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中共中央、国务院紧急通知
党政机关今年不安排休假
本报北京7月06日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天发出关于党政机关今年不安排休假的紧急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内，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到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除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外一律不安排休假。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今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安排本部门职工休假（国家法定的节假日除外）；
已经安排的，应立即取消。
二、各部门、各单位严禁以不休假为由，向职工发放或变相发放钱物。
如有违反，除退回所发钱物外，将对领导者和直接责任者给予纪律处分。
三、各级党政机关要切实关心职工生活，在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暑降温，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
四、各级党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应按此精神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89年07月06日

专栏：
人大常委会议昨天闭会
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
通过关于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
委员长会议建议公布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征求意见
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四委员组成调查组清查签名事件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议，对这次常委会议的各项议程作出决定。
万里委员长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今天到会的委员共131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
这次会议对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委员长会议建议：
会后将草案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再由常委会会议进一步审议。
委员们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会议经过表决，任命杨波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张凤阁、张穹、赵登举、陈振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提请，任命顾秀莲为化工部部长，免去秦仲达的化工部部长职务；
任命阮崇武为劳动部部长。
据了解，今年52岁的顾秀莲具有中专文化程度，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原为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
她在60年代曾先后在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纺织工业部科技情报所任技术员，1970年后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1973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阮崇武今年56岁，1951年后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1953年赴苏留学，1957年毕业回国后，先后在沈阳铸造研究所、一机部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市科技交流站、上海市科协、我国驻西德大使馆工作。
1983年后，阮崇武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公安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
会议还通过了其它任免事项。
表决结束后，万里委员长发表了讲话。
他说，在这次会议期间部分常委会委员提出意见，要求对胡绩伟委员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事件，进行调查。
1989年07月03日委员长会议决定：
由张承先、孟连崑、顾明、王伟4位委员组成调查小组，由张承先任组长，孟连崑任副组长，进行调查，并向委员长会议提出调查报告。
这个决定已经印发。
万里说，在这次会议期间，李桂英等11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了一项《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走私毒品、贩毒犯罪严重的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走私毒品、贩毒案件行使核准权的决定》的议案。
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委员提出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07月03日，经委员长会议研究，决定将这一议案先交法律委员会审议，然后向委员长会议提出报告，再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邹家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列席会议。

专栏：
今年财政形势严峻局面未缓解
王丙乾强调采取措施确保完成国家预算
本报北京7月06日讯
记者王锦鹄从今日在此间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头5个月国家预算执行情况仍不理想，收入增长缓慢，支出增长过快，财政形势严峻的局面尚未缓解。
据统计，今年1至5月份，国内财政收入851.98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31.7％，比去年同期增长7.6％；
国内财政支出829.8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30％，比去年同期增长15.9％；
收支相抵，收大于支22.18亿元，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会上分析今年预算执行情况时指出，1至5月份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还未真正调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3％，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增长17.7％，乡办工业产值增长24.2％，这使主要依靠国营企业取得收入的国家财政受到很大影响。
同时，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今年头5个月，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3％，实现利润下降9.2％，上交利润下降38.4％，此外，今年国家预算安排的一些新的增收措施，如征收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特别消费税等落实情况不好，也影响了收入进度。
王丙乾说，今年头5个月除少数项目财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外，大部分项目都有增加。
国家确定必须控制和压缩的一些项目支出不仅没压下来，反而比去年同期增加。
例如，行政管理费预算只安排增长2.5％，实际增长23.6％。
王丙乾认为，财政严峻形势已给实现今年预算目标带来很大压力，如不抓紧解决，不仅不利于治理整顿，缓解通货膨胀，而且将加重明年财政的困难，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为此，他要求各级财税部门认真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搞好治理整顿，千方百计组织收入，大力控制和节减支出，严格预算管理和监督，务必保证全面完成今年国家预算任务。
从现在起，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扎扎实实开展双增双节运动；
立即组织清理拖欠和占压财政收入的工作，严格税收征管，堵塞漏洞；
狠抓企业扭亏增盈，落实各项增收措施。

专栏：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
1989年07月06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的精神。
会议认为，四中全会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会议对全会的各项重要决定表示坚决拥护。
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对这个报告和国务院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示满意，对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表示崇高敬意！
对在动乱和暴乱期间坚持工作和生产岗位的广大职工，表示亲切慰问！
会议指出，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稳定是国家的大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
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中央人民政府，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同反革命暴乱分子之间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会议认为，国务院根据宪法的规定，决定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坚决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迅速恢复了首都的正常社会秩序，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合法的，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必须把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务求取得彻底的胜利。
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坚决执行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坚持宽严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该严的一定要严，该宽的一定要宽。
要严格依法办事，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严惩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阴谋分子，参与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和打砸抢烧杀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要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
对于一时不明真相而参加过游行、静坐、绝食和声援的人，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做好团结工作。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目标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要认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
要加强立法工作，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维护宪法尊严，切实监督宪法的实施。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特别是要加强对法律实施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工作的监督。
要加强法制教育，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会议认为，国务院应认真贯彻执行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积极完成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要加强廉政建设，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惩治腐败，坚决惩治“官倒”，认真做好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做出成效，取信于民。
会议指出，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许多国家的理解。
一些暂时还不理解的国家，了解了事实真相，也会逐步理解。
同时也有些国家和敌视我国的势力，有意歪曲我国形势，攻击我国为维护法律和秩序所应采取的措施，并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国施加压力，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最近，美国众议院悍然通过进一步对我国实行制裁措施的修正案。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极大的愤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
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力。
我国将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把维护国家稳定，巩固安定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自觉地遵纪守法，并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振奋民族精神，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胜利。

专栏：
台《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被北京市安全局依法拘留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获悉：
07月03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拘留了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
黄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与非法组织的头头频繁接触，同时违反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规定，混入北京大学和其他戒严地区，非法进行采访，制造谣言，发表大量挑唆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报道，并绘制戒严部队兵力部署图。
06月底，黄以台湾同胞旅游的身份又来北京，继续进行非法采访和歪曲报道。
公然与政府通缉犯、非法组织头目秘密联系，并有协助通缉犯外逃的重大嫌疑，故将其拘留。
现对黄德北正在审理中。

专栏：
外交部就戒严部队遭枪击事件复照美驻华使馆
断然拒绝美方的无理指责和强烈抗议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07月0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华秋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面交了中国外交部对美国驻华大使馆7月03日照会的复照。
外交部的照会断然拒绝了美国大使馆就6月07日在建国门外交公寓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对中国政府的无理指责和“强烈抗议”。
外交部照会指出，6月07日上午10时15分，一支戒严部队路经建国门立交桥附近时，遭到来自建国门外交公寓和路南两个方向的枪击，部队战士藏立杰当场死亡，刘汉滨等3人受伤。
该支部队被迫还击，这完全是自卫的行动。
美方却把这件事说成是“故意的，有预谋的”，这显然是无中生有，本末倒置。
照会说，来照妄称“子弹肯定是从6月06日晚被解放军部队占领的长富宫大厦中发射出来的”。
这是毫无根据的指责。
事实是，戒严部队从来就没有进驻过长富宫，发生枪击事件时，长富宫大楼内没有戒严部队的一兵一卒，根本不存在部队从长富宫向外交公寓开枪平射的可能。
照会还说，中国政府一贯遵循国际法准则，十分重视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的安全保卫工作。
事实证明，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期间，只要严格遵守北京市和戒严部队的有关法令和规定，外国使馆和馆员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将使馆馆舍和使馆工作人员寓所充作与使馆职务不相符的用途，甚至对被中国公安机关通缉的人犯提供庇护，这才真正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践踏。
照会指出，大使馆来照说，枪击事件“很可能是故意的，有预谋的”，以这种毫无根据的“可能”来进行政治交涉是极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
照会说，中国外交部已开始对上述事件作善后处理，在事情正在得到合情合理解决的时刻，美国驻华大使馆竟然节外生枝，挑起事端。
尤其不能不令人怀疑的是大使馆是在7月03日下午4时向外交部交涉的，而在前一天即7月02日就通过美国记者将此事透露出去。
外交部郑重声明：
美国驻华使馆利用这样一个本来已经得到了解决的事件大作文章，企图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完全是徒劳的。

专栏：
政协常委会分组讨论四中全会精神
拥护党中央在首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明决策
拥护全会各项决定和对党核心领导人员的调整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全国政协七届常委会第7次会议7月05日、6日分组讨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
常委们在讨论中一致拥护党中央在首都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明决策，拥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各项决定，拥护对党的核心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调整。
常委们认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于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极其重大意义。
黄翔和汤德全常委表示，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是英明果断的。
这首先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其次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
从而给党和国家带来安定团结的局面，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四中全会还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的第3代领导核心，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
一些常委认为，四中全会公报意义深远，在国内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是很大打击。
令人感到鼓舞、振奋、放心。
常委们在讨论中认为，这场动乱和暴乱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十年来，我们抓四个坚持不够一贯，甚至只有口号，没有行动。
谈镐生、吴文俊常委指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才有前途和希望。
黄甘英常委说，这次从学潮到动乱，再到暴乱，其根源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必然结果。
这几年，这种泛滥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理论、思想、文艺界都反映出来，它的实质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其目的是要搞政治的多元化，多党制。
他们鼓吹全盘西化，叫嚷要引进外国总理，并说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得恢复私有制。
康克清副主席和胥光义、罗琼等常委指出，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很大削弱，政工干部灰溜溜的，没有地位，不受重视。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积极奉献、雷锋精神的教育没有了。
一切向钱看，贪污腐化现象蔓延，黄色书刊充斥街头，暗娼卖淫问题日益严重，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结果。
许多常委在讨论中提出，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官倒问题。
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这一点不能回避。
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就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们不明真相和不满情绪，使事态不断扩大。
他们希望党中央和国务院能认真贯彻四中全会公报精神，抓好四件大事，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
为政清廉，取信于民。
徐昭隆常委说，动乱后，最关心的是改革、开放怎么办？
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如何结合，中央和国务院要有明确方针，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徐昭隆常委提出两点希望：
治理经济要统筹考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些措施要定得完备些；
加强宏观控制很重要，但要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不要管得太死。
经叔平常委说，现在主要看行动，干几件实事，这样才能得民心。
干实事，首先是惩治贪污。
另外，产业政策与地区发展政策应赶快结合，否则浪费了有限的财力。
希望中央尽快拿出实际行动。

