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侧记
专栏：
为什么总急于求成？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凌志军
“现在我们都在问”，江苏代表吴熔一开口便说，“为什么急于求成的毛病30年改不了？”
我有些惊讶，这两天，有四个省市的8位代表对我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而且得出几乎同样的结论：
当前不仅要调整经济，而且要调整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唱了一首‘四季歌’”，福建代表张明俊说，“一季度求稳定，二季度大出口，三季度想攻关，四季度忙紧缩”。
张明俊也认为，我们在经济指导上有急于求成的思想。
“上面要翻两番，下面要翻三番、四番”。
“到处是‘投资饥渴症’，好像永远吃不饱”。
“决策者的期望值太高，老百姓的胃口也不小”。
代表们无疑正在讨论一个关键的问题。
诚然，中国再也耽误不起了。
从上到下，都想快点赶上去，每个地区、单位，每个人都想快快富起来，但却很少想到改革的艰难、复杂，很少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1988年回想到1978年，再回想到1958年。
山东代表郭松年说：
“30年换了几茬人，仍然是急于求成。
今天的局面也不是‘没有想到’，至少两年前中央就提出：
如果不能遏制经济过热的势头，将会被迫来一次大的调整，可是温度照样上升，极力想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看来急于求成确实是经济建设中的一大顽症”。
“急于求成的背后是急功近利”，广东代表曾昭科说，“现在是干部选举制，不是终身制，新官上任，任期几年，自然是大干一番，上项目，盖工厂，为官一场，致富一方，至于付利息、还贷款，全局的大膨胀，那是后人的事……”
在山东代表团，我见到烟台市市长俞正声。
谈到“过热”的原因，他说：
“有急于求成的思想，也有急于求成的机制。
我是市长，最清楚为政一方的苦处。
手里没钱没法当市长，谁上项目多，谁日子就好过；
谁给的钱多，谁就受欢迎，所以，工厂与政府作对，地方和中央作对。
不解决机制问题，单纯靠压缩，结果还是进入压而复胀的循环圈。”
“过去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现在治理整顿有没有急于求成的问题？”
一位黑龙江代表问。
我们已饱尝“经济急性病”之苦。
代表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地估价改革的困难。
“改革宁可打持久战，不能希望什么灵丹妙药立见奇效”，江苏代表吴熔说，“这就是1988年给我们的最大教益。”

专栏：
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探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良策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各代表团今天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问题，探讨了压缩社会需求、增加有效供给的途径和措施。
包括许多部长在内的国务院各部、委的几十名负责干部，今天到各代表团听取意见，介绍情况并回答代表们的询问。
从今天开始，部长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都将列席会议。
许多代表认为，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920亿元的任务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但是，这项任务也是艰巨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使它落到实处。
浙江代表团的叶如棠代表说，经济过热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指导思想上失误造成的。
要真正控制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措施。
现在有宏观调控目标，但往往缺乏相应的手段。
四川代表团的刘诗白代表说，治理整顿已过半年，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市场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还在20％以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还很强烈，尤其是上下还没有一个过紧日子的精神准备。
他建议强化国家的行政职能和权威，注意运用经济手段，把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坚决压下去。
一些代表认为，搞改革，前两年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的，但也要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解放军代表团的王宏济代表认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案。
特别要多听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充分论证，权衡利弊，减少失误。
不少代表认为，应该把消除“过热”现象作为长期任务来抓，不要过几年再热一次。
一些代表认为，对经济过热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来自黑龙江的刘恢先代表说，对现在存在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怪高速度，关键是速度是否合理。

专栏：
南共联盟主席团发表公报
要求全党同分裂倾向斗争
本报贝尔格莱德3月22日电记者严正报道：
昨天南共联盟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21中全会后南共联盟组织中存在的无原则立场和冲突。
主席团在会议公报中强烈要求共盟领导和机关成员停止这种冲突和有害的分裂，号召共盟成员、组织和领导，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反对各种消极倾向，反对把南斯拉夫人民分成民主和非民主的、有功的和功劳少的、进步的和保守的等等以及伤害整个民族和人民或某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分裂南斯拉夫国家的企图。
主席团指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基础、对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和业已确定的改革方向的打击，要对所有容忍上述现象或直接参与其间的共盟成员采取一定的措施。
主席团还强调，去年05月举行的共盟代表会议的原则立场以及共盟中央的决议，是对社会进程、对社会经济关系中、整个政治生活中以及共盟内部关系、作风和活动中出现的倾向进行斗争的基础。
共盟成员、组织及其领导在日常斗争中都应从这个基础出发，以争取经济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反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裂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争取社盟成员群众性的民主活动，反对国家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对压力和讹诈，使所有的国家机构、自治的代表机构能够民主地负责运转。

专栏：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实行综合治理
全国社会治安基本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曹绍平）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芳今天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基本稳定，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某些方面和某些地方的问题还相当突出，但只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社会治安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并得到逐步改善的。
今天上午，王芳到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贵州代表团驻地听取代表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并就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治安问题向代表们作了汇报。
王芳介绍，去年全国公安机关主要抓了几项工作：
一是针对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组织多种形式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
去年全国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62万多起，比1987年多破16万起。
二是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整顿公共场所秩序，加强治安管理，特别是交通和消防管理取得较好效果。
三是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一些影响社会秩序的事件，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基层基础工作和社会安全防范能力也有所增强。
在谈到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的问题时，王芳说，当前突出的是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包括杀人、伤害案件明显增多，而这些案件中由于家庭纠纷、婚姻不和、恋爱破裂和其他民事纠纷激化而引起的占多数。
此外，赌博、卖淫嫖娼、传播淫秽物品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也有增多趋势。
解决社会治安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进行综合治理。

专栏：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
第1个国际公约获通过
据新华社巴塞尔3月22日电来自118个国家的代表经过3天紧张讨论，今天在这里通过了《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
这是关于危险废料问题的第1个国际公约，也是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第3个国际公约。
公约规定，危险废料出口国必须事先向进口国和有关国家通报废料的数量及性质。
建立这种事先通报制度的目的是控制危险废料非法越境转移，使第3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免受工业化国家大量向外转移危险废料所带来的危害。
公约还要求各国把危险废料的产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用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来管理危险废料，尽可能就地贮存和处理危险废料。
公约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在危险废料处理领域里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包括交流情报、培训技术人员、转让技术等。
公约将在有20个国家签约后的第90天开始生效。

专栏：
政协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八位委员登台发表政见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邹爱国、池茂花）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今天下午开始大会发言。
在今天的大会上，8位委员先后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就国家大事发表意见。
李先念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常委出席大会，认真听取发言。
据介绍，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将举行四次大会发言，每个委员的发言不得超过15分钟，以便有更多的委员能登台发表意见。
民建中央副主席万国权委员第1个发言。
他代表民建中央提出，坚持、完善、丰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前提是坚持。
他说，那种有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就是多余的和中国应当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反对党、搞轮流执政的论调，都不符合中国国情。
“振兴教育，刻不容缓”，是钱伟长副主席代表民盟中央在发言中发出的呼吁。
他提出，要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理顺教育机制；
大力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动员全民兴办教育。
帕巴拉·格列朗杰副主席以《历史不容倒转，骚乱不得人心》为题发言。
他说，西藏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永远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任何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恶行径，都必然是徒劳的，是决不会得逞的。
在今天的大会上，罗元铮、顾大椿（代表康永和、陈宇）、毕克官、吴富恒、陆景云委员先后就深化企业改革，振奋精神、整顿腐败现象，实施义务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阎明复、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屈武、孙晓村、苏步青。

专栏：
本报六版发表文章
“五四”精神继承与超越
分析中国为何至今未能现代化
本报讯“五四”以来70年，中国已经突破，甚至粉碎了它的旧传统，并早已走出了所谓“封建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现代化？
今天本报第6版发表的何新的文章认为，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它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形态和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

专栏：
李鹏等参加人大分组讨论
李鹏：
管好物价需上下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吴士深、李志勇）坦率、畅所欲言、上下交流，这是今天下午上海代表团和李鹏总理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出现的生动气氛。
上海代表在总理面前畅所欲言，充分肯定了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重点突出，同时也坦率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李鹏总理最后发言时说，治理整顿半年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不能估计过高。
治理整顿需要付出代价，是一项非常复杂与艰苦的任务，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李鹏说，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措施，兢兢业业做好工作，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注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谈到物价问题时，李鹏指出，确保今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是今年政府工作重要的奋斗目标。
他说，管好物价是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和商业部门的共同责任，要靠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并实行有效的群众监督。
在谈到如何缓解当前资金困难的状况时，李鹏说，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倡储蓄，这样既利国又利民。
李鹏总理强调，治理整顿中尽管采用了一些应急的行政手段，但这是为了经济健康发展，决不会回到过去过度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老路上去。
胡启立：
民主决策范围要扩大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欧洋、吴士深）曾任天津市市长的胡启立今天作为人大代表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
他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不能孤军深入，也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扩大民主决策的范围，广泛听取各阶层人民的意见。
胡启立说，改革是全国人民的事，必须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胡启立说，现实生活中矛盾很多，也很复杂，更应群策群力，发挥群体智力优势。
他打了个比方，中医讲气血平衡，现在经济发展有点失衡，这就需要大家来把脉、分析。
也许有些“诊断”意见很难听、很尖刻，但是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就应该认真听取。
王震：
民族团结需要加强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袁建达报道：
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团结，这是新疆代表团今天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旋律”。
国家副主席王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以人大代表身份参加了讨论。
王震在发言中说，通过治理、整顿，新疆要出现一个新气象，登上一个新台阶，这就需要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赛福鼎·艾则孜在发言中认为，要保持新疆的发展势头，就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
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言行要坚决进行斗争。
田纪云：
农业转折已到时候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本报记者莫新元、新华社记者曹绍平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昨天下午到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贵州代表团听取讨论三个报告的意见，并同代表们着重座谈了农业问题。
贵州省王朝文代表谈到，目前贵州省粮食问题比较严峻。
贵州省制定了五年发展粮食生产计划，除本省增加投入外，希望国务院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田纪云副总理说，农业问题，不仅是贵州经济工作的难点，也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难点，现在到了农业转折的时候了，如果再不下决心狠抓这个问题，将会贻误大事。
田纪云还认为，发展贵州省农业要围绕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做文章。
要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切不可毁林造田。

专栏：
杨纪珂向国务院建议
从速完善农资专营政策
掌握灵活性　扩大专营面　注入竞争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曹绍平）人大代表杨纪珂22日在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说，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发挥了作用，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建议国务院从速充实完善这项政策，否则专营目的难以实现。
杨纪珂说，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化肥缺口难补，农药缺口更大；
二是如此繁重的供销任务使农资和供销部门超负荷运行，难以为继；
三是由于交通困难，季节性很强的农资不能及时送到农民手中；
四是供销部门和生产企业资金严重不足，供销部门怕资金沉淀，不积极增加库存，生产部门出现压库现象，迫使生产企业自找出路；
五是“批条子，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没有因为专营而消失。
杨纪珂认为，如果不及时充实完善原定的专营政策，专营的最终效果将是：
工商之间协调艰难，专营难以持久，供需失调无术可解，不正之风仍有温床，很可能走入“专而死”的死胡同。
谈到如何充实完善专营政策，杨纪珂说，我赞成安徽省农调队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他们认为，必须掌握专营基础上的灵活性，扩大专营单位，注入竞争机制。
农村科技网络应加入专营队伍，尤其是农药的经营，离开科技人员，很难不出现失误；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乡村已形成较好的产前产后服务体系，也应加入专营队伍；
专营部门可以聘请系统外合格的特约采购员，以增强其运行能量。

专栏：
邓小平会见穆塞韦尼时谈十年改革
最大失误教育发展不够
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和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这个问题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一切政策从实际出发就不会犯大错误，发现了错误不掩饰，不回避，一旦纠正过来，就会为继续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孙毅报道：
“我们在10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和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个问题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只有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奋斗，才会有较好的发展、持续的发展。
只要人们思想统一了，治理也不难”。
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应邀来访的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讲这番话的。
邓小平对穆塞韦尼总统说，这次人大我没有参加，我请假了，主要是保养身体。
更重要的，自己完全从舞台上退下来，让别人工作，这是我多年来的目标。
邓主席说，因为我们新的领导班子在党的十三大选出来了，我们一些老人退出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我算一个。
因为有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了，就不要使新的领导人感觉到头上总有那么一层盖住他们的力量，这个不好。
在这一方面我们这些老人要自觉。
邓小平主席说，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有可喜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
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因为在10年中翻了一番是不容易的，这是坚持四化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我们大错误没犯、小错误没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今后这也难以避免。
邓小平说，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失误，外国议论说是作了自我批评，对这些失误，我们老同志也有份。
他说，一条经验就是在发展顺利的时候，要看到新的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
我们花两、三年，最多四年就可以度过困难。
邓主席接着说，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就不会犯大错误，发现了错误不掩饰、不回避，一旦纠正过来，就会为继续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
我们是有信心克服困难的。
在谈到世界局势时，穆塞韦尼总统说，目前世界局势出现的缓和，主要归功于世界人民的斗争和相互支持。
邓小平说，反对霸权主义不容易，尽管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是人家还要欺负我们，现在有些国家还要通过议会干涉我们的内政。
（附图片）
23日上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专栏：
四面八方
《中国人看联邦德国》成书出版
本报讯由曾经访问过联邦德国的十几位中国新闻工作者撰写的《中国人看联邦德国》一书，即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为该书撰写了题为《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德国文化》的前言。

专栏：
乌干达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很高兴到中国访问，这次访问非常成功。
他说，乌干达同中国的合作有着很大潜力，特别是在经贸方面。
乌干达自然资源很丰富，但是缺乏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
他希望在这些方面得到中国的帮助。
在谈到农业方面双边合作问题时，穆塞韦尼说，乌干达气候条件非常好，如果有水利工程灌溉农田，一年可以种四季农作物。
他表示希望双方能在这一领域进行有成效的合作。

专栏：
四面八方
云南实施“温饱工程”
本报昆明3月23日电云南实施“温饱工程”，日前已安排100万亩地膜覆盖杂交玉米的种植计划，农用物资、资金等配套服务正逐步落实。
该省125个农业县（市）中，有41个贫困县。
试验证明，推广一亩地膜玉米，即可解决一个人的温饱。
为此，全省今年种植100万亩。
贫困县除享受贴息贷款和发展资金外，省财政安排专项补助经费600万元；
省级生产、科研、教育部门还举办了技术骨干培训班。
（彭晓元）

