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建跃/高艾苏
版面：头版

本报北京7月3日讯 郭建跃、记者高艾苏报道：今天上午，中央军委授予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北京军区礼堂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首都戒严部队代表1000余人参加了大会。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刘国庚等烈士，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中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
这个光荣而崇高的称号，用简明的语言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刻下不朽的墓志铭。
他们为捍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为保卫千百万革命先烈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主持大会。
军乐团奏响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后，全场同志肃立，为这次在特殊的战场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烈士们默哀。

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分别宣读了邓小平主席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刘国庚、王其富等7名烈士荣誉称号的命令。
陈希同在讲话中高度评价说，刘国庚等7位烈士用鲜血和青春，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精神的壮歌。
他们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英雄儿女，是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战士，是首都1000万人民和90多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光荣史册上，永远活在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
北京军区戒严部队代表、某炮兵旅政委赵炳璞，烈士家乡党政领导代表、山东省副省长宋法棠，以及烈士亲属代表——刘国庚烈士的父亲刘志荣、王小兵烈士的父亲王大民都先后讲话。
他们以激昂而深沉的感情，有的追忆烈士们在党哺育下成长的足迹，有的向战士们嘱托着父老乡亲的厚望，有的表达着子弟兵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切光荣任务的坚强决心。

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最后在讲话中，号召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一同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向7位卫国英雄学习，认真领会邓主席的重要讲话，学习和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为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7月3日，中央军委授予刘国庚等7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北京军区礼堂隆重举行。
孝冰摄（照片）

作者：姜鲁榕
版面：头版

他说，中国的问题应由中国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
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当然是不好的事，但中国不怕。
因为归根结底，中国的发展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中国是充满信心的，可以克服遇到的困难。

杨尚昆认为，现在有些西方国家采取了感情冲动和缺乏长远眼光的作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逐步了解中国，会改变的。

杨尚昆说，在最近的动乱和暴乱中，由于中国新闻媒介力量不够，外国很难听到关于中国暴乱的真实情况。
而另一方面，外国新闻媒介包括仇视中国的新闻机构的声音却占了主要地位，被广为传播。

他说，外国朋友不了解中国情况是自然的。
他们中不少人对中国局势表示担心，希望中国局势很快平定，并表示了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的愿望是善良的。

纳拉因说，圭亚那国民议会代表团这时来中国访问表明他们是同中国站在一起的。
圭亚那理解中国政府在动乱中采取的立场。

杨尚昆对此表示感谢。
他说，“你们的来访表明了对中国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他认为，从这次暴乱中也看出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
如果法制完备和健全的话，暴乱可能不会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
全国人大要在法制建设方面做大量工作。
他希望两国议会加强往来。

在谈到两国关系时，杨尚昆和纳拉因都认为中国和圭亚那是好朋友。
两国将继续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

杨尚昆说两国在纺织、建筑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将继续下去，并要开辟新的合作渠道。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家主席杨尚昆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系教授郭焕圭。

杨尚昆对郭焕圭教授来访表示热情欢迎。

杨尚昆向客人介绍了北京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

杨尚昆说，现在国内的局势已经稳定，这是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期望的。
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们所采取的办法一直非常谨慎、克制、容忍，这是有目共睹的。

杨尚昆关心地询问了在国外的留学生情况。
他说，希望郭焕圭教授回去后，把亲自看到、听到的实际情况，向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朋友谈谈。
相信中国留学生和外国朋友会逐渐了解的。
他说，我们将继续前进。
我们这个拥有11亿人口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版面：头版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大和证券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施密特委员会”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宫崎勇。

宫崎勇是受“施密特委员会”的委托，来华向李鹏总理递交该委员会就当前全球性问题致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报告书。

李鹏在听取了宫崎勇的简要介绍后表示，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加上国际因素，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只能变成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也必然会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进而引起社会动荡。
要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

李鹏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发展得更好，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同时认真克服存在的弊端。
10年改革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益处。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包括引进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政策都不会改变。

李鹏指出，对于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有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程度不同的制裁措施，对中国施加压力。
一条重要原因是它们不了解事实真相，轻信了不真实的报道和谣言，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把对外政策建立在不确切、不负责任的报道甚至谣言上，那将是危险的。
中国党和政府多次重申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但是国际上有人试图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那是很不明智的，也是短见的。

李鹏说，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
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日本老朋友和著名人士对中国平息暴乱的事件，能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采取了比较公正的态度，并表示要继续致力于中日友好。
对此我表示赞赏和感谢。

李鹏请宫崎勇回国后向日本各界朋友转告：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领导核心是团结的。
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致力于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

宫崎勇表示，“施密特委员会”赞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希望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活动。
他说他将继续为促进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作出努力。

今天，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韩念龙和前外长黄华分别会见了宫崎勇先生。

作者：本报评论员
版面：头版

“七一”前夕，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等十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
近日内，北京军区等有关单位为此相继召开庄严隆重的命名大会。
在我军灿若繁星的英雄谱上，今天又增添了这一批将为全国各族人民世代铭记的、光辉夺目的名字。
这是烈士们及其亲属的光荣，也是全军同志的光荣。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存、凝聚、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我国人民自尊、自爱、自强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同志6年前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刘国庚等十位烈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以年轻的生命捍卫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尊严和荣誉，因而获得了最高统帅授予的“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军人，在炮火连天的反侵略战场上奋勇杀敌，不怕牺牲，其精神至为崇高；
在平息反革命暴乱这样复杂的斗争中，在备受磨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从容就义，则更加难能可贵。
在十位烈士身上，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浩然正气。

热爱祖国者最光荣，危害祖国者最可耻。
这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特别是中国军人首先要确立的最基本的荣辱观。
学习刘国庚等烈士的崇高精神，就要象他们那样，情深似海地热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保卫祖国的安全舍得一切，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就要象他们那样嫉恶如仇，鄙视那些不爱我们的国家，甚至危害和背叛祖国的不肖子孙和民族败类。
有些人口口声声喊“爱国”，却处心积虑地搞动乱，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祖国，对他们就是要彻底揭露，坚决斗争。
对那些凶残的反革命暴徒，则必须一个不漏地捉拿归案，依法严惩，连百分之一的原谅也不应有。

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来源于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
要具备这样的思想和感情，就要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艰苦历程，懂得新中国是数千万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来之不易；
了解四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近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而明确我们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
我们要把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学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使爱国主义思想在干部战士头脑中深深扎根。

我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以身报国是军人的最高价值所在。
我们要坚决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向十位“共和国卫士”看齐。
要学习他们牢记党的教导，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立场；
学习他们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学习他们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的过硬作风；
学习他们不计名利，献身国防的崇高品质。
让我们把爱国主义的大旗举得更高，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宁富强而努力奋斗！

作者：朱争平/窦芒
版面：头版

本报北京7月3日讯 朱争平、窦芒报道：为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维护首都社会秩序作出重大贡献的首都戒严部队，从今天开始，分批参观天安门广场等景点。
干部战士首次登上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

今天一早，首批参观的某部干部战士怀着胜利的喜悦和保卫共和国的崇高责任感，登车来到晨曦初照的天安门广场，实现他们一睹天安门雄姿的美好愿望。
7时半，干部战士们首先缓步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以“首都戒严部队”的名义敬献了花圈。
花圈的挽联上写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接着，他们分别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故宫。
当年曾担任过保卫八路军总部的“朱德警卫团”干部战士，在参观恢复了雄伟整洁面貌的人民大会堂后，激动地说：“这里，是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和举行重要国事活动的场所。
在前段时间首都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这里被搞得乌烟瘴气，党和国家不能在这里举行正常的国务活动，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
事实证明，如果不彻底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确实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绝大部分干部战士今天是第一次进故宫。
当他们参观完这座金碧辉煌的殿堂后，深为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
执行戒严任务以来一直住在野外帐篷的某部“模范党支部”红三连干部战士说：“保卫首都，保卫共和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军人的使命。
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勇于吃苦，圆满完成戒严任务，以实际行动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章。”
这次参观活动，是由总政治部统一组织的。

