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人大常委谈签名事件
要求成立调查组彻底清查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的一些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要求查清所谓“57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事件的事实，作出必要的结论，以便向全国人民作出说明和交代。
这些委员在发言中对在这一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胡绩伟委员提出了严肃批评。
这次人大常委会议开会以来，委员们对所谓“57位常委签名”一事十分关注。
这次会议分四个组讨论。
第3组的全体委员和其他三个组的许多委员纷纷要求事件的发起人应该将有关问题说清楚。
在四个分组会场和大会发言中，许多委员向胡绩伟委员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他就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一些人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一事作出说明，指出他在动乱中搞这件事是不正当的。
胡绩伟委员7月04日向会议递交了一个“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要求作为书面发言印发大会。
会议印发了这个“说明”。
胡绩伟委员在这个“说明”中认为“作为人大常委，无论本人要求、或者联络其他常委签名共同要求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都是人大常委的权利，都是履行人大常委的神圣职责，是合理合法的。”
胡绩伟在这个“说明”中介绍：
05月下旬他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签名，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
他说：
“签名信并无‘罢免李鹏’的内容。”
至于为什么委托四通研究所而不委托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办理，胡绩伟说：
“我根本没有想到可以委托办公厅。”
“当时我对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印象是比较好的”，“由四通研究所来代办这件事，当时我还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胡绩伟的“说明”中说，征集签名以后，四通研究所把这一签名信送给了北京的主要新闻单位和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只是北京新闻单位都没有刊用或播放，并不只是送香港《文汇报》。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还讲到由此发生的一些错误：
1、香港《文汇报》根本没有刊登我们的签名信的原文，而是由他们的记者编发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的错误是：
（1）说我们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是为了要罢免李鹏，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2）把前后3次签名（一次24人、二次12人、三次38人）加在一起，说是57名常委签名，这也是不真实的。
（3）38人的签名信后面还加了这样一句话：
“对此提议，周谷城副委员长，李贵、王厚德、高登榜、李琦、李学智、宋汝棼、杨海波等委员通过电话表示同意。”
这里本来就把有的委员电话也未同意的说成同意，而《文汇报》又把电话同意说成“签名”，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4）把签名名单根本没有的“顾明委员”，也写入签名名单中。
2、四通研究所的错误是：
（1）有的委员没有同意签名，也写成签了名。
（2）有的委员打电话没有同意，说成同意。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中谈到他的失误和责任时说：
在这次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中，我是有所失误的，是有经验教训值得吸取的：
1、当时，我只是肯定学潮的主流，对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阴谋缺乏警惕，对委托四通研究所没有从政治上认真考虑。
2、当时我没有出门，也看不到任何情况，对当时街上贴的传单和天安门的广播都不知道，因而对“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所进行的活动，对四通研究所进行的活动，对严家其、包遵信的文章，对于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李鹏等活动，我并不知道，因而没有把自己征集签名同当时的特别动向联系起来、严肃考虑。
3、委托四通研究所以后，我就放手不管了，以至有些可能防止的差错没能防止。
比如，我没有交待他们一定严格尊重常委们的意见，绝不能勉强人家签字；
我没有交待他们不要追求人数，有多少算多少。
据说，有人已经婉言拒绝，他们仍然一再打电话征求签名；
有的实际并不同意也把别人当成同意，等等。
又如，在签名信最后交给我以后，我没有一一核实，完全相信了他们。
对于38人签名之后，又加上了一句有8人打电话同意，我感到不妥，要他们删去，他们说已经打印出来，改了又得再打印，耽误时间，我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下来了。
又如，对于向外地常委打电报征询，我也没有过问电文内容和回电的详细情况。
这些我都是负有责任的。
他说：
这些错误虽然是《文汇报》和四通研究所造成的，事先我并不知道，事后我又一再要求他们更正，但由此造成对某些委员的权利的侵犯和干扰，我也有一定责任。
在此，特向这些委员表示歉意。
胡绩伟说，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应该的。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最后说：
至于说“动乱的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那是他们的阴谋。
我相信，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是有觉悟、有水平的，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并不是受什么人逼迫或蒙蔽，就会做出违背党和人民意志的事情来。
张承先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次由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到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
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些人，四处活动，上下串连，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委员签名，并背后做手脚，在香港文汇报上，于5月25日刊登出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的新闻报道，制造声势，煽动推翻现政府，造成严重后果。
四通公司某些人进行征集签名活动是受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同志委托，并以胡绩伟委员名义进行的。
张承先委员说，这一事件在这次常委会上引起震动，许多委员提出应查清这一事件。
委员长会议极为重视，讨论了这件事。
因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委员在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6月09日的讲话中，曾涉及这一问题，并向委员长写出了专题报告，大家委托我将教科文卫委员会讨论情况向会议汇报一下。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在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有一天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派人持起草好的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找到胡绩伟同志。
胡绩伟同志审阅后加上一句话：
“如果暂时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同志签名后，同意由他出面，并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办理征集签名事宜。
四通研究所各方联系，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在5月21日建议书上签名。
有的委员见到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
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由“四通”代签，名之曰委托签名；
有的委员在“四通”进行电话联系中本人并不同意，“四通”盗用了本人的名义也给签上了名，共签了38名。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又把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以前，在5月17日、18日两次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委员加上，告诉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刘锐绍说：
“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数现已有57位了。”
05月24日，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有人告诉刘锐绍说：
“今天上午我已经把这个材料送给了胡绩伟，他已给人大领导人写了亲笔信，下午我已把这封信和材料送到人大常委会。”
0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就发表了“信函昨日已经呈交，议程包括罢免李鹏”的新闻报道，并列上“四通”提供的57人的名字。
许多委员看到香港《文汇报》这篇报道后，非常气愤。
有些委员发表了声明辟谣。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和香港《文汇报》被迫作出了“致歉”和“更正”，但又加以抵赖，继续混淆视听。
“四通”某些人说：
“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是通过电话表示同意开会的，而不是签名”，而以上委员明确表示所谓电话同意完全是捏造。
香港《文汇报》在其四点说明中表示：
“在该报道中提到议程之一是罢免李鹏，这是根据部分常委的意见，行文中作为议程内容，这是不恰当的。”
在“更正”中实际上加以肯定，含混其词，手段极为恶劣。
香港《文汇报》还咒骂辟谣的委员是“出尔反尔”。
张承先委员说，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委员在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时，发言中涉及一些委员曾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问题。
有的签名委员谈到签名经过与当时心情时说，感到形势严峻，人大常委会应做点工作，缓和稳定局势。
刘大年委员说，没有人说过要罢免李鹏总理的话。
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没有想到，别有用心的人借此背后做手脚。
经过分析认为，许多委员签名是出于善良愿望，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有权提出建议。
问题出在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善良愿望，背后做手脚，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把三次签名加在一起，是有所用心的。
三次签名背景不同，第1、第2次签名是在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和宣布戒严令以前；
第3次签名是在宣布戒严以后于5月21日发起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背后策动动乱的一些人，包括四通公司的一些人转换了斗争策略，把斗争的焦点转到人大，妄想通过人大达到其废除戒严令、推翻政府的目的。
05月21日建议信中说：
“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这句话的含义包函了策动动乱的人的暗中打算。
“四通”某些人通过电报电话联系，一些签名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原文。
从这方面看，许多签名的委员是受了骗的。
而建议书经过胡绩伟同志修改审定，胡绩伟同志又委托“四通”以他的名义进行征集签名的活动。
胡绩伟同志对这个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6月26日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办公会议讨论有关签名问题的专题报告时，胡绩伟同志又透露了以下观点：
（1）他说：
“建议书是四通起草的，我看了又作了修改，应由我负责。
四通找我，我第1个签了名，并委托四通以我的名义办理征集签名，我也负责。
至于谁主动？
四通主动，我也主动。”
（2）胡绩伟同志说：
“关于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当时我给主持工作的副委员长打过电话。
我说：
现在大家对党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了。”
（3）胡绩伟同志说，历史将证明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是错误的。
（4）当时我们谈到，香港《文汇报》在“更正”中埋下钉子，说罢免李鹏的议程是根据部分常委意见，这是在“更正”中加以肯定，是给委员栽赃。
对此。
胡绩伟同志反驳说：
“也许确有部分委员要罢免李鹏呢。”
张承先委员说，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些人，当时在策动动乱中很活跃，而胡绩伟同志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郑重声明中，却高度评价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并说接受我的委托征集这次签名是值得称赞的。
从以上事实看，胡绩伟同志在发动第3次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问题上确有严重错误。
这不是说一个委员没有倡导签名和提议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他的错误在于与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某些人结合，成为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某些人进行不正常活动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一面旗帜，造成严重后果。
张承先委员说，胡绩伟同志在签名事件上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在整个动乱、暴乱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是分不开的。
对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胡绩伟同志不同意社论中关于“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的论断，他对这种定性表示不满，持否定态度，并说：
“社论大讲政治斗争，完全是姚文元的笔法。”
张承先委员说，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心和措施，并宣布部队进城将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胡绩伟同志是不同意的。
在5月26日传达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同志22日讲话明确指出赵紫阳的错误后，他在听传达的会上说：
“我仍然同意总书记赵紫阳同志5月04日在亚行的讲话。”
张承先委员说，在教科文卫委员会学习会上，胡绩伟同志除作了辩解性的声明，没有作任何检查。
原希望他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后，能有所触动，进行深刻检查，从这次他在小组会上的书面发言来看，他仍然没有作任何检查，这是很不应该的。
宋汝棼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要求对策划“5·21”签名信事件必须彻底清查。
他认为，策划“5·21”签名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动乱组织者策划的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汝棼委员说，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公开暴露了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面目。
05月20日，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赵紫阳的“智囊”中的一些人从后台跑到了前台，提出了“反对戒严”、“打倒李鹏”、“打倒伪政府”、“还我紫阳”的口号，抛出了“六点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
05月21日，赵紫阳同志在请假期间，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
这些情况都说明，“四通研究所”之所以要四出奔走，多方串联，打电话，拍电报，迫不及待地抛出5·21签名信，就是为了紧密配合动乱组织者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采取的新的斗争策略，就是为了积极策应动乱组织者妄图颠覆合法政府的阴谋。
他说，其实，胡绩伟委员对他委托“四通研究所”搞这次签名的目的也曾经表露过。
他说，现在人民对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
在5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些委员质问他为什么要委托“四通研究所”插手常委会的内部活动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五四讲话，我为什么不可以委托“四通研究所”组织签名呢。
可见，他委托“四通研究所”搞签名是同他支持赵紫阳的立场分不开的。
宋汝棼委员认为，这次事件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践踏。
他说，宪法第51条规定：
“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或者建议。
委员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议，或者不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议，都是他们的合法权利。
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篡改他们的意见，绝不容许盗用他们的姓名。
这个由四通研究所汇总的、由胡绩伟委员具名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签名名单中，明目张胆地把有些不同意签名的委员的名字写上去，把有些委员“5·19”以前在别的签名信上的签名“移植”过来，在报纸上发表时又加上罢免李鹏的内容，这是蓄意侵犯委员们的人身权利。
特别是在有些委员提出严正声明之后，四通研究所还反咬一口，诬蔑这些委员是“口头表示同意开会的”，声言要“保留诉讼权利”。
香港《文汇报》也诬蔑这些委员是“前后态度不一”。
在这种情况下，胡绩伟委员不但不维护自己的同志的合法权利，反而发表郑重声明，对四通研究所“表示衷心的感谢”，赞颂他们“在法律界和经济界得到很高的评价”，说明胡绩伟同志完全站在破坏法制的人一边，确实是走得太远了。
宋汝棼说，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第101条规定：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四通研究所”初则盗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委员的姓名，继而又捏造事实，损害这些委员的名誉，香港有的报纸也大肆诬蔑，说这些委员是“墙头草”，是“软骨头”，是丧失气节。
这就清楚地说明，在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民主”、“自由”、“人权”仅仅是他们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出来的幌子，一旦他们得了势，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身权利都将化为泡影。
宋汝棼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死敌。
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策划者和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恣意践踏，肆无忌惮。
他们破坏法制，使首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四通研究所某些人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侵犯委员的合法权利，同样是为了达到颠覆合法政权的目的。
把四通研究所一些人在这场风波中进行的其他阴谋活动联系起来，对他们伪造“5·21”签名信的性质和目的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我十分赞成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
我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组，对这一事件彻底清查，追究责任，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专栏：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谱仪通过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北京7月05日讯
记者王友恭报道：
我国建造的第1台高能加速器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今天在此通过专家鉴定。
王淦昌等30多位著名高能物理学家一致认为，该工程的性能指标和各项技术参数达到和超过预定设计目标，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借鉴国外80年代先进技术和经验，由我国自行设计并建造成功的第1台高能加速器和第1台大型粒子探测器。
对撞机和北京谱仪按期建成后，经过几千小时的运行取得的数据证明，其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参数已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实现了任务书制定的目标。
目前对撞机达到的指标是：
能量为16亿电子伏和22亿电子伏时的峰值亮度分别为每秒每平方厘米2×1030个和7×1030 个，超过了设计指标。
对撞机的其它主要性能指标也已全面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
北京谱仪已进入对撞点投入运行1000多个小时，各项指标表明，该谱仪整体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专家们认为北京对撞机工程建设的高速度、高质量和投资省，使我国高能加速器和大型粒子探测器的设计和建造技术一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稳定可靠运行，为今后在该能区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物理工作创造了条件。