专栏：
住房公有　抵押出租　有偿分配　以息代租
太原铝材厂房改方案简便易行
本报太原3月23日电记者王艾生报道：
山西省太原铝材厂试行“住房公有，抵押出租，有偿分配，以息代租”的住房改革方案，受到职工普遍欢迎。
截至昨天，已分配住房41套，收回抵押金9万多元。
该厂1988年建成住宅楼一栋，同时，又在兴建一栋。
可供职工分配的住房共80套。
厂里根据住房改革的精神，以及本厂大多数职工的实际承受能力，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住房改革方案：
住房分配仍按照公房私住的条件，以住房紧缺程度、工龄长短、入厂时间、技术职称高低等分先后进行。
分得一套三居室，交抵押金3000元；
分得一套二居室，交抵押金2200元。
归本人长期居住，住户的子女及直系亲属享有永久使用权，但不得转让，不得出租。
免收房租（水、暖、煤气按规定收费），以抵押金利息顶租，不再发给住户补贴费。
若干年后，如调动工作，人走交房，押金退还，不付利息。
据初步计算，3000元抵押金存入银行，以定期五年计算，每年可得利息450元，平均每月37．50元，高出现行房租近十倍。
把五年利息再存入银行，从第6年起，月息可达65．25元。
这个方案，职工群众普遍欢迎。
太原铝材厂厂长杨文福最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推行这种方案的建议。
杨文福写道：
“全国至少有5000万套公房，每套按不同地区职工收入承受能力来确定押金，估计每套收3000—5000元（高者可超1万元）完全可以行通。
如平均以4000元一套计，5000万套可一次性收回押金2000亿元现金，这对稳定市场有着巨大作用。”
“既可回笼货币，增收节支，稳定物价，又可减少集团购买力，扩大基建投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专栏：
党外人士参加社会监督应成制度
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座谈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中共中央统战部今天邀请26名参加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大检查和监察部专项调查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成员举行座谈会，回顾总结民主党派成员近来参加这几项检查的经验。
在座谈中，许多人认为，参加这些检查，是促进民主党派知情出力的好形式，有利于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实践、民主监督，使他们在实践中积累工作经验。
参加检查组的民主党派成员认为，在治理整顿中必须严肃执法，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必须认真处理。
他们希望，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监督应逐步形成制度，同时，民主党派也应在组织上人才上进行认真准备，从而可以随时参加政府的各项工作。

专栏：
农业区划委员会作调整
国务委员陈俊生兼主任
据新华社北京电为了逐步把重点转向农业区域规划，国务院决定，保留和调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其主要职责是：
继续深入开展农业资源调整、动态监测和综合评估；
组织研究农业资源开发的重大政策；
组织并推动各地和有关部门搞好农业区域开发规划，拟定农业区域开发总体布局的科学方案；
协调区域开发中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的关系；
组织进行跨地区、跨部门重大农业投资项目和商品基地的前期论证和综合评估。
调整后的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由国务委员陈俊生兼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农业部部长何康、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兼副主任。
03月17日，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召开了第1次会议。

专栏：
四十五万探亲客　寻根问祖故乡行
台湾成为大陆旅游新客源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刘霄报道：
随着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逐步放宽，台胞回乡探亲旅游人数增长很快，1988年入境45万人次，在我有组织接待的旅游者中，一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客源市场。
来访台胞的特点是：
停留时间长，平均为15天至21天；
支出较高（含交通费），13．44％的人花费超过5400美元；
来访者中男性占七成，50岁以上者居多；
再访率高。
国家旅游局国际市场开发司负责人预计，今后几年，台湾来大陆的初访客会有较大的增长，回头客亦很可观。
除了探亲旅游之外，商务旅游和年轻人的观光旅游势头看好。

专栏：
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发出通报
锦县森林火灾伤亡重大
务必查清责任吸取教训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高保生报道：
03月14日发生在辽宁省锦县的一场森林火灾，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事故。
最近，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发出通报，责成有关部门认真查清责任，作出严肃处理，并要求各地认真吸取教训，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为实现今年森林火灾次数和损失明显低于去年、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目标而努力。
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在锦县火灾现场指出，这场森林火灾主要是由于火源管理不严、思想麻痹大意造成的。
今春当地对防火工作虽然作了部署，但责任制不落实，检查、监督不够，违反规定用火很普遍，以至酿成火灾。
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在通报中提出，对扑火有功人员给予表扬奖励；
辽宁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对这起森林火灾情况掌握不及时，责成其认真检查，改进工作。
据了解，目前我国南方一些林区已进入防火关键时期，东北、内蒙古林区也进入春季防火期。
林业部要求各地狠抓以火源管理为中心的全面预防工作，吸取锦县火灾教训，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专栏：
国旅集团成立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今天在此间成立。
为此，李先念题写了贺词，希望该集团“更好地为旅游者提供统一标准的优质服务”。
这个集团是适应中国旅游业的大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在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和100多家分、支社的基础上，根据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组建起来的。
国旅集团现在和世界各地600多家著名的旅行社保持业务联系，通过他们招徕旅游者赴华旅游。
（钟国雨）

专栏：
03月23日晚，赵紫阳、乔石、田纪云等领导同志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汇报演出。
15个精采节目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陈志摄

专栏：
在政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民主党派负责人谈多党合作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费伟伟报道：
尽管与政协第1次大会发言同时举行，仍有近百名中外记者参加了政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关于多党合作问题的记者招待会。
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建中央副主席万国权、民盟中央秘书长吴修平和九三学社中央秘书长赵伟之到会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欢迎与台湾建立党派联系
中新社一位女记者问：
大陆民主党派与台湾政党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说，现在有些党派和我们建立了一些联系，但那些有“台独”主张的组织和政党，我们不会接触。
万国权说，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大陆，在于台湾当局。
这次听说有十几位台湾记者来采访，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我们记者想到台湾去采访就非常困难。
我本人就很想去台湾，因为我父亲死在台湾。
我想去扫墓，人之常情嘛，但受到限制。
有台湾记者问，如果台湾的民主进步党要来大陆参加多党合作、联合执政的话，大陆当局态度如何？
万国权笑着说，这个问题恐怕要到统一后才能谈到。
统一前还办不到。
万国权证实，台湾民进党常委朱高正先生和大陆有接触，但不代表组织，是个人行为。
民主党派有发言权
台湾《中国时报》一位记者提问说：
多党派合作在建国初期就有，民主党派人士虽然担任了部长，但事实上是中共党员的副部长掌有实权，民主党派是不是就觉得很满足了？
贾亦斌回答说，当时民主党派的部长没权的情况总体上不是事实的，个别的地方存在“左”的干扰的情况是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党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有记者问，多党合作制如果是平等的，为何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
万国权回答这个问题时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都有共同的目标，但总得有个总设计员，一个大乐队总得有个指挥，否则步调怎能一致？
吴修平强调，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是有发言权的，从决策开始就参预到政治生活中。
有记者问，多党合作制度是否会在宪法中明确化？
万国权回答这一问题时说，现在宪法中已讲了统一战线，目前中共与民主党派正在研讨充实完善多党合作的方案。
如果要修改宪法的话，是人大的事，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
民主党派人士到国务院任职人选在协商中
记者问吴修平，近期内民盟有没有人担任国务院领导职务？
吴修平回答说，这一工作正在进行中，准备由下而上推荐，民主选拔。
目前人选还没确定，正在协商中。
一位美联社记者问，八个民主党都是解放前建立的，现在是否有可能建新的民主党？
赵伟之回答说，我个人认为不可能建新的党派。
因为八个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联系面已经非常广泛。
我国不搞轮流执政
匈牙利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希望几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谈谈他们对东欧、包括匈牙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万国权认为，这是东欧国家的内政，我们在这个场合不便议论。
他强调，各国的国情不同，我国不能搞轮流执政，而是将不断完善和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专栏：
姬鹏飞昨欢宴港澳代表委员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今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来京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的代表和委员。
他在祝酒词中希望，港澳地区的代表和委员继续关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的咨询工作，使之修改得更加完善。

专栏：
姬鹏飞王汉斌看望港澳人大代表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王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汉斌，今天下午到北京饭店看望了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听取了他们对香港基本法草案的意见。
香港培侨中学校监吴康民说，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咨询工作，不仅在香港进行，而且也要在内地开展，这是宣传“一国两制”构想的大好机会。
香港学者协会主席徐是雄希望基本法草委会的内地委员都能够去香港，了解那儿的情况，并与当地居民交流意见。
廖瑶珠、郑耀棠、陈纮、汪明荃、李连生等代表，还就香港的难民问题、基本法草案具体条文规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鲁平也和代表们交换了意见。

专栏：
记者来信
房价地价要分开
——房地产交易市场提出的新问题
本报记者罗茂城
成都市房地产交易市场从去年10月开放以来，短短四个多月，成交170多笔，现在每天都有人在作这种交易。
但是，由于目前房价地价不分，房主在卖房的同时，把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地产也卖掉了。
因此，大量本应属国家收入的钱，流入了个人或企业的腰包。
退休老工人罗某，1951年花了几十万元（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买到46平方米的几间平房。
现在，房子已破烂不堪，苦于无钱维修。
于是，他出卖了其中的21平方米，以9000元成交。
邱某有一间42．8平方米的木板房，每平方米卖价高达1500余元，总计6．5万元成交。
不难想象，光房屋，无论如何卖不到这么高的价钱。
据介绍，所卖房款绝大部分为房主所得，交易市场只收房款总额的3％。
在这3％的收入中，市场与市房管局房产监理处三七分成，市场得7，监理处得3，国家则一分钱也未得。
由于经营房地产有利可图，各种牌号的以征地或拆迁建房出售的土地开发公司、房屋开发公司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
据了解，仅成都市就有20余家，小小德阳市也有7家。
据了解，香港对城市土地的管理，实行批租的办法，房随地走。
地价、地租成为香港政府重要财源之一。
而内地，长期以来对土地采取“无偿使用”的办法，乱占滥用、早占迟用、占而不用或化公为私等现象大量存在，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专栏：
四面八方
河南动手安排秋粮生产
据新华社郑州3月23日电（记者张玉林、武成德）河南省政府今年及早动手部署秋粮生产，一开春，就召开秋粮生产会议，部署秋粮生产的各项事宜，把稳定秋粮种植面积放在首位。
该省将着重推广3项农业先进技术措施：
一选用优良品种，提高良种覆盖率；
二大力推广麦垄点种，争取大面积晚秋早播；
三因地制宜、合理密植。

专栏：
治理环境务必把农业搞上去
本报评论员
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把农业搞上去，首先求得今明两年农业丰收，继而为农业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关键性任务。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处于十分敏感的地位，已被多年的实践所证明。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当中有工业内部产业与产业、部门与部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但从总体上看，跟农业与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发展不协调关系甚大。
解决这个大的结构性失调，无疑是治理经济环境突出的一个大问题。
把过热的工业速度降下来，把农业的温度升一升，应当是治理整顿工作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
吃饭穿衣是人的第一需要，丰衣足食才会有各项事业的繁荣。
工业过热，农业偏冷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人民生活的紧张。
这几年，农业主要是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徘徊，很快就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变得紧巴起来。
一些城市主要副食品不得不重新采取凭票供应的办法；
一些地方难以买到满意的农产品；
由于供应不足引起的市场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这种状况对于人民生活和人们的情绪影响很大。
农业上不动，对其他部门也形成很大制约。
据统计，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约占轻工业总产值的1／3，我国出口的初级产品总额中，农副产品约占六七成，制成品也占相当比例。
农业、林业、畜牧业等产业打个“喷嚏”，其后的许多部门都得“感冒”。
更为重要的是，农产品供应不足，不仅推动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的涨价，也在推动着其他各类产品价格的上升。
食品价格上涨，直接加大了企业职工的负担，加大了企业成本，在相当多企业目前还难以消化涨价因素的情况下，势必要推动各类产品竞相涨价。
可以肯定，只要农业的状况不改变，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增加，通货膨胀就不可能得到抑止，治理经济环境的任务也就不可能完成。
在治理经济环境中把农业搞上去，当前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把过高的工业速度降下来，使偏冷的农业得到应有的重视。
8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增长较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大的改革取得的成功，也是在国民经济中对工农业关系实行大调整带来的结果。
近年来，农业明显削弱，农业投入减少，农业工程、农用工业以及和农业有关的其他诸如农业科技等工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因而妨碍了农业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使得农业问题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需求一个劲儿增长的形势面前愈益突出出来。
这说明，农业徘徊，主要并不是农业自身出了什么问题，不是农村改革出现了什么偏差，不能归罪于“大包干”后一家一户的经营，而是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在新形势下有所发展的结果。
因此，无论从治理经济环境大局出发，还是从农村经济发展来看，都要进一步调整工农关系，实行农业倾斜政策。
农业上去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目前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也就会逐步减轻。

专栏：
四面八方
海南出现农家肥市场
本报海口3月23日电记者罗自苏报道：
此间消息说，海南儋县出现农家肥交易市场。
一些闲散劳力每天从各养猪户的猪圈及放牛坡地，收集猪牛粪便，晒干研细后以50公斤3元钱左右的价格卖出。
养牛600多头的春江牛场，每天总有数吨干牛粪肥待售。
环卫工人也堆集“可燃垃圾”，成肥卖给用户。

专栏：
四面八方
玉树乡乡有电视
本报西宁3月23日电记者郅振璞报道：
在青海高原西南部近20万平方公里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47个乡（镇），如今乡乡有电视，草原山乡直接和首都北京连在一起。

专栏：
《统一论坛》创刊
本报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机关刊物——《统一论绶已正式创刊。
这是一份综合性双月刊。
卷首发表了三篇政论：
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的《要有紧迫感、使命感，不要人为地延误祖国统一时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会长钱伟长的《和平统一是民族振兴唯一之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卢嘉锡的《和平统一中国是十一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一期还全文发表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刍议》一文。

专栏：
陕西白水煤井严重透水
六人被困井下
七天遇救生还
新华社西安3月23日电（通讯员种白仓、王友民）被大水困于陕西省白水县煤井下7天的6名矿工，经各方抢救全部生还。
02月22日晚9时58分，白水县冯雷镇郭峁股份联办小煤井，突然发生严重透水事故，大水很快将主、副巷道全部灌满，正在井下挖煤的6名矿工生死不明。
消息传来，白水县县委书记张百灵和县长韩武孝很快赶到现场，成立了抢救指挥部全力营救。
矿务局、水利局、电力局、医院等领导干部带着抢救队员、车辆、水泵等赶到现场，附近两个村也派出许多村民参加抢救。
渭南地区行署副专员严润锁和省、地煤炭等部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也于第2天赶来。
抢救人员冒着危险下井安装水泵向外抽水。
他们一天三班倒，不分昼夜争分夺秒排水。
一直到第6天，巷道里的水才降了一米多。
这时，一位青年下到井里寻找矿工下落，听见从巷道深处传来微弱的声音。
他赶忙朝发声处喊话，得到的回音是：
“我们6个人都活着！”
6位矿工活着的消息使营救者欣喜万分。
他们赶紧增加抽水机器，加快抽水速度，3月01日终于救出了这6名矿工。
原来，当发生透水事故时，来势凶猛的水头挡住了通往井口的去路，班长韩长青急中生智，带领同伴向副井最高处跑去。
大水很快灌满主副巷道，幸运的是当他们被逼进一个较高的小窑洞里时，水停止了上涨。
在死一样的寂静中，6个伙伴相互鼓励，忍着难熬的饥饿与寒冷，终于盼到了营救人员的到来。

专栏：
体育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西德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布鲁塞尔消息，联邦德国的杜伊斯堡将于今年08月承办1989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这一消息是国际大学生体联22日宣布的。
它结束了国际大学生体联两个月来对选择这一仅次于奥运会的综合性运动会会址的探索。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这届运动会原订在巴西圣保罗举行，后因财政问题，圣保罗宣布放弃主办。
在此之前，苏联基辅是承办这届运动会的另一个候选城市。
杜伊斯堡虽然能够按原定时间于8月20日至30日举行运动会，但却无法承办全部10个项目的比赛，届时将只进行田径、赛艇、男子篮球和击剑4项比赛。

