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两位老作家嘱望两会
曹禺：
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冰心：
尽所欲言各抒己见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文艺界知名人士曹禺、冰心今天在同本社记者谈话时，对即将召开的两会寄予厚望，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充满了信心。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主席曹禺近来身体欠佳，身在北京医院，心里却在惦念着两会。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今年的两会非常重要，我希望两会的同志们、朋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我相信会议会开得很好。
众志成城，把劲儿合在一起，就能将人民赋予我们的义务、责任履行得好一些，就能把我国的事情办得好一些，使国家逐步走上繁荣昌盛、民富国强的道路。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冰心在她家里接待了本社记者。
她说，我对两会期望很大。
她希望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要尽所欲言，各抒己见。
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时，冰心说，这个意见是经过文艺界人士讨论的，很完善，我很满意，希望这些意见都能落实。
冰心说，现在创作自由已经有了，广大文学艺术家也应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现在有的作家借口创作自由，写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对此也应加以限制。

专栏：
中宣部提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意见
继承革命与爱国传统　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
凝聚全民族力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久前发出《关于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意见》。
《意见》说，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和伟大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它促进了我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我国人民奋力推进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纪念活动的指导思想是：
继承“五四”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进一步激发、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在党的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斗。
《意见》指出，在纪念活动中要着重阐述以下几点：
（1）宣传“五四”以来我国发生的历史巨变和我国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广泛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接着又领导全国人民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最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我国伟大、生动的现实。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全民奋起，艰苦奋斗，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心同德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宣传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和引导人们以四化、改革为己任，与国家兴衰、荣辱共命运。
爱国主义具有伟大的凝聚力。
“五四”时代的爱国者为拯救中华而奋起，为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现在的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热爱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拥护改革、开放，为振兴中华而献身。
改革正在推动着国家的进步，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要坚决按照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
要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艰苦创业，做好各自岗位上的工作。
（3）结合新时期的要求，阐明和继承“五四”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是“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我们要进一步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来观察、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问题。
要积极而审慎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
要认真贯彻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发展科学、振兴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4）阐明党和政府对我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方针。
对优秀的民族文化，要继承、弘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要吸收、发展，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搬照套。
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都要作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不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也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而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要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
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
整个纪念活动要注意同当前正在进行的形势教育结合起来。
回顾历史，着眼现实，提高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增进对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艰巨性、复杂性的理解，为改革和建设进一步做好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中央宣传部的通知还就开展各种纪念活动作了安排。
05月04日将在北京召开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大会。
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教委、团中央、社科院等部门将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
地方、基层团委和大专院校学生会将组织多种多样的群众性纪念活动。

专栏：
新闻摄影比赛
合同制“空姐”
常年由成都飞往“世界屋脊”——拉萨的西南航空公司4401／2航班的“空中小姐”，大多数是1985年走上民航岗位的合同制工人。
她们在乘务长陈娟娟（右三）的带领下开展优质服务活动，博得了中外旅客的高度赞扬。
雷开太摄

专栏：
坦诚相见　畅所欲言
——全国新增政协委员座谈侧记
本报记者张何平晓渡
昨天下午，20多位新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应邀来到有“党外人士之家”之称的中共中央统战部。
他们中，有民主党派和宗教界、文化界、经济界等著名人士、专家学者及党政军领导人。
其中不乏“名门之后”——梁启超先生的孙子梁从诫、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的女儿何鲁丽等。
作为“东道主”，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作“开场白”后，手指一员“女将”：
“冯理达同志，请你先谈谈，但今天不谈气功。”
亲切、诙谐，惹得一阵爽朗笑声。
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国医学气功研究会副理事长冯理达一抹短发，侃侃而谈：
“作为新委员，我对政协既生疏，又熟悉。”
她深情地回忆当年跟随致力旧政协工作的父亲冯玉祥、母亲李德全在重庆的那段生涯。
“可惜，后来协商失败，内战开始。”
回顾历史，冯理达深有感触：
“我体会，当国家能够做到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共同目标讲民主时，国家就能兴旺发达。”
话音刚落，全国工商联常委于熙钟要过话筒：
“治理、整顿，固然是共产党和政府的事情，但也需要各界有识之士鼎力相助。
发牢骚没有用，光提出问题也不够，还得提出好办法。”
他表示，作为老工商界人士要为治理、整顿献计献策。
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告诉大家，最近美国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求同存异》。
写书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认为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一大创造和发展。
“他很欣赏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我自己也很欣赏。”
丁老又说：
“我觉得凡权力大的地方，就需要监督。
我国是大国、大党，掌握大的权力，容易发生腐败现象，尤其需要监督。”
曾经在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孙越崎老先生任秘书的沈嘉元抒发感慨：
“士为知己者用”。
他希望共产党在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港澳委员陆达权和卢广声也谈了心里话。
“全国有十亿多人，政协委员2000挂零，100万人还不到两个。”
这几个数字，使陆达权委员深深意识到肩上的重任。
他表示，作为政协委员，要很好地参政议政；
作为香港的企业家，要为香港的稳定和经济繁荣作出贡献。
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儿子，现任中国文化书院编译馆馆长、《知识分子》文丛主编的梁从诫教授说：
“我在文化界有很多朋友，包括一些‘敏感人物’。
虽然我对他们的观点、做法不都赞成，但作为政协委员，民意代表，有责任疏通渠道，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反映上来。”
不久前调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万绍芬作了“压轴”发言，她说：
“在座的既是新委员，又是老朋友。
希望大家为民族振兴、经济繁荣和国家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专栏：
就欧洲议会通过所谓《关于西藏人权》决议
我全国人大外委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今天就欧洲议会通过所谓《关于西藏人权》决议发表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一、欧洲议会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劝阻和严正交涉，竟于3月16日通过一项所谓《关于西藏人权》的决议。
这一决议无理指责中国为保障拉萨正常社会秩序和维护祖国统一而采取的正当措施，歪曲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公然就所谓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欧洲议会这一举动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极大的遗憾。
二、3月上旬在拉萨发生的事件，既不是民族、宗教问题，也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蓄意制造的分裂祖国的暴力行动。
这些人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打、砸、抢、烧，造成了多起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
他们还公然向值勤的警察开枪。
这些分裂主义分子违反法律的暴力行为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的。
我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完全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目前拉萨局势已基本稳定，社会生活趋于正常。
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事件是由国外妄图分裂中国的势力一手挑起的。
他们派人偷运武器入境，策动暴乱。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欧洲议会的某些人竟然与这些分裂分子遥相呼应。
三、西藏从公元13世纪起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是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政府所公认的事实。
任何以人权为借口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也是绝不会得逞的。
欧洲议会无视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企图插手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的。
四、众所周知，西藏过去实行的是比欧洲中世纪制度还要黑暗、残暴的农奴制。
在那个制度下，西藏人民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
正是在摆脱了农奴制度后，广大西藏人民才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近10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自治区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
西藏自治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公认的进步。
藏族人民依照宪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
欧洲议会对如此明显的客观事实竟然视而不见，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
五、关于同达赖喇嘛谈判的问题，我们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并准备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
最近国外分裂主义势力制造骚乱，毒化了达赖喇嘛同中央人民政府改善关系的气氛。
我们认为，谈判必须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大前提下进行，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达赖的谈判决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或个人插手。
欧洲议会决议要求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进行所谓“斡旋”，这是我们坚决反对，不能接受的。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分珍视并一贯致力于发展同欧洲议会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欧洲议会的一些人却一再干涉中国内政，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我们强烈要求欧洲议会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避免给双边关系带来损害。

专栏：
我汽车工业一项发明振奋人心新型内燃机体小低耗少污价廉
据新华社成都3月18日电（记者李南玲、实习生胡杰）我国汽车工业的一项新发明最近震动了国内外汽车行业。
这就是四川环球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黎正中发明的曲柄圆滑块往复活塞式内燃机，它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内燃机结构上的重大变革。
应用直蚌线原理发明的这种无连杆的往复活塞式发动机的突出优点是：
体积小，比同类常规机轻40％至50％；
结构简单，75％的零部件可与常规同类机通用，节约原料；
油耗一般可下降13％至16％，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相对延长；
容易启动，运转平稳，几乎无振动，大大提高了乘坐时的舒适感；
汽油燃烧更为充分，排污减少，噪音低；
成本低廉。
这种新型内燃机可广泛用于轿车、货车、飞机、轮船上。
据了解，国家专利局最近已正式授予这项发明以专利权。

专栏：
科技文艺界人士寄语两会
希望同心协力商讨治国大计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的部分代表、委员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希望今年的两会开成振奋精神、提高信心的大会，开成团结一致，商讨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大会，希望代表和委员们同心协力把两会开好。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吴阶平代表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举国上下要团结一致，把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搞好，使我们的国家能更快地在振兴的道路上前进。
核物理专家、原中国科协副主席王淦昌说，希望两会能有一个实际的结果，会后能够上下一致地贯彻执行两会的决议。
他认为，我国十年改革和建设总的来看是朝较好的方向发展，但也有一些现象不太令人满意。
如，大街上跑的多是外国的汽车，不少香烟、化妆品都是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的，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等等。
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顾知微委员说，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们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特别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亚太地区质量管理协会主席刘源张谈到即将召开的两会说，他既要提出有关产品质量管理方面的建议，也要对专长以外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建议。
84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名誉所长汪德昭委员对记者说：
“我希望这两个会议开好，以鼓舞科技界人士和全国人民。
大家认识一致了，就能克服困难。
现在国家有困难，但比过去好多了。
十年改革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科协副主席林兰英希望能够通过两会，帮助制定出比较好的配套措施，把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出席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的十多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今天下午聚会京丰宾馆，就如何开好这次政协会议和繁荣文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周小燕、张瑞芳、方掬芬、新凤霞等委员在发言中认为，中央关于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体现了中央对文艺界的关心。
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说，读了中央的意见，很受鼓舞，非常兴奋。
他表示要毫无保留地为繁荣文艺贡献余热。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骆玉笙对文艺界出现的一些庸俗化现象提出了看法。
她认为，能不能振兴和进一步繁荣文艺，关键在于文艺圈里的人能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拿出好的作品来。
剧作家吴祖光说，中央的这个文件在起草过程中很认真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他说，过去发生的失误都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造成的，极左路线受到了批判，文艺也就繁荣了。
周巍峙说，我们的口号应该是：
振奋精神，增强信心。
振奋那种正视现实，开拓前进的精神；
增强那种克服困难，一往无前的信心。
华君武、黄苗子、李焕之、叶浅予、胡絜青等委员，也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

专栏：
空前的困惑　未来的选择
高教迎接商品经济洗礼
本报讯当“经商热”与“厌学风”在大学校园悄然兴起，来自高等教育界的信息搅起一片“神州忧思”。
许多人陷入迷惘。
人们在问：
中国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事？
本报今日五版刊登记者的长篇报道，展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高等教育的困惑、思考与选择。

专栏：
赵紫阳会见海外客人时说
香港前途看好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柴世宽）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在此间表示相信，1997年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的情况肯定看好。
赵紫阳说，这从80年代有关香港的几件大事的顺利解决可以看得明白：
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双方在联合联络小组及土地委员会进行了有效合作，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进展顺利。
几年来香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情况比预料的要好。
赵紫阳指出，中国内地的政治局势是稳定的，经济在发展，现行的政策不会逆转。
所有这些应该使香港同胞对前途增强信心。
关于台湾问题，赵紫阳说：
“我们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大陆同台湾的统一问题比联邦制更好，这样台湾可以享有更大的自治权。”
赵紫阳是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率领的香港前途研究会赴京团时说这些话的。
由10多位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香港前途研究会由邹至庄发起，于今年01月24日成立。
据邹至庄介绍，这个研究会主要是关注香港未来的政治制度及发展趋势是否符合香港人的利益，以便向港英当局和中国政府反映。
赵紫阳对客人说，他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欢迎，并寄予希望。
赵紫阳说：
“欢迎你们多提建议，这可以供我们在制定对香港的政策时参考、借鉴。”

专栏：
社论
跨上新的高度
——祝贺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开幕
又是春回大地时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7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政协委员又将齐集一堂，共商国家大事。
我们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
从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到现在短短一年时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又有新发展，取得了新成就，同时也遇到新困难和新问题，实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生活进入一个在调整中前进的时期，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做出新的努力。
在这一年中，人民政协的工作也有新的进展，为实现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继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政协自身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也取得可喜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40周年。
40年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前途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有识之士始终认为，人民政协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不断巩固发展，充分发挥它大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独特功能。
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第1届全体会议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时候，周恩来就指出：
“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强调，人民政协“前程远大，大有可为”。
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完善人民政协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
我国的宪法更是郑重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4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
对人民政协是重视还是忽视，是加强还是削弱，对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有着极大的影响。
人民政协揽八方之才俊，集各界之精英，被称为“人才库”、“智力库”，它可以和应当发挥作用的天地是很广阔的。
那么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来讲，它更应当在哪方面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呢？
显然是在政治方面，也就是应当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全国政协常委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对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目的、主要内容、主要形式和基本程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和大力支持这个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参照执行。
今后，国家重大决策在作出之前一般将通过政协进行政治协商。
这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规定。
这就使充分发扬民主，扩大决策参与有了制度保证。
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执行这个规定，人民政协的工作必将跨上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是光荣的，但是政协委员绝不只是一个光荣的头衔，也是一种责任的重托。
能够参政议政，敢于参政议政，善于参政议政，应当是政协委员必备的素质。
全国政协不是中共中央，没有领导权；
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立法权；
不是国务院，没有行政权，但是它对领导、立法、行政有监督的权利，有说话的权利，有批评、建议的权利。
当前，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很多，正是需要各方人士群策群力，建言献计，为国排难，为民解忧之时。
希望与会的委员们更好地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专栏：
两涉外杀人抢劫犯被判死刑
新华社上海3月18日电（记者陈毛弟）故意杀害日本旅游者小林康二的朱文博和抢劫日本旅客木代泰雄财物的吴桂龙，今天下午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朱文博曾因犯流氓罪被判刑三年。
他于去年07月29日晚，进入小林康二住宿的锦江饭店，因故与小林康二发生争执，将小林康二推倒在床上，用双手猛击其颈部，致使小林康二因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朱文博杀人后伪造现场，并窃取了小林康二随身携带的部分财物后潜逃。
23岁的吴桂龙于1988年10月31日晚潜入上海锦江饭店北楼，以请日本旅客木代泰雄帮助翻译日文报纸为幌子，乘其不备之机，用榔头猛击木代泰雄头部，并持刀将他逼入壁橱，致使木代泰雄头顶裂伤，右手虎口及左手手指被划伤。
之后，吴桂龙劫得木代泰雄价值5500余元的财物潜逃。
此外，吴桂龙还从1986—1988年08月，多次潜入上海一些涉外宾馆，窃得外国旅客的财物2000余元。