作者：范剑平/王宏林
版面：头版

本报讯 范剑平、王宏林报道：最近，戒严部队某部及时对干部战士进行“克服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的教育，要求官兵在人民群众赞誉面前，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收到良好的效果。

连日来，驻地党政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团体及个人，不断来这个部队进行慰问，赞扬官兵们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做出了贡献，是功臣模范，一致表示学习解放军，热爱解放军，干部战士倍受鼓舞。
这个部队领导敏感地思考到，越是在这时越要保持清醒头脑。
于是便派机关干部深入到各单位调查了解。
结果发现个别同志把自己摆在了不适当的位置，认为进京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是有功之臣，在群众面前说话不够注意谦虚谨慎，少数战士甚至以“功臣”自居，认为群众应该上门服务；
有的司机则耍点小威风，甚至闯红灯；
有的在公路上步行不给车辆让路等。
部队党委针对这些现象，专门抽时间对部队进行了“克服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的教育。
教育官兵认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唯一的宗旨。
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赞誉，是信赖，是理解，是鼓励，更是鞭策。
耍威风是与人民军队的宗旨相悖的，不及时纠正，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牌子就会砸掉。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所属某单位根据驻守地域来往人员多，执勤与群众接触多的特点，制定了文明执勤的措施。
使大家懂得“威风不等于威武”。
威武表现在良好的军容，严明的组织纪律，高昂的士气；
耍威风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行为，必须自觉改正。
通信连战士王本勇说：“我是收发员，每天要骑摩托车出去取报纸，当初，确实感到自己很神气，了不得，对群众有些不恭，通过教育后，思想上受到不少触动。
我们每个人都应把人民的赞誉当作一种动力，更好地完成戒严任务，以更好的形象展现在首都人民面前。”

作者：薛仁/苏扩善
版面：头版

本报讯 记者薛仁、通讯员苏扩善报道：6月28日至30日，国防科工委组织各基地和研究所的领导，研究制定贯彻落实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措施，作出了“振奋精神办实事，把动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新的工作部署。
要求各单位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团结奋斗，扎扎实实为国防现代化办实事。

在卫星发射试验方面，要按期完成有关发射中心的改造工程，满足我国航天试验和服务于国际市场的需要。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远洋航天测量船基地，要在做好测控设施的技术改造和维修的同时，按时完成新的测控方案和前期技术准备。

国防科工委强调，要充分发挥航天发射与测控、航天医学研究、常规兵器试验、气动试验等方面的优势，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
要加强外事领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总结经验，思考未来，克服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参加会议的同志希望国防科技战线的科技工作者和全体官兵，保持昂奋的精神状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确保科研、试验、生产、教学、训练中的每件实事都取得成功。

作者：任燕军

戒严部队某部官兵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如今，风暴过后，在赞誉声中、胜利面前，他们又经受了新的考验，用自己的行动继续书写合格的答卷。

感情，要纳入理智的轨道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有意的考验，五连在夜间设卡时，一个急匆匆的人从战士小阎身边一闪而过。
他脑屏幕上顿时显示出6月4日凌晨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正是此人拿着一件所谓“血衣”，自称天安门广场目击者，挑唆群众向被围困的五连“讨还血债”。
小阎的眼睛被打得青肿，鼻口流血，而这张脸在他脑海也留下了清晰的“底片”。

“哗”地一声，小阎拉开了枪栓，大喝：“站住！”
四目相对，此人立即瘫倒在地，等待那最后的瞬间。
小阎端起的枪口慢慢放下。
两个战士激愤地赶过来，小阎用胳膊挡住：“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他有罪，自有法律制裁他。
这会儿他没有反抗，我们不能动拳脚。”
一位将军听说这件事连声赞叹：“20岁的小伙子能控制住自己愤怒的感情，不容易，不容易呀！”
的确不容易。
这些青年战士都是血气方刚的人，那天夜里被打得好惨啊！
一些战士有生以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和伤害。
而今许多官兵正是在自己被围打的地方执勤。
有人曾担心，他们会不会……？
事实使人们消除了疑虑。

就是在被烧毁砸坏27台军车的路段，他们和群众一起修复路面，清理路障；

就是在4名官兵被打成重伤、有的终身瘫痪的桥头，部队办起了便民服务点；

就是在800名官兵被困3昼夜，没吃上一顿饭的街道，开展了“军民共建一条街”的活动。
官兵们利用执勤间隙，清理运走了400吨垃圾；

……

6月3日深夜，作训处处长刘新力、参谋徐义华等3人组成的指挥组被暴徒追打时，开车绕到了朝阳区一家商店后院仓库门口，看门的老工人把他们放进去，刚刚打开电台，一个40多岁的妇女气冲冲走过来把关上的大门打开：“我们小家小店经不起折腾，你们快出去！”
此时，外面是追赶的暴徒，刘处长等人只好把车开出来。
幸而对面50米处裴振一家把刘处长等人掩护下来，但部队的车却被砸了。
如今这个地域正是他们部队的执勤地点。
有人对这个妇女的行为很气愤：“她见死不救，往外推，安的什么心，把她抓来审审！”
刘处长没同意：“那天许多群众都上了街，她没去；
我们在她那里，外面是追赶的暴徒，她害怕也在情理之中……”
正是从这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人民群众看到了官兵那宽阔的胸怀、理智的头脑。

处处“绿灯”，自己眼里要有“红灯”
两位小车司机在交谈他们的“私房话”：

“去年进京，路不熟，第一天跑了不到40公里，被罚3次，交了80元，领导气得去坐出租车。”
“前几天，我开车转了两个立交桥没下来，瞅空儿违章调了个头，交通警见‘戒严’的牌子，马上给绿灯放行。”
官兵们在品味，领导也在深思。
如今戒严部队的“牌子”一亮，到哪里办事都给“绿灯”，但我们自己眼里要有“红灯”，处处都要自觉地遵章守纪，不能挂着“戒严”的牌子搞特殊，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他们组织部队学习城市文明法规，整顿司机队伍，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一项项有针对性的活动开展起来；
哪些该办，哪些不该办，大家心中有了谱。
某部1000多名官兵住在居民区，大家习惯听号音作息，第一天仍用广播喇叭放号。
但他们很快从群众异样的目光中察觉了问题。
第二天号音没了。
一位老人以为部队走了，出来一看，部队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做操。
一问才知道，部队为了不扰民，上街买了30个电子铃安在各营连宿舍，以铃声代替号音。

官兵们严格要求自己，说话办事格外注意，被称为“机灵鬼”的司务长赵宝银，进城后经常到副食商场买菜，很快和售货人员熟悉了，双方约定了买菜的时间、数量。
一天早饭过后，小赵带车来买菜，排在队伍的前面，正好赶上新进的西红柿又大又红，张口要了100公斤。
正准备拿筐去称时，发现身后有30多名群众焦急地等着。
小赵爽快地对售货员说：“让一家一户的群众先买，我等一等。”
等了一个小时，一堆西红柿只剩下一些小青蛋子。
小赵只好买了一些调料和咸菜回来。
“机灵鬼”办了件“傻事”，可大家都说小赵这件“傻事”办得对。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可以举出不少。
部队进城在酒仙桥被围困两天两夜，官兵只好在旁边的草坪上铺雨衣过夜。
第三天部队解围来到新的驻地。
但压倒的草坪他们没有忘记，专门派回来两个连修整草坪。
一些群众过意不去：“把你们围在这两昼夜，压了草坪不是你们的责任。”
战士们诚恳地说：“草坪是我们压的，不能因为是执行任务就特殊。”
两个连队认真干了两天把草坪给修整好了。

