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4个民主党派负责人致函赵紫阳总书记。
信件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
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仍在继续中，许多学生的健康和生命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
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忧心如焚。
为了爱护学生，稳定大局，我们特此向您提出紧急呼吁：
一、我们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张是一致的。
对于学生的合理要求，我们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二、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
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静坐绝食的同学，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爱护身体，停止绝食，返回学校。
此致敬礼！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费孝通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　孙起孟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雷洁琼
九三学社主席　周培源
　1989年05月17日12时
本报讯
北京电子管厂全体职工于5月17日紧急呼吁全国总工会，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党中央、国务院暨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提出要求：
第1，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应接受同学们进行实质性对话的要求。
第2，对同学们的这次民主、爱国运动要予以充分肯定，不要搞事后算帐。
我们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表示支持和崇敬，同学们连续几日的绝食损害了身体，牵动着我们每一个职工的心，我们深感不安。
我们希望同学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更急切地盼望党和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让事态朝着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方面发展。
又讯
05月17日，工人日报记者就北京电子管厂职工紧急呼吁，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厚德。
王厚德说，全国总工会书记处认为：
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的紧急呼吁，表现了职工群众对目前形势的极大关注，充分体现了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
当前，广大学生呼唤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和官倒、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爱国的、民主的、进步的，得到了职工群众的广泛同情。
学生绝食，职工心疼。
连日来天安门广场事态的发展，引起了广大职工普遍的关注和焦虑。
我们吁请党和政府尽快安排同学生的高层次对话，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早结束学生的绝食请愿。
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广大职工十分忧虑。
事态如果不能尽早平息，必将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经济生活。
广大职工不希望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被打乱或停顿，国家的前途蒙上阴影。
我们相信，广大职工一定会深刻理解自己的责任，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和工作。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今天发出紧急呼吁书，全文如下：
目前，北京部分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已经进入了第5天，许多学生的身体相当虚弱，情况日趋严重。
对此，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极大不安。
为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和确保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了切实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我们紧急呼吁：
一、我们不愿意看到学生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危害，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改革和建设的进程发生逆转。
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尽快到学生中去，充分了解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合理要求，尽快缓解事态的发展。
二、我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真诚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唯一选择。
我们建议，尽快进行不回避矛盾的建设性的对话。
我们希望也相信党和政府会认真吸收广大学生和群众的合理要求，痛下决心，克服腐败现象，推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和法制，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本报讯
北京医科大学等四所高校（院）长对天安门广场绝食同学的健康十分焦急，认为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将可能诱发传染病蔓延、其他严重疾病甚至危及生命的极其严重的后果，昨天提出紧急呼吁：
1、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但要保重身体。
不要绝食，更不要绝水。
要接受治疗，注意个人卫生，防止并发其它疾病；
2、事态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学生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北京医科大学校长　曲绵域教授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　顾方舟教授
北京中医学院院长　高鹤亭副教授
首都医学院院长　徐群渊教授
　1989年05月17日　
本报讯
中国科技大学部分教授于5月17日凌晨2时发表紧急呼吁书，呼吁书称：
“鉴于目前局面将有进一步扩大的情势，我们也非常焦虑和担心”，为此，他们特呼吁：
1、政府应保证不以任何理由对学生采取暴力行动，从历史上看，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反面人物，政府应正式肯定学生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将此壮举载入史册。
2、本着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要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新闻报道要客观公开化，新闻立法过程公开，让全国人民参与讨论。
3、建议尽快召开中央全会。
其主要议题应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发展问题。
4、中苏最高级会晤一旦完毕，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立即着手与学生进行实质性对话，共商改革大业和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
呼吁说：
“同学们，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是一次绝食就能解决的，你们是中国未来的栋梁和希望，你们没有理由摧残自己的身体，我们十分恳切地呼吁你们立即停止绝食，接受治疗，凯旋回校。
我们相信党和政府会给予全国人民以满意的答案，我们也相信学生一腔热血不会付之东流。”
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
项志遴、温元凯、马兴孝、张家铝、俞燕菁、程福臻、张永德、王水、郭光灿、黄子营、周光泉、王其武、龙峻汉、刘清亮、黄婉治、许天铭、钟钊新、周又元。
本报讯
20名作家昨天发出紧急呼吁，全文如下：
目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的爱国学生已经绝食100多个小时了！
他们希望直接与党和政府最高级领导人公开对话，面陈他们的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在党风不正、贪污受贿、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的今天，爱国学生们的希望和要求，最大程度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
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爱国学生们忧国忧党忧民，其情其举，可钦可敬，可歌可泣！
正是国魂激荡的充分体现，正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象征！
天地昭昭，丹心可见。
当数千名爱国学生生命垂危，奄奄一息，默默待毙的现在，我们以作家的良知，紧急呼吁党和政府最高级领导人，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在人民面前，采取最明智的抉择，切不可再延宕时日。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
如果在我中华大地上酿出前所未有的悲剧，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是人民作家，我们一贯以与人民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为天职！
在我们的心目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心，愿与人民一起燃烧！
我们的泪愿与人民一起挥洒！
我们的血脉愿与人民相通相连！
人民万岁！
从维熙、邓友梅、叶楠、刘心武、冯骥才、朱春雨、李準、李国文、何士光、张弦、张抗抗、张贤亮、汪曾祺、宗璞、陆文夫、林斤澜、周克芹、梁晓声、谌容、鲁彦周
1989年05月17日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
北京革制品厂等十家企业17日晚向本报递交了一份紧急呼吁。
呼吁书说：
“在这关系命运和前途的历史性时刻，我们迫切要求党和政府统一意见，主要负责人赵紫阳、李鹏同志亲自站出来，走到学生中去，发扬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认真反思前一段处理学潮的某些做法，满足学生提出的合乎宪法的要求。
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僵局，否则于党于国于民都不利。
我们同时呼吁全国人大为防止事态的继续恶化行使职权。
“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我们呼吁全体工交战线的广大职工、各行各业的群众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声援学生不一定都要上街，可以通过各种有效方式、新闻媒介表达我们的共同心愿。”
这十家企业负责人是：
北京革制品厂厂长李久源、党委书记钱铮、北京光华木材厂厂长赵凤群、北京制药厂厂长乔俊峰、北京电视机厂厂长陈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厂长赵小平、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厂长孙潘、北京冷冻机厂厂长王本公、北京第3棉纺厂副厂长苏正林、北京第2机床厂副厂长杨德禄。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全国妇联今天发表致全体绝食同学书。
信中说：
“我们知道，你们曾和母亲和姐妹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但是，今天你们绝食请愿已经进入第5天了。
死亡，威胁着你们的生命，也威胁着每一位作母亲、作姐妹、作父兄的心。
“同学们，你们身上所承负的已经太多，我们相信——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姐妹，你们的父兄，以及用不同方式表达同一愿望的广大同学，愿意并且能够为你们承担你们不可能完全承担的那一部分。
请相信我们，为了你们能早日进食，为了合理请愿要求能够实现，我们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和各界一起去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们希望党和政府能更为积极地去爱护同学，爱护他们的善良之心。”
致同学书最后写道：
“同学们，热爱生命吧，今后的路还很长。
回来吧，孩子们！”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今天紧急呼吁党政领导人，尽快与学生平等对话，迅速结束绝食行动。
呼吁书说：
“我们代表全国文艺界对近日来同学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意！
“我们真诚地希望并呼吁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尽快与同学们直接会面。
只要大家都坦诚相见，一定能找到积极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
　

专栏：
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请愿行动
各地高校师生纷纷集会游行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近两天，全国各地高校学生、教师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
今天上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纺织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5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沿途散发《告上海市民书》，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
到下午4时许，各路游行的近3万名学生在外滩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
从昨晚开始，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在天津站主广场聚集、静坐，声援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
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的数百名学生今天凌晨冒雨到省政府门前游行。
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高校的5000余名学生于16日凌晨到湖北省政府门前静坐。
今晨2时，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近千名学生在山东省人民政府门前游行。
南京今天上街游行的学生达二三万人。
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10所高等院校近万名学生以及部分青年教师今天上街游行。
安徽一些新闻、文化单位的记者、作家也贴出标语和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行动。
长沙、兰州、昆明、西安、深圳、南昌、长春、贵阳、青岛、太原、郑州、呼和浩特、石家庄、海口、杭州、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地的高校学生，近两天也陆续上街游行，声援和支持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
　

专栏：
戈尔巴乔夫继续在京访问
昨天向中国学术界人士发表演讲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访华取得重大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辛怀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今天在北京度过了他日程紧凑的中国之行的第3天。
这位苏联领导人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向500多位中国学术界人士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有权把苏中高级会晤看成是一个重要的界限。
一个很长的相互疏远的时期已经过去。
我们将要共同缔造我们的未来。”
（全文见第4版）
今天下午，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
他说，他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访问的成果是“重大的”。
今天晚上，这位苏联领导人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他告诉约500名记者，他在中国的几天访问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很积极、很充实的会谈，核心时刻是他同邓小平的会晤。
（详见第2版）
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今天中午游览了长城。
赖莎今天下午还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工厂。
　

专栏：
新闻特写
救救学生　救救孩子
——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实况录
本报记者赖仁琼
“嘀哒——嘀哒嘀哒——”一声声尖利的笛声不绝于耳，一辆辆载着绝食昏倒的学生驶向北京市急救中心和各大医院急救室。
今天，是北京高校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第5天。
烈日当空，广场大部分学生因绝食而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烦躁，有的同学甚至出现了室上性心动过速、肾功能衰竭、体循环衰竭、昏迷等严重症状。
北京数十家医院和各大单位门诊部的数千名医护人员在广场和医院紧张地救治学生。
在现场救治学生的医务人员焦急万分地说，如果同学们继续绝食，仅靠饮用葡萄糖盐水难以维持生命；
而用静脉注射多种氨基酸，目前全市又药源不足；
即使同学们立即停止绝食，也因部分学生绝食后可能引起远期脑损害等后遗症，以至贻害他的终生。
连续5天在广场参加救治学生的一位医生说，绝食不绝水，生命极限一般在7—12天，但学生们的体质本来差，绝食第1天又远道从学校步行至天安门广场，体力消耗很大，这几天白天烈日晒，夜晚冷风吹，广场无任何卫生条件，空气混浊，绝食学生精神压力极大。
今、明两天不少学生生命处于危急状态，这位医生流着泪说，夜间更危险，广场灯光暗，医护人员无法为学生测血压和观察病情，如果有学生在昏睡中死亡很难发现。
更为严重的是，昨天12名在人大会堂北侧绝水的学生今天已增至20多名。
原12名学生中，有8名先后被送去输液抢救。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晚6点，绝食学生中患各种病症被送往市内32家医院抢救的共有1768人次，留院观察治疗803人次。
仅在今天各院门诊抢救就达740人次，留院观察503人次。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　

专栏：
李铁映看望绝食病倒学生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今晚10时许，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先后到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同仁医院看望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李铁映对学生的病情十分关切，希望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李铁映向医院询问了救护工作的情况并慰问了参加救护工作的医务人员。
　

专栏：
最后消息
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
今晨到医院看望绝食病倒学生
本报5月18日7时讯
记者从新华社获悉：
今晨5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看望绝食病倒、住院治疗的高校学生。
　

专栏：
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
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今天，北京各界百余万人走上街头，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声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
学生绝食请愿已进入第5天。
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护车进进出出，尖厉的呼叫不绝于耳，声声揪心。
广场白天热，夜里冷。
学生虽然意志坚定，但处境艰难，生命危急，引起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
从上午开始，声援学生的队伍打着横幅，喊着口号，陆续走进长安街。
在不尽的人流中，除了首都高等院校的学生、教职工，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队伍之外，工人的队伍惹人注目。
北京核仪器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起重机器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第1机床厂、北京丝绸总厂、北京变压器厂、北京三露厂及首钢等大中型企业的部分工人，举着“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横幅标语，前来声援。
穿着白大褂的首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走来了，他们中有协和医院、北京医院、朝阳红十字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肿瘤医院……手挽手走在最前面的，有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
他们的横幅是：
“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
举着“立即对话，刻不容缓”、“求民主无损国家形象”等醒目横幅的民主党派人士，高呼口号走过广场。
当打着“慈悲为怀爱人如己”的首都佛教徒慰问队走过来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
“不给官倒贷款！”
“冻结官倒帐户！”
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
“官倒走私，铁证如山！”
受到周围学生、群众热烈鼓掌欢迎。
在今天的游行队伍中，有国家机关、中直机关以及金融、交通、电信、新闻出版等系统的职工，还有人民解放军的文职人员。
本报一千多名职工今天也参加了游行，走在前面的是，在新闻界有相当声望的一些年已花甲的高级编辑记者。
在游行队伍中，记者看到来自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长沙、西安、四川一些院校和单位的横幅。
来自山东省直属机关的一位干部起初对学生们的行动还有些不太理解，今天，他眼含泪水对记者说：
“看到学生们的行动，受到首都那么多居民的声援和支持，我心里就踏实了。”
当记者问及对赵紫阳的书面谈话有何感想时，他说：
“紫阳同志说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我有些放心了。
但是，党和政府采取什么积极措施，让学生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希望中央早下决心，越快越好。”
记者看到，在密集的人群中，有许多市民群众为游行队伍送茶送水送冷饮。
在广场西南口募捐处，市民们纷纷解囊，一位40多岁的妇女走上前去对学生说：
“你们也要保重自己啊！”
今天游行秩序比较好，学生纠察队在各个路段进行疏导，并规定了游行规则。
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
但是，由于今天广场上游行和围观的人过多，一些地方道路被堵塞。
　
（附图片）
05月17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学生。
　
本报记者　杨文道摄
首都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
　本报记者　沈进摄
首都工人17日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
图为首钢工人的游行队伍。
本报记者　沈进摄

专栏：
中苏外长举行工作会谈
本报讯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17日中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工作会谈。
两国外长就国际形势以及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美苏关系问题、南亚局势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中苏双方深入地讨论了柬埔寨问题。
双方在此问题上有一些共同点，但同时也存在分歧。
双方同意继续就柬埔寨问题进行讨论。
中苏两国外长还同意继续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会谈。
　

专栏：
台湾高层酝酿人事变动俞国华向李登辉提辞呈
本报香港5月17日电台北《联合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台“行政院长”俞国华已向“总统”李登辉提出辞呈。
李登辉当面表示慰留，并请俞将辞呈携回。
俞国华则表示“坚辞”。
报道说，外界臆测俞国华将在明年参加“副总统”选举，这种可能已大幅降低。
另外，“行政院长”的继任人选及可能牵动的高层人事变动，亦极受各界注目。
俞国华是在1984年由蒋经国提名担任台“行政院长”，至月底，任职满5年。
　

专栏：
右图：
05月17日，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华青和妻子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他们参加绝食绝水的儿子、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张扬。
新华社记者马挥摄

专栏：
左图：
05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千余名学生、青年教师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这是一位学生向市民介绍北京学生绝食情况。
新华社记者　张明摄　（传真照片）