专栏：
四面八方
为抢一条鱼　送掉十条命
新华社长沙3月18日电今天上午，湖南发生一起两船相撞、船翻人亡事故。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一艘大约乘载了45人的个体货船在驶往衡山县城途中，因船主刘建设与邻船抢捞一条大鱼，致使两船相撞，刘建设的船被撞翻，乘客全部坠入江心。
截至发稿时，已发现10具尸体，另有26人生还，其余9人下落不明。
目前这一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

专栏：
任建新谈优化执法环境
审判监督机制正趋强化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周长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此间接受本社记者访问时说，我国法院审判的监督机制日趋强化，一个较好的执法环境正在形成。
就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已一年的这位中国首席大法官表示，他从事法律工作已40多年，但工作紧迫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因为他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同时来自各方面的对执法的监督制约力量也大大加强了。
任建新说，随着人民代表监督意识的提高，人大的法律监督职能也日益强化。
而由于各级法院还面临一些困扰和影响审判工作的因素，少数审判人员素质不高，就很难做到审判绝对不出一点错。
他认为，关键是要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这就需要监督。
监督是多方面的，既要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也要有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还要有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他说，这种监督机制正在日益强化，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任建新说，要监督，就得知情。
从法院工作来看，只有公开审判，才能真正接受监督。
公开审判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法院审判活动的重心。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着力抓了公开审判问题。
任建新说，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除了加强监督，还必须坚持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
但有的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有时还受到干扰，这说明，坚持依法独立审判还需要继续作出努力。

专栏：
刘复之谈打击经济犯罪
反贪污受贿要抓到底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陈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检察机关要把反对贪污受贿的斗争进行到底。
刘复之说，去年11月召开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后，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和有关法律规定，针对实际形势，我们突出强调了把反贪污受贿犯罪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放在打击经济犯罪的第1位。
去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贪污大案立案数增加35％。
一些地方的检察院还集中力量破获了一批难度较大的案件。
另外，检察机关根据举报，查获了少数领导干部和发生在中央机关的贪污、受贿案件。
从目前情况看，开展反贪污、受贿犯罪工作对提高广大群众的信心和同贪污、受贿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对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对廉政建设，都起到较好作用。
在谈到今年的工作打算时，刘复之说，检察机关要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方针，把反贪污反受贿工作一直抓下去。

专栏：
国务院决定加强爱国卫生
基本方针方法是：
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
本报北京3月18日讯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
决定指出，全国和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是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非常设机构，负责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全国和各地爱国卫生和防治疾病工作。
这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方法是：
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
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预防工作上，要根据群众的承受能力，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集资，义务服务，并开展有偿服务，办好公益性卫生事业。
热情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捐赠投资，兴建卫生福利设施。
为了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文件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
坚持用科学方法，继续组织领导除四害活动；
全国城乡，特别是大中城市、开放旅游区，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治理内外环境，增添卫生基础设施，加强卫生监督，进一步改善环境卫生面貌；
协调有关部门，落实“七五”计划规定的农村改水任务，到1990年使80％的农村人口饮用安全卫生水；
大力发展全民的健康教育事业，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能力；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制定重大疫情、中毒事故等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
决定提出，当前要深化改革，探索运用新机制、新方法，加强对爱国卫生工作的管理。
评比竞赛是激励群众的有效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有计划地办几件有利群众的实事。

专栏：
四面八方
天津市普查中小学危房
本报天津3月18日电天津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新近强调说：
“只要校舍存在隐患，就绝对不能在里面上课。”
在专门为农村地区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举行的工作会上，人们看到天津郊县2／3校舍是新建房，也忆及去年蓟县发生的塌房惨剧，会议决定本月底普查危房，对新建房严格验收。

专栏：
山西轻工产品大批出口创汇
本报讯
记者贺海报道：
山西省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同时，近年来对轻工业适度倾斜，取得良好效果。
该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调整产品结构，加强技术措施，使轻工产品去年在出口创汇中取得了本省从未有过的较好成绩。
出口交货值完成了2．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1％。
与此同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也有大幅度增加。
全年轻工系统工业总产值完成了36．45亿元，较上年增长16．2％。

专栏：
建立帐外小金库　滥发奖金和实物
燕化聚酯厂厂长被撤职
本报北京3月18日讯
记者舒瑜报道：
国家监察部会同中国石化总公司、燕山石化公司，近日查处了一起违反财经纪律案，主要责任者燕化聚酯厂厂长吴连科受到撤销厂长职务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吴连科先后直接从成品生产线上提取聚酯切片82．2吨，用其中的22．2吨与毛纺厂兑换毛涤布料4982．9米，分给全厂职工。
其余60吨，以支付施工单位“赶工费”为由，以每吨5700元的价格销往江苏，获利34．2万元全部归入计划外收入，其中20．4万元所收现金存入厂内小金库，13．8万元挂在购货厂家的帐上，作为聚酯厂的帐外小金库。
吴连科还在销售业务中，违反国家的价格规定，价外加价销售产品，对加价部分的收入采用收取现金或由购货厂家代购实物的办法，以躲避物价、税收部门的监督。
据有关部门查实，从1986年12月至1988年08月，该厂采用上述手段共销售聚酯产品4000多吨，非法获取销售款和差价款393．3万元，吴动用其中的197．3万元滥发奖金实物，购买控购物资。

专栏：
人民论坛
打电话的学问
张庆广
商品经济让人们认识信息的重要，电话数量激增，电话局虽拚命引进扩充，怎奈何底气不足，仍难敷需求。
电话的普及率庶几可归入文明标志一类，这是“硬性”的文明，只能逐步发展。
另一种“软性”文明——电话语言，似乎大有改进的余地，大可研究。
当您拨通了电话号码，告诉对方要找的人，得到的常常是一声反问：
“您是哪位？”
客气得使您无法拒绝；
“您是他（她）什么人？”
一听有些不对味，但尚能忍耐；
“找他有什么事？”
最后一句“他不在，明天再打！”
得，费口舌，赔小心，全没用！
奉劝心脏病患者尽量少用电话，写信虽然慢点，但绝无身心损害之虞。
还有一种人说话干脆利落，使人反应不过来，“找谁？”
“不在！”
紧接着“哐”的一声，电话被重重扣在话机上，倒是简单明了。
这种人大概工作很忙，事情很多，惜时如金。
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一声温和的话语：
“您好”，“他不在，如果有急事，是否需要转告？”
让人感激之情油然升起，顿觉世界充满着爱。
有意思的是，稍加留心，凭电话便可辨出对方大抵属何种人。
比如，你尚未开言，耳机先传出一个很长又有些变调的音符：
“喂——哪里？”
这声音让您感到他城府很深，或许是一位高不可攀的人物吧？
另一种人，接电话时声调变化很大，有求于他的，比他地位低的，他的声调越来越低沉，大有漫不经心的样子。
一旦他听出比他地位高或他有求对方时，声调一下由低转向高，音调也随之由粗滑向细，你能想象到他的身体也在随着语言变换着姿势。
还有一种人，接电话时，不说找谁，先问对方的姓甚名谁，要是双方都很熟悉也无所谓，有趣的是，若是回答完以后，彼此互不认识或打错了电话，那可就不知道打电话的同志先问对方的姓名是何意了？
电话里的学问之深，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说清的。
若有哪位雅士作一部《电话社会学》，肯定是功德之举。
有些人在熟人面前，客套谦让，彬彬有礼，仿佛是君子。
而骨子里那点劣根性则尽量深藏，非到牵涉个人利害时，绝不拉下脸来。
而在电话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特殊的对谈方式面前，心理上不免放松下来，那份浅薄，那份阴暗，那份好探人隐私的心态忍不住地时时流露出来。
国民的心态具有顽强的惰性，要想克服、根除，远非01日之功。
或许仍如马克思所论，最终的决定力量是经济力量。
将封闭的心理代之宽广的情怀，我们寄望于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
但处于“现在时”的我们，却并非可以什么都不做，袖手等着现代文明的到来。
其实，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从这些小事做起，才能逐渐扩大现代文明的氛围，乃至最终使我们的生活如意起来，舒畅起来。
就如这简单的打电话，礼貌而不絮叨，简洁而不粗暴，大致是电话语言的基本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电话正常化”是用电话的人所期望的。
那么，就从你我开始吧。
这也是需要一点“拨乱反正”的勇气的。

专栏：
春风催人　积肥真忙
湖南大积有机肥
本报长沙3月18日电湖南省大积有机肥，出现了近年少有势头。
据常德、益阳、邵阳三个地市统计，已积有机肥2．83亿担，亩约25担，部分县市亩均已达50担。
各地针对近年地力普遍下降、今年化肥货源供应紧张的情况，把发动群众大积土杂肥作为增加农业投入，确保粮食丰收的重要措施。
首先，从上至下进行广泛宣传。
邵阳市元月就大积土杂肥向县乡各级发出通知，春节前又专门召开电话会议动员和具体布置。
二是制定具体奖罚措施，调动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大搞有机肥的积极性。
各地普遍将积肥任务指标列入干部的责任制，与奖金、工资挂钩；
将积肥与农户的化肥、贷款指标挂钩；
将积肥与冬修的投工挂钩；
同时，广泛开展县乡村积肥对手竞赛，奖优罚劣。
三是组织县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大积土杂肥，送肥下乡，支援农业生产，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做贡献。
　
（周旭洲）

专栏：
李铁映就“爱国卫生月”活动指出
勿图表面轰轰烈烈解决问题扎扎实实
本报北京3月18日讯
记者艾笑报道：
就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布置今年04月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李铁映今天下午在全国电话会议上要求各地政府，“每年都要为群众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两个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扎扎实实地办成几件实事。”
他谈到，当前城市卫生建设在很多方面还不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指出：
“城市人口流动，商品流通，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和流行的机会。
去年上海的甲肝、新疆的非甲非乙型肝炎、北京的红眼病的暴发流行，充分说明了这点。”
李铁映提醒各级政府领导，解决当前迫切的卫生问题，特别是社会性公共卫生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调动各方力量，采取有效措施。
不要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问题不解决。

专栏：
四面八方
海南设境外投资委员会
本报海口3月18日电记者罗自苏报道：
海南省人民政府新近设立境外投资工作委员会，将为引进外资和引进后的管理提供“一条龙”服务，以吸引外资进琼成片承包开发。
海南境外投资工作委员会下设境外投资局，全权负责四方面的工作：
制定政策作引进外资的规划；
对引进外资的重大项目作科学论证；
对引进外资的重大项目进行审批；
协调省政府引进外资并为“三资”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今年1至2月，全省合同项目总投资金额已达6864万美元。

专栏：
王昌虎同志病逝
新华社广州电广东省各界人士900多人3月14日上午在广州殡仪馆向原中共广东省顾委常委、省农垦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王昌虎同志的遗体告别。
赵紫阳、王震等同志送了花圈。
王昌虎是3月07日病逝的，终年73岁。
王昌虎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师政委、华南垦殖总局海南分局局长、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广东省农垦总局局长等职。

专栏：
直言不讳共商兴国大计真心诚意采纳灼见真知
中共与党外人士民主协商已成传统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中共中央就国家的重要问题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进行民主协商，已形成良好传统。
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出面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已达28次。
协商对话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很大发展。
十年来，中共中央就国家许多大政方针、重大人事安排和有关重要问题，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或向他们通报情况，交换意见。
协商的内容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物价工资改革、中共整党活动、中共重要会议的有关情况以及统一战线问题等。
在这些座谈会、协商会上，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本着肝胆相照的精神，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共产党真心诚意地听取和采纳他们的真知灼见，协商呈现出团结和谐的气氛。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对于共产党同他们进行民主协商的做法得到发展表示欢迎。
年过八旬的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席孙晓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
“多次民主协商会表明，中共中央是真心诚意地同党外人士协商的。
一些党外人士认为，民主协商会的形式很好，几年来协商的内容不断深入和丰富。”
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不仅在中央，而且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形成了良好的传统。
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共党委，已专门拟定了有关民主协商制度的条文，使之制度化。
有些省、自治区还发文责成各市、县党委也制定相应的协商制度。

专栏：
四面八方
西藏建珠峰自然保护区
本报拉萨3月18日电记者卢小飞报道：
地球上海拔最高的珠峰自然保护区，今天在拉萨成立。
珠峰自然保护区在西藏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地带，范围涉及日喀则地区定日、定结、聂拉木3县和中、尼交界的樟木口岸，约1．2万多平方公里。
这里的自然资源独一无二。
从喜马拉雅南坡的常绿阔叶林带到亚高山针叶林带、高山灌丛草甸带、高山冰缘植被带，以及8000米以上的高山冰雪带，是世界上垂直带最高、最完整的生态系统，生存着地球上珍贵而稀有的动植物品种。
这项工作得到美国高山研究所的资助。
美方专家称这一地带为世界十大奇观之一。

专栏：
语言学家丁声树逝世
新华社北京电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丁声树，因长期患病，3月0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
丁声树的家属决定，将他的遗体献给协和医院做医学研究，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丁声树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在方言、音韵、训诂、语法和词典编纂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为我国语言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5年初丁声树发表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震动。
此后他又陆续发表《诗经“式”字说》、《诗经卷耳芣、苢“采采”说》等，受到学术界很高评价。
他编写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汉语音韵讲义》（文字部分），受到语言学界的一致好评，他与吕叔湘等合著的《现代汉语语法》一书在语言学界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国内出版的“最好的语法书之一”。
他组织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畅销不衰。