专栏：
反华鼓噪吓不倒中国人民
本报评论员
中国政府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首都的社会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迅速趋于稳定。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真相，也逐渐为世界各国所了解。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众议院不顾这一切，又于6月29日在一项援外法案中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对中国新的“制裁”措施。
对美国国会中一些人肆意歪曲事实真相、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我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
众所周知，不久前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是少数敌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蓄谋策划的。
这场暴乱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改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这种极端危急而严重的形势下，为保卫共和国，捍卫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保卫我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成果，中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宪法和法律断然采取必要的措施，平息了这场暴乱。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面对这种局势下都会采取的正当的合法的措施。
在中国向外界介绍了事件的真相之后，不少国际人士在了解实际情况后已逐渐对我国为平息这场暴乱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
但是，美国国会内一些敌视中国、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总是不愿了解事实真相，凭着他们反共的阶级本能，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一而再、再而三地策划一个又一个“制裁”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国就范。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员都是反华的，有些可能不了解事情真相。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立法机构中确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于以“民主、自由卫士”自居，对别国的内政指手划脚。
尽管他们对本国统治者动用全副武装的军警镇压黑人争取基本人权斗争和学生反对侵越战争示威不置一词，却偏要道貌岸然地自诩为“人权”卫道士，无理指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什么“血腥镇压民主运动”。
在今年04月中旬中国开始的先由学潮发展到动乱、又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之际，美国的某些人为中国动乱竭尽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之能事。
当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他们又今天为所谓“中国的民主义士”举行什么特别听证会，明天为方励之之流提供所谓“庇护”，积极鼓动起新的反华浪潮。
他们的心态是唯恐中国天下不乱。
联系这些人在我国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所谓“人权问题”上一贯肆无忌惮地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些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多么深的敌意。
对他们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富强、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合他们口味的，只有使中国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才会感到高兴。
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是不会答应的。
他们的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美国众议院的某些人企图通过对中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来对我们施加压力，是完全徒劳的。
中国决不屈服于外来的任何压力。
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增加往来。
但是我们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的发展和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也不会放弃原则去做交易。
何况，今天已不是某些美国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无论“制裁”也好，“禁运”也好，过去没有使中国人民低头，现在也同样不会使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长期坚持下去，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许多国家的企业家、工商界人士也不希望中断同中国的经济往来，不愿意放弃11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那种试图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也是短视的。
人们注意到，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旨在“制裁”中国的一揽子决议，布什政府已表示“不能接受”。
美国政府对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一事加以指责，并单方面作出“制裁”中国的决定，对此我们不能不深为遗憾。
但我们注意到布什政府也一再表示对中国的事件应该“反应谨慎”，认为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确实，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是经过中美双方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议员能从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做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
如果美国政府屈服于国会某些人的压力，使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这不仅不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到头来对美国也绝没有什么好处。

专栏：
就贯彻执行四中全会精神发表意见建议
人大常委会继续大会发言
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今天继续进行大会发言。
委员们热烈发言，畅谈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发表贯彻执行四中全会精神的意见和建议。
万里委员长出席会议。
副委员长荣毅仁、廖汉生主持会议。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说，这次在北京发生的动乱，的确有国际上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的原因，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一下这次动乱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的其他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卷进这场风波？
他们不仅是青年学生、市民，还有我们的国家干部、党员干部，甚至还有高层干部。
一段时期内，不管是我们的党、还是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在动乱达到高潮时，一些人不相信政府说的话，不相信我们的报纸和电台，只相信美国之音和谣言，达到了极其混乱的程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认为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原因，一是这些年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
二是工作不力，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虽然制定了很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但没有扎扎实实地工作，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些法律和政策。
拿少数民族问题来说，党对少数民族制定了许多很好的政策，党一贯倡导各民族一律平等，尤其是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赞扬，但自治法颁布5年来，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没有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没有制定必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民族地区同一般地区相比经济文化发展差距继续拉大的问题不能扭转。
我们人大民委、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曾多次争取召开自治法贯彻实施座谈会，希望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提出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解决一些问题，但困难较多，始终未能如愿。
此外，这几年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不够，民族关系上不时出现一些问题。
民族地区的这些问题不解决，也存在不安定因素。
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在冷静地考虑过去和未来时，希望党中央一定要把解决好民族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扎扎实实地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认真贯彻好民族区域自治法，让各种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能让它蔓延滋长。
廖汉生副委员长说，小平同志在最近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的符合我国国情，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是确保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权力的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
实行这一制度，既有利于人民充分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又有利于维护人民权力的统一，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巨大努力，使这一制度愈来愈显示出其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全盘西化的主张，总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用三权鼎立的制度来代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美化西方议会制，鼓吹三权鼎立，诋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声音，是不绝于耳的。
在这次动乱中，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们，又把人大常委会作为他们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
他们的阴谋虽然破产了，但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放弃和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宪法，密切联系群众做好人大工作，加强人大建设，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
我国的民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那样做，只能搅得天下大乱，国无宁日。
这一点，已为两次动乱所证明。
痛定思痛，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必须坚决树立法制权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绝对保持社会稳定。
要进一步健全法制，为预防和制止动乱提供更为完备的法律保证。
进一步抓好普法教育，以这次动乱和暴乱为反面教材，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
特别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坚决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次动乱的形成，一般都是从破坏法制开始。
今后，动乱在哪里冒头，就要在那里呈现法制的尊严，施展法制的威力，依法予以制止。
谁敢以身试法，就依法严惩不贷。
马木托夫·库尔班委员说，从民族工作来讲，由于赵紫阳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支持、怂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对我党的民族工作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短短几年里在文艺界、思想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故意丑化、侮辱少数民族、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电影、剧本、小说和所谓的纪实、报告。
这些严重侮辱少数民族同胞、伤害民族感情的文艺作品的出现，损害了我党一贯坚持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方针、严重影响了我国各民族间的亲密团结的骨肉关系。
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赵紫阳在民族工作等其它方面的错误和对党对国家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我完全拥护四中全会揭发他的严重错误，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审查的决定。
杨烈宇、章师明、姚峻3位委员在联合发言中认为，人大常委会亟待改进加强的是监督工作。
又鉴于宪法规定常委会应负的监督任务很重，特建议在常委会领导下，成立监督机构专门开展和承担此项工作，其名称、组织、依法监督程序和责权范围等细节，可责成机关一个部门调研后写出初稿，交常委会讨论通过后设置。
朱学范副委员长说，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散布：
“淡化党”、“淡化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淡化工人阶级的领导”、“淡化工会的作用”等等谬论，妄图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反对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
在那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日子里，我们很少听到甚至一度听不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是四化建设和改革的主力军等等的话了。
40年前，我们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日子里，正是全心全意依靠了工人阶级，才取得了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在当前建设四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应当始终坚持和捍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思想。
在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企业法》，加紧新《工会法》的制订工作。
王厚德委员在代表倪志福副委员长、章瑞英委员的联合发言中就赵紫阳同志忽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这样一个重要失误问题发表了意见。
发言指出，我国《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从根本大法上规定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宣传，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被人“淡化”了。
这同赵紫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有密切关系的。
赵紫阳同志长期以来很少讲要依靠工人阶级，在改革中少数企业未能正确处理厂长、经理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赵紫阳同志在思想上是依靠“精英治国”，“能人治厂”的。
由于他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出现的偏差，造成了社会思想混乱，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神话，出现了“工人素质低，不宜参与企业管理”的怪论，出现了“现今劳模不吃香”、“艰苦奋斗过时”的思潮，连上海杨怀远同志的“小扁担精神”也成为批判的话题。
可见思想混乱到何等程度。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搞好四化建设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可以信赖的。
他们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主力军。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努力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切实保护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合法权益，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为此，我们建议：
尽快制订《劳动法》，认真贯彻落实《企业法》，尽快修订出新的《工会法》，大力宣传工人阶级地位、作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思想。
符浩委员说，这次在首都发生的学潮、动乱，直到升级为反革命暴乱，持续了近两个月，是前所未有的，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
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对反革命暴乱采取的措施，是中国的内政，是可以理解的，不容外来干涉。
但也有一些国家，在此其间，煽风点火，造谣惑众，推波助澜，掀起一股反华逆流。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这场动乱一直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直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以平息暴乱，并依法惩处犯罪分子。
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社会都无权干涉和说三道四。
然而，美国众议院竟然通过了一项所谓“修正议案”，对中国政府行使主权横加指责，这是对国际法粗暴的践踏，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美国众议院用制裁的措施向我国施加压力，是徒劳的，只会损害和恶化中美两国十多年来多少人为之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对美国本身是不利的，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许嘉璐委员说，我们的所有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是党领导下的重要思想阵地。
学校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只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为11亿人民服务的人。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
这几年，我们过份强调了智育，德育不是落空就是不得法，苍白无力。
这次学潮集中在大学，而大学中最活跃的又主要是一、二年级学生。
这就说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必须从中学抓起，从小学抓起。
应该让他们从小具有个人的优良品德，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还要让他们知法守法，一句话，必须让孩子首先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在这基础上再培养他们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对青少年的教育，应该成为全党全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应该形成人人关心青少年成长、人人为教育出力的社会风气，增强党员和公民的教育责任感。
在今天大会上发言的委员还有：
邹瑜、张承先、阴法唐、宋汝棼、叶叔华（代表董寅初、郭秀珍、袁雪芬、叶公琦）、李学智、顾明、宋一平。
列席会议的法律委员会委员蒋一苇也在会上发了言。
列席会议的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林、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琨作了书面发言。

专栏：
崔国政烈士被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戒严部队某部隆重举行命名大会
洪学智宣读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首都戒严部队某部今天隆重举行中央军委授予崔国政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1000多名干部战士起立向崔国政烈士默哀。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在会上宣读了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授予崔国政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命令。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向崔国政烈士生前所在部队领导颁发了给烈士的奖章、证书、奖状。
戒严部队某部副政委李文卿在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官兵要以崔国政烈士为榜样，牢记党的教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认真学习领会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统一。
要继续经受严峻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新的合格答卷。
崔国政生前所在部队政委马盛林在会上发言，表示要把向崔国政烈士学习的口号变为圆满完成戒严任务的实际行动，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在会上讲话，代表首都人民向为保卫首都作出巨大贡献的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向培育英雄烈士的父母和他们的亲属表示敬意。
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命名大会。
大会由戒严部队某部副司令员朱敦法主持。

专栏：
李总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李鹏表示中国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柬抗越的正义事业
西哈努克强调建立四方联合政府越军必须真正从柬撤走
本报北京7月05日讯
记者温宪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双方就柬埔寨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西哈努克亲王首先强调说，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监督机制，不能由国际会议来建立，而应由联合国来组织，由联合国派遣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否则就没有保证。
西哈努克说，越南今年09月从柬埔寨撤军后，它还将在韩桑林的军队中留下3万名越南士兵，在韩桑林的民兵中还将混有10万名越南士兵。
此外，还有100万越南移民在柬埔寨。
越南撤军以后，柬埔寨如果发生战争，那将不是内战，而是抗越斗争的继续。
越南撤军并不意味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他说，有些国家提出要建立西哈努克、洪森两方政府，我不同意。
必须建立四方联合政府，政府和军队都应是四方。
各方的军队不能超出10000人。
洪森对金边政权的宪法只做了一些表面的修改，整个制度没有改变，仍然是由洪森的党控制。
让我去当元首，实质上仍受他们的控制，对此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用我的好名声来为他们服务。
他强调说，必须同时解散民柬政府和金边政府，建立四方联合政府。
我不能放弃理想。
柬埔寨必须获得百分之百的独立。
越南军队必须真正从柬埔寨撤出。
我们将一直斗争到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为止。
李鹏总理表示，中国支持民柬三方抵抗越南侵略的立场不会改变。
尽管目前我们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中国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柬抗越的正义事业。
柬埔寨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越南必须在严格、有效、公正的国际监督下真正地从柬埔寨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亲王提出由联合国来监督越南撤军，这是合理的。
中国同意亲王刚才分析的越南军队在变相地留在柬埔寨，这是越南在玩弄花招。
越南此举对柬埔寨的和平将是很大的隐患。
我们支持亲王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国际社会揭露这个问题。
李鹏说，目前，国际上有人企图搞西哈努克、洪森两方联合。
我非常赞成亲王反对搞两方联合的立场。
两方联合将是假联合，不是真联合，其实质是越南、洪森搞一方统治。
中国继续支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也就是亲王提出的民族团结政府，然后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大选。
我们认为这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唯一出路。

专栏：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
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今天发出《关于开展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的通知》。
通知全文如下：
在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于6月30日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崔国政、马国选、王锦伟十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
这是党和人民对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们的最高奖赏，是对人民军队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戒严部队和全军广大官兵的最大鞭策和激励。
十位烈士荣获“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在我军的英雄谱上又增添了一批将为全国各族人民世代铭记的光辉名字。
在十位烈士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我军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人民军队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体现着我军官兵为国为民的“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浩然正气，体现着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
他们不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不愧为新时期雷锋式的优秀战士，不愧为我军广大官兵的杰出代表和学习榜样。
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体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和职工、家属，学习十位“共和国卫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向前进，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牢记党的教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军委邓主席的重要讲话，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维护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牢记我军的宗旨，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广泛深入地开展拥政爱民的活动，模范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热情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以为国兴利、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在首都、在全国树立起更多的雷锋形象。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爱军崇武，献身国防，不计名利，保持廉洁，不怕艰难困苦；
不怕流血牺牲，弘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忠于职守，高度负责，时刻保持革命警惕，彻底清查、严厉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除恶务尽，不留隐患，圆满完成戒严任务；
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搞好教育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十位烈士为国捐躯，是用鲜血和生命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捍卫，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揭露和批判。
广泛开展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的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
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加强对学英烈活动的领导。
中、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
各级党团组织，要结合实际，提出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把学英烈的活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要使“共和国卫士”具有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舍得一切”的时代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推动我军建设，维护国家利益，确保长治久安，实现四化大业的强大动力。

专栏：
云南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去集体企业
本报昆明7月04日电
记者钱江报道：
云南省有关部门最近联合制定9条优惠政策，鼓励今年毕业的万名大中专毕业生到集体企业工作。
这些措施主要是：
从今年起，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凡经国家统一分配到城乡集体企业的，保留其全民所有制干部身份；
可担任专业技术工作，也可承包领办集体企业，合同期满后可续订，也可要求另行安排工作；
户口、粮食、工资、组织行政关系均落在市、地、县业务主管部门，统一由人事部门管理，见习期满后，工资应在定级工资的基础上高定一级，工资或浮动工资和其他待遇，应高于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同类人员；
享有评聘职称的资格，贡献突出者可破格评聘；
工作变动后连续计算工龄；
工作成绩应记入本人业务档案，作为提拔和聘任的依据。
云南省教育部门认为，这样做，将有益于解决城乡集体企业人才奇缺的问题，缓解全省人才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状况。

专栏：
克扣计划用棉　牟取非法收入
鲁冀一些棉花经营单位受罚
全国将开展棉花价格质量大检查
本报北京7月05日讯
最近，国家物价局和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检查了山东、河北两省执行棉花质量标准和价格政策的情况，对其中几家棉花经营单位的严重违法行为予以重罚。
山东省德州地区禹城县车站棉厂公开克扣计划用棉单位的棉花。
在所检查的三批棉花中，应发1680包，实发1275包，并以停止供货相威胁，要求对方按应发包数结算货款。
同时，该厂还弄虚作假，提高棉花品级和长度。
仅上述三批棉花就获非法收入31.7万元。
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决定，没收该厂非法所得，罚款50万元。
河北省永年县李胡寨、张西堡棉花加工厂在450吨棉花中掺入1吨多滑石粉，造成棉纺厂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间接损失更为严重。
有关部门依法对上述两厂实行了经济处罚。
县委、县政府还决定对这两个厂的主要负责人给予党纪及行政处分，并提请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为了进一步治理、整顿棉花流通秩序，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决定：
今年下半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行业大检查。