专栏：
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苏双方可能发表新闻公报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辛怀时）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苏双方可能发表新闻公报，但何时发表说不准。
在回答记者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提问时，李肇星说，在戈尔巴乔夫主席访华期间，双方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一些共同点，同时也存在分歧。
分歧仍然表现在对柬埔寨未来政府组成的问题上。
双方同意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专栏：
就中苏经贸问题交换意见
田纪云同马斯柳科夫会谈　
本报讯田纪云副总理17日上午和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马斯柳科夫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工作会谈。
双方就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田纪云说，中苏两国两党之间恢复正常关系这一历史性进展，为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马斯柳科夫主席也表示，中苏双方应把经贸合作问题谈好。
双方就两国在能源、交通、冶金、轻工和劳务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会谈。
双方同意，两国的有关专家将先研究如何开展该方面的合作并具体交换意见。
中苏双方都认为，中苏的边境贸易近年来发展迅速，总的来讲应继续鼓励这种贸易的发展。
但双方也认为，对于在边境贸易方面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应该进行整顿。
双方商定，中苏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委员会将于今年07月在莫斯科举行第4次会议。
田纪云副总理届时将作为该委员会的中方主席率团赴会。
　

专栏：
应该出来见见孩子们
——永安西里居委会谈话录
本报记者段存章
17日下午2点，记者乘车被游行队伍堵在半路。
当走进朝阳区建外永安西里居委会时，这里的几位女干部正在朝窗外瞅着长安大街上一队队呼喊口号声援学生的人流，焦急地说：
“中央领导应该快出来见见孩子们！”
“如果周总理在世，早出来了”，居委会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梁晏怡开口说。
她昨天夜里3点半还没睡着觉，听见大街上救护车的呼叫声，心里难过。
她说：
“今早听广播，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大学生已倒下600多。
他（她）们黑夜冻着，白天烤着，谁养儿女不心痛呀！”
“我看电视，一见抬上救护车的大学生，就掉泪。”
居委会调剂主任徐芳玲说：
“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他们的爱国行动，讲的话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话，代表了群众的意见，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赶紧出来见见广场上绝食请愿的学生吧！”
居委会妇女主任戴保竹看见长安街上出现的工人游行队伍，不安地说：
“我们都很着急，千家万户关心国家大事，大哥（工人）来了，我们大嫂能安吗？
我想不通为什么不敢出来见见？
躲不行，躲过今天，躲不过明天，越躲问题越大呀！”
正在给居民理发的治保主任赵志梅说：
“中央首长不应该怕群众，应该走到广场看看正在挨饿的学生。”
居民任藏芬说：
“我们希望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
正谈着，居委会主任董文瑛从街道办事处开紧急会回来，她说：
“孩子们的爱国行动我们支持，中央首长要尽快地、立即地接见孩子们，对祖国的财富要负责任，对中国前途更要负责，再不能拖延了。
否则，对中国的前途要负责的！”
　

专栏：
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苏中关系正常化是世界大事
对会谈会见很满意　称经济关系潜力大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
记者周象光报道：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苏中高级会晤和苏中关系实现正常化，将对整个世界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
戈尔巴乔夫说，我几天来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积极而充分的会谈，参观了北京市容和名胜古迹，并且会见了北京市民。
我们对会谈和会见都很满意。
这次会谈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全世界的大局看，也是一件大事。
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苏中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他说，苏联尊重和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中国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对外原则。
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相互理解。
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上，也有共同点，这里指的是，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思想，同苏联的新思维是相似的。
在柬埔寨问题上，双方更好地了解了彼此的立场，他说，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关各方都应参加政治解决的进程。
我们还深入地讨论了解决苏中边界问题的工作计划，并决定把最重要的问题交由两国部长级会议进行讨论。
戈尔巴乔夫指出，苏中经济关系尚有较大的潜力，他和李鹏总理都主张，把两国的经济合作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
双方还就各自国内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坦率地通报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
他说，此次访华，时间短暂，而且大部时间进行会谈，但也有机会了解了这个伟大国家古老而独特的文化，感受到了社会生活中充满活力的节奏。
在谈到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戈尔巴乔夫说，这种关系应当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合作，尊重彼此的观点和经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这是我们饱经痛苦后得来的经验。
有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对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持何看法？
他说，他收到了学生给他的好多封很友好的信，对我的来访表示欢迎，并认为我的来访把我们两国的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他们称赞苏联人民在改革道路上所做的事情，包括在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我赞同他们的立场。
我知道中国领导正在同青年和社会各阶层对话，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我祝愿中国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顺利地走上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道路。
当苏联记者要求戈尔巴乔夫从北京对苏联电视观众谈谈访华观感时，他说，我在中国看到了与在苏联相同的情况，这就是，苏中友谊已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因此两国友谊将得到继续发展。
有记者说，苏联是先进行政治改革，而中国则先进行经济改革，请他对这种次序安排作出评价。
戈尔巴乔夫说，他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苏联首先解决的是迫切的经济问题。
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发现，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要深刻得多，不改革政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我们着手政治改革。
有记者问，在苏联取消了对文艺作品和新闻作品的检查制度后，如何保证苏联共产党的核心作用？
戈尔巴乔夫说，报刊是受检查的，受控制的，但这是人民的控制。
现在正在制订新闻法草案，在新的权力机构形成以后，将要开展讨论。
　

专栏：
人民论坛
“此谓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孙”
冰心
这是两句我小时在烟台农村里很小的一座土地庙里柱上看到的对联。
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几十万受苦受难的我的子孙，这苦难何时才能了结？
我极其赞成北京十位大学校长发表的公开信内说的：
“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注重点是我加的——冰心注）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我认为现在只要有一两位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露面，向几十万群众哪怕说一两句同情理解的知心话，就会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的子孙们就不必付出不必要的惨重的代价。
在这里我请求今天的民之父母们，尽快地来保“我的子孙”们吧！
（1989年05月17日急就）　

专栏：
绝食学生家长和老师倾吐心愿
学生赤心爱国要求合理希望中央领导尽快满足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
记者张锦力报道：
近日来，社会各界对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同学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非常担心，绝食学生的家长和老师们更是心急如焚。
今天，记者走访了几位绝食学生的家长和老师，倾听了他们的意见。
已经绝食5天的北京经济学院88届财会专业黄进同学的父亲黄建新，是北京热电厂工程师，他对记者说：
“我的孩子体质很差，我和孩子的母亲非常担心，这几天，我们俩几乎夜夜不能合眼。
我希望中央主要负责人赶快出来和学生们对话。
今天，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声援绝食学生，这说明，学生们的行动是爱国的。
最近中央几位领导的讲话既然肯定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为什么就不能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呢？”
在我们交谈之际，黄进的母亲在一旁已经泣不成声，她含着热泪说：
“孩子是母亲身上的肉，作母亲的怎能不心疼？
这两天，我和孩子他爸天天去广场，想看一眼我们的孩子，可是挤不进去。
每听到电视台广播又有多少学生晕倒，我就觉得小进就在里面，我都快急疯了！”
北京经济学院财会系88届绝食的曹毅的父亲曹恒珍是经济学院的干部，当我走进他家时，他父母已去广场探望他去了，只有他的舅舅退修老工人武兆修在家。
他对记者说：
我昨天刚从外地来，一听说小毅去广场绝食，我头“嗡”地一下。
小毅绝食，他爸爸、妈妈这几天也心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希望小毅他们能赶快回家，赶快上学，别弄坏自己的身体，也希望中央领导答应孩子们的要求，救救孩子。
“我觉得学生们的行动是正当的，是爱国的，绝食学生们的要求也是合理的，应该说中央是完全能够而且应该给予满足的。”
中央工艺美院设计中心的朱仁普老师表明了这一看法。
他说：
“开始，我也对学生这次运动不太理解，觉得他们不理智，可是几次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看后，他们的口号，他们的秩序，实在令人感动。
他们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克制的，他们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心和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老一辈学习。
我真诚地希望中央主要领导人马上出来与同学对话。”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碰到一位从河南赶来的妇女，她的儿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已经晕倒两次，她就一个孩子。
她抓住我的手说：
我一定好好做孩子工作，同时希望您能帮我向中央转达一下我们的心愿，我们这些绝食学生的家长，求求中央救救我们的孩子吧！
　

专栏：
西哈努克亲王抵京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今晚由曼谷抵达北京。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等到首都机场迎接。
　

专栏：
万里抵渥太华
本报渥太华05月16日电记者郭文福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今晚乘专机抵达这里，继续他对加拿大为期十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万里委员长是在结束了对温哥华、维多利亚和里贾纳三个城市的访问后飞抵这里的。
在渥太华国际机场，万里委员长及其一行受到了加拿大有关方面的代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人员、留学生代表、渥太华华人社团代表和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在渥太华访问期间，万里委员长将会见加拿大总督索维和政府总理马尔罗尼；
同加拿大联邦议会领导人举行会谈。
　

专栏：
南通膨率达百分之四百九十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16日电据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5月16日正式公布的材料，4月份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达490％，生活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43％，都是战后以来最高纪录。
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是由于物价猛增造成的。
04月份所有商品都涨了价。
据联邦统计局预测，如果不采取措施，到年底，通货膨胀率还将有大幅度增长。
　

专栏：
受贿不独自民党　在野党亦有牵连
日公明党委员长辞职　
新华社东京5月17日电日本第2大在野党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也因本党议员受贿今天在此间宣布引咎辞职，该党其他领导人当即表示同意。
矢野在会见记者时说，公明党一直站在追查利库路特贿赂案的前线。
但是，本党议员池田克也受到了东京地方检察院的传讯，这有损国民对公明党的信任，事态是极为严重的。
他表示引咎辞职。
池田因与利案有牵连，昨晚办理了脱离公明党的手续，并向国会众议院议长提出了辞职报告。
据揭露，池田以其弟弟池田谦的名义从利库路特公司得到了尚未上场的股票并因之盈利。
池田本人在众院文教委员会先后5次作了有利于利库路特公司经营就职信息的讲话。
此间舆论认为，公明党党魁辞职将使目前日本政局进一步复杂化。
执政党自民党在利案风波的冲击下已焦头烂额，竹下总裁（首相）早些时候已表示将于近期辞职。
　

专栏：
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
波当局与团结工会发生分歧
新华社华沙5月16日电（记者汤德乔）在波兰大选日益临近之际，波兰当局与团结工会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05月14日波兰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了下届议会议员全国候选人名单。
波兰执政党和各主要政治、社会团体的领导人都被列入名单，但唯独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1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例外，没有被列入名单。
对此，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出席“圆桌会议”的当局代表雷伊科夫斯基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雅鲁泽尔斯基未被列入下届议会议员全国候选人名单的原因是，他已被推荐为波兰总统候选人。
他说，这一人事安排在“圆桌会议”上已被各方代表接受。
05月16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的发言人诺维纳一科诺普卡声称，在“圆桌会议”上团结工会及其主席瓦文萨没有作出关于推荐总统候选人的任何决定。
　

专栏：
埃塞俄比亚挫败一起政变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5月16日电（记者陈进军）埃塞俄比亚国务委员会今晚宣布，今天挫败了一起军事政变阴谋。
埃塞俄比亚通讯社播发的国务委员会一份声明说，一些高级军官企图推翻政府，建立一个军政权。
声明说，这次政变阴谋也是为了满足一些将军们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同时把这个国家推到更加困难的境地，造成一个有利于国内外敌人的气氛。
这次政变是在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今天下午离开这里前往民主德国访问后数小时内发生的。
今天下午，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响起了枪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
通往国防部的所有道路被封锁。
坦克和满载士兵的装甲运兵车部署在首都的重要部位。
机场已被士兵关闭。
　

专栏：
妄图推行“印支联邦”计划
越向柬移民125万
新华社联合国5月16日电民主柬埔寨今天公布说，自越南军队1979年入侵柬埔寨以来，已有大约125万越南人移居到柬埔寨。
民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河内当局以他们将柬埔寨并入印支联邦的战略构想，有计划地将大批越南人送往柬埔寨的六个主要地区定居。
公报说，仅柬埔寨首都金边及金边市近郊就有大约15万越南人定居。
公报引用的数字是根据民柬国民军司令部研究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
　

专栏：
当局无诚意解决全斗焕舞弊问题
南朝鲜在野党要内阁辞职
新华社平壤5月17日电汉城消息：
南朝鲜在野党鉴于卢泰愚现内阁对解决前总统全斗焕执政时期的舞弊问题没有诚意，要求以国务总理姜英勋为首的现内阁总辞职。
在野的共和党总裁金镌必说，他的党原来反对别的在野党要求内阁总辞职的议案，但现在执政当局对解决第5共和国舞弊问题等没有诚意，他的党将与别的在野党采取共同行动，要求现内阁总辞职。
金大中领导的平民党也表示，要求当局尽快解决第5共和国舞弊问题、要求全斗焕、崔圭夏作证问题，并在日前召开的常务会议上也讨论了要求现内阁总辞职的问题。
金泳三的民主党表示，如果执政当局不解决第5共和国的舞弊问题，他的党将不参加原订于下星期举行的朝野4党领导干部会议。
在野党这次要求内阁总辞职是金大中于5月06日首先提出来的。
理由是南朝鲜政局近来动荡不稳，致使清算第5共和国舞弊案的工作中断。
金大中的这一号召得到了其它在野党的响应。
　

专栏：
新闻特写
戈尔巴乔夫在长城
本报记者温宪
八达岭长城从南至北八个烽火台上，48面黄色仿古战旗在东南风中猎猎作响，俨然一首首迎宾曲。
05月17日中午时分，伴着丽日，迎着和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夫人等苏联贵宾兴致极浓地到这里参观游览。
他们不断询问长城的历史，也不断发出“真美呀！”
的感叹。
戈尔巴乔夫说，长城的垛口和瞭望台与苏联的某些建筑极相似。
走过第1个烽火台后，戈尔巴乔夫转身向右面的一排中国年轻人走去。
他对八达岭旅游公司的年轻司机小田说：
“我要跟年轻人对话。”
小田很大方地回答：
“我欢迎。”
戈尔巴乔夫一一询问男女青年们的工作和年龄。
当他听到一位青年今年20岁时，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也有过20岁的年华。”
当得知一位青年在某餐厅工作时，戈尔巴乔夫说：
“世界上最好的菜是中国菜，很好吃。”
他告诉在场的青年：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这次访问，促进了苏中两国关系。
我回去以后一定让更多的苏联青年来中国访问，也希望中国青年访问苏联。
两国青年要发展苏中间的传统友谊。
在融洽的气氛中，戈尔巴乔夫提议与这些青年合影。
在人群中，本报记者向戈尔巴乔夫展示了当天载有中苏高级会晤消息的《人民日报》。
戈尔巴乔夫接过报纸，在报头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将报纸交给夫人赖莎。
赖莎也在报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从北烽火台下来后，戈尔巴乔夫径直向南烽火台方向走去。
等候在那里的群众以热烈的掌声迎接嘉宾。
戈尔巴乔夫夫妇不断用中文高声说：
“你们好，谢谢。”
在短短的1小时内，戈尔巴乔夫与群众、记者交谈、合影、回答提问达十数次。
陪同戈尔巴乔夫参观游览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说，戈尔巴乔夫是他所见到的在长城与中国群众留影最多的一位外国领导人。
1点25分，戈尔巴乔夫一行带着主人赠送的《登上长城证书》，离开长城，驶回市区，但他在长城游览时说的一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
苏中人民的友谊似长城连绵不断。
　（附图片）
05月17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夫人在北京游览八达岭长城。
本报记者徐建中摄