功绩，不是向人民伸手的本钱

当个体户崔华第一个来部队慰问，送来500公斤猪肉和10条长乐牌香烟时，这个部队的领导便感到一种新的考验来临了。

他们立即研究定下接待群众慰问的基调：热情接待、物品不收。

“咋的，我送的猪肉有毒？”
崔华见部队怎么也不收他送的慰问品，老大不高兴。

几位领导同志递了个眼色出来碰头：收下，付钱。
肉分到连队按价扣伙食费，香烟钱由领导掏腰包。
他们把钱用红纸包好，塞到崔华手里。
崔华放下钱走了。
部队派人追到乡里，请乡政府转给崔华，再三说明这是部队的规定，希望不要带慰问品来部队。

住农业展览馆的官兵，300多人看一台电视。
通广公司领导得知后，给他们送来5台彩电作慰问品。
部队领导直挠头：5台彩电少说要1万元，他们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便派政委牛其林登门退还。
公司经理说：“你们保卫首都，使我们能够正常经营，你们所付出的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
部队还是坚持要退。
公司领导被部队的严明纪律所感动：“5台彩电就算我们借给你们看的，上头怪罪，我们给你顶着。”
他们把牛政委推了回来。

“说是借看，打开了包装，人家还怎么卖？”
部队几个领导商量后，干脆收拾出一间屋子当仓库，把退不掉的慰问品暂时保管起来，待一定的时候一起退。

在这间“特别仓库”里，既有高档的彩电、洗衣机，也有普通洗衣粉、香皂，毛巾等日用品。
慰问品登记簿上详细记载着慰问的单位、时间、品种、数量、折合价值，以及接受人员的姓名。

领导上这样做，战士们很拥护。
一个下士说：“地方同志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慰问品不能收，能理解军人就是最好的慰问！”
人民战士啥时候都要艰苦奋斗

平息暴乱后，部队几换住地。
开始露宿街头3昼夜。
后来奉命住进了一家旅馆，彩电、席梦思床，住着很舒服。
部队领导考虑住这里影响旅馆收入，提出搬家。
“你们是功臣，住这儿应当，我们一分钱不收。”
旅馆的经理再三劝阻部队。
官兵们还是搬到了一个大空棚里，睡在水泥地上，但大家心里是舒坦的。
艰苦奋斗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人民战士的本色啊！

烈日在考验着部队。
在三元立交桥执勤的战士，光6月26日一天就中暑13人。
一位医务人员测了一下战士戴的钢盔内的温度，竟达57℃。
多么坚强的士兵啊！
执勤点附近两个单位主动提出免费向官兵开放澡堂，但官兵们想的是要尽量让国家少花费些，没有答应。
他们找来一个报废的小锅炉，自己动手修理，花300多元钱买了一些铁管、喷头、塑料布，搭了个临时淋浴场。
尽管条件十分简陋，但冲凉解热的问题解决了。

艰苦奋斗，能为国家省一分是一分，这是部队上下的共同想法。
部队有204辆车在暴乱中不同程度损坏。
官兵们利用执勤间隙积极修复，到目前已修好了187辆，占92％。
其中有27台车原准备调到工厂去修，他们没有送，而是将一些零件拆、并，能用的都用上，自己动手将这一部分车全部修好，这一项就节省开支10余万元。
汽车篷布一块250元，被砸坏撕碎32块。
他们买来补鞋的针线，一针一线全部缝好。
这一下又省下一笔钱。

作者：林发新/倪福田

本报讯 林发新、倪福田报道：戒严部队某部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基层伙食管理，以严格的制度切实保证伙食费真正“吃”到战士嘴里。

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关怀下，戒严部队的伙食标准有提高。
为了保证这些伙食费全部“吃”到战士嘴里，这个部队在加强对炊管人员思想教育的同时，还作了严格的规定。
要求对上级补贴的伙食费，机关不准截流，必须如数下拨给基层各伙食单位；
对各连司务长购买的副食品，一律由军需部门统一验收和盖公章后，发票方可入帐报销；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用伙食费搞招待，不准在伙食费中报销与伙食无关的开支；
在干部战士中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不准浪费主、副食品；
财务部门实施严格的检查监督，发现慷连队之慨送人情、弄虚作假的司务长、给养员，严肃处理。

由于措施得力，从而堵住了伙食管理上的漏洞，杜绝了侵占战士利益的现象，保证了战士吃够标准，身强体壮执行戒严任务。

作者：施文标

作者：安龙徐远林刘茂杰蒋宏云刘安俊

某部与地方政府劝说官兵亲属不要进京

本报讯 安龙报道：某部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共同做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官兵亲属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们不要进京，以保证部队集中精力完成任务。

他们致函执行戒严任务官兵家乡政府，请求帮助解决这些同志家庭的实际困难。
他们还向全体官兵家庭发了慰问信，汇报官兵在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有关情况，以及官兵本人现在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现实表现，使家庭免除担心，取消去京探望的打算。
他们还组织留守人员做好营区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保证随军家属的正常生活，并在子女入学、购粮买煤等方面优先照顾、服务上门。
官兵家属纷纷投书部队，或请领导捎信给执行戒严任务的亲人，希望他们安心执行任务。

某部家属开展支持亲人在京执勤竞赛活动

本报讯 徐远林报道：执行首都戒严任务的某部留营领导和机关，组织官兵家属开展了以支持亲人在京完成戒严任务为内容的评比竞赛活动。
各级分别召开了家属动员会，统一拟定了评比条件，定期开展评比活动，从而激发了家属的政治热情。
家属们纷纷给部队党委写了决心书、保证书，表示以实际行动支持亲人完成戒严任务。
通过开展竞赛活动，家属们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某部科长张金昌同志的爱人生病住院后，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寄养，坚持不把病情告诉丈夫。
某部参谋吴基生同志母亲病故后，为了不影响他执行任务，爱人没有告诉他，自己回家料理了后事。

某部抓好官兵家属思想教育工作

本报讯 刘茂杰报道：某部负责留守工作的同志，针对一些执行戒严任务官兵家属存在的对亲人执行戒严任务担心、不理解等情况，深入家属院，与家属们共同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以及上级有关文件，深入细致地开展讨论，使家属们认清在首都实行戒严是完全必要的，丈夫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共和国的行动，应当坚决支持。
家属们纷纷要求领导向丈夫捎信：请他们一定要安心完成好戒严任务。
有3名家属曾担心丈夫的安全，准备去北京看望丈夫，教育后，她们主动打消了这一念头。
家属们干工作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

某部37名干部家属支持丈夫完成戒严任务

本报讯 蒋宏云、刘安俊报道：某部37名随军家属在丈夫赴京执行戒严任务期间，克服家庭种种困难，不让丈夫因家事分心，以实际行动支持丈夫完成好戒严任务。

这些干部家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实际困难，有的家属或孩子有病，有的既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父母。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家属不向组织讲条件要照顾，不向丈夫诉苦，努力挑起家庭重担。
军需股长付修宴家属于翠兰嗓子长瘤作了手术，吃饭和说话都很困难，但她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丈夫，还捎信要丈夫不要挂念家里，做好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在家属们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干部在执行戒严任务中，都做出了明显成绩。