专栏：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建议常委会批准去年国家决算和王丙乾报告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朋今天在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1988年国家决算的审查报告时说，财经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1988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李朋说，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批准的1988年国家预算，经过各级政府努力，已经实现。
1988年，能源、交通、农业和教育等重点建设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加，使支出的结构有所改进。
但是，地方用机动财力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超过了预算（超过的部分已在决算中扣除），行政管理费支出超过预算的幅度较大，同时财政收入中的流失和支出中的浪费严重，这些都需要今后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改进。
李朋说，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由于几年来连年有财政赤字，国家财政相当困难，最近两个月来，北京和一些地方发生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为反革命暴乱，又加剧了财政困难。
当前，要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要继续搞好治理整顿，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各地区、各部门要努力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抓紧收入，控制支出，挽回动乱和暴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关于实现1989年国家预算，李朋说，财经委员会在审查1989年预算草案时曾提出六点意见，现在根据1至5月预算执行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建议：
（一）抓紧落实各项增收措施，使预计可能短收的部分尽量予以弥补。
（二）要大力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清理收回被占压、拖欠的税款和利润。
对偷税漏税的，抗税不交的，应依法处理。
（三）国营企业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向国家多做贡献。
有经营性亏损的，要努力减少以至消除亏损。
（四）要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发扬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光荣传统。
一切开支都要精打细算，反对铺张浪费。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厉行节约。
对于党政机关中的腐败现象，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予以查处，触犯刑律的要依法惩办。
总之，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工作，为实现今年的国家预算而奋斗。

专栏：
化工生产持续稳定增长
上半年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4.8％，12种主要产品完成年计划50％以上
本报北京7月05日讯
我国化工生产在严峻的形势下持续稳定发展。
上半年，化工总产值预计完成350.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8％；
除湖北省下降外，其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总产值比去年同期都有新的增长。
16种主要化工产品中，硫铁矿、精甲醇和轮胎等12种产品产量完成年计划50％以上。
今年，化工生产的原材料、能源严重不足，运输、资金极度紧张，化工系统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特别是在动乱和暴乱中，广大职工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坚持生产，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专栏：
广东南海县大沥镇武装部利用各种形式，定期将家乡的变化及军属家庭状况告知在部队服役的战士，鼓励他们安心军营。
图为镇武装部长等在广西边防某部与战士们畅谈。
覃明章摄

专栏：
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已超额实现全年增产目标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记者赵明亮）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上半年超产原煤达887万吨，大大多于年初提出全年比计划超产500万吨的目标。
据统计，这个总公司截至6月底完成原煤产量17440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51.8％，比去年同期增长4.6％。
洗精煤上半年完成2569万吨，超产148万吨。
总经理于洪恩要求广大煤矿职工丝毫不得松懈，特别要抓好第3季度高温雨季的均衡生产，争取全年超产原煤1000万吨以上，以增加有效供给，缓解供需紧张矛盾。

专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我提供援助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07月04日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一个项目的文件签字仪式今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在项目文件上签字的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北京代表茅瑞先生、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乌兰木伦和人事部副部长张志坚。
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出席了今晚签字仪式，并与茅瑞先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赵东宛部长代表人事部向茅瑞先生并通过他向联合国关心、支持中国的有关组织，向为项目计划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专栏：
航空航天工业发展迅速
将进一步扩大与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本报北京7月05日讯
记者张何平报道：
中国航空航天工业的工作方针不会变，航空航天工业将进一步扩大与各国的交流和合作——这是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在今天《中国航空航天报》创刊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的。
他还说，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将继续沿着“军转民，内转外，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道路前进。
林宗棠还说，今年上半年，航空航天工业排除干扰，努力工作，做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全行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润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各项重点任务正在按计划进行。
其中，工业总产值已完成全年计划的51.2％，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4％。

专栏：
邹家华会见香港财界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国务委员邹家华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财界代表团。
邹家华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有些香港同胞和外国朋友对北京最近发生的事情不太了解，甚至有点误会。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欢迎香港同胞和外国朋友到中国来看一看。
他表示，中国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现在不变，而且将来也不会变。
代表团团长、香港爱美高集团有限公司行政董事刘銮鸿说，中国内地幅员辽阔，潜力巨大，并且将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对中国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会见时在座的有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

专栏：
高度赞扬解放军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历史功绩
各地群众写信致电慰问戒严部队
全力支持子弟兵为维护安定团结做新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各地许多群众写信、致电慰问首都戒严部队，表达对人民军队爱戴和崇敬之情，高度赞扬我军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贡献，表示要全力支持子弟兵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出新贡献。
写信和发来电报的有老人、少年，有专家学者、青年学生，有干部、工人、农民，还有宗教界人士等。
许多来信高度评价解放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不畏艰险，勇于牺牲，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创立的历史功绩。
陕西省户县一些政协委员在给戒严部队的信中说，你们听从党的号召，一举平息了这场暴乱，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革命前辈用鲜血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民政福利厂职工来信说，你们的鲜血和汗水每一滴都洒在了我们的心上，你们用宝贵的青春年华，为人民立下了丰功。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留在我们的眼中，刻在人民的心中。
不少大学生写来慰问信，谈了他们对军人牺牲精神的认识。
有些参加北京游行等活动的学生还介绍了自己对这场暴乱认识的转变过程。
北京大学一位学生来信说，我受一些坏人和谣言的煽动，曾说了些过激的话，做了些过火的事，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到莫大的后悔。
同你们这些同龄人相比，我感到万分内疚！
四川外语学院的一位学生来信说，由于我们年轻，冲动，前段时间听信了谣言。
现在血淋淋的事实摆在大家面前，我们感到惭愧。
我觉得我们大学生是应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动了。
我相信，所有有良知和头脑的大学生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许多已经离退休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也寄来了慰问信。
他们在信中说，看到新的一代继承了老的传统，心里由衷地高兴，请接受我们这些老兵的敬礼。
一个干休所的1000多名老干部联名发来慰问电说，我们虽然休息了，但我们的心无时不挂念着你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有你们这样的人保江山，我们就放心了，我们的国家永远不会改变颜色。
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和企事业单位纷纷来信表示，要做好本职工作，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持戒严部队，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
郑州铁路局来信介绍了他们在动乱期间坚持生产的情况，表示决心把工作做好，保证铁路动脉畅通，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军。
山西省壶关县领导机关的慰问信中列举了4月份以来他们坚持搞好生产，全县形势很好的事实。
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来信报告了他们开展技术革新，获得发明创造的喜讯。
许多院校的教职员工来信表示，要做好教学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祖国培养好下一代。
许多军属写来的慰问信，更是声声泪，字字情。
一位军人的妻子来信说，看到你们在吃苦、流血牺牲，我们泪水伴着痛苦，思念和着欣慰。
国家少了军人，将不成为国家。
亲人啊，请不要挂念家中，好好完成任务。
我们没有别的说的，把你们应该做暂时又不能做的事全部担当起来，支持你们，不愧你们军功章的那一半。

专栏：
一些国家领导人祝贺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若阿金·阿尔贝托·希萨诺3日打电报给江泽民同志，热烈祝贺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贺电说：
“我谨代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并以莫桑比克人民和我本人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贺您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我们确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目前的形势将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所有积极力量相互融洽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得到新的发展。
“祝愿您在新的、崇高的岗位上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在此重申，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莫中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与合作。”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党总书记、斯里兰卡政府外交部长兰简·维杰拉特纳克给江泽民同志发来信件，祝贺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贺信说，“谨代表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国民党并以斯里兰卡外交部长的身份，对您最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表示诚挚的祝贺。
“祝您工作顺利，事业成功，希望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党、两国间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

专栏：
东京都议员选举及其连锁反应
本报记者　于青
“失败早有预感，惨败实出意外。”
这是自民党人士对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结果的自我评价。
07月02日投票的东京都议员选举，是日本各党派围绕都议会128个议席的争夺战。
自民党事前也有危机感，但以为充其量减少议席不会超过一位数。
07月03日开票结果犹如当头棒喝，自民党竟减少了20个议席，远不抵半数。
相反，社会党和无党派的议席大幅增加。
东京都议员选举本属于地方性选举。
然而，地价暴涨、住宅紧张等城市问题并没有成为竞选中的争论热点。
选民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当前日本政治的所谓“三大件”问题上：
即消费税、利库路特事件和宇野首相的桃色丑闻。
东京都有900万选民，约占全国的1／10。
由此可以说，东京都议员选举的结果，很大程度代表了民众对当前日本政治的态度。
这次选举的主要特点，首先是选民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大有提高。
投票率达58.74％，接近1973年东京都议员选举投票率60.74％的历史最高水平，反映出选民对自民党金权政治的强烈不满，要求改变现状，从而增强了对政治的参与意识。
其次是充分显示了妇女的力量，选举中妇女投票率为61％。
当选女议员17名，大大超过1965年11名的历史最高纪录。
女选民把对消费税的不满称为“厨房的愤怒”，对桃色丑闻更是厌恶至极。
可以说，自民党的失败在于失去了“半边天”的支持。
东京都议员选举与6月25日的新澙地区参院议员补选结果有共性，都是自民党在优势地盘上一败涂地。
新澙向有自民党保守势力“老巢”之称，是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选区。
当年即使在洛克希德案件发生后，自民党在这里也能保持不败。
然而今非昔比，日前的参院议员补选，社会党以领先9万多票击败自民党候选人。
东京都知事近年执政有方，政绩令人首肯，似乎无可指摘，但也未能挽回自民党的颓势。
自民党在优势地盘“二连败”，倍感形势严峻。
今年07月05日，是参院竞选的第1天，7月23日投票指日可待。
自民党是否会“三连败”已成为此间舆论的话题。
参院选举的形势是，252个议席改选一半，自民党想保住在参院中的过半数议席。
除不改选的73名自民党议员外，在改选的126个议席中，自民党必须争得54个议席。
而在野党的目标是，至少要实现在参院与自民党伯仲相持，改变现在的政治格局。
东京都议员选举是否会产生连锁反应，使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重蹈覆辙。
这将取决于自民党能否拿出新的取信于民的政策；
也取决于在野党能否提出值得信赖的方针；
还取决于选民心理的变化，六七十年代，自民党就曾有过败后取胜的先例。
因此现在断言谁胜谁负为时尚早。
可以预测的是，如果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失利，将极大震动宇野内阁，以至危及政权命运。
难怪前不久日本外相三塚博访问美国时，布什总统还问到如果自民党参院选举失败怎么办的问题。
可知国际舆论也在注视自民党选举“二连败”和“三连败”的连锁反应。
　（本报东京7月04日电）

专栏：
哥伦比亚一省长被炸死
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省长罗尔丹·贝坦库尔4日在麦德林城西区被炸弹汽车炸死。
07月04日，当他从家中出来准备参加一次会议时，恐怖分子预先停放在他家附近的一辆炸弹汽车突然爆炸。
除贝坦库尔被当场炸死外，同时遇难的还有3名警察、3名过路行人。
　（据新华社）

专栏：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7月04日抵达巴黎，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图为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府拜会法国总统密特朗。
新华社记者　徐步摄（传真照片）

专栏：
察尔达里斯任希腊议长
希腊新民主党议员察尔达里斯7月04日被选为新的希腊国民议会议长。
察尔达里斯是在两次投票中击败全希社运候选人后当选为议长的。

专栏：
戈氏与法总统会谈
法苏签署11项协议或议定书
本报巴黎7月05日电
记者吕网大报道：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昨天中午抵达巴黎后，下午即同法国总统密特朗举行了会谈。
戈尔巴乔夫首先介绍了苏联国内发生的深刻变化及推行“公开性”的情况，密特朗祝贺苏联改革取得的成就。
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内容包括东西欧关系和黎巴嫩问题。
两位领导人同时指出了克服欧洲分裂的可能性。
今天上午，戈尔巴乔夫向位于凯旋门下的无名战士墓敬献了花圈，随后到巴黎市政府同希拉克市长会晤。
中午，戈尔巴乔夫主席在巴黎大学向巴黎知识界人士演讲，赞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1917年10月革命，推动了历史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据新华社巴黎7月04日电法国和苏联今天在巴黎签署了航空航天、图像文字合作以及科技等11项协议或协议议定书。
法国经济部长皮埃尔·贝雷戈瓦和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列夫·沃罗宁主持了今天的签字仪式。

专栏：
我青年代表团在平壤同各国青年联欢
平壤举行争取和平青年火炬游行
据新华社平壤7月04日电
（记者朱克川）在平壤参加第1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今晚邀请朝鲜青年和前来参加联欢节的约30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在中国俱乐部举行友好联欢。
8时许，肤色不同的各国青年和学生代表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陆续来到中国俱乐部。
在俱乐部的各个活动场所都挤满了人。
设在俱乐部场内大厅的纪念品小卖部今天生意格外兴隆，一个泥人，一个珠饰手袋，都可以唤起对这次友好聚会的回忆，许多人都挤在柜台前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
架起中国传统式红色宫门的俱乐部前面，是一个广场。
各国的青年朋友和中国的青年代表在清爽的夜风中，有的在茶几前谈话，有的跳集体舞，互相交流感情，增进了解与友谊。
联欢一直持续到深夜。
参加这次联欢活动的各国代表约有七八百人。
据新华社平壤7月04日电
（记者朱克川）平壤市数万名青年学生今晚在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举行了一次名为“为了和平和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青年学生火炬游行”。
这是朝鲜为迎接在平壤举行的第1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而准备重大庆祝活动之一。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钟玉和作为本届联欢节的荣誉客人应邀来平壤访问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观看了今天的游行。
从汉城来平壤参观联欢节的南朝鲜学生组织代表林秀京也参加了今天的火炬游行。