专栏：
美再测定鸡蛋营养成分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据外电报道，由美国农业部和华盛顿鸡蛋营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证实，鸡蛋中所含的胆固醇比原先认为的数量低22％。
在这项为期一年的调查中，对来自美国各地的2500枚鸡蛋进行了化验。
调查发现，一枚平均大小的鸡蛋中含有213毫克食用胆固醇，这一结果明显少于1976年报告中提出的为274毫克的指标。
调查还证实，每枚鸡蛋中平均脂肪总含量为5克，稍微低于以前的结果；
鸡蛋是一种低热量的食物，可提供蛋白质、维生素Ａ、维生素Ｂ12、铁、锌、核黄素、钙、磷、钾和其它营养物质，平均每枚鸡蛋的含热量为75卡路里。
医学家认为，人体的胆固醇含量与心脏病有关。
出于健康的考虑，近年来美国的鸡蛋销量一直在下降，因此这一新的调查结果受到了美国鸡蛋工业界的欢迎。
　

专栏：
美参议院激烈辩论后
批准美日生产战斗机协议
新华社华盛顿5月16日电美国参议院在经过激烈辩论后，今天以52票对47票批准了美、日联合生产ＦＳＸ战斗机的协议。
美日联合研制、生产ＦＳＸ战斗机协议是去年底由里根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的。
这一协议一直遭到持反对态度的议员们的批评，他们担心日本可能会利用生产这种飞机的美国先进技术去发展它自己的民航工业，从而争夺美国的民航飞机市场。
但是那些赞成这一协议的议员认为，美国将会从这一合作中得到好处。
参议院今天投票批准这一协议被认为是批评者们试图否决这一协议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根据这一协议，美国将在研制阶段承包40％的工程，布什政府并保证不会把先进的技术转给日本。
预计，众议院将肯定会批准这一协议。
　

专栏：
联合国人口基金预报
本世纪末世界人口达62．5亿
本报联合国5月16日电记者刘开宸报道：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今天发表的“1989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指出，今年世界人口达52亿，到本世纪末将增加到62．5亿，到2025年将达85亿，100年后将倍增到100亿。
报告说，从现在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每年增加9000多万人，其中94％属于发展中国家。
报告提出，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各国应大力推行计划生育。
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参加计划生育的妇女需达58％，到2025年需达71％，即目前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报告警告说，如果计划生育执行不力，达不到上述指标，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可能膨胀到140亿人口。
报告要求各国政府关心妇女的健康、教育以及参加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平等权利，并提出到本世纪末全球应达到的几项目标。
　

专栏：
苏已停止向尼提供军火
新华社华盛顿5月16日电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引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话说，苏联已于去年底左右停止向尼加拉瓜提供军火。
据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戈尔巴乔夫最初是在上周美国国务卿贝克访苏之前他给布什总统的信中宣称已停止向尼提供军火的。
上星期四，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又向贝克重申了此事。
据美国官方统计，1988年苏联向尼加拉瓜提供了价值5．15亿美元的军用设施。
贝克昨天在华盛顿说，苏联“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中美洲问题的意愿使他受到鼓舞。
他说，苏联人对中美洲的“新思维”是“健康的”。
　

专栏：
述评
阿盟向埃及敞开大门
本报记者林皎明
埃及收到参加预定本月23日在摩洛哥召开的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的正式邀请，这标志着阿盟重新向埃及敞开大门。
届时，穆巴拉克总统可望与阿拉伯各国元首重新团聚，共商民族大业。
这是阿拉伯联盟史上的一件大事，是阿拉伯民族走向团结的象征。
埃及的阿盟成员国资格由于签署戴维营协议在1979年03月巴格达会议上被中止，阿拉伯民族从此经历了团结涣散、力量内耗的分裂时期。
以往的风风雨雨已经证明，分裂状态只能削弱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力量，事实上，“埃及离不开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离不开埃及”。
现在，阿拉伯10年严重纷争的一页终于要翻过去了。
从1987年底阿盟安曼首脑会议以来，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先后与埃及恢复正式外交关系；
埃及也采取和解的积极态度，改善与阿拉伯各国的关系。
阿拉伯世界一步一步走出分裂状况的谷底。
这股阿拉伯民族和解的春水，绕过历史形成的心理屏障，摆脱以往各自立场的羁绊，汇合成湍湍急流，推动中东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
在促成两伊停火、声援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组织阿拉伯区域性经济组织、实现巴解组织战略转变和美巴正式谈判等中东重大事件中，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协同行动已铸成事实，而且由此引出强大的阿拉伯和平攻势。
可以坦率地说，埃及回归阿盟是顺应历史，水到渠成。
目前，世界地区争端在继续降温。
中东问题也处在关键时期。
现实的谈判立场已经被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接受。
阿拉法特主席前不久在巴黎宣布1964年巴解宪章“过时”，再次表明巴解组织坚持政治解决中东争端的严肃立场。
而以色列提出在被占领土举行“自由选举”的方案。
美国以“小步”的谨慎态度力求在选举方案基础上寻找阿以双方的“接触点”。
显然，巴解组织的和谈战略只有得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支持，才能更加有力、更加灵活和有效。
埃及在这个关键时刻回归阿拉伯阵营，不仅加强团结的力量，也将增添与以色列政治较量的途径和手段。
阿拉伯国家基本结束分裂状态，为中东争端和平解决带来希望。
同时，人们也会看到，阿拉伯民族要真正拧成一股绳，释放出全部团结的能量，还有一段路要走。
中东诸多问题的公正解决，最终依靠的是阿拉伯团结一致的力量。
（本报开罗5月17日电）
　

专栏：
阿盟首脑会议在即埃及接到正式邀请
本报开罗5月17日电记者林皎明报道：
埃及昨天收到参加本月23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的正式邀请。
这一邀请是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昨天晚间打电话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正式发出的。
哈桑二世国王同时邀请埃及外交部长出席20日召开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共同筹备本届首脑会议议程。
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阿拉伯联盟各国元首经过相互联系磋商，特别是在叙利亚同意邀请埃及总统出席本届首脑会议后，会议东道主哈桑二世向埃及发出正式邀请。
这是埃及自1979年被中止阿盟成员资格后第1次出席阿拉伯首脑会议。
新华社开罗5月15日电
据中东社报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今天说，“无论是埃及和叙利亚之间还是我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之间都不存在分歧。”
穆巴拉克是在叙利亚14日宣布不再反对他参加本月在摩洛哥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和欢迎埃及重返阿拉伯联盟后作上述表示的。
他说：
“我们感谢阿萨德总统这个很好的声明。”
同一天，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吉德也表示，叙利亚改变对埃及的态度，表明大马士革准备同其它阿拉伯国家携手为阿拉伯事业而共同奋斗。
　

专栏：
非洲八国首脑举行会议支持安哥拉的和平计划
新华社罗安达5月16日电（记者赵晓钟）8个南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首脑今天在罗安达举行关于实现安哥拉国内和平的会议。
会议表示支持安哥拉政府的和平计划，并鼓励安哥拉努力寻求和解，建立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和平气氛。
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刚果总统萨苏、加蓬总统邦戈、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达科斯塔、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出席了会议。
多斯桑托斯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安哥拉愿意寻求实现国家和地区公正、持久和彻底和平的途径。
他希望这次会议在实现和平稳定、睦邻关系、和平共处与合作方面取得成绩。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最后公报指出，与会各国注意到安哥拉已采取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措施，并表示将在结束对安哥拉内部事务的干涉和保障安哥拉边界安全与稳定方面协调各国所作的努力。
8国首脑还在公报中对纳米比亚北部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实施联合国安理会435号决议。
公报还要求南非采取结束种族隔离、停止破坏邻国稳定的具体措施，并在实施435号决议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今年03月，安哥拉总统提出一项包括南非和美国停止干涉安哥拉内政、坚持一党制、实行大赦等内容的和平计划，安盟至今拒绝这一计划，并坚持要与政府直接谈判。
　