专栏：
赵紫阳会见美国客人时说
迫切需要把科技用于经济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柴世宽）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说，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更顺利一些，付出的代价会少一些。
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出席“中美科技商品化、创新与经济发展讨论会”的美国企业家、专家时说，中国迫切需要把科技力量用于经济发展。
中国的科研成果不少，而应用到生产方面的却很少。
他说，“火炬计划”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对这个计划是支持的。
来自11家美国公司的22位企业家、专家、教授和中国同行参加的这次讨论会于3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
赵紫阳希望两国科技界和企业界加强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建立一种互相补充、取长补短的关系。
他表示相信，双方的优势如果加在一起，将会使合作的成果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总校的乔治·柯兹默茨斯教授对“火炬计划”表示赞赏。
他说，美国企业家和专家很愿意同中国开展科技成果商品化方面的合作，两国间有很多好的合作项目。
宋健会见时在座。

专栏：
连续三千天行车无事故临汾铁路分局创新纪录
本报山西临汾3月18日电截至今天零时，临汾铁路分局实现无责任行车重大、大事故3000天，创造全国铁路安全生产新纪录，跃居全国56个铁路分局之首。
这是这个分局坚持科学管理，强化群体安全的结果。
（附图片）
（左上）繁忙的运营线上。
（右上）下达调运命令同时强调安全运营。
（左下）向顾客宣传安全要求。
（右下）干部职工在黑板报上了解安全情况。
侯根生文
本报记者　杨文道摄

专栏：
四面八方
郑州站延长春运时间
本报郑州3月18日电记者李而亮报道：
由于客流量持续暴涨，郑州火车站春运工作在已延续到3月15日的情况下，被迫再次延长5天。
现在，每天拥挤在郑州火车站广场、售票大厅签字处的旅客，竟比春节前后还多，平均每天发送旅客18万人，超出平时50％，最高的3月07日，达201202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客流的70％以上是进城的民工、保姆，以及盲流人员。

专栏：
四面八方
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成立
本报北京03月17日讯
记者毛磊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今天在北京宣布：
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正式成立。
这一培训中心旨在对高级检察官及其后备人才进行职业教育，开展任职资格和岗位职务培训。
该培训中心将主要招收五十岁以下的在职处级以上检察官，他们需具有大学法律专业学历或同等学历，还要求一般具有五至十年政法工作或检察工作的经历。
刘复之出任该中心委员会主任委员。

专栏：
四面八方
鹤岗兖州两大煤矿建成井下高速铁路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赵明亮）我国井下煤炭运输已开始使用高速铁路。
据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两条井下高速铁路，时速达到22公里。
这两条井下高速铁路，一条是在鹤岗矿务局兴安矿，全长2000多米；
另一条在兖州矿务局南屯煤矿长达1034米。
这种井下高速铁路的运行速度和运输能力都比电机车提高一倍以上，表明我国矿井下的煤炭运输开始进入现代化行列。

专栏：
体育
伊朗足球队战胜孟加拉国队
新华社德黑兰03月17日电（记者赵毅）伊朗队今天在这里进行的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第5组比赛中，以一比○战胜了孟加拉国队。
上半时比赛两队均无建树。
下半时伊朗队频频发动猛攻，终于踢进一球。
尽管伊朗队获胜，该队教练对此并不满意。
他认为，伊朗队在终场前六分钟才攻破对方球门，没有发挥该队应有的技术水平。

专栏：
体育
全英羽毛球赛四分之一赛结束
中国六名选手进入半决赛
新华社伦敦3月17日电（记者李宗扬、符泉生）全英羽毛球公开锦标赛今天进行了5个项目的1／4决赛。
混合双打头号种子、中国的王朋仁—史方静失去半决赛权。
女子双打的第1、二号种子也被淘汰。
除混双外，中国男、女单打各1名选手和男、女双打各1对选手分别取得半决赛权。
亚洲的女选手占据了女子单打半决赛的全部席位。
1号种子、中国的李玲蔚仅在24分钟之内，便以11∶3、11∶0轻取丹麦的拉尔森。
南朝鲜李英淑胜丹麦哈滕斯时也是速战速决，以两个11∶2使对手惨败。
这两名胜者将争夺冠军决赛权。
获女单半决赛权的另两位选手是印尼的王莲香和南朝鲜的黄惠英。
男单1号种子杨阳在1／4决赛中战胜印尼的魏仁芳，比分是2∶0。
他将与丹麦霍·拉尔森在半决赛时相遇。
丹麦老将弗罗斯特以两个15∶8力克印尼罗天宁后，也取得争冠亚军决赛权的资格。
他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印尼选手阿迪。
在混双比赛中，王朋仁—史方静同印尼的洪忠中—维拉华蒂战了3局，以1∶2败下阵来。
中国选手在这项争夺中已全遭淘汰。
进入混双半决赛的另3对选手是瑞典安通松—本特松、丹麦保尔森—英格兰高尔斯、南朝鲜朴柱奉—郑明熙。
进入男、女双打半决赛的中国选手分别是李永波—田秉毅、孙小青—周雷。
他们战胜的对手分别是丹麦和印尼选手。
李玲蔚—尚幅梅在女双比赛中以0∶2输给南朝鲜的郑明熙—郑素英，失去半决赛权。
取得女子双打半决赛权的另两对选手是印尼维拉华蒂—库斯米亚蒂（许钻丽）和荷兰库纳—范迪克。
她们分别击败头号种子、瑞典玛·本特松—卡·本特松和2号种子、英格兰克拉克—桑基。
获男双半决赛权的是印尼洪忠中—郭宏源，南朝鲜李相福—朴柱奉，马来西亚贾·西德克—拉·西德克。

专栏：
关心人民关心的事
段存章　韩培梅
全国人大代表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积极执行代表职务，在我国许多地方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足迹。
去年夏天，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许多农民，纷纷向全国人大代表龚文祥反映，农药、化肥和种子被掺杂使假，农民身受其害，非常忧虑。
龚文祥经过实地调查，发现确有将废盐渣配上颜料当钾肥，杀虫剂兑香槟酒当农药高价出售，稻种使假，稻谷只有一半出穗的严重问题。
于是，他一面写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万里委员长反映，一方面写信给当地人大常委会，要求督促政府严肃处理。
后来，政府对有关部门及当事人进行了惩处。
广东一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广州消防研究所时，看到该所设备简陋，全所只有1名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职称还是助理工程师。
他研制的防火阻燃建筑材料，其防火性能超过我国从一些发达国家进口的这类产品。
代表们向政府反映了这一情况，政府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解决了消防研究所的经费和技术人员的职称问题。
陕西代表何旭、朱世宝对严肃处理赌博立了一功。
他俩根据群众的反映，建议有关机关查处西安人民大厦、止园饭店、陕西宾馆的赌博问题。
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查处，对参加赌博的20多人，分别作了严肃处理，同时在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加强了内部治安管理。
江西省金溪县法院，对石镇平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一案，开始没有及时、郑重予以处理，当地人民群众意见纷纷。
全国人大代表钟金根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批评。
后经抚州中级人民法院复查，终于依法办事，将石镇平判刑二年。
当地人民群众反映，钟金根是为人民办事的代表。

专栏：
体育
刘伟再破速滑全国纪录
新华社长春3月16日电（记者胡浩、通讯员王学志）解放军队23岁的选手刘伟在长春举行的1989年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上，继昨天打破男子1000米速滑全国纪录后，今天又以156．100分的总成绩打破了吉林选手潘殿中1985年创造的157．990分的全国纪录。

专栏：
体育
北京地区优秀运动员室内田径赛开始
本报北京3月18日讯北京地区优秀运动员室内田径赛今天在北京体育馆室内田径场举行，北京体院的金玲在女子跳高赛中越过1．92米的高度，刷新了由郑达真1980年创造的1．91米的室内全国纪录。
在男子跳远比赛中，国家田径集训队的陈尊荣跳出7．98米的好成绩，距他本人保持的室内全国纪录仅差2厘米。
　
（小勇）

专栏：
体育
古巴女排险胜苏联女排
新华社哈瓦那03月16日电古巴国家女子排球队15日晚在这里经过五局苦战，以三比二力克奥运会冠军苏联队。
苏联女排实力雄厚，在这场比赛中先以十五比十一，十五比五连胜两局，看来信心十足。
13日，在访古首场比赛中苏队曾以三比一战胜古巴队。
在第3局双方打成七平的关键时刻，苏联队把主攻手西米尔诺娃换下场；
古巴队趁机大举反攻，以十五比九拿下这关键的一局。
第4局两队争夺得更为激烈，古巴队的防守大有改观，结果以十五比十二再下一局。
决定胜负的第5局采用国际排联的新规则，不需取得发球权，只要使对方失误均可得分，因而加速了比赛的进程。
古巴队新秀左手主攻手雷·贝尔在最后时刻以三次凶狠的扣杀得分，从而以十五比十三取得了第5局比赛的胜利。

专栏：
四十八位人大代表郑重建议
采取措施促上海经济持续发展
本报讯
记者高新庆报道：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前夕，上海的48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当地经济工作以后，郑重建议：
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今天，抵达北京的代表们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大局，无论对增加全国的有效供给，扩大出口创汇，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物价，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去年，上海较好地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计划，经济继续稳步发展，但进入今年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失控，计划内原材料供应得不到保证，能源、资金供应更趋紧张，严重制约着上海经济的发展。
据权威人士透露：
上海整个工业1、2月份虽比去年同期增长4％到5％，但日产值下降，与有效供给和外贸出口关系极大的纺织工业出现大面积滑坡局面，外贸出口也下降。
鉴于上述情况，出席全国人大二次大会的代表们建议：
一、应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对经济效益好、出口创汇高、能源消耗低的企业和地区，在能源保证、生产资料、原材料供应、信贷和资金投入上，实行适度倾斜的政策。
特别要增加煤炭的生产和运输能力，大力整顿煤炭运输、经营秩序，保证上海发电用煤和燃油的供应，要按国家计划送电。
二、上海要狠抓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发挥上海的技术优势，大力提高产品档次。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计委主任陈祥麟告诉记者，上海要搞220个重点优先发展的产品，淘汰、限制100个能耗高、消耗原材料多的产品；
关停并转80多个企业，发展200个能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出口创汇的项目。
三、要认真执行产业政策。
上海纺织品出口创汇占全市出口创汇的比重达40％左右。
纺织工业生产用电和原料、资金应该优先保证。
市里已下决心保纺织用电，原料、资金问题依然突出。
今年分配给上海的纺棉，到目前为止，只拿到计划数的41％。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纺织局长梅寿椿提出，纺织业所需原料，国家计划分配的应予保证，资金缺口也应想办法解决。

专栏：
体育
国家乒乓球队前段时间在湖北黄石训练基地积极训练，为参加3月29日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4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做准备。
这是年仅18岁的广东选手林志刚（左）与队友江嘉良一起练球。
林志刚是中国男队年龄最小的队员。
新华社记者　唐师曾摄

专栏：
体育
我参加世乒赛男女团体赛名单
本报北京3月18日讯
记者吴骅报道：
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今天在北京首次向新闻界宣布了参加第4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的名单。
参加男子团体赛的选手是：
江嘉良、滕义、陈龙灿、马文革、于沈潼。
参加女子团体赛的选手是：
陈静、李惠芬、胡小新、陈子荷。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将于近期分批赴联邦德国多特蒙德。

专栏：
体育
我选手获民主德国举重赛两枚金牌
新华社柏林3月17日电（记者王德峰）我国选手刘寿斌和邱元富今天在民主德国迈森市举行的“兰剑杯”国际举重邀请赛中，获得2枚金牌。
在52公斤级的比赛中，邱元富以252．5公斤（抓举112．5公斤、挺举140公斤）的总成绩获第1名，古巴选手佩·内格林以250公斤的总成绩名列第2。
刘寿斌在60公斤级比赛中独占鳌头，总成绩为282．5公斤（抓举130公斤、挺举152．5公斤）。
他在抓举中曾试图冲击136公斤的亚洲纪录，但未能如愿。
民主德国选手马·施帕瓦尔以总成绩280公斤获得银牌。
参加56公斤级比赛的只有古巴选手胡安·塔韦拉1人。
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他以总成绩225公斤获第1名。
在晚间结束的67．5公斤级和75公斤级的比赛中，苏联选手瓦列里和卡萨普分别以310公斤和335公斤的总成绩名列榜首，民主德国的两名选手许斯勒和霍夫曼以290公斤和317．5公斤的总成绩分别获得这两个级别的第2名。
民主德国国际举重邀请赛今年已经是第18届，参加本届比赛的有15个国家的大力士。
我国选手是首次参赛，全部比赛将于19日结束。

专栏：
政协会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徐小萍）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卢之超今天下午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
他向到会的约200名中外记者宣布，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围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和人民群众关心的其他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
卢之超首先介绍了七届一次会议以来全国政协各方面工作的进展，宣布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他说，会议将增选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接着他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及国家重大决策在作出前的政治协商情况。
卢之超说，这样的协商日益增多。
他举出许多实例，其中包括国内外瞩目的三峡工程科学论证，政协就多次进行了协商讨论。
全国政协的14个专门委员会还经常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几十项专题调查研究。
有的台湾记者和外国记者问及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士参加各级政府领导工作问题。
政协会议新闻组副组长、九三学社秘书长赵伟之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他说，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原则，今后将有更多的非中共党员担任政府领导职务。
这项工作正由各民主党派和中共研讨之中。