某医院热情照顾执行戒严任务干部的家属

本报讯 袁跃东、郭伟报道：“请执行戒严任务的战友放心，你们的亲属我们会照顾好的。”
这是二○二医院党委在写给戒严部队某部的慰问信中表示的心愿。
医院党委和支部对全院19名爱人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安慰，工作上照顾，生活上帮助、关心，尽力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护士杨丽娟在爱人执行戒严任务期间，既要照顾有病的公公，又要护理生病的孩子，还坚持正常工作，但她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
领导得知她的情况后，对她的工作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她能有一定的时间料理家务。

栏目：戒严部队官兵的话

某部连长李志革说：

某部班长唐兴耿说：

某部连长张玉兴说：

某部战士杨立峰说：

某部政治处主任马占业说：

作者：李景荣/吴福生

本报讯 李景荣、吴福生报道：戒严部队某部后勤部细心周到地抓好执勤战士的防暑工作，做了7件实事：

一是组织部队医护人员为部队上防暑课，使干部战士掌握基本的防暑知识；
二是为每名执勤哨兵配备一份防暑降温药品，有清凉油、风油精、仁丹和饮水消毒片，使执勤哨兵在无开水的情况下，能喝上消毒饮水；
三是给每个帐篷里发了2个水桶，保证战士下哨回来有水擦澡，有条件的连队还修建了简易洗澡场地；
四是给每个帐篷安上纱窗、纱门以便防蝇通风；
五是给每个营购买了一个茶水炉，一个保温桶，保证开水供应；
六是为每个连队搭了一个简易炊事棚，避免在烈日下暴晒；
七是保证连队每天中午能喝上清热解暑的绿豆汤。
同时，每天给执勤哨兵供应一定的西瓜、饮料。
各级医疗部门还制定了中暑抢救措施，做好抢救准备工作。
这个部队的后勤机关干部还多次深入到连队哨位，检查落实情况，到6月27日为止，全部队没有发生一起战士中暑现象。

作者：张玉忠/崔长生

本报讯 张玉忠、崔长生报道：北京军区总医院广大文职干部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用革命军人标准要求自己，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雷厉风行的作风，不怕牺牲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医疗救治任务。

6月3日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总医院党委马上进行了紧急部署，全体人员进入战备状态。
他们组成了两个医疗队，4个抢救组，配齐了药品、器械、车辆，集结待命。
各科室集中人力物力做好了一切抢救伤员的准备。
傍晚，在暴乱分子打砸抢烧十分猖狂时，第一支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现场抢救。
虽然在接送伤员途中，一辆救护车被烧，一辆被砸，医务部石凤池主任等医护人员被歹徒打伤，但他们仍机智勇敢地于4日早7点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他们同戒严部队官兵一样，饿了吃块压缩饼干，渴了喝口自来水，连续奋战3个昼夜，抢救治疗了2000多名伤员。

作者：朱民

作者：何沙
栏目：学习与研究

近十年来，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再来一次折腾”，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
这场反革命暴乱初步平息后，邓小平同志更加深刻地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认清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根源和实质，对于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这场反革命暴乱是在一定的国际气候条件下发生的。
事实上，在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以后，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对于这一点，最近一些年来我们有些同志不大讲了。
但是，国际上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却始终没有忘记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思想上的渗透。
1988年有的国家公开宣称，“不能把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根本分歧掩饰起来”，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自由化趋势”，“一有机会就要努力支持自由化”。

他们在推行所谓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和平变革”的策略中，还充分利用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无庸讳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新的情况，经历了动荡和挫折。
与此相联系，不少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改革的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国际上有些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却把共产主义这种发展中的曲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看成是“共产主义的明显失败”。
他们幸灾乐祸地渲染共产主义的所谓“危机”，诋毁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预言共产主义将在下个世纪前期“死亡”。
国际上的这些反动煽动，加上某些内部因素，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乱。
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也是这种国际背景诱发的产物。
请看，《美国之音》又是延长播音时间，又是增加播放频率，大肆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这场暴乱的急先锋。
一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励之夫妇，在暴乱平息后居然能跑进美国大使馆躲起来，这也暴露了这场暴乱后面的国际背景。
没有国际反动势力的鼓噪和支持，这场暴乱决不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这场反革命暴乱之所以不可避免，也是由国内的小气候决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四化建设的征途上不断遇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袭扰：1978年出现过西单“民主墙”事件；
1981年前后，出现过精神污染；
1986年出现过有些学生闹事的问题。
首都这场反革命暴乱，正是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和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怎样搞现代化和搞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载入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
我们的现代化，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则完全不同。
有些人尽管在不同时期经常变换口号和策略，有时甚至口头上也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他们实质上始终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我国变为一个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稍微懂得一点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这种主张不过是一种梦呓，其结果只能把中国引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做一个依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
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他还谆谆告诫全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任务，要贯穿到四化建设的全过程。
但由于党内有的人没有认真贯彻这些精神，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纵容、鼓励、甚至支持的态度，结果终于导致了这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这次反革命暴乱还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大量事实特别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血与火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仅有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与海外、国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人，“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而且还有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和其他社会渣滓。
尽管这些人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纠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反动势力，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十年来的情况表明，每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人总是紧紧纠合在一起而蠢蠢欲动，兴风作浪，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绩，但也有一些失误，从而为各种“乱子”提供了机会。
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没有下大力用四项基本原则、党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人民、教育干部、教育党员，特别是教育青年。
结果，不少人失去精神支柱。
他们忘了或不了解党的历史，忘了或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悲惨教训，忘了或不了解中国今天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忘了或不了解中国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因而当动乱甚至暴乱来临的时候，有些人便是非不清，甚至被人利用，为动乱、暴乱推波助澜。
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近几年来有些干部和党员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有的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
有的甚至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削弱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也为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策划暴乱提供了借口。
这场动乱和暴乱之所以一度能把那么多群众卷进去，同党的肌体不那么健康不能说没有关系。

从国内外环境的分析看，这场暴乱确实是迟早要来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
因为现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健在，使我们处理暴乱比较容易。
在这场暴乱中，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群众中间，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明察秋毫，见微知著。
在风波乍起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这是一次动乱，当动乱一经发展为反革命暴乱，党中央便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予以平息，没有演变为全国性的灾难，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
经过这场暴乱和反暴乱的洗礼，人们也擦亮了眼睛，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人们将会很好地记住这一点。
这场暴乱现在到来，也使我们的党和政府更及时、更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国的十年巨变，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这场暴乱的发生，恰恰是我们没有能够全面坚持这条路线而产生的恶果。
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犹如一架车子的两个轮子，不能稍有偏废，否则就要翻车。
我们在加速改革开放的同时，没有始终一贯地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这正是这场暴乱发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认真记取这个教训，发扬长处，纠正失误，弥补不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会前进得更稳、更好、更快。
这样，反革命暴乱这件坏事，也就可以变成为一件好事。

作者：张烈英石玉坤姜长波
栏目：学习与研究

过去提倡学雷锋是“一呼百应”，现在号召学雷锋有的人则发笑：“都什么年头了，还搞这个。”
看来，对于学雷锋活动也存在着困惑。

在新的历史时期还要不要学雷锋呢？
毋庸置疑，雷锋这个典型尽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局限，但他的精神却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今天，继续提倡雷锋精神，对于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无疑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问题在于，学习方法需要改进，要把握时代的特点，去掉那些形式主义的、乃至“左”的影响，以新的思维方式去指导学雷锋活动。