专栏：
戈尔巴乔夫向中国学术界发表演讲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演讲如下：
三十年来首次举行的苏中最高级会晤刚一结束我们就与你们会见。
昨天一天，我与这里在坐的我的同事们同邓小平同志、赵紫阳同志和李鹏同志举行了会谈。
前一天还与杨尚昆同志进行了谈话。
我们深入讨论了苏联和中国关系的原则问题和发展前景，并就国际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然我们还需要全面思考会谈中提出的各种设想和观点。
不过现在就可以表示，我们对会谈的结果很满意。
首先双方都同意两国睦邻、平等、互利合作符合苏中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为我们根据国际法原则发展这种关系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
俄中和后来的苏中关系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却不尽相同的遗产。
我主张，关系史上不要留下“空白点”，主张对所有的，其中包括最复杂的事件作出公正的评价。
但是，如果从历史的大的尺度去处理我们的关系，那么，勿庸置疑，积极的因素大大地超过不信任和冲突造成的因素。
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杰出和各具特色的文明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多好处。
在苏中边界两侧的千百万人的心中，真诚的相互兴趣，深切的相互同情从未熄灭。
当然，具有特别意义的还是本世纪具有血缘关系的两大革命——这就是俄国1917年的革命和中国1949年的革命。
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团结一致的高尚例子不管在史册上，还是在活着的一代人的记忆中将永不消失。
我们有权把苏中最高级会晤看成是一个重要的界限。
一个很长的相互疏远的时期已经过去。
我们将要共同缔造我们的未来。
那么，过去的教训在哲学和政治上使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第1，懂得了破坏、恶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建立、巩固和充实这种关系要简单得多。
由于两三个不考虑伙伴利益的错误决定，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把互相欺负推向政治的高度，使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发展成国家对立，结果在两个曾经友好的国家之间就会筑起一道猜疑和不信任之墙。
可见，珍惜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加强这个巨大的民族和国际财产，使之一代代传下去是何等的重要。
我相信，不管是我们两国的领导，还是我们的公民都不希望再犯那些后来难以纠正的错误。
最重要的是，希望苏联和中国的青年要吸取这个教训，因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他们。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考虑一下，为了两国人民正常、友好关系代代相传能够干什么。
这就是青年将要继续并顺利完成老战士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更新。
第2，懂得了必须对彼此在政治和行动上的不一致表现谅解。
很自然，苏联和中国对各种问题和现象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不应把这点看成是合作的绊脚石。
努力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唯一合理的态度。
我们的两国恰恰如此走到今日的意义重大的会晤，我们两国各自走过了这个路程的自己的一段。
同时我想，苏中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个关系，只有自然地适合国际体系，符合它今天发生的积极变化，才能够成为两国间真正坚固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我们和中国领导同志的会谈从一开始就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苏中关系的改善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既不要求中国，也不要求苏联“放弃”自己与第三国，——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所形成的联系。
除此以外，正常的苏中关系符合于全世界社会的利益，与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势头相称。
现在我将说一说，我们如何看待发展关系的前景。
相互谅解和信任的进一步加深，就使我们两国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和平创作劳动、增多物质和精神资源，在持久和稳定的和平条件之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近几年来，双方都采取了步骤以便在苏中边境地区降低军势对立的水平。
据知，1985年之后，我们裁减了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军队，单方面地承担了不增强陆基的和空基的核工具的义务。
根据苏美协议将在苏联东部要销毁436枚中短程导弹。
1989年到1990年部署在这地区的苏军集群将要裁减20万人，其中在远东区的12万人。
我可以通告，陆军要裁减12个师，空军要解散11个团，太平洋舰队要削减16只军舰。
今年05月份，我们开始进行历次地裁减在蒙古的驻军：
1989到1990年将撤出3个师的全体部队，其中包括两个坦克师，以及全部的空军集群。
部署在苏中边境地区的苏军改编已开始了，使之完全符合于防御的合理足够水平的原则。
我们准备进一步地努力，在与中国协商好的基础上从边境地区撤出除边防所留的一般兵力之外的军队和武器。
使苏中边界非军事化，把它变成为和平友好的界线——这就是我们经共同努力可以达到的良好目标。
互利合作的广阔天地正展现在人们活动的主要领域里——即经济领域。
我们两国间的贸易额近几年来虽然有了一定的增加，但是，不仅贸易额，而且贸易增长速度远离现有的可能性。
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在不断加强国际劳动分工和协作联系迅速扩大的背景下，还不到20亿卢布的苏中贸易交流看起来是太少了。
况且所谈的还是两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
它们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也就是说，有极为良好的合作条件。
经济协作的潜力比现有的合作水平高得多。
当然，即使双方都很希望利用这些可能性，但是他们也无法一下子就能实现。
必须确定有前途的领域，解决复杂的定价的问题和帮助企业寻找合适伙伴。
此外，还必须有时间培训人才，积累经验，因为在经济关系实际压缩的那些年内失掉了好多时间。
虽然不提出不现实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苏中贸易将有实际的增长，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尤其是在以下的传统领域加强关系，如原料和工业产品交换，促进兴建能源项目以及研制和使用先进技术的最为现代化的领域。
至于说到合作的形式，那么，随着贸易的扩大，还可以努力争取在企业、设计局、科学研究所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建立包括第三国参加的合营公司和生产单位。
当我们准备对北京的访问之时，我国专家认为，苏中合作很有效的领域之一是铺设运输“液体煤炭”的管道。
顺便说一句，这项事业是引起关注的发展现代动力的大有可为的领域之一。
大有前途的是两国共同开发从中国到欧洲的新“丝绸之路”，由北京经乌鲁木齐、阿拉木图直至莫斯科的铁路干线。
这条道路的重要的一段近年内即将竣工。
苏联远东、西伯利亚各州各地与中国东北各省进行长期合作，哈萨克共和国、苏联中亚共和国与中国西北各省、各自治区将会在两国业务联系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潜力。
我们从越来越出现的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待苏中经贸联系的扩大和加深。
现在在我国关注并分析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经验，并考虑建立经济特区的问题，包括一系列与中国邻近的边境区。
在这个大厅出席有很多有名的中国学者、文化界人士以及跟我们一起来的苏联科学界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愿意现在，当苏联和中国好像再相互认识的时候，我们两国的使命——即促进人民之间了解，当前是十分重要的。
苏联和中国学者的相互接触和共同研究都对双方带来很多好处。
不久以前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签订了关于合作主要方向的协定。
我确信，科学家经协作努力，会增加他们对加速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文化方面我们拥有一个精神往来的无价之宝的财富，这首先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的传统。
在我国很有名望的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写到：
我“觉得，在中国和俄国之间存在着某种的联系，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有相当共同之处。”
我们珍惜现代中国文艺家和翻译家的努力，他们把俄国和苏联文艺作品作为中国读者的财富。
在苏联对中国独特的古老的文化兴趣特别大，在莫斯科的各种博物馆和列宁格勒爱米达日举办的中国文艺展览越来越经常。
传统的中医也是很受欢迎的。
在苏联出版的“中国文学丛书”，40册受到了苏联读者的热烈欢迎。
社会人士、文化、艺术、科学界人士的接触，人间广阔的往来，都使我们的关系更加充实，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更加公开民主的关系。
目前在经济、社会、社会政治改革交流经验方面也有互利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比苏联早点开始的经济改革，苏联很关心贵国改革。
在一个具有好多世纪的自封和半殖民地落后状态的庞大国家里，着手深入改革社会机制来进行现代化的那种政党和人民的勇气是令人尊重的。
你们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所碰到的困难，我们都熟悉。
同志们，我们真诚的、友好的祝愿你们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主要目标前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
一般地说来，不必只看按人口的平均产量和消费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比例如何而就去判断一个国家的情况和能力。
应该看这个国家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为这种发展不断铺平道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困难来说，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那么复杂的大事中，这很自然。
我们按自己的经验来看非常理解这一点。
我们经济、科技潜力，其社会方面的成绩众所周知。
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到了70年代就开始下降。
据分析表明，虽然受到消极影响，事情的本质所在不仅仅在于小的毛病和错误。
主要祸根就在于我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命令官僚主义体制的短处。
只有拆除这个体制，完全使列宁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重新发挥效力，才可以使国家走出僵局，制止临头的危机。
革命性改革的策划就这样产生了。
我凭借着苏共中央1985年04月全会之后的四年以来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而现在就讲这个了。
但是，对这些实事的认识本身也没有一下子就认识好了。
党和人民一步一步地，像登上楼梯一样，而走向自己的“认识真理的时刻”。
我们曾经提出了任务，从巩固最起码的纪律，即巩固劳动、生产、财政纪律的任务开始。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只要采取这些措施，就达不到很多目标。
只有消除工作者脱节财产的现象，只有他们在自己的工厂和企业、在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庄、在学院和科学研制局发扬主人翁精神，才可以把事业真正地推向前进。
生活本身使人得出结论，要在全部的经济体制上进行彻底改革，使企业转到完全经济核算、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为合作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必须广泛使用商品货币杠杆的作用。
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上，起到特别作用的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机关职能之间的合理比例的方面。
我们制定了方针、要坚决地提高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自主权，扩大地方苏维埃的经济能力，同时加强他们为满足居民需求所负起的责任。
理所当然，所指的并不是要削弱中央机构的协调和调整职能。
没有这一点，任何的现代国家就无法顺利的发展。
消除平均主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个问题也亟待解决。
质量和生产率高的劳动，高内行程度的、职业技巧性强的工作应收到应有的报酬。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加强社会对苏联人的保护，给每个劳动者保证最起码的生活收入水平。
在我们通过了关于转到新的经营制度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不久以后，很清楚地就体会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在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措施的保障，那也就无法运行起来。
如果劳动人民能够对管理的决议予以影响，并且参加各级领导的选举，如果我们能够把社会主义与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劳动者才可以真正地感觉到他们自己是国民财富的共同主人，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去年夏季举行的第19届代表会议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不到一年之后，我们进行了数十年来首次实行的民主选举。
同志们，您们大概知道，过一个星期以后在莫斯科将要举行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将组成新任的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确定苏维埃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事实上，使我们整个国家机制吸收新的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下一阶段要解决另外同等重要的任务是民族间关系的和谐化。
普遍受人们支持的苏联联邦制发展的公式是权力大的中央和权力大的加盟共和国。
在充分发挥我们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全体成员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政治安定的责任应该提高。
不保证这一点，改革的正常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重视加强法制、社会秩序、创造为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所需要的其他各种条件。
所有这些改革，如果说是平坦地舒舒服服进行的话，那我就违背事实真相了。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过程的辩证法吧。
正在形成下来的社会机制要保证考虑全体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就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以及各种少数民族的利益。
但是，这些机制尚未全部形成，还没有发挥其充分的功能。
与此同时，在有了公开性、多元制的情况下数十年以来曾经积累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却暴露出来了。
人们的期望常常快于改革的速度。
我们不把情况戏剧化，很了解劳动人民希望早日看到改革的合法愿望。
我们全力以赴加速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革。
但是也应该考虑到，社会发展进程，就像大自然发展进程一样，具有时间的自然延伸性。
不管我们怎样愿意，需要三四年的最紧张做的工作，一年是做不完的。
众所周知，催赶历史奔腾前进的企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但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不可以放任自流。
当机器调整好了，它就能自动正常地运转。
然而，为了开动这个机器，必须下很大功夫。
总之，需要有一个全面斟酌的改革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苏联共产党倡导了改革，敢于坚决地、毫不妥协地揭露过去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变形现象。
党制定了并向社会提出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根本改革的构思。
现在党已经成了保证能顺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唯一的聚合力量。
在对自己进行自身改革同时，党在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与国家的关系，更充分地发挥自己作为社会的政治先锋队的作用。
在结束对我国情况介绍之前，我想强调指出，整个改革的构思是以忠于人民在1917年10月所做的社会主义抉择为基础的。
众所周知，西方对我们的改革，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改革都很感兴趣。
他们正在辩论一个问题：
这些进程在什么程度上发展了社会主义？
在什么程度上背离社会主义？
有人公开希望，推广经济核算关系和市场，公开性与民主将导致某种混合社会制度的产生，甚至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样的估计立足于一个错误观点，似乎经济杠杆与民主绝对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
其实，这不过是人类在自己的发展悠久的历史上制定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都可以使用。
当然，也应该考虑到各个社会制度的特点。
我们确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并将一定实现经济与政治民主的有机结合，人的社会保证和人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更新社会的全部工作的目标。
下面我想谈到另一个同改革相关的原则性问题。
我们把这一进程看做是自己国家的，苏联的，一丝一毫地不愿意把它强加于任何他国。
就是把一个模式，再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模式强加于他人，或者照搬模式，过去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摩擦的原因。
我们牢牢地掌握了这个教训。
我们是在完全尊重独立和选择社会发展的方式与方法的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同一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我党发展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时，也是从上述原则出发的。
我们和中国同志们商定，在这样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目前，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有从内容上，而且有时从形式上同我们改革近似的进程。
这再次证明，应更加积极地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一方面，创造性地吸取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好的东西，而另一方面，避免重犯错误。
苏联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破除了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制度的错误概念，证明，社会主义有向前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
二十世纪令人亲眼看到，人类关于美好的未来的理想是多么难以实现的。
我们现在关于建立新式社会的概念与十九世纪当社会主义刚刚开始从空想转变为科学之时的概念不同，在我们面前显现得更为复杂的任务。
但是，目前我们富有了实践的宝贵无价的经验。
在放弃幻想，在摆脱教条和变形同时，今日的，即本世纪末的社会主义经历着全面更新的过程。
借用人类文明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和法律方面取得的所有成果来丰富性质先进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又光明正大又令人鼓舞的目标！
尊敬的同志们！
社会主义的更新过程是在全世界规模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
自古以来认为是永生不死的人类首次碰到了生存问题。
生存权利本身具有了新的涵义，成为了亟需全球解决的问题。
在本国境内躲避不开核战的台风。
在本国境内也不能确保空气纯洁，不能防止艾滋病的传染，也不会使自身免遭恐怖主义的危害。
从这种很明显确定的事实很自然地可以得出一个总的公式，即：
在当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狭隘民族孤立的发展再也行不通了。
人类的生存和由其创造的文明的进步，只能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成果。
但问题是：
如何把现代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倾向——确立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以及自由选择本国道路的绝对权利的倾向与此相结合呢？
世界正在一体化，用形象的话说，正在“缩小”，同时，也越来越变得更多样化，好像正在“扩大”。
我们时代的一个现实的矛盾之一就在于此。
这个矛盾无法忽视。
试图用武力消除这个矛盾而把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强加给各国人民，或向他们指定由大国某种集会制定的行动做法是极为危险的。
不，当今时代的死结子一刀切不行，应当把它谨慎地解开。
在当前的多样化的世界上只有唯一办法解决现实矛盾，这就是靠利益均衡，在平等伙伴合作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看来，政治家和外交家历来都还没有解决这样错综复杂的任务了。
因为所谈的是150多个国家的利益，再说，根据历史的“全球钟表”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那些国家的利益。
但是，据我们所想那样，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只有真正独立国家的一致才可以争取当今世界所需的确实稳定的相互依赖体系。
我觉得，这点在庞大的亚太地区特别突出，各种社会制度和时代的“汇合”的地方就在这里，古老的文明与向21世纪的技术突破口所邻近的地方也在这里。
在亚洲有不少随时都可以煽起火来的军事紧张局势的策源地。
与此同时，周恩来与尼赫鲁曾经制定“潘查希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地方恰恰在这里。
印度传统的无暴力概念和古老中国的“仁”哲学概念的相结合是与当今世界的寻求和忧虑相适应。
如果说，这种的地球多数人口所住的、和不同力量所交叉的大陆由于地理和历史本身而就扮演着某种的“熔炉”角色，那么，这些话大概不会太夸张了。
该“熔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就预定全球人类的命运。
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制度、意识形态、文明一定不会相合、一定要相互斗争的角度而去看待这些进程吗？
我想，这样的态度是致命的态度。
我们确信，为找到多种利益与立场的共同之处存在着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
为此，首先必须克服霸权主义和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排斥干涉内政的任何行动。
某一个国家能否做为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社会经济、政治安全的“保证国”？
显然，不能。
只有这些地区所有国家进行集体努力，才可以保证真正的安全和稳定。
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发言中号召了大家齐心协力，寻找对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关系进行改革的途径，以免把该地区变成危险的军事对抗的战场，从而邀请了大家共同思考，如何解决地区冲突，停止核武器扩散，限制海军活动，裁减武装部队，制定信任措施。
解决共同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双边关系，这点是不必说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十分重视苏联同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苏中关系正常化毫无疑问是最近最重大的事件。
最近几年来，我们继续加强与印度的传统合作，我和拉·甘地总理签署的苏印关于无核、无暴力的和平的宣言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应。
我们继续加深与过去已建立良好关系的地处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互相谅解。
同过去只有形式的、外交接触的那些国家，我们着手进行更加积极的对话。
我们朝着过去互相谅解短缺的那些国家迈出了步骤。
这首先涉及到对日关系。
我们十分尊重这个国家，想同它建立全面的关系。
当然，这方面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
苏日合作可以给两国带来许多东西，并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
最近，为此积累了一些条件，但要实现这些条件，双方还需要做不少工作。
众所周知，苏美关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无须证明，这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解决也开辟了进一步的可能性。
我同美国总统布什商定本着具有连续性的精神行事，巩固已经取得的建设性成果。
不久前在莫斯科的会谈重申了双方的这种意愿。
我们主张：
由对抗转向合作的积极趋势能够为自己开辟道路，逐步稳定下来并占主导地位。
在我国对亚洲的政策中，占很大地位的是协助消除在亚洲存在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温床。
苏联从阿富汗撤出了军队以来已经3个月了。
但是这个国家的事态发展越来越趋于令人不安的状况。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要对这个威胁到周围的一切地区的火灾性的冲突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的时候已到了。
对阿富汗现有的当局当然能采取不同的态度，但是，令人很清楚的是，阿富汗国内相对抗的各方之间谁胜谁输的问题要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
阿富汗将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只有阿富汗人民才有权决定。
十年之久的围绕柬埔寨的情况一直是亚洲大陆上的痛点之一，现在“隧道里才有了光亮”是令人可喜的事。
当然，冒讲事情无理由。
要解决柬埔寨问题还需作出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很大的努力。
但是，今年09月份越南撤完军队将使这里有了质的新情况，将给最终解决这个早需解决的冲突创造实际条件。
我们同柬埔寨和越南同志们曾讨论过这些问题，昨天同贵国的领导同志们也讨论过一次。
在形成着印象，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逐渐实际地形成起来，它可能的阶段已开始显得更为明确。
对于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为这一问题解决基础的最重要的原则来讲，这还是唯一公正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只有柬埔寨人自己才能找到该国的将来和解和政治制度的公式。
对于苏联来讲，它准备参加有关国际保障措施，并尊重柬埔寨人民的任何抉择，它争取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方针。
我想重申我们对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和平民主统一朝鲜而作出的努力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消除该半岛上的紧张局势，并撤出美国军队，其在这里的存在早就是毫无道理。
亚太地区还没有业已形成的谈判结构，也没有经常多边磋商的机制。
所以发生问题，为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在联合国的支持和协助下，经共同努力推动可叫它为全亚过程的那种事情，时间是否已到了吗？
这个思想还没有得到普遍的积极响应。
有的国家认为，实现这个思想的时候还没有到，必须准备良好条件，首先应该根除这里潜在的冲突策源地。
但我们想，就是经过共同努力完成这个对亚洲和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任务容易多了。
顺便地讲，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前景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几乎所有亚太地区国家，并且不仅是这些国家，尽力参加解决，才有解决的可能性。
这也很自然。
亚洲并不与其他大陆隔绝，其联系包括日益广泛的范围——从经济交换到文化相互渗透。
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我们同欧亚接触有特别大的关系。
连接两个大陆文化的“桥梁”，可以说，既横穿我国的辽阔土地，又横穿我国的精神生活。
目前东边的太平洋不是把亚洲与美洲像障碍物一样分开，而是相反，起中间环节的作用。
因此，亚洲的安全是普遍，地球性安全的组成部分。
与和平问题同时，发展问题在亚非比任何地方尖锐。
饥饿、贫穷、文盲、流行性传染病的广阔地区集中在这两个大陆上。
众所周知，千百万人悲剧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也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极大鸿沟。
尽管从前进行了很多努力，这一鸿沟在勒死债务国的巨额外债的“绞索”的影响下继续扩大。
应该强调的是，不仅在人均国民收入，换句话说，富裕与贫穷关系方面有着鸿沟。
更令人担忧的技术水平相差悬殊，实质上向落后国家剥夺赶上先进国家的机会，从而似乎永远保存兴旺国家与贫困国家之分。
我们认为，必须使全部世界舆论，每一个人都理解，这种状况不能没完没了存在下去。
从实质来讲，它等于核子或生态威胁，能引起爆炸。
对这一最尖锐问题的态度可以如何？
我们认为，要从开始拒绝极端办法。
对于再分配财富，确立某种国际平均主义抱有希望是不现实的。
富裕国家关于躲在堡垒里或用小恩小惠把贫穷国家打发走的打算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
一旦要发生灾难，必定涉及到全体人类。
唯一公正合理的解决是要在加强共同的协助发展的道路上去寻求。
为了解决引人注目的社会上的问题，自愿的国际性的共同努力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是在尊重独立和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的。
我们完全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为此所提出的意见综合。
最近许多政治潮流在这一方向也提出了有益的倡议。
当然，对我们忠实于人民国际主义团结的共产党员来讲，参加这个光明正大事业是信念和义务的问题。
依我们看，在主动发展的倡议中，值得注意的倡议是设立一个基于很简单的原则上的世界先进技术存库。
这就是所有国家、公司、组织和个别人，都可以对此存库自愿地缴纳存款。
同时它们都有可能免费或以很小的代价采用这个知识和经验宝库，为了发展目的。
这个建议并不是什么完全新的东西。
世界上已经有许多从同样原则进行工作的各种基金。
这里所说的是把这个事业转为全地球性的。
看起来好像，这个建议相适应于新的国际政治制度。
我们同中国领导人就此问题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会谈。
尊敬的同志们！
在思考现代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时，可以作出结论：
文明的进步和其向新高峰的突破从来未有过这样大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人类的倒退和甚至于本身的存在的威胁也是从来未有过那么严重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国家和政府、政党和社会运动必须对自己的决议和行动持着极大的责任。
我们应当为了当代和后一代人的利益利用具有历史性的机会。
我表示希望和相信，在这个争取未来的斗争中，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积极的合作。
我们两国对世界共同体应解决的问题，作出适当的贡献。
我们祝友好的中国人民繁荣富强，祝每个家庭享受幸福，万事如意。
　