专栏：
来自云南地震灾区的声音：
一定战胜困难重建家园
本报记者朱维群
来自云南省澜沧、耿马、沧源地震灾区的5位人大代表，一到北京就捎信给《人民日报》，希望通过党报，对全国人民说几句震区各族人民的心里话。
我来到云南省代表团驻地。
代表们说，地震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领导机关都动员起来，领导和支持灾区各族人民抗灾自救。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震后各项善后工作进展迅速。
现在所有灾民都有了栖身之所，其中约50％的户可以安全度过雨季。
政府对缺粮农民实行定量供应到7月份。
震后的第1个冬天，震区有13．8万劳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比上年增加5倍多。
震区公路除个别地段，基本已经开通。
到今年01月中旬为止，震区各类学校已全部开课。
抗灾的胜利，首先归功于我们的党和各级政府，归功于全国人民。
真是震在我们的地皮上，疼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心上啊！
来自耿马县的傣族代表南天文说：
“震后下大雨，救灾部队的帐篷里积了水，战士们就蹲在地上过夜。
我们得知后马上连夜组织农民给部队搭竹棚，两天就完成了任务。
县政府决定重灾区农民可以减免合同定购粮的任务，然而震后第2天，几乎成一片废墟的芒底村5位农民就各挑一担谷子，走8公里山路到乡里交粮来了。
紧接着，更多农民人挑车拉，到乡上送粮。
问他们急什么，他们说，怕解放军饿着，怕解放军冻着。”
我问代表们，还有哪些困难需要上级政府帮助解决？
他们反映较多的是，目前灾区缺少杂交稻种、化肥、农药。
目前，农业部正帮助联系稻种，但是还没有落实。
同时，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抓紧在5月雨季到来之前把救灾物资抢运进去，否则在半年之久的雨季中交通会相当困难。
结束采访时，几位代表握着我的手，很动感情地说：
“灾区人民是经得住考验的，祖国南疆是稳固的。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重建家园，赶上全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请大家放心。”

专栏：
海南省首批人大代表进京
带来琼岛人民的心愿
本报记者王行增王谨
“妹子，我们见不到国家领导人，这次你到北京去，一定要为我们黎家说说心里话。”
海南省人大代表谢玉妹心里还萦绕着临行前乡亲们的话语。
去年七届一次人代会上，她作为黎族代表建议投资修建黎乡公路，银一中公路直通她所在的琼中县松涛乡。
祖祖辈辈爬山路的乡亲们，出门也能坐汽车了。
尽管是一条几十公里的公路，可乡亲们感激国家想着少数民族，关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这次我打算再提一个建议，希望国家帮助黎族地区投资打井，解决饮水问题，这也是黎族百姓多年的愿望。”
谢玉妹对记者说。
全国人大代表、海口市市长李金云则是另一种心情：
“去年，我们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出席了七届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上提出建立海南省的议程，曾经感奋着我们；
而今，海南建省的愿望实现了，我们作为海南建省后的首批代表参加人大会议，心情更是难以平静。”
我们问人大代表、海南省建工厅副总工程师林志厚：
“您打算在这次会上讲些什么”。
林志厚一副被海风吹得黝黑的脸上漾起了笑容：
“我打算就政府工作报告谈谈自己看法，还想和梁茂寰代表联合提出建议，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考虑特区情况。
我期望改革、开放的局面能连续下去，希望把海南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华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梁茂寰，作为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尊重人才与建设海岛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
他说：
“我希望这次大会能把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重新提到日程。
目前知识分子待遇明显偏低。”
他说：
“我在这次会上，还要听听其他省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建议。
我觉得，成绩要讲够，对问题也要正视，这样国家才能进步，才能长治久安……”
看来，虽然大会还未开始，代表们对如何行使自己的职责心里早就有了“底”。

专栏：
海峡两岸记者在一起
本报记者凌志军
18日下午，在七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举行的第1次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港台的记者和大陆的记者坐在一起。
二十多位港台记者格外活跃，把记者席的中间占了很大一片，紧接着便把大大小小的录音机摆到前面。
“来自港台的记者可以采访所有的政协委员，所有委员都有接受采访的自由。”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卢之超这样宣布。
今年的政协会是一次年度的例会，而非换届的会议，中外记者来得比去年少些。
但港台新闻界对这次会议似乎格外关注，来的记者也从未有过的多。
台湾去年只来了两人，这次来了十三人。
港澳来了四十三人，也多于去年。
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徐璐说：
“我和我的同事去采访林盛中先生过程中，受到宾馆工作人员的干扰，而且非常粗鲁地讯问我们。
请问政协可不可以保证，在未来的采访中，我们可以不受到工作人员粗鲁的对待？”
徐璐在一年多前自费来大陆采访，成为台湾最先进入大陆采访的记者之一，因此在台湾惹起一场官司，最终判为无罪。
“我对徐璐女士遇到这种状况表示道歉”，卢之超说。
他解释道，“我们的会议还在开始阶段，还比较混乱，我们将尽力做好工作，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同时，我们希望同来自各地的记者很好合作，使你们的采访愉快地进行。”
政协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一小时，中国记协“新闻中心”举行的招待会上，中外记者再次相遇。
人大新闻组组长姚广举着饮料杯走到港台记者中间询问他们采访中有什么困难，徐璐等人又诉起苦来，姚广笑道：
“我们要改进工作。”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对徐璐说：
“你是第2次来大陆了，欢迎你以后再来第3次。
可惜台湾有禁令，我去不了，因为我是中共党员。”
徐璐笑道：
“我想会解决的。”

专栏：
热门话题：
青少年教育
本报记者袁建达
（画外音：
举国关注的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要召开了，肩负着重大使命的人民代表在忙些什么？
03月18日，记者来到共青团中央四楼会议室，感受到了一种临“战”气氛。）
刘延东（全国人大常委、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今天请各位代表和专家来，就是请你们对团中央草拟的有关青少年立法建议提些意见或看法，使这些建议更成熟、更可行。
叶广俊（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
对青少年的健康教育一定要重视。
做父母、老师的，要告诉他们一些生理知识，教会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避免染上不良嗜好。
秦川（全国人大常委）：
全社会都要关心和重视青少年问题。
把有关青少年立法问题提到人大会议上，让两千多位代表都能重视，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
魏相如（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会长）：
社会要关心和挽救失足青少年，要给他们出路，使他们有奔头。
国家立法机关在制订保护未成年人法律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画外音：
法律专家郭翔、赵秉志等抢着在会上发言，他们有的给团中央出谋划策，有的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论证建议的可行性。）
匡培梓（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心理所所长）：
保护青少年权益，在立法中要有一些具体规定，比如电视台播放少儿节目不得少于多少小时，拨给青少年业余教育的经费不得少于多少元等。
这样，“保护”二字才会真正不落空。
（画外音：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带到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的大会上去，这是当今人民代表责任心强和参政水平提高的表现。
在今天的会议上，记者深切感到了这一点。）

专栏：
述评
从“贝克计划”到“布雷迪计划”
本报记者仓立德
03月10日，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提出了美国解决国际债务危机的新构想，并立即赢得政界、经济界不少人士的喝彩。
美国舆论界称，“布雷迪计划”可视为布什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倡议”。
“布雷迪计划”的基本构想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机构为后盾，鼓励并资助债权银行与债务国达成协议，“自愿”减免债务国的部分债务本金和利息。
债权、债务双方的交易主要有3种类型：
一、债权银行将债务换成低面值债券；
二、将债务换成同等面值的债券，但降低偿息；
三、将部分债权转让给债务国的公司企业。
保证上述交易成功的几项重要因素是：
一、债务国只有在实行经济改革并能够重新吸引其外流的国内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减债待遇；
二、债务国可以用一定比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正常贷款，购回所欠债务，或作为打过折扣的债券的担保；
三、债务国为削减了本息的债务定期向债权银行偿付利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一笔特别准备金为此提供有效担保；
四、债务国还可从日本获得贷款，用以补充准备金、购回债务，或为新的减价债券提供担保；
五、各债权银行通过谈判商定放弃一定比例的旧贷款，交换条件是，替代旧贷款的债券本息可获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担保。
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基本上不赞成减免债务。
1985年提出的“贝克计划”，其重点是在债务国旧贷款尚未偿清的基础上增加新贷款。
“布雷迪计划”的出现，标志着美国的国际债务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
“布雷迪计划”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贝克计划的死亡”。
前财长、现任国务卿的贝克3年多以前提出解决国际债务危机的方案后，遭到债务国的反对，它们要求从根本上减轻阻碍债务国经济发展的债务重负。
同时，各债权银行也不愿在旧贷款回收无望的情况下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
其二，持续7年之久的国际债务危机迟迟不得缓解，是拉美一些重债国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最近委内瑞拉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采取了紧缩政策后，发生了全国性骚乱便是最新的例子。
美国“后院”政局不稳增加了解决债务问题的急迫性。
其三，拉美债务国的经济停滞反过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据统计，1981年以来，拉美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已下降了10％。
由于这些国家负债累累，无力购买美国商品，债务危机给美国贸易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其他工业化国家。
因此，美国朝野许多人士近年来一直要求当局迅速改变债务政策。
根本的一点是，布什政府高度重视国际债务危机，认为它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长远战略，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
近日来，“布雷迪计划”尽管受到拉美一些债务国、日本及欧洲的欢迎，但国内外仍有不少人对该计划能否成功持怀疑或观望态度。
一个问题是，减免多少才能缓解债务危机。
拉美债务国目前已积欠4000亿美元债务，最近每年要用300多亿美元还本付息；
去年仅偿付的利息便高达260亿美元，而得到的新贷款却只有60亿美元。
据美国摩根公司统计，从1977—1987年，美国的15个债务国流失的净资本达1370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债务减少了，债务国还是无法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新投资。
究竟免除多少才能缓解债务负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难题。
另一个问题是，接受减债优待的国家必须按照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采取有力的政治措施，实行经济改革，否则不能得到新贷款。
但委内瑞拉、墨西哥这样做的结果并不理想。
而且，由于上述两家国际银行机构的部分准备金是从给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济发展贷款项目中抽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会减少未得到减债优待的其他债务国的借贷机会。
因此，如果这项计划对债务国吸引力不大，它们的态度可能转趋激烈，再次拒付债务。
与此相关，债权银行是否会“自愿”免去债务还是个未知数，同时也无法保证它们在减债后能继续向债务国提供充足的贷款。
一些欧洲国家官员表示，如何保证新贷款流向债务国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认为，一旦银行同意放弃债务，再吸引新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大的问题是实施这项计划的财政平衡。
此间舆论界透露，减债计划的财政来源将由日本、西欧和美国分别负担50％、30％和20％。
为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本月初曾出访东京，与日本达成默契。
但是，各国究竟能为此掏多少钱，目前还不清楚。
国际债务危机是长期形成的复杂问题，牵涉到各方的切身利害关系，因此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彻底解决。
在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问题上，目前美国国会、布什政府内部及经济界还有不少争论。
由此看来，“布雷迪计划”的实施要走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
　（本报华盛顿3月16日电）

专栏：
“发现”号着陆
本报华盛顿3月18日电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今天上午9时35分（美国东部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安全着陆。

专栏：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取得进展
内政部长与游击队签署七点协议
新华社波哥大3月17日电哥伦比亚政府和国内最活跃的游击队组织“四·一九”运动17日签署了新的和平协议。
这项协议是由内政部长劳尔·奥雷胡埃拉和“四·一九”运动最高领导人卡洛斯·皮萨罗在考卡省一个山村里签署的。
根据这个有7条内容的和平协议，哥政府在考卡省划出以圣多明各村为中心的一块地方作为“四·一九”运动的非军事活动区域。
在和平协议有效期内，政府武装力量不得进入该区进行军事活动。
游击队方面保证停止武装活动。
巴尔科总统17日晚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政府和“四·一九”运动达成新的和平协议意味着全国和解进程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从去年11月以来，“四·一九”运动多次宣布单方面停火，以推动全国和平进程。
今年01月11日，政府和“四·一九”运动在举行了直接对话之后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
“四·一九”运动在协议中除了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之外，还呼吁哥国内的其它游击队组织也参加到和平进程中来。
哥伦比亚有6个游击队组织，共有成员2万人左右。

专栏：
03月17日，南朝鲜汉城200多名学生示威，抗议美国同南朝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希腊成立新内阁
新华社雅典3月17日电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今天宣布了改组后的新内阁，内阁成员由改组前的54名减少到42名。
这次改组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理府部长的任命。
原工业、能源和技术部长佩尼斯改任此职，取代因财政丑闻而辞职的库措约加斯。

专栏：
意共18次代表大会开幕　中共中央致函热烈祝贺
本报罗马3月18日电记者史克栋报道：
意大利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罗马体育馆隆重开幕。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1042名，代表着全党146万多名党员。
代表中妇女占34％，是历届代表大会中比例最高的一次。
另外，这次还有270名非党员代表列席。
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161个外国政党及社会组织代表团也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宋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意大利共产党以新的面貌在意大利和欧洲迎接替代的时刻。”
在开幕式上，首先由意共前总书记纳塔致开幕词。
接着奥凯托总书记向大会作了长篇报告，全面阐述了意共的国际和国内政策。
在国际问题上，奥凯托在报告中积极评价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和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强调了“意共与欧洲左翼力量的联合”。
在国内问题上，奥凯托指出了意大利存在的财政赤字、失业、南方等问题，强调要充分发挥妇女和青年的作用。
大会将进行5天，于3月22日闭幕。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函意大利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热烈祝贺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文如下：
意大利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共产党，谨向意大利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
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意大利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于本国实际，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为维护民族独立、推进民主变革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意大利共产党人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认真探求新的对策，努力以革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决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为开拓民主革新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新进程而努力奋斗。
我们衷心祝愿你们的正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意大利共产党高举和平与裁军的旗帜，努力争取和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坚决反对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谴责任何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等不公道、非正义的言行，为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坚强力量。
中意两党有着传统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两党都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正确准则来处理党与党的关系。
我们相信，在此基础上，中意两党的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定将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为促进中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祝意大利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9年03月16日

