被讯问者供认了自己参与打、砸、抢、烧，杀的犯罪事实，同时也提供了“工自联”、“飞虎队”一些骨干成员的下落。
这个部队已抓获了一批要犯，现已经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作者：李春元桂贵
栏目：军人与法

不在保存重要文物的室内居住；
不在重要建筑的墙壁上乱写乱画；
不在墙壁上钉一个钉；
不在地毯上洗漱、泼水；
不在重点保护区内吸烟、野炊。
这是戒严部队某部官兵共同遵守的几条纪律。

自6月3日以来，这个部队先后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体育馆、北京展览馆等重点地区执行戒严任务。
在多次变换执勤点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况下，这个部队坚持对官兵进行有关保护重点文物和国家重点建筑的法规和纪律教育，并结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每到一地，都明确提出几“不准”。
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检查宣传小组，对官兵进行检查，发现苗头及时进行批评。

6月4日，该部担负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
前一天晚上，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了让部队官兵休息好，准备把部分存放重要文物的房间让给部队官兵居住。
部队领导得知后当即谢绝。
他们说，我们宁可多吃点苦，也不能使国家的财产受损失。
在清洗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广场重要建筑上的反动标语时，有些字迹和纸张不好清除，部队官兵宁可用手指抠，也不使用硬质工具磨。
为了不污染和损坏广场建筑，他们坚持把野炊点转移到离广场较远的地方，每天步行三四百米到广场外就餐。
住在毛主席纪念堂和首都体育馆、北京展览馆的部分官兵，为了防止火灾，不少官兵主动戒了烟。

作者：刘健
栏目：军人与法

北京市昌平县委、县政府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不仅主动为戒严部队服务，协同有关部门为部队排忧解难，还认真查处侵害军人事件，依法解决影响军民关系的问题，受到驻军单位的欢迎。

前一段，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对部队进城戒严有误解甚至怨恨，便把矛头指向了所有军人。
有的在正常的工作中故意找军人的茬儿，有的掌管物资生活用品的部门“卡”部队的脖子。
县委、县政府知道情况后，迅速下发了文件，并派工作组到驻军各单位走访征求意见，认真进行查处。
驻昌平县南口镇某部战士到“星城”商场买裤子，被售货员奚落、侮辱，昌平县供销社经理、书记第二天带队来到这个战士所在部队赔礼道歉，并对售货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一战士在南口镇工商银行某储蓄所兑取中奖的奖券，遭到营业员的白眼、刁难，奖金一分未付。
南口镇领导了解情况后，通过报纸寻找这位战士。
某部在沙河镇买食品，售货员态度恶劣，故意耍弄坑害军人，事情披露后，县商贸委主任在电视上公开道了歉，这位售货员也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通过对侵害军人事件的查处，部队广大官兵很受教育，他们决心用实际行动密切军民关系，严格执行政策法纪，努力完成好戒严任务。
（刘健）

作者：寿马校陈乐南
栏目：军人与法

积极为首长和领导机关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省军区在清理整顿生产经营、公司中，各单位提出了十几个经常遇到的政策性问题，要求省军区予以明确。
法律服务处与省军区清理整顿办公室的同志一起，逐条研究，从法律政策角度作了解答。
某通信营一条过江电缆被地方单位违章施工损坏，造成损失20多万元。
法律服务处从协商解决和诉讼解决两个方面，就索赔问题为有关部门作了可行性论证。
这个法律服务处目前已担任军内7个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参与诉讼和调解11件。
某县工业物资公司欠省军区司令部所属东海装潢公司款15万元，法律服务处担任这个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后，3次去债务单位催讨，目前已追回5.7万元。
维护军人合法权益，为干部战士排扰解难。
半年多来，法律服务处为干部战士提供咨询52人次。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他们针对一些同志存在的“戒严是不是合法”等疑虑，一一作了解答，澄清了模糊认识。

作者：孙云贵元元
栏目：军人与法

戒严部队某部进入城区以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通秩序，受到上级领导机关和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的好评。
副部队长吴双战大校告诉笔者：部队进京后动用车辆1200余台次，累计行车6800多公里，没有发生任何违章现象和车辆事故。