专栏：
江泽民会见阿扎德时强调
中国大政方针不变
本报北京7月06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印度国大党（英）总书记阿扎德。
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阿扎德总书记对中国的第1次访问。
他说，阿扎德总书记是在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来访的，这也是我担任总书记后第1次接待外国客人。
江泽民赞赏印度国大党（英）和印度政府对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不干涉内政的立场。
他说，中国不会因这场风波改变自己的政策，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政党的友好关系。
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了68年，用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西方国家有些人千方百计想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办不到的，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有些国家想用经济制裁来压垮我们也是徒劳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
江泽民说，我们继续欢迎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我国进行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
我在上海工作期间同许多外国企业界的朋友讲过，我们双方之间的合作要坚持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互利和长远考虑。
现在西方有些人的做法是短视的，这对双方特别是他们自己不利。
阿扎德总书记表示，中国事态的发展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和未来。
他还转达了国大党（英）主席拉吉夫·甘地总理和他本人对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
江泽民总书记并代表李鹏总理，请阿扎德总书记转达对拉吉夫·甘地总理的问候。
宾主双方表达了进一步发展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
阿扎德总书记和夫人是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后于昨天来到北京，对我国进行短暂访问的。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朱良与阿扎德总书记进行了会谈。
印度客人将于明天离开北京回国。
（附图片）
07月0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印度国大党（英）总书记阿扎德一行。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专栏：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06月30日）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各位委员！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
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
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
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
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
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
去年0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
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
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0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
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
《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
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
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
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
比如，去年12月0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
“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
《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
“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
今年0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
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0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
方励之说：
“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
0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
0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
》的文章说：
“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
0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
比如，3月0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
03月0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
03月0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
0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
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
04月0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
0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
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
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
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
李淑娴煽动说：
“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
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
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0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
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
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
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
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
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
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
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
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
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
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
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
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
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
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
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
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
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
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
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
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
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
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
0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
“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
0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
0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
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
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
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
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
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
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
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
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
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
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
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
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
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0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
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
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
《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
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
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
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
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
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
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
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
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
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
05月0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
“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
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
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
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
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0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
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0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
第1，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第2，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第3，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
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
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
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
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
法国《世界报》5月0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
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
有的人说：
“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
有的说：
“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
有的说：
“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
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
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
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
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0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
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0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讲错了我负责任。”
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1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
“谁把你们出卖了？
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
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1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
“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
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
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
“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
张显扬说：
“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
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
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
05月0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
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
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
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0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
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
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
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
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
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
0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
0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
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
“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
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
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
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
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
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
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药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
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
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
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
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
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
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
05月0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甚至还说：
“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
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
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
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
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
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
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
0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
0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
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
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
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他还说，这是他“第1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
第2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
他们咒骂说：
“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
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
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
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
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
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
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
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
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0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
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漏了戒严的机密。
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
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
0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
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
《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
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
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
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
（一）紫阳同志不能走；
（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
（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
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待，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
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
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相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
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
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
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
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
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
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
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
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
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
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
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
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
他们说：
“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
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
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
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
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
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
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
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
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
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
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
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
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账，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
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0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
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
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
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
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
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
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
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
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
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
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
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0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
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06月0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
06月0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
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
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
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06月0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
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
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
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
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
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
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
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
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
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
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
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
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
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
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
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
“工自联”在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
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
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
他们策划利用第2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
06月0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
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06月0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
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
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
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
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
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
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
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
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
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
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
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
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
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06月0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
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
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
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
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
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
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枪劫，不知去向。
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
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
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
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
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
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06月0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
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
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
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
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
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
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
“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
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
“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
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
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
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
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
一批武器、弹药被抢。
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
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
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
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
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
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
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
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
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
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
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
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
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
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
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
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
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
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
“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
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
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
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
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
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
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
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
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
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
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
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
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
第1条　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定，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根据宪法规定，制定本法。
第2条　集会、游行、示威不得违背宪法所确定的根本原则，不得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主张分裂祖国和破坏民族团结。
第3条　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予以保障。
公民在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4条　人民政府管理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
游行、示威路线跨越两个以上县、区的，主管机关为所跨越县、区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
第5条　公民不得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单位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发动、组织和参加集会、游行、示威。
未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公民不得以单位的名义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
第6条　现役军人、人民警察、国家公务人员未经单位负责人批准，不得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
供水、供电、供气、电讯、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单位的职工，不得擅离职守，扰乱正常运行秩序，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
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
第7条　公民在道路和其他露天公共场所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其组织人应当在05日前到集会、游行、示威地的主管机关递交书面申请。
申请书中应当载明集会、游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人数、起止时间、地点、路线和组织人的姓名、职业、住址。
公民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要求，需要通过协商对话的，还应当附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对话情况的书面材料。
第8条　主管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书后，应当在所申请的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时间的四十八小时前，将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书面通知其组织人，对于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9条　主管机关对于公民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除违反本法第2条、第5条、第6条的规定或者可能直接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以及其他法律所禁止的以外，应当予以批准。
根据维护交通秩序和治安秩序的需要，主管机关在审批时或者在审批后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时间的四十八小时前，可以变更原申请或者已批准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地点和路线。
第10条　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集会、游行、示威，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和阻碍。
对于妨害、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秩序的，人民警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直至强行驱散。
第11条集会、游行、示威的组织人不服主管机关不批准的决定或者对变更事项有异议时，可以在接到决定的次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向主管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申请书的次日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决定。
第12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组织人在提出申请后接到主管机关通知前，可以撤回申请。
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经批准以后，组织人决定不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时，应当立即向主管机关申明并负责解散队伍。
第13条　经批准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主管机关应当负责维持交通和治安秩序，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顺利进行。
在游行、示威进行中临时出现不便于按原定路线行进的情况，主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行进路线。
第14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组织人应当保证集会、游行、示威按照批准的方式、人数、起止时间、地点和路线和平地进行。
集会、游行、示威的组织人必须负责维护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并严格防止围观群众进入队伍。
集会、游行、示威的组织人在必要时，应当指定专人协助维护秩序。
负责维护秩序的人员应当佩戴统一的标志。
第15条　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应当服从人民警察的指挥，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同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携带武器和易燃易爆及其他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物品；
（二）不得沿途刻画涂写、张贴标语、举持与集会、游行、示威目的不相符的旗帜、横幅和发表或呼喊与集会、游行、示威目的不相符的演说、口号；
（三）不得妨碍国事活动和国家机关正常的公务活动；
（四）不得违背社会公德、妨害公共卫生，不得使用噪声过大的工具，不得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
（五）不得以文字、图画、演说或者其他方法侮辱、诽谤他人；
（六）不得破坏公共设施、损坏公私财物；
（七）不得采取残害身体、危及生命等危险方式进行示威。
第16条　未经批准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或者经批准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在进行中改变原批准目的、地点、路线，或者发生危害公共安全和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主管机关应当予以劝阻、制止；
不听从时，可以命令解散。
不听命令，经警告无效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强行驱散。
第17条　在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主管机关可以在一定区域设置路障或警戒线，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逾越。
第18条　在集会、游行、示威过程中，对不听从人民警察的指挥，阻碍、抗拒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执勤的人民警察可以将其带离现场进行审查，或者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予以处置。
第19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机关对其组织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可以处以警告、15日以下拘留；
情节严重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者单处剥夺政治权利：
（一）未经批准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
（二）经批准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未按照批准的目的、方式、人数、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不听劝阻、制止的；
（三）非法干涉、阻碍和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的；
（四）违反本法第5条、第15条规定的；
（五）欺骗、胁迫他人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的。
第20条　对于在集会、游行、示威过程中有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违反刑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21条　在国家重要机关、重要军事设施、机场、港口、火车站、国宾下榻处、驻华使馆、领馆和其他外交代表机构等场所周边一定范围以内，公民不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前款所述的具体场所及其周边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第22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组织集会、游行、示威适用本法的规定。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未经批准不得参加中国公民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
第23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24条　本法自　年月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专栏：
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
调查征集常委签名事件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1989年07月03日）
根据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期间部分常委会委员提出的意见，1989年07月03日委员长会议决定：
由张承先、孟连崑、顾明、王伟四位委员组成小组，由张承先任组长，孟连崑任副组长，对胡绩伟委员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事件，进行调查，并向委员长会议提出调查报告。

专栏：
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的名单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的名单
1989年07月06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
一、批准任命王平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批准任命席宝山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三、批准任命杨烈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专栏：
人大常委会批准去年的国家决算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
（1989年07月06日通过）
根据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1988年国家决算的报告》，经过审议并根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
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88年国家决算，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所作的《关于1988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专栏：
全国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决定
公布游行示威法草案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今天决定，公布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研究修改，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今天为此发出通知（不另行文）。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收集本地区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基层单位和各界人士、人民群众的意见，于1989年08月10日以前，将意见汇总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通知说，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分别召开座谈会，征求中央有关部门、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法律专家的意见。
通知希望各界人士、人民群众将意见寄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汇总上报，也可以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专栏：
卡达尔逝世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7月06日电
（记者邹国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曾担任匈牙利最高领导人30多年的卡达尔·亚诺什同志，因病于今天上午逝世，享年77岁。
卡达尔生于1912年。
1956年10月事件后他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1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使匈牙利重新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
在以后的33年中他一直是匈牙利的主要领导人。
1988年05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解除了卡达尔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他为党的主席。
今年05月，匈党中央全会“因健康原因”又解除了他匈党主席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匈牙利党中央、国民议会、共和国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就卡达尔逝世联合发表的讣告，对卡达尔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卡达尔同志重视发展中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曾多次访问过我国，最后一次访华是1987年。

专栏：
戈氏在法苏首脑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共产主义并未遇到危机
法国苏联恢复军事关系
本报巴黎7月06日电
记者吕网大报道：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共产主义并没有发生危机，只有革新问题。
他对西方舆论界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导致失败的所谓分析进行了驳斥。
“说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永恒的真理只是幻想”，“有人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如果这样认为他们就错了，我们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没有放弃我们的价值、没有放弃人民政权。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没有遇到危机”。
这是戈尔巴乔夫昨天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爱丽舍宫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讲这番话的。
两位领导人对法苏关系的发展和法苏首脑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
他们还谈到了东西欧联合建设共同的欧洲大厦问题。
戈尔巴乔夫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了苏联和东欧的改革。
他指出，
“改革正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积极进行”，但他同时承认，“改革的进程是复杂的和脆弱的，还存在着出现不稳定和断裂的危险，这不仅会给本国、也会给世界带来严重损失。”
据新华社巴黎7月05日电
法国国防部宣布，法国三军参谋长莫里斯·施密特和苏联武装力量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今天在巴黎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恢复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
协议规定，1990—1991年期间，两国的“军事首脑和军事院校的代表团将进行互访”，“三军代表将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接触”。

专栏：
李铁映宋任穷看望运动员和教练员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记者梁金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和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今天下午来到国家体委训练局，看望了正在训练的13个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并高度赞扬他们在6月初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经受住了考验，过了政治这一关。
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战斗在体育战线上的同志表示慰问。
他说，体育战线在这次暴乱中立场坚定，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非常好。
他指出，离亚运会开幕还有443天，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不但要刻苦训练，而且要在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来消除当前国际上对我国能否办好亚运会的怀疑。
最后李铁映提出五点要求：
1，坚持发扬为国争光、敢于拚搏的优良传统；
2，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3，不断总结经验，严格队伍管理；
4，关心运动员身心健康和文化知识的教育；
5，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在明年亚运会上争取更高荣誉。
宋任穷在讲话中也称赞体育战线在这次暴乱中过了政治这一关。
他勉励大家刻苦训练，为国争光。
训练局局长李富荣首先向领导介绍了在座的各队领队、教练及运动员。
接着他汇报说，训练局所属项目的队员及教练员在暴乱期间从未间断过训练，他们力争完成明年亚运会上夺得60块左右金牌的任务。
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要求运动员和教练员少说空话，以实际行动报答党中央、国务院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希望。
随后，李铁映和宋任穷在国家体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观看和询问了国家女排等队伍的训练情况。