专栏：
图片新闻
意大利一古塔倒塌
03月17日，位于意大利帕维亚市中一座900年前建造的中世纪古塔楼（上图左）突然倒塌，造成3人死亡。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拉那列王子说
美完全支持柬抵抗力量
本报联合国3月17日电记者刘开宸报道：
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之子拉那列王子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对他表示“完全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
拉那列王子是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总司令，做为西哈努克的私人代表，最近来美国访问。
他强调这次访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拉那列王子说，他13日在华盛顿受到总统布什接见。
布什在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让柬埔寨人民行使自决权。
拉那列王子说，他还在华盛顿会见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他们都表示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
美国政府决定本财政年度给柬抵抗力量的“非军事援助”从500万美元增加到700万美元。
拉那列王子还说，他在会谈中提出了军援要求，但未得到“明确和积极的响应”，“我们的军队一直没有得到美国的武器援助”。

专栏：
昔日援阿“毒刺”　今有流失之虞
美国急欲换回　又苦不知所在
本报讯由于担心“毒刺”式导弹会流入国际恐怖分子之手用以袭击美国的目标，布什政府不久前责成中央情报局向阿富汗游击队换回美国提供的这种导弹。
“毒刺”式轻便肩射导弹曾在阿富汗战场上重创苏军飞机。
苏军撤出阿富汗后，这种先进武器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美国政府打算用先进的灌溉设备、卡车和医疗器械等，向阿富汗游击队换回这种导弹，甚至考虑用钱买回。
据估计，阿富汗游击队目前仍掌握有200—500枚“毒刺”式导弹。
这种先进的导弹在中东市场上身价颇高，美国官员担心游击队会转卖牟利，成为国际恐怖分子手中的威慑性武器。
麻烦的是，美国并不清楚哪些派别的游击队还有这种导弹，以及储藏在什么地方。
前国防部长卡卢奇说：
“这些导弹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何拄峰）

专栏：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
支持恢复我在关贸总协定地位
本报布鲁塞尔3月18日电记者魏崴报道：
03月16日晚，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欧洲共同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决议，支持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决议认为，欧共体应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中国应被看成是个发展中的伙伴，而不是欧共体被动的出口国”。
在指出双方贸易关系是“相互补充的，非竞争性的”同时，决议认为，欧共体可以在帮助中国经济取得正常的持续发展方面作出贡献，欧洲企业应开展与中国的中长期的贸易合作。
鉴于中国在外汇支付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困难”，决议促请欧共体委员会“不带任何偏见地考虑其它可能，如采用产品支付和补偿贸易等”，并指出欧共体用在同中国合作方面的预算，尚须增加。
决议还希望中国与台湾实现统一。

专栏：
民意测验表明
苏大多数人支持改革
新华社莫斯科3月18日电全苏舆论研究中心主任扎斯拉夫斯卡娅说，大多数苏联人都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只有少数人持反对态度。
她是17日晚在此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她说，最近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70％的居民积极拥护改革，其中以知识分子的态度最为积极；
15％的居民同情改革，11％的人持观望态度，反对改革者只占4％。
扎斯拉夫斯卡娅还透露，80％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速度缓慢，其中约有3／4的人是根据消费品供应状况作此判断的，55％的人是根据物价是否稳定来看待改革的。
她认为，从刚刚结束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根本改变农业政策的决议来看，在居民的食品和消费品供应方面，1989年将是转折之年。
谈到居民对拟议中的价格改革所持的态度时，这位苏联科学院院士说，20％的人对此无明确看法，另有20％的人表示支持，但有60％的居民反对进行物价改革，认为它会导致一系列日用消费品大幅度涨价。

专栏：
汉城地铁职工总罢工
南朝鲜“国务总理”下令对抗
本报平壤3月17日电记者徐宝康报道：
汉城消息，南朝鲜汉城地铁职工4000多人，16日凌晨举行总罢工，使日均客运量达240万的地铁交通处于瘫痪。
在成千上万的旅客改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情况下，汉城交通呈现一片混乱。
据报道，此次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劳资关系恶化。
由于汉城地铁去年亏损严重，资方拒绝履行去年同工会达成的协议，激起职工强烈不满。
地铁职工强烈要求，地铁公司总经理辞职，履行协议，并停止对职工的镇压。
尽管汉城市政当局出面从中斡旋，但由于资方拒不在新“协议”上签字和作出保证，劳资谈判终告破裂。
南朝鲜“国务总理”姜英勋昨天下令汉城有关部门，采取“非常运输”措施，以对抗地铁罢工。
目前，当局已出动1．5万名警察镇压罢工，2800多罢工人员被捕。

专栏：
游击队和政府军继续激战贾拉拉巴德战事日趋紧张
新华社伊斯兰堡3月18日电阿富汗游击队与政府军昨天在阿富汗东部重镇贾拉拉巴德继续展开激战。
阿富汗新闻社说政府军的飞机正继续对游击队进行猛烈轰炸并使游击队遭到重大伤亡。
据游击队方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游击队在贾拉拉巴德机场击落3架政府军战斗机和1架直升机。
另据阿富汗新闻中心报道，在贾拉拉巴德附近的贝赫苏德地区，游击队在进攻政府军哨所的战斗中，有23人被打死，另外45人被打伤。
报道说，游击队方面已经占领了8个政府军设在贝赫苏德地区的哨所。

专栏：
竹下登首相对记者说
日本向朝鲜表示反省
本报平壤3月17日电记者徐宝康报道：
据来自日本的消息说，日本首相竹下登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改善日本同朝鲜的关系时说，日本将对过去的行为，向朝鲜表示反省。
据报道，日本政府今年02月在讨论对朝鲜政策时认识到，日本过去的行为给邻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灾难，这种事情绝不能再重复第2次了。
日本社会党前书记长将于本月底访问朝鲜。
据传，访问期间将把竹下登的道歉转达给朝鲜领导人。

专栏：
美国参院一致
同意切尼出任国防部长
本报华盛顿3月17日电记者张启昕报道：
美国参议院今天以92票对○票一致同意确认理查德·切尼为国防部长。
切尼已辞去众议员职位，并在他国会办公室举行了非正式的就任新职的宣誓仪式。
参议院今天还批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担任副国务卿（国务院第二把手）。
伊格尔伯格曾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专栏：
美国股市大幅度下泻
本报华盛顿3月17日电记者张启昕报道：
美国今年头两个月的生产价格指数连续急剧上升，通货膨胀（指消费物价上涨）趋势加剧。
布什总统今天对记者表示，必须时刻警惕通货膨胀，同时采取行动，控制联邦预算赤字。
据劳工部今天发表的报告，美国2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上升1％，是继1月上升1％之后第2个月连续上升。
按年率计，今年通货膨胀将上升12．6％。
经济学家认为，全年通货膨胀率还不会那么高，但通货膨胀速度将高于去年。
劳工部报告发表后，股票市场大幅度下泻，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8．57点，降至2292．14，是近一年来跌幅最大的一次。
债券市场利率上升，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称，中央银行不会立即再次收紧银根。

专栏：
联合国驻安核查团长宣布古巴已从安哥拉撤军四千
新华社罗安达3月17日电联合国驻安哥拉核查团团长、巴西准将费雷拉·戈麦斯16日在罗安达宣布，从1月10日古巴首批驻安哥拉军人离开安哥拉至今，已有4037名古巴军人撤走。
戈麦斯说，根据有关协议，古巴驻安哥拉部队从4月01日起正式撤军，平均每月撤走大约3000人。
联合国驻安哥拉核查团最近访问了安哥拉港口城市纳米贝、洛比托和卡宾达等，为在港口监督古巴撤军作准备工作。

专栏：
萨尔瓦多临近大选全国气氛空前紧张
本报加拉加斯3月17日电记者朱满庭报道：
在萨尔瓦多大选前夕，游击队组织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加紧了抵制活动和军事行动，全国气氛空前紧张。
大选预定在19日举行。
为了抵制这次大选，几天前，游击队方面号召全国运输业从16日凌晨开始罢工，加油站停止营业。
昨天萨尔瓦多的陆路交通已处瘫痪状态。
中美洲通过萨尔瓦多的公路中断，首都圣萨尔瓦多公共汽车停驶，街上只有少量的私人汽车和出租汽车。
军队只出动军车运送上班的人们。
前两天，游击队还炸毁了17座输电塔，6条高压线路和3个水电站停止供电。
政府方面说，全国电力供应减少50％。
游击队前天还在总统府附近安放了炸弹。
游击队已经警告说，大选那天要攻击投票站，要求人们不要去投票。
今年01月，游击队方面提出一项和平倡议，同意参加今年的大选，但要求把大选日期从3月份推迟到9月份，以便进行竞选组织工作。
但在国内极右势力，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反对下，当局拒绝了游击队的主张，坚持大选按原定的日期举行。
为此，游击队的立场也再次强硬起来，决定抵制大选，并表示不接受军方的单方面停火建议。
国内和平无法实现，经济陷于混乱，杜阿尔特总统由于肝癌扩散，病情恶化，难以继续视事，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威信日减。
不少人认为，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可能在大选中占上风，杜阿尔特总统最近对《纽约时报》发表讲话说，民族主义共和联盟上台将会加剧同游击队的内战，这将导致人民与政府的对立，增加对游击队方面的支持。