在学雷锋活动的指导思想上，要立足于培育人。
过去有的领导者在学雷锋活动中往往把青年当成消极的教育改造对象，习惯于拿他们的某些毛病作“靶子”，一提学雷锋，就搞对照检查；
出了问题，就问雷锋精神哪里去了？
结果导致了青年对学雷锋产生逆反心理。
我们应当把关心人、培养人作为学雷锋活动的出发点，用“对同志象春天般温暖”的雷锋精神去指导学雷锋活动，不是把他当成“扫帚”专门去扫问题，而是把他作为标杆去激励战士积极向上。

在对雷锋的宣传上要“人化”，不要“神化”。
实践表明，对于任何典型的任意拔高都将脱离人民群众这一教育主体，减弱典型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效果。
一个时期在宣传雷锋时，生怕把他的形象说矮了，把他的事迹讲平了，把他的作用低估了，一再改变宣传角度，让雷锋不断去适应各种“新潮流”，结果使一个本来很亲近的战士形象，变成了超人的偶像，使人可望而不可及。
因此，必须把雷锋从“天上”请回人间，恢复雷锋精神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雷锋并非“高大全”式的人物，他和普通人一样，有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有成功时的欢乐和受挫时的苦恼，他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善于改正自己的缺点，使思想不断升华。
这样，雷锋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自然就会变得既可敬又可亲，也好学了。

在学雷锋活动的领导上用“倡导式”，不搞“指令式”。
过去有的单位给学雷锋活动定“硬指标”，有的规定战士一周要做多少件好事，一年之内要培养出多少个雷锋式战士。
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
学雷锋作为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倡导，启发大家自觉自愿参加。
只有变领导“要我学”为群众自觉自愿的“我要学”，才能调动起人们学雷锋的内在积极性。

在用雷锋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上变“一把钥匙开万把锁”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以往开展学雷锋活动中，总企望着什么工作都靠学雷锋去推动，什么问题都靠雷锋精神去解决。
于是把雷锋精神当成“风向标”变来变去，成了“包打天下”、“包医百病”的良药。
事实上，“万能”典型是不存在的。
多年来，人们在学雷锋的实践中已经证明，他那种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等思想最具典型意义。
现在学习他，对于当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匡正社会风气，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但是在改革、创新方面，自然就不如学习当代改革、创新的典型更具有感染力和推动力，这样比贪大求全地学雷锋要实在得多，有效得多。

在学雷锋活动的方式上变“轰轰烈烈”为“春风化雨”。
前些年，学雷锋活动曾几度出现红红火火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边扫除，边宣传，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这种做法对于普及雷锋精神的确起过一定作用，但也掺入了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造成了学雷锋“三月来，四月走”的现象。
要使学雷锋活动走向深入，必须摆脱形式主义，由“社会运动式”转向“春风化雨式”。
多组织小型多样、生动活泼的学习活动，使雷锋精神象春风化雨一样，点滴入土，滋润心田，落实行动，使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雷锋精神的感染。

在处理学雷锋和学先进的关系上，变“一花独放”为“百花齐放”。
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纷繁多彩，无论是从社会对典型的整体需求看，还是从个人对典型的价值选择看，每个青年都在不断地审视和确立着自己的崇拜对象。
因此，必须打破过去那种“亿万青年、一个样板”的狭隘境况，从广义上理解学雷锋活动，把学雷锋活动变成学先进活动。
这样，青年们既可以选择雷锋式的英模为做人的榜样，也可以选择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典型为成才的标杆，使青年的成长之路既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者：邱洪波赵晓东张华亭
栏目：学习与研究

加强经常性思想工作，志愿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骨干力量。
但是，这支骨干力量目前还没有被重视。
不少单位一谈思想工作，光强调干部、党员、班长要积极去做，不重视发挥志愿兵的作用；
有的连队干部感到志愿兵的资历比较老，不好意思向他们交待做思想工作的任务；
有的对志愿兵存在偏见，认为他们有时连自己都管不好，做思想工作没有说服力；
有的片面认为志愿兵主要是业务技术骨干，做不做思想工作无关紧要。
这样，不仅削弱了改留志愿兵的价值，也削弱了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
因此，端正对志愿兵的看法，充分认识志愿兵作为思想工作骨干的优势、价值和作用，是改进和加强基层经常性思想工作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发动志愿兵做经常性思想工作是具有许多有利条件的，而且常常能起到干部和其他骨干所起不到的作用。

从数量上看，志愿兵是一支比较可观的队伍。
在有些分队，志愿兵大大超过干部的数量，而且大多在业务技术性较强的分散的小单位，这些单位政工干部又恰恰比较少，经常性思想工作也比较薄弱。
不少小单位，如仓库、哨所和分散执勤点，长期远离领导和机关，更需要加强工作。
如能把志愿兵发动起来，就可以弥补精简整编后基层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相对减少的不足，还有助于改变一些单位、特别是专业技术单位经常性思想工作相对薄弱的状况。

从资历上看，志愿兵做思想工作具有熟悉情况、接近战士的优势。
从我们对数十个建制连队的调查看，志愿兵入伍时间早于本连干部有一半以上，比较起来，他们更熟悉连队情况，有部队生活经验，与义务兵、战士生活、成长在一起，思想感情接近，共同语言很多，做思想工作容易引起共鸣，赢得战士的信任。
有时干部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志愿兵却可以解决，甚至还能协助干部调解官兵之间的矛盾。

从素质上看，志愿兵也具有做好思想工作的一定经验。
志愿兵是从优秀义务兵中改留的，他们中许多人经过多年部队生活的磨炼，不仅技术业务上比较强，而且政治上也比较成熟，有一定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从某师的情况看，志愿兵中大多数人担任过班长或思想骨干，有52％的人代理过干部职务；
现在仍有不少人任连队团支部书记、军人委员会主任，有的在干部少的情况下主动分担指导员的工作，多次给连队上政治课和党课，被战士称为“小指导员”。

从主观愿望上看，多数志愿兵都有发挥思想骨干作用的积极性。
在同一些志愿兵座谈中，他们大多数表示不愿领导单纯把他们作为技术业务骨干来看待，还希望同时把他们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来使用，以便多发挥一些作用，多实现一些个人价值。
对于这种积极愿望和要求，应当给予充分支持。

为此，我们在思想上首先要充分认清志愿兵在部队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转变把志愿兵单纯当成业务技术骨干的观念。
他们不仅是被管理的对象，而且也是管理工作的主体。
要经常交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如果把志愿兵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基层的思想工作就会大大加强。
为此，也要象要求干部那样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以好的形象出现在战士中，增强其思想工作的说服力。

作者：范印华金玉发
栏目：学习与研究生活与哲学

在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前后，传播了许多活灵活现的所谓“可靠消息”，随着事实真相逐渐公布，原来都是一些谣传。