专栏：
杨尚昆签署第18号主席令
任命顾秀莲为化工部部长
任命阮崇武为劳动部部长
新华社北京7月0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1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1989年07月06日的决定：
一、任命顾秀莲（女）为化学工业部部长。
免去秦仲达的化学工业部部长职务。
二、任命阮崇武为劳动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杨尚昆
1989年07月06日

专栏：
请看“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真面目
严实
“高自联”的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在这次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整个过程中，“高自联”始终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由于斗争的复杂性，许多善良的人们并不很了解“高自联”的真实面目，现在，随着反革命暴乱被平息，随着少数人和各种势力制造、操纵和利用学潮的真相被逐渐揭露，“高自联”的反革命真面目也正在逐渐暴露于世人面前。
一、“高自联”产生的背景和组织体系
自去年上半年以来，一些高校中就有些人开始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在学生中大肆宣扬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
至去年底开始，这些人又开始制造舆论，要利用今年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和建国40周年时机大干一场。
到今年二、03月份，他们更加活跃，不断组织各种沙龙、研讨会、搞征集签名，声言要在五四掀起一场民主运动，其纲领就是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搞产权私有化。
0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去世，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煽动群众情绪的极好机会，便把原计划在五四的行动提前进行。
自去年05月开始，有人就组织了“民主沙龙”。
每周活动一次，邀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如方励之等人宣扬他们的思想。
今年04月19日，由王丹主持，在北大“民主沙龙”第16次会议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来领导他们所谓的学生运动。
这个“筹委会”由7人组成：
丁小平、王丹、杨涛、杨丹涛、熊炎、封从德、常劲。
“高自联”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学潮发展为动乱，他们自认为向党和政府进攻的时机已成熟，基于过去学潮失败的教训，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成立自己的组织系统。
04月20日，由丁小平主持，召集各校300余名学生开会，宣布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直接组织了4月22日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请愿活动。
04月23日，21个学校的“代表”在圆明园开会，成立“高自联”前身“北京高校临时委员会”，即北京高校临时学联，选举政法大学周勇军为第1任主席，成员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臧凯等。
04月28日，“临时学联”在政法大学开会，撤销周勇军的主席职务，由吾尔开希接任。
同时，“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由此正式成立。
“高自联”成立以后，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人员变化快，但骨干分子一直没有变；
二是名称变化多，衍生组织多。
如5月02日成立“对话代表团”，5月13日成立“绝食团”，5月22日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5月26日又改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主要原因一是所谓的“斗争需要”。
其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
但其骨干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郭海峰等一直活跃在各个组织之中；
二是“高自联”内部经常意见分歧，为争权夺利而发生内讧，也使得其组织不断分化。
二、“高自联”的真实面目
“高自联”从开始酝酿到成立，以至所有的活动，它的纲领是十分明确的。
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
其口号和具体目标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调整。
在动乱开始，他们就拚命攻击党和政府及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消除精神污染运动，并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平反。
在动乱中期对话过程中，提出要中央彻底否定4.26社论，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
动乱后期，他们公开提出打倒×××、打倒××，公开鼓动颠覆政府，其最终目的就是王丹5月17日在美国《世界导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建立西方化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
“高自联”也是策划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直接组织者。
从它的成立伊始，就直接参与了制造动乱的活动。
它组织了4月22日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请愿，24日开始组织全市高校罢课，组织了5月04日及其以后的各次游行。
特别是趁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一重大国事活动之机，组织了5月13日开始的绝食行动，以广大同学的生命为政治砝码，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
05月19日开始，“高自联”通过幕后渠道得知首都将实行戒严的部署后，制造了大批谣言。
说部队进京是来镇压学生的。
公布了戒严部队的番号和进军路线，煽动学生和市民堵截军车、围攻部队。
05月25日，“高自联”开会，制定了两套方案，决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政府发起进攻，他们派出了5个宣传团到全国各地串联，在全国搞统一的行动。
06月02日，他们在纪念碑前举办了所谓“战利品”展览，主要是违法抢夺的军用物品。
同时在广场的“高自联”广播中教人们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
他们与“工自联”召开联席会，制定了在全国搞打砸抢烧的计划，并准备成立暗杀团，成为制造暴乱的直接组织者。
“高自联”还是里通外国的卖国组织，是当代的卖国贼汉奸。
它一直与外国的反动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直接接受他们的资助。
据他们自己估计，要维持广场的活动，每天至少需要10万元，这样庞大的费用只靠街头募捐是不可能收集起来的。
他们的一位副总指挥称他们有1000万元经费，其中现金300万元。
国外的资金来自于美国、法国等，香港还有人在北京饭店包下房间，专门向广场随时提供各种费用。
“高自联”头头最后潜逃时，每人身上都带着数万以至十几万的经费。
“高自联”还通过外国势力给它的40名骨干每人办好了一份护照，准备一旦形势不妙就逃往国外。
他们还向西方的新闻工具提供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和消息，再通过国外舆论来欺骗煽动国内群众。
“高自联”表面高喊民主自由，实际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团伙。
其逻辑就是“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
他们制造了大量的谣言，以此来煽动群众和学生的情绪，以达到操纵动乱的目的。
在胡耀邦同志去世后，他们说耀邦是被毒死的，以此挑动学潮。
而后，他们又制造了“师大女学生被警车撞死”和“4·20新华门惨案”的谣言，欺骗不明真相的学生，组织了4月21日晚的游行。
04月22日又制造了李鹏总理答应接见学生的骗局，加剧了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05月13日又以政府拒绝对话的谎言煽动同学绝食，并说只进行30小时有限绝食，实际上只要学生一进入绝食圈子就不允许再退出，而绝食的组织者却大吃大喝。
05月20日后，连续4天在广场制造各种军队要采取镇压行动的谣言，号召群众保卫广场，进一步制造群众与政府的矛盾。
06月02日晚，又把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的三位市民说成是民主战士，是拦军车而死的，并以此为借口，策动了反革命暴乱。
06月04日，他们又造谣“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死亡几千人”，挑动群众与政府对抗。
所以，从学潮的产生，以至发展成动乱，最后发生反革命暴乱，都是“高自联”通过谣言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情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高自联”的种种表演我们可以看出，“高自联”是经过长期策划成立的，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的反革命组织。
他们以制造谣言为煽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利用群众的善良愿望，以大学生为载体，积极参与制造了动乱和暴乱，他们的真正面目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原载7月04日《北京青年报》）

专栏：
邓颖超会见山口敏夫
邓颖超重申，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绝不会因为发生暴乱或遇到暂时困难而受到影响。
山口敏夫说，在上海和北京看到市民已恢复正常生活，感到很高兴。
新华社北京07月06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邓颖超今天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前劳动大臣山口敏夫及夫人一行。
会见时，邓颖超称山口敏夫是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老朋友。
她说，“你在北京平息暴乱不久后来访，可以看出你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热心。”
山口敏夫说，在上海和北京看到市民已恢复正常生活，他感到很高兴。
邓颖超请他回国后向日本朋友介绍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中国政府有能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当山口敏夫谈到一些外国人对戒严令尚未解除感到忧虑时，邓颖超说：
北京实行的戒严与一些外国人概念中的戒严不同，也绝不像他们想象得那样严重、可怕。
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保护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劳动，外国朋友的活动不会受到限制和干涉。
山口敏夫说，中国十年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评价，可以说对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影响。
他希望中国能克服目前遇到的困难，希望中国青年与领导人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
邓颖超重申，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绝不会因为发生暴乱或遇到暂时困难而受到影响。

专栏：
金日成参观中国俱乐部
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共新班子的领导下取得更大成就
本报平壤7月06日电
记者徐宝康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今天前往中国俱乐部参观，并会见了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
金主席说，通过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各项活动，我确信，两国青年将一代接一代地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朝中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任何风浪也破坏不了的。
这种友谊是永恒的。
金日成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再次强调说，朝中两国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中国实现了稳定，朝鲜才能稳定。
金日成说，我们对贵党中央最近采取的措施，表示支持，并祝愿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新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四化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
金日成请代表团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李鹏、李先念等领导人和邓颖超同志的问候。
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李克强说，中国青年代表团来到朝鲜后，受到朝鲜人民和青年的热情款待，亲身体验到了中朝友谊牢不可破。
中国驻朝鲜大使温业湛陪同金日成参观了俱乐部。
今天参观中国俱乐部的朝鲜领导人还有李钟玉、金永南、桂应泰和许锬等。