专栏：
迎接商品经济的洗礼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困惑、思考与选择
本报记者罗荣兴周庆毕全忠萧关根
1895年，清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
1898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由此肇始。
这是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事。
以“废科举、兴学校”为内容的教育改革，加速了两千年传统社会的解体，引导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
在面向21世纪的时候，在新的世纪之交，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教育改革。
它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
危机，发生在历史上最好时期
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步履维艰。
1987年秋，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两年多之后，几起学潮的小麻烦平息之后，上海交通大学等充满乐观情调的先期改革尝试渐渐销声匿迹，几乎全国高校都出现了毕业分配退生现象，有5000多人不得不进行第2、第3次分配。
这虽然是个不大的数字，但在一个人才匮乏的国度，在“包分配”的体制下，这也可说是一叶惊秋，传递的是不同寻常的信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8年春，正当“两会”（七届全国人大、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在会上大声疾呼教育经费不足时，几乎全国高校都卷进了“社会有偿服务”的酸甜苦辣之中。
大学校长们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按国家拨款，1988年清华大学亏空800万元，北京大学亏空1000万元，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亏空700万元，广州大学亏空60万元……被财政赤字困扰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去抓“经济收入”。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经商热在大学校园兴起。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咖啡厅、北京师范大学的商业一层楼，名播京华；
教师卖小吃、博士摆商摊、大学生当起校园个体户，已非新闻。
一股厌学风在悄悄蔓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她讲课时，学生从最后一排坐起，问原因，答曰：
“溜起来方便。”
有的班级学生轮流来听课，来的人指定一人记笔记，其余人搞“副业”，问为何还有一人记笔记，答曰：
“应付考试。”
有人对上海市3万名大学生作调查，认真学习的只有1／4。
杭州大学去年开除几名学生，被开除者竟然为此设宴感谢老师。
1987年研究生退学者700多人，1988年达900多人。
去年秋，东北工学院的一个研究所计划招收10名研究生，只录取到4人，而最后来报到的，只有一人。
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录取一名硕士生，没来报到，却到旅游局报到当导游去了。
“新的读书无用论”突然抬头。
比少数学生厌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教师厌教。
据首都教育界人士估算，高校约有1／3的教师没有集中精力上课。
青年教师的流失也正在成为问题。
北京大学一位博士毕业生坚决不愿留校，到一个饭店当了经理。
在首都高校流传着一句新的调侃语：
“看你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
来自高等教育界这些突如其来的消息，搅起一片“神州忧思”，也使许多人陷入迷惘。
人们在问：
中国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事？
有人认定：
我们出现了“教育危机”。
而也有人认为：
我们的教育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也摆出了自己的根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
从1977年至1988年，普通高校数从404所增至1075所；
招生数从27．3万人增至66．97万人；
在校生突破200万。
这样的发展速度非但在中国教育史上为仅见，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展开的，从招生、培养到分配的整个过程已经或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
两种观点，各执一端，究竟孰是孰非？
记者就此拜访了一大批教育界的专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并且从北到南考察和采访了一些著名大学。
在考察过程中，一个新的视角逐渐清晰起来。
华东化工学院院长陈敏恒教授认为：
“目前高校改革中遇到的一切困惑，本质上都是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轨时两种机制的冲突，是一种前进中的困难。”
中国历史上的确有重教育的传统，但封建时代的教育几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封建王朝培养官吏。
尤其是从隋唐到清末的科举制，把做官作为读书的唯一出路。
由于教育与经济、科技相剥离，虽有两千年的重教传统，依然导致了近代的衰败。
所以上世纪末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然而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与欧美有很大不同。
如英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是经济发展与市场的内在动力呼唤出来的。
而中国的近代教育，是洋务运动后像机器和炮舰一样从外部移植过来的。
它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大批人才，但由于始终缺少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又常处于民族危亡的风雨之中，所以在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它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十几年时间里，教育为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输送了几百万专门人才，成为构筑共和国大厦的重要智力基石。
新中国培养的这批知识分子，至今是我们民族大业的支柱之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不可抹杀的成绩。
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选择了产品经济模式，高等教育在经过院系调整后，被迅速纳入高度集中计划的轨道。
这种教育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的大包大统，从建校、专业设置、投资拨款到学生的招收与分配，都靠国家的一本计划。
“千校一面，万人一书”，把培养人才等同于生产机器零件。
这种“产品”模式妨碍了人的个性发展，旧的教育体制影响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活力，导致教学的僵化和教育生产力的萎缩。
再加上从60年代初开始的“大学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发展到“文革”的浩劫，几次折腾，弄得高等教育奄奄一息。
旧的教育体制同产品经济一起，在历史面前碰了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全面展开，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要抛弃产品经济旧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
尤其是近几年来，城乡市场正在加速发育，商品生产搅动了整个社会。
教育本来是较早“拨乱反正”的一个领域，重视教育的呼声从“文革”劫后的校园里传遍全社会。
但当时的重教，基本上是重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模式。
沿着这一思路的“教育复兴”，同时也重复了产品经济下旧教育体制的弊病。
有一个有趣的对比。
1958年，是“文革”前17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峰，有人称之为“教育爆炸”：
这一年新办高校860多所，在校生比前一年增加2／3。
由于大大超过了国力的承受力，后来不得不调整下马。
这次“爆炸”固然与“大跃进”的错误指导思想有关，更内在的原因却在于办学的机制，只需上级领导点头，不受社会和市场的检验。
而国家又只根据学校规格和招生数量拨款，这就刺激高校单纯追求规格与规模。
没有想到，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次“爆炸”。
仅1985年，全国新办（包括升格）高等学校114所，平均3至4天一所。
本来国家的人才结构就不合理，中等专业技术人才奇缺，一些中专和大专却拚命抢着升格。
因为升成大学后，校领导可随之升官，教师们晋升职称的比例增加，经费和学生出路反正有国家大包大揽，何乐而不为呢？
1985年的高校发展失控，原因是多方面的，与1958年的头脑发热有完全不同的动因，但它们的病根都是产品经济的旧体制。
教育体制改革由于内外环境的限制，迟迟未能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这就产生了一个落差：
商品经济的大潮突然冲到大学的院墙下，校园里的一切还来不及适应外界的变化。
一切矛盾与困扰由此而起。
如果说，这就是“教育危机”的话，那么这“危机”恰恰提供了改革的动力与机会，只要引导得法，“危机”就有可能变成“生机”。
中国的高等教育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进行一次新的改造。
这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上的第2次大转轨。
它酝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新变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教育事业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千真万确！
体制，在围墙内外撞击
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中国30多年来建立了庞大的教育体系，可为什么难出教育家？
一位大学校长告诉记者，校园门朝哪个方向开，厕所坑位多大尺寸，他管不了，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基建计划审批。
至于学校办什么系、设什么专业、开什么课、要多少老师、招多少学生……更有一本统一的计划管着。
在旧体制下，大学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庸，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实体。
它没有自主权，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
高校的改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从放权开始。
国家教委政研室负责同志告诉记者，现在教委除新办大学的审批权和制定大学专业目录外，权已经都放下去了，再没有可放的了。
有些权，如计划、财政、人事权，并不掌握在教委手里，而是由计划、财政、人事部门掌握着，我们也无能为力。
可是，大学校长们还是嚷嚷没有自主权，这是怎么回事？
广东省高教局教学处负责人说，国家教委把部分高校的管理权下放给省或部委。
省里怎么管？
还不是像教委以前那样管。
大学校长们则说，把管理权下放给省或部委，只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更不高明的婆婆。
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大学的一切都由上级包揽着，睡在国家温暖的摇篮里，虽然没有自主权，不出教育家，倒也舒舒服服。
问题是产品经济正在急速解体，市场把竞争与风险突然推到校长们面前，无论是教育经费还是毕业生分配，国家很难再大包大揽下去了。
校长们呼唤自主权，几乎是在呼唤生存权。
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说，大学要成为独立的办学实体，要有法人地位，才能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
华东化工学院院长陈敏恒认为，高校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套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可以设想让社会和市场成为高校的真正“上级”。
当然，在现代社会，高校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宏观管理。
不过，目前还没有条件一步走到这个目标。
外部的市场不发育，内部的运行机制未建立。
陈敏恒说：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权力放下来校长也不敢要。”
商品经济正在改变着大学院墙内外的关系。
大学的“产品”主要是人才，而人才要逐步通过市场走向社会。
人才是否适用，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
而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市场的挑选与检验，将反过来指挥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
从这个角度看，1987年秋高校毕业分配的退生现象，并不完全是坏事。
然而，实际生活要复杂得多。
1988年初，国家教委打算出台一项改革方案：
从1989年起，高校将招收不包分配的学生。
消息一经新闻媒介披露，教育界内外舆论哗然，不少人认为条件不成熟，学生尤其担心竞争缺乏平等的机会，对改革持怀疑态度。
确实，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才市场，或者说面临的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它反馈的信息不能反映社会的实际需求。
比如许多用人单位拒收大学生，并非不需要这些专业人才，而是因为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占据了岗位而又没有淘汰机制。
广州大学校长张士勋说，只有社会大环境实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真正形成人才劳务市场，高校的改革才能顺利完成。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等大环境治理好了才从容起步改革，院墙内外的改革只能同步或交叉进行，只能是相辅相成。
这就决定了高校改革会遇到一系列特殊困难。
陈敏恒敏锐地察觉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会首先在学生就业上反映出来，学生最早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而在一般情况下，学校和老师不直接承受这种压力。
他们的工作好坏，与社会不发生直接关系，每年经费照拨，旧讲义照发，任凭风浪起，稳吃“大锅饭”。
财政赤字归财政赤字，国家总不会制定一个大学破产法。
这也是高校改革进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敏恒认准了这一点，在华东化工学院大胆推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他的基本思路是把学生的压力传递给教师和学校的全体职工。
学校实行了教师挂牌上课制度，学生可以选择老师，选择课程；
以学生听课人数多寡与教学质量高低来衡量教师的工作实绩，并与待遇、职称等挂钩。
1987年暑假，学校对全院处级及其以下干部一律就地免职重新聘任，任期2年，完全以对教学服务的实绩进行考核。
引入平等竞争的机制，是商品经济下新教育体制的基本特征。
学校生产的是人才，人才要到人才市场上去竞争。
人才竞争的背后，是学校在教育市场上的竞争。
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预言：
高校发展失控，有不少名不副实，它们挤占了有限的教育经费，却培养不出相应数量的合格人才，平等竞争一旦展开，学校的淘汰或合并将不可避免。
我国教育投资比例过低，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以下，乃不争之事实。
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心逐年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
但还有一个问题同样严重，即教育投资效益过低，恐怕也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以下。
统计表明，“七五”期间我国教育事业费比“六五”增加72％，但其中77．7％是人头费，用于改善教学的经费不足1／3。
学校机构臃肿，冗员充斥。
1986年，世界银行对我国136所大学调查，发现平均师生比为1∶3．7（据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调查，普通高校师生比如将研究生、函授生、夜大生计算在内，1988年达1∶7）。
而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它国家，这一比例是1∶12，我国1949年的比例也曾达到过1∶7．3。
调查者说：
“毫无疑问，应给中国的教授提高工资，但他们教的学生也应该更多。”
消肿的根本出路在于敲碎“铁饭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但这决不是一校一院可以单独实行的。
在现有环境下有效推进改革，当数华东化工学院的教师“扬长分流”制度。
学校依据每个教师的长处和短处，分而用之：
擅长讲课的，让他一门心思教学；
擅长技术开发和经营的，拉出来让他大显身手；
而开发经营的收益，国家、学校和全体教师都得好处。
“扬长分流”的结果，是开辟了为社会服务的新领域，部分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困难，而又避免了单纯“抓钱”冲击教学之祸。
商品经济的性格是把一切都搞活，活水才有生机。
教育经费不足，国家当然有责任逐年增加，但学校躺在国家身上，等着政府来喂养也是不足取的。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教育经费的来源应当多元化，包括国家投资、社会投资和校产增殖。
曾经领导上海交通大学改革探索的该校前党委书记邓旭初几年前就提出了建立校产的主张。
如今在深圳大学和其它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创办自己的产业，尤其是一些新兴的科学工业园，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但是我们对商品经济毕竟是陌生的，目前社会上就有些人对商品经济产生庸俗、片面的理解，以为搞商品经济就是单纯捞钱。
其实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
说高校改革要适应商品经济正是指要适应新的机制和秩序。
一些教育界人士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当教育来到商品经济的大海游泳的时候，要防止误入歧途。
我们呼唤市场，但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
尤其是市场的温度计所反映的人才需求，往往是经济上的近期需要，而教育周期比较长，对于国家远期的人才需求，还是要有计划指导，例如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关国计民生的应用人才培养和师资的培养等。
走出一潭死水，到商品经济的大海里学会游泳，而又不迷失方向，“危机”才能变成“生机”。
人才，跨世纪的急切召唤
一种危机感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教育界蔓延。
这种危机感，主要不是来自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来自经济科技方面的挑战。
为迎接这种挑战，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日本、苏联、英国、法国的高等教育，相继开始了重大改革。
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时候，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生活的主旋律。
决定未来国家荣辱、民族兴衰的，将不再主要是军事对抗，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所谓综合国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而托起这综合国力的基石，主要是教育。
布什在登上美国总统宝座时宣称：
他将努力兑现他在竞选时所作的要当一位“教育总统”的许诺。
布什说：
“教育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关键，是增强国民精神的关键。”
其实，早在5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国学者舒尔茨就提出教育经济学的新理论。
此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过长达20年的教育经费的空前增长，并由此收获了经济的增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
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不同：
小学43％，中学108％，大学300％。
西方有些学者应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得出：
智力因素（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本世纪初只有5％到20％，而现在已达60％到80％。
显然，教育已不能再被看作社会福利事业，而应被认作是一本万利的生产力投资，是对未来的投资。
60年代和70年代，正当西方发达国家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正当“亚洲四小龙”为准备产业转移而对教育大量投资时，我们正好处在产品经济的困境和阶级斗争的动乱中，错过了教育投资的“黄金时期”，至今在饱尝着它的苦果。
如今在迎接21世纪的新纪元时，许多国家又把战略重点放到教育上。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党的十三大指出：
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我们的发展战略是很明确的，党和国家发展教育的决心是很大的。
但值得忧虑的是，正当我们需要勒紧裤带办教育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奢侈风；
可以花几十亿美元进口小轿车，却无钱办教育；
有的地方竞相盖楼堂馆所，却不去修校舍危房……
更值得忧虑的，就是突然弥漫的“厌学风”，厌学的学生比例虽不大，但此“风”扰乱人心。
记者从北到南采访了许多大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读书无用”，得到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
“学得再好也不如一个个体户！”
有人说，这是搞商品经济带来的。
确实，我们自古以来就有重教好学的传统，但并非中国人天生爱读书，而是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进入仕途的阶梯这一利益导向促成的。
建国后，产品经济虽然开了“大锅饭”，但大学毕业生在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方面还是略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
所以虽有“文革”中的倒行逆施，浩劫一过，一旦恢复高考，“读书无用论”立即烟消云散。
眼下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与“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不同，它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这一非常时期发生的混乱。
“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显然与“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社会分配不公有关，有人把它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商品经济。
其实，这恰恰是商品经济不发达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市场不发育，也可以说只有半个市场，卖茶叶蛋的、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自己的劳动而获得收益，搞导弹的、教书的却仍靠国家的工薪收入。
前者是用商品经济的方法结算，后者仍用产品经济的方法分配，两种体制并存的冲突，使得人才与知识的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毫无疑问，要冲出这一混乱的雾区，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是加速发育市场，加快改革。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先走一步的深圳特区，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去年12月，记者来到深圳大学，反而不见内地一些大学校园的商业气息，读书的气氛很浓。
图书馆每天午夜才关门；
教室里入夜灯火通明。
从校外来读夜大学的学生，自行车列成方阵，蔚为壮观。
本科生报名人数逐年增加，去年报第一志愿者平均16人录取1人。
在这所不包分配的大学里，记者问一位同学：
“你们读书的动力是什么？”
回答是：
“为了提高竞争力。”
在深圳，有大学学历与没有大学学历的两个人，在职业竞争中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同样有大学学历的两个人，学得好的与学得不好的在竞争中的态势也不同。
人才市场的充分发育，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一旦形成正确的利益导向，必将有利于唤回重教好学的传统。
商品经济的社会存在必将改变学生的观念。
而目前在内地一些大学，这种观念变革还需要一个过程。
陈敏恒对华东化工学院的学生作了仔细的分析。
他发现，许多大学生好像思想很新，其实不少人头脑里仍有产品经济造成的旧观念。
他们等待政府给他们安排好一切，习惯于不冒风险而能受益，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他们不明白，学校办不好，教师教不好，自己学不好，他们就可能销不出去。
现在的大学生走上社会，主要不是业务能力差，而是心理素质不行，承受能力差，适应不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这当然不能怪学生，而是我们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提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大学要培养自由的劳动者。
一方面，要教给学生谋生手段、择业能力和培养其风险意识；
另一方面，要教给他们基本知识、做人的道理和自我修养的方法，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走上社会后能适应环境，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国家。
最近一个时期，国内教育界发生了关于教育功能问题的争论，一种意见强调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另一种意见强调教育就是育人，就是提高人的素质。
当然，也还有第3种意见，那就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从提高人的素质着手来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
教育的功能应当是多方面的。
高教改革不光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要适应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我们的学校，不光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教会怎样做人的地方。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混乱。
当人们不满于社会道德水准跌落的时候，几乎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学校。
高等学校从来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殿堂。
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净化整个社会的空气，都需要呼唤一种高尚的文化精神，一种为民族为未来的高瞻远瞩的目光。
人们首先寄希望于高等学校，希望从那里走出一届又一届具有现代品格的新人。
教育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告诉记者，我们的大学要想不在世界上落后，一定要从现在起就树立新的人才意识，即培养学生自立、竞争、创新和国际意识。
这正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正是21世纪所需要的新型建设者。
在产品经济条件下，高校培养的是整齐划一的同类型人才，教育强调共性。
这样的人才有许多优点，但在商品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高技术突飞猛进的新形势下，有许多不适应之处。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前，高等教育如何培养出既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有鲜明活泼的个性和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国家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每个学校要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专业要有自己的个性，每个学生都应因材施教，充分发展他的潜能。
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拍击大学院墙。
70年代以来，在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中，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的知识教育让位于创新教育。
而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呆板，“新的读书无用论”出现显然也与“读无用书”有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呼吁：
改变教育思想，培养21世纪的人才，应当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摆在我们面前。
教育落后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
民族素质低下是民族振兴的最大障碍。
振兴教育的希望在于改革。
21世纪的建设者现在已进入我们的学校了。
一切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都来关心教育，关心教育改革！
（附图片）
能不能进点水果回学校去卖？
北京某名牌大学的5位女生正在农贸批发市场上讨价还价。
　
吴亮摄
清华大学1989年毕业生分配供需见面会，大学生们学着“推销”自己。
贾金悦摄
华东化工学院教师挂牌上课，同学们选择最感兴趣的课程和最受欢迎的教师。
大教室里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沈进摄