这支部队从偏僻的山区来到首都执行戒严任务，驾驶人员中有80％以上的同志没有进过北京，大多数同志对城市尤其是北京的交通管理规则不太熟悉。
部队组织驾驶员认真学习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运输部门购买了2000多册《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汇编》，驾驶人员人手一册。
他们还请市、区有关交通管理人员给驾驶人员讲解交通法规和注意事项。
根据戒严任务的特点，部队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交通管理规定，采取了一些奖惩措施。
一次，一名干部去上级机关办事，当行至一十字路口时，红灯突然亮了，这位干部急切地说：“我们是执行戒任务的，能不能闯过去？”
驾驶员高俊波严肃地说：“不能！
我们是来维持秩序的，尽管任务特殊，但如果大家都随便闯红灯，那么首都的秩序不就更乱了？”
听小高这么一说，那位干部很受教育。

作者：姜玉坤
栏目：生活与修养我的追求

在塞外某团，如果你要问每天谁的信件最多，大家就会指向他。
他每天都有信来，有一天多达45封。
他，就是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并被授予四川省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的沈阳军区某团二连战士王志发。

那天晚上，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给学生写信，旁边摆着厚厚的一摞信件。
我禁不住问道：“这么多信，你哪年哪月才能写完回信啊？”
“用不了多长时间”，王志发轻轻地放下笔，让座，笑着说：“其实，我从新兵一下班，就当了一家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6年了，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看信、写信上。
就桌子上这40多封信，加几个夜班，4天就能写完。
几年来，我辅导过的学生不下千人，有的读了初中、高中，有的还上了中专、大学，写的信有三千来封。”
“一开始我也不会做辅导员工作。
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我订阅了《辅导员》、《红领巾》、《中国少年报》、《小学生报》等报刊，并购买了有关少年教育的书籍，平时还向驻地几位经验丰富的小学教师请教。”
“你这么热心校外辅导，别人有什么看法？”
“许多人支持我，也有人说我没事干，给小孩写信玩；
还有的说我不务正业，想出风头、捞好处。
其实，我给学生做辅导工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没影响正常工作，有啥不好？”
“你是怎样当上校外辅导员的？”
“那是1983年初，重庆市沙坪坝区一个小学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全营官兵寄来一封慰问信，部队领导委托我复信致谢。
我读了那封对军人充满挚爱之情的信后，被孩子们那纯真无邪的心灵所深深感动，便结合自己过去求学的挫折，写了一封鼓励孩子们珍惜大好时光，为祖国而发愤学习的回信。
老师们看过信后很感动，在全校师生中读了这封信。
随后，许多学生给我来信表示要好好学习，不久，学校就发来聘请书，我便当了这个不见面的校外辅导员。
我觉得，战士对人民应该充满爱，应该有颗炽热的爱心，为他人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活着才有意义，才觉得充实。”
“那你始终没和你辅导过的学生见过面？”
“1986年8月，组织上批准我探亲。
学校知道后，许多学生、老师都想见见我，邀我到学校去。
他们都了解我的经济状况不宽裕，还给我寄来了路费。
这样我终于来到了山城重庆。
师生们手持鲜花、敲锣打鼓地欢迎我。
有些小学生把自己不肯告诉老师、家长的话，都讲给我听。
有些学生把自家最好的饭菜端到学校来给我吃。
有个学生过去学习较差，经我和老师的帮助后，学习成绩赶了上来。
他见到我非常激动，竟把他爸爸刚给他买的信鸽杀了，做给我吃。
那些天，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全部的爱都献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我给学生讲战斗英雄故事，领着学生到‘红岩村’搞义务劳动，组织文娱节目、搞家访等等。
20天的假期，我在学校呆了17天，回家只呆了3天。
1986年我被推荐到军校学习，第一个暑假和寒假都是在重庆学生中间度过的。
春节也没顾上回家看看，年迈的母亲说我只顾外面不顾家。”
临别时，王志发又拿出厚厚的九大本学生来信和近千张学生照片让我看。
望着那张张可爱的笑脸和一封封求知求教的信件，我想，我们要是都能象王志发那样用炽热的爱心来关心下一代的成长，那该多好啊！

作者：戒严部队某部蒋希斌
栏目：生活与修养

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
虽然部队成员不断新老交替，所担负的任务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通过教育，通过老一辈革命家的言传身教，我军的光荣传统一直继承了下来，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成为我军独有的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好传统带到哪里。
这次到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开进的部队受到部分不明真相群众的阻拦，遭受反革命暴徒打、砸、抢、烧、杀。
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为了不误伤群众，部队表现了极大的忍耐克制，面对死亡，毫不含糊。
在反革命暴乱平息后，我们的官兵在完成警戒任务之余，还抽出人力物力帮助地方清理路障，整理卫生，运粮运菜，有的到建筑工地进行助民劳动，有些伤员还提前出院带伤走上街头为民服务。
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群众，解放军还保持着好传统，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