专栏：
体育
两千万个体户向亚运会捐赠一座体育馆
中新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张亮）中国2000余万个体户决定向国家表示爱国之心——向亚运会捐资2000万元人民币用以建造一座体育馆，并命名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经营者体育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个体协会副会长胡大鹏22日下午在北京代表团的讨论会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据悉，目前尚未竣工的北京月坛体育馆将作为他们捐赠的体育馆。
这也是全国第1座靠团体集资捐赠的体育馆。

专栏：
中国冰球队负于荷兰队
新华社悉尼03月23日电（记者许钺乃）中国队今天在世界冰球Ｃ组锦标赛上，以五比八不敌荷兰队。
这是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的第1次失利。
到目前为止，荷兰队和南斯拉夫队四战四胜，积八分，并列Ｃ组第一；
中国队目前四战二胜一平一负，积五分，排在第3位。
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一场未胜。

专栏：
信心与求实
——湖北代表分组讨论记实
本报记者王谨
03月22日、23日，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省代表就李鹏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记者笔录了几位代表的发言。
赵宝江（武汉市市长）：
李鹏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三个显著特点：
集中、求实、明确。
武汉作为中心城市之一，要按着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认真抓好治理整顿。
报告不足的是，对全国中心城市的任务和作用没有明确提出。
林金铭（华中理工大学教授）：
我觉得政府工作报告在讲改革成绩时，用的一些修饰字眼不太切合实际，而且与后面谈到的问题有些矛盾。
成绩讲的不切合实际，反而会造成老百姓的逆反心理。
陈水文（宜昌地区专员）：
前些年，农业形势好一些，有的人就作出“粮食吃不完，棉花用不完”的错误估计，结果吃亏了。
由于政策跟不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出现了滑坡。
不久前，我们曾在宜昌县鸦雀岭镇看到一家农民挂的对联。
上联是“农药涨薄膜涨化肥涨就是粮价不涨”，下联是“税务要集资要提留要就是工钱难要”，横幅是“怎么办”。
这副对联反映了农民对现行某些政策的不满。
我很赞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治理整顿中认真调整经济结构，切实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郭振乾（湖北省省长）：
对经济生活中存在一些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经济过热等等，必须通过实实在在地做工作，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决不能走回头路，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赵梓森（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正像一个人一样，要少生病，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身体素质。
整顿治理，也需要从提高全民特别是干部的素质入手。
胡昌民（民革武汉市委副主任委员）：
加强廉政建设要理顺和完善制约机制。
现在是监察和审计部门隶属于同级政府，对同级政府的委办局进行监督，实际很难有效实施监督，因为同样都是政府的机构。
正像有人抵制审计、监督部门的工作时说的，“你也是局，我也是局，凭什么你监督我。”
我建议审计、监督机构划归人大，独立行使监督权，这样可能更有效地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有利于政府的廉政建设。

专栏：
体育
全国青年摔跤锦标赛鸣金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全国青年古典式、自由式摔跤锦标赛历时9天，于今天在月坛体育馆鸣金。
来自全国32个单位的34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在古典式比赛中，甘肃、河北、北京获团体总分前三名，北京、安徽、甘肃内蒙古队和18名运动员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获自由式团体总分前三名的是内蒙古、武汉体院、北京队。
北京、内蒙古、青岛、西藏四队和29名运动员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马望真）
（附图片）
图为全国青年摔跤锦标赛自由式比赛的激烈场面。
马望真摄

专栏：
体育
全日本女流业余围棋锦标赛结束
中国棋手金艳九战九胜夺冠
本报东京3月22日电中国上海业余棋手金艳在第31届全日本女流业余围棋锦标赛中夺得冠军。
这是中国棋手在此类比赛中首次名居榜首。
128名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女棋手从3月18日开始角逐，金艳以九战全胜的战绩荣获冠军，并获得日本棋院颁发的“日本棋院杯”和“每日杯”奖杯，还被授予“女流业余围棋锦标赛优胜者”称号。
从而取得了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每日业余本因坊战”和朝日新闻社主办的“朝日业余十强战”的直接参赛权。
据安排，著名棋手武宫正树将于4月在ＮＨＫ电视台与金艳进行授四子的纪念对局比赛。
（徐伟星）

专栏：
农业升温　喜忧交织
本报记者朱维群
几位湖南代表谈农业问题时，普遍的感觉是喜忧交织。
一位代表的话颇具代表性：
“农业要升温，但现在是只是升在纸面和嘴巴上，还没有升在田里。”
人大代表、湖南省农经委主任王连福说：
“去年全省收购农副产品开出白条子金额9000万元，到2月底还有4000万未兑现。
农民拿什么储？
省里又拿什么投？
有些生产资料投入也可能下降，如本省小化肥今年将减产36万吨。”
临湘县上源村党支部书记元东吾则从基层角度说明问题。
他说：
“国家给农民下任务，层层都要加一点；
而国家对农业投入，层层都要截一点。
我们是下雨天担稻草——越担越重。
既然合同定购粮是指令性计划，能不能也立个‘投入法’，把农业投入也搞成硬性任务。”
今年湖南14种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全部涨价。
长沙市市长王克英以望城县为例说：
“这个县粮食提价实际增收466．9万元，但是今年仅碳铵一项涨价就要多支出669．5万元，将农民获益全部抵消还不够。”
有的代表说，国家要粮是通过县、乡、村向下要的，但是信贷、能源、生产资料等是通过“条条”下来的，“块块”做不了主。
办农业事事得烧香拜佛，农民形容：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有利益就上收，有包袱就下放”。
元东吾说：
“农业要升温，权力就得下放。”

专栏：
体育
出国选手会“反戈一击”吗？
前不久，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透露了一个真实的数字，近几年我国乒乓球选手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的已达180多人。
现在第40届世乒赛临近，人们自然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队会不会遇到自己的“出国大军”的挑战？
记者近日与中国乒协官员交谈，得到的印象是：
情况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大多数出国的我乒乓选手不会参加世乒赛。
他们出国大致分为三类情况。
第1类是公派，以援外教练为主，作为执行国家间文化交流协定的使者；
还有一部分公派的是经由中国乒协与国外乒协达成协议，派出打球，根据协议中国乒协能有一些收益。
第2类人数最多，就叫“自派”吧，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自己联系出去的。
他们大部分人边打球边上学，靠打球本领挣些钱供自己及爱人上学、生活；
还有一些人主要以打球谋生，与国外职业球员相似，收入较高，生活条件较好。
像郭跃华、曹燕华等基本可算这一类。
他们在欧洲经常参加比赛，比赛类型多为邀请赛、奖金赛，运动员只代表个人或所属俱乐部。
第3类是个别已加入外国国籍的选手。
他们通过结婚、投靠亲属在当地定居，并转变了国籍。
如果他们要代表现在所属国参加世界比赛，须符合以下条件：
首先是加入新国籍两年以后才能参赛，其次是要申报国际乒联批准后方许登场。
在世乒赛上这类出国的人有可能对中国队构成威胁。
据了解，当前属于这一类的仅有丁毅、王晓明等少数几人。
加入奥地利籍的丁毅，原是上海人，后被选到八一队，在国内成绩平平。
王晓明原是四川队女将，现加入了法国国籍。
通过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自己人打自己人”在第40届世乒赛不会构成主要问题，中国队夺冠的最大障碍仍是以瑞典和南朝鲜选手为首的几支欧亚劲旅。
本报记者　刘小明

专栏：
03月23日，参加人大会议的西安美院画家刘文西（右二）同来自武警某部的代表朱世保相遇，刘即兴作画相赠。
本报记者孟仁泉摄

专栏：
塑造民族精神
——和冯骥才一席谈
本报记者向兵
就像他一米九○的个子引人注目一样，冯骥才一番建设民族精神的发言，吸引了所有在场的人。
记者会后拜访了这位思维敏捷、富于激情的作家。
记者：
你为何在经济改革节骨眼上提出精神建设问题？
冯：
中国正处在痛苦的历史嬗变时期，它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来支撑人们走过这一历程。
长期以来，一种外加的简单的思想，封闭、代替了人的心灵。
在国门打开的同时，人们的心灵也打开了，然而没有坚实的东西去填充它们，于是便出现了心灵紊乱的现象。
所以中央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明智的。
人要有信念，民族要有凝聚力。
我们赢得八年抗战，闯过三年“自然灾害”，靠的就是一种精神力量。
国家应像抓经济建设那样，对民族精神建设也有切实的构想，制定出规划，一步一步抓。
记者：
看来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第1次大战后，西方也出现过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时期，他们搞过这种工程吗？
冯：
没有。
因为西方在宗教和崇尚个性的历史基础上，人们有自己的内心精神。
而中国大众几千年来只有统治者的思想，没有自己的心灵。
我们现在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得研究人的心态，建设人的心灵。
这不是常说的政治思想工作所能解决的。
光有一些阶段性的口号、短期行为，想塑造一种精神、真正振奋人心，是不行的。
前些日子，我向阎明复同志提议，应建立包括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哲学、文化学在内的班子，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提出方案，供有关部门选择、实施。
阎明复赞成我的意见，希望我们民主党派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专栏：
岂能“宁用武大郎、不要穆桂英”
——人大部分妇女代表座谈侧记
本报记者冯媛
出席七届人大工作会议的，有600多位妇女代表。
03月21日晚，部分妇女代表应邀到全国妇联座谈。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1书记张帼英欢迎她们回“娘家”议国政。
朝鲜族代表严载顺认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
妇女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
四川代表何玉兴呼吁，要制止一些单位“宁用武大郎，不要穆桂英”的做法，真正实现在就业、入学、提干诸方面的“男女平等”。
羌族代表杨松英说：
“我们那里农业劳动力80％是妇女，妇女劳动需要科学，需要文化知识。
但是在偏僻地区，家长愿让男娃娃上学，不愿让女娃娃上学，这不仅影响下一代妇女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妇女的政治地位。”
湖南代表司马琼从社会上一些青年妇女言行不文明谈起，呼吁加强女性教育，建议在中学设专门的女生训导主任。
四川省人大代表黄启璪，又是全国妇联副主席。
她建议，加强管理，禁止不法个体工商户侵犯女雇工合法权益；
司法部门依法惩处一些地区较为突出的重婚现象；
制订乡镇企业劳动法，严禁雇佣童工；
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制止学生流失、儿童辍学；
制订查禁和取缔嫖娼卖淫活动的法规；
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

专栏：
忧思·焦虑·信心
——访“两会”教育界代表、委员印象记
本报记者孟晓云
在访问和旁听中，记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教育界的代表和委员对目前教育落后的现状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他们陈词、上书、向舆论界呼吁，都离不开四大问题：
办学经费、教师待遇、教师地位、师资问题。
商品经济冲击带来的暂时的混乱无序状态，新的“读书无用论”的蔓延，教师厌教、学生弃学、文盲增加、德育弱化、全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的下降使他们深感不安和困惑。
政协教育组百余人与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对话，几十个委员争先恐后地发言，甚至到了“抢话筒”的地步。
他们激动、焦急、忧虑，都是出于一种心情——为了使教育从窘迫的困境中解脱。
从这种焦虑的情绪中让人感受到了忧国忧民之心的跃动。
政协开幕那天晚上，我到国谊宾馆采访，楼道内静悄悄的，人们都去看电影了，唯有三楼会议室灯光通明，60多位民盟小组的委员端坐在那里“加班加点”，逐字逐句地修改着他们的以《振兴教育刻不容缓》为题的大会发言，据说已十易其稿。
老人们的神情那么认真、专注、严肃，让人感动。
讨论进行到深夜11时。
振兴教育刻不容缓。
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吴富恒大声疾呼：
“当前各级领导比较起来普遍注重抓经济，习惯于按旧的模式先经济、后教育，只注重短期内实现的物质生产，而忽略需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才能见到效益的教育事业投资，这是一种急功近利倾向，与中央提出的教育的战略地位相距甚远。
殊不知，没有教育、科技和文化为后盾，经济发展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教育的衰落必然会导致经济的萎缩、民族的危机。”
来自河南的人大代表、郑州工学院院长厉良辅告诉记者，目前高校面临着三个冲击：
物价上涨的冲击；
商品经济的冲击；
思想和理论混乱的冲击。
作为校长，压力很大。
他希望国家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时期给教育以保护政策。
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大家议论的热点。
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带的9个博士研究生，有3个退学了，3个正在动摇。
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外伤，现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内伤。
徐光宪寻求着医治内伤的药方，他说，我建议开展全民讨论，对40年的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
认真贯彻九年义务教育法，违法者应受法律制裁；
个体商贩领取营业执照时须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
复员军人先培训后就业，他们可以优先转学；
深化改革人事制度，要形成平等竞争的机制等等。
忧思和焦虑中孕育着希望和信心。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与教育界委员座谈时，一方面说明了教育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提出了今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设想。
他说，当前要增加投入，既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拨款，又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教育。
他还提出要建立一套教师工资、医疗、住房、退休制度和奖励制度，加强教育立法，逐步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法规体系，并在全国实行教育督导员制度，加强地方对教育的统筹权和决策权，扩大学校自主权，改变教育行政部门附属单位的格局。
人们从教育界人士对共同事业的虔诚信念中看到了信心；
从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并积极给以关注和尽力解决的努力中看到了信心。

专栏：
政策不等于法律
钱伟长就民主监督制度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毕全忠
记者：
本届政协常委会制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这对政协的活动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
这个暂行规定并不是法律，可又不仅仅是政协内部的一个规章，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件？
有多大约束力？
钱伟长：
这个问题，有的政协委员在这次会上也提出来了。
我的看法是：
这个暂行规定是党的政策。
这个规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中共中央已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参照执行。
既然是党的政策，当然有约束力。
但是，它毕竟不是法律，而是政策。
政策是会变的，成为法律之后就不容易变了。
我们要努力使它成为法律。
记者：
政协的其他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钱伟长：
政协的地位、作用、性质等目前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还都是由党的政策规定的。
例如，政协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是党的政策规定的，并没有法律规定。
再如政协委员的提案工作，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委员提案99％得到办复，还有1％没有办复。
他不办、不答复，有没有法律责任？
现在没有法律规定。
当然，从政策到成为法律要有个过程，政策成熟了，才能立为法律。

专栏：
清醒才能再奋起
——江苏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实录
本报记者段存章
一连几天，江苏省代表团分组热烈讨论，认真审议李鹏总理在七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大家发言踊跃，说改革，提建议。
下面是几位代表的发言：
陆文夫（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名誉主席）：
我认为，急于求成与好大喜功分不开。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总是先开快车，然后刹车。
一时清醒，一时糊涂。
这样的传统工作方法就有毛病，用搞运动的办法搞经济，“短期”行为多，长期宏观行动少。
我建议在宣传上既要讲振奋精神，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把困难如实告诉人民，让人民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能盲目乐观。
陆埮（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研究室主任、教授）：
我对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心一意进行治理整顿”非常满意。
只有在治理整顿中才能确保科技教育的发展。
报告中说“要有步骤有重点地研究和开发高技术”，“同时，要重视与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这个问题只一句话提出来了，但没有结合实际论述清楚。
我希望为我们办教育的多说几句解渴话。
龚维新（苏州香雪海电器公司总经理）：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原讲到失误，修改时去掉了。
今年有了认识，但思想上认识不深，为什么？
我想，是不是上边的领导对下情不十分了解，调查研究不够，对群众呼声尊重吸收不够。
杨志明（无锡县前洲镇镇长、镇工业总公司经理）：
十年改革给我们全镇带来的变化大得很。
我们看成绩不能喜过头，看困难不要愁破头，发牢骚，说怪话，无济于事，只有清醒才能再奋起。