专栏：
一生爱国爱人民
——悼念董其武将军
习仲勋
03月03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爱国将领董其武同志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
在他逝世的前几天，我还去医院看望过他，期望他能转危为安，不料这次一面竟成永诀！
我和董其武同志相识于全国解放初期。
其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交往颇多，相知日深。
回想他那爱国爱人民的生平往事和高尚品德，深感敬佩。
一
董其武同志是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一生始终维系在中华民族的安危兴衰上。
每当祖国危难之际，他总是挺身而出，投入到卫国卫民的正义斗争中去。
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就立志救国救民做一个爱国军人。
1924年参加国民二军。
1927年参加了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他面对东北大好河山惨遭日寇践踏的局面，向傅作义将军上书，请缨抗战。
1933年05月，他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怀柔一线打退日寇十多次猖狂进攻；
1936年，在绥远抗战中，他身为少将旅长率部浴血奋战，一举歼灭驻红格尔图的日伪军，为著名的百灵庙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他升任中将师长，率部转战平绥一线，并与八路军紧密配合，参加了令敌丧胆的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曾亲率三千精兵，深入日军腹地，奇袭板垣师团前线指挥所，取得了辉煌战果。
此后，他率部参加了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三战三捷，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从1933年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寇投降，董其武将军身经百战，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当时万众敬仰的爱国将领。
新中国诞生不久，美帝出兵侵略朝鲜，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在这祖国和人民又一次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刻，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当即在《绥远日报》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号召全省各族军民为维护和平和祖国安全的正义事业，作英勇的斗争。
不久，他又志愿赴朝，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率部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
记得他凯旋时，我去迎接他，看着年过半百的老将军一身征尘，和那老当益壮的英雄气慨，我们都深受感动。
二
董其武同志一向追求光明、追求进步。
他在人世生活了90个春秋，戎马生涯60余载，亲身经历了中华民族近一个世纪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激烈搏斗。
每当历史大转变关头，他总是尽力冲破迷惘，追求进步，投向光明。
他一生中最光荣的选择，是1949年09月19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傅作义将军影响和帮助下，毅然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羁绊，率领所部官兵，通电起义，为和平解放绥远和迅速解放全国作出重大贡献。
1950年04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两次接见董其武将军，向他表示祝贺。
毛主席说：
“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董其武同志先后担任了绥远省军政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九军军长等要职，他殚精竭虑，奋发工作，为实现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化、绥远地方的解放区化以及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始终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为党和人民事业的胜利而喜，也为党的某些失误和挫折而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受到巨大鼓舞，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多次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参观视察，为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献计献策。
1984年底，他带领政协赴粤参观考察团，对深圳、珠海特区和广州、中山等地进行考察，深深被改革、开放给当地带来的繁荣所鼓舞，同时也对加强特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科研和教育以及搞好货币管理等问题，提出了10项积极的建议。
此外，他还为落实党的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他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起义投诚人员，积极地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使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
董其武同志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一直十分关心，他说，几乎每掀一页日历，都会牵动一次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
他经常写文章、写信或发表谈话，向台湾故旧介绍大陆四化建设的新成就，希望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三
董其武同志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和合作共事中，逐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萌发了加入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愿望，从一个爱国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早在1950年，他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向他讲述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党员应具有的高尚品德，就对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伟大使命产生了由衷的敬仰。
从此，他默默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
他作风正派，工作勤奋，艰苦朴素，为官清廉，从不以权谋私。
他每次外出视察，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工作人员，不吃请不受礼，坚持生活低标准，不给地方添麻烦。
1981年，上级领导同志多次决定批拨专款为他修缮住房，都被他拒绝了。
他给后勤部长写信说，现在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大家应该共济时艰，决不要贪图个人方便，浪费国家资财”。
他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
有位工人，家里人病故经济困难，他主动解囊相助；
邻居小孩偶尔患病，他也要让家人送药上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振兴中华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给实现四化大业带来了希望，董其武同志深受鼓舞。
他深有感慨地写道：
“我戎马一生，积八十余年之经验，得出了一条明确的结论是：
回首昨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纵观今朝，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
展望明天，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而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
他要求入党的心情更加迫切，在和我交谈中曾多次表达这个愿望。
1980年初，他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根据他的申请和一贯表现，党支部认为他已符合党员标准，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请求。
当他获悉上级党委批准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庆幸自己晚年有了光荣的归宿。
他挥笔写下一首《入党感怀》：
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
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安息吧，董其武同志，您的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夙愿一定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亿万人民的共同奋斗得到实现。

专栏：
悼念董其武将军
薄一波
董其武同志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不胜痛悼。
他为了祖国的富强，毕生奋斗，功不可没。
生为民族精英，死而风范长存。
为怀念董其武同志，谨撰此文，以寄哀思。
抗日爱国将领
董其武同志，1899年生于山西河津县一个贫农家庭。
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官府腐败，民不聊生。
他的外祖父因发动当地义和团起义，烧教堂，杀鬼子，惨遭杀害。
他自幼由外祖母抚养，长而好学，攻读经史。
后怀着“富国强兵”之志，毅然投笔从戎，决心当一名爱国军人。
他从1924年开始军旅生活，连年作战，几易部队。
北伐开始后，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先遣纵队，任支队长，转战豫皖各地，屡立战功，后升任中校副团长。
但因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竟遭编遣，使其富国强兵的心愿成为泡影。
他本想到上海另谋出路，结果生活陷入绝境。
当时，任天津特别市警备司令的傅作义将军，正在扩编军队。
他一向景仰傅将军，遂变卖衣物作路费，千里迢迢奔赴天津。
经傅将军的考察，委任董为额外上尉参谋。
他不嫌官职小，军衔低，工作尽职尽责，得到傅将军的赞赏，不久升为少校参谋。
在傅作义将军的统率下，他带兵有方，后担任了中校副团长、团长等职。
接着，他随傅将军返回绥远，当时土匪猖獗，危害民众，因此回到绥远的第1件大事就是清乡剿匪。
他在肃清匪患中，不为赃官巨款贿赂而徇情枉法，不为坏人施的美人计所腐蚀，坚决严惩匪首，秉公执法，为民除害，使绥东五县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沦陷，千千万万同胞惨遭日军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守土卫国是自己的天职。
于是，他向傅作义将军呈上了抗日请战书。
1933年初，傅将军率部第59军，由绥远出师东进抗日。
董其武所在的第218旅担任先头部队。
当时日军攻陷了古北口，北平告急。
傅将军奉命率部奔赴昌平，在怀柔一带进行狙击。
董其武团在作战中英勇杀敌，曾一天连续七次粉碎日军的进攻。
全军将士把傅将军提出的“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当作抗日信条，誓死保卫国土，赢得首战胜利，受到全国各报的热情赞扬，被称为“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之后，董其武升任第218旅少将旅长。
随后，他率部参加了震动中外的“绥远抗战”。
这是傅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和全国抗日怒潮激励下，发动的一次大败日伪军、收复失地的著名战役。
这次战役分两个阶段，在傅作义将军精心部署下，首先是董其武旅长和彭毓斌师长组织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
红格尔图，当时属绥远陶林县（现属内蒙古右后旗），是日伪进犯必争的咽喉要地，也是抗日军民必守的战略要点。
在当地蒙族军民的配合与协助下，先后激战七昼夜，捣毁了日军田中隆吉和伪军头目王英的指挥部，共毙伤敌伪军1700余人，俘虏伪军300余名，生俘日军电台台长八牟礼吉等人，击落敌机1架，缴获无线电台1部、汽车数辆、军马百余匹，还缴获了日本关东军发给王英的各地日伪电台联络表和密码本。
红格尔图之战，为夺取百灵庙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接着，是由孙长胜、孙兰峰旅长指挥的百灵庙战役。
他们向日伪军盘据的百灵庙发动了猛烈进攻，击毙日伪军近千人，俘敌400余人，缴获步兵炮3门、迫击炮6门、马步枪800余支、电台3部、汽车5辆、战马200余匹等。
绥远抗战大捷，全国欢欣鼓舞，振奋了全民抗战的热情。
毛泽东同志曾派南汉宸同志携带他的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四字的锦旗，赴绥远表示亲切慰问。
毛泽东同志对“绥远抗战”给予高度评价，称为“全国抗战之先声”。
“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全国奋起抗战，八路军由陕北开赴华北前线。
在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中，董其武将军率第218旅奉傅作义将军命令，自阳坊口驰援平型关。
他们冒着滂沱大雨，在山路上穿行急进，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傅作义部的出击，对平型关大捷起了配合作用。
这里着重讲讲董其武将军在忻口会战中指挥部队英勇作战的事迹。
这是抗战初期华北方面举行的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一次著名战役。
日伪军投入兵力六七万人，国民党军投入10万余人，战役历时23天，双方死伤数万人。
在忻口会战中，董其武旅奉命担任袭击日军板垣前线指挥所和摧毁敌炮兵阵地的艰巨任务。
他精心部署，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中不幸左臂负伤，血流不止，但仍坚持指挥战斗。
后因弹片未取出而感染，臂部红肿，仍然不让向总部报告，始终战斗在第1线。
傅作义将军得知他负伤的消息，遂令第211旅旅长孙兰峰急速前去接替他指挥。
他说：
“在这种紧要关头，我哪能因一点轻伤就退下去呢！”
于是又同孙旅长一起指挥战斗，直到胜利地完成任务，缴获了板垣第5师团、东条英机蒙疆兵团32旅团和第12留守师团铃木旅团等部许多战利品，受到总部的奖赏。
忻口会战结束后，傅作义将军要他马上到太原医治臂伤，他到医院取出弹片的第2天，又让医官带上药一起赶回了忻口。
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被提升为101师中将师长。
他在担任师长期间，先后率部参加了包头战役、绥远战役和五原战役，重创日军，屡建功勋，因此又被升任暂编第4军军长，后调任第35军军长。
日本投降前夕，他任第12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
从长城抗战到日本投降的12年间，董其武将军率部坚决抗战，保卫国土，功勋卓著，为国人所敬仰，不愧是一位抗日救国的著名爱国将领。
绥远率部起义
1949年09月19日，全国大陆解放前夕，董其武将军在绥远率部起义，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绥远方式”。
这是他对我国解放事业作出的一大贡献。
绥远和平解放谈判，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
开始由贺龙同志主持，后来绥远划归华北区，便由聂荣臻同志和我主持。
我当时是华北局第1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因此，我参加了谈判、起义、改编的全部过程。
绥远国民党军是华北“剿总”管辖的部队，有一个军部、8个师、8个旅，董其武为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也是绥远省主席、绥远省保安司令。
01月21日，傅作义将军宣布北平国民党军接受改编，北平实现和平解放。
董其武将军得知这一消息，于第2天即飞抵北平，谒见傅将军，明确表示要追随傅先生走和平道路。
傅将军告诉他：
“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泽东之后再定。”
02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时，提出了“绥远方式”，即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将军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时起义。
03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绥远方式”，就是有意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作暂时的让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针原则，我方与傅方代表举行了谈判，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
在谈判期间，都是由我将具体情况直接向周恩来同志报告，重要的问题请毛泽东同志作决断。
董其武将军当时在归绥主持军政工作，谈判的情况不断由傅作义将军派人与他通报。
协议签订后，董其武将军为贯彻协议，实现和平解放，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他妥善解决许多矛盾，稳住了局势。
蒋介石、阎锡山极力阻挠破坏，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等，到归绥、包头强令部队西撤，还用封官许愿等办法，制造分裂。
董其武将军团结各界、各族知名人士，粉碎了蒋、阎的破坏。
当时华北全境已解放，许多特务、土匪分子，窜到绥远来，活动十分猖獗。
07月24日，发生了杀害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王世鑫事件，董其武将军惩办了凶手，对特务、土匪进行了打击。
后来，受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委托，傅作义、邓宝珊将军赴绥远促成起义早日实现。
我负责从华北人民银行拨款10万银元，供傅将军慰劳将士之用。
经过多方努力，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董其武、孙兰峰将军的率领下，胜利举行了“九·一九”起义。
董其武将军发出的起义通电，一份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一份给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我。
我们收电后十分高兴，当即复电表示祝贺。
“九·一九”起义后，毛泽东同志指示，绥远不再用军管形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将军任主席，并指示绥远人民政府和绥远军区，与董其武将军的绥远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实行合并、合作。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将军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任命董其武将军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
任命我兼绥远省军区政治委员。
董其武将军起义时，正是全国第1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本应参加会议，但因主持绥远的军队改编和地方政府机构合并组建工作未能来京。
1950年03月，他和高克林同志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
这天，傅作义先生和华北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到车站迎接，大家见面甚为欣慰。
华北军区还设宴招待董其武将军等，并将他们的一份汇报材料，呈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阅。
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8次会议，听取董其武将军的汇报。
周总理高兴地握着董将军的手说：
“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全文发表。”
04月17日，由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第1版上全文刊登。
毛泽东主席于4月08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将军。
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
“董将军好吗？”
27日，毛主席又和董其武、高克林作了长时间谈话。
在场的有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傅作义将军和我。
毛主席高兴地说：
“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很有成绩嘛。
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
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董其武将军一直牢记这次谈话，常常对人说：
“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1950年09月，在绥远起义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司令员、傅作义将军和我致电董其武将军，贺电说：
“值此绥远起义周年，特向绥远起义官兵全体同志们致以热烈的庆贺：
希望进一步努力，更好地加强革命部队的一切建设工作，依据毛主席指示的建军原则，为建成一支坚强的国防军而继续奋斗。”
抗美援朝立功勋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武装占领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全国人民一致愤怒声讨美帝罪行，要求支援朝鲜人民，参加抗美援朝。
当时，绥远省军区召开英模会议，有13名战斗英雄联合签名，表示要求上前线，打击侵略者。
10月25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这时，绥远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书、请战书，一批批送到军区机关。
董其武将军将官兵们的要求，一方面向华北军区和党中央反映，一方面特意向傅作义将军作了汇报。
傅将军一开始就曾向毛主席、周总理作过建议，对美帝侵朝，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对朝鲜进行支援。
这时听了董其武将军的汇报，更坚定了要求派起义部队参加抗美援朝的决心。
11月上旬，傅将军向毛主席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使这支部队受到新的锻炼、新的考验，进一步实现解放军化。
毛主席批准了这一建议。
周总理在政务院约见傅将军，宣布以原绥远起义部队为主，成立第23兵团，准备入朝作战。
绥远军区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起义部队一年来工作时，接到了要董其武将军带领军、师、旅长来京接受新任务的命令。
11月27日，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我和傅作义将军，会见了来京干部。
随后，周总理又会见了绥远军区的同志，并和董将军交谈了部队的情况，要他们鼓起勇气，正视困难，准备赴朝参战，等待他们的胜利消息。
同时，还关心董将军的家庭，提出：
“你离开绥远后，把家眷接出来，住在北京。”
傅将军接着说：
“请总理放心，我替他安排。”
12月19日，傅作义将军从北京来绥远，正式宣布中央决定，成立第23兵团，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
接着，部队从绥远转移到河北整训，作好入朝作战准备。
兵团将部队准备工作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总结报告。
毛主席看后高兴地批给傅将军，“宜生兄：
23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阅。
阅后请予掷还。
23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1951年09月0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作战，担任了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机场及后勤警戒任务。
从9月20日至11月04日，第23兵团干部战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冒着敌机日夜轰炸，克服运输、器材等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修建机场任务。
10月22日，泰川、南市机场遭到美Ｂ—29重型轰炸机的轰炸，后又有成批飞机轮番向三个机场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共投下炸弹4925枚，定时炸弹1925枚。
广大干部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日夜不停地排除定时炸弹，抢修筑机场。
董其武将军亲自到现场指挥，与战士们一起排除定时炸弹。
战士们为了他的安全，要把他拉到远处去，说：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董将军说：
“出了问题我有责任。”
战士们又说：
“你是首长，保证首长安全，我们也有责任。”
战士们高度的友爱与责任感，使董将军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第23兵团完成修筑三个机场任务后，向志愿军司令部、华北军区写了一份报告，并转报给朝鲜人民政府。
中央军委发来贺电，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也发来贺信，说：
“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
同时，授予董其武、高克林等六同志各一枚“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在抗美援朝期间，有两支起义部队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他们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记在中朝人民心中。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任第69军军长的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80年，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董其武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董其武同志少年时期追求“富国强兵”理想，投笔从戎；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是抗日爱国将领；
解放战争时期，在绥远率部光荣起义；
抗美援朝时期，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立下功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祖国繁荣和统一作出了贡献。
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一大损失，他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将为人民所永远铭记。