眼下，平息反革命暴乱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
为了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托，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首先要继续发扬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
在天气炎热、食宿条件较艰苦、警戒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我们特别要发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坚决完成好各项任务。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全面恢复首都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我们吃苦受累、流血流汗是值得的。

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首都部分地区执行戒严是一项很特殊的任务，过去我们没有搞过，没有经验，这就更需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我们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要爱护首都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做到秋毫无犯。
在执勤中要严格军容风纪，讲文明，讲礼节礼貌，用爱护人民，保卫人民利益的具体行动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无愧于文明之师。

要继续做好拥政爱民的工作。
不但要多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为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而且要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广大群众一道，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战士李杰中
栏目：生活与修养家务事

战士有了探亲假，与久别的恋人相聚时，自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此时，缠绵不已，双方若把握不住感情的闸门，就可能出现“超前行为”。

未婚同居往往给爱情投下可怕的阴影，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
纯洁的爱情以志同道合、互相负责为基础，而失去理智的轻率行为，可能会使双方产生异样心理。
战士黄某与家乡姑娘小王，已有三年恋爱史，感情一直很好。
但自从黄某探家时俩人发生了“超前行为”后，就相互猜疑对方曾有“前科”：她（他）能轻易许身于我，怎能保证不轻易许身于别人呢？
结果，他俩不仅没加深感情，反而相互中伤，闹出一场纠纷来。

恋爱是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发生了“超前行为”，总认为“生米煮成了熟饭”，即使发现对方有许多缺点，甚至性格差异很大，也不得不凑合结婚，婚后的家庭生活自然不会幸福。
还有，“超前行为”后，女方一旦怀孕，将使双方陷入困境，来自社会的舆论和家庭的压力，必然给双方，尤其给女方带来痛苦和麻烦，也给社会增添了负担。
我们军人应有更高的道德修养和法纪观念，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在热恋中做出出格的事。

作者：蒯大申
栏目：生活与修养审美趣谈

前些日子，报上曾就战士割双眼皮一事展开议论。
有人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战士割双眼皮也无可非议。”
也有人说：“军人之美在于气质、举止，而不在于有没有双眼皮。”
一时众说纷纭。
到底该怎么看呢？
我也想从审美的角度说点意见。

我们知道，青年人最富于理想和热情，最少保守思想，他们对美有着天然的敏感和追求。
作为一名青年军人，爱美，追求美，也是十分自然的。
过去，在我们的生活中曾一度排斥美，不承认个性有充分发展的自由。
当代青年，是带着对历史的反思走向新的丰富多采的生活的。
因此，求实、求知、求美，便成了当代青年思潮中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的旋律。
一个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应当是丰富多采的，就象光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一样，人，也应该具备“全颜色”，既应有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主人翁的自觉意识，也应有自己的个性，有对美的热烈追求。

青年人比较注重仪表美、风度美，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容貌、服装的美，却忽视了心灵美的塑造，这就有点舍本逐末了。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过：“人的美并不在外貌、衣服和发式，而在于他的本身，在于他的内心，要是人没有内心的美，我们常常会厌恶他漂亮的外表。”
德国著名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了这么一件事：她在布累斯劳的监狱中曾见过一名女犯人，她惊讶地发现此人具有女王一般高贵的仪表，谁知两三天后同她一接触，立刻发现此人美丽的躯壳里却掩藏着一颗卑劣、愚蠢的心。
从那时起，她每当再遇到此人，竟根本不再想望她一眼。

一个人的真正的动人之处，不在于脸蛋、衣着，而在于他心灵的美。
这种内在的美是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
这种“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内在心灵美，是一个人的思想、意识、道德、气质、情操、意志、智慧、兴趣等等的有机结合，是一个人不可虚饰的灵魂。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最老的活动家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谈到，列宁具有非凡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与其说是表现在他的外表上，不如说是鲜明地表现在他与人们交往的风度上，表现在他那坚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智慧。
“第一眼看上去他的外表是平凡的，但也仅仅只是第一眼，随后，正是那平凡的外表焕发出一种特别的精神美，具有异常的吸引力；
他讲的话语朴实无华，但又是那样和谐，立刻便表现出他那智慧的精萃和异乎寻常的力量”。