谣传，自古有之。
“三人成虎”，“曾参杀人”，“挖井得人”，“老头子吐天鹅”等等，俯拾皆是。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许多事情令人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一个黑色的物体似乎比一个同样大小的光亮的物体要小些；
人们穿深色服装就显得比穿浅色服装要瘦些；
正在升起和降落的太阳似乎在地平线上形成了一个凹陷，这是由眼睛的光学特征所产生的生理错觉。
俗语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现在看来，眼见的尚且不实，耳听的也就更不那么可靠了！
其原因，从哲学上讲是因为客观事物是存在着假象的。
因此对于见到的、听到的，还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和分析。
至于社会上的一些谣传，常常是无中生有。
有的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捏造一些“莫须有”，蛊惑人心，以便混水摸鱼；
也有些是以传言为快事，遇事不查，听言不辨，见风就是雨，添油加醋传开去，有意无意地当了谣言的“传声筒”、“扬声器”。
虽说“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人”，但也有“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之说，一些善良的人们所以一时是非不明、真假不辨，大概就是受谎言“重复”之害吧！
可见，对谣传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对付和揭穿谣传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运用唯物主义的调查研究法，查一查是否果有其事。
谣传姓“假”，“克星”是事实。
一旦较起真来，让他拿出真凭实据，许多谣传就不能自圆其说，以至不攻自破了！
谣传一般在党和国家遇到困难或挫折、工作出现失误、重大政策变化或人事变更、以及人们有某些不满情绪时尤多尤烈。
显而易见，这大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因此，在谣传流言面前要提高警惕性，好好地用脑子想一想，切不可盲从轻信，帮了极少数蓄意搞地震者的忙。
有道是“吹牛皮不上税，造谣言不犯法”，倘制订《惩治制造谣言法》，恐怕谣言就不会那样肆意横行了吧！

作者：西安政治学院党委
栏目：校苑治校篇

我院从1978年以来，一直坚持把延安革命传统教学列为必修课，先后组织23批8623名学员赴延安进行了实地教学。
10年来，教学过程逐步完善，教学内容日益丰富，教学效果越来越好。

延安，是革命圣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0多年。
延安的山山水水留下了领袖的足迹，是学员学习革命前辈英雄业绩，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革命历史、中国军事斗争史，教育学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生动的教材。
为此，院领导决定利用延安这一生动课堂，组织每期学员参观学习，把它作为革命传统教学课定下来。
第一批赴延安学习的学员，在抗大上了第一堂传统课。
接着，学员们参观了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瞻仰了“四·八”烈士陵园。
他们从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用过的小油灯，想到了他在这里写下的篇篇雄文，指引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周恩来用过的小纺线车，感受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在朱德和士兵下棋的石桌旁，感受到了领袖和士兵的亲密无间；
在张思德烈士墓前，联想到了革命者应有的理想和追求。
首次延安教学的良好效果，坚定了党委长期坚持延安教学的决心。
在教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院拨专款建立了延安教学基地，一次可满足250名学员的食宿需要。

近年来，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认为革命传统是在自然经济和军事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在重提革命传统，会妨碍人们观念更新。
针对这种情况，院党委认真进行了学习讨论，认为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结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
工作重点转移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虽然任务和环境与过去有许多不同，但我军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仍然应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因此，这些革命传统不能丢，只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们通过学习讨论，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搞好延安教学的决心和信心。

革命传统教学是一个既旧又新的课题。
在不断发展的新球势下，要使革命传统为学员所接受，教育方法需要探索和更新。
在延安教学中，我们改变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训导、一本正经的说教和单调乏昧的灌输等做法，针对当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多元的特点，精心组织了全景式的、多方位的教学活动——动之以情：革命传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尤其是在时空跨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更需要用情感把昨天与今天、教员与学员沟通起来；
以境激情：延安教学是实地教学，教学效果与场境的选择和设置密切相关，我们根据教学内容和进度的需要，采用多种手段，精心设置以境激情的环境和氛围，使学员身临其境、心入其境，受到感染；
寓理于情：动之以情、以境激情，在于以感情为纽带，启迪学员做延安精神继承人的意识，使学员的感情得到升华，提高思想觉悟，在教学中力求把“情、境、理”融为一体，寓理于情，通过生动的历史事实，来揭示“革命人生观”这个主题。

延安精神给学员以强烈的震动，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很多学员说：“延安精神是无价宝。
在延安我寻到了失去的东西，看到了我们党的形象是伟大的、光辉的、有力量的，懂得了人活着应当有理想、有追求、有价值，做一个真正的人。”
原先抱着“混文凭”思想的学员，端正了学习态度，决心做有真才实学的政工干部；
一些不安心部队工作，打算毕业后就转业的学员，决心献身国防事业；
来自偏远艰苦地区原想以入学为跳板，毕业后分配到城市、内地的学员，愉快地服从分配，回到原单位奉献青春。
1987年8月，院党委决定选派几名毕业学员赴云南前线代职见习，1080名毕业学员全部要求上前线。
选派的4名学员在全院欢送会上表示：“要把延安精神带到前线去，使延安精神在前线发扬光大。”
他们在云南前线战火考验中，表现突出，全部立功。

作者：韩作礼
栏目：校苑教政小札

有这样一种现象：一说搞教改，各级立时忙乎起来，倒腾房子，层层成立“办公室”，真正是兴师动众，轰轰烈烈。
结果大多是花钱多，用人多，而取得的成效则不一定多。
当然，搞教学改革，是要一定的人力、物力的。
但这并不能说花钱与成果总是成正比的。

教学改革，并不需要兴师动众。
因为教育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
教育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教改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各个方面量变的积累，是协调发展的结果。
古语说的好：“教而后知困。”
这就是说，我们每个教师上完课，总会感到上堂课的不足之处，就会想办法去弥补完善、发展它，使下一堂课无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教学方法上，都比前一堂课前进一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看教改成果时，一定要看到这种量的积累。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说，扎扎实实地工作，勇于进取，富于创新也是改革。
我们每个教职员工能够积极地创造性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则会积小改为大改，整个教学改革就会生机勃勃。

作者：李先芳陈运军
栏目：校苑军校揽胜

初夏的一天，空军第一飞行基础学校跳伞救生训练大队正在进行跳伞救生训练。
几架“雄鹰”载着我军首批航空救生学员在高空盘旋。
随着一声令下，银白色的降落伞似朵朵白云从天而降……

航空救生是利用航空工具，如飞机、降落伞等，拯救人员生命的一种特殊的航空活动，被人们誉为“蓝天救星”。
航空救生人才的培养，对我国航空救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完善我军的航空救生体系，建设一支能在各种特殊环境下进行航空救生的队伍，航空救生专业人员的训练、培养，现已全部纳入飞行基础学校的正规训练轨道。

航空救生军官学员在校学习3年，系统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航空理论、航空救生理论等30多门课程，并完成定点、夜间、山地、森林、水上、低空等课目的跳伞训练，毕业后成为空军航空兵部队具有大专水平的航空救生军官和空降勤务军官。
航空救生士官学员在校学习2年，经过部队实习1年，达到能够独立完成飞行和跳伞训练中的救生勤务保障，成为航空兵部队和飞行、领航学院救生装备室组长。
今年7月，该校首批毕业的“蓝天救星”将分配到部队，活跃在全军航空救生战线上。

作者：季蒙
栏目：校苑

栏目：校苑广角镜

国家教委前不久发出《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做好工作，教育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分配部门要认真执行分配政策，增加分配工作的透明度；
不得擅自退回女学生。

国家教委最近强调，在今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各有关分配部门和接收单位都要按照中央关于为政清廉的要求，认真执行毕业生分配方针政策，严肃分配纪律，抵制不正之风的干扰。

部分高校按新分配制度招生：按国家任务招牧的学生，培养费由国家提供，毕业后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
社会调节性计划招收的学生，系指联合办学、委托培养和自费上学的学生，毕业后根据招生时填报的志愿或签订的合同到联合或委托培养的单位、行业或地区择优录用。

今年全国约有应届高中毕业生255万人，普通高校招生64万，同去年招生计划数持平，其中国家任务招生53.5万，约占招生总数的84％。

吉林省今年大专毕业生分配实行“五公开”，即：分配方针和政策、分配方案、毕业生情况、预分配结果、分配工作纪律全面向社会公开，增强了分配工作的透明度。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举行全体会议，听取有关报告和议案的说明。