专栏：
我驻美使馆发表声明
所谓“威胁”“监视”我留学人员毫无根据
新华社华盛顿7月04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天就中国留学生参加游行示威活动一事发表声明说，“中国留学人员对国内形势的发展感到关切是完全正常的；
对他们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参加的一些游行集会等活动，中国政府业已表明将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予追究”。
这份声明是对14名美国议员6月中旬致中国使馆一封来信的答复。
这些议员在信中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威胁”和“监视”。
声明说，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及外交官员同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及公民联系和接触“属于正常的公务”；
“这些活动都是在美国法律、国际法和外交惯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
中国大使馆声明：
“中国驻美使馆及各领馆从未组织或从事过以监视、干扰和威胁本国留学人员为目的照相、录像、谈话等活动以及其它活动”。
声明指出，“某些新闻媒介关于上述问题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毫无根据的”。

专栏：
日本参院选举拉开帷幕
新华社东京7月05日电（记者王大军）日本政府今天宣布，第15届参议院选举从即日起正式开始，23日投票。
日本参议院共有252个议员。
参议员任期为6年，每3年改选一半。
今天上午，各地选举管理委员会开始受理参加竞选者报名。
据报道，这次将有30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推举600多名候选人。

专栏：
泰国和不丹已同意建交
泰国和不丹已经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的建交协议是不丹外交大臣达瓦·策林在最近访问泰国时达成的。

专栏：
津前部长因腐败被判刑
津巴布韦负责政治事务的前国务部长弗雷德里克·沙瓦因在黑市高价倒卖两部小汽车，7月04日被津巴布韦高等法院判处9个月监禁，并被课以约合7万美元的罚款。

专栏：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一些公司愿继续在华经营
本报纽约7月03日电
记者刘开宸报道：
据《纽约时报》今天消息，正在中国经营的大多数美国公司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前景表示信任，打算保持在那里的业务。
美国工业界人士说，由于中国领导人新近表示愿意对外国投资者给予更多优惠，一些美国公司想借此打入中国市场。
位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陈先生说，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实业家认为，江泽民在上周末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因为他在上海工作期间致力于经济改革，外商较为了解。
在中国投资和经商的许多美国公司的总经理说，中国最近虽发生动乱，但其有利的经济条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如10亿消费者，急需外汇，工资低廉使制造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等。
罗克韦尔公司的伊格先生说，有人对中国现在的具体工作环境担心也无必要。
直到最近，他在中国的商务接触中，中国有关人士和工作方式无变化。
美国明尼苏达州矿产和制造公司的发言人本·马尔什先生说，从长远来说，“在中国经营前景是非常乐观的，我们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看法”。
在中国已经营10年的奈克公司的发言人利兹·多兰说，北京的动乱并未影响该公司对中国的业务活动和业务计划。
多兰指出，“肯定地说，中国是我们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中国不仅作为制造业中心有巨大潜力，而且很明显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有很大潜力。
我们无意随意离开。”
《纽约时报》还报道，有些美国公司对中国政治形势澄清前在中国扩展公司业务尚有犹疑，但仍然认为中国是吸引人们开展新业务的一个地方。
这些美国公司也担心，如果它们减少在中国的业务，缩小发展计划，甚至决定不进入这个市场，那就会让其它外国竞争者得利。

专栏：
美《幸福》杂志民意调查表明
美企业家对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
本报讯
据最新出版的一期美国《幸福》杂志报道，尽管中国发生了最近的政治事件，但美国公司的总经理们仍然认为，中国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一个有潜在价值的大市场。
他们预期，未来5年内，中国将变成更加开放和以市场为动力的市场。
以上看法来自美国《幸福》杂志对一些大公司的总经理进行调查所得结果。
这项调查是由一家独立的民意研究机构进行的。
属于《幸福》杂志500家公司的183位总经理是在5月30日至6月07日期间接受调查的。
明尼苏达矿产和制造业公司总裁阿伦·雅可布逊说：
“最近发生的事件并未改变我们对中国的长期潜力的看法。
这一事件当然是个挫折……但我们并不改变计划。
我们仍旧持乐观态度。”
联合通讯公司（一家长途、地方电话公司）的总裁威廉·埃斯雷也持相同的看法。
他说，这一事件并未改变我的基本看法。
《幸福》杂志认为，美国大公司领导人所以态度乐观，是因为在过去10年的经济改革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总值逐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有些省份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
因此，很多接受调查的经理人员认为，中国的改革势头已强大得无法中止。

专栏：
苏一军用飞机在比坠毁
04日上午，一架苏联米格23战斗机在比利时边境的库尔特雷附近坠毁。
飞机摧毁一座农舍，正在家中的一位18岁青年因此丧生。
（本报专电）

专栏：
苏联最高苏维埃
批准对政府新领导人任命
新华社莫斯科7月04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4日批准了苏联新政府被任命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
据此间新闻媒介4日报道，列夫·沃罗宁和尤里·马斯柳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分别负责常务工作和国家计划。
列·阿巴尔金（经济改革）、伊·别洛乌索夫（军工综合体）、阿·比留科娃（社会问题）、弗·古谢夫（化学和森林综合体）、维·多古日耶夫（非常局势）、尼·拉韦罗夫（文化）、帕·莫斯托沃伊（物资技术供应）、列·里亚别夫（燃料动力综合体）和伊·西拉耶夫（机器制造综合体）9人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按照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6月10日的报告，苏联新政府应设3名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和10名副主席。
现在尚缺一名第1副主席（负责食品问题），原因是还未找到合适人选。
而雷日科夫提名的弗·卡缅采夫（对外经济）因未获足够的票数，没有当选副主席。
在此之前，苏联最高苏维埃曾批准了新政府外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的任命。
04日又有一些人被任命为部长，他们是阿·瑟斯措夫（航空工业）和科·卡图谢夫（对外经济联络）等人。

专栏：
西哈努克将前往巴黎出席柬问题国际会议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记者李怀林）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说，越南和苏联会在即将召开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制造困难，但是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不会让步。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西哈努克说，他将参加今年08月在巴黎召开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他说，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代表将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东盟6国，越南、老挝、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和柬埔寨4方。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也将参加这次会议。
西哈努克亲王说，7月25日柬埔寨4方领导人将在巴黎举行圆桌会议，讨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
他说，圆桌会议是重要的，诺罗敦·拉那烈王子将作为他的代表参加会议。
他说，圆桌会议期间，他的身份将是一名观察家。

专栏：
贝·布托出访英法
将参加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
本报伊斯兰堡7月05日电
记者任毓骏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今天上午乘专机前往伦敦对英国进行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
然后，她将去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
这是贝·布托执政后第1次出访西欧国家。
由于贝·布托曾留学英国并成为民选政府领导人，她将在英国受到高规格欢迎。
贝·布托将于7月07日在唐宁街10号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正式会谈，这是两位女政府首脑第1次会面。
她们会谈的主要内容是英巴经济关系、巴基斯坦重返英联邦和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
07月10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在白金汉宫设宴招待贝·布托。
为表示特殊友谊，女王将邀请贝·布托乘坐她的专机前往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庆典。
在法国期间，贝·布托将分别会见法国总统和总理并举行会谈。
她还将会见前来参加庆祝仪式的其他国家和政府领导人。

专栏：
越南攻击东盟外长会议声明
据新华社河内7月05日电
越共机关报《人民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攻击东盟外长会议3日发表的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一股逆流”。
这是越南当局对这次以柬埔寨问题为主要议题的东盟外长会议作出的首次反应。
《人民报》的评论指责东盟外长会议的声明“故意否认雅加达非正式会晤”，是为政治解决柬问题“设置障碍”。
此间观察家们认为，河内官方报纸的上述反应给政治解决柬问题的前景投下了阴影。

专栏：
阿富汗民族和解车轮开始转动
本报记者　任毓骏
今年02月苏军完全撤出阿富汗前后，有关各方曾酝酿过如何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
当时，苏联与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喀布尔政权；
苏联与抵抗力量的七党联盟和八党联盟；
巴基斯坦和伊朗；
七党联盟和八党联盟；
甚至苏美之间都举行过谈判或磋商，试图找到阿富汗民族和解的途径。
但随着七党联盟临时政府成立，特别是3月06日贾拉拉巴德之战爆发，民族和解的进程搁浅了。
贾城之战旷日持久，双方伤亡惨重，且又难分胜负，使得有关方面认识到，阿富汗问题还是要走政治解决的路子，靠军事手段不能解决问题。
06月上旬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的美国之行，标志着阿富汗民族和解的车轮开始启动。
此后便出现了几个方案与建议。
成立中立专家内阁方案　这一方案主张首先全面停火，在联合国帮助下，由中立人士、部落代表以及喀布尔现政府的部分文官组成一个“看守政府”，向未来基础广泛的新政府移交权力。
这一方案并非巴基斯坦首先提出，去年签署日内瓦协议时，当时的联合国特使科多韦斯就曾提出类似计划。
这一次贝·布托访美时，同联合国秘书长讨论了这一方案，并建议由联合国提出，巴基斯坦给予支持。
但贝·布托还坚持两点，一是纳吉布拉必须下台，二是权力应移交给经过扩充的阿富汗七党联盟临时政府。
七党联盟中的一些强硬派领导人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更换个别领导人，而在于整个制度，如实施这一计划，很可能“把一个政权强加给阿富汗民族”。
据悉，有关方面已把这一方案通知美国和苏联，但两国都未公开表态。
有观察家认为，两国在把权力移交给什么样的政府问题上，肯定是有分歧的。
阿拉法特计划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6月24日从莫斯科飞来伊斯兰堡，对巴基斯坦作了暂短访问。
其间，他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总理以及阿富汗七党联盟领导人。
他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带来了一个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计划，并愿意作调停人。
他的和平计划分三步：
首先，冲突双方举行谈判，实现全面停火，美苏两国同时停止军援；
接着，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国大选，阿富汗各方根据他们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平等地参加选举；
根据选举结果，组成有各派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政府。
阿拉法特表示，他来巴之前已和苏联领导人“深入地讨论了这一计划”，这表明苏联和喀布尔同意这一计划。
阿拉法特派往喀布尔的特使已宣布，纳吉布拉“接受所有建议”，并热烈欢迎。
实现其阿拉法特计划是否行得通，关键要看阿富汗游击队、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态度。
07月02日，美国最近派往阿富汗七党联盟临时政府的大使级特使汤姆森说：
“过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一直支持苏联和纳吉布拉，所以我很难说他是一个不偏袒的调停者。”
游击队领导人中的强硬派也表示，绝对不和纳吉布拉政权举行直接或间接谈判。
巴基斯坦方面尚未公开表态。
尽管困难重重，阿富汗民族和解的车轮毕竟已开始转动。
上述方案虽然没有取得各方一致意见，但阿富汗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这一点已越来越得到有关各方承认。
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有了可供各方谈判和磋商的基础。
（本报伊斯兰堡7月04日电）

专栏：
札记
风物长宜放眼量
报载，联邦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中国小组主席魏斯近日要求该国的公司在考虑同中国的关系时，必须从长计议，要从几年和几十年考虑同这个国家的关系。
魏斯的这个建议颇有见地。
所谓从长计议，就是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避免贸然从事带来不利的后果。
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期间，有一些人士一时对纷乱的局势不大清楚，又受了许多谣言的影响暂时离开中国。
在北京恢复正常秩序之后，他们逐步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正在或将陆续返回中国工作。
他们的行动受到中方有关部门的欢迎。
一些外方人员不受外界局势的困扰，继续留在北京工作，更属难能可贵。
他们都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相信中国是会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的长远大计，而非权宜之策。
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期间只是不得已而暂时打乱了我们的步子，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则是不会改变，已经打开的门不会关小，而且会更加敞开。
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在当今世界经济更加相互依存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外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中国长远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也将是一种贡献。
正因为如此，尽管有人对中国以种种制裁相威胁，但是很多有识之士还是希望同中国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
事实终究将会证明，这确实是明智之举。
风物长宜放眼量。
目光短浅是不明智的，于事无补。
至于那些找借口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的人，则是打错了算盘，终将徒劳。
·立中·

专栏：
从抓典型大案入手
山东省惩治腐败
本报济南7月05日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李有道、本报记者贾建舟报道：
中共山东省委从抓典型大案要案入手，集中力量向腐败现象开刀，自上而下认认真真地整顿党的作风。
前一段，山东省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清理整顿公司、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查出违纪违法案件6000多件，其中已结案4000多件；
查处政企不分的公司669家，其中已撤销和分开的占61％，在公司兼职的1210名党政干部有96.6％辞去了一头职务。
山东省委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惩治腐败列入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围绕贪污受贿、倒买倒卖、违法经营、挥霍浪费、乱建私房、偷税漏税、制造贩卖伪冒假劣商品等方面的问题，查处了一批案件。
在今天召开的省委会议上，省委专门研究了惩治腐败的问题。
省委书记姜春云强调指出，对已经查清的案件，要大张旗鼓地抓紧处理；
对正在清查的案件，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对群众举报揭发出来的案件，要立即组织力量清查。
省委领导成员都要出征挂帅，自上而下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专栏：
新闻摄影比赛
06月20日下午，湖北省襄樊市樊西区公安分局在市襄棉工人俱乐部门前召开处理发还赃物大会，向失主发还被犯罪分子盗窃的自行车、收录机、电视机等物品。
成少海摄