可见，一个人内在的美是决定性的，内在的心灵美，能使美的容颜更加光彩照人，也能使平凡的外表透出美的光辉。
同样，战士也自有战士的美，刚毅、坚定、真诚、热情、襟怀坦白、疾恶如仇……这一切都将赋予战士以内在的魅力。

作者：滕天月
栏目：生活与修养

当兵几年，花了四五百元钱，买了数百本小说、诗歌、散文……，加上各种杂志，塞得床头柜、床底下、箱子里都是书，连窗台、桌上也成摞成垛的。
书多了，难免眼花缭乱，想看时，竟不知先看哪一本好。
有时想，反正自己有书，慢慢看吧。
这种心理又滋长了学习的惰性。
结果是买得多，真正认真看了的却不多。
还有，每次调动工作，都要为搬书忙个不亦乐乎。
我于是每每埋怨自己：花钱买累赘，何苦！

我终于明白：不加选择、不加节制地买书，害多益少。
衡量一个人有无学识，并不在于他买了多少书，存了多少书，而在于他读了多少书，研究了多少书，从书中汲取了多少营养？

于是，我决定：慎重买书，宁精毋滥。

作者：马宁方
栏目：生活与修养战士心声

在某连和战士们闲谈时，他们把连长的爱人称为“副连长”。
我说他们胡来，他们列出了“理由”：一是连长家属长住连队；
二是随意拿连队的主副食；
三是她有时硬拉战士陪她打扑克，扰乱连队的秩序。
听后，我不禁哑然。

与此相反，另一个连队的战士则把指导员的爱人称为“辅导员”。
“辅导员”来队后，帮战士洗衣、缝被、织毛衣，和战士拉家常，教战士唱歌，同战士建立了友谊。

两种称呼，表明了战士对两种干部家属的不同态度。
很多事实说明，战士们不仅注意干部的一举一动，而且也注意观察干部家属的表现。
因此干部不但自己要廉洁奉公，而且在爱人来队期间也应带动她们保持廉洁和自尊。
不然的话，既有损于家属的声誉，更有损于干部自身的形象。

作者：钧志

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圆满成功为标志，一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严重政治斗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通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以至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稳定全中国大局、夺取斗争胜利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事实再一次证明，这一批老同志不愧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不愧是力挽狂澜的卓越舵手，不愧是党中央核心带领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坚强后盾。

和过去阵线分明的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不同，这次由学潮到动乱，由动乱到暴乱的严重政治斗争，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异常错综复杂。
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党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伙阴谋家及其搜罗起来的社会渣滓混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得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
如果我们党没有这么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明察秋毫，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那么，这次事件的结局就可能是非常不幸的另一个样子。
正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切中要害，恰如其分地揭露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武装了全党的思想；
在动乱逐渐升级，北京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又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审时度势，协助党中央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作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英明决策，从而迅速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庄严雄姿，稳定了首都和全国的局势，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平息暴乱之后仅仅半个多月，这一批老革命家又协助党中央迅速团结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胜利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总结了过去，指明了未来，撤销了分裂党、支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赵紫阳同志的党内职务，调整充实了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稳定了大局。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而坚定的领袖集团。
尽管这个领袖集团的成员不断变动，但它在总体上总是保持着以老带新的特征。
在这个集团中，既有中流砥柱的老同志，也有年富力强、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在智慧、胆识、才华、经验等方面互相补充，使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核心永远保持着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
在这里，老同志的崇高威望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威望，是人们由仰慕敬佩所产生的不令而从的政治魅力。
它既来自老同志的无可比拟的贡献和革命经历，更来自他们善于解决大是大非问题的非凡能力和公认的棋高一着的领导水平。
在我们党内，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这种崇高威望，是形成党内凝聚力和党内团结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因素。
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过程中，正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登高一呼，才产生了全党全军全国同声响应的巨大效应，因而使全党迅速团结到党中央周围，聚集起各方面的力量。
我们的老同志都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有着开国元勋的非凡胆略和气魂，有着历尽劫波的丰富政治经验，有着通晓事物利害关系的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他们善于体察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能够及时拿出正确的办法来果断地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他们在领袖集团中居于中坚地位是理所当然的，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必需的。
尽管我们的老革命家多数已经不再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应该而且必须发挥其不可缺少的重大作用。