专栏：
快语新言
公平才有凝聚力
——再谈把企业建成命运共同体
辛言
我们已经说过，要使职工真正关心企业，必须把企业建成“命运共同体”；
我们也说过，命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所有成员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做到这个“一致”？
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共同体成员间利益分配上，必须要公平，公平才可能实现“一致”，公平才可以服人，公平才可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那么怎样才能公平呢？
在公有制企业里，就是要真正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分配原则。
但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端，由于新旧交替时制度的不完善，也由于实施按劳分配有许多困难，今天这条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状态，这就使许多职工感到分配的不公平，包括收入上的彼此攀比，也是这种状况的直接和间接的反映。
上海市的一份调查表明，当前青年职工感到强烈不满的事情之一就是分配上的问题。
当前，人们在谈到分配不公的时候，往往集中指责收入上的差距；
其实，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一种不公平。
从全社会看，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人们有刺激作用；
但在一个企业里特别是国营企业内部，平均主义仍然是主要的“不公平”的表现形式。
德州棉纺织厂在建立企业与职工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就是打破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
按劳分配原则，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激励力量，唤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还是一种约束手段，它抑制了种种不劳而获的念头；
同时，还要看到，按劳分配，是现阶段一种最公平分配原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乃至基本的协调手段，它是保障竞争顺利进行和协调劳动者之间矛盾的基本原则。
由于这种准则的实行，使每个成员感到企业对他是公平的，在这里好好干是有前途的，无形中就使企业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
有了“公平感”，职工的气就会顺的。
现在某些企业的经营者同职工矛盾较为尖锐。
据报载，南方某城市为了保护厂长经理们的人身安全，允许他们携带电棍。
那些携带电棍的厂长经理们，也许改革的勇气和气概是令人钦佩的。
但却不可以此作为常规，否则那将是可悲的，在这样的企业，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利益分配原则是否是公平的；
制订的规章制度是否是公平的。
如果基本上是公平的，那么经营者是否把这种公平原原本本告诉大家，使广大职工都能理解。
我们确信，企业绝大多数职工会取这样的共识：
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有了这样的共识，绝大多数人就会团结起来，极少数人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当然，在企业里真正全面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还需要一定的宏观条件，现在还不完全具备这个条件。
但是，我们不能等条件具备了再作这个工作。
实际上，每个企业内部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工作可做的。
每个企业“小气候”的改善，也有助于“大气候”的改善。
　

专栏：
厕所的变化
山东栖霞牟民文
这些日子，我们家属院的厕所变了，粪便天天都被掏空，扫得干干净净。
妻子说：
“现在，大粪成了抢手货，每天都有四五个推粪车的农民来收”。
我很纳闷。
往年，厕所几乎天天都是满的，弄得满院臭哄哄。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抢呢？
星期天上午，我在门口遇上了一位推粪的农民。
“你是卫生管理所安排的推粪工吗？”
“不，我是十里庄的，来推点粪往地里施。”
他脸上还有一丝歉意。
“上几年没有推的，今年怎么来的这么勤？”
“上几年化肥还贱些，买一点，往地里一洒，凑凑合合种上就行了。
现在化肥涨价了不说，还不好买，不如到城里推点人粪尿用。
再说，这些年光施化肥，地都发板了，不打粮，再不施点土粪庄稼还要瞎。”
这位农民叫丁华礼，5口人，7亩地，其中4亩春田。
从今年正月初起就开始跑10多里路到县城推粪。
1车大粪可合1000公斤土粪，1亩地有4车大粪就够了。
我问：
“你家的土粪用得了？”
丁华礼有些局促不安起来，停了一会儿才说：
“不怕你笑话，今天我是给别人推的，推1车6元钱，我已经给4家街坊推了33车。
他们都有点技术活，一来不爱出这力，二来嫌脏，就雇我推，咱干常了不在乎。”
“像你这样推粪的有多少？”
“不少，七里庄，五里店，三里店，宋家沟都有，栖霞城周围至少十几个村有进城推粪的，光俺村就有50多辆粪车，多数是今年春买的。
不过，推粪的多了，就难了，有时转六七个厕所挖不满粪桶，没有办法，只好早晨早一点起身。”
　

专栏：
新闻摄影比赛
辽宁铁岭市面粉厂引进等级粉生产线进口配套设备，因电气施工力量不足，工程进度受到影响。
驻地沈阳军区通信兵某部，闻讯派出8名电源与机务专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赶赴工地，帮助安装，使生产线提前1个月转入单机调试。
铁岭日报郑维国摄

专栏：
“天下第一筐”
本报记者武培真
嵯岗火车站是满洲里东南的一个小站，然而那里的“天下第一筐”却名传遐迩。
所谓“天下第一筐”，于1964年用柳条编成，直径5尺，高5．4丈。
有人曾将两丈高的布幔挂在大筐上，上写五个大字——“天下第一筐”。
这个筐，内装30多吨炉灰，把通往水塔顶端的管线团团裹住。
三九寒天，零下四十来度，不用烧煤供暖，水塔不冻，保证每天为20多列过往火车供水。
而在这之前，一个冬期，光水塔保温就要烧煤上百吨。
铁道部把这种勤俭精神称为“嵯岗精神”，号召全路学习。
我国北方各铁路给水所，仅编筐保温这一项，一年便为国家节煤上万吨。
“天下第一筐”只是嵯岗精神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他们千方百计为国家节省开支。
水塔冬季保温、工作场地供暖及平素烧水用煤，他们靠扫煤车、拾牛粪、筛炉灰、拣煤渣来解决；
机房地板坏了，他们用扫车底所获水泥和石子铺。
如今，25年过去了，大筐是否仍在？
嵯岗精神是否保持？
记者于本月初奔赴嵯岗。
很遗憾，“天下第一筐”因年月长久，柳条朽坏，已于1981年被拆除，而被石棉所代替，当年首倡编筐的老工长吕长松也已退休。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大筐”影响尚在，嵯岗精神犹存，且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20多年来，嵯岗给水所依靠“拣破烂”所得水泥和废钢铁修起了一道整齐大方的院墙，把以往由铁丝网圈成的简陋小院美化得像花园一样，全所所用煤炭照样不向国家伸手，仍靠大家扫车底拣煤渣解决。
全所18盏灯泡，都从100瓦换成了40瓦，全所自1973年通电至今，15年间，共节电7．5万度；
38年为国家节约各项开支40多万元。
　

专栏：
经济万花筒
市场怪态
邱中
（一）
在武汉，喝完啤酒可以退瓶，但北京却不同，卖酒处一般都不接受退瓶。
因此，同样的啤酒北京比武汉要贵二角左右。
据说北京以前也有退瓶的规矩，是近两年才改的。
这一改，倒显出了北京卖酒人的“聪明”。
因为大凡进饭店喝啤酒的，没几位会把酒瓶揣走。
店家由此落了个便宜，既可以得到顾客“退回”的瓶子，又不必付分文退瓶费。
笔者送他们一道等式：
不退酒瓶＝变相涨价＝掏顾客的腰包。
（二）
一个进城的农民到个体户摊前准备买西瓜，问：
“多少钱一斤？”
答：
“非常便宜，四毛，先吃后付钱。”
　吃完瓜付钱时，卖者硬说是四元一斤。
农民据理力争，对方蛮不讲理，还频频用锋利的切瓜刀敲着摊板。
农民自认倒霉，只好按每斤四元付钱。
看样子，今后到小摊前买东西，得当心别上了这类“流氓价格”的当。
（三）
万万没想到，一粒钮扣掉了也成了不小的麻烦。
为了买根针，我一连跑了好几家商店，结果还是失望而归。
一打听，买针难的原因十分简单：
考虑到赚钱少，新开业的商场、商店不愿设针线柜；
因为利率低，曾经经营针的商店、商场也不再销售。
　

专栏：
经济生活面面观
怕变防变
——个体户心态观察之三
张锦力　李琦
虽然改革已经10年，但是怕政策变，对政策不放心仍是影响个体户追加投资的心理障碍。
前年开始，有人瞄准某些中国人急于出国的心理，开辟了一条新的出国“渠道”，只要能出钱，就可以买个出国留学资格。
这使许多发了财的个体户趋之若鹜。
某市有位个体户，花了2万元钱为不够初中水平的妻子“办”了个去日本留学的护照。
临行时，千叮咛，万嘱托：
“你一定想尽办法，给我弄个居留权，等有风吹草动，把我也弄出去。
一些个体户则作这样打算：
自费出国，然后再做为“华侨”客商回国办企业，那时候，不仅没有风险，还能享受一切“优惠”。
有的对政策不理解，不信任。
一位不愿吐露姓名的商贩对我们说：
“政策能叫你发财，也能叫你一贫如洗。”
个体户的冒富，也着实引发了一些人的“红眼病”。
于是各种名目的收费和摊派落在个体户头上。
四川某市向个体户收交灭鼠保证金，竟动用两部汽车堵住个体户做买卖的一条街，挨摊收缴。
一位个体户义愤地说：
“俺们个体户就像是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个体户对我们说：
“没听说吗？
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那些办大企业的私营主们，将来准有一天倒霉”。
赚了大钱以后，他们虽然在扩大投资方面下的功夫不大，可在捐赠、救灾、购买国库券等方面，则比较踊跃。
有些个体户想在这方面给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以便将来有了变动，也有点政治资本，至少可唤起一部分人的同情。
还有一些个体户小心翼翼地把钱买金、买银，并把帐本谨慎藏好，再也不敢露富。
据小Ｂ讲，老Ｂ就曾这样告诫小Ｂ：
这些年，我算看清了，买啥也不如买金子好，政策变了，别人也抢不去。
啥时拿出来都值钱”。
个体户的财富，往往只有在被偷窃、火烧及违法被搜查时，才能看到真相。
近几年，武汉汉正街，曾经有几户个体户先后失火。
1987年02月17日一次火灾，殃及3家，其中一家烧毁的现金和物资达27万元。
许多个体户没有文化。
据广州去年统计，1690位个体工商者，大专学历仅一人，而小学以下程度的近一半。
相当多的个体户就像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如果他们不加快汲取知识营养，他们是很难长大的。
　

打的粮食愈多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愈大可是超负荷运转的农用工业现状如何呢？
请看热产品与冷产业
专栏：
种田离不开化肥、农药、地膜、机械；
打的粮食愈多，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愈大，可是超负荷运转的农用工业现状如何呢？
请看——
“热”产品与“冷”产业
陈秋中
产品极“热”，产业极“冷”。
这是我国农用工业的现状！
但历史却给它压上了一副重担：
2000年，要保证12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必须使粮食的年生产能力比现在增长1亿吨，棉、油、糖生产能力也都要有较大增长。
为此，农用工业必须相应地增产巨量的化肥、农膜、农药、机械。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农用工业时，不禁为它捏了一把汗：
这几年，几乎年年春闹农膜，夏闹化肥，秋闹农药，农机超期服役的现状也令人担忧。
是些什么因素困扰农用工业的发展？
怎样才能摆脱困境？
微利保本本难保，单纯的企业支农最终可能误农
在产品经济时代，“支农”曾是全社会共同的口号和行动，现在似乎变成了农用工业一家的“专利”。
尽管国家给农用工业安排了一部分平价原材料，但计划很难落实。
如农药，计划供应的只占实际需要的70％，而落实下来至少还得打一半折扣。
对农机行业，原来每万元产值供钢材1．48吨，现在已降至0．33吨，仅占实际需要的1／3。
化肥、农膜的状况也与此相似。
企业只好到市场上去“找米下锅”。
而市场原材料暴涨不止，企业难以承受。
以生产化肥需要的煤为例，去年在江西省吨煤进厂一般只需100多元，现在已涨到300多元。
同时，电力和运输费用也上涨了差不多40％。
我国农用工业多年实行“微利保本”政策，企业产品售价一般定得较死。
结果，不少企业越生产越赔钱，生产不如停产。
今年1至2月，全国1800多个小化肥厂仅有864个开工，开工的厂中有344家亏损，亏损总额达8945万元。
于是，首季化肥生产滑坡，欠产115万吨，农药也欠产4300吨。
如此下去，岂不误农？
农机产品价格20多年中10次下调，总体水平降低40％以上。
改革前，靠国家兜底，企业勉强维持；
现在的日子很难过。
据1987年统计，在生产播种机的6个主要厂的10种产品中，售价低于成本的有7种，平均亏损11．4％。
不少企业关停并转。
有能力“微利保本”生存的企业，大部分是“带”病拚搏。
设备状况普遍不佳，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产品需要更新换代。
“带病”保产已属不易，现在还要求它们不断扩大生产。
以化肥为例，需求量平均每年增长5—7％。
“六五”以来，国家和地方对化肥工业的投资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占基建总投资的0．94％，“七五”期间的投资也不乐观，而让企业自己积累投资更是无从说起。
最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指出，农用工业既是重点支持生产的产业，也是重点支持技术改造的产业，同时还是重点支持基本建设的产业。
这三个“重点支持”如何落实？
目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路：
一是重新对农用工业实行大包大揽；
一是取消“微利保本”政策，让农用工业企业也逐步按市场规律进行运转。
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承受力，国家对主要产品可按市场价统一收购，然后挂钩低价卖给农民。
内部结构失衡，效益受到影响
从整体上说，农用工业“营养不良”，从内部结构看，多年来，我国农用工业又患有畸形发育的病症。
有的部位太“肥”，有的部位又太“瘦”。
1988年，全国化肥施用量比上年增长7．1％，但粮食总产却减产2．2％。
减产虽然有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人们没有注意到，就是化肥的氮磷钾施用比例严重失调。
氮磷钾施用比例，目前发达国家为1∶0．53∶0．51，发展中国家也达到1∶0．5∶0．24；
而我国只有1∶0．2∶0．02。
土壤缺磷，更缺钾，就像人只吃粮食而不吃蔬菜和肉，庄稼当然长不好。
结果，在国外施用1公斤标准氮肥可增产粮食5公斤左右，而我国仅增产2公斤左右。
农膜也存在类似问题。
发达国家一般有几十个品种，我国仅有3个主要品种。
农用机械的生产结构也同样令人忧虑。
作物的栽插和收获缺少适用机械。
农副产品的加工机械更是满足不了需要。
要调整好农用工业内部结构，科研队伍的作用十分重要。
但是，目前这支队伍面临溃散的危险。
1985年，全国有省、市级以上农机研究单位38个，现在只剩下7个单位的少数人从事这一工作。
吉林、云南等7省原有400多人从事农药新产品开发研究，现已减少到80人左右。
改变畸形结构，刻不容缓。
现实呼唤产销用一体化的新体制
产、销、用脱节，是困扰农用工业发展的又一难题。
现在是化工部管化肥、农药生产，轻工部管农膜生产，农资公司管销售，农业部门管使用。
部门之间，由于没有找到共同利益的连结点，往往不是以农民的利益织网服务，而是以自我利益划圆分割。
每年这几家都有一次令人头疼的计划排产，产销用三家各打各的算盘，一家一个数，相互扯皮，难以统一。
如今年的农药生产计划就至今还没统一。
众所周知，生产和经营农药、农膜都有一定的风险性。
有些突发性的病虫害，两三天就足可以成灾，而且面积很大，因此，企业得准备相当数量的农药。
但是，如果虫灾不发生，规定有效期限的农药又会令厂家、销家都发愁。
企业认为应由销售部门承担这种风险，销售部门则认为这是企业的事。
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还常为利益分配不公而扯皮。
销售部门只是开票，就可获得15％左右的差率，而生产部门利润低得可怜，甚至亏损。
而且，销售部门从效益出发，淡季不愿意储存产品，“蓄水池”的作用发挥得不好，使企业均衡生产发生困难，加剧了生产与需求的矛盾。
今年1至3月，全国共生产农膜16万吨，但仅销售出去3．8万吨。
工厂叫苦不迭，许多地区农民急需农膜却无处购买。
农业部门名义上是管使用产品，实际上说话不灵，往往是“空对空”。
1986年，湖南湘乡市植保部门多次发出预报，全县早稻可能发生大面积稻瘟病，并且反复强调不能使用县农资公司失效的“稻瘟净”，要改用“富士一号”。
后来稻瘟病果真发生了，可农资部门坚持出售失效的“稻瘟净”，结果使早稻减产750万公斤。
改变产销用脱节状况，仅靠一个部门协调，很难奏效。
一些发达国家建立农用工业产销用紧密结合的经济实体，倒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办法。
这样不仅会加快农用工业的发展，而且会大大提高农用工业的效益。
当然，在现有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一步完成这个过程，只能分步进行，或先实行产销联合，或先实行销用联合。
但愿已经长久过“冷”的农用工业，也像它的产品——化肥、农药、农膜一样，迅速“热”起来吧！
　