专栏：
在全国政协七届七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07月04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任重
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常委：
我们这次常委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习讨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主要文件已经印发；
还要听取和讨论陈希同同志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在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
我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召开的。
它对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深刻的政治总结，重申继续坚决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揭露了赵紫阳同志所犯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撤销了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调整了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次会议指明了全国人民今后前进的方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意义深远。
同志们，近两个月来，我们经历了一场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党和国家的命运一度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搞政治阴谋的人和其他反动分子，利用学潮，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挑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一场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反革命暴乱。
小平同志指出，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八年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第1个翻番，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捣乱，目的是要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变成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
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他们的活动正好与国外的敌对势力相呼应。
近年来，他们利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动向，抓住我们治理整顿、克服经济困难的时机，以“要民主”、“反腐败”作幌子，在青年学生中、市民中散布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蓄意制造事端，利用学潮，掀起动乱，并网罗各种各样的反动分子和社会渣滓，制造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反革命暴乱。
在这种严重的时刻，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
通过这场斗争，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这次事件在一段时间内虽然以学潮形式出现，但是它一开始就具有尖锐的政治斗争性质。
04月中旬，一些人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名，提出要为1987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
这就说明，他们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这样，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呢？
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根本问题，这些人的答案是同我们绝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
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的真实面目越来越暴露了，公然喊出了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打倒腐败政府”的反动口号。
这是明明白白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它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可能激化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用处理一般学潮的办法去处理是不行的。
这两个月，党和政府从广大青年学生着眼，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一切努力都被一小撮坏人破坏了。
我们别无选择，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只有起而应战，对猖狂的敌人实行坚决的镇压。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它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它也及时看到了自己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和党政机关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决心加以克服和纠正。
对此广大群众是理解的。
但是，正确的路线政策要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去贯彻执行。
主要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
然而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工作中有不少失误，对惩治官倒、清除腐败下不了决心，甚至曲意为少数干部子女参与倒买倒卖作辩解。
他的所作所为，终于把中国引向动乱和灾难。
如果不是及时制止他那一套歪门邪道，很可能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这次四中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领导职务，建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为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可靠保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学习文件，提高认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全国政协，也要认真学习，统一认识，把文件精神贯彻到今后工作中去。
总的看来，我们大多数委员的思想是坚定的，认识是清楚的。
有的委员还在困难的情况下做了不少工作，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情况十分复杂，各种矛盾交错，有些同志一时心存疑虑，抱有某些不同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真相大白，通过学习文件，我们绝大多数委员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认识。
当然，如果有人一时还转不过弯子，也允许他们再看看，再想想。
必须看到，这场斗争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不是一般工作上的争议，而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人民政协的成员，一定要认真对待，立场坚定，坚持原则，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上来，统一到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
政协章程规定，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
因此，我们每一位委员都应当通过学习和讨论，分清是非，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都应当冷静地思考过去，考虑未来，更好地参政议政，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当然，在学习中，要实行自觉自愿的原则，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做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我们常委会先行一步，带头学好，就可以推动全体委员和地方各级政协组织的学习和工作。
三、协助党和政府抓好当前四件大事
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当前要抓好四件大事，第1件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极少数人挑起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阴谋活动，还没有充分揭露。
一些在逃的坏人正利用国际上反动势力掀起的反华浪潮和国内部分群众暂时的思想迷惑，进行破坏活动。
对此，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我们首先要认清和揭露这些反动分子的本质。
还要通过我们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联系，多做宣传解释工作，说明事实真相，揭穿敌对势力的造谣诬蔑。
还有一件大事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过去许多委员就有意见，曾经提出过尖锐批评。
现在小平同志又一次批评了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缺乏一贯性和软弱无力的错误。
党中央决心扭转这种局面。
政协联系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广大知识分子，在加强思想教育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一定要把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的教育贯彻到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等各项工作中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四件大事中，关于治理整顿、改革开放等发展经济的任务，关于党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惩治腐败等任务，党和政府当然会努力去做，我们政协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努力协助党和政府把这些工作做好。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国内外有些人担心我们的方针政策会改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进行造谣煽动。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小平同志都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会改变。
从我们的工作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发展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当然也不会改变。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形成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在几天前举行的中共中央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一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就使我们的团结合作更加巩固。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与发展这种合作，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共同担负起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历史重任。
人民政协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
我们坚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四十年来，他们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党和人民是感谢他们的。
今后，知识分子政策，双百方针等等，只会执行得更好，绝不会改变或倒退。
至于像方励之、严家其那样的人，即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
大家已经看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党和政府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那些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阴谋分子以及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要坚决地依法惩处。
对于那些因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和一时不明真相，有过一些错误言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主要是帮助他们认真学习，进行反思，吸取教训。
希望大家积极主动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共同前进。
我们统一战线的其它各项方针政策，包括“一国两制”的方针，对台湾、香港、澳门的方针，以及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等等，也都将更好地贯彻执行，而不会改变。
总之，一切受到人民拥护的，对祖国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政策，我们都要一如既往地坚决贯彻执行。
我们的目的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只要我们坚决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克服各种腐败现象，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一定能把十一亿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像一个巨人昂首阔步地奋勇前进，任何国内外的反动势力都不可能阻碍我们。
经过我们几十年的努力，一个民主、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屹立于世界舞台上，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
（新华社北京7月05日电）

专栏：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出版
本报北京7月05日讯
记者赵相如、罗自苏报道：
只用两年时间，重庆出版社就出齐了20集共1200多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
今天，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老同志、首都一批文学家、出版家、党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会聚一堂，祝贺这套抗战文学书系的出版。
这套书系堪称铁与火的历史，血与泪的诗篇。
它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于保存文学史料，发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套书系收集了近千名作家的上万篇作品。
全书系分《散文与杂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诗歌》等10编20卷。

专栏：
民政部公安部等四部局联合通知
制止丧葬中封建迷信活动
本报讯
民政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出了坚决制止丧葬中的封建迷信活动的通知。
当前，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办理丧事中的封建迷信活动十分普遍。
社会上一些人为牟取暴利，有的装巫婆、扮神汉、充当阴阳先生，有的大量生产、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有些单位为职工及其家属大办丧事提供多种方便，甚至个别党员干部也违反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带头简办丧事的规定，在丧事中大操大办，搞封建迷信活动。
通知指出：
任何单位和个人办理丧事，都不得搞看风水、出大殡、攀阴亲等封建迷信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生产、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
现有的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由殡葬主管部门收缴销毁。
对不听劝阻的单位和个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或责令停业整顿；
任何人不得在丧事中从事封建迷信的职业活动。
对“巫婆”、“神汉”、“阴阳先生”，应通过教育，使他们自觉地停止封建迷信活动。
对借迷信活动造谣惑众、诈骗财物的，应依法惩处。
对于信教群众为办丧事做道场等，应在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
通知还指出，在火葬区内要推行火葬，骨灰存入骨灰堂或安葬在骨灰公墓，不准把骨灰入棺土葬；
不实行火葬的国家职工，不得享受丧葬费，所在单位也不得为其丧事活动提供方便。
在土葬区内要本着有利于生产的原则，利用荒山瘠地建立公墓，禁止用耕地做墓地，提倡平地深埋不留坟头，杜绝乱埋乱葬。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对丧葬用品生产、销售和丧葬消费现状进行一次全面调查，以便进行综合治理。
（周定华）

专栏：
香港市民致函本报支持北京平息暴乱
编辑先生：
我们是香港五位普通市民，现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谴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首都制造反革命暴乱的罪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
北京的戒严部队对暴乱分子采取的果断措施，不仅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保证首都人民在和平、安全环境中生活，而且保证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保证国家继续沿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正确路线前进。
有正义感和对民族命运负责的中国人都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义行动。
一些暂时受反革命舆论、错误报道（北京事件）蒙蔽而不明真相的人们，在逐渐了解事情真相后，是会站在中国人民和解放军一边的，是会支持党和政府为平息暴乱所作出的决策的。
在此，希望一些不明真相的北京青年，要认清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学生打着“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帜，其实质是要推翻共和国政府的本质。
大家想一想，如果由他们推翻人民政府，打倒共产党，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一句话可概括：
国无宁日，人民遭殃，民族分裂。
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用正当方法协助党和人民政府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香港和祖国大陆的命运息息相关。
香港同胞关心北京事件理所当然。
但是香港某些人兴风作浪，借助外国势力对中国施压，有的人甚至以各种方式支持内地非法组织进行反政府活动，某些人甚至扬言把香港作为反北京政府的“基地”，他们的丑恶言行逐渐被人认识，一些有识之士已明确反对将香港拉入反共反华的队伍中。
我们感到，保持香港安定繁荣，实现“一国两制”，要靠各方面努力，中国、英国有责任，香港市民也有责任。
在香港玩火的人必食其果。
善良的香港市民对别有用心之人应有所警惕。
香港新界沙田五位居民
1989年06月15日

专栏：
快语新言
全面权衡方法的利弊
瓯亮
前些时，各地盛行“摸奖储蓄热”，招来一些事端。
试举二例：
湖南岳阳市，数以千计想“试试手气”、“撞撞大运”的人，在巴陵街一家银行摸奖处排成长龙，争购奖券。
结果，当场开奖，欣喜若狂的有之，垂头丧气的更多，真可谓“时来顽铁生辉，运去黄金减色”。
新疆伊宁县，有些农村专业户为摸到摩托车，将刚从信用社贷来的买农具的钱，竭其所有地购买奖券，以至过不多时，原准备买农具的钱便化为一堆中奖而得的毛巾、香皂、空白磁带，摩托车却没摸中。
如此事例，在所不少。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已发出通知，停止各种形式的“摸奖储蓄”，这是及时的决定。
摸奖储蓄，有“刺激性”，可以较明显地起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作用。
一些人虽然没有摸中理想的奖品，仍增加了国家银行的储蓄资金。
但这种办法，却有较大的副作用。
有一句俗话，叫做“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摸奖储蓄正是刺激了人们这种侥幸心理，不是把人们思想引导到一点一滴地积累财富上去，而是希求在孤注一掷的冒险中获得大笔横财。
实行摸奖储蓄，固然可吸收一些社会资金，但也确实助长了贪婪、迷狂甚至不劳而获的心理，这对经济建设显然是有害的。
更何况即使从金融的角度看，相当数量的一般储蓄转移为摸奖储蓄，无异于资金在银行之间搬家，并无实际益处。
由此联想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在制订一些具体措施和方法时，必须全面权衡它们的利弊。
我国有具体的国情，适用于别国的办法，硬搬到我国就不见得合适，不可生搬硬套，此其一；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相联，切不可单为局部的经济效益而忽视长远的社会效应，此其二；
客观条件不断变化，很可能一个时期此种办法用得多一些，另一个时期别种办法用得多一些，必须审时度势，此其三。
谚曰：
“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审慎地权衡利弊，仔细地选择办法，然后实行，我们的经济建设才可以发展得更顺利一些。

唐海县对虾养殖连年稳产高产的调查
专栏：
养虾何以称雄全国？
——唐海县对虾养殖连年稳产高产的调查
李景祥　丁俊杰　么志远
近年，海水养殖像一股大潮在我国千里海疆悄然涌动。
沿海数省出现无数养殖“明星”。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河北省唐海县。
1987年，该县夺得对虾单产、规格和效益3个全国第一；
1988年在全国又荣获单产、总产、规格、效益、创汇5项第1，创汇4000万美元。
4年，仅仅4年，是什么促使唐海养殖业取得如此效果？
上，能有计划进行宏观指导；
下，能激发生产者的劳动热情
唐海县地处渤海湾，前身是柏各庄农场。
在改革中，唐海县根据国营农场的特点，认真探索，逐步完善了“国家开发，个人承包，需统必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
分，即把国家开发的5.1万亩虾池承包给2000多名工人，二或三人一池，分池承包。
承包者负责管理从放苗、测苗、投饵、换水、防病、看管到出虾的整个养成过程。
经济效益与个人利益挂钩。
统，即在实行“三定”（定承包面积、定规格标准、定成本费用）的基础上，实行“五个统一”，即统一生产和供应苗种；
统一管理水电；
统一配制、加工合成饵料；
按规范统一制定技术措施和规程；
统一收、运、贮、销产品。
在统的过程中，全县新建、扩建了19个养殖服务组织，强化了服务。
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成功地体现了国家对养虾的计划指导，把微观分散的“细胞”结合成管理科学的经营整体，提高了养虾出口创汇的整体效益。
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以后，县政府严格按价值规律办事，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制定了“保本分档累进提成”的分配政策，把产量高低、规格大小与承包者个人的收入紧密挂钩。
在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情况下，效益越高，职工分配比重越大，而职工高收入又保证了企业高效益。
1988年全县5.1万亩虾池平均亩产比上年增加了26.5公斤。
一时一刻也不放松科学技术，并注意普及到每一个人
唐海县重视科技投入，专门设立了沿海开发公司，各养虾场设生产技术办公室，每个生产队配一名技术员，养成中有技术典型示范池，全县形成县、场、队三级科技服务网络。
起初，这些科技人员技术水平较低，缺乏管理经验。
全县2000多名养虾职工，取得水产专业职称的仅占1％。
近几年他们请来水产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为管理干部、技术人员讲授科技知识，帮助攻克生产中的难关。
还选派有知识、有头脑、热爱养虾事业的人才到各大专院校进修学习，储备技术力量。
现已培养专业技术人员51名。
养虾职工也普遍接受了全员技术培训，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养虾生产中的基本技术问题，成为“小专家”。
技术的普及，使唐海的养虾业在育苗、养成技术等方面都有创新，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和方法。
如育苗中，他们采取了“处理水，提高温，满足饵，促变态”的技术方案，使育苗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对虾养殖技术性要求较高，他们有计划地对黑腮、烂腮病等难治之症，开展了科技攻关。
在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师、副研究员孙修勤指导下，研究成功具有抗细菌、抗真菌、促生长的中西合成药饵，疗效颇令人满意。
养虾需要高投入，在此，国营农场发挥了规模大、实力强的作用
增加物质投入是唐海县养虾夺得高效益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85年以来，累计投入1亿多元，实现了育种、养成、供水、冷储和公路运输的配套建设。
仅1988年，全县8个农场兴建虾池311个，使场办、县办虾场面积达到5.1万亩，比上年增加1.6万亩，还跨省、跨县承包虾池5600亩。
养虾配套工程也更趋完善，1988年县、场两级共投资4000万元，使育苗室由3座增加到6座，繁育虾苗18.8亿尾，比上年增加5亿尾。
他们还新建了5座设备先进的冷冻厂，日速冻能力由72吨增加到185吨。
在对虾养成阶段，流动资金投入十分惊人，全县的5.1万亩精养对虾池，在投喂的高峰期，一天就投入价值100万元的兰蛤、卤虫等天然饵料和合成饵料。
在此，他们发挥了集体调度能力。
高投入，换回高产出、高效益。
1988年，全县养虾总产1115万公斤，出口成品虾创汇产值达2亿多元，约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0％。
养虾业真正成了唐海县经济的重要支柱。

专栏：
哈尔滨松花江公路大桥，是黑龙江北通苏联南联内地之桥。
此桥1986年建成通车后，对黑龙江省的物资交流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桥全长1656米，呈剪刀型。
本报记者王东摄