万里委员长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习仲勋副委员长主持。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会上作了关于1988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王丙乾说，1988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各项社会事业有了新的进展，并着手进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了国家预算，财政支出结构有所调整，从资金供应和分配上基本保证了改革、建设和事业发展的需要。
但是，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的是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反映到财政上，资金供需之间的矛盾突出，财政困难很大，形势严峻。

他说，根据正式编成的1988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2628.02亿元，总支出为2706.57亿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赤字为78.55亿元。
同我们上次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比较，财政总收入增加40.2亿元，财政总支出增加38.26亿元，财政赤字减少1.94亿元。

王丙乾说，当前国家财政面临的困难很多，任务很重，执行中还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但是也要看到，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
我们一定按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坚持社会主义财政方向，努力增收节支，深化财税改革，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今年的国家预算而努力。

国务院总理李鹏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
议案中说，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定，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现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送上，请予审议。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芳受国务院的委托，今天向委员们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说明。

王芳说，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为使宪法的这一原则规定具体化，就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性法律。
只有制定相应的实施性法律，才能使我国公民知道应当如何正确地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
也只有制定相应的实施性法律，各级人民政府才能更好地依法保障公民实现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他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的社会里，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同公民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
但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前又处于振兴中华的伟大变革时期，因此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有秩序地进行。
尤其是象集会游行示威这样一种群众性的、比较激烈的表达意愿的方式，更需要法律的保证和制约。
这就要求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
因此，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宪法，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迫切需要。

会议向委员们印发了万里委员长访问加拿大、美国情况的书面报告，印发了关于出席各国议会联盟第八十一届大会的书面报告。

副委员长彭冲、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倪志福、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出席了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列席了会议。

连日来，国防大学的教研人员集中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
现将部分同志学习讨论时的发言整理如下。

山雨骤起非偶然 斗争原本是必然

副教授高金钿：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场风波是由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来的。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根源。
通观世界大气候，小平同志曾讲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最重要、最能概括当今世界的全局和本质的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在此同时，小平同志也曾强调世界还存在两种制度的激烈竞争。
对于国际大气候的这些根本的看法，是不能动摇的。
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不是对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很有利的吗？
为什么反倒成为发生动乱、暴乱的国际条件了呢？
问题在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气候，不仅仅是进行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良好机遇，而且是一次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的今天，帝国主义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条件下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两种制度的竞争始终作为他们的主要战略。
首先，在经济上，他们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企图使受援国走向“市场经济改革”，通过“经济自由化、私有化”达到“政治自由化”；
其次，在政治上，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兜售资本主义货色，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为集权政治，支持“不同政见者”和一切能够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工潮、学潮和民族纠纷，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遇到困难时，放肆地干预别国内政，进行颠覆活动；
在意识形态方面，利用我们的开放政策，通过西方的理论观念、道德伦理、色情暴力文化的大量涌入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企图用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取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从根本上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支柱。
由此可见，在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主题后面的两种制度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不容淡化的制度界线和意识形态的对立。
对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否则就难以避免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恶性泛滥。

副教授周伯荣：去年，我同另一位同志分别在两个西方国家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
回国之后，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声言反共的意识形态是相当强烈的。
在我们这里早就听不到“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口号，可在西方，人家毫不讳言自己的最终目标是使世界“免遭共产主义的奴役”。
事实上，就在近几年我们一些同志淡化意识形态、甚至批判阶级斗争观点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从未放弃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一天也没有改变反共立场。
他们大肆渲染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幸灾乐祸地看着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的困难，明目张胆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企图颠覆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国际上的这股反共气候反映到国内来，就形成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小气候”。

非凡的洞察力和科学的判断

讲师郑三立：首都先是发生动乱，后又升级为反革命暴乱。
这一事件的实质是什么？
邓小平同志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一矢中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现在回过头来就看得更清楚了。
把方励之等少数策划者主张的“全盘西化”端出来，就是要把中国全盘“化”给西方、“化”给外国人，把中国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
至于官倒反不反，那只是小事一桩；
腐败要不要铲除，早已成为一种陪衬。
他们从躲进外国使馆那一天起，就暴露了他们彻底卖国的真面目。

讲师许志功：理解邓主席指出的这次反革命暴乱的实质，还可以从动乱和暴乱的构成上看。
这场动乱和暴乱的纲领非常明确：取消党的领导、推翻现政府、恢复私有制、否定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赶出中国；
制造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大都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将。
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必然是一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捍卫人民共和国的严肃的政治斗争。

历史教训 前车可鉴

教授钱大林：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
这个分析，抓住了要害。
现在痛定思痛，要做到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摆正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

教授张天荣、教员房忠贤：小平同志要我们通过这次事件，很冷静地考虑过去和未来，这个任务比平息暴乱还艰巨、还长期。
我们必须首先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应该看到，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和暴乱，说明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削弱，反映了党的思想建设不强、组织建设受到损害、党风建设不力等值得很好反思的问题。
当务之急，必须采取措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认识也是应值得反思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这次反革命暴乱的发生，也是长期以来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结果：放松了四个坚持的思想教育，就必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了条件，制造了温床；
放松了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增加这场斗争的复杂性。
可以看出，思想政治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任何时候丢不得，丢了就会闹出大乱子。

作者：虞云达

6月27日9时至今日8时，位于钱塘江中上游的衢州市和金华市大部分地区连降大暴雨，降雨量均在300毫米以上，雨量最大的常山县狮子口达551毫米。
由于连续降雨，衢江、金华江和兰江水位多次超过警戒水位和危急水位，江堤多处决口，衢州和金华两市受淹农田在50万亩以上，衢州市已有6人死亡。
兰溪市今天凌晨已有4条街道洪水漫进，水深1.5米。
浙江省政府和受灾区的领导也已奔赴灾区，指挥救灾。

作者：张建军

作者：马林华/李社明

本报乌鲁木齐7月1日电 马林华、李社明报道：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烈士的汉白玉半身雕像在乌鲁木齐燕尔窝烈士陵园落成。
今天上午，数百名各族群众和解放军官兵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弘扬烈士革命精神。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3日电 苏联著名外交家安·安·葛罗米柯于7月2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0岁。

据塔斯社报道，葛罗米柯逝世的消息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今天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的。
与会者即起立向逝者默哀。

葛罗米柯1909年7月18日生于今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入党，从1939年起转入外交部工作，先后任驻美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和第一副部长。
1957年起至1985年担任外长达28年之久。
1985年7月当选为国家元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新华社伦敦7月2日电 据最新一期《新科学家》杂志报道，英国和美国计划研制新的空对地战术导弹TASM。

这种导弹携带核弹头，可从战斗机上发射，射程600公里。
TASM将不受美苏关于中、短程核武器条约的约束，因为条约只包括从陆地发射的导弹。

英国国防部说，这种导弹可能使用类似于巡航导弹的技术，具有同巡航导弹同等的杀伤力。

新华社东京7月2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日本防卫厅鉴于日美联合开发日本下期支援战斗机将会延期，正在研究暂以歼击机F4E充当下期支援战斗机。

关于日美联合开发下期支援战斗机，日美双方政府已达成协议，现在进入民间实施阶段。
由于美国在开发控制飞机飞行的电子计算机软件方面将以何种形式向日本提供合作等问题尚不明确，日本估计联合开发工作将比原计划推迟一年。
这样，原定于1997年末部署下期支援战斗机部队一事就不得不随之推后。