专栏：
民族地区纪行
三个措姆
本报记者　冯媛
白玛措姆，57岁。
家居勒布，6个儿女。
措姆，48岁。
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仁增措姆，26岁。
西藏山南地区广播电视台一位采、编、播全能的助理编辑。
她们，就是记者在西藏采访门巴族时结识的3个措姆。
我们走进白玛措姆那石头为墙、木板为地的3层住宅时，她正做中饭，火塘上的铁锅里，清油已经烧热，旁边有一瓶浓香的酱油，小孙子正急不可待地抓起一把待炒的萝卜片先尝为快。
我们就势问起她家01日三餐的内容来。
她说：
“早上吃小麦面坨坨；
中午是高压锅蒸大米饭、炒菜；
晚上烙荞麦饼喝酥油茶。
有的人家也吃馒头。
本来，门巴族的传统风味是石锅烙荞麦饼，荞麦、青稞是这一带人的主食。
现在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爱吃细粮啦！
粗粮一般只喂牛或酿酒。”
“酥油、粮食、钱够用吗？”
记者问白玛措姆。
她笑了：
“家里有25头牛，母牛就19头，酥油吃不完，每年还卖250多斤呐！
现在孩子长大了，加工些木材、编竹器，每年能换2000多元钱，再买些粮食、清油、衣服。”
白玛措姆又说，“现在最缺的是辣椒，难买到还很贵。
还有就是国家供应的氆氇，已经断销5年了，我们只好换羊毛自己织。”
为我们翻译的错那县民族宗教局局长格桑普智解释道：
辣椒是门巴族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氆氇则是门巴服装的主要用料。
记者请白玛措姆介绍一下儿女们的情况。
她说：
“大儿子已分家，二儿子是乡里的兽医，小儿子和我一起住，最近给我添了个孙子。
有个女儿在外县当医生，小女儿18岁，在拉萨中学民族班读书。”
谈起她一个个可亲可爱的孩子，她显得很满足：
“孩子们长大了，我很幸福，现在什么也不缺，什么困难也没有。”
仁增措姆的话题则迥然不同了。
记者和她聊起她的经历。
1976年，13岁的仁增措姆幸运地有了个学习机会，在夜校里粗识文字的妈妈开明地让女儿远走高飞，从此，生活赐给了仁增措姆许多机会：
在边疆少数民族青年训练班开始文化启蒙、进师范学校进一步学习，粗通汉藏两种文字；
1979年，被选送到北京的民族文化宫担任讲解员。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一口结结巴巴的汉话也变成了标准的普通话；
1982年她回到山南，当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同时业余坚持自学，终于考进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成人专修班，深造了2年；
毕业即参加门珞民间文学考察组，在门巴和珞巴聚居的墨脱等地耳闻目睹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这其实是她的一次“寻根”；
然后，她又回到广播电视台，不久重操采访、编辑、播音的旧业……
13岁前，勒布山乡的淳朴民风铸就了仁增措姆璞玉般的性格；
13岁后，在飞旋的世界不断变换的位置，开发了她的才智和聪敏，赋予了她思想、知识和情趣。
仁增措姆意识到了自己对民族的义务，她发现那些自己习以为常的门巴习俗、民间情歌、萨玛酒歌有那么值得珍视的文化价值。
她开始尽其所能，整理、翻译、发表……她知道，自己是门巴族目前唯一的新闻工作者，对自己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坚持用汉文记日记、写散文练笔、勤采访和搞电视新闻摄像的爱人切磋互砺……
看到仁增措姆的书桌上有一叠新闻业务书籍，我笑问她有什么得意之作和“野心”。
她沉静地说：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
话不惊人，但她明亮的眸子流露了更多的心声。
离开西藏前夕，记者采访了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措姆。
她堪称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门巴族领导干部的代表，也是一位老新闻人物。
措姆曾任勒布区区长、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山南行署副专员。
她总想回到勒布，为改变家乡旧貌尽其所能。
但是，工作需要却使她长居拉萨。
为了让我们了解门巴族聚居的墨脱县的一些情况，措姆特地找来家在墨脱的次仁群宗、格桑卓玛和白玛曲珍（珞巴族）。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高山峡谷中，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
交通制约着那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外，群众对教育和医疗的呼声也很高。
在基层采访时，我们多次听说，措姆很重视抢救文化遗产。
门巴戏从尘封土埋中被发掘、并在拉萨雪顿节汇演中为外界所知，多亏了措姆当初的倡议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对此，措姆说：
“看到群众文化生活单调，电影少，除了过年过节唱唱跳跳外，平时就是吃一吃、喝一喝，我想到了抢救门巴戏，这还可以使年轻人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
门巴族没有文字，门巴戏是靠人们口头传唱流传下来的，现在有的老年人还知道一些，年轻人都不懂，我们必须赶紧抢救，不能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就这样消失了。”
一个民族要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要吸收现代文明的精华，措姆特别关心教育问题。
拉萨中学自1984年办起了民族班，培养西藏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
但由于领导、管理、教师等一度未落实好，有的班学生流失，在校的不安心，今年将要毕业的，去向问题尚未解决。
措姆奔走呼号，十分忧虑。
因为民族地区需要人才呵，比如勒布虽然建立了卫生所，但因缺乏医卫技术人才，群众还是颇感不便。
勒布8个门巴族村子散居在沿娘姆江的几十里河谷，现在却只有一所公办小学。
谈到最后，措姆说：
“人，没有文化，就不会重视自己民族的历史。
这个道理我是在出来见了世面之后才懂得的。
没有教育，也不会有民族进步和真正的民族平等。”

专栏：
党的生活
为政清廉“一班人”
——记中共河北省宣化县委
王克强　孙荣跃
地处燕山山脉西部的河北省宣化县，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1986年开始甩掉吃财政补贴的帽子，1988年上缴财政收入430万元，人均收入也由1980年的76元达到1988年的488元。
干部群众高兴地说，宣化的变化虽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县委常委为政清廉，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农转非”年年是全县干部、群众格外关注的一件事，每年全县的农转非指标不过22个，而县直单位就有1／5以上的干部、职工家属是农业人口，乡、镇这一层就更多了。
这几年来，宣化县“农转非”实行了“指标公开、条件公开、手续公开、结果公开”的办事方针，同时制订了“离退休干部优先、长期坚持在农村第1线工作的干部优先、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优先”的政策，并尽量照顾确有困难的干部、职工。
去年的“农转非”指标，就有一半给了长期在山区乡、镇工作的干部，一半给了县属工矿企业和县直单位的科技人员、教师、炊事员、门卫等。
因而，群众满意。
从1985年以来，县委常委们没有一个为亲属解决“农转非”问题。
宣化县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了各种廉政制度。
如在刹吃喝风时，县委给自身规定了“约法三章”：
到基层工作时不吃招待饭、不喝酒，交足钱和粮票。
与此同时，县委常委们还将报纸上刊登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接待中不摆烟酒的通知》剪下来，人手一份，下基层工作时随身携带。
今年05月，县委书记牛守山，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刘永德等到塔儿村乡了解旱情和播种情况。
从乡所在地步行到几个村子的田间地头察看完，乡里的同志诚恳地请他们和大伙喝点酒，叙叙旧。
刘永德照旧拿出《通知》，说服了他们。
宣化县委坚持实行述职报告制度，让每个县委常委的工作实绩和为政清廉情况在群众面前曝光。
一到年底，每个县委常委都要将自己全年的工作，尤其是在为政清廉方面的所作所为，实事求是地写出书面总结，并在自我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年终县委常委生活会，进行集体评议。
尔后，召开县直局级干部和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部分干部、群众代表参加的大会，由县委书记、县长做述职汇报，其他县委常委做书面述职汇报。
参加大会的干部、群众，根据每个县委常委的述职汇报和实际情况，进行民主评议。
最后，由与会者投信任票。
近几年来，县委主要领导得信任票率在98％以上，其他县委常委也在85％以上。
县委书记牛守山，家中多年前购置的人造革面沙发破旧了，他爱人自缝沙发套将其遮掩起来。
彩电、冰箱这些现代化的家用电器至今与他们无缘。
他的家庭负担重，不少人都知道，想为县委书记“作点贡献”的更是大有人在，但牛守山始终把握着一个原则：
出格的事一丝一毫也不干。
他到外地的两个单位洽谈工作，对方分别赠送了一套高级茶具和一条玛瑙项链，都立即交公。
他因患重病到北京动手术，自己需开销300多元，有关部门考虑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想给予报销。
牛守山得知后，马上予以制止。
县委副书记、县长武永盛一上任，就在大会上公开表态：
“大家选我当县长，我希望全县30万人民监督。
我在任职期间，绝不以权谋私。”
他说到做到，任职近5年，没为一个亲朋好友谋求过什么私利。
他爱人的弟弟在当地一家企业当炊事员，每天早出晚归，工作比较辛苦，弟媳颇为抱怨，多次要求丈夫去找当县长的姐夫，给他调换工作。
武永盛给他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并拒绝了他的要求。
主管政法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生金，坚持原则，从不为人情所动。
县公安局有个干警借工作之便帮助走私分子倒卖黄金，并接受了贿赂。
群众检举了此事，这个干警自恃与李生金是同乡，认为只要求个情便能够大事化小。
不少人也帮着说情，李生金得知后，拒绝了来自各方面的求情，带领公安干警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侦破，将案情查了个水落石出，并依法对这个干警进行了处置。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乔秀，带头报名到贫困山区的段家堡乡李家良村扶贫。
他始终住民房，到农民家中吃派饭，与农民一起劳动。
想方设法加快贫困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
乡里、村里的干部、群众怀着感激之情，多次要宴请他，给他送土特产品，都被他婉言谢绝。
住房分配历来是最难办的事情之一。
但宣化县近几年的住房分配却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同样也是县委常委们能起模范作用，并提高了分房工作透明度的结果。
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刘永德，在主持县直单位住房分配工作时，按分房的有关规定，他应该分到宽敞些的住房。
但他执意不肯，反复表示要把房子分给最困难的同志。
领导的表率作用，再加上“公开、公正”的住房分配方案，刘永德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住房分配工作。

专栏：
门巴族妇女装束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前面围一块白氆氇。
这种白氆氇一般都是自己织。
图为白玛措姆的小儿媳次仁曲珍在织白氆氇。
本报记者　冯媛摄

专栏：
深情的呼唤　意志的拚搏
——首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侧记
新华社记者　方政军　本报记者　徐运平
05月的武汉三镇，春光明媚。
在这风和日丽的季节，全国各地353名残疾人优秀职业选手汇集这里，参加全国首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赛场上，交谈中，记者深深地感受到残疾人那震撼心灵的顽强生命力！
他们用超乎健全人百倍千倍的血汗，谱写出一首首奋力拚搏、催人泪下的歌。
参与就是成功的一半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充分显示职业技能”。
赛场门口的横幅反映了选手们的参赛心理。
新疆代表队的肢残青年刘仁怀是国营天山服装厂的助理工程师，新婚燕尔，参加比赛是他蜜月中的重要项目。
他说：
“虽然这次比赛成绩不太理想，但参与就是成功的一半。”
小刘在选拔赛中曾获新疆缝纫组第2名。
他今年设计的裁剪样板服装已参加1989年全国服装春夏流行趋势展览，其中4种新款式获得鼓励奖。
拄着双拐的吴宏泽是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技师，他从收音机赛场下来并不因未能进入前三名而灰心。
35岁的吴宏泽曾于1985年获第2届世界残疾人职业技能比赛这个项目的铜牌。
他在评价这次比赛时说：
“这次比赛规模大、水平高。
我想名次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充分显示了残疾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参与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
我们同样拥有这个世界
辽宁队32岁的徐建光坐在赛场的计算机前，很难看出他是一位肢残人。
随着他飞快的手式和按键的“嘟嘟”声，屏幕上闪电般显示出一串串字符。
在规定时间内他第1个完成了建立办公室自动化数据库的试题，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
赛后他对我谈起了他的艰辛历程。
1978年和1979年他两次以优异成绩通过高考，却因为残疾而被刷了下来。
失望并没有使他绝望。
他说，生活告诉我，唯有矢志不渝地奋斗才能生存。
从失望中爬起来，他决心在自学的崇山峻岭中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寒来暑往，到第3个年头他含泪捧到了电大电子专业毕业证书。
1984年被沈阳市人事局招聘为鼓风机厂计算机技术员，去年初被晋升为助理工程师。
徐建光在回顾自己的曲折经历后说：
“有志者事竟成，世界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获得电视机修理第2名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钟胜利与徐建光有着相似的生活道路。
这位42岁的肢残选手精力充沛、谈锋颇健。
“谁不服气，我建议下次比赛也让健全人选手参加，这才是真正的平等竞争。”
话出有因。
那是1985年他在哥伦比亚第2届伤残人职业技能比赛上获得电视机修理项目银牌载誉归来时，厂里有人风言风语：
“没什么了不起，矮子中的高子。”
他没吭声。
去年他毅然参加了由全国电子协会举办的全国“昆仑杯”电视机修理比赛，一口气拿下北京预赛第1，全国第一！
他以行动证明了他的话：
“残疾人身残志不残。
我们不求特权，但求平等。
只要有志气，不屈服于逆境，我们同样拥有这个世界！”
台湾残疾人的心愿
在竞赛期间的残疾人联欢会上我认识了台湾代表队领队翟平洋。
见面时他用双臂用力把我拥住——他没有双手！
他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们一见如故。
翟先生是台北“自强创业楷模，”台湾《残障人》杂志的发行人。
他告诉我，台湾叫残障人，残而不废、障而无碍。
提倡残疾人自助助人，自强自立。
翟先生激动地说：
“去年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成立时我去北京参加了成立仪式。
我为中国拥有亚洲最大的残疾人康复中心而自豪和感动！
这次中残联邀请我们5人来观摩，我们一下来了12人。
第1次组团参加这样的活动，十分兴奋。
请转告我们的心愿：
希望下次我们的选手能与大陆选手一道比赛。
争取在第3届世界伤残人职业技能竞赛中携手为中国人争光！”
残疾事业的呼唤
呼唤立法。
残疾事业的发展需要法律保障。
我国宪法和去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对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以及残疾人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但如何落实、体现？
为此，残疾事业呼唤《残疾人社会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以及《方便残疾人的城市道路和公共建筑设计规范》等法规的早日出台。
呼唤宣传。
要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事业的关心，离不开宣传。
在这方面，新闻媒介应给予大力支持。
福建省残联负责同志说他们准备在一家省级电视台搞一个专题，因对方要价一万而告吹，想通过几家报刊搞一次“征文”，也因资金不足而告吹。
北京残联的负责人发出同样的感叹：
残疾事业的宣传真难！
呼唤社会。
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有5164万残疾人，平均每五户中有一户就有残疾人。
这些残疾人的教育、就业、康复以及生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残疾人本身应奋发、拚搏，同时更需要一个温暖的生存空间和自强自立的广阔天地。
只要社会伸出温暖之手，残疾人队伍中将会涌现出更多的强者！