记南平造纸厂厂长吴修和的谈话
专栏：
如何解决新闻纸荒？
——记南平造纸厂厂长吴修和的谈话
张连兴　林金荣
新闻纸，曾经困扰着1988年的我国新闻出版界。
如何解决“新闻纸荒”？
前不久，笔者访问了南平造纸厂厂长吴修和。
福建南平造纸厂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厂家。
1958年建成投产时，有3.4万吨生产能力。
几经扩建和改造，产量在30年中翻了三番。
去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吴修和说，一个国家的人均用纸量，是衡量国民文化素质的一项标志。
我国现在年人均用纸量8公斤，在世界上不算高。
我国新闻纸年需求量约为75万吨，而去年实际只生产38万吨，供需缺口太大，形成了“新闻纸荒”。
吴修和是1983年就任厂长的。
当时，社会上并无纸荒，且有库存积压，有的厂家改产成本低利润高的纸袋纸。
吴修和则眼光放远，另有抉择，借暂时供过于求之机，从1985年开始，对旧机器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
他预见到，随着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用纸量会大大增加。
结果只花了1700多万元，成功地改造了两台旧纸机，成为全国现有9台同型纸机中车速最快、产量最高、质量最好的机器，年产量可增加2万吨。
而且，可以生产适合进口轮转胶印机用的“星光牌”新闻纸，每小时印数可达12万张以上，填补了我国胶印新闻纸生产的一项空白。
去年，南平厂的“星光牌”新闻纸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
原料不足，给造纸厂家带来很大困难。
去年，全国不少造纸厂家因原料供应不足而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这是加剧“纸荒”的主要原因。
南平厂自谋生路，从1982年起，改变新闻纸生产必须用成型大口径原木的做法，采用等外材、枝丫材切片为造纸原料，既解决了原材料不足的矛盾，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过去被农民烧掉的大批枝丫材料有了重要的用途，农民也很高兴，南平厂的做法被许多造纸厂采用。
自1962年起，南平厂开始创办林业基地，从根本上解决原材料问题。
近年来，南平厂与当地政府合作，发展了20多万亩造纸林。
去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再次扩大规模，着手建设120万亩的造纸专用林基地。
为了改变新闻纸供应紧张的状况，吴修和他们正准备与香港文汇报合资，在福州马尾兴建一个“两头在外”的纸厂，以进口废纸为原材料，可年产浆纸15万吨，如果顺利，18个月后即可投入生产。
这样，不久的将来，南平厂的总生产能力可达30万吨。
吴修和还告诉笔者，今年南平厂改变了供货办法。
他们主动了解各主要报纸及用户单位纸张的缺额，订立供求合同，不必再求第三者，减少了中间环节，避免了“倒爷”从中做梗。

专栏：
咨询之窗
家庭财产保险理赔问答
目前，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参加了家庭财产保险。
由于情况各异，处理保险赔案时往往引起争议。
现就人们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同志解答。
问：
有位居民投保了家庭财产保险，其中1栋房屋保险金额为4000元，衣被、用具、家用电器6000元，共计10000元。
一场火灾，使房屋损失6000元，其它财产损失4000元。
可是，保险公司只赔8000元不知为什么？
答：
家庭财产保险条款明确规定，保险赔款的最高数额以不超过保险单上列明的分项财产的保险金额为限，不是以总保险金额为限。
因此，房屋投保金额为4000元，即使实际损失6000元，保险公司也只能赔4000元，加上其它财产实际损失4000元，共赔8000元。
问：
一位居民来信说，他去年元月份投保了家庭财产7000元，6月份因拆迁原因而搬家。
谁知搬到新址不久，一场洪水使家中财产损失了3000多元。
可是保险公司却不受理，更不负责赔偿。
他表示不理解。
答：
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只对保险单上所载明地点的家庭财产负保险责任。
地点若有变动，需出面通知保险公司办理手续才行，否则，保险公司不能受理，也不能赔偿。
问：
一位保户连续几年都参加了家庭财产保险。
最近的一场火灾损失了1万多元，其中一副纯金项链就值3000多元，还烧毁1000多元现金。
保险公司理赔时，却剔除了项链和现金。
这是为什么？
答：
保险公司承保的财产是有一定范围的。
目前，我国统一的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上规定的“不保财产”是：
金银、首饰、珠宝、货币、有价证券、票证、邮票、古玩、古书、字画、文件、帐册、技术资料、图表、家畜、花、树、鱼、鸟、盆景及其他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

专栏：
企业家画廊
“我就有搞企业的瘾！”
——记北京市原工商业者周国浩
本报记者　皮树义
不胖不瘦，慈眉善目，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
初见周国浩，心里嘀咕：
这就是当年的资本家？
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一些文艺作品曾经给人们塑造出了资本家的“标准形象”。
这形象与这位至今仍在经济生活第1线上奋斗着的原工商业者很难对上号了。
说他是资本家，其实资本少得可怜。
解放之初，周国浩25岁，是北京市最年轻的私人企业主之一。
虽然他从15岁就开始学做买卖，可直到1947年才办起了个自己的工厂——中兴帽厂，资本才4000元，还属于周家4个兄弟。
周国浩积极着呢！
1953年，他联合16家帽厂，办起了建国联营帽厂。
1956年，他又响应公私合营的号召，联营帽厂变成了北京帽厂。
这家帽厂，现在仍然是北京市最大的帽厂。
那时，周国浩担任了北京帽厂的副厂长，当然是代表“私方”的副厂长。
到了“文革”，自然是在劫难逃。
周国浩被批来斗去，下放车间劳动，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才重任副厂长，可没干几年，又到了退休的年龄。
折腾了这么多年，揪着的心才放下了，却闲来无事，周国浩哪能呆得住。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有搞企业的瘾！
从私营企业到国营企业，周国浩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他愿大显身手。
也巧，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请他帮着办乡镇企业。
1984年，他领着从乡办服装厂分出的100人，办起了北京市朝阳区长城制帽厂。
1987年，他又办起了北京市朝阳区长城皮毛制品福利厂，安置了一批残疾人。
60多岁的周国浩一身二任，当着两个厂的厂长。
“人叫货千声不语，货叫人不招即来”。
这是周国浩常说的一句话。
办企业就是要生产出能招人的货来。
帽子行业竞争激烈，周国浩抓质量管理也严着呢！
班组都有质量检验员，从半成品到成品，要经过多道检验。
每月还有质量评比。
这评比是突然袭击式的。
不定什么时候，直接从生产线上拿下产品检验评比，质量差的班组、个人要扣奖金，一点也不含糊。
当然，质量好的也给予奖励。
严格的质量管理，再加上技术培训，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生产出了质量优良的帽子。
长城皮帽已出口国外。
1987年北京市乡镇鞋帽行业质量评比，长城帽厂得了第1。
去年，长城牌大前进帽被评为北京市优产品。
前些日子，他们刚开了今年的秋冬季产品订货会，一下子就订出了500万元的货。
周国浩和十八里店乡的领导、群众合作和相处得很融洽。
他们信任周国浩，周国浩也把自己的全副本事都使出来。
每天早晨七点多钟，他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工厂，一忙就是一天。
周国浩其实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哩！
他担任了崇文区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的基层支部主任等职务，是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
从他的身上，使人感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啥？
对这个问题，周国浩回答：
“一是为发展经济发挥余热。
旧社会小本买卖难做，解放后又遇到‘左’的一套，如今改革开放，党的政策好，正是干事的时候。
二是带带年轻人。
乡镇企业是农村致富的重要道路。
我要把自己的商品经济知识传授给农民。
现在，还有人有一种错误的‘奸商’的观念，认为搞商品经济要靠投机取巧，这是非常片面的。
搞企业，这里面有的是学问！”
这话说得实在。

专栏：
经济界人士访谈录
紧缩之际贵在开源
——冯大麟谈储蓄增长之道
本报记者　董焕亮
“解决社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是靠增发票子，还是靠多吸收社会储蓄。
显然，后者是正确的抉择。”
年近古稀、鬓发皆白的冯大麟教授快人快语，条分缕析地说明了储蓄增长之道。
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的冯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已近四十载。
他说，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因而储蓄是吸收社会资金的主要渠道，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我国目前城乡个人储蓄额达4100多亿元，占银行信贷总额的40％；
加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各类存款占信贷总额的70％左右。
正因为储蓄所占份量如此之重，近年来中央银行、各专业银行都把吸收储蓄作为头等重要的工作，“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当前，贯彻实施治理、整顿的方针，看来金融工作更应重视开源节流，‘节流’就是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开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储蓄。”
记者这样向老教授请教，他肯定地答道：
“对”！
冯大麟指出，现今要让储蓄更上一层楼，有必要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
首先，要改革低利率政策，实行浮动利率。
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一般实行低利率贷款的政策，但执行的结果往往有两方面的副作用：
一是存款的利率必然也低，对国民储蓄的吸引力不大；
二是温室中培养起来的民族工业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不起风雨。
我国情况也是如此，贷款的低利率等于国家向企业提供一笔金融补贴，其总额可能比任何一项财政补贴都多。
在这种情况下，设若企业争得廉价货币——贷款，买了原材料，放进仓库不生产，也能干赚不赔。
而在物价增幅较大时，存款的明显低利率又成为诱发抢购风的深刻原因。
自70年代起，为了对付通货膨胀，浮动利率对储蓄的杠杆撬动作用已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
其次，要扩大保值储蓄的应用范围。
去年政府及时采取了3年储蓄保值的措施，对调动城乡个人储蓄的积极性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物价渐趋较平稳，今年1季度全国净回笼货币35亿元。
最近，很多银行的工作人员呼吁把保值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一年、两年储蓄上。
短期保值是国际通用的吸纳储蓄的好办法。
更何况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勤俭，只要货币不发生意想不到的贬值，人们是不愿把辛苦挣来的钱随随便便花掉的。
前不久，昆明市银行发行短期浮动利率金融债券，购者如堵，就是证明。
再者，可逐步采用多种吸收长期储蓄的措施。
比如，实行劳动者退休保障基金制。
今后，对青、壮年职工即应逐年提留一定比例的劳动保险基金，由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积累起来，转用于向企业发放信贷，并作为劳动者退休后养老的保障。
显然，发展这种长期储蓄，既利国，又利民。
又如，建立未成年人高等教育储蓄基金。
每个孩子上大学前逐年储一笔钱，供上大学时使用，也属于长期储蓄（对因种种原因不能接受高等教育者，可连本带利返还）。
冯大麟教授侃侃道来，饶有兴味。
记者请他再谈谈为增加储蓄，对银行内部深化改革的看法。
他认为银行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企业化经营，合理引进竞争机制，以期改进服务态度，改善服务质量。
现在的问题是体制上依然将各级银行视同行政事业单位，业务量扩展了，工资总额不能增加，不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积极性自然难以极大地调动起来。
冯大麟谈到金融界近年来出现的活跃局面——工商银行“下乡”，农业银行“进城”，建设银行“拆墙”，中国银行“上岸”，交通银行“四通八达。”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竞争规则，不可再搞什么“利率大战”，通过金融改革，全面发挥多种“聚宝盆”的吸纳储蓄作用。

专栏：
见利忘“路”钟振林

专栏：
乌兰夫与民族区域自治
李贵
乌兰夫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毕生为之奋战的事业将永远铭刻于各族人民的心中。
乌兰夫同志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和卓越的民族领袖，他的名字，是同我国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
只要回顾一下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史，就可以鲜明地显示出乌兰夫同志从理论到实践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巨大贡献的光辉历程。
一、建立第1个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的第1个民族自治区，始建于1947年05月01日。
许多老同志都知道，这是乌兰夫同志同从延安来的一批蒙汉各族战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与内蒙古的实际相结合，团结蒙古族各阶层的革命力量，在排除万难中所创建起来的。
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
但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究竟从何着手，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内容和组织形式是什么，这是由乌兰夫等同志首先从内蒙古试点起步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内蒙古的政治形势，也同全国一样，十分错综复杂。
这里面临着特殊的国际环境，面临着国内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殊死争夺，还面临着蒙古民族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对于本民族发展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和意见分歧。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乌兰夫等同志从领导和发动内蒙古人民开展自治运动着手，于1945年11月25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同志当选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革命团体；
在新的革命政权成立以前，它还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政权性质的组织。
实际上，它正是在自治政权成立以前的过渡政权。
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乌兰夫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持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成功地召开了两次在内蒙古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
一次是1946年04月03日在承德举行的“四·三”会议，团结了内蒙古的一切革命力量，将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自治运动统一起来，极大地推动了自治运动的发展，使内蒙古迅速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统一的新局面。
另一次是1947年在乌兰浩特举行的被称为“五·一”大会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选出了临时参议会，并经临时参议会选出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同志当选为自治政府的主席。
正是这个“五·一”大会宣告了我国第1个民族自治区的诞生。
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为尔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范例。
“五·一”大会所颁布的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针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第1次具体地规范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1，自治政府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联合区内各民族的民族团结的政府，是蒙汉各民族各阶层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这个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
第2，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旗为自治区域，是在统一的中国之内实行自治，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第3，自治政府及所属盟旗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由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选举参议会，参议会是权力机关；
由参议会选举自治政府，自治政府是内蒙古的“最高行政机关”。
第4，自治政府有权建设和发展内蒙古人民的军队（这是在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的形势下决定的，以后演变为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建立维护地方治安的公安部队的有关条文），有权发展经济事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以及在不抵触中国革命政府法律范围内，“得制定公布单行法”等。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变成了现实，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的规定，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具规模。
二、创造和总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丰富经验
乌兰夫同志既是国家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之一，还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的党政军负责人。
从1947年到1966年的近2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各项建设事业，都是在乌兰夫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
内蒙古自治区创建于解放战争的硝烟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发展、壮大于全国解放初期的困难条件下。
乌兰夫同志坚持从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执行和实践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内蒙古的实际相结合，团结并带领全区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如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创造了丰富的经验。
乌兰夫同志十分重视总结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的经验，也很重视全国其他相继建立起来的自治地区的经验。
在乌兰夫同志主持内蒙古的工作期间，对自治区的大规模工作总结有过三次，第1次是1952年根据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总结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周年的经验；
第2次是1957年总结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经验；
第3次是1966年着手总结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经验，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次经验总结中途停顿下来。
内蒙古自治区，曾于1957年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确认为全国的模范自治区，这里的经验，对于充实和逐步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的经验，同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经验一起，先是集中地体现在195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
在1952年08月08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报告》里，乌兰夫同志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各自治地区的经验，对什么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自治地区的民族组成问题，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和自治权利问题，以及自治地区内的民族关系和上级人民政府对自治地区的领导原则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
所有这些都用国家的法律固定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基本的内容。
譬如，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只原则地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对于什么叫民族区域自治，当时还没有作出具体说明。
在乌兰夫同志的上述报告中明确地提出：
“民族的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民族的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
依据这个总原则和大前提，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权利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区和自治机关，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这就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这些内容已分别在《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有关条文中作出了规定。
十年浩劫对民族区域自治的破坏，使乌兰夫同志痛感全面总结和肯定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
他大力促进和主持召开了1979年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重要报告，严肃地重申了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198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乌兰夫同志又进一步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表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一文，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3个问题：
一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二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效和教训；
三是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而奋斗。
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理论上全面论述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论著，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的许多精辟论述，一直为民族理论界许多同志所称颂。
譬如，对我国为什么只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能采取其他办法的问题，乌兰夫同志从我国民族关系的六个方面的特点，深刻地作了论证。
这些特点是：
第1，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长期存在，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
第2，民族错居杂处和相依共存的状况，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利条件；
第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民族联合是民族解放的前提，维护国家统一是确保民族自由的前提；
第4，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
第5，各民族人民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创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
第6，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证。
根据以上六个方面的条件，乌兰夫同志指出：
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历史的抉择”，它“合乎国情，顺乎民心”。
三、对民族区域实行法制建设的贡献
乌兰夫同志十分重视我国的民族法制建设。
前面已经提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期所颁布的我国最早的一批自治法规，就是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制定的。
建国初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颁布过一系列单行法规，譬如1951年03月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人事管理上的几项暂行规定（草案）》；
1951年07月的《内蒙古自治区婚姻登记办法》；
1953年07月的《内蒙古自治区1953年牧业税暂行条例》以及同年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规定》等。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1955年11月很快就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这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按照宪法规定所颁布的第1个单行条例。
十年浩劫的灾难，使乌兰夫同志深感民族法制不健全给各少数民族带来的严重危害。
1980年10月，在第5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乌兰夫同志作了《认真做好民族立法工作》的重要报告，全面论述了民族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号召各级干部要重视民族立法工作。
乌兰夫同志明确指出：
“我们所要做的民族立法工作，是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繁荣的立法工作，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
他还具体提出民族立法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
“第1是关于保障聚居的少数民族享有充足的自治权利的立法，第2是关于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的立法，第3是关于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立法。”
在这个报告中，乌兰夫同志强调指出：
民族立法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他还特别强调要维护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这就要求民族法律法规必须有足够的明确性和严肃性，要求加强民族法制的宣传和监督。
乌兰夫同志特别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
在上述《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一文里，乌兰夫同志深刻地论述了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他指出：
“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完善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很难落实的。
我们现在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是要用法律来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要求，并且由国家机关以强制力来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
只有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加强民族法制宣传，并坚决按法律规定办事，才能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乌兰夫同志强调指出：
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工作，“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久安之计”。
乌兰夫同志认为，1952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建国初年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法律中的有些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了，他认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在总结30年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新情况，制定出一项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新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由乌兰夫同志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倡议制定，并由他主持起草的。
自1981年至1984年的4年间，乌兰夫同志从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班子的组成、草案的结构和条文的安排、每一阶段起草工作计划的部署，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如何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等等，无不事事躬亲。
1981年夏，乌兰夫同志在北戴河养病期间，带领起草小组人员随他工作。
在整整一个月内，他每天上午都主持起草会议，一面讲述他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丰富经验和宝贵意见，一面仔细听取起草人员对这个法的构思，让到会同志畅所欲言。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最早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段工作中形成的。
在这个法提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时止，共起草过17稿，每一稿都经过乌兰夫同志逐条逐句推敲。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国家调整民族关系的重要的基本法，在起草过程中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统一各方面的认识，无论工作量和难度，都是很大的。
许多重要问题的解决，以及一些重要条文的撰写，是由乌兰夫同志亲自出面与有关同志商定的。
为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乌兰夫同志不顾年高体弱，孜孜不倦，真可谓是鞠躬尽瘁。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后，乌兰夫同志又为这个法的宣传教育和贯彻实施，作了大量大量工作。
他多次写文章，作报告和发表电视谈话，大声疾呼，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
让我们以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做好民族工作，加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来纪念乌兰夫同志。