专栏：
科技界面临三个冲击
——姚锦钟谈忧虑与希望
本报记者王行增
从60年代开始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大代表姚锦钟，现任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所长。
在同记者的交谈中，他对当前科技队伍的现状表示了忧虑。
他说，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实现我国经济振兴的真正希望所在，要求抓紧“七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组织实施。
目前，“七五”科技攻关计划的绝大多数项目是靠全民所有制企业完成，但由于科技体制改革的不配套，科技界正面临着三个冲击。
第1个是通货膨胀的冲击。
现在向钱看的倾向很严重，高科技没有人愿搞。
一些科技人员纷纷从事第2职业，不能集中精力搞科研。
试想哪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经分心去搞第2职业呢？
第2个是脑体倒挂的冲击。
这个冲击造成科技队伍的不稳定。
例如，我们研究所有4名大学生，工作了4年，如今辞职到特区搞外贸，每月收入300多元，比我们多。
可是国家培养了他们这么多年，而现在干的跟学的根本无关。
第3个是多种所有制竞争不平等的冲击，就是说全民所有制的科研所同集体、个体企业之间没有平等的竞争。
许多在科技岗位有成就的人，被集体、个体企业高薪聘走，工资、房子都能解决。
而我们全民所有制单位就没有这个能力和权力。
这种流动很难说是合理的流动。
姚锦钟希望国家下决心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为科技人员提供一个一心一意搞科技的环境。

专栏：
红绿灯前
往年开两会，代表的车队一路绿灯，畅行无阻。
这回开会不一样了，车队赶上什么灯，就是什么灯。
住在德胜门外辽宁饭店的一位来自辽宁省的人大代表说：
“早就该这样。
离会场远，道路拥挤，我们可以早点儿动身，晚点儿回来。
不要给北京市民的工作、生活添太多的麻烦。”
（莫新元）

专栏：
30年数百飞机缘何坠毁
本报讯西德“汉莎”航空公司研究人员通过电脑统计和分析，了解到人为错误占30年来飞机失事原因的76％。
自1959年迄今，共有496次空难事件，死亡人数共计15198人。
绝大部分灾难发生在飞机升空和降落之际，驾驶员的素质问题是主要原因。
研究报告表明最好的年份是1984年，只有3架飞机坠毁，1983年最糟，失事飞机达23架。
30年中，飞机在起飞时失事的占23．7％，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坠毁的占32．1％，在降落时失事的占24．7％。
因机械原因失事的只占11％。
在人为的错误中，25％是由于驾驶员纪律性差；
20％由于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或疲劳；
50％由于驾驶员操纵技术错误，判断错误或缺乏经验与训练。
研究报告指出大力提高驾驶员素质以减少飞机失事是各民航公司的迫切任务。
（封雄）

专栏：
03月21日，法国海军一艘扫雷艇在瑟堡附近的英吉利海峡行驶，继续搜寻上周在那个区域沉入海底的一个装满有毒化学物质六氯化苯的集装箱。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安古南非混合委员会二次会议
达成交换战俘协议
美苏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新华社哈瓦那3月22日电（记者高永华）由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组成的3方混合委员会第2次会议今天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束，达成交换战俘协议。
从3月20日开始的这次会议是秘密举行的。
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交换战俘从1989年04月01日开始执行，这些战俘包括一名南非人、3名古巴人、12名安哥拉人以及1名去年因飞机失事坠落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的安哥拉飞行员。
会议期间，各方代表讨论了有关履行1988年12月22日在纽约签署的3方协议的事项。
由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签署的3方协议的目的是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
公报说，这次3方会议是在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下一次会议将于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南非举行。
会议结束后，古巴和南非代表团分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古巴代表团发言人伊达尔戈指出，古巴对战俘协议的达成表示很满意，认为它是这次3方会议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果。
他还宣布，自从纽约3方协议签署以来，从安哥拉回国的古巴军人已达到3230人。
南非代表团发言人范希尔登认为，所有各方都在履行协议。
他指出，“全部和平进程在顺利实施中，没有大的障碍。”

专栏：
巴基斯坦增加内阁成员
布托夫人任不管部长
本报伊斯兰堡3月23日电记者任毓骏报道：
巴基斯坦政府在其国庆前夕宣布，新增加23名内阁成员，其中6名联邦部长、17名国务部长，有4名女性入阁，布托夫人担任高资不管部长。
这一消息是昨日晚间通过乌尔都语电视新闻节目向全国宣布的。
目的是为了加强联邦内阁的力量。
由妇女担任内阁总理同时又有4名妇女入阁这在巴基斯坦乃至穆斯林国家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分析家认为，担任人民党主席的布托夫人参加内阁并担任高资部长是可以理解的，如贝·布托总理出访或因其他原因不能主政，布托夫人可代理主持内阁事务。
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今天在伊斯兰堡新总统府主持了新内阁成员的宣誓就职仪式。
今天上午，伊沙克·汗总统和贝·布托总理在拉瓦尔品第赛马场出席了巴基斯坦国庆42周年庆祝仪式和陆海空三军阅兵式。
晚间，贝·布托总理发表了国庆讲话并就扩大内阁作了说明。

专栏：
巴新决定向闹事地点派兵
新华社堪培拉3月22日电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岛连日来发生严重骚乱，政府已决定向该岛增派军队，以帮助当地警察恢复当地治安秩序。
自3月17日以来，布干维尔岛居民同外来农业季节工人不断发生冲突。
在3月20日发生的冲突和骚乱中，机场候机大厅被烧毁，许多商店遭抢劫。
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

专栏：
德奎利亚尔致力恢复两伊谈判
伊朗拒绝伊拉克交换战俘建议
新华社联合国3月22日电一位联合国发言人今天宣布，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将在本月底、下月初同伊拉克和伊朗官员举行另一轮磋商，为恢复两伊外长直接谈判做准备。
新华社联合国3月22日电
伊朗外长韦拉亚提日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伊朗拒绝伊拉克关于交换10万名战俘的要求，除非伊拉克将其部队撤至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以内。
韦拉亚提在信中还指责伊拉克企图修改联合国安理会1987年通过的两伊停战计划，以使其部队继续驻扎在伊朗领土上。
他说，只要伊拉克在撤军等重要问题上拒绝采取具体措施，那么它的任何新建议都将不会被伊朗接受。
伊朗方面声称，伊拉克军队目前仍占领着伊朗2663平方公里的领土。
但据联合国专家估计，伊朗被占领土的面积大约为1000平方公里。

专栏：
意共第18次党代会闭幕
奥凯托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本报罗马3月23日电记者史克栋报道：
意大利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昨天晚上在此闭幕。
大会通过了奥凯托总书记的报告《总结发言》和《会议文件》，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
奥凯托再次当选为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姜卡洛·巴叶塔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这次用秘密投票方式选举的新的意共中央委员共计300名，比上届多85名。
新的中央委员会有两大特点：
1、新当选的委员多，共计139名，占总数的46％多，其中大部分为中青年党员；
2、妇女委员多，由原来的40名增加到93名，占总数的31％。
最年青的委员只有28岁。

专栏：
我公使致函《华盛顿邮报》
批评该报歪曲西藏人口政策
新华社华盛顿3月22日电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赵锡欣最近写信给《华盛顿邮报》，批评该报严重歪曲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人口政策。
《华盛顿邮报》2月26日发表署名文章，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强制实行堕胎和绝育等措施。
赵锡欣公使在信中说，该文有关强制实行堕胎和绝育等措施的报道“都是谣言”，报道中对西藏有杀婴现象的指责也是“完全捏造出来的”。
赵锡欣的信今天由《华盛顿邮报》刊登在“读者来信”栏目中。
赵锡欣说，西藏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其人口已经翻了一番。
据1982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表明，藏族地区的生育率几乎是中国平均出生率的两倍。
他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从70年代起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而西藏地区直到1985年才开始执行这一政策，主要是局限在城市中，以便创造良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赵锡欣强调说，在西藏的乡村及游牧民中根本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专栏：
科西嘉岛发生工潮
法国政府派员调解
本报巴黎3月23日电记者张启华报道：
昨天，在法国科西嘉岛上又有一部分员工加入了罢工行列。
罢工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死伤数十人，导致社会、交通一片混乱。
事发后，罗卡尔总理立即呼吁谈判解决危机，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昨天政府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派出调解员去解决政府和工会之间的矛盾。
据报道，在有关方面努力下，被封锁的机场、码头昨天部分开放，一些受困的游客陆续离开该岛。
这次科西嘉岛出现的严重罢工浪潮的起因是物价上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

专栏：
国际瞭望
美国在中东“跳小步舞”
本报记者林皎明
美国对中东事务的政策，舆论界称之为“跳小步舞”的政策，而且估计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这一过渡政策的最初轮廓，是布什总统在东京与埃及、约旦、以色列3国领导人会晤后透露给外界的。
照布什的话说，美国在中东“不着急”，“不会仓促上阵”。
据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证实，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将于4月03日与布什总统会谈，以色列总理沙米尔4月06日拜访白宫，约旦国王侯赛因5月02日接踵访美。
看来，布什总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入角色，听取有关意见。
在此之前，以色列外长阿伦斯先行一步，首访华盛顿。
美国明确要求以色列改变作法，缓和一下被占领土的紧张对峙局面，据说，美国政府“接受以往的教训”，因此采取低姿态，“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己决定实现和平的计划和时机”。
以往的教训究竟是什么？
白宫这样总结：
中东争端各方都催促美国尽快拿出方案、采取行动，但每当白宫一有动作，不是遭到阿拉伯一方的异议，就是被以色列拒绝。
现在，白宫索性来个反其道而行之。
“你们（指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才是必须拿出主意、采取行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促使巴以直接对话表现如此积极。
布什政府现在要跳小步舞，固然有其中东政策尚未最后形成的原因，而客观外界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也允许它采取比以往较超脱的态势。
其一，美苏两国关系趋于缓和，两家在中东争夺外交主导权“不至于超出一定界限”。
而且，苏联真正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其二，美国已经打开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的渠道，只要美巴对话不中断便可坐收给美国带来“恢复声誉”的好处。
其三，西欧和苏联都在中东积极活动，与其站到前台另树旗帜，不如“静观态势，让他们找上门来”。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据美国报刊透露，布什政府决心谨慎行事，但是绝不放手，尤其不让苏联“下手”。
美国未来中东政策的核心，包括3个方面的“平行行动”：
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方面，鼓励其温和和谈倾向，以继续美巴对话为砝码，压巴解停止和减弱被占领土“石头起义”的规模；
对以色列，“软化”其对巴勒斯坦的高压政策，在不触及以色列“根本利益”的条件下，促使它接受“以土地换取和平”的战略选择；
对西欧和苏联，采取“走着瞧”的态度。
对于呼声甚高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看起来白宫的态度不冷不热，实际上骨子里认为时机仍不成熟。
美苏两国外长最近在维也纳会谈中东问题，据说在一点上有默契，即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进程的起点，并不一定拘泥于中东和会首先召开，而可以在美巴对话、美以谈判，甚至苏以对话的基础上，首先实现巴以的直接谈判。
这也正是贝克宣称“你们先采取行动”的真正所指。
美国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变得谨慎，不能说都是消极的，尤其是开始认真看待巴勒斯坦人民利益。
但是，如果沙米尔总是唱反调，总是发出不协调的噪音，那么白宫总该采取点什么办法让不紧不慢的小步舞跳得下去。
　（本报开罗3月22日电）

专栏：
美国水下发射导弹失败
本报华盛顿3月21日电美国海军今天水下试射三叉戟Ⅱ式导弹失败。
上午11时20分，“田纳西”号核潜艇在卡纳维拉尔角的大西洋海域发射一枚三叉戟Ⅱ式导弹，当导弹离开水面，第1级火箭点燃后，导弹发生故障，4秒后坠入大洋（见上图）。
三叉戟Ⅱ式导弹是美国由潜艇发射的新式洲际导弹，曾从陆地试射过，今天是首次从海下试射。
（附图片）

专栏：
美巴讨论中东实质性问题
美国要求巴解缓和占领区局势
巴解重申中东国际和会必要性
综合本报华盛顿、开罗3月23日电记者张启昕、林皎明报道：
美国驻突尼斯大使罗伯特·佩利特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阿布德·拉布3月22日在突尼斯首都举行首次实质性会谈。
这是自1988年12月以来美巴举行的第2轮会谈，也是布什总统执政后的第1次会谈。
会谈在郊区迦太基的一座政府宾馆举行，历时四个多小时。
会谈未取得具体协议。
会谈后，佩利特鲁称，双方进行了“深入的实质性的讨论”，拉布说，会谈“取得了进展”。
这次会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减少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促进和平谈判。
会谈中，美国大使要求巴解组织采取实际步骤减缓紧张局势，以创造巴以谈判的政治气氛。
巴解代表指出，西岸和加沙地带持续的紧张局势的根源是以色列的占领，美国有责任尽一切的可能努力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怖主义。
同时，他要求美国为国际和平会议着手筹备工作。
巴方首席代表、巴解执委会委员阿布德·拉布会后对外界宣布，这次会谈涉及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内容“具有特别意义”。
他说，巴解组织重申中东和平国际会议是全面、公正解决争端的唯一途径。
阿布德·拉布指出，全面和平解决中东争端已出现新的形势。
巴解组织就筹备中东和会提出若干设想。
美国应该尽一切努力阻止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恐怖行为。
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斗争将坚持下去，直至实现民族权利。
巴解组织拒绝在以色列占领状况下举行公民选举。
美方首席代表、美国驻突尼斯大使罗伯特·佩利特鲁表示，“创造适宜的政治气氛进行巴以直接谈判，并取得积极成果，是当前首要的任务”。
他说，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有关缓和被占领土紧张局势，美方尽力促使巴以在242、338号决议基础上举行直接谈判。

专栏：
非统特委会首脑会议呼吁
确保纳米比亚公正选举
新华社哈拉雷3月22日电为期一天的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别委员会首脑会议，今天在这里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确保纳米比亚的自由和公正选举。
会议由非洲统一组织主席、马里总统特拉奥雷主持，安哥拉、博茨瓦纳、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佛得角、刚果、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利比亚等国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列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会后发表的公报谴责了那些旨在破坏纳米比亚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不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选举中获胜的阴谋。
与会领导人作出保证，支持非统组织参与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435号决议。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领导人再次谴责南非企图影响即将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的结果。