专栏：
维护宪法尊严　保障宪法实施
——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的体会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王叔文
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纲领性文件。
这一讲话，高瞻远瞩，精辟地分析了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根源和性质，科学地总结了过去，展望了未来，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这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就清楚地表明，这场反革命暴乱，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我国的宪法。
我国宪法的《序言》明确规定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时，宪法在第1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雄辩地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反革命暴乱分子要打倒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破坏我国宪法的根基，使中国各族人民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使社会主义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这完全是违反全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根本利益的。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还高度赞扬了首都戒严部队的丰功伟绩，指出他们是国家的捍卫者，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我国宪法第29条明确规定，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我国宪法第89条还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
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根据国务院的戒严令，忠实履行了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
在执行戒严任务中，人民解放军一再采取了忍让、克制的态度，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采取了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事实清楚地表明，人民解放军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国家的钢铁长城，宪法的忠实捍卫者。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了必须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对保障宪法的实施，也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宪法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除上述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外，还规定了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例如，宪法第18条规定，外国的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经济组织进行经济合作，它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
因此，坚持改革开放，这既是我们党的既定方针政策，也是我国宪法的庄严规定，是要继续坚持予以贯彻执行的，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了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维护宪法尊严，切实保证宪法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宪法第28条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肆意破坏宪法和法律，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少数暴乱分子，必须依法惩处。
同时，要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广大不明真相、受蒙蔽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包括进行宪法和法律的教育。
通过宪法和法律教育，使他们正确理解宪法、法律的内容和精神，更重要的是树立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观念。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
但不能把它理解为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都是不存在的。
其一，我国宪法在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了充分规定和切实保障的同时，又规定了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所必须遵守的原则。
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作这样的原则规定，完全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是十分清楚的。
其二，为了保障公民正确地行使权利和自由，需要遵守有关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
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婚姻自由，同时，国家又制定了《婚姻法》，对婚姻自由加以具体化，对结婚年龄、结婚登记、一夫一妻、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重婚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就能保证公民能够正确地实现婚姻自由。
我国虽然暂时还没有关于游行示威的全国性法律，但是，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包括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并根据宪法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了案。
这些地方性法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执行和遵守。
由此可见，公民在行使游行示威自由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不能把它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就会给法制和社会秩序带来危害，甚至被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所利用。
列宁曾经讲过：
“极小的犯法行为，极小的破坏苏维埃秩序的行为，都是劳动者的敌人立刻可以利用的漏洞。”
这次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的游行示威，破坏了社会稳定，为暴乱分子所利用，再一次证明了列宁上述论断的正确。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行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宪法还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这些规定，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分重要。
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需要进一步加强宪法的宣传教育，树立遵守宪法的观念和习惯，维护宪法的尊严，切实保证宪法的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并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斗争。

专栏：
《中外比较文化丛书》介绍
由著名学者季羡林、佛克玛〔荷〕为学术顾问、乐黛云任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化丛书》首批五本：
《〈庄子〉与现代主义》、《“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生命之树与精神之树》、《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西方文化也成果累累。
二者由于历史上“中国本位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阻隔而形成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
孰长孰短，自“五四”以来绵延至今，争议迭起。
其中，虽有爱因斯坦、李约瑟、汤因比、容格、普利高津以至海德格尔的“沟通”工作，但毕竟凤毛麟角，隔膜仍然存在。
就是在中国，如著名学者钱钟书等人“打通中西”的开拓性工作的努力，也在好些“打破传统”的青年学人中激起“反感”。
要么“西化”，要么“国粹”，对立双方互不相让。
如何解决这种僵局？
只有进行比较。
从这套丛书首批五本的内容看，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如《“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一书认为：
中国“天人合一”抵御宗教势力的强大功能，西方“神人合一”造就崇高境界的自觉意识；
前者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后者突出灵与肉的冲突……都有着“互补”的功能。
正如丛书编者在《序》中所说：
沟通，已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区范围，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比较研究已让位于东西方文化体系互为参照系、“互为主观”的比照和探寻。
（赵平）

专栏：
介绍一本重要的《尚书》学著作
裘锡圭
刘起釪教授所著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专著从第1章“最早的《尚书》”到第8章“现代的《尚书》整理与研究”，介绍了《尚书》本身的历史和历代传习、研究《尚书》的情况。
第9章“《尚书》的各种传本”，是修订曾经发表在《史学史研究》杂志上的三篇文章而成的，对从汉石经以来的《尚书》的各种传本作了详尽的介绍。
刘先生曾长期从顾颉刚先生治《尚书》。
顾先生去世后，他一直在撰写由顾先生发凡起例的巨著《尚书校释译论》，为完成老师的未竟之业而努力。
此外，他还依据多年来积累的关于《尚书》的丰富资料，撰写了一部详尽的《尚书学史》，最近，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由他来写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这本书，是再合适没有了。
《尚书》有今文本、古文本和伪古文本，成书和流传过程极为复杂。
由于《尚书》在古代的崇高地位，历代关于《尚书》的著述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
作者在不多的篇幅里，就把《尚书》本身的历史以及历代传习、研究《尚书》的情况和时代特点介绍得既全面又清晰；
在对待资料方面做到了取精用弘，在论述问题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充分体现了他在《尚书》学方面的深厚功力。
作者还着力于把《尚书》的历史和《尚书》的研究史放在古今学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论述。
这也是一个很突出的优点。
因此，读了本书以后，不但能很好地掌握住各个时代的《尚书》学的特色，而且还能大大加深对我国学术发展史的认识。
举个例子来说，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完了第5章“宋代承用伪《古文尚书》提出新解建立‘理学’与展开疑辨”以后，一定会感到对宋代学术史有了比过去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其他各章都能起类似的作用。
第9章提供了关于《尚书》传本的丰富资料。
其中的很多内容，如对《尚书》的各种石经本和隶古定写本的全面介绍，对于研究者极为有用。
一般读者从这一章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例如第1节对历代石经的介绍既全面又清晰，第2节对“隶古定”一词的解释极为精确（见215—216页），如果去看别的有关的书，恐怕要看很多种书，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这些知识。
《尚书》研究存在着一些目前尚难彻底解决的问题。
作者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是很慎重的。
例如关于伪《古文尚书》的作者问题，作者在指出现有各种说法都有漏洞之后，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去勉强定一人。
既然无确证可以论定它，那就只要知道伪古文是晋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行了，没有必要非找出这位作伪的某个人来不可”（102页）。
这是很客观的态度。
但是对有的问题，作者的处理方法似乎尚有商榷余地。
例如，伪古文出现之前、东汉至魏晋传习的《古文尚书》，究竟是什么样的本子？
它跟西汉的孔安国本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作者认为这个本子是杜林根据他所得的“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改写当时所能见到的《尚书》即今文二十九篇的各篇”而成的，“是按照古文字体将今文加以改写的古文本”，跟西汉时的孔安国本无关（38—39页）。
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把这一说法作为定说介绍给读者，恐怕就不一定妥当了（参看马雍《尚书史话》29页）。
又如，今本《书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作者把《书序》出于张霸“百两篇”之说作为定说介绍给读者（32页），恐怕也不一定妥当。
不过这些都无伤于此书的大体。

专栏：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问题研究》即将出版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由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杨爱群撰写的《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问题研究》一书，对利用外资的基本形式选择、外商投资环境、外资投向与产业结构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技术引进的国产化以及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战略调整等问题，作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
该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博阳）