专栏：
穷“庙”富“和尚”
——陕西宝鸡窑底村华盛公司承包经营纪实
景险峰　韩启明
陕西省宝鸡县阳平镇窑底村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
“十几间大房被白占，八个人干活没工钱，汽车跑成了破铁片，摩托彩电往自家端；
富了‘和尚’穷了‘庙’，村上倒亏了三万元”。
打探究竟，方知这段民谣抨击的是本村由个人承包经营的华盛工商业公司。
这个村办公司成立于1983年初。
名为工商兼营，实则单纯经商。
十几间营业性用房，全由村里提供。
为扶持公司开拓经营门路，村委会先后投资了近四万元，还花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六元购买了一辆客货两用汽车，归该公司无偿使用。
公司地处陇海线西安至宝鸡段阳平镇繁华的十字路口，是个经商赚钱的好去处。
据知情者介绍，早在华盛公司酝酿成立之时，村党支部书记贾贤茂就提名牟忠孝担任经理，实行承包经营，一包五年。
村民们评论说，开始两年还差不多，到后来越来越不像话，承包者心贼了。
统计数字表明，在牟忠孝承包经营的五年间，该公司包括银行贷款和村里垫资，总共投入十八万多元。
而到1988年02月01日，由新任经理张有贤接替承包经营时，库存商品价值仅为十一万余元，其中有一点一万余元的商品发霉变质。
原经理卸任前，八名营业人员连续十三个月未发一分钱的工资。
村上无偿提供的那辆客货两用新汽车，也被折腾成了破铁片，仅以二千三百元拍卖处理。
牟忠孝五年承包期间，给村里的上交款累计只有二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元，还抵不住当初购买汽车的款子。
“华盛”不盛，“公司”不公，管理混乱，严重亏损。
如今，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穷庙”，但庙里的当家“和尚”却很富有。
原承包人牟忠孝兄弟两人，原来只有三间瓦房一孔窑。
如今“小洋楼”拔地而起。
记者现场目击，此楼内外用“马赛克”贴面，四壁生辉。
主人在楼上办的家庭小工厂，生意也颇红火。
村支书贾贤茂的“小洋楼”，也于去年突击落成。
更令人吃惊的是，牟忠孝任经理期间，非法转让营业执照副本和盖有税章的一本五联式发货票的问题，迄今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处，所得的二千元转让费也不知去向。
华盛公司的彩电和进口摩托车等，也被牟忠孝占为私有，村委会没人敢问敢管。
国家贷款十四点七七万元、村上投资近四万元，十几间营业房白白被占用了五年之久，上交款只抵个买汽车钱，窑底村群众未得任何实惠，集体一无所获，还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难怪许多村民质问：
村里办企业到底为谁在办？
记者越调查感触越深。
这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现象，违背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初衷，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据悉，“穷庙富和尚”在宝鸡县以至陕西省并非个别现象，很值得有关部门和领导研究。
　
　

专栏：
金色的种子
——记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
邓兆安
又是一个难忘的岁月——1988年10月，一个新的玉米良种问世了！
李登海选育的“340×478”新组合以亩产1008．88公斤的成绩，刷新了1986年由他本人创造的962．1公斤的全国夏玉米最高纪录。
它以众多优良性状超过了“掖单2号”。
1974年，即将离开莱阳农学院的李登海请教他的老师刘恩训，今后该向哪里投足？
刘教授庄重地把20粒玉米（美国分离自交系基本材料）交给李登海，说：
“玉米是咱们的‘国宝’，增产潜力很大，你就选择这条路吧！”
李登海，这位莱州西由镇后邓村的农民，用这20粒育种材料经过4年的辛勤试验，选育出性状优良的“掖107”自交系，用它配制成“掖单2号”玉米良种。
它穗粒重，抗叶斑病，适应性强，很快就在各地得到推广。
人事部门安排李登海到市科委工作，他继续在试验田里攻关，先后从2万多个杂交组合、两万多次杂交试验中，培育出适合各地条件的晚熟大穗型、中晚熟大穗型、早中熟大穗型等12个紧凑型优良自交系。
8112×81274新组合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达到了900公斤，比当地品种亩增200多公斤。
1984年冬，李登海在村里的科研伙伴，有的跨上“电驴子”跑运销去了，有的换上新装进了工厂，只留下冷冷清清的13间房……
李登海没有走。
他在寻觅一条新的路子。
一次，他翻阅一本科技杂志，看到美国兴办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农场的消息，欣喜万分，当即下决心要创建民办农业试验站，走以科研养科研的路子。
不久，民办的“后邓农业试验站”的大牌子挂起来了。
试验站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0名有志于科研事业的年轻人抱成一团，奋力拚搏，他们利用自己培育的亲本，在辽宁、河北等地进行良种繁殖，做到了边育种、边试验、边推广，既加快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又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
8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建成了，有育种室、开发室、栽培室；
12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竣工了，一年可种植两季玉米；
在全国不同地区设立了60多个试验、示范点；
开辟了海南育种新基地，改善了科研和生活条件，全站固定资产发展到了15万元；
在试验站的带动影响下，全市经营种子的部门发展到6家，每年向外地供应良种2500万公斤。
李登海真该高兴了。
可谁又知道他的苦？
快到播种期了，育种地还没收没整。
哪来的人手？
有些人看到登海的试验站挣了钱，嫉妒平地而生；
一些亲友认为理应从登海身上得到更多的实惠，不满足就躲得远远的。
整天忙得团团转。
生产要亲自安排，经营要不时过问，育种更离不开他，每年秋后他还要像候鸟一样飞往海南岛，唯独没有时间帮妻子减轻一点家庭负担。
他狠了狠心，把孩子送到了南京的姐姐家中。
是种子总要破土而出。
目前，“掖单二号”良种在各地累计推广面积达6500万亩，增产玉米80亿公斤。
去年，当李登海又获得全国青年科技奖，并被晋升为高级农艺师时，他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有责任、有能力去跻身世界种子市场。
否则，对不起金色的大地！”
　

专栏：
悼念我们的司令员——肖劲光大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肖劲光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敬爱的司令员。
他在海军工作了整整30年，为海军建设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人民海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的历史，都与肖劲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海军全体官兵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司令员，并以十分怀念的心情，追忆他为人民海军建设所建立的卓著功勋。
可贵的艰苦创业精神
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刚升起半个月，当时担任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肖劲光同志正在参加指挥衡宝战役。
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主席即电令召见他，要他组建海军领导机构，出任海军司令。
毛主席当时讲了三点理由：
一是他是个老同志，能把革命传统带到海军；
二是建设海军要向苏联学习，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懂俄语；
三是海军建设任务很重，搞海军要有一、两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去领头。
1950年01月12日毛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正式任命肖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当时，华东、中南地区的海军部队刚刚组建，整个海军建设工作千头万绪。
在肖劲光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海军首届建军会议，制订了海军建设的具体实施方针和三年规划。
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海军建设必须“打好三个桩子”，即政治思想桩子、组织桩子、技术桩子，并强调特别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桩子。
这个桩子如果不巩固，就不可能在统一的意志下进行工作，党的建军路线、方针和任务，也就不可能正确的执行，组织建设、技术建设也就没有保证。
同时，他还和海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华东军区海军的实践经验，研究确定了“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的海军”的组织原则。
贯彻这一组织原则，对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各类人员的革命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
当时，从陆军调来的工农出身的同志与原海军人员之间有时产生一些矛盾。
肖劲光同志把团结当成海军的生命，坚持搞“五湖四海”，多次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奋斗。
他在青岛基地成立时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
“团结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看上级要对下级负责，党员要向群众负责，军队要向地方负责，老的要向新的负责，要作自我批评。”
肖劲光同志还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提出要把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树立人民海军的良好作风，作为一项根本任务。
人民海军部队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海军特色的优良作风，如“热爱海洋、征服海洋”，“海上为家、岸上作客”，“面向舰艇、面向海洋”，“团结友爱、同舟共济”等等都是与肖劲光同志的大力倡导和培养分不开的。
海军是一个知识密集、技术复杂的军种。
建设人民海军需要一支懂技术的干部队伍。
为此，他提出“治军必须重视治校”，把办好学校作为海军长远建设的根本大计。
海军在创建阶段的3年中，就先后开办了大连海校、快艇学校、潜艇学校、海军航空学校、海军炮兵学校等多所海军军校，几年内先后培养了数万名各类技术干部和专业兵，分配到舰艇部队各个战斗岗位。
肖劲光同志还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从国家工业部门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调来了海军一批工程师、教授和技术人员。
同时，派出几十名高级干部到苏联海军院校学习。
这一项项措施，逐步解决了海军建设急需的人材。
发奋求实的工作作风
由于旧中国经济基础薄弱，造船工业落后，海军的武器装备建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954年，肖劲光同志明确提出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步骤：
第1步，争取国外援助成套材料、设备和技术，在国内装配制造，建立造船的一定基础；
第2步，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进行仿制，逐步做到材料、设备国内自给；
第3步，立足国内，自行设计，使用国产材料、设备，完成海军第1代武器装备的研制。
这三个步骤贯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后来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过种种干扰和挫折，但海军的装备建设基本上是按照上述三个步骤发展起来的，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如何改进海军装备，谋求海军新技术，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这是肖劲光同志经常思考研究的问题。
他通过出国考察和认真研究，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军委报告，及时提出不宜再造老式舰艇，要发展新技术，研制尖端武器装备的建议。
肖劲光等同志的这些意见对后来海军的装备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海军的科研机构逐步建立起来，科研队伍也日益扩大。
肖司令员对海军科研队伍建设很重视。
他经常强调两个观点：
一是新技术发展要立足国内；
二是海军装备发展必须科研先行。
经军委同意，先后成立了7个研究所。
后来，肖劲光又提出要成立舰艇研究院，党中央和军委批准了他的建议。
这在促进海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
肖司令员对海军的训练和作战也十分重视。
海军第1次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就是他主持的。
1955年11月，海军部队参加了军委总参在辽东半岛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演习，海军有60多艘舰艇，7500多人参加，肖司令员是海军方面总指挥。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打响后，他就赶到前线，视察炮阵地、舰艇集结地，看望伤病员，还给团以上干部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对前线官兵鼓舞很大。
1957年08月，毛主席、周总理在青岛开会，肖司令员向主席汇报海军情况，请主席看看海军，主席很高兴。
检阅那天，毛主席由于患感冒委托周总理去检阅。
总理检阅后表扬和鼓励了海军。
此后，肖劲光同志连续深入部队调查训练情况，总结出抓好训练的6个环节，即党委领导，首长分工；
健全训练部门对训练的组织领导；
健全业务长的工作制度；
有计划地培养舰艇长；
保留一定比例的专业军士；
老兵复员新兵上舰要有正确比例。
照此实施后，有力地促进了海军正规化训练。
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
肖劲光同志在为海军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历经坎坷。
但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无产阶级党性。
1964年，他顶着压力，排除干扰，领导海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
他坚决反对李作鹏排除异己、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不屈从于林彪、李作鹏一伙的打击迫害，继续坚持斗争。
1969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断然不投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的票。
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关心着海军的建设。
当他得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遇到困难时，便不顾自己的艰难处境，四处奔走，多方协调，避免了该项工作的中断。
1972年，他连续主持召开了海军七个专业工作会议，努力振兴和发展海军事业。
肖劲光同志蔑视江青对他九届一中全会不投票的追究，蔑视“四人帮”的淫威。
1976年9、10月间，他两次找叶剑英同志，对粉碎“四人帮”提出重要的建议。
他身居逆境，仍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工作，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不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数次向党中央、中央军委递交关于海军作战、装备建设等项建议。
1977年08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指示，从海军的战略任务、作战指导思想等七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意见。
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为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
肖劲光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献给了海军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肖劲光同志晚年常挥毫书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是毛泽东同志送给肖劲光同志条幅上的词。
他看到海军的发展壮大，看到海军事业后继有人，感到无比欣慰。
肖劲光同志在海军工作了30个春秋，为海军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军指战员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首任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并将继承他的遗志，为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而不懈奋斗！
　