专栏：
片言录
鞭刑与人权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美国特拉华州议会正在考虑恢复对犯人使用鞭刑。
这个距首都华盛顿不远的濒海小州长期保留着鞭刑制度，直到1963年该州的最高法院还正式认定鞭刑并不违反宪法，但由于反对的呼声日高，才在1972年予以废除。
因为毒品交易屡禁不止，且日益猖獗，特拉华州的一段公路渐渐成为可卡因之类毒品贩子的活动地带。
为了惩罚这些毒品贩子，以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州参议院最近便提出恢复鞭刑的议案，并在议案中详细要求用九尾鞭对初犯者笞5至40鞭，对屡犯者则可增至60鞭。
州政府一位官员说，恢复鞭刑的议案如获议会通过，不但会使州长难堪，也将使特拉华州名誉扫地。
贩卖毒品的鬼蜮活动当然是可憎的罪行，绝大多数国家对这类罪犯都执行严格的法律制裁，但以皮鞭这种中世纪的野蛮刑法作为惩戒手段，却实在稀罕。
对于一贯标榜人权，并屡屡指责别人违反人权的美国某些人来说，在他们眼皮底下演出的这一幕，似乎是个不算小的讽刺吧！
　·陈封·

专栏：
党的生活
加强党内监督是党政廉洁的重要保证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聂荣贵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怎样才能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近年来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作为执政党，我们的许多党员担负着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
从云南党政机关近年来发现的腐败现象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权力的问题。
权力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为我们的干部提供发挥才干的条件，用来更好地、更有效地为人民群众谋求福利，同时又具有腐蚀作用，可以被个别思想不好的人用来为自己谋取特权和私利，侵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中外历史上、现实生活中无数的事实反复说明，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权力很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
党政机关出现腐败现象，原因比较复杂，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关键要加强监督，发挥人民监督、社会监督和党组织的监督作用。
包括行政的、法律的、舆论的、社会的监督等等。
对党员干部来讲，很重要的是加强党的监督。
这对廉政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党内监督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是上级党组织、上级领导对下级党组织和下级干部的监督。
这就是要一级抓一级，把党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首先要经常了解下一级在这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做到警钟常鸣，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来处理。
再就是本身要作出榜样，做到一级带一级。
二是党委成员、领导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
班子内部要经常交流情况，交心通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过好组织生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当前，一部分领导班子内的组织生活不正常，开展不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些错误现象放任自流，遇到问题敷衍了事，调和折衷，或者“绕道走”，怕得罪人，搞一团和气，不敢坚持党的原则。
我们要克服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积极开展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清除思想上沾染的“灰尘”。
对于班子内出现的腐败现象，不能“官官相护”，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
三是党员群众、基层组织对上级的监督。
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参加基层的组织生活，听取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和批评。
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听到有什么意见要及时转告领导同志。
全体党员要增强监督意识，对违纪违法事件敢于监督。
各级组织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为党员和群众行使监督创造必要的条件，切实保证和支持监督。
党员依照党章的规定，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监督的权力，这不仅对廉政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也是建设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必须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要大力支持监督，自觉接受监督。
四是党的纪检部门的监督。
纪检部门是党内的监督部门，纪检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员廉洁奉公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前，纪检部门的任务繁重而艰苦，开展工作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在查处一些违纪案件时，往往有“投鼠忌器”的情况，感到棘手。
有的纪检干部产生了各种顾虑和畏难情绪，认为纪检工作“不好干、干不好、不干好”。
这就更需要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的负责同志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要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为他们撑腰壮胆，让他们在廉政建设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赵紫阳同志指出：
“我觉得从严治党也好，党的监督也好，都要围绕着保证党政机关廉洁这个关键来进行。”
怎样搞好监督，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推广。
但真正把监督制度化、经常化，还有待努力工作、继续探索。

专栏：
10年来，北京市丰台区副食品公司团委80个学雷锋小分队，坚持走街串巷，为居民点或医院病房送货上门。
瞧，小分队的送货车又出发了。
谭志生摄

专栏：
在监督机制尚未健全情况下，大连市政府制订措施
主动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
刘清敏
人大对政府实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如何使这些监督避免走过场，真正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
在我国目前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政府要自觉地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尊重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利。
一年来，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实实在在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创造条件。
公开政府工作供监督
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前提是要知情。
不了解政府的工作，甚至对政府有哪些机构，各自的职能是什么也不清楚，提出的批评、建议只能局限于身边的事情或一些表面现象，难以对政府工作进行实质有效的监督。
而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知情，就离不开政府的政务公开。
大连市政府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入手，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拓宽知情的渠道。
去年，他们由过去一年一次在人代会上报告政府工作，改为半年过后邀请在大连的200多位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到政府礼堂，向他们全面汇报市政府上半年的工作。
市政府和部门的领导经常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向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通报分管的工作。
除此以外，凡是市政府召开的常务会、现场办公会、专项工作会以及到基层检查工作，都邀请部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
到去年底，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有近千人次参加了市政府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写出批评、建议和提案800多件。
重大决策之前请监督
参与决策是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
如果政府把它仅仅看成是例行公事，缺乏听取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意见的诚意，往往就会由决策前协商变成决策后通知，使监督流于形式。
大连市政府规定，对涉及全市的大政方针和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必须认真听取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
去年，市政府邀请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物价工作，一位人民代表建议成立人民物价监察队，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不久，一支以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主体的，有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代表参加的200多人的人民物价监察队诞生了。
他们会同有关部门处理各种违价案件600多起，查出违价金额152．7万余元。
教育是近几年人们反映比较强烈、解决难度又比较大的问题，大连市政府去年下半年集中两个月时间，由市长主持召开了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教育战线和有关方面同志参加的30多个不同类型的座谈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制订出15项措施，使教育战线存在的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实践证明，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多数来自基层，最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和要求，有些人还是专家学者，在决策之前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可以避免工作的重大失误，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这是对政府工作有利的好事，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设立专门机构接受监督
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批评、建议和提案能否起作用，作用大小，同政府有无诚意接受监督直接相关。
如果有诚意，就会认真办理落实，使其发挥出改进推动政府工作的作用。
大连市政府于去年03月在办公厅内设立了提案处，专门负责办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批评、建议和提案，从组织上保证了这些批评、建议和提案的落实。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七上午，市政协提案处接到一位委员反映松树茧站拖欠蚕农茧款50万余元，近200名蚕农无法安排春节生活和春季生产的提案，立即打电话给市政府提案处。
1小时后，市政府提案处马上回话：
已向主管的副秘书长汇报，并责成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对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比较集中的蔬菜、煤气、交通等问题，大连市政府由市长直接召集有关委、办、局负责同志下基层现场办公解决，同时邀请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和监督，取得显著效果。
去年，大连市全年蔬菜上市量达到38．7万吨，秋菜供应量比上年增加5．3万吨，基本满足了市民的需要。

专栏：
青年热门话题
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引出的社会现象——
父母为子女走后门明显增多
潘璠
一般说来，大学生对政治、对祖国的命运前途有比较强烈的参与意识，理应是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加者。
但是，当对带有不少弊端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时，不少“骄子”却忧心忡忡。
一份统计调查表明，尽管多数大学生赞成改革分配制度，但几乎同时又认为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改革措施应该缓行。
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
时下的大气候，能使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起到兴利除弊的作用吗？
同许多招生招工相比，大学招生算是最公正的了，因为毕竟有一条不一定合理但对任何人都发生作用的死分数线卡着。
尽管如此，过线之后舍高取低的现象并不罕见。
对此，既难以防范，又不易追究。
然而，到了分配的时候，连这样一条“死线”也没了，合理、公正、平等乎？
既然入学有死分数线尚且不能机会均等，分配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了。
不包分配，双向选择，道理上是很好的。
但眼下社会风气不好，又没有监督机制，只要两厢情愿，谁也无可奈何，因此使分配“走后门”合法化。
既然分配工作是靠后台、关系解决的，学生真才实学也就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看学生父母的本事如何。
难怪有人说，上大学是考孩子，找工作是考家长。
退一步说，即使社会风气好了，目前一些领导者素质不高，不能量才用人，也使分配工作难以公平合理。
去年，在北京市召开的一个大学生毕业分配咨询会上，有些“骄子”就是因为“不拘小节”，而使用人单位“感到不快”，并在其名下打了“×”。
记得一位企业家曾表示：
“对求职的女大学生，我喜欢她们穿裙子，而不是牛仔裤。
有几个穿牛仔裤，我们都不要”。
一件衣服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这大概是那几位满怀期望的年轻女性始料不及的吧？
改革分配制度，本来是要给大学生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但目前的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却很难不导致新的不平等。
有“后门”有靠山，更无需努力学习；
没有的，则要使出浑身解数去拉关系找靠山了。
看来，此项改革要出台，还须作出更周密的配套规定，以遏制那些钻空子的人的“对策”。
　（作者单位：
北京市统计局）

专栏：
廉政不能留“特区”
新华社记者张百新尹建华王进业
1988年06月20日，山东省聊城地委书记王乐泉在全区1500名党政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为政清廉的报告，公布聊城地区廉政建设首先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吃喝风、滥用公车风和用公款送礼风入手。
然而以刹“三风”为发端的廉政建设，却把厂矿企业排斥在外。
几天后，一些厂长、经理纷纷来找王乐泉书记。
问：
“地委为什么只让党政机关廉洁从政，而把我们厂矿企业例外？”
答：
“我们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大气候还没优化的情况下，担心一搞廉政建设，会束缚企业的手脚，所以对企业留有余地。”
厂长、经理们既理解地委的用心，但同时指出，企业成了不搞廉政建设的“特区”，那些管人、管物、管企业的党政部门会以此为借口吃到我们头上，把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
厂长们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一些部门见企业留有口子，便打着经济交往的幌子到企业吃喝拿要。
地区建筑公司的一个饭店开会，前来“祝贺”的有工商、税务等等，就连地委机关党委的干部也成为座上宾。
“风起于青萍之末”。
鉴于此，地委便对廉政建设作了补充规定，宣布企业也不例外，同样要保持廉洁。
开始有人说，这么一搞会吓跑了“财神”。
还有的说，“生意经”少了请客送礼这一页就难念了。
8个月过去了，事实如何呢？
聊城棉纺织厂厂长吕绵基告诉记者，他空着手到大上海谈生意，回来带回一笔“两头在外”的大买卖。
棉纺厂去年利税700多万元，比上年翻一番，不是靠请客送礼，是靠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
据统计，去年下半年聊城地区企业“活动经费”比上年同期减少了75％以上。
聊城地区的实践说明，管不住企业，就管不住党政机关。
因为党政部门既管企业的人，又管财物。
王乐泉同志十分感慨地说：
“搞廉政建设，不能强调哪个方面特殊，要上下左右齐动手，一留‘特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就难以建立。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忧虑？
专栏：
青年热门话题
弃学办实业希望？
忧虑？
赵爱晶
父母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的事发生了。
弟弟寒假回来，突然向父母摊牌：
他要中途辍学，回家乡办石料厂。
眼看只剩一学期就要端上“铁饭碗”的弟弟，突然做出这一抉择，对于年龄已60开外的双亲来说，无异当头一棒！
母亲先是痴呆呆地傻了半晌，继而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规劝、数落。
不料，被数落急了的弟弟，又没深没浅地嘣出一句：
“你们权当我这三年半是白过了，不就想开了？”
父亲越发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望着身高马大的儿子，打又打不得，只好坐在那抽闷烟。
母亲见自己“回天无术”，又“搬”我上阵。
然而，我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打心眼儿里佩服弟弟这种勇于创业和拓展新生活的勇气。
另一方面，却又隐隐为弟弟的这一抉择惋惜和遗憾。
我没想到，弟弟的思想“滑坡”得竟这般快。
他是1985年09月才从县城考入北京钢铁学院的。
那时，他的思想纯洁得就像蔚蓝蔚蓝的天，他钟情的是双学位、研究生和出国深造……曾几何时，他的思想竟出现了这样大的落差？！
那晚，我打算和弟弟谈一谈。
谁知，弟弟还没待我“温火攻心”，倒先发制人了，他说：
“哥，你才工作了几年？
思想怎么就变得这样迂腐守旧。
你还记得吧？
《第3次浪潮》中讲：
人，只有找到最佳选择，才能真正实现自我。
眼下在咱们家乡上马的电厂，是国家‘八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仅投资就几千万元呢！
一破土动工，需要多少砖、灰、石、料，可咱们家乡最缺少的就是建筑产业。
我在学校学过企业管理，回家乡办个石料厂，于国于己都有利。
常言道，时不我待。
为什么这认准了的事不快去干，非要让我等着去领那张文凭纸？
难道有了文凭就等于有了真才实学？”
六弟语调激昂。
我却觉得，他把创业看得太容易了。
比如：
如何征地？
在哪建厂？
资金从何而来？
技术力量？
工人吃宿？
上下渠道……这些他都考虑好了吗？
还有，他是否想过扔了“铁饭碗”以后可能给他带来的种种后顾之忧？……我以一个过来者的口气，把这一个个问题给他摆出来，促他三思。
谁知，弟弟对我所提的问题，对答如流。
看来他是“蓄谋已久”了，他恳切地对我直言道：
“哥，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
我的个性就喜欢置之死地而后生。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风险，我却认为是一种创业的动力。
人各有志。
为什么后一辈就非得在老一辈已经踏平的路上走，而不是自己开辟一条新路前进呢？”
对弟弟的这一抉择，我很难简单地用错和对来判断。
改革的大潮给昔日宁静的校园里掀起的这种躁动和不平静，究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希望？
还是一种忧虑？
我说不清楚，但又很想得到答案。
（作者单位：
太原市太行仪表厂）