专栏：
大力加强对信息科学的研究
乌家培
现代社会中，信息已成为独特的生产要素
随着科技进步，信息日益变成重要的资源。
与物质、能量这两种资源不同，信息资源向世界提供的不是材料或动力，而是知识。
这种“软资源”的特殊作用在于增大物质、能量之类“硬资源”的效用，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
如果说硬资源不能再生，是有限的，那么软资源却是无限的，可以不断再生，甚至自生。
信息已成为生产或生产力的要素。
无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力，还是三者的结合，越来越离不开信息的作用。
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加工、劳动资料的改进与变革，要依靠信息及其运用。
劳动力的素质更主要地决定于智力，即劳动者具备的经验、技巧、知识、智慧等信息方面的条件。
信息还体现在生产中的科技与管理上。
依附于和渗透在其他生产要素的信息，逐渐游离出来，而成为独特的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金和劳力，而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则是信息，即知识或智力。
由于信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各国政府纷纷建设信息系统。
以电子计算机与远程通信相结合为特点的信息系统，是为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服务的。
每个国家、部门、地区、企业都在建立自己的管理信息系统，使其发挥“神经”系统的功能。
信息系统网络在全世界的发展，把人类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信息与信息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统计信息与统计信息系统占居着重要的地位。
统计信息所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但并非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
在全部社会经济信息中，除统计信息外，还有与它相并列的计划信息、会计信息、各种业务核算信息，以及非核算的市场信息、决策信息，等等。
统计信息是一种数字信息。
除数字信息外，还有文字信息、图象信息等，其中文字信息约占全部信息的2／3以上。
统计信息又是一种事后信息。
除事后信息外，还有反映当前动态的现状信息和说明未来变化的预测信息，事后信息充其量只占全部信息的1／3。
所以，统计信息只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一个特定部分。
信息与统计信息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现代社会信息系统已形成独立部门
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存贮、传递、管理，即信息处理全过程，是狭义的信息工作的内容。
由于现代社会信息量激增，信息的复杂程度不断加大，信息处理的人工方式已不能适应需要，正在逐步向电脑化方向发展。
广义的信息工作，是生产和分配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活动。
按这种理解，科研（生产知识）、教育（传授知识）、出版（分配信息），以及新闻、广播、图书馆、档案库等工作，都属于信息工作。
为了多快好省地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信息工作的重要内容。
信息工作的外延，还可扩大到为生产和传播信息提供技术支持的活动，如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等的制造工作。
这类活动的成果虽非信息产品，但是信息产品的生产基础。
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经济活动从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还使信息活动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信息工作部门。
有一类信息部门是完全独立的，其工作成果已采取商品形态，如信息咨询服务业、数据通信业，等等。
还有一类信息部门依存于非信息部门内，其工作成果不采取商品形态，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还是相对独立的，如政府、企业内部的信息机构。
信息部门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198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由信息活动创造的部分只占15％，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50％，同年我国劳动就业总人数中信息工作者只占8.8％，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0—55％。
统计工作对客观事物进行大量观察，就其总体的数量方面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研究，提出统计报告，为计划、决策和管理服务。
所以，这是一种信息工作。
但是，信息工作不限于统计工作，其范围远比统计工作广泛。
我国的统计工作历史久、发展快，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十年多以来，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但是，我国的整个信息工作，由于未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它的重要性，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
例如，与印度相比，他们建立国家信息中心，比我国早10年，这个中心的科学家和职员人数，比我国多2.5倍。
由于信息事业的发展，向统计部门提出了建立信息产业统计的任务，而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的建设，则为统计信息系统自动化提供了可能性和物质保障；
反过来，统计工作的发展，也使其他信息部门有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统计资料可供利用。
深入开展信息科学的研究
信息科学以信息问题为研究对象，起源于19世纪末对通信问题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申农创立了信息论，这是狭义的信息科学，它研究信息的度量方法与传递原理，实质上还是一种通信理论。
信息科学则是广义的信息论，它与申农信息论不同，不仅研究信息的语法（形式）方面的因素，还研究信息的语义（内容）和语用（效应）方面的因素，而在语法信息的研究中，不仅研究不确定性中的随机因素，还研究模糊因素和偶发因素。
信息的识别、提取、表示、变换、存贮、传递、加工、控制和利用等问题，都是信息科学研究的内容。
信息科学的宗旨在于通过获取系统（事物）的信息来认识系统，和借助信息对系统的反作用来改造系统，使其优化。
在一定条件下，为达到某种目标成功地利用信息的能力，就是常说的智能。
智能论是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信息模型和信息方法（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有效的科学方法论，适用于各种问题的研究。
统计科学是与信息科学完全不同的另一门科学。
统计科学有数理统计学与社会经济统计学之分。
前者以概率论和大数定律为基础，采用抽样法，根据观察的样本资料推断总体特征。
后者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进行统计观察和统计计算。
统计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早于信息科学。
而信息科学的问世，则是本世纪中叶的事情，比统计科学要晚二三百年，而且至今仍未成熟，它的边界如何确定尚有争论。
但是，信息科学与统计科学之间还是有某种联系的。
这种联系表现在数理统计方法对信息论产生的历史作用上。
概率论作为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引入于统计研究后，产生了统计科学中的数理统计学，引入于信息研究后，又产生了信息科学的初始形态信息论。
任何迥异的科学，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类同之处。
这正是科学谱系的连结点之所在。

专栏：
《广告学原理与应用》将出版
《广告学原理与应用》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阐明广告学原理与应用的著作。
作者对广告学的基本理论、广告原理和我国广告的起源与演进、广告与企业管理、广告与新闻、广告与消费者行为、广告实施过程中的策划程序、创作设计技巧和基本要求、以及广告效果测定和广告的组织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本书由宋顺清、刘瑞武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专栏：
谁是人权的真正捍卫者？
史云
一度充斥首都的“要人权”的喧嚣声随着暴乱被平息而沉寂下来后，凡是正直的人们，恐怕都能以亲历的事实，回答到底谁是人权的捍卫者，谁是人权的践踏者。
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以理性的思维和法律的观点对人权问题作出分析，揭露国内外邪恶势力在“人权”幌子的掩盖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权，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特权提出来的。
他们认为，人们具有“天赋”的各种基本权利。
进入本世纪后，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部国际性人权法律文件《世界人权宣言》。
随着大批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国际人权理论不断注入了新的内容。
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民族自决权，对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处置权等，把集体人权摆到重要地位，突破了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权概念。
1986年，在第3世界国家的不懈努力下，联大又通过了《发展权宣言》，确认了一个国家发展利用自己的经济文化、财富资源而不受侵犯的权利，使集体人权概念得到新的发展。
此外，联合国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决议、宣言和公约。
40余年来，国际人权问题不断演变、发展，人权已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也集中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愿望。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问题。
在国际上，始终赞赏和支持联合国为维护人权所做的工作和努力，加入了七个国际人权公约并积极履行义务。
我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外来侵略占领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促进第3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都给予鲜明的道义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援助，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国内，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我国制定的宪法、法律使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人身自由，以及妇女、儿童、老人和社会生活等各项基本权利有了切实保障。
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就基本上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吸毒、买卖人口、包办婚姻等丑恶现象。
1959年又彻底铲除了极其野蛮、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使百万农奴摆脱任人奴役的人身依附的桎梏，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国还始终不懈地大力发展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他们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目的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从根本上进一步保障我国公民的人权表现。
当然，我国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还不十分完备，在维护人权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从国家主席到普通公民，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国家法律荡然无存，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努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上述状况得到了改变。
现在，我国在维护人权方面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一些早已绝迹的侵犯人权的陋习，如卖淫、买卖婚姻、雇佣童工等现象又在某些地区死灰复燃。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通过民主和法制手段，使人权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
人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具体规定，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的实际状况，都必然受制于该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
所以，没有也不可能有为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抽象的人权模式，公民权利只能是具体的、现实的。
与此同时，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又必然伴随着对权利的限制。
每一个公民在实现自己的权利的同时，不能因此损害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
所以，人权只能是相对的、有制约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
企图得到一种不尽义务的权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鼓吹绝对的、抽象的人权的极少数人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煽动非法罢课、游行示威、静坐绝食，严重干扰了他人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殴打以至杀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这哪里还有民主、人权可言？
这一小撮暴徒，口口声声“要民主”、“要人权”，干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反人权”的勾当；
他们口口声声高喊“爱国”，干的却是里通外国，其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以“人权卫士”自居，干涉别国内政，是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惯用的伎俩。
在我国政府平息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会借口“维护人权”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就是最新的实例。
动乱发生后，美国总统就多次声称：
“支持中国示威学生要求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其中包括和平抗议和表达的自由”；
“美国将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和其他地方寻求民主的人们”。
国会通过支持所谓中国“民主运动”的决议，叫嚣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保护基本人权的自由和开放的政治制度”。
06月04日我国采取坚决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美国政府更是恼羞成怒，带头对我国采取“制裁措施”，施加压力。
在我国依法处决11名罪大恶极的暴徒后，美国又进而宣布“暂停”双边高级官员互访，并要国际金融机构“推迟”对我国贷款，露骨地对我国进行恫吓和干涉。
美国以人权为名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是所谓人权的“国际保护”论。
人权是属于“国际保护”还是属于“一国管辖事项”，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凡是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犯别国的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个人人权，都属于国际问题，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
对别国和在本国内实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灭绝、贩卖奴隶，大规模地制造、驱赶和迫害难民以及搞恐怖活动等，都是应禁止的侵犯人权的国际罪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符合国际法准则。
但是，尊重公民权利，保护少数民族、妇女、儿童，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惩处等，都是受主权国家国内法规范的，均属国内管辖事项，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
因此，无论是我国所谓的“西藏问题”，对反革命犯罪分子魏京生的依法判刑等，还是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都纯属“一国管辖的事项”，美国无权借口人权问题进行干涉。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到处指手划脚，好像只有它才是人权的维护者。
那末，我们不妨来看看事实。
臭名昭著的反共、反华的麦卡锡法案，世人至今记忆犹新；
在美国解放黑奴宣言发表100多年以后，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仍然严重存在。
当劳动人民在行使言论、集会、结社、示威等自由权利危及垄断资本统治时，美国政府出动军警残酷镇压的事例，更不胜枚举。
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俨然以“国际宪兵”自居，一贯支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悍然出兵侵略朝鲜、越南、格林纳达等许多主权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别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阴谋颠覆活动。
这就是美国“人权卫士”的真相。
它在人权问题上，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美国如此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目的究竟何在？
以美国国会为靠山的“全国争取民主赠款基金会”主办的《民主杂志》两主编之一拉里·戴蒙德一语泄露天机，他说，美国在促进世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中，对于共产党国家的任务是让这些国家的“民主分子”建立起网络，“创办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突破统治（这个国家的）党和政府在信息、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从而“缩小政府的权力”，最后“接管政权”。
请看，这位谋士披露的方略同中国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人的行动纲领何其相似乃尔。
由此不难明白，美国借口人权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就是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高自联”、“工自联”之类的非法组织合法化，进而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
但这完全是徒劳的。
不过，我们倒可以从这一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中获得深刻的教益和启示。

专栏：
图为朝鲜人民军同农庄员一起研究科学种田

专栏：
域外社情
引起轰动的奥乔亚贩毒案
本报记者　朱满庭
半个月来，古巴政府追查以奥乔亚将军为首的一些高级将领参与国际贩毒活动一事，成了西半球的大新闻。
这一案件是古巴革命胜利后发生在军内的最大案件，案情又与美国和拉美国家敏感的国际贩毒相关，因此，不仅古巴老百姓十分震惊，国际社会也为之轰动。
奥乔亚是古巴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将领。
作为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在马埃斯特拉山打过游击。
在安哥拉战争中，任古巴驻军的第2号司令。
因有“战功”，在古巴5名“共和国英雄”中，排列第4。
案发前，他即将调任古巴军力最强大的西部第2军司令。
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将军却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堕落成一名贪污、走私、贩毒的罪犯。
06月12日，奥乔亚和他的助手马丁内斯突然被捕。
接着，内务部的几个高级军官也锒铛入狱。
奥乔亚对自己的犯罪活动已经供认不讳。
06月22日，古巴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以社论形式，详尽地披露了奥乔亚等人参与国际贩毒的事实。
据报道，1986年，奥乔亚在武装部队部担任负责与外军联络的领导工作时，他的助手马丁内斯上校告诉他，一个美籍意大利人建议他参加贩毒集团的“洗钱”活动。
所谓“洗钱”，就是把非法收入通过某种方式变成合法收入，是贩毒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奥乔亚欣然同意，但由于他们不懂“洗钱”，此事也就作罢。
后来，在奥乔亚的授意下，马丁内斯结识了哥伦比亚人巴雷哈，巴雷哈告诉马丁内斯，他的头头是哥伦比亚最大贩毒集团的首领巴勃罗·埃斯科巴尔，并建议马丁内斯搞一份假护照，到哥伦比亚与埃斯科巴尔会晤。
当奥乔亚打听到内务部MC局的托尼·拉·瓜迪亚上校也和哥伦比亚埃斯科巴尔的手下有接触，便派马丁内斯与托尼接头，从此，这两伙不同系统的军人开始合作从事贩毒活动。
在托尼等人的帮助下，马丁内斯于同年05月持假照进入哥伦比亚与埃斯科巴尔见面。
埃斯科巴尔提出，如果他们帮助向美国转运毒品，每公斤可卡因可给1200美元的酬金。
他们还商议好将毒品偷运进美国的办法。
没想到第1次毒品转运，因运毒船船长被人杀死而未能实现。
古巴当局认为，马丁内斯的哥伦比亚之行，是他们犯罪活动最为严重的情节之一。
因为，作为现役军官，又是一位著名将领的助手，如果被哥伦比亚破获抓到，就会给古巴带来难以洗刷的污辱。
事实上，据马丁内斯交待，他对埃斯科巴尔每每谈到他的“首长”。
据此，埃斯科巴尔完全可以将“首长”理解为古巴高层领导。
托尼在内务部主管MC局的工作。
MC局是古巴为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设立的一个秘密外贸部门，有权与国土防卫部队和航空部门协调工作。
正是利用这些职权，托尼和他手下的几个人得以秘密地进行毒品转运。
他们一方面与奥乔亚合作，一方面又单独与哥伦比亚毒贩挂钩，接连得手。
据古巴当局现在掌握的情况，截至今年04月，托尼一伙共搞了19次转运活动。
其中4次失败，15次成功。
估计运进美国的毒品，光可卡因就达6吨。
古巴当局从托尼等人家中查出上百万美元赃款。
托尼在4月底曾将5万美元交给奥乔亚，奥乔亚则把这笔钱通过马丁内斯存放到古巴驻巴拿马的一位官员的保险柜中。
据认为，古巴这次揭露奥乔亚等人的贩毒问题是针对某种国际背景的。
近年来，美国不断指责古巴和巴拿马军人合伙从事国际贩毒，而且说得相当具体。
另一方面，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也声称与古巴军方有过合作。
这使古巴的国际声誉受到损害。
古巴这次坚决揭露奥乔亚等人似在向国际社会表明，古巴是绝不允许从事这种肮脏交易的。
美国报刊甚至认为，这是古巴对美国的一个姿态，表明古巴在反对毒品问题上可以与美国进行合作。