正是由于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在客观上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怀着百倍疯狂的仇恨来攻击他们。
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他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最坚定，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这就成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把社会主义中国演变为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大障碍。
所以，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以极端恶毒下流的语言，进行了疯狂的诽谤和谩骂。
他们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任何一个有爱党之心、爱国之心的中国人，决不允许他们丑化、攻击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国之元勋，重若长城。
翻阅古今中外的史籍，无论任何国家，一个成熟的、能够卓有成效地对国家进行治理的领导集团，当国有大事需要作出决策，都必然借重历经沧桑的元老们的经验和智慧。
这样做，国有泰山之安，民有乐业之福。
这既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也是一种不可变易的历史规律。
我们党若干年来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起的巨大作用，充分证明了这个规律。
这一条，我们决不可以忘记。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今天继续进行大会发言。
委员们热烈发言，畅谈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发表贯彻执行四中全会精神的意见和建议。

万里委员长出席会议。
副委员长荣毅仁、廖汉生主持会议。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说，这次在北京发生的动乱，的确有国际上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的原因，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一下这次动乱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的其他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卷进这场风波？
我认为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原因，一是这些年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
二是工作不力，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虽然制定了很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但没有扎扎实实地工作，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些法律和政策。

廖汉生副委员长说，小平同志在最近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全盘西化的主张，总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用三权鼎立的制度来代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美化西方议会制，鼓吹三权鼎立，诋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声音，是不绝于耳的。
在这次动乱中，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们，又把人大常委会作为他们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
他们的阴谋虽然破产了，但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放弃和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宪法，密切联系群众做好人大工作，加强人大建设，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
我国的民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那样做，只能搅得天下大乱，国无宁日。
这一点，已为两次动乱所证明。
今后，动乱在哪里冒头，就要在那里呈现法制的尊严，施展法制的威力，依法予以制止。
谁敢以身试法，就依法严惩不贷。

朱学范副委员长说，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散布：“淡化党”、“淡化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淡化工人阶级的领导”、“淡化工会的作用”等等谬论，妄图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反对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
在那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日子里，我们很少听到甚至一度听不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是四化建设和改革的主力军等等的话了。
四十年前，我们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日子里，正是全心全意依靠了工人阶级，才取得了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在当前建设四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应当始终坚持和捍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思想。
在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企业法》，加紧新《工会法》的制定工作。

王厚德委员在代表倪志福副委员长、章瑞英委员的联合发言中就赵紫阳同志忽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这样一个重要失误问题发表了意见。
发言指出，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从根本大法上规定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宣传，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被人“淡化”了。
这同赵紫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有密切关系的。
赵紫阳同志长期以来很少讲要依靠工人阶级，在改革中少数企业未能正确处理厂长、经理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赵紫阳同志在思想上是依靠“精英治国”，“能人治厂”的。
由于他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出现的偏差，造成了社会思想混乱，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神话，出现了“工人素质低，不宜参与企业管理”的怪论，出现了“现今劳模不吃香”、“艰苦奋斗过时”的思潮，连上海杨怀远同志的“小扁担精神”也成为批判的话题。
可见思想混乱到何等程度。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搞好四化建设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可以信赖的。
他们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主力军。
为此，我们建议：大力宣传工人阶级地位、作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思想。

作者：唐虹包安隽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记者唐虹、实习生包安隽）举世瞩目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其主要探测设备北京谱仪，经过几千小时的稳定运行所取得的数据充分表明，其主要性能指标和各项技术参数均达到了80年代国标先进水平。

这是今天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鉴定会的近百名专家的共同结论。
他们认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做到了高速度、高质量和投资省，有希望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意义的物理工作，使我国高能加速器和大型粒子探测器的设计和建造技术一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有关专家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进行了测试，并进行了鉴定。
他们认为，对撞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如峰值亮度、对撞能量、束流能散、注入效率等已全面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
目前对撞机达到的指标是：能量为16亿电子伏和22亿电子伏时的峰值亮度分别为每平方厘米每秒2×10的30次方和每平方厘米每秒7×10的30次方，超过了设计指标。
自1988年10月16日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以来，已连续稳定运行3000多小时。
目前正在粲粒子能区工作，其束流能散为0.64兆电子伏，信噪比为100∶1左右。
北京谱仪在连续工作1000多小时内，整体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其主要指标如探测立体角、位置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和粒子分辨率等均达到了80年代初国际上最先进的探测器的指标。

作者：冀惠彦

演出结束后，郭林祥、周克玉、周文元、张伯祥等领导同志同参加联欢的演员和戒严部队官兵亲切会面，并转达了杨白冰主任对戒严部队官兵的亲切问候，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坚决完成好戒严任务，为彻底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