专栏：
悼肖劲光同志
周仁杰
（一）
肖公一生大诗篇，起伏跌宕有波澜。
肝胆照人直而爽，从容对敌危也安。
勋功常在山连海，丹心可共日与天。
耄耋之年逢盛世，又遣豪情上笔端。
（二）
闻君坎坷早知名，留守延安才相逢。
转战疆场纵马走，开创海军破浪行。
满腔热忱坦荡荡，一身正气铁铮铮。
大将逝去英名在，三军谁不忆肖公。

专栏：
朱总司令和他的白杨树
陈集
49年前，当全国抗日战争紧张阶段，朱德总司令在指挥人民军队作战的间隙，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门前栽了一棵白杨树幼苗。
如今这棵白杨已长成2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了。
盛夏季节，人们喜欢在白杨树荫下纳凉，微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在轻声向人们追叙朱总司令的丰功伟绩和山乡的变迁。
王家峪周围地区的人民多年来处于经济相对贫困环境中，知识水平也很低，他们渴望得到科学文化知识，迅速改变当地落后的山区经济和文化面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在乡党委和县、市、省直至中央的支持下，一所中学于1979年09月在王家峪建立起来。
这所规模不大的初级中学是由中共中央直接拨款建立的，校址毗邻八路军总部旧址，紧傍朱总司令手植的白杨树，因此被命名为“白杨中学。”
这些事实表明党中央对太行老区人民文化教育的关心，也反映了老区人民对八路军和朱总司令的怀念。
白杨中学创办时，朱总司令的女儿朱敏同志即前往祝贺，以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相继去视察，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同志曾3次莅临该校并赠书赠款。
白杨中学共有学生约600名，教学方针除3年文化学习外，学生仍须参加专门技术学习1年（如采煤专业和农机专业），以使每个学生掌握一技之长。
该校遵循老一辈革命家传下来的革命教育传统，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艰苦朴素的思想政治教育。
建校10年来，已培养了1300余名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能以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家乡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勤恳地工作。
白杨树虽然不结果实，而其根系发达，所以护土固沙的能力极强。
白杨中学已成为山西省一个农村教育的先进单位，它象征着在朱总司令的大白杨树庇荫下所结出来的一颗鲜亮的果实。
在朱总司令逝世13周年之际，这颗即将50周岁而且仍在茁壮成长的“鲜果”，也许可以作为对朱总司令最好的奠念吧。
（附图片）\\上图：
朱总司令1940年所植白杨。
49年了，这棵白杨树已是根深叶茂。\\右图：
以朱总司令当年所植白杨命名的白杨中学。

专栏：
她永远为人民歌唱
刘元培
蜚声黎巴嫩乐坛的著名女歌唱家菲露兹深受人民的热爱和尊敬。
无论在充满欢乐的和平时期，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菲露兹一直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正如她在《黎巴嫩，我的祖国，我爱你》！
一歌中唱的那样。
黎巴嫩，我的祖国，我爱你！
爱你的北方，
爱你的南方，
爱你的广阔原野。
我愿留在你身边，
即使人们离去，
周围一切消失，
大地变成废墟，
多少个不眠之夜，
我守卫在你的大门
护卫着你！
黎巴嫩，我的祖国，我爱你。
到处战火蔓延，
硝烟笼罩大地，
黎巴嫩有尊严，
人民有骨气，
我们的国家在重起。
一旦我们分离，
爱又把我们团聚，
你每一颗土粒，
犹如人间稀宝，
黎巴嫩，我的祖国，我爱你！
这首黎巴嫩歌曲，是菲露兹经常演唱的保留曲目，几乎每个黎巴嫩人都会唱。
每当菲露兹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自己不禁流下热泪，在场的黎巴嫩人闻曲伤情，对毁坏的家园无不痛心，也不禁凄然泪下。
祖国遍体鳞伤，但菲露兹愿留在她的身边。
有人问菲露兹：
“你可曾想过离开黎巴嫩？”
菲露兹回答说：
“黎巴嫩内战已十几年了，但我从未想过离开祖国。
轰炸确实可怕，但我愿坐在屋内小小的一角，等待……。”
菲露兹在等待，等待祖国重起的那一天。
她真不愧为一位正直、爱国的艺术家。
菲露兹的歌声不仅在黎巴嫩，而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极大的魅力。
在阿拉伯国家，大部分家庭都有菲露兹演唱的唱片和盒式带。
曾有人作过如下统计：
阿拉伯各国电台播放的歌曲节目中，平均每四支歌中就有一支菲露兹唱的歌。
菲露兹出生于贝鲁特以北的安特里阿斯。
十四岁那年，她经人推荐，到黎巴嫩电台合唱队当合唱队员。
由著名歌唱家、作曲家组成的审听委员会对她的演唱大为赞赏。
在电台排演厅内，当时年轻的作曲家阿齐·拉赫巴尼发现了她的动人的嗓音和高超的歌唱才能，决心培养她。
阿齐·拉赫巴尼的弟弟曼苏尔为她写歌词，阿齐本人为歌词谱曲。
菲露兹的唱，曼苏尔的词，阿齐的曲，这三者的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人们称这结合为“天才的三合体”。
后来，菲露兹与阿齐·拉赫巴尼结了婚，婚后，她的艺术才华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由拉赫巴尼谱曲，菲露兹演唱的歌曲被称为对阿拉伯歌曲的一次“革新”。
菲露兹的演唱不仅优美动听，而且充满对祖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爱。
她的足迹遍及黎巴嫩和阿拉伯各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
她也深入到巴勒斯坦难民营，为兄弟的巴勒斯坦难民和战士们演唱。
归来吧！
友爱、和平。
归来吧！
绿色的黎巴嫩，
统一的黎巴嫩。
菲露兹用自己的歌喉呼吁和平与友爱。
她的歌声传到大街小巷、街垒、战壕，百姓和战士都不分派别和信仰，个个侧耳细听。
今天，人们称菲露兹是和平与友爱的天使。
（附图片）

专栏：
综述
巴西“夏季计划”失败后的局势
新华社记者　杨立民
巴西政府06月15日宣布“夏季计划”难以实现，决定恢复实行经济指数化政策，货币再度每天小幅度贬值，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
至此，巴西政府精心设计的“夏季计划”又像1986年和1987年的两次经济调整计划一样地失败了。
今年01月15日开始实行的“夏季计划”被认为是萨尔内政府为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该计划在冻结物价和工资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削减公共赤字、保证市场稳定的行政和财政措施。
计划执行的头两个月效果不错，政府量入为出，开支减少，月通货膨胀率从去年12月份的百分之二十八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市场上也未出现抢购风。
但是，由于计划中关于取消一些政府部门、裁减六万名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私有化等重要措施未获议会通过，整个计划无法全面实施。
公共赤字不断增长，政府不得不多发票子，造成05月份以来通货膨胀率逐月回升。
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连续下降。
企业家呼吁尽快放开价格，否则将因成本过高无法维持生产，市场上许多商品缺货，过去一向供应充足的鸡蛋也难以买到。
工薪阶层不
断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补偿因物价上涨受到的损失。
04月份，全国共发生三百六十七次罢工，参加人数达四百多万人。
在这种形势下，“夏季计划”已难以为继，巴西财长达诺布雷卡指出，这次计划的失败再次证明，没有议会、企业家、劳动者和社会的支持和信任，政府的任何经济计划都不会成功。
物价放开以后，巴西再度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威胁。
官方预测07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将突破百分之三十。
目前货币市场的短期存款月利率已高达百分之四十四。
今年09月，巴西需偿付近三十亿美元的外债利息。
如果不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今年预定给巴西的四十八亿美元贷款就无法兑现，巴西可能会因此再次停付债息。
尽管经济形势严峻，巴西政府还有把握避免物价失控。
因为，今年一至05月份，巴西外贸出口持续增长，外汇储备约为六十亿美元，财政赤字还在控制目标之内。
另外，今年农业大丰收。
在政治方面，“夏季计划”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一些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指出，现政府已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要求萨尔内总统提前交权。
但是，由于现政府的任期只剩九个月了，提前交权还要修改宪法，所以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否则，现政府提前交权的可能性不大，萨尔内总统已表示要坚持到任期结束。
萨尔内政府在经济上想有所作为是很难的。
但是，由于各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希望顺利完成政府交接、巩固民主进程，加之军队稳定，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大的动乱。

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图书馆剪影
孙希有
捷克斯洛伐克图书馆的建设在世界上堪称一流。
无论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乡村，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图书馆遍布全国。
坐落在布拉格市中心克列门丁大街的捷国家图书馆是全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
它的创建可追溯到1348年。
查理四世国王当时在布拉格创办了欧洲第1所高等学府——查理大学。
他亲自为查理大学捐献了140部手稿，成为捷国家图书馆的奠基书。
经过600多年的发展，图书馆目前藏书540万册，汇集了捷数百年来各个学科的书籍，保存着捷历史上著名文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的手稿和著作，珍藏着捷最早发行的图书。
像捷国家图书馆一样，捷技术图书馆、布拉格市立图书馆、俄拉迪斯拉发中央经济图书馆都是历史悠久、出类拔萃的图书馆。
特别是捷技术图书馆，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珍藏着全国几百年来出版的150余万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书籍，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和科技情报信息中心。
捷重视图书馆建设具有历史传统，数百年来一直把图书馆作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提高人民文化素养、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
1919年，捷通过了第1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图书馆法。
法令规定，每一个村庄都要兴建图书馆。
1959年通过了新的国家图书馆法，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图书馆体系。
目前，这个只有1550万人口的国家共有图书馆1.2万余个，藏书8000余万册，拥有固定读者300多万人。
读者每年借书量达一亿册次，相当全国人均借书7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按人均借书量计算。
捷在世界上居首位。
捷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热情地为社会和群众服务，把多吸收新的读者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把向青少年和广大群众传播知识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
捷图书馆还积极促进开展全民性读书活动。
从1955年起，各地图书馆每年都在3月举办图书月活动。
图书馆以举办书展、图书讲座、作家与读者见面等形式向读者推荐和介绍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学方面的书籍。
许多图书馆还开展知识竞赛活动。
（附图片）
图为捷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研究史书。