专栏：
看美国政府怎样践踏人权
吕其昌
编者按：
本报6月28日刊出《看美国政府怎样镇压示威群众》一文后，社会反应强烈。
今再刊出吕其昌同志寄来的《看美国政府怎样践踏人权》一文。
在60年代、70年代，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各阶层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运动，以及青年学生争取自由、民主的校园运动此伏彼起，如火如荼。
然而美国历届政府对这些运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这是美国书刊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不容否认的。
近来，美国政府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一方面对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大肆造谣、诬蔑和恶毒攻击；
另一方面又为极少数反革命暴徒鸣冤叫屈，把自己装扮成“维护人权”的救世主。
这是美国政府玩弄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
伯明翰事件　肯尼迪总统下令镇压
1963年05月02日至7日，伯明翰市的黑人接连举行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游行，警察用木棒、警犬、高压水龙、催泪弹进行镇压，先后有3000多人被捕。
08日，华盛顿州政府向该市派出配有催泪瓦斯、轻机枪和卡宾枪的骑警警戒；
市政府当局并以组织示威游行未经许可为由，逮捕了马丁·路德·金等20多名黑人领袖。
后来，他们分别被判处180天监禁和100美元罚金。
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指示国防部长命令“受过控制骚乱训练的武装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并派遣2000名联邦军前往伯明翰市郊待命，还纵容种族主义分子枪杀了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
在5000名黑人举行的埃弗斯葬礼的示威中，400名国民警卫队，在市长指挥下大打出手，74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黑人区暗无天日　武装警察反复扫荡
哈莱姆是美国著名的黑人贫民窟，位于纽约。
1964年07月16日，警察在这里无故枪杀1名15岁黑人少年，激起黑人群众的极大义愤。
数千名黑人青年走上街头，同警察进行了6昼夜的搏斗，警察开枪镇压，3名黑人被枪杀，100多人受重伤，108人被捕。
同年08月11日，警察在洛杉矶市瓦茨黑人区，逮捕弗赖伊兄弟等7名黑人青年，激起黑人公愤。
7000名黑人涌上街头示威游行，市警察立即派出直升机，1万名国民警卫队员出动，以“恢复法律和秩序”。
15日，联邦政府又调一个步兵师，使镇压黑人的军警达到2万多人。
他们用刺刀、步枪、机枪、催泪弹、坦克和直升机包围整个瓦茨区，并派300名武装警察反复在黑人区进行“扫荡”。
17日到20日，1.5万名军警设路障、架机枪，继续搜捕和屠杀黑人。
在11天中，有28名黑人被杀害，有1032人被打伤，4270人被逮捕。
为享选举权　鲜血满地流
1965年01月亚拉巴马州小城塞尔马在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鼓励下，开展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01月19日，该市黑人三五成群地前往选民登记处，但遭警察镇压。
不到一个月，被捕黑人达3500人之多。
为了声援塞尔马的黑人斗争，该州的蒙哥马利市和马里昂县的黑人，也展开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02月28日，骑警在马里昂枪杀了示威的黑人木工杰米·杰克逊，3月03日，黑人为杰克逊举行葬礼，并决定举行抗议进军，但地方政府以“危害公共治安”为名下令禁止。
03月07日，600名黑人不顾当局禁令，开始了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第1次进军。
队伍刚出郊区，就被警察包围起来，骑警冲入人群，当场被打伤被踩伤者达100余人，示威黑人被驱散。
09日，4000名黑人举行第2次进军，队伍又被警察驱散。
21日至25日，3万多名黑人和白人在全国黑人支持和鼓励下，举行第3次进军。
约翰逊政府派出1800名联邦军、1000名宪兵和便衣特务，前去镇压。
美国国防部在蒙哥马利和塞尔马设置了“热线电话”，直接动员并指挥各州的国民警卫队配合地方警察进行镇压活动，同时，驻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步兵第2师也处于“戒备状态”。
底特律酒馆警察逞凶引起风暴政府派空降部队镇压
1967年07月23日晨，警察在底特律城黑人区一家黑人酒馆挥舞警棍，肆意殴打和滥捕黑人顾客，黑人工人群起反抗，一场大规模的抗暴斗争迅速扩展到市中心区。
24日，约翰逊总统宣布授权国防部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法律和秩序”，命令联邦空降部队5000人进驻底特律，使参加镇压的军警达2万多人。
他们动用了各种武器进行镇压。
据美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在这次斗争中，有43人死亡，2000人受伤。
7200人被捕，其中包括新任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
1967年，美国有128个城市爆发了105起较大规模的黑人抗暴斗争。
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黑人运动，1957年夏末，约翰逊总统先在联邦政府内建立了总统控制下的“民众骚乱全国咨询委员会”，任务是调查和报告国内“骚乱”的起因和影响，以及“从事煽动和鼓动暴力的组织和个人”；
制定避免和控制国内“骚乱”的方法和策略等。
此后不久，约翰逊又设立了一个直属总统领导的“研究暴力起因和制止办法的全国委员会”。
国防部也建立了一个“民众骚乱和统筹管理局”，专门收集有关抗暴斗争的情报，负责部署镇压各地暴力斗争的兵力。
联邦政府建立了许多“联邦军事训练学校”，专门训练镇压抗暴斗争的武装人员。
马丁·路德·金被害事件
1968年03月28日，马丁·路德·金到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率领6000名黑人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当地清洁工人工资并承认他们组织的工会。
市政当局出动警察袭击黑人，州长也派出4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参加镇压，并命令另外8000名国民警卫队处于戒备状态。
在军警镇压下，数百名黑人被打伤和逮捕，一人被杀害。
04月04日下午，马丁·路德·金在该地一家旅馆的阳台上被刺，立即引起黑人大规模的抗暴斗争。
其后的一个月内，全美172个城市爆发了202起黑人抗暴斗争，4月03日，约翰逊总统就宣布华盛顿陷入“混乱状态”，授权国防部长在“必要时出动正规部队进行镇压”。
继6日调动第83空降师后，7日又派遣4万名联邦军，分别开进斗争最激烈的华盛顿、芝加哥和巴尔的摩等地镇压。
华盛顿即日实行宵禁，1.36万联邦军封锁了该市黑人区。
10日，投入镇压黑人的联邦军增至6万多人，另有2万名整装待命。
据美国司法部统计，76个城市在13天中，有46人被打死，2561人受伤，21271人被捕。
同年，约翰逊颁布两项立法：
一是《民权法案》，规定“凡是使用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或电报，企图煽动暴乱；
或组织、促使、鼓励、参加、或进行暴乱；
或在促进暴乱中，采取任何暴力行动；
或帮助或教唆任何人去煽动或参加；
或采取任何行动以促进暴乱者”，均要罚款1万美元以下或监禁5年以下，或二者并用。
另一项是《控制公共汽车犯罪和街道安全法》，目的是援助地方当局训练和装备警察、国民警卫队，提高地方法院、监狱和军警“控制骚乱”的效力。
（原载6月30日《经济参考》）

专栏：
金质奖章与破产通知
许宏治
不久前，苏联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晓科夫斯克区的“苏联六十年”集体农庄几乎同时收到两份通知：
一份来自莫斯科，授予它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金质奖章，以表彰这个各项指标在全区名列第1、在全边疆区也居于前列的“先进农庄”；
另一份来自农工银行地方分行，通知它破产。
这一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但却合乎规律。
事情要从1972年说起。
当时，这个集体农庄是全区最贫穷落后的集体农庄之一。
伊万·阿布拉莫维奇·季别伊金于这一年当选集体农庄主席以后，决心率领庄员改变农庄面貌。
没多久，农庄开始摆脱贫困，有了一些盈余。
季别伊金想变一变农庄的“穷酸”样，计划在村里建二百五十栋新住宅，盖新的商业中心、宾馆、烤面包房、文化宫，以及铺设新的道路。
这么多工程，光靠农庄自己的资金是不够的，于是季别伊金一再向银行求助，银行也一再给以贷款，而且上级机关也支持季别伊金的这项“事业”。
近年来，改革之风吹到了阿尔泰，许多经济单位开始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但“苏联六十年”集体农庄仍按老规矩办事，没有钱就向国家要贷款。
1986年，银行第1次敲响了警钟，拒绝向农庄发放贷款，但季别伊金并不在意，他到区领导机关奔走一番，上级即出面说情，银行只好让步。
第2年，这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一次。
但是，银行终于按合作社法办事，停止给它发放贷款。
经调查，去年07月该农庄就没有了支付能力，而且近几年农庄的基本建设也是全靠银行贷款。
农庄累计积欠银行贷款一千四百万卢布，其中一百七十万卢布早已逾期。
今年01月是银行规定的这一百七十万卢布的最后偿还期限。
但农庄根本无力偿还。
区和边疆区半年前已开始想方设法为它寻找出路，一些左邻右舍倒是提出了一些好心的建议。
例如，同区的加里宁集体农庄主席尤尤金表示，他的农庄可以替邻居偿还债务，作为补偿，希望暂时使用“苏联六十年”集体农庄的养猪场，直到挣回垫付的一百七十万卢布。
斯拉夫戈罗德农工联合公司也表示可以借钱给“苏联六十年”，条件是暂时使用这个农庄的部分土地。
这两个方案没有被“苏联六十年”的庄员们接受。
他们仍寄希望于国家“高抬贵手”。
去年年底，“苏联六十年”集体农庄开会讨论农庄的出路，庄员们十分后悔，当初一下盖那么多的建筑物。
舆论认为，“苏联六十年”集体农庄在新形势下，思想认识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农庄不能很好地估计自己的经济能力，量入为出，那么任何援助都将无济于事，不能使它避免破产。