专栏：
摸实情　论实理　办实事
——涿州市委开展形势教育力戒图形式走过场
本报记者徐如俊
从京城乘火车出发，南行62公里，就是曾有“天下第一州”之称的河北省涿州市。
初春季节，形势教育在这个市全面铺开。
03月11日，300余名机关干部，在市委统一安排下，分赴各乡、镇、办事处和市直企业，到那里跟群众一起学习文件，进行对话。
市委书记范文斌说，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上来，不能单纯搞你讲我听，必须有一系列配套措施。
从去年10月开始，涿州市委根据河北省委、保定地委的安排部署，先后在下胡良、边各庄、南马乡和松林店镇进行了形势教育试点，通过不同乡、镇和不同层次的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群众对形势的看法，掌握了群众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这次全市开展形势教育，就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解决农民“五怨”、“三怕”
在甲秀路农贸市场，我见到一位卖蘑菇的妇女，40岁左右的年纪，她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但说起话来挺爽快。
“多少钱1斤？”
我见筐里只剩一二斤蘑菇，抓起一把向她提问。
“九角”。
她告诉我，利用10月至开春3月这段农闲，她家搭了个塑料大棚，栽了100多平方米的蘑菇，每天能采两大筐，有六七十斤重。
我想给她家算笔收入账，可她忙接过话头说：
“赚这几个钱算啥？”
她数落起钱不值钱的事来，滔滔不绝……
涿州市委注意从最基层群众的呼声和反映中，掌握人们对形势的认识。
他们组织市、乡干部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后，了解到农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比较集中的是“五怨”、“三怕”：
一怨生产资料、工业产品乱涨价，二怨粮食征购价格低，三怨肥水油电太紧缺，四怨罚款、摊派多，五怨基层干部作风差。
对农村深化改革，也有人心存疑虑：
怕适度规模经营收回土地，怕少数人乘机发财，多数人吃亏，怕治理整顿影响乡镇企业发展。
尽管这么多“怨”，那么多“怕”，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农民说几句，但一旦通过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把改革的方针、政策与他们见面，分析一下目前遇到的困难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的，用当地干部的话说，农民又会使你受到感动。
边各庄乡党委列了8个题目，组织党员干部到农民炕头上谈心、聊天，最后请他们逐一回答。
200份答卷收上来，除1人表示改革与不改革无所谓以外，199人都表示赞成和拥护改革，对物价上涨等困难，大多数也表示可以理解。
有位农民说，过去人粪马粪草木灰，全是农家有机肥，一亩地只用10来斤化肥就够了。
现在都图省工买化肥，一亩地用到100多斤，怎能不涨价？
有的农民说，紧缺物资涨点价也可以，但希望少涨一点，别那么快。
边各庄乡宁村有个57岁的农民叫何金虎，家有5个儿子1个闺女，以前他是村里有名的“蹓房檐”（借人家的房子住），先后蹓住过17家，后来靠村里救济盖起了5间房，但4个儿子只能盖一床被。
就这么几年的工夫，他家靠养猪、宰猪再加责任田，先后盖起5套房，大的四个儿子都已娶了媳妇。
何老汉谈到十年改革变化时说：
“要是以前那副穷样，我那儿子们都得打‘光棍’”。
党员干部是主要教育对象
从表面上看，组织干部到基层开展形势教育，教育对象是群众。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干部到基层去，用群众身边的事、个人经历，总结十年改革的成就，平等地同群众探讨、分析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干部本身也受到了教育。
市公安局通过形势教育，根据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改进基层派出所治安管理，从增加人民群众安全感等方面，进一步落实了从严治警的措施。
南马乡税务所所长提出“抽烟自己买，吃饭自己做”，坚持为政清廉。
市税务局局长告诉我，抽烟、吃饭说起来都是小事，但做好了很不容易。
你现在可以到南马去看一看，没有一名税务干部抽客户的烟，也没有一个人到个体户饭馆里吃饭。
这样，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党员干部对改革的认识，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所持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很大。
金丝挂毯厂在民意测验中有一位老工人反映，对于政府部门中的腐败现象，不光工人、农民有意见，各级干部也有自己的不满情绪。
他认为，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从我做起”。
在涿州采访时，我先后见到了松林店镇党委书记张玉成和边各庄乡党委书记陈炳辉，他们对形势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把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作为形势教育的主要对象。
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了，就有了凝聚力，群众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涿州市委提出，形势教育要摸清实际情况，说实实在在道理，办实实在在的事，以达到明理、消怨、鼓劲的目的。
他们利用市、乡党校，先后对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普遍进行了轮训，紧接着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民主评议干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去年底以来，全市对42名不合格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理，对156名基本不合格党员落实了专人帮教措施。
根据民主评议和组织考察，全市对128名干部的工作进行了调整，7人受到降职、免职处理。
这些措施与形势教育相配套，激发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感、紧迫感，一些乡、镇还主动开展了“干部形象”、“党员形象”的讨论。
目前，涿州市各级部门正从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着手，进一步改进工作。
今年，全市用于农业的投资将达到1000万元，其中市财政投资比重比去年增加50％以上。
市化肥厂扩建工程落实扩建后，将改变目前年产只有1万吨碳铵的状况，具备年产3万吨合成铵的能力。
全市55个单位的1365名科技人员，在市、乡、村形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421人同基层单位和个人签订了各种承包合同。
农业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很大程度地得到解决，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

专栏：
“汽车兵”训练场上
本报记者罗同松
徐州，淮海汽车司机训练基地。
佩戴陆军大校肩章的狄玉增邀我去参观。
这天，正逢一批学员进行毕业考核。
3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天空，只听马达声从教学大楼后边的停车场呼啸而来。
顷刻，大地烟尘滚滚，遮天蔽日，100台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上路。
走在最前面的那辆车行驶不远，便钻进了深坑，仅仅露出了车篷顶。
后边的车辆相继通过涉水路时，第1辆车已从高架桥上通过去了。
高架桥看上去有2米高，桥面是两根钢轨。
我对狄部长说：
“60年代军队搞大比武我见过汽车走钢轨的场面。”
狄玉增此时似在屏声息气，只是用带有胡茬子的下巴朝高架桥方向努了努，示意我认真看汽车走钢轨。
这回可是100辆车啊，一辆也不脱轨，我不禁暗暗叫绝。
汽车依次开上渡船，渡过河对岸，便进入战术模拟路行驶。
那战术模拟路，无非是弹坑呀，路障呀，泥泞路面呀，以及诸如搓衣板形状的路面等等。
车队通过这些道路，便进入山区。
22公里长的山区道路，备有各种坡道、弯道和窄道。
悬崖边有的路段，汽车要开倒车才能通过。
趁汽车队远去山区的时机，我和狄玉增攀谈起来。
我说：
“有气魄。
你们集团军舍得花血本！”
高个子后勤部长说：
“如今部队现代化程度高了，汽车兵多。
我们集团军里，平均6个成员中有1个汽车司机。
要是不经过严格训练，部队难以运动，搞不好还翻车撞人。
所以我们决定，莫不如投点资，搞个象样的训练基地，提高汽车司机的素质，战时开得动，平时少闯祸，这就叫既出战斗力，又出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
说话之间，那浩浩荡荡的车队绕回来，进入模拟市区道路行驶。
第1辆车驶得正欢，突然，路旁一所房子里，窜出一个穿花衣服的“小孩”，奔跑到了马路当中。
只听“嘎”地一声长嘶，汽车猛地刹住了！
与此同时，“小孩”停在了马路当间。
当汽车启动，准备从“孩子”身后继续前进时，谁知那“孩子”一阵犹豫之后，折转身子往回跑。
“啊呀！”
我不禁惊叫起来。
狄玉增却笑着说：
“那是模拟行人，全部电动，可以做出奔跑、慢行、摔倒、犹豫等动作。
过去对汽车司机进行综合技能考核，场地上插有许多长竿，让司机开车在竿行中穿行。
那样，考1个学员，得有11个人伺候。
今天，淮海汽车司机训练基地的综合训练场，也插着32根长竿，但场地上空无1人。
有位教员坐在几百米开外的教室里，看着电子计算机终端器的荧光屏。
学员驾车通过插竿区，其一举一动，都在教员眼前的荧光屏上显示出来，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台用在汽车司机综合技能考核的电子计算机。
这个汽车司机训练基地每期可以承训700名学员，还可以对各种车辆司机进行短训和考核，对车管人员、监理人员以及汽车修理工进行培训；
这里不但训练部队汽车兵，还已经承担了地方单位汽车司机培训任务。
这里有一支水平很高的教员队伍，凡是我国装备了的汽车，其驾驶员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训练。

专栏：
“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何新
五四精神的真谛
重大的纪念活动，往往同时是一种重新反思和叙述其意义的阐释活动。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对于五四精神的强调重点，常以当时时代政治热点的不同而不同。
50、60年代，我们强调的“五四”方向是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
70年代末开始，人们重新关注的则是五四精神中的启蒙与民主——“思想解放”。
80年代我们纪念“五四”，人们关注的似乎集中于这三点：
民主、科学，以及反封建。
但是，问题在于，对于这三点，我们今天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再作一番认真的反思！
自从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提出科学与民主，已经七十年了，为什么今天中国需要的还是科学与民主？
自从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鲁迅喊出推翻吃人的旧礼教，也已经七十年了，为什么今天还在呼吁：
“反封建”和批判中国的旧文化传统？
难道七十年来的中国历史，仅仅是在原地空转了一圈吗？
如果更深刻地辨析一下，我们会发现：
所谓“科学”、“民主”、“反封建”，这些似乎很正确的提法，其实又是很抽象的。
正因为其抽象，所以永远正确。
但也正是因为其抽象，人们可以对其赋予也许完全不同的涵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意义的估价，应当看这一事件最终结出了什么样的历史果实。
七十年后重看“五四”，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当时的先驱者们曾提出过什么任务。
还应当问，在由“五四”所带动的一系列后继的发展中，中国实际解决了哪些问题，没能解决哪些问题，又引发和遇到了哪些新的问题。
“五四”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
中国今天当然不能说还没有自己的“民主”和“科学”。
有人说，虽然有，但是程度还不够。
然而，怎样才能算“够”呢？
我以为，真正的问题也许在这里：
既然在“五四”先驱者所理解的意义上，中国已经突破、甚至粉碎了它的旧传统，既然中国已经具有和建立了某种形态的科学与民主（这是无疑的），既然中国早已走出了所谓“封建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现代化呢？
这个问题才是困境的真正所在。
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形态的重新塑造
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在自身似乎毫无准备的情势下，被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推入了世界洪流，不得不寻求变革和适应。
中国由此痛苦地进入了一个不断摸索、追求现代化道路的漫长过程。
如果从1840年算起，已近一百五十年了，中国却还挣扎、奋斗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
五四运动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重大的事件。
以我所见，“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诸点：
“五四”以前，精英分子追求中国变革的着眼点，曾分别集中在军事（“强兵”）、经济（“富国”）、技术与工业（实业救国）、政治等方面，由是发生洋务、戊戌、辛亥等改革和革命的运动。
但是，在这些运动先后失败的基础上，五四时期那些号称“新青年”的精英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把目光转移到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上来，从具体深入于抽象，从物质进入于精神。
由此提出了改造国民灵魂、国民意识和民族性格，以及国格与人格的问题。
“五四”以前，国人多着眼于从旧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大框架内求取社会中若干枝节的现代化（这就是所谓“中体西用”的深层含义）。
直到五四运动，才提出了文学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的口号，试图实现文化形态、社会制度的全面转变和改造。
这是一个深刻的飞跃。
但是，文化是一个很不容易确定的概念。
所谓“中国文化”，泛论之似乎不难理会，但细察之则实不然。
事实上，中国文化在不同时代呈现的形态和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
不同地域与民族也呈现很大差异。
所以，笼统地讲继承、否定或扬弃，均有简单化之嫌。
我以为，中国文化就自身标准看，曾经是相当成功的。
它是人类农业文明中极具有适应力、具备内部协调功能的一种高水平文化。
近代中国文化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作为一种农业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与西方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冲击和对比而现出落后、不协调，因而不能不提出“现代化”，即跨越自身构造一种中国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要求。
所以，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形态和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
在这种转变中，除了中国人的民族本体意识应当保持（不保持就没有凝聚力，国家、民族就难以存在）外，一切都可以扬弃、改造和重建。
社会的变革，往往是先整体（设计），后部分（具体）。
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的转变应该走在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前面。
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现代化运动。
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北伐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
而缺乏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变，却正是当代改革陷于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建立现代文化必须有根、有土壤
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都表明，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
西方先进的技术、实业、科学、社会形态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渊源。
它是从西方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希伯来传统的背景上，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思潮的背景上，自然而且必然地生发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
有人担心，新一代学者中有人提出，有必要冷静、深刻地反省“五四”，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精神，会导致对五四精神的否定。
实际上，“五四”的伟大何须辩护？
二十世纪中国的几乎整个历史，都笼罩在五四精神的深远影响之中。
当我们在70年代末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水平和意义上，不自觉地回归到一个前于五四时期的问题——“体”与“用”的问题。
因为我们曾试图在现代已构建定型的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即整体文化背景（是谓“体”）基本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自外向内地移植四种有用的要素：
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军事技术、现代科学（是谓“用”）。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事情就变得愈来愈明显，在不变革某些“体”的条件下，现代化与旧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发生了愈来愈深刻的冲突。
由此再度发生了重新启蒙，即反对蒙昧主义的需要——当时我们称之为思想解放。
而正是在思想解放深化的基础上，新一代人再次意识到“五四”的精神：
现代化不是简单的体用问题，现代化必须有根、有土壤。
这根与土壤应当出现在中国社会文化形态重新整合与塑造的过程中。
于是，80年代似乎又回现了“五四”的时代。
历史的确是螺旋式地发展的。
就这一意义论，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热，的确可以认为是五四精神的直接接力和继续。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令人感到惶惑。
如果今天我们仍然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弹七十年前的老调，那么这只能表明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的贫乏和无能。
我们应该说，“五四”是伟大的！
但是我们必须超越“五四”。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五四”先驱者留给后人而至今尚未完成的伟大历史使命：
让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激进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
五四运动的特征之一，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
但是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对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提出质疑。
世界上那些已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经济、政治、文化获得持久、连续、稳定的发展。
还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社会不断发生动乱（尽管往往以“革命”的名义发生）而实现了现代化的。
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中，我们倒看到这样的规律：
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愈是呈现断裂而缺少连续性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就愈是困难和曲折。
相反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和平演变、改良性渐进的模式保持连续而比较稳定发展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所受苦难较小，成就却比较显著。
例如：
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以及北欧诸国，都是例证。
过去人们讲，只有激进的暴力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
历史事实对这个命题的普遍适用性提出了挑战。
以历史、文化背景极为相似的英国和法国来看，过去人们总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而法国则爆发了1789年的大革命，又发生过1848、1871年的革命，其间还有政治上王朝复辟与反复辟的多次交替，社会动乱指数明显地高于英国。
但是，就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增长而言，英国曾长期领先于法国。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表明，社会稳定、经济政治保持非断裂的连续发展，比跃进式的突变式发展更有效益。
最近二百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统计模型表明：
社会动乱的频率与激进程度，同其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呈现反比例的关系。
这里似乎有一个历史规律。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各国中，以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频率最高、最密集，这当然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
其结果是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滞缓。
一百多年以来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
这种情绪来自一百年来由于落后而造成的民族自卑感。
但结果是，社会的心理、政治系统极不稳定，经济得不到稳定连续的发展，文化成果难以积累。
大量的人才、精英和物质财富在社会动乱中白白消耗、牺牲。
这就是虽然具有最激进的意识形态，虽然有社会表层政治、经济发展的迅速跃进，但社会的真正进步却甚为缓慢的原因。
因此，反省历史，摆脱意识和政治形态中的激进主义，连接已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从我们民族的自身传统中，有根基地培育和生长出现代文化，是今天超越“五四”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动社会成员的自身动力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尽管困难重重，曲折不断，但仍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历史走向。
它由文艺解冻、思想启蒙发轫，其后转入经济改革；
由早期的政策转变深化为体制改造，同时由经济渗入政治，扩及于文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五四”迄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过于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因素和技术因素，却往往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关于人的重新塑造的问题。
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解放问题。
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实质首先是将人从中世纪那种封建依附制度和等级身份制度中解放出来，使知识分子能够自由思想，平民能够自由创造，从而使人的聪明才智和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
一般来说，现代社会能够从其成员自身，获得无限发展的积极动力和活力。
文艺复兴以后，我们在西方社会中明显地看到，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同时也在社会几乎所有阶层中，个人创造力和主动精神获得了无比的增强。
这种保证个别社会成员享有施展创造性机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是许多国家现代化成功的主要秘密之一，却是至今被我们在追求现代化时所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实际上，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应当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最充分的可能。
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只有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才获得真正充分的实现。
因为人的解放程度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是成正比例的。
无庸讳言，直到今日，中国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仍然缺乏一个有利于精英文化发展的环境。
无数英才或者由于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培养，或者是崭露头角后得不到发展的充分机会，而被困锁、扼制在襁褓和摇篮中。
这个问题在改革正在日益深化的今天，已有必要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改革应当从以往过于偏重物质方面的因素，转移到更加重视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因素。
我们应当思考如何革除那些抑制、挫伤人的发明创造力和主动性的不良制度，创造一种有利于发挥社会中个人主动和首创精神的社会环境。
重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五十年内获得自己的文化复兴。
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国魂”。
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于中华民族和本体文化——确信它可以从自身的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
另一方面，所谓复兴当然并非意味着复古。
复兴本身就应当意味着革新。
但是，我们决不能再倡导任何具有激进、非理性特征的“文化革命”。
文化更新首先意味着建设、创造，在文化积累基础上的持续发展。
我不同意“不破不立”。
在文化上，立的价值高于破。
与其只说一种文化怎样不好，莫如探索怎样才能使之转变为好。
今天，中国人有必要回溯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
需要立足于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寻求向现代文化作创造性转化的契机和条件。
“五四”提出了批孔、反儒、摧毁封建旧文化的任务。
这一任务在后来得到了相当彻底的实现。
如果以今天的中国，与东方那些曾共同接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南朝鲜、台湾地区、新加坡等相比，可以说我们已比任何人更远离于这一传统。
相形之下，今天的中国早已是在表层文化的意义上，最疏远于儒家传统的一个民族了。
究竟孰得孰失，这个问题却似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彻底地反叛传统并不等于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国家或地区近年来发展很快的现象，那么我们就的确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全盘否定，其与现代文明不能并存”这一激进命题表示强烈的质疑。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是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复兴为旗帜的，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在今天，我们同样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
我们必须重新估计我们文明的价值，塑造我们民族新的灵魂。
这种塑造，同时也应当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
要在这种阐释中，重建现代中国人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严感和自信心。
世界历史表明，各国现代化运动（“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也如此），往往起源于文化运动，而其基础则是经济政治的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现代观念而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文明。
同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也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在社会安定和思想文化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前提下，我们将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化在下一世纪得到全面的振兴。