专栏：
闻道虽晚志不衰　甘将余生献人民
——悼念董其武同志
秦基伟　杨成武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我军的高级将领董其武同志与世长辞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
董其武将军所率绥远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隶属于华北军区和后来的北京军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董其武同志提出离职休息的请求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军区的报告上批示：
把董其武接回北京休息，把他的小汽车也调来，一切生活待遇不变，由北京军区管起来。
我们在华北军区和北京军区任职期间，与董其武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多年，他的思想、品德和作风，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对他非常崇敬，非常怀念！
董其武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岁时，他怀着富国强兵的思想，在太原考入学兵团，继又参加国民革命军，踏上军事生涯。
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
1949年01月21日，傅作义将军与我党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第2天，董其武将军便赶到北京看望傅将军并决心随傅将军走人民的道路。
当毛主席提出“绥远方式”之后，他在傅将军的帮助下，于1949年09月19日，在绥远率部举行光荣起义。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政府制造许多障碍，特务机关施展种种阴谋，绥远军政内部思想混乱，中上层疑虑颇多。
董将军作为军政主要负责人，面临着重重困难。
他不顾个人安危，团结进步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
同时，在绥远军政内部开展各项革新活动，与许多中上层干部个别谈话，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促进了绥远起义的早日到来和实现。
他的这一正义行动和历史性的功劳，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9·19”起义后不久，中共绥远省委和省军区与董其武率领起义的军政领导机关合并，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和绥远省军区，董其武同志先后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
这段时间，他在贯彻团结改造起义干部政策，实施民主建政，在剿匪反特，安定社会秩序，在财经统一和工商调整，在起义部队改编等方面，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1950年冬，中央决定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同志被任命为23兵团司令员。
同时，部队调离绥远，到保定地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执行保卫祖国安全的任务。
他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积极抓好部队移防和各项工作。
1951年09月03日，23兵团出发入朝，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个机场的修建任务。
董其武同志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成修建委员会，积极加强对施工的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
他经常深入到施工现场就地指导，大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情绪。
在施工过程中，三个机场多次遭到美机的狂轰滥炸，共投下炸弹近5000枚，定时炸弹近两千枚，炸毁了新修的跑道，建筑材料、工棚和防空壕沟、掩体等。
特别是定时炸弹不断爆炸，时刻威胁着干部、战士的生命，这使董其武同志十分焦急。
他及时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决定加强防空，增挖和修整防空壕沟、掩体，组织力量排除定时炸弹。
从而克服重重困难，保证机场提前修建完成，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和防务做出了贡献。
中央军委、华北军区都致电祝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还授予董其武同志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12月11日，董其武同志率23兵团胜利回到河北保定地区，开展了三反运动、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等一系列工作。
从绥远起义到抗美援朝回国三年多的时间，董其武同志怀着爱国爱党爱民爱军的赤诚之心，历尽辛劳，勤奋工作，率领这支部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经受了政治军事整训和战争的锻炼与考验，终于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从官兵关系到军政军民关系，从组织领导制度到编制体制，从政治教育到技术战术训练，从作风纪律到01日生活制度，都达到了解放军化的要求。
毛泽东主席曾在23兵团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廿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1952年12月，华北军区首长签发命令，23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随即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同志为69军军长，并定为正兵团级。
1955年评定军衔时，董其武同志主动要求不当上将，并要求杨成武同志把他的意见，一定要向毛主席报告。
当杨成武同志将董其武的意见向毛主席转报时，毛主席说：
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都行，董其武一定得当上将。
当杨成武同志把毛主席的话转告董其武同志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晚即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傅作义先生，第2天傅先生见到杨成武同志时，伸出大拇指说：
共产党伟大！
毛主席伟大！
从1953年底到1968年，董其武同志在任69军军长的16年间，勤勤恳恳，周密计划，严格要求，积极领导部队完成战备训练、营房修建、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抗洪抢险等光荣而繁重的任务，创造了许多优异成绩，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例如，1955年底，董其武同志和军队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主持了28师“在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加强步兵师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的实战演习，搞得很成功，受到军委、总部、军区首长的好评。
又如，1963年08月，河北省大部地区暴雨成灾，董其武同志除指派部队参加天津地区抗洪抢险外，还在保定率留营部队，全力投入该地区的抗洪抢险，他和机关干部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泡，泥里淌，指挥部队从洪水中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董其武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
但是，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将永远留在人间。
董其武同志关心政治，勤奋学习，追求真理，自强不息。
1950年04月27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接见董其武同志，谈话持续三个小时。
毛主席说：
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
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毛主席问董说：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说：
听懂了。
毛主席又重申说：
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临别时，毛主席又对董其武同志说：
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董其武同志后来回忆这次接见时说：
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1950年2、3月间，在部队开展以反对军阀主义为内容的民主运动中，董其武同志带头解剖了军阀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检查批判了自己思想上残存的一些问题，受到大家的称赞。
几十年来，董其武同志对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的学习，都是一丝不苟的。
仅《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就读了若干遍，重要的地方都用红铅笔加以标记。
由于他学习认真，并能联系实际反复思索，所以能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明辨是非，做到爱憎分明。
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积极贯彻执行。
他多次深入工厂、农村、学校、部队，参观视察，调查研究，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董其武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为政清廉，从不谋取特权和私利。
凡是与董其武同志一同工作、学习或生活过的人，都感到他具有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好品德好作风。
虽然他在军队中长期当主官，但他从不盛气凌人，不摆官架子。
指导工作，发表意见，他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商量办事，循循善诱，从不先入为主。
他经常深入基层单位，具体检查指导工作，与战士们同学习、同训练、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和生活，受到广大官兵的尊重和爱戴。
董其武同志艰苦朴素、为政清廉的作风和品质，是很感人的。
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杨成武同志曾就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向毛主席作了请示。
毛主席说：
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以教育改造为主，治病救人。
当把这个精神告诉董其武同志时，他为共产党、毛主席对起义人员的关怀和宽容政策所感动，主动将起义前后的经济情况写了个明细材料，在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查交待。
在那个明细材料中，他将在起义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拨给绥远部队和地方的经费、“9·19”起义后还剩余的2900多两黄金的用项，一一做了说明。
这些黄金，除用于安置干部眷属就业，为兵团在北京办的绥光小学盖房外，其余都交给了公家。
随后又将经营人用他的钱开办的几个小买卖，全部交给了国家。
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上，董其武同志崇尚清平，反对铺张。
他穿的、吃的、用的，基本上都是后勤和管理部门统一发的东西。
一些家具用了几十年，已经破旧也不让换。
他原在府右街光明胡同的住房，是1951年傅作义先生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给他安排的，到1953年还没有暖气。
房子矮小，房间狭窄，会客室仅10多平米。
由于30多年未大修，已经很破旧，有些地方一下雨就漏水。
军区早就想给他修理，他说国家经济有困难，过些时候再说吧。
到了80年代中期，军区批了一部分钱，责成管理部门为他翻修房子，他也不让大修，总是劝说大家要尽量少花国家的钱。
后来，因军区统一调整领导干部住房，他才不得不同意换另一处较宽的住房。
董其武同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积极为国家的统一贡献力量。
董其武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祖国的统一一向十分关心。
几乎每掀一页日历，就会牵动一次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
愿尽己之所能，为祖国统一奉献微薄之力。
实际行动充分反映了他对统一祖国的诚心。
多少年来，每逢新年、春节或重大节日，他都要写文章，写信或发表谈话，忠告台湾当局，表达对故旧的怀念和衷心期望。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董其武同志进一步希望台湾当局和昔时旧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大陆，不要是总停留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阶段上；
对共产党要变多疑为多信，以期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1973年初，董其武同志在军区总医院休养。
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到医院了解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当得知他的身体健康良好后，便指定他参加我国政府代表团赴日参观访问。
临行前，周总理找他谈话，嘱咐他到日本时，可同住在日本的原国民党的商震将军（商原是阎锡山晋军的一名军长，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派往日本做停战监督的工作，以后居住日本）和日本的高级将领们晤谈，以便开展对日对台工作。
董其武同志到日本后，见到了商震先生，畅谈了过去的友情，还转达了傅作义先生对商震先生的问候，并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回国内看看。
董其武同志访日归来不久，就收到商震先生一封信，信中流露出一旦有机会就回国观光之意。
董其武同志把信交给傅作义先生看后，即转呈周总理请示，总理很快指示，以傅先生名义邀请商震先生回国访问。
不久，商震先生怀着对祖国的向往和依恋之情，先后两次由日本回国探亲访问，参观游览，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董其武同志为祖国统一事业所作的贡献，海峡两岸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董其武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要求参加党组织，誓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毛泽东主席第1次召见董其武同志并同他长谈之后，他深感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便把加入共产党作为他后半生的最高追求，自觉地按党章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并在1956年下半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第1次入党申请书。
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董其武同志没有因为党有过错误而产生怀疑和动摇。
粉碎“四人帮”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使他非常振奋，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熟，坚信党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他在1980年初，向党组织写了第2次入党申请书。
北京军区党委经过全面分析董其武同志几十年的言行，决定吸收他参加党组织。
当军区党委把这个意见报告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中央统战部认为董其武同志早已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但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有利于工作，暂不办理入党手续。
董其武同志听从了中央的安排。
1982年，军区党委考虑到董其武同志多年来申请入党的迫切心情，又一次提请中央考虑他的入党申请。
于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党支部大会通过之1月24日算起。
董其武同志听到这个喜讯时，高兴得热泪盈眶，深感自己一生坎坷曲折的道路，终于得到幸运的归宿。
当即写了两句话表达他的心情：
“闻道虽晚志不衰，
甘将余生献人民。”
董其武同志安息吧！
　

专栏：
——阁下，您要了这个，就别要那个啦！
朱根华

专栏：
房子、票子、车子要掀翻“椅子”——
赖特议长日子难熬
本报记者仓立德
在华盛顿，国会众议院议长、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吉姆·赖特可称得上是权倾朝野、举足轻重。
按照法理，他的政治地位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是第2位有权接替美国总统职位的人。
然而近来在众院道德委员会的一致指控及公众舆论的猛烈抨击下，赖特不得不竭力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抗争到底。
说到激动处，嗓音嘶哑，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这位议长的政治生命已是屈指可数了。
赖特何以狼狈至这步田地？
两年多前，美国一些报刊便对赖特的个人经济活动提出质疑。
众议员、佐治亚州共和党人金格里奇在众院称赖特是个“名副其实的腐败堕落者”，去年05月，他正式提交了对赖特的书面控告。
随后，以加州民主党议员狄克逊为主席的众院道德委员会聘请一个律师团花费100余万美元，历时6个半月，取得73人的见证，于今年02月完成了一份长达279页的详细报告。
据此，狄克逊4月17日宣布了由道德委员会12位成员集体签署的声明，正式指控赖特有69处违反了众院法规。
赖特的“失当”行为可概括在房子、票子、车子及一部书这4大问题中，前3项均与赖特的密友、商人乔治·马利克有关。
所谓房子，是指赖特夫妇在得州沃思堡所住马利克的两套房子过去有一段时期不付房租，道德委员会认为这无异于马利克的变相送礼。
票子，即赖特夫人贝蒂拿了马利克和赖特合资建立的“马赖”投资公司7．2万美元薪金，但未找到贝蒂为该公司做过事情的证据。
车子，是“马赖”公司专门购买供贝蒂使用的一辆“卡迪拉克”牌轿车，其保养费由公司出，贝蒂离开公司后还一直乘坐。
众院规定，议员不得接受与国会有利害关系者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物。
从1979年至1988年，赖特从马利克处共得到价值14．5万美元的实惠，如果纯系私人交情本无可厚非。
但据查，赖特1986年曾利用职权为马利克在沃思堡的房地产发展项目积极争取一笔75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
此外，赖特曾威胁过负责解决得州储贷机构危机的官员，当时该机构正在催马利克偿还220万美元贷款。
至于那部书，是1984年出版的赖特的演讲集。
赖特的一位朋友为出这本题名为《一位社会活动者的思索》的书，专门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
根据双方合同，公司给赖特55％的出版收益。
赖特在一些团体邀他讲演时大量发售此书，从中获得5万美元报酬。
国会规定众议员每年收取的演讲费不得超过其年收入（8．95万美元）的30％，超过部分要上交。
道德委员会指责赖特逃避规定，谋求额外收入。
另据调查，1988年05月，“马赖”公司以9100美元向得州一天然气钻井投资，但当天即以44万美元的高价倒卖出手。
后来发现这口井原来是口枯井。
赖特否认他知道此事。
近日，新闻界又披露，4年前赖特曾在国会纪录中加入一张插页，赞扬某个经销录相带的公司，而当时该公司每年为赖特夫人支付3．6万美元工薪。
05月05日的《纽约时报》说，当一家赖特持股的得州投资公司遇到财政困难时，唯独赖特得到一笔2．2万美元回报，一些投资商认为这是他政治地位高的缘故。
道德委员会将于本月召开“纪律听证会”。
如果各项罪名成立，赖特轻则受经济处罚，或被投不信任票，重则被赶出众院。
按照一项1910年先例，任何一位议员均可提出动议，迫使有问题的议长让位。
同时，公众舆论的谴责也将对赖特的前途发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管出现上述何种情况，都意味着赖特政治生涯终结。
一位现职众院议长遭到这样的正式指控，在美国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近来，美国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议论，企图从赖特个人问题之外寻找这一事件的动因。
一种说法是近年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大量使用互相攻讦、专门揭短的策略（如哈特的桃色绯闻、布什与杜卡基斯的互揪小辫、尖刻攻击等），加上新闻媒介的大事渲染，往往能对一个人的公众形象产生毁灭性的作用，从而断送他的政治前程。
目前国会中的政治角逐，正是上述“消极攻击”手段的重演和延伸。
也有人认为这是党派政治的产物。
自70年代尼克松被弹劾到国会否决里根总统对博克的大法官提名，从至今未了的“伊朗门”事件到今年初民主党议员对任命托尔为国防部长的刁难，“倒霉”的都是共和党，这回反过来该让民主党尝尝个中滋味了。
不管怎么说，目前不少民主党人认为赖特议长凶多吉少，辞职只是早晚问题。
一位议员说：
“棺材上就差一颗钉子了。”
　

专栏：
政情背景
日本当前政局浅析
孙东民
自日本现任首相竹下登宣布因卷入利库路特案件，准备引咎辞职以谢国民以来，日本政局变得更趋复杂。
竹下内阁何以跌到这步田地，自民党的执政前景如何，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
长于内政摔于内政
前年11月，担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竹下登先生以党内第1派系领袖的身份，戏剧性地被中曾根指名出任新总裁，顺利接过政权。
起初，在党内无反对派的“总主流体制”下，竹下内阁对外推行和平外交，对内倡导“家乡创建”，加之时逢日本经济渡过日元升值难关后顺风满帆，一时颇得社会好感。
当时，政治评论家预测，鉴于自民党第1派系掌权，且竹下擅长内政，与在野党联系广泛，素以忍耐著称，竹下内阁将是长期政权。
出乎意料的是，竹下善搞内政，跟头却摔在内政上。
究其原因，一是消费税问题，二是包括竹下在内的自民党议员卷入利库路特案件。
前任中曾根内阁曾因搞销售税遭到反对未成，竹下内阁又在尚未得到社会广泛赞同的条件下强行通过消费税法案，引起低所得层、工商业者的强烈不满；
利库路特丑闻又使自民党政权在政治伦理方面陷入困境。
社会舆论抨击自民党以钱买权，以权搞钱的腐败政治。
自民党威信空前低落，竹下内阁的支持率降低到3％这种前所未闻的最低点。
至此，党内以年轻议员为中心成立“净化政治”组织，财界要求自民党推行政治改革，“人心一新”，更迭政权。
竹下内阁力图挽回败局，终因回天乏术，参议院选举在即，一期两年的总裁任期未满，被迫宣布准备辞职。
总裁职位无人竞争
竹下执政无路，由谁接班便成为紧要课题。
自民党建党34年至今，历届总裁均出自派系领袖。
自民党的派系本身，说到底是以争夺总裁、首相等职位为目标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集团。
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田中、三木、福田、大平、中曾根五大派系领袖轮流执政；
从竹下内阁起，竹下、安倍、宫泽、渡边等新领袖又开始了新一轮角逐。
但利库路特丑闻打乱了自民党派系领袖轮流接班的阵脚，自竹下宣布交权至今，“新领袖人物”中竟无人出面竞争总裁职位，因为新领袖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利案污染。
在日本，谋取总裁、总理职位属政治家的最高目标，高位无人问津现象为自民党建党史上所未见。
于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便把几位并非派系领袖、按常理无执政可能的政治家推上前台，伊东正义便是其中之一。
伊东现属宫泽派，在党内历任政调会长、总务会长，政府内历任官房长官、外相，大平前首相去世时担当过短期的临时代理首相，日本舆论称伊东为人刚直而清廉，一贯反对“金权政治”，被称为“日本最干净的政治家”。
一个时期以来，伊东出任下届总裁呼声最高。
不过，伊东本人却固辞不受。
知情者认为，个中原因盖出于自民党缺乏反省，缺乏下决心改变按派系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金权政治，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舆论认为，伊东有关取消派系，受利案牵连的政治家辞职的政改主张，本身也是考验自民党有无彻底改变‘金权政治’的试金石。
目前，自民党因伊东拒绝出马，被迫选择其他人选。
伊东是否改变初衷，其他人选是否能在短期达成一致，尚难预料。
政界面临分化组合
自1955年自由、民主两大保守政党合并，成立自民党至今，历届政权皆由自民党一党执掌，为西方国家所仅见。
目前，自民党在国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众院议员明年任满。
只要近期内不举行大选，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势力对比不会有大变化，下届政府仍由自民党执政。
纵观近几年日本政局的演变表明，各政治势力之间出现新的变化。
上次大选自民党以压倒优势在众院取得300议席，形成“一强四弱”的格局即所谓“1986年体制”。
但近年来自民党政权极力引入间接税（销售税、消费税），使工商阶层支持者减少；
农产品自由化政策又使自民党在传统的农村地盘里出现离心倾向。
而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等在野4党为取代自民党联合执政，日前成立“联合政权协议会”，采取现实路线，进行政策协商。
自民党及财界人士中，也有人探索，如自民党出现分裂，吸收社会、民社党右翼重建保守政党，由保守两党轮流执政的可能性，各政党面临新的分化组合。
从目前情况看，虽然自民党尚不至于出现分裂，但以利案为象征的金权政治减弱了自民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有人认为恢复利案带来创伤需要较长时日，关键是自民党能否痛定思痛，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正如伊东所说，像只换书皮，不改内容的做法，即使由出色的“贤人”出马执政，也无助于改变自我形象，恢复日本国民的信赖。
　