专栏：
大地
土族绣花女〔油画〕徐伟利

专栏：
心香一瓣
奉献与超越
——悼人民电影艺术家朱今明
汪洋
06月10日下午，电话里传来噩耗：
今明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
我脑袋“嗡”的一下，怎么？
今明，你就这样走了？
竟没有给老朋友留下一句话。
十几天里，我吃不香睡不熟，已停掉的烟重又一支支燃在手中，眼前总是今明的影子。
半个多世纪的交情哦，从上海亭子间的小伙伴，到转战南北的抗日救亡演出；
从苏联的实习生活，到为开拓新中国电影事业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今明，你不是对我说还有许多事要做么？
如今你安详地睡在鲜花丛中，默默地接受朋友们的哀悼。
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人民失去了一位电影艺术家。
1935年我和今明在明星影片公司相识。
他那时整20岁，比我大一岁，我知道他1933年在“左联”从事戏剧活动，1934年到明星公司搞摄影。
那时，他由于踏实、肯钻，什么活都干，几乎干一行专一行。
我敬重他，喜欢他，没事就到他那里去。
那段时间，他也常去“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上海业余剧协”搞舞台照明，被誉为舞台照明美术家。
1938年，我们在嘉陵江边分手。
我去了延安，他和赵丹、徐韬、王为一经邹韬奋介绍要到新疆开展抗日进步戏剧活动。
我们相约在延安会合，不料，一别就是10年。
1940年，盛世才制造“杜重远事件”，今明等先后被捕入狱。
直到1945年盛世才倒台，才经多方营救出狱。
1949年07月，在全国第1届文代会上我们重逢。
我们分开了十余年又汇合在一起。
那时候，今明已拍摄出《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等轰动影坛的片子。
今明先后与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赵丹、沈浮等合作，耳濡目染，与第1代电影艺术家们共同把我国电影艺术推向现实主义新高峰。
我叹服，震惊，也为老朋友感到自豪。
解放初期，今明先后拍摄了沙蒙导演的《上饶集中营》和成荫导演的《南征北战》等优秀影片。
今明以擅长拍千军万马的场面和复杂的社会活动而著称影坛，但他的电影语言也不乏细腻、隽永。
他拍的东西，讲究每一个镜头都精益求精。
1976年今明和水华到海南岛拍片时已是61岁的人了，整天和年轻人一起苦干。
以后陆续导演的《彩蝶纷飞》、《春天》、《蔡文姬》和《孔雀公主》只是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抱负。
《孔雀公主》拍得美极了，很多外国朋友来信赞誉它。
1983年获第2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儿童故事片首奖“水晶蝴蝶杯”奖，并在国内获特技摄影金鸡奖。
最近，有许多朋友提议开今明电影艺术研讨会，我非常赞成。
他在电影语言方面的探索反映了他的历史感和思想的力量，这正是一个大艺术家所具有的素质。
1964年拍《烈火中永生》时，彩色片已在国内流行，而最先在国内成功地试用彩色片的今明却提出拍黑白片，用深沉的基调来表现我党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和水华（该片导演）都同意了，拍出来果然极为理想，已不单纯是历史的再现。
1959年把话剧《风暴》搬上银幕是今明一大贡献。
舞台戏改电影不易成功，今明恰恰熟悉这两个领域。
所以，金山（该片导演，并在其中饰演施洋律师）向我点朱今明的将。
我一听就放心了，把事交给他没有不成的。
有一场施洋律师车站说理的戏，要表现施洋的雄辩口才，摄影机先后移动了10个镜位，长达340英尺的镜头，今明一气呵成。
被摄影界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造型绝句”。
由于镜头运动的连贯，金山的表演情绪层层激昂及至进入最佳状态。
40年代，他在盛世才的监狱里靠一本俄文辞典读完了高尔基的原著《母亲》，用破罐头制成二胡自娱，靠几根破针学会了编织、刺绣，他始终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看到年轻一代取得了成就，他由衷地高兴；
看到电影事业出现问题，他焦虑不安、痛心疾首。
今年初，他小脑出血病危住院，我们去医院看他，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他为之献身的中国电影事业。
与他共事过、接触过的人都说，生活里他是位和蔼、慈祥的老者，但工作中却“六亲不认”；
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他全部的奉献了自己，却从不为个人索取一点一滴。
他艺德高尚，不光是个做人的问题，他已经完全超越了自我。
今明的一生是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艺术的一生。
安息吧，今明！
（附图片）
1963年，拍摄影片《烈火中永生》时，朱今明（左）与导演水华在一起工作。

专栏：
边疆07月情
孙瑞兰
07月若来到喀什，当你携着无花果的奇香，怀揣蜜杏般酣甜的情意，穿街绕巷，驻足于一株株成熟的绿荫下，刚想抹一把汗时，你会惊奇地发现：
几乎每一片带甜味的阴凉地，都卧睡着几个维吾尔老乡；
有的是一家人，有的是独个，神态都格外的甜，格外的惬意……
想和他们说些什么吗？
先等等。
他们的生命里骚动着无数个正在发育的愿望，成串的烤羊肉香已调剂不了他们多彩的生活，他们的梦里的小羔羊正撒欢在塔克拉玛干广袤的中心……
想惊醒他们吗？
要小心。
你看，有一滴清凉凉的泪正从一个熟睡的脸腮悄然滚落。
你的心缩紧了。
是老大爷想起了那块胸膛被凿得伤痕累累却生长不出温饱的昆仑山地？
你别担心，那已是爷爷嚼给孩子们的回忆……
是老阿娘想起了那个夜，小儿子因从狼嘴里夺不回家里的一只羊，赤脚蜷缩于风雪中不敢回家？
不要伤心，那种生活如今已在悠扬的鹰笛声里消逝得很远很远……
如果你来到这古城，头仰得比当地人骑的马还高，把新疆当作一次冒险的旅行；
或是瞪着外乡冷漠的双眼，竟鄙视小巷手工作坊里叮当作响的原始、纯朴的亲切；
荒野漠漠，找不到牧民毡房那一点温暖的灯光……那么，请你不要多心，不要见怪。
就是树荫下的小巴郎醒了梦，他也会翻一个身，再枕进阿娘柔软厚实的身躯。
你可以去问问，是谁见着了维吾尔姑娘、小伙子奔放多情的舞姿，知情的人可知，他们的情太多太浓，连醇香的牛奶日久都结成了疙瘩，酸酸甜甜，一年四季品尝不尽；
他们身上的小帽、围巾、衣物到处都绣满了鲜花，活活泼泼似要张嘴诉说。
他们的情奉献得很矜持，近乎慎重但只要奉献出了，便是白云般的纯，奶茶般的沸，格外的暖人心。
看着维吾尔乡亲的睡容，你第1次出塞忐忑的心也该轻轻地放回怀里，露出你坦诚的笑，那么，你所有的旅程就会变得沉甸甸，拾满情，装满意。
边城07月，醉人的情意。
游客该走了，只恨带不走这07月杏熟，依依恋恋，走走停停，可不知道这边城还有08月的瓜酣，10月的葡萄甜。
朋友，当你狠狠心走出这片热情凝结成的土地时，只好暂时收起这锋利无比的英吉莎小刀也割不断的情。
要知道，你带走的浓情只是古城夏季的一滴葡萄汁，一颗刚启齿的石榴籽……

专栏：
雪夜编组场
沈铭华
九天给
一幢幢等待结顶的摩天大楼
一座座没有煤炭的农村电站
捎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从北方
到南方，飞飞扬扬的雪蝴蝶
填平编组站的沟沟坎坎
站长、调车员的心陡生翅膀
道岔被冰焊接
钢轨似蛇难得冬眠
灯如惺忪的眼睛，指点迷津
一艘艘晚点的白色拖船
照例进入风雪密布的港湾
编组站的太阳无颜色
梦的神经分散编组场人
从集装箱似的住房内
蛇形般向外蠕动
在编组站的脉络里
刻意迎着雪舞动扫把
姿势，远没有叱咤风云的力度
他们更愿自己简陋的三角屋顶
和门前坎坎坷坷的泥巷水道
堆得更多更厚
好与紧邻的小宅院
曲径通幽的柏油马路
一样明亮，一样平坦
心，怪诞又极坦然
钢轨是登天的云梯
道岔是人走的桥梁
在此过往的每颗心都需要顺畅
明亮
于是，雪就十分畅想
三角线的空地不再多余
垒个别着“路徽”的雪人
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
这块土地需要雪更需要路
编组场继续编组继续发车
三百个太阳在站岗

专栏：
美学杂俎
饮食与审美
——技术美学随感
徐恒醇
人的饮食，首先是一种生理的需要，它是人体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过程，以便达到机体代谢的目的。
把饮食与审美扯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美和审美趣味这些词汇确实都与吃和味觉相关。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考察了篆文“美”字的来源，认为“从羊从大”，本义为甘。
而在西方，“审美趣味”就是“味道”的一词多义。
这或许反映了审美发生的演化过程。
文明的发展，使审美逐渐摆脱了物欲的困扰，升华为一种精神过程，使它超越了直接的生理和功利的欲求，在人们的感性直观和活动中，成为对人类自由的观照和确证。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是十分讲究吃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个信条。
即使在现代，中国的烹饪技术应该说在世界上还是领先的。
据悉，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餐馆和酒店行业的人数就占了从业华人的1／10。
国内饮食业近年来也大有发展。
仅就北京而言，一些近年新建的比较雅静、方便的快餐馆总是门庭若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有些人在究其根由时，认为这不仅在于吃什么，还在于怎样吃。
于是提到了“吃快”、“吃派”、“吃文化”的多种动机。
这三点可以说都是与审美直接相关联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饮食也是人类的一种机能，然而若把这种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把它当作唯一终极的目的，那么它就与动物的摄食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存在食物的属人的形式。
但把饮食与整个人类生活联系起来，它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饮食作为一种行为文化，成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社会的、宗教的、象征的文化作用，而且具有审美的形式和内涵。
建立在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生活，要求形成一种紧张而有序的生活节奏和韵律。
这种节奏感作为一种动觉感受，会使人产生出特有的情感体验。
人们的衣食住行，也要受到这种生活节奏的制约。
它表现为生活方式对于物质文化的选择作用。
国外盛行的“快餐”、“自助餐”等饮食方式正是适应于这种生活节奏的产物。
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乐曲”中，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变奏”。
然而我们的某些烹调方式的繁复，却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负担。
这着实应该是我们饮食方式改革的一个要点。
饮食总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它不仅为人们进食提供了空间，而且成为社交活动场所的延续和补充。
良好的环境气氛不单可以增进食欲，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卫生而雅致的环境，加上亲切而友善的气氛构成了一种审美的氛围。
环境的创造应该成为饮食业和共同食堂所关注的问题。
良好的环境气氛既有益于饮食健康，又可以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情绪得到调剂。
我们应当努力创造这样一种良好的环境气氛。
饮食所以构成了一种行为文化，正是通过饮食方式的选择体现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创造活动。
人们所以鄙弃某些暴发户所标榜的“什么贵吃什么”，正因为这是拜金倾向和愚昧的表现。
在这里同样需要科学的精神引导，它可以引导人们选择健康而合理的饮食方式，从而得到一种更加文明的物质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