在这种形势下，考虑到目前部署的支援战斗机F1到1997年将分批退役，防卫厅打算暂以目前的歼击机F4E充当。

据报道，当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配备有13个战斗机部队。
其中10个是对付空中进攻的歼击机部队，其余是对付海上来犯敌人的支援战斗机部队。

作者：唐修哲

亚佐夫大将198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
今天他在回答苏维埃代表的问题时说，苏联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百分之八点四）比美国高（百分之五点六），但按人口平均美国比苏联高，前者为1300美元，后者为270卢布（官方公布的最新比价为：100美元兑换64.30卢布）。

他还说，苏联在今明两年内裁军50万后将保留370万军队。

作者：黄宏

在北京学潮演化为动乱和暴乱的过程中，海外一些政治势力纷纷插手，美国某些人士也以各种方式对动乱分子提供种种支持，作为美国官方新闻媒介的《美国之音》不惜编造种种谣言，推波助澜。
在暴乱平息后，中国社会和政局趋于稳定，美国政府竟不顾国际关系的起码准则，继续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6月5日，布什总统匆忙宣布对中国采取暂停武器出售和中美军事领导人互访的所谓5项“制裁”措施。
紧接着，美国使馆公然藐视驻在国法律和国际法准则，将中国公安部门通令缉捕的暴乱幕后策划者方励之夫妇庇护于大使馆。
6月20日，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又宣布“布什总统已指示美国政府停止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所有高级接触”，并“将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
美国政府所干的这一系列严重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行动，其借口则是所谓“出于维护人权的原则”，和“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因此，我们不能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原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种种权利。
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我国政府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并逐步发展和完善，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事实。
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支持联合国促进人权的活动，并且指出“联合国应优先关注由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侵略、占领所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是我们也需要严正指出，在对待人权问题上，我们与美国政府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立场。
首先，任何人权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它既受法律的保护，又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讲权利，同时又要讲义务。
对中国人民来说，对人权的尊重体现在《宪法》规定的权利中。
因此，中国公民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能把个人权利置于法律之上，一切违反、损害、破坏法律的行为，显然不属于人权的范围。
第二，讲人权，我们既要讲少数人、个别人的权利，更要讲绝大多数人、全国人民的权利；
个人权利重要，但集体权利更重要，任何正当的个人权利，都必须以不妨碍和损害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前提，不允许少数人或个别人享有破坏法律的“民主”和“自由”。
我们讲人权，正是要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维护全国人民和平劳动和正常生活的权利。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从学潮演变为动乱和暴乱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极为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只是在一小撮暴徒公开提出推翻政府，拦截军车，抢劫弹药，中断交通，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冲击和打砸公安机关，发动反革命暴乱，在政府坚持对话和疏导的种种努力都被践踏破坏之后，才不得不采取平息暴乱的坚决措施。
即使这样，为了避免误伤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军队在遭到暴徒袭击，数百辆军车被烧，大量弹药枪支被抢，不少干部战士被打被杀的情况下，仍严格限制自卫措施。
在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没有一个群众伤亡，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国家面临被反革命暴徒颠覆危险的紧急时刻，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维护人民和平劳动的权利，坚决平息暴乱，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必然行使的神圣权力，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涉。

美国政府把一些破坏法律而无法无天的暴乱分子称之为“民主自由斗士”，把杀害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煽动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称之为“人权运动”，甚至把拦截、烧毁旅客列车，危及上千名旅客性命、造成铁路大动脉中断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也冠以“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的头衔，这是何等的荒唐！
试问美国政府，难道你们也允许示威者随意冲击白宫，长期占领白宫南草坪，在那里安营扎寨？
难道你们也允许设路障、断交通、抢军火、砸商店、烧军车、殴打杀害军警人员，号召用武力推翻美国政府，并把这样的暴力也作为“人权”来保护和赞美吗？

一个国家关于公民权利的理论、法规和实际情况，是由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的条件决定的。
由于各国国情的千差万别，对人权概念及其内容，必然有不同的理解。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只有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11亿人民生存发展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障，才谈得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稳定的环境，也就没有人民的权利。
正如邓小平同志1987年6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
我们不能搬你们的。
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
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三权鼎立、普选（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肯定是动乱局面。
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这个日子还能过吗？
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
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尽管美国政府以人权捍卫者自居，并以此为借口，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但是，国际上以及美国国内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了这种“人权外交”的虚伪性，并把美国列为“一个主要的违反人权的国家”。
美国政府可以允许那些为争取同性恋的合法权利而发出的呼喊，但对反对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学运学潮，对反对种族隔离、要求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以及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基本生存条件的工人罢工与示威，历来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出动国民警卫队乃至联邦国防军，实行武力镇压都是家常便饭。
这一点历任的美国总统自己都坦率承认。
50年代艾森豪威尔在为自己动用101空降师对付民众时就曾经讲过：“在我之前，有13位美国总统动用过军队平息国内的骚乱。”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对美国学生反对对外侵略，有色人种呼吁种族平等的要求实行残酷的血腥镇压，这就是美国的人权。
我们是平息暴乱，他们是镇压人民，美国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批评别人呢！

为了看清美国“人权外交”的虚伪性，我们不妨再看看它在国际人权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正是美国支持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1987年联大以压倒多数连续通过8项决议，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结果却遭到美国的反对；
正是它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用大量军援扶植这个政权占领大片阿拉伯土地，把巴勒斯坦人民赶出自己的家园；
正是它在南朝鲜长期驻军，并在杀害南朝鲜学生的光州事件中扮演同盟者的角色。

美国在对待人权问题上为什么表现出这样明显的虚伪性呢？
道理很简单，这不过是它用以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借口及手段。
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早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有助于使美国卷入和干涉世界各地政治斗争合法化”。
为此美国的一些人士竭力否认人权的国内管辖，宣称只有人权，没有主权，而人权标准又掌握在美国手里，它可以否认任何国家的主权，可见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对别国内政的干涉与武力干涉一样，都是强盗逻辑。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
不同国家对不同事件有不同看法，如果都可以以“人权的关切”为借口而进行干涉，还有什么国际关系准则可言！
任何主权国家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实行强权政治的所谓“人权外交”不能不表示强烈的反对。
美国驻华使馆给予方励之夫妇以庇护，就公然无视联合国主持制定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使馆和外交代表必须尊重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利用使馆馆舍进行同使馆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主要指使馆无外交庇护权）的规定，也违背了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准则，从这里人们能看到一丝一毫“民主、自由、人权”的影子吗？

对美国“人权外交”的本质，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在评价美国人权运动的目标时指出：“由于这个运动实际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强烈的反共和恢复意识形态上的冷战的倾向”，“人权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
很显然它是美国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倒给人们上了很好的一课，美国为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所要争取的“人权和自由”，就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权利和自由，就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搞所谓“全盘西化”，把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美国附庸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说使中国绝大多数人重新置于受奴役地位的权利和自由，这当然是全体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中国人民十分重视中美关系和中美人民的友谊，但是，这一切并不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两国关系的保持和发展只能建立在双方共同信守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确认的“互不干涉内政”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美国一些人违背这个承诺干涉中国内政，已经给中美关系造成了损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们真诚希望他们不要走得太远，真诚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开倒车，相信这也是美国人民的愿望。

本报讯 离休干部、江苏省苏州军分区原参谋长屈振东同志，因病于1989年4月15日在苏州逝世，终年80岁。
屈振东同志是河北省赵县人，1935年10月入伍，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报讯 离休干部、原安徽省军区干部文化学校三分校教务科副科长李希杰同志，因病于1989年3月6日在合肥逝世，终年80岁。
李希杰同志系山东省邹平县人，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