专栏：
深海核弹所在多有祸根不除人心不安
二十四年前美国海军在日本沿海遗失一枚氢弹的消息最近披露于报端，引起了世界公众的关注。
据绿色和平组织揭露，这枚氢弹当量为一百万吨ＴＮＴ，是随一架Ａ4战斗机一起从航空母舰上跌入三千六百米深的海底。
目前，全世界海底起码散落有四十八枚核弹和十一个核反应装置，其中多数为苏联所遗。
今年04月07日，一苏联潜艇沉没于挪威沿海，上有两个核反应装置。
1986年10月06日，一苏联杨基级潜艇沉于百慕大沿海，上有十六枚弹道导弹，每个导弹上又各有二枚弹头，动力也是核反应装置。
美国军方人士解释说，核弹头必须经一系列的复杂过程才能装上引信爆炸，故海底核弹均无爆炸危险。
即使如此，人类生活于核弹堆积之上的状况仍引起普遍而深切的担忧。
　黄晴编译　

专栏：
苏联人民的心愿
今年以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收到数千封苏联听众来信。
写信人除50年代曾在我国工作过的苏联朋友，更多的是普通的学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和学者。
现将部分信件摘译如下，以飨读者。
为中苏高级会晤而高兴
苏联听众奥·列昂利维奇说，中苏两国高级会晤“好极了”，“我希望，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苏联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
塔什干的维克托·巴甫洛维奇·普金来夫说：
“最高级领导人的会晤使我深信，1989年对于我们两国来说将是吉祥的一年。”
著名学者扎里茨基教授说，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人的理智和逻辑思考的一种必然结果”。
祝愿中国改革取得成功
哈萨克的扎耶茨说：
“中国进行改革已有10个年头，我们为你们取得的所有成就感到欣喜，并受到鼓舞。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和坚定的信念一定能够克服遇到的所有困难。”
辛菲罗波尔市的扎鲁宾来信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我正认真研读我国出版的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和中共13大文件。”
50年代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尼·波波维奇说：
“我和妻子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正是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9个年头。
中国像是一条巨龙，经过长时期的冬眠，觉醒了，舞动起来。
中国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农业、科技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然，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克服困难，走向更大的胜利。”
“我们非常希望去中国”
阿拉木图的一位大学教师来信说：
“我祖母青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她和父母亲给我讲了许多中国的故事，我盼望着去中国旅游的日子早一天到来。”
莫斯科的一位大学生在信中说：
“东方艺术的杰作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我们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没有去过长城就等于没有去过中国。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发生的变革以及苏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到中国去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与黑龙江省黑河市隔江相望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女大学生拉谢美金娜说：
“我非常喜欢收听你们广播中的‘学汉语’节目，学会中国话，将来好到中国参观访问。”
郭景哲整理
　

专栏：
05月救护队
徐刚
今夜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白天的太阳
没有给青砖留下温暖
月亮也是冰冷的
十分钟有十五辆救护车驶过
撕裂人心的警钟之声
ＳＯＳ！
ＳＯＳ！
ＳＯＳ！
中国！
中国！
中国！
热血唤不醒冷漠
05月救护队
从大街小巷向着广场集合
救护那些年轻的绝食者
他们闭上了眼睛却让心灵洞开
为了自由的绿风
在05月的草坪上穿过
为了青春大地
为了少年中国
他们已经真正一无所有
那些大学食堂的饭票和菜票
连同宴会厅的华灯、美酒
全都失去了光泽
他们只有风、空气和水
还有热爱他们的无数的良心
一起
把中国的自由女神雕塑！
今夜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徽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并非所有的呼唤都没有回声
震撼三千年的这三十天
是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记录
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该结束的总要结束
车与灯，人和旗
生命滴血的历史
就这样一秒钟一分钟地闪过
05月救护队
你们是在救护一个中国！
1989年05月16日凌晨
　于天安门广场　

专栏：
大地
山径（中国画）
于凉

专栏：
美学杂组
服饰的接受美学
唐全贤
日本学者板仓寿郎在《服饰美学》一书中指出：
“一切服饰现象都有‘观赏’介于其中。”
这就是说，一件服装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必须经过消费者的穿着活动、第三者的欣赏，才能得以实现。
消费者对于服装设计师来说，就是服饰美的接受对象。
一件服装在未经穿着前，有许多“空白点”，只有经过接受主体的穿着这一具体化的活动，这些空白才能得到填补。
也就是说，一件衣服唯有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穿在身上，和他的外形、内在气质相结合，并且活生生地走动起来，才能展现其美与丑。
同样一件衣服，穿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呈现出来的服饰美，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迪奥尔在《克里斯蒂昂·奥迪尔和我》一书中写道：
“每个妇女都赋予自己所穿着的衣服以个性。
设计相同的衣服，穿在玛丽身上和穿在沙特尔身上，就不成其为相同的服装了。
一套流浪汉式的服装，穿在一个的士司机身上和穿在一位大学教授身上，所取得的效果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在穿着时，不仅含有服饰的功能的意义，更包含着审美的意义，包含着感性的创造内容。
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去参加葬礼与一次学术会议（前些时国外时兴新娘在举行婚礼时也穿黑色礼服），其传达的心理则根本不同。
由于穿着目的不同，同一的衣服表达出了不同的心情，也创造出了不同的美的形象。
接受美学的另一条原则是“视野融合”，即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本义相融合，才谈得上接受和理解。
对于一位服装设计师来说，他应时时考虑到“视野融合”问题，即注重研究消费者的审美心理的需要和变化，和他们经常进行交流。
因为消费者的期待视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只有把消费者的期待视野和服装设计相融合，服装设计师的各种创新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投其所好”这句话，如果除去其中迎合某些低级趣味的含义，那么，消费者的“所好”的内容及其变化的势态，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
唯有不断投消费者之好，服装设计才会不断有生命的活力。
服装的审美价值是由设计者、穿着者和鉴赏者共同创造的。
因此，鉴赏者的反馈也至关重要。
出席一次重要活动，穿什么服装，如何修饰，具有一定意义的当众表演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穿着者和接受者的一种对话。
因此，对于穿着者来说，如果有一点接受美学观念，那么，他在选择自己的服饰时，就不仅考虑到自己的爱好，而且也会考虑到接受对象的喜好。
比如文艺工作者到老山前线作慰问演出，穿得花枝招展就不甚适宜；
而一位小学教师参加朋友的婚礼，就不必与课堂上穿着一模一样。
其中的原委，就是因“人”而异——因服饰美的接受对象不同而异。
　

专栏：
品书札记
猛忆儿时心力异
——读瞿秋白《“儿时”》
冒炘
30年代初期，瞿秋白在上海与鲁迅结为知己，视如同怀。
他们在并肩战斗过程中还合作了14篇杂文。
这些杂文大都由瞿秋白仿照鲁迅笔调写的，经过鲁迅稍改，并以鲁迅笔名发表。
鲁迅还将其中13篇编进自己的杂文集中。
唯有一篇《“儿时”》，虽是用鲁迅笔名子明于1933年12月15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但鲁迅没有收进自己的杂文集，而文章基调也很特殊，与同时期其它杂文迥异。
因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与议论。
《“儿时”》是一篇感情真挚、文采优美而又具有较高思想价值的抒情小品。
作者在文前引了“狂胪文献耗中年”的龚定庵诗句“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
显然，此文抒发的是人生的感慨。
秋白襟怀坦白，富有自我解剖精神，他的人生感慨自然是真诚的。
他说：
“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
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
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
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自述。
所以，杨之华说：
“秋白在当时写的《“儿时”》这篇文章意味深长地说明了：
在这不寻常的三年中，他为什么能够一如既往，依然以如此惊人的‘伟大的精力’，像‘永久的青年’似的献身于党的事业？”
秋白为什么要作“儿时”？
一定还另有所感，另有所思。
他说：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
于是，他“想念”和“祷告”“无知”的“儿时”。
他怀着矛盾而又自责的心情叹息着：
“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
这是瞿秋白当时真实的心声。
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他也谈到在这个时期的痛苦心境，并过头地说他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这要从他那时的环境来理解。
他在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后，不避艰险抱病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而王明“左”倾路线控制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却抓住他在《斗争》杂志发表的署名“狄康”的文章，再一次摧残他，1933年09月22日作出了《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号召全党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儿时”》就是在六天之后（9月28日）写的。
此时秋白身心交瘁，他对中央当时的政策有怀疑，但连思考和发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剩下检讨的“权利”。
他想，如果不能给这世界再干些什么，那么“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将会“像铅一样地沉重，压在他的心头”。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他感到生命的“停止”，“中年”以后的“衰退”，因而要“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
这是一颗创伤的心灵在厄运中，对生命意志的呼唤。
这篇文章是以自剖的态度，委婉的笔调，带点愤慨的而又惆怅的情绪写的。
文中丰厚的内涵，醇郁的情味，深沉的思索，令人感到灵魂的真实和情操的优美。
由于文章的思想感情与文字风格是瞿秋白所有，故而鲁迅没有收进自己的杂文集，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专栏：
白楼
杨景民
白楼在城西新立交桥的右下边。
那是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旧式木楼。
原先住的是一个姓白的旧官僚，解放后归老干部局，现在的主人是我熟悉的一位曾任边防军区政治委员的老将军。
好长时间没见老将军了。
我走进白楼，将军正在接电话，旁边坐着三个地方干部模样的人，他们神情都很严峻。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唔……嗯唔，对对！
就这么向党委报告吧！”
老将军对着话筒，果断地讲，像当年下作战命令一样。
好像等到对方确切听清楚了后，他才放下了电话。
三个地方干部也似了却一桩重要心事一样，对视一下，都长长出了一口气，立即便有了要起身的意思。
老将军挽留他们，并把我介绍给他们。
那三个地方干部还是告辞了。
客厅里就剩下了老将军和我，对我各方面的询问、关心是少不了的，我也恭敬地向将军一一作答。
但我从老将军热情话语中，还是感到他是带着重重心事和我谈话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于我的工作本能，也由于他是老首长，我忍不住问了老将军。
他示意我先坐到沙发上，然后燃起一支香烟，抽了几口，颇有些失悔地说道：
“不关别人什么事，都怪我，走了神！”
他像作战时丢失了一座小高地一样。
老将军的老伴前年故去，膝下一女一男。
女儿在国外工作。
儿子原先在一家钢铁公司经理部任职，因被查出来套购了几批钢材，成了“官倒”。
儿子在作这笔生意时，是用了他的名义的，他原本不知道。
可在检察单位初查此事时，他为了保儿子，竟“承认”有此事。
后来一想，不对呀！
这回，检察单位干部又来时，他如实说了，就发生了刚才那幕场景。
老将军说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我也无言。
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客厅的老式摆钟在响着脚步声。
约十分钟后，我起身告辞，并劝说那事情已经过去，望他珍重身体。
老将军点头作谢，又说：
“这是一个败仗呵！”
又是一个胜仗。
我对他说，
“但毕竟先打了败仗”，老将军说，“看来，老兵下了火线，要再打胜仗，也得先在自己头脑里打一胜仗，战胜不了自己，名将上战场也会输个一塌糊涂呵！”
我的心灵受到震动。
在告别老将军后，我在灯火立交桥边久久徘徊。
下望远处那座白楼时，见一个健壮的黑影，在围着他的白楼小院转着，一圈，又一圈……
我知道那黑影是谁。
他会是在寻找新的战斗的突破口？
我相信会的。
可那是对着自己呵！
我忘不了那座小白楼。
　

专栏：
走出峡谷
蒋三立
就这样一直走出峡谷
让大片大片的枯草
　涂成朦胧的风俗画
心因开阔而开阔
我们的眼睛开始明朗
最动人的歌声
来自人们明亮的眸子
来自心和心的热烈撞击
让一切都在目光中沐浴
在沐浴中获得成功与欢悦　

专栏：
大地漫笔
辞“上帝”桂冠
刘东华
商品经济苏醒了，消费者头上不知何时被安上了一顶“上帝”的桂冠。
然而在中国当“上帝”必须有超乎上帝的修养。
在饭店，倒进杯里的啤酒已过期变质，粗制滥作的饭菜贵得出格，好不容易等来的蛋汤里又漂着只苍蝇，面对这一切，“上帝”表现出惊人的大度，不急、不愠，随遇而安。
在公共浴室，浴池里的热水滚烫若沸，喷头中的冷水冰凉刺骨，既不敢下池，又不能淋浴的同胞们不是去找服务员解决问题，而是坐在浴池边上等水降温，神态安闲……
有人说，普通群众的承受力还很脆弱，有待增强。
我却觉得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已柔韧过度，乃至承受了过多不应承受的东西。
“上帝”既是舶来品，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的消费者是怎样做“上帝”的。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里昂市的一名女中学生在小卖部买了块有蛆的三明治。
她对女售货员只是“给换一块”的反应表示不满，于是提出控告。
不久，里昂轻罪法庭判决担保人和拥有四家出售这种三明治的小卖部的公司罚款一万五千法郎，并给那位女学生赔偿损失一千法郎，给罗纳河消费者协会赔偿损失五千法郎。
在今日中国做名副其实的“上帝”很难。
商品经济相对落后，买方市场尚未形成，法制观念普遍淡漠等等，客观条件还远不具备。
因此，我不敢要求你去控告那家作鸡蛋苍蝇汤的饭店，而只是希望你敢于向老板要求换一碗，希望看到你在用自己的血汗钱时，能得到一点点与之相称的服务。
如果我这个愿望仍然过于奢侈的话，那我们的“上帝”就实在无药可治了。
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更因为这种并不苛求的行为有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服务业的进步。
否则，不如辞掉“上帝”这顶桂冠了事。
刘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