专栏：
喜读《〈资本论〉辞典》
苏星
新春伊始，我收到宋涛同志主编的《〈资本论〉辞典》。
这是我国编辑出版的第1部《资本论》辞书，值得经济学界和出版界为之庆贺。
这部辞典，共收辞条1632条，包括《资本论》及其手稿所涉及的范畴、概念，学派、学说、人名、著作和其他方面的释文；
并附有《资本论》手稿简介、恩格斯与《资本论》、《资本论》版本、《资本论》年表等系统的历史文献资料。
编写这部辞典的，有266位素有研究的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是终身致力于《资本论》研究、蜚声中外的专家。
他们辛勤耕耘，六易寒暑，结此硕果，诚非易事。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巨著，光照环宇。
现在还很少找到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具有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在改变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出如此震天撼地的理论力量。
《资本论》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就在为《民主周报》所写的书评中说：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3页）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恩格斯的评论是有远见的。
《资本论》刚问世，资产阶级已预感到它的威力，开始企图用“沉默”把它置于死地，但是，失败了。
后来，又对其进行围攻和诋毁，有的统治者甚至把它列为禁书，也无济于事。
相反地，它却像燧石一样，越受打击，越光灿夺目。
如今，某些尊重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承认这部科学著作的理论价值了。
60年代，奥地利的《未来》杂志这样写道：
“这部著作尽管发表很久了，它不仅没有被遗忘、没有被埋葬，相反，今天，它闻名于全世界，并比任何时候都有生命力。
这对于科学书籍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评价，完全符合实际。
中国人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上解放的道路的。
俄国10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首次在我国撰文宣传《资本论》的基本思想。
3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多种译本。
1938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政治条件十分恶劣、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1、二、三卷。
郭、王准备十年，伏案三载，完成此宏伟工程，劳苦功高，诚不在禹下。
从此，这部巨著不断再版（有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实为《资本论》的缩本），影响日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资本论》是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必要对它进行钻研呢？
我认为，十分必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致力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资本论》恰恰是最深刻、最全面论述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著作。
本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就是通过研究商品经济及其发展规律奠定自己的基础的。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最高成就，是创立了劳动价值论。
但是，他们对这一理论的论证是不彻底的。
马克思继承了他们的优秀成果，批判地证明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
探讨了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解开了货币之谜，才把劳动价值论置于不可动摇的基础上。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以劳动价值论贯彻始终的。
离开劳动价值论，也就不可能发现剩余价值规律。
《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所阐明的经济规律，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吗？
这要具体分析。
商品经济有共同规律，比如价值规律，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又有其特殊规律，比如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就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但是，如果抽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即剩余产品）的分析，特别是作为它的转化形式的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也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21年，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所说“在资本实行统治的条件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
在无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下，生产是为抵销社会需要进行的生产”一段话，作过如下评论：
“没有成功。
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
应该说：
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
（列宁：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第41—42页）在这里，列宁告诉我们，只要分清生产关系，《资本论》所阐明的一些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可以使用。
是的，马克思明确说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将不存在商品和货币。
但是，作为辩证唯物论者，他并没有把这一论断绝对化，在他的著作中还留下了若干供后人进一步探索的思路。
在马克思逝世的前两年，他写过一篇题为《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声明，他研究价值时，涉及的是资产阶级关系，并没有涉及到“社会国家”（实际是指社会主义社会）。
他假定，如果由于歉收，粮食的价格超过价值的话，那么“社会国家”超过的程度肯定会小于粮食囤积商（实际指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国家’事先就这样来组织生产，使年粮食供应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受收成好坏的影响。
生产量、供应和需求得到合理的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3页）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计划和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相容的。
评介《〈资本论〉辞典》，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大篇似乎与辞典无关的话呢？
我的用意是，提倡有更多的人读《资本论》，而且要读原著。
《资本论》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需不断从中汲取力量。
这样辞典才有用武之地。
最后，我很钦佩山东人民出版社热心出版学术著作的精神。
从1983年以来，他们求师访贤，到处奔波，组织大批专家，为出版《〈资本论〉研究丛书》劳心费力，终于取得一批成果。
《〈资本论〉辞典》装帧大方，印刷精致，也反映了出版社同志的认真态度。

专栏：
《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
戴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集中反映了一些专家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旨在启发求异思维，推动科学决策。
内容包括：
三峡工程十大争议概述，周培源、十位全国政协委员致中央领导部门的意见和建议，首都新闻单位10个记者与李锐、林华、周培源、孙越崎、乔培新、彭德、王兴让、陆钦侃、侯学煜、罗西北、陈明绍、田方、林发堂等学者专家的访谈录，以及千家驹、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对三峡工程的见识。
贵州人民出版社对这本书以最快的速度出版，经费由百余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解囊集资。

专栏：
小型国际问题资料库
郭宣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
我国人民对世界事务的视野大为扩展，研究和了解国际问题的兴趣也大为增加，并进而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人们在国内或国外同外国人士接触交往或者分析利用从国外获得的各种信息时，都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世界、地区和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以近年来我国各种新闻媒介传播的国际新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国际事务纷繁复杂，涉及面极为广泛。
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其发生的时间、过程、数据等等难以准确记忆，而须求助于有关资料。
一般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也为难以得到系统的资料而苦恼。
在这方面，1986年出版的《国际时事百科》（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人民日报国际部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它是我国唯一的一种介绍各年中重大国际问题和事件为主的工具书，按地区和问题向读者提供有关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军事、国际文化、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条约、国际冲突和纠纷、国际科技、国际体育以及社会、宗教和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情况、数据、背景等资料。
对于从事外交、外贸、外经、外事、国际旅游等涉外工作人员，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中央和省市各级新闻媒介机构中从事国际新闻编辑采访工作的人员，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和时事教育的党政工作者，以及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这本书不啻是一座小型的资料库。
因此它的第1集出版以后得到广泛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
据悉，《国际时事百科》第2集已经编写完毕，并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征订工作已经开始。
这一集包含从1985年到1988年这一段时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本书对了解形势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专栏：
巴比松画乡情
杨兆麟
从巴黎市东南郊的法国王家宫苑枫丹白露乘汽车向西北行驶，穿过葱翠、繁茂的大森林，到达林边一个普通的村庄——巴比松。
这里没有堂皇富丽的王宫、府邸，却是一个旅游胜地，尤其为各国的画家和艺术爱好者们所向往，因为这里是法国“巴比松画派”的诞生地，以它在世界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清新、优雅的风貌而独具魅力。
19世纪中叶，巴黎弥漫着波旁王朝末期的腐败、没落的政治空气，画坛则被僵守古典教条的学院派所统治，一些画家感到压抑和厌倦，常常离开喧闹的市区，到巴比松来写生或者移居村中，以枫丹白露森林的旖旎风光和淳朴的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寄托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
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风光不再只是人物的背景，而是描绘的主要对象，他们开拓了法国现实主义风景画的道路，并且启发和诱导了印象画派的创作风格。
沿着弯弯的石块铺砌的道路走去，街边有几家饭店、杂货铺，唯独那几间画室是在别的村庄看不到的。
一座砖石结构的二层楼，门端横悬一块木牌，白底黑字：
戈纳老爹饭店。
米勒、雅克、卢梭、柯罗、迪阿兹等画家经常在这里聚会谈艺，有的曾住在这里，门旁挂着米勒的名作《晚祷》。
这家饭店未加修饰，仍然保持着它100多年前的古旧面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龙钟“老爹”，只是早已不营业了。
楼下是巴比松画派博物馆，展出他们在巴比松创作的许多名画，像柯罗的《孟特芳丹的回忆》和《池塘》，卢梭的《枫丹白露森林路口和日落》，迪阿兹的《枫丹白露的森林》，米勒的《播种者》、《拾穗》、《扶锄的人》、《牧羊女》等。
不大的展室里挤满了参观的人们，却悄无声息，都好像在默读一首首有着浓郁抒情意味的田园诗。
村子中间有二层小楼，是巴比松画派创始人之一卢梭1847年租用的一家农舍，他在这里创作、生活了整整20个春秋，直到1867年逝世，以后改为他的绘画博物馆，屋旁一条小巷取名卢梭街。
走不多远，眼前闪现一片艳红，犹如瑰丽的朝霞，那是一座爬满了枫叶的农舍。
墙上的一块牌子标明：
米勒1849年到1875年的住所，是租用农民的谷仓。
他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生活清贫，在这里一面耕种、一面创作。
他对农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欧洲美术史上第1个以“泥土上的英雄”作为绘画的主人，根本改变了帝王贵族、上流社会、宗教故事占有画面的传统。
从米勒故居和博物馆可以看到村外的枫丹白露森林。
出了村口，我缓步走上起伏的丘陵，踏着金灿灿的落叶，脚下沙沙作响，树上不时掉下几颗橡实和松塔。
山坡上散落着一些厚墩墩的岩石，迎面的一块上，横嵌着长方形的青铜浮雕：
卢梭和米勒这一对挚友的侧面头像，他们并肩凝望着翁郁的大森林。
他们的贡献不仅限于绘画方面，我发现旁边的一块岩石上刻着几行字：
1853年卢梭、米勒等在巴比松居住的艺术家们，向政府申请保护枫丹白露的艺术资源。
一时形成了保护大自然的社会风尚，据说，如今在全世界广为发展的环境保护运动即导源于此。
我坐在岩石下面小憩片刻，周围的山林草野多么恬静、多么深邃啊。
大自然给予艺术家们无尽的创作灵感，艺术家们又成为大自然的热心保护者。
于是，越来越多的画家到这里来写生，包括继之发展起来的法国印象画派的莫奈、西斯莱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日本等国的画家。
这个林边村庄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陶冶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代“巴比松”画风。

专栏：
海阔天空
未雨而绸缪
王士芳
21世纪行将来临，这将是一个信息化和高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
谁跟不上趟，到时候，不仅落后国家，就连发达国家，也难以占有立锥之地。
于是，“宜未雨而绸缪”，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围绕教育问题各自采取应变措施。
美国有人力主马上“从三四岁的娃娃教育抓起”，以使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舞台上保持优势。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强调：
如果不制定长期规划和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工作进行大量投资，那末在未来岁月中，美国将因缺乏合格工人而无法在世界经济中保持竞争地位。
难怪布什总统表示要当“教育总统”。
他说：
“当我展望未来时，我认为只有教育才是答案”。
法国密特朗总统在去年竞选总统时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也宣称：
将来，国力更多地是依靠智力而不是财力，所以，教育必须置于头等领先的地位，1989年教育经费仍提高3％，占政府预算的18％。
以“教育立国”的日本，现在正深入开展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3次教育改革。
竹下登首相在施政演说中强调：
“推进教育改革是必须全力以赴的国政。”
其他国家如苏联、西德、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在或即将进行教育改革。
可见，任何国家要在21世纪的辉煌殿堂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必先固教育之本。
其实，从200年前瓦特发明蒸气机引起工业革命到进入现代的核能、电子时代，人类社会的每次跃进，又何尝离得开教育的作用。
这一点，反映在美日两国身上最为明显。
约一个世纪前，大不列颠帝国号称“日不落国”，称雄世界，不可一世。
曾几何时，英帝国的霸主地位最终被其原在美洲的殖民地美国取而代之。
究其因，美国在以教育为基础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方面超过了英国。
而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历时半个多世纪，从封建落后的农业国进化为现代工业强国；
战败后，又从废墟瓦砾上创造出20世纪的经济奇迹，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原因何在？
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答得好：
“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
毋庸讳言，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预算中皆居要位，特别是美日两国更为突出。
然而，为了迎接21世纪，尽力保住并发扬各自的优势，美日两国不以此为满足，尤其是美国，迫于日本近年来在科技和经济两方面咄咄逼人的攻势，视教育改革为当务之急，于最近宣布一项50年代以来最宏伟的名为“2061教改计划”，以彻底改变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传统的教学体制和方法，培养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劳动力。
而日本则认为“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使命已基本结束”，现在要迈向“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
所以，日本政府在1988年的教育白皮书中强调：
“今后教改的基本观点是设法向终身学习体制过渡”，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21世纪奠定基础。
不难想象，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文明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专栏：
民主德国的职业教育
本报记者许宏治
民德的职业教育建立在10年制义务教育基础之上。
所有青少年都有权利和义务上10年制综合技术学校。
学生开始学习基础技能，并到企业实习，为将来进职业学校打下一定基础。
10年制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进高级中学学习两年，毕业后经一年实践锻炼，即取得上大学的资格，另一部分进专科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即可参加工作，也有机会上大学。
绝大部分10年制学校毕业生进各种职业学校学习。
职业学校分为两种，少数是三年制，毕业后取得证书，也就取得了上大学的资格，不上大学者便成为技术工人。
大部分职业学校是两年制，学生毕业后即参加工作，也可进专科学校。
目前，民德全国共有955所职业学校，本学年在校学生共39．2万人，其中1988年入学新生为17．5万。
国家每月发给学生少量津贴。
职业学校大部分由企业主办，学生毕业前与企业签订合同，毕业后即可在本企业就业。
小部分是地方政府主办的公共职业学校，专为无力办学的小企业培养职工。
职业教育内容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
理论课讲授各种职业需要的理论知识，如生产经济学、自动化基础等。
实践课又分为基础实践和专业实践。
基础实践课包括所选职业必需的基础技能，有专门的课室、实习工场、实验室和各种操作练习设备供学生使用。
专业实践课学习实际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包括有目的地培养在成套生产条件下及未来具体工作岗位上所需的专门技能。
在时间分配上，理论与实践之比约为3∶7，基础实践与专业实践之比为1∶1。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向全面集约化过渡的新形势，民主德国制定了新的职业教育纲领，要求在1986—1990年期间得到贯彻。
目前，民德各类职业学校共有300种职业可供选择，学生在毕业前即已选定职业。
全国城乡成立了职业咨询中心，通过咨询中心的工作，85％年青人的第一志愿可得到满足。
劳动者职业素质好，普遍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已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
（附图片）
图为民主德国青年学生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进行生产实习。