专栏：
科特迪瓦通讯
柳暗花明看非航
本报记者　杨汝生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常用“病入膏肓”和“风雨飘摇”等字眼来形容非洲航空公司。
为了重振非航，它的成员国首脑几乎每年都要聚会一次，寻求医治病根的药方，并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但非航情况日益恶化的趋势并未遏止。
今年初，应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之邀，非洲10国首脑和代表再次在科特迪瓦首都亚穆苏克罗会晤，就如何整顿非航取得一致意见，并批准了一个被称之为“拯救计划”的“罗朗计划”。
非洲航空公司（见上图）是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创建于1961年03月28日。
它是根据刚果、科特迪瓦、中非、贝宁、加蓬、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乍得和喀麦隆等国签署的雅温得协议而建立的。
投资总额为1400亿西非法郎，总部设在阿比让。
1973和1977年，喀麦隆和加蓬两国因成立自己的航空公司，相继退出非航。
之后，多哥加入。
现非航成员国有10个，职工5626人，大型客机11架，连接4大洲的4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线总长度为16万公里。
28年来，非航在促进非洲国家旅游业、航空业、旅馆业和通讯业的发展、沟通非洲国家之间以及非洲与世界的联系、加速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创建之初，它每年的客运量只有28万人次，1978年增加到50万人次，去年已达到100万人次。
它的运货量也较当时增加了3倍多。
近年来非航遇到的主要难题：
一是某些成员国拖欠的款项迟迟不交，致使非航财政吃紧，债台高筑，截至1987年底为止，它的财政赤字已达147亿西非法郎；
二是人员膨胀，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
三是财务纪律松懈，到处乱发优待票，允许本国官员免费乘机的事更是司空见惯等。
由于上述原因，非航的经济效益愈来愈差。
非航的这种运营情况引起了各成员国的严重忧虑和不安。
1987年03月，在由其成员国国家元首参加的尼亚美会议上，与会代表将重振非航的使命委托给了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
1988年08月，各国首脑又在贝宁首都科托努举行会晤，重申了这一委托。
在这次会议上，博瓦尼总统将自己的设想通报给各国领导人，他的设想是：
非航应取消其一切政治色彩，变成一个纯商业性机构，并用经济手段进行经营管理，为此，必须聘请一个成员国之外的专家担任总经理。
去年12月下旬，卡萨布兰卡法非首脑会议一结束，博瓦尼便前往法国，要求法国在整顿和重振非航方面给予帮助，并邀请法国经济合作中央银行行长罗朗出任总经理一职。
罗朗欣然接受并在对该航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这个长达50页的“罗朗计划”。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裁减冗员，从现在起到今年年底为止将解雇2000名职工，不考虑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也不考虑他们是否有“靠山”，对被解雇人员，非航均给以较多的补偿，使他们能够另谋生计；
废除原来由各成员国选派定额人员参加非航工作的办法，改为根据需要公开招聘；
此外，还要改革工资政策，使其更能激励职工的积极性；
建立更加严格的财会制度，杜绝一切浪费行为；
更新信息系统等。
在不久前召开的亚穆苏克罗会议上，各国首脑和代表一致批准了“罗朗计划”。
再次体现了各成员国的团结合作精神。
此地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计划，是对非航施行的“大手术”。
当然，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还将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也许还要付出代价，但“欲有所得，必有所失”。
人们有理由期待非航以此为转机，逐步获得新生。
（附图片）

专栏：
世界高城帕里
罗同松
仅有1960人的小镇，坐落在海拔4500米的雪线上，因此名扬全球。
与纵横交错的狭谷相比，小镇帕里所在的地域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原野，面积大约850平方公里。
蓝天上片片白云，大地十分荒凉，路边除了不时窜出狐狸、野兔外，基本上没有木本植物。
在镇里，房子低矮而单调，但是新建痕迹随处可见；
各家房顶上都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迎风招展。
小街错落有致，与车水马龙的城市相较，倒是十分宁静。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狗太多，到处乱窜，或向过路人摇尾求食，或徜徉马路中间逼得汽车绕道走。
全镇400多条狗，每天耗粮耗肉大约几十公斤哩。
街边、墙头和房顶全都堆放着草皮和牛粪；
许多房屋的墙壁上，也扒满了牛粪饼子。
这是煮食、取暖的燃料。
听人说，牛粪烤馒头特别香，我尝过，的确不错。
帕里尽管地势如此之高，却也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
1903年12月，英国侵略军队占领帕里；
翌年继续北犯，当行至几公里外的曲米兴古时，帕里人民协同西藏地方军队用刀矛和土枪土炮英勇狙击，给了侵略军以重大杀伤。
英军头目荣赫鹏玩弄假谈判阴谋，叫藏军将土枪的火绳熄灭。
同时，他又命令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侵略军，用钢炮、机枪和步枪向失去抵抗力的藏军和民众开火，当场杀死1400多人，曲米兴古血流成河。
西藏和平解放后，1956年03月，拉萨经帕里至亚东的公路正式通车，至此，帕里重新进入兴盛时期。
“别小看我们这地方”，帕里镇长达旺说，“这里的草场又宽又肥沃！”
这我知道。
帕里附近山区生长着禾本科、莎草科、龙胆科、十字花科等上百种优良牧草，所以这里的牦牛个大，载重能力忒强。
山羊、绵羊也比西藏其他地方长得肥大。
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手工业。
许多人家能用羊毛、牛绒编织卡垫（壁毯、沙发垫之类）。
仅此一端，全镇年收入就达88万元。
干燥、寒冷、缺氧，是帕里的特点。
不过也有着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
这里生长虫草、贝母、雪莲、黄连、三花龙胆等名贵药材。
去年，全镇药材收入28万多元。
生长在海拔7000多米的帕里蘑菇，肉质细嫩，清香可口，比人工栽培的营养价值高3倍，还可以治疗脑衰、胸闷、气喘等疾病。
我问达旺：
“镇上住有几个民族？”
“藏、汉两个民族。
不过”，达旺诡秘地笑了笑，“汉族就一个人。”
我特地来到这位汉族同胞家里去作客。
他名叫黄长春，老家四川，1982年入伍，分配到驻帕里的武警部队服役。
因为立了功，1985年到北京出席先进代表会议。
1986年退伍后，他坚决留下来，在镇上结了婚，落了户口。
我问他：
“你爱上这里什么？”
他略一沉吟：
“爱这里的冰峰！”
这个回答真使我惊讶不已。
来黄长春家之前，我站在镇上路口向东北方向眺望，一座高耸的冰峰亭亭玉立，那是位于中国不丹边境卓木拉利雪山的神女峰，峰顶高度为海拔7371米。
峰下一大湖——错木杰，湖水是咸的。
说也怪，帕里周围有的地方遇上一定天气，便有酒香四溢。
据地质学家分析，这是某种地理原因造成的。
雪山下的康布温泉，有14个泉眼，喷出的水温度各不相同，最高的可达60度，治十多种疾病。
“其实，小黄是爱上了我们这里的姑娘！”
达旺用胳膊碰了我一下。
1986年，小黄与镇上卡垫厂的达娃卓玛结了婚，如今已有个可爱的女儿，汉名黄雪苹，藏名普边多。
他们家养了10头牦牛，开了爿铺店，从1987年04月到1989年04月，赚了大约3万元，小日子过得挺美满。
正说着话，达娃卓玛抱着她两岁的普边多从外面回来了。
她身材苗条，嘴角挂着幸福的微笑，脸部像所有藏族妇女一样，透着黝黑的红润。
她为我打了酥油茶，而且一再劝我多喝一杯。

专栏：
域外文谈
发人深省的《巴黎·鳟鱼》
申奥
美国新闻记者彼得·德克斯特的小说《巴黎·鳟鱼》获得了1988年的全国图书小说奖。
作者名震一时，此书也立即畅销。
这部小说并无引人入胜的复杂情节，也没有紧张惊险有趣的场面，何以能战胜众多名家而博得评委们的青睐，这是耐人寻味的。
小说的背景是第2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
主人公巴黎·鳟鱼是镇上的一个白人店主，他冷酷凶残，心毒手狠，一向在穷苦黑人中放高利贷，盘剥欺压他们。
有一次为了卖一辆旧车与黑人波克塞尔发生纠纷，他带领狗腿子直奔波克塞尔家寻衅，适逢波克塞尔外出，便开枪向其母和一个14岁的女孩射击，打死了这个黑人女孩。
凶杀案发生后，巴黎·鳟鱼被捕，但他用2万美元向一个县法官行贿，便被保释出狱，趾高气扬地回到小镇。
这件血案对小镇的上等公民们是一个考验。
大多数人胆小怕事，噤若寒蝉；
还有一部分人，包括巴黎·鳟鱼的律师在内，想把这个恶棍送回监狱，但他们软弱无力，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因此难以奏效。
只有一个年轻律师（本地牧师的儿子）站在正义的立场，同凶犯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些人物的心态，把他们的灵魂曝光。
书中指出，小镇上的白人社会历来有歧视和欺凌黑人的传统，把这当作一种天经地义的特权，正是这种气候和土壤滋生了巴黎·鳟鱼这个恶魔，使他横行霸道，肆无忌惮。
在法庭上他甚至宣称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还胡说受害者是自己开枪打死自己。
在标榜民主和法治的美国竟让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和几十年前相比，今天的美国黑人情况已有若干改善。
但在某些人心中仍然存有种族偏见，三K党徒们也时有活动，特别是在南方如此。
德克斯特在此时推出这部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是发人深省的。
德克斯特现年46岁，出生在密执安州，在佐治亚州、伊利诺斯州和南达科他州长大。
他做过婴儿画片推销员，在五金店和煤气站当过伙计，还开过运载啤酒的货车，后来在《费城每日新闻》工作了12年。
有一次为了一篇报道他遭到暴徒的殴打，几乎丧命。
现在他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为当地报纸撰写专栏。
过去5年中他发表了3部小说，其他两部是《上帝的口袋》和《枯枝》。

专栏：
品书札记
立德立言，虽久不废
——读郑朝宗《海滨感旧集》
徐怀谦
世间最大的学问莫过于做人。
中国的真诚的学者是把他的全部身心都沉浸于学问里，学问和他的人格已融为一体，正所谓的“学问即人”。
长期执教于厦门大学的郑朝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虽然郑先生从中文系系主任职位上退了下来，但他留下这薄薄的一本《海滨感旧集》，却写了对几位学人的感怀，对旧书的评议，对旧事和旧风物的回想，字里行间充满了他的人品格调，流溢出他的做人的学问。
与其称之为感旧散文集，不如说这是一本留给青年学子的喻世明言。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郑先生笔下的学者对学问、对工作都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在做人上无机心，少俗虑，与人为善，以仁为本。
开篇第1位余謇老先生学识渊博，又善属文，却不忙于写什么著作以流芳千古，而是满腔热情地用在他的特长教学方面，一点没有世俗的功利打算；
郑先生写了厦门大学的两任校长王亚南先生和萨本栋先生投身教育，自强不息，乐于诱掖后进。
写了熊德基在作者成为“不可接触的人”的年月，仍时刻关心着这位朋友；
写了吴宓敬佩陈寅恪先生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自己更是喜誉同辈，毫无文人相轻之陋习；
也写了作者的挚友，一代大师钱钟书先生能把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像看小说似的，逐条细读，而且吸入脑海，在做学问上颇多“痴气”，对人也像对书一样不存势利之见的人品，1957年郑先生以言语获咎，困顿三年，钱钟书是听见他“归队”的消息最先来信表示关怀的一个；
他还写了讲求人格与文德的鲁迅先生、对前辈学者邓之诚先生一部撮录群书而成的类书也要摘瑕索瘢、毫不宽假的李拓之……他们的人格就像他们的学问风格一样实在、无矫饰、有个性。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作者追怀自己的妻子林铭清的散文《怀清录》和忆彭柏山的《赤胆贞心的最好见证》。
而在这十万字的散文篇什之中，我特别佩服郑先生对莎士比亚被许多国内外剧评家忽视的大悲剧《裘力斯·凯撒》独具慧眼精炼创辟的分析，具有极强的历史感，称得上是《感旧集》中的压卷之作。
郑先生真诚地劝导青年人多读书，充实自己；
他以“友直，友谅，友多闻”来启迪自己的学生；
同时他又在祖国的山河的怀抱里陶醉，以审美的眼光给读者带来了诗意。
“文学是人学”，这位对中西文学都深有研究的学者人格修养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他的人品和他的作品水乳交融，它的极处便是“仁”和“善”。
在中国美学中，达到了善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最根本和最广大的意义上达到了美的境界。
郑先生的《感旧集》在感旧的同时宣扬了自己“与人为善”的人生哲学，这正是做人的学问的真谛。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做为一个正直的人，立德是最根本的。
学者之所以选择做学问这条人生之路，是因为这样活着能最好地体现他的立德本质。
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选择了什么生存方式，你都必须坚持“向善”的意志，以立德为宗旨。
我想这也是《海滨感旧集》之所以感人情怀的缘故吧。
（附图片）
郑朝宗教授讲学速写苗地

专栏：
老鞋匠印象
晨光
只占据一个小小的角落
花镜与太阳一起升起
笑眯眯地检阅脚步
俨然是都市的皇帝
脚步乱乱纷纷
世尘扑朔迷离
急步而来闲步而来
悄步而来信步而来
犹豫而来坦然而来
都会从散着酒香的话语
里得到满意
——鞋，这东西爱坏
人总是要走路呵
路低洼不平弯弯曲曲
然后仔细阅读
一页行路人的日记
该粘牢的，用一抹严厉
该缝合的，牵一线思绪
锤与鞋模的碎语中
敲打出几句晓白的哲理
偶尔闲下来的时候
点燃香烟点燃回忆
打开身边发黑的木箱
清点藏了半个世纪的鞋的故事
鞋匠的墓志铭
路上的足迹

专栏：
艺文谈片
藏景与藏情
景有巧、拙之分，情有深、浅之别。
造景巧丽者，多喜藏景，以令游人于不意中踏入幽境，以诱旅客于豁然中偶遇景深。
这种营造法式，体现着造景人拓展空间意境，浓化空间谐趣，强化空间力度，丰富空间美的容量的造诣和艺术气质，它和自然的豁朗之美、辽阔之美、鲜明之美恰成对照（这不是说自然界没有幽境）。
爱之深沉者，多喜藏情，以教收受者于有限的抚慰中体察爱者之深蕴，以诱发被爱者于客观的赞美中追思内涵之意趣。
真实、可感的爱，不只是具象的情态、具声的言辞，更有赖于情感的内蕴、心灵深处的回音。
可信、可贵的爱，不是艺术的夸张和逻辑的力量可以取代的情感现象，而是与人生价值体系不可分离的美好希冀和情绪态势。
藏情，不是矜持。
矜持，是对真情的蹂躏；
而藏情，则是对情感的有益的积淀。
藏情于理，往往可以使情理发酵，变得更加醇美，是情感与义理长期保鲜、保洁的特效剂。
情感修养佼佼者，对于越是爱之至深的人，往往越是表现得爱的“吝啬”，而实际上，则是爱得越近情近理，恰如其分，以维系其情的悠远性和生命力。

专栏：
采山〔版画〕　
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