专栏：
外国文教
“甲壳虫”歌手今何在？
曹玉如
25年前，4名20岁刚出头的英国歌手乘飞机来到纽约。
这个名为“甲壳虫”乐队的成员是保罗·麦卡特尼、约翰·列农、乔治·哈里森和里戈·斯塔尔。
就是这4位刘海盈额、身着爱德华七世的服装的青年，掀起了一股社会风潮，改变了美国的通俗音乐，丰富了美国人的语汇。
他们的发式和衣着，改变了西方青年的风貌。
其影响之广甚至在一些中国青年的身上也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甲壳虫音乐节奏感极强，以黑人布鲁斯摇滚乐为基础。
歌手们把忧虑、惊恐和兴奋的情绪融入旋律，与当时美国青年的情绪一拍即和。
这个乐队于1956年组成，1960年在利物浦俱乐部首次以甲壳虫队为名进行演出，成名作品有《请爱我》、《请给我快乐》等。
1966年后乐队停止公开演出。
1967年录制的唱片《胡椒中士》在发行的头3个月里就出售了近300万张。
他们参加摄制的影片《忙乱了一天后的夜晚》第1周就创下160万美元票房收入。
在录制了《胡椒中士》之后不久，乐队经纪人布赖恩·爱泼斯坦去世，乐队失去核心。
1970年底乐队瓦解。
现在这4个人中，列农已过早夭折，他是1980年12月08日在纽约住所外被一名崇拜者开枪打死的。
哈里森现同第2个妻子奥立维尔及9岁的儿子达里住在英国西部某市一座哥特式大厦里。
他离开舞台近20年，1987年07月在威姆布莱剧场举行了15年来的首场个人音乐独唱会，并录制了《让你记住我》，该唱片在美国1988年畅销唱片名单中居于榜首。
他现在担任英国一家独立制片厂的负责人。
斯塔尔现在住在英国南部某地一座与世隔绝的别墅里。
他是该乐队里第1位当上祖父的人。
保罗正在录制一个唱片集，唱片集将于年内发行。
他的发言人说，他正在考虑今年如何纪念乐队成名25周年。
（附图片）

专栏：
争春
杜运燮
谁都那么急急忙忙
想尽快多喝点春雨春风
坦然裸露着各自的追求
挤来挤去，在丛绿中
争把枝条伸到明显处
用最水灵的花朵吸引
指指点点的爱挑剔的行人
河水对气流转暖最敏感
早已抢先解冻
一轮又一轮
滔滔不绝地畅说
春天的语言
遇见挡路的石头
还飞溅起耀眼的争议水花
推推拉拉着一个劲儿向前奔
机灵的年轻鸟群
也早就争先飞上高空
各恋上一片云，在转圈
情侣和诗人们
睁着像是第1次睁开的眼睛
灵感最多，话也最多
最清高的，最胆小的
也忽然都萌发了竞争心
一颗颗心都装着扑腾的希望
倚窗远眺
激动地谈论新观念，新突破
想去海边，见识大洋的广阔神奇
那个阴暗的世界也格外活跃
枯叶下的黑湿泥土
孕育可爱的新生命
也孕育罪恶的尖嘴
吮吸春风春雨
争先策划新的流行病
但春的生命力专注于竞争
新获得的丰沛活力
就喜爱展销会般的闹哄哄
　1989年春

专栏：
写在古驿站遗址
（外一章）
文乾义
那荒原上矮矮的木刻楞站房，那炊烟缠绕的木刻楞站房，早已坍掉了。
朝着天空的方向，坍成如今这一丛瑟瑟黄蒿，摇曳沙哑的阳光。
读这阙荡着马蹄余音的断章，平平仄，平平仄仄，我目光幻化作筝弦，弹出悠悠古歌的悲怆。
不曾见那骇人的大烟炮一掌击毁站房的情态，据说一个邮驿刚刚策马踏上雪程，站房就坍毁于迷茫的空白里，引流放的才子们呼出带血的诗行……而今，我无法追忆那站房变作泥土的经历，眼前躺一截布满苔藓的拴马青石，如沙场壮士的一截断臂，叫我痛苦地思量。
那站房延伸出来的邮驿之路啊，那冰渍累累起伏的邮驿之路啊，如今正延伸至我的脚下，弯弯曲曲，雪程依然漫长……
雪野，脚步纷纷
一封地址模糊的信，如一只淡紫色的鸽子，飞越海峡的波峰浪谷，扑楞楞迷失于雪野的晨曦，零下40度的寒潮里，顿时生长出焦渴的悬念，旗帜般在绿衣人心头升起！
这急切切的问询该叩开那一扇小窗？
哪一张彩色屏幕该漾出流泪的欣喜？
这沉甸甸的思念该落脚于谁的心扉？
哪一盏酒杯该盛下这浓烈的离愁别绪？
于是脚步纷纷，敲响大路小路之弦，村落与村落之间缩短了距离。
肩负绿色使命的人们，趟冻僵的阳光寻觅。
汗珠发芽儿了，旋即凝固在毛孔里。
寒风之刻刀，雕出眼角的象形文字。
记不清有多少次置身于这样的悬念之中了，也记不起多少次为悬念加上了完满的注释。
注定一辈子和悬念结下缘分，这一次注定又是解谜。
脚步之网，于一片又一片失望的地域捕捞，即使捕不到，也带着希望撒出去……

专栏：
诗画配
愿您的孩子幸福成长
洪枫配诗情，01日播种爱，一辈子负担只为这颗金苹果一代代合掌，祈祷上苍将爱心托付吧那片遮风挡雨的树林该放一放手传统会变得轻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供画稿）（附图片）

专栏：
暮色中的山茶
李志
天渐渐黑下来，四城的轮渡还未见影子。
站在沙滩上等得不耐烦的我们，眼睛开始向四下里搜寻，免得怨气溢出。
果然看到不远处有个女孩，站在水里洗菜。
一副菜挑子放在近旁。
暮色里隐约觉得挑子里还有一棵什么。
“这是你卖剩下的菜？”
我搭讪着。
这周围住的都是郊区的菜农，估计她也是刚从城里卖菜回来的。
“啊？
不。”
女孩侧过头来不经意地看了我们一眼，没有停下洗菜的动作。
“买的。”
“买的？
你不是刚卖菜吗？
有菜卖怎么还要买？”
女孩笑了，“品种不同。”
回答得很简洁。
当然我们也明白了，大家都附和地笑了笑。
她正洗着的是长着深绿色小叶子的菜，俗称西洋菜，学名不知叫什么。
这种菜味道复杂，不少人喜欢。
“还买了什么呢？”
轮渡尚未有踪影，有的是时间，继续扯扯也无妨。
我指了指菜担。
“茶花！”
“茶花？”
女孩的回答不知怎么使得我们几个都触动了一下，注意力不由全集中到菜担那儿。
果然是一盆一尺余高的茶花。
肥肥团团的叶子托起一朵粉色的花。
由于天色已暗，难以分辨这花的颜色是淡黄还是粉红。
“多少钱？”
“20元。”
“那你卖菜收入多少？”
“今天10元左右。”
女孩的衣装很朴素。
洗菜的姿态既朴实又优美，丝毫没有矫揉做作的意味。
这着实使我们吃惊。
20块一盆花，一个农村卖菜的女孩子，两者似乎难扯到一块。
“这么贵你也舍得？”
这话说出口了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幸亏那女孩并不介意。
“喜欢就买。
茶花从云南来，运费也值了。”
没想到她还知道得不少。
我俯下身，又仔细看看那棵山茶花。
苍茫的暮霭中只见这花微微张开重重叠叠的花瓣，似笑非笑，也许因为远途而归，略显疲劳，微低着头。
我见过的茶花不少，却说不上这是什么品种，鱼血红？
四面锦？
玫瑰茶？
不，不，能够使一个农家姑娘倾囊而购的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我见过一个脏乱的农家赫然而挂的一对茶晶镂花壁灯，与周围极不协调，我知道在农村显示富贵的习惯绝不是这种东西。
回答我的疑问又是：
“喜欢。”
啊，喜欢。
女孩走了，渐渐远了，茶花含笑，一切都模糊了，没入了难以捉摸的夜色之中。

专栏：
破冰时节说春
叶延滨
四川的春是悄悄来的。
没有江河破冰，没有原野融雪，更没有挂满冰凌柱的屋檐滴哒滴哒落下水珠的诗意。
只是常常密布的浓厚云层渐渐稀疏，恢复了生机的阳光常拨开云隙，而那些尚未消褪的冬云又不时飘洒淅沥冷雨。
乍暖还寒，阴晴无信，这是多云多雾的盆地春季的特色。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只是诗人的春意，难怪诗人用此来形容严冬的雪景；
大概因为对冬的一种恨其漫长的心情，文人墨客总把春尽量美化：
莺飞草长，江碧天净，花红柳绿，其情融融。
从冬到春果真是一夜间天地焕然一新，如此潇洒浪漫么？
其实不然。
一切得之太易，反而不解春的可爱之处。
试想，从漫长的严冬中让冰封的世界复苏，让万物重新获得生机，这该是多么艰巨的“工程”——多么巨大的变革啊！
我想起曾经在黄河滩上看到的破冰时节的春……
一片苍茫的高原，严冬匆匆撤退，在阴坡和河谷还残留着皑皑白雪。
重新露面的黄土上还没有绿色的点染，风依旧刺脸，只是黄河上的坚冰已经崩裂，在我们眼前展现一条遍体创伤、杂乱无序、布满冰块和浊黄水流的河床。
船在岸上观望。
阳光对于黄河也显得太柔弱。
我感到黄河的挣扎与痛苦。
没有涛声，只有冰排撞击的轰响，只有冰块迸裂的声音，而在冰块下的水流沉默地缓缓负载着严冬留下的沉重负担，静静地流……
我站在岸上，内心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敬意。
春天唤醒了这条大河，然而从严冬的禁锢走向奔腾，不是一阵春风几声雁啼就可以完成的。
涌动的河流之躯要承担巨大的破冰期的阵痛，承担冬天留下的重负，要用它自己的挣扎和流淌之力把这些残存的巨大冰排冰块带走。
这就是江河的生命在春天的复苏——在变革中解放自己。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春意——
旧有的冰块封固的秩序被破坏了，不肯离去的冰块和向往大海的河水互相角逐，冰块撞击彼此倾压，混浊的流水迫使冰块断裂错位，混乱中挣扎的水流聚集力量，蜕变中相互靠拢的冰块据守着地盘，一切在缓慢而坚定地进行，时动时停，渐渐地流水显得湍急有力，渐渐地冰块被撞碎被吞没被带向远方……
我认为这是春的最好注释。
春乃一种变革，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代替僵化禁锢的力量。
在这种力量的角逐、较量之中，变革的过程就是充满了混乱，错位，冲撞，挣扎，对抗，聚合，崩裂……这样一个痛苦的缓慢发展的蜕变进程。
冰冻三尺非01日之寒，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格局要得到改变，也不是几缕柳条中的春风就可以实现的，大河破冰期的壮观给我以启示。
春天是美好的，它给一切生命以希望和未来。
然而，大至江河挣脱冰层的禁锢，小至种籽顶破坚实的果壳，不都伴随着破裂的痛苦吗？
那么当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又一次迎来自己的春天，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革事业的时候，面对“破冰时节”那些冲撞，矛盾，痛苦和蜕变中的混乱和丑恶，我们能够退回去吗？
我们难道可以诅咒春天么？
既然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那么春天的到来谁又能拒绝呢？
只是那种被文人墨客过于浪漫化的春意还是少一点好，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乍暖还寒，阴晴无信，风雨交加之中走过春天泥泞的道路……
1989年惊蛰日作

专栏：
品书札记
笔名研究的价值
贾植芳
笔名的来历，说来话长，我国古人称之为“别号”，据说始于周秦之际。
但称为“笔名”，据我的推测，大约是来源于西文的Ｐｅｎ　Ｎａｍｅ的译名，那就应该是清末海禁洞开之后，西风东渐的结果。
因为随着新式印刷出版事业的出现，杂志报章的兴起，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产生了真正以卖文为生的职业文人。
因此，它应该既是我国传统的“别号”的一种新式继承，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新产物。
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因此，凡俗谣俳文、戏剧小说一类文学作品，都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受到冷遇，这就是这类作品的作者，大都署用别名的根本原因。
但从历史上考察起来，中国文人使用别名别号，大抵又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中国传统文人，往往以风雅自命，以不求闻达为高尚，因此，别号就成为一种自我标榜的旗号；
其二是，因其不容于时世，郁郁不得志，因此假言托喻，藉以明志见性。
但这种文化现象，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一个必须解开的难题。
因为要了解其文必须知道其人，所以我们古人也编有《别号录》、《异号类编》一类的书，为解决这个亘古以来就有的难题，而提供资料或线索。
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在激变中前进的国家，政治思想斗争特别剧烈，而旧中国的各代统治者，神经又特别脆弱。
因此，作者用笔名发表作品，情况就特别复杂。
除了传统的风雅自况或顾影自怜的旧式文人，在作品本质上成为商品的社会环境下，有些如马克思所讽喻的“三个便士式的文人”，为了招徕顾客，也用争奇斗妍的笔名招摇上市，以取悦于读者。
从近现代中国作者使用笔名的主流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那些革命的进步的忧国忧民的作者，为了逃避当权者的迫害，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常常使用笔名，并且名目多变，换易频繁，鲁迅先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其次是混迹于文场的敌探文特，以及那些流氓式的文人，我们通称之为“文痞”的，也常用花样百出的笔名出现。
总之，作者用笔名写作，情况虽然有千差万别，各有其需要或苦衷，但都是为了隐蔽自己，所以才化装上场，而这个使用目的却是一致的。
因之，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给读者和研究家提供方便，必须揭开这些斯芬克司式的谜语。
早在30年代，当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袁涌进先生，便对这个课题作了开创性的努力，编出了一部《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
但它收录的范围一般限于知名的作家，而且成书于1936年初，就是说，它收录的下限时间，只及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中期。
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建立了起来，开设了专业课程，有了教研室；
在全国范围内，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学会，也纷纷成立。
从40年代后期开始，它又逐渐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科，东西方汉学家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
面对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对漫长的30多年间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广大作者群的笔名，作一次系统而精确的历史统计和查核工作，编纂一部收罗完备、材料翔实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便成为现时深入开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历史课题。
徐迺翔和钦鸿两位同志编纂的百万字左右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正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专著。
全书收录了近7000个作者的3万余个笔名，可以说是用笔名形式勾画出来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全史。
它对于开阔我们的文学视野，开掘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