专栏：
以书为桥[美国漫画]

专栏：
国际副刊
塞岛旅游潮
陈封
旅游浪潮猛烈冲击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国，去年的游客总数达到110万，几乎是该国人口的一半。
例如渔村圣纳帕近几年的经历可以说已到了传奇性的程度。
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只有1000多人口的小渔村附近的一片海滩忽然被欧洲来的度假者看中了，由最初的几百名游客很快地增加到去年的20万人。
海滩上拥挤着穿“三点式”泳衣的嬉水女郎和晒太阳的老老少少，一大批迪斯科舞场、纪念品商店和酒吧间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长年过着简朴生活的渔民从来没见过变化如此迅速的世界。
蜂拥而来的外国客人迫使他们决定搬家。
渔民们离开了曾生活几个世代的村庄，撤退到一个小山脚下另建新村。
他们并不是逃回他们原来的旧生活圈去，而是投入旅游服务行业，去获取比捕鱼更高的经济效益。
去年外国游客在这片海滨地区消费了1．5亿美元，已使一些以前只乘渔船和牛车的村民拥有了自备的高级小汽车。
设有1．3万张床位的数十家旅馆已以最快速度建立起来，5年前曾是静谧的海滨现在已成为喧闹的市镇，说着不同语言的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熙熙攘攘半裸地到处游逛，随处是通宵营业的舞厅和酒吧。
靠外国游客发了财的塞浦路斯人兴高采烈，一位老渔民感叹：
“人太多了，钱太多了，声音太嘈杂了，吵得我晚上睡不了觉。”
旅游业给塞浦路斯带来可观的收入（约占全国总收入1／5），政府既喜且忧，喜的是财源滚滚来，担心的是管理跟不上似乎有些失控的形势。
所以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加紧熟悉新事物，例如圣纳帕海滨休假胜地最近已开办了一个爱滋病防治中心。

专栏：
宇航城巡礼
盛世良
苏联宇航事业也在改革，过去同国防工厂一样保密的宇航员培训中心现在不仅让外国记者参观，而且从3月起将对外国游客开放。
记者前天到莫斯科东北38公里的这个中心，亲眼目睹了“星城”的奥秘。
位于地面的轨道联合体
陪同参观的是培训中心主任克利穆克，据这位上过太空的少将介绍，星城始建于1960年，经该中心培训并已上过天的苏联宇航员有67位，其中19人两度游环宇，17人三次上太空，贾尼别科夫5次登天，其余的都只升空一次。
星城共有13栋房，3500居民，只供飞船指令长等军人宇航员及家属居住，文职宇航员都住在莫斯科。
克利穆克先领记者参观由“和平号”轨道站（长15米、外径4．1米，重20吨）、“量子”实验室（长7米，外径4．1米，重12吨）和两艘飞船串联成的轨道联合体模型。
这个模型的尺寸、设备、色彩都同目前在轨道上的实物一模一样。
太空人上天前就在地面把操作演练到得心应手的程度。
克利穆克在这36米长的庞然大物前同记者合影时说，很快要把另外两个新的实验室送上天，同目前在太空飞行的联合体作“丁”字形对接。
失重与超重
记者被领到深12米，直径23米的圆柱形水舱外。
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太空人索洛维约夫和谢列希罗夫正在3名教练引导下，练习进出轨道站，把绞接式太阳能电池板拖出舱外打开。
动作优雅，不慌不忙。
一位博士研究员已坐在离心加速器长臂顶端的舱内。
待记者一到，实验室主任一按电纽，加速器便呼呼地转了起来。
记者问：
“他受得了吗？”
主任说：
“放心，这只3倍于重力，太空人训练时最高达10倍，而且还要准确地完成各项操作。
人类经受过的最大超重是1．5秒的21倍！
1975年04月05日宇航员拉扎列夫和马卡罗夫起飞时，火箭出故障，应急系统起动，降落舱弹回地面，两人已昏死过去。
康复后，他们还上过天。”
主任指指还在驱动的加速器说：
“这家伙能造成30倍的超重，人在这种情况下必死无疑。”
在太空人餐厅吃点心
太空人在轨道站吃的是3000大卡一天的航天餐。
面包半寸见方，一口一只，10只一包。
汤是浓缩的，用开水稀释，牛排和肉饼等固体食品则加热后食用。
克利穆克对记者说：
“肚子饿了吧？”
随即领我们到星城餐厅吃点心、喝咖啡、果汗、夹肉面包、馅饼、果料蛋糕……果然吃得很考究。
接着，记者还参观宇航博物馆。
最初，由于起飞座椅体积有限，宇航员身高上限为1．72米，体重上限为75公斤。
第1名太空人加加林短小精悍，身高仅1．64米。
现在体重上限80公斤，身高不限（波兰太空人高1．91米）。
带反光面罩的白色太空作业服引起了记者的兴趣。
这套衣服重85公斤，大部分由金属构成，但袖子和裤腿可伸缩，以备不同身高的人使用。
穿着时由背部的长方形门钻入，门上是生命维持系统，可供在开放宇宙中活动6小时。
去年12月，由于机械故障，苏法宇航员用了5小时57分才完成作业，再过几分钟氧气即告尽，真悬！
在太空作业时，作业服向阳面温度达140℃，背阴面为－140℃，但作业服内总是25℃左右。
太空人每天要穿8—9小时的紧身服，以弥补失重状态下缺乏的大气压力。
自从发生宇航员在纯氧中衣服着火的惨祸后，纯氧舱内穿的都是石棉服，在80℃的纯氧中不会自燃。
1000万美元一张票
克利穆克对记者介绍，外国人想上天，先要用半年时间进修俄语，用2年从事各种训练，其中必不可少的有飞船和轨道站上的维持生命系统、应急自救系统、迫降后的生存本领，不论迫降在非洲莽林还是北极冰原，都要能存活1—2天，以待救生人员赶到。
轨道站上的设备，要完成的科研任务，都要事先演练。
当然，有的外国宇航员任务较轻，如越南人和阿富汗人学习一年飞两圈就回来了。
“宇航是赔钱的买卖吧？”
记者问。
“不尽然，”克利穆克说。
“一枚火箭二三百万卢布，飞船成本七八百万。
印度为让飞行员上天付了750万美元，因为仅两年培训即要200万美元，离心加速器的耗电量不下于一座小城市，训练失重除了在水舱，还要用大型货机。
苏联接受一名外国宇航员一般要1200万—1500万美元。
美国人登月计划耗资200亿美元，但是，而由此获得的新技术值2000亿美元。”
美国一位流行歌星已几次申请，想出1000万美元，请苏联宇航总局让他“搭便车上天。”
苏联从3月起组织外国游客作航天旅游，包括参观星城。
有了新思维，宇航同经济毫不冲突的。

专栏：
春到雪融草木知　〔苏联版画〕

专栏：
死蜂报警
如果你被黄蜂或蜜蜂蜇了，为避免发生更不愉快的事情，请不要“啪”地一声拍住它。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农业实验室的学者们经过多年的工作，成功地分离出一种化学化合物。
这种由死掉的昆虫尸体分泌出来的化合物能使所有离其不远的“亲属”得到警报而处于攻击状态。
如果此时有不速之客光临，已收到“报警信号”的昆虫们就会蜂拥而上，保护自己的“家园”，狠蜇周围的所有动物。
因此，你可能受到更多的伤害。
　鲍跃

专栏：
石楠，不屈的象征
士平
日德兰半岛是丹麦本土最大、最神奇的一块土地。
北欧的夏天日子长。
太阳升起来了，与挺立在远处的风车恰好齐腰。
金黄色的阳光洒落在绿色的田野、青砖红瓦的村庄和纵横交错的公路，给这块大地抹上一层迷人的色彩。
汽车顺着西海岸的长堤向南奔驰。
几分钟前满目清秀的田园风光换成荒芜的景色。
沙丘在眼前跳跃着，连绵不尽。
沙丘上下，野草丛生，也有星星点点的野花。
在较为平坦舒展的地方，偶尔能看到正在吃草的牛羊和茅屋。
我一直靠窗坐着，渐渐因单调乏味而感觉有些倦意，恰在这时，远处绿色中蓦然地现出一片深红色，宛如天上彩云落在人间，接着又是一片，又是一片，终于把绿色完全挤走，只剩下一片红，在阳光的照耀下，红得耀眼，红得像火。
“那是什么？”
我惊讶地问。
“石楠。”
有人回答。
“石楠！
啊，这就是石楠么！
这就是丹麦朋友说起过的那种特殊的野草么！
古时，日德兰是块贫瘠荒芜的土地。
丹麦人的祖先在这里出现的时候，那里只有沼泽和石楠荒原。
18世纪丹麦诗人卜里池曾对石楠荒原作过这样的描绘：
棕色的石楠原野是我的家，
快乐的童年烧掉荒原的苦闷；
我轻步走在黄色的沙土上，
起伏的沙堆是整个童年的伙伴。
我觉得无花的原野美丽无比，
棕色的石楠荒原宛如伊甸园；
我希望有一天静眠在那里，
加入到祖先的行列中间。
浪漫的诗人把荒原比作伊甸园，但是他的祖先无法靠荒原生存。
他们披星戴月，开垦田地，决心改造荒原。
春天他们播下种子，也播下希望。
谁知庄稼不长，却铺天盖地长满了红红的石楠。
石楠具有令人赞叹的生命力。
它喜欢生长在沙土上，石砾堆里，有它的地方，就很难有其他植物。
年复一年，石楠以它倔强的性格一次又一次破灭人们千辛万苦编织起来的美好希望。
他们被激怒了，发誓要和这种桀骜不驯的野草决一雌雄，于是在日德兰半岛上出现过一场奇特的人草之战。
一群意志坚定的人和一种不甘屈从的草同样为了生存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上次在日德兰，到西海岸之前我一直没有看到石楠草。
在东海岸、在半岛中部和其他地方到处都是无垠的田野、满坡的牛羊和优雅的风车构成的日德兰特殊田园风光。
在中世纪，日德兰就已是欧洲的一个粮仓，而今也依然是出口占很大比重的丹麦农业和畜牧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我那时还以为石楠早已绝迹了呢！
然而，在西海岸我见到了它。
它依然像传说的那样红红火火地生长着。
也许那是为了给历史作一个实物注脚；
也许那依然是为了展现它不屈的性格。
车窗外石楠草原仍在延伸，我得说石楠不屈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确实值得赞美。

专栏：
神奇的药瓶盖
柯谱
保护瓶中药物不受潮、燥、光、尘等污染，保持瓶中药的药性、功效在一定时间内不减弱，这大概是药瓶盖子诞生以来的“千年一贯制”用途吧？
也有人幻想赋于它更多更大的功能，诸如古希腊神话和古印度传说中都曾有过一个小小瓶盖把一个海中魔力无边的恶鬼巨妖盖住的故事，但那终究只是“天方夜谭”罢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人已研制出一种能记录服药信息，帮助医疗的神奇药瓶盖子。
据外电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家开发微型包装电子技术的公司，目前推出了一种被称为“服药监视装置”的神奇药瓶子。
它能自动记录下人们开瓶时间、取药数量、敞瓶时间、盖瓶时间。
此盖虽奇而不神。
只是在瓶子盖上安装了一个“超微型信息处理机”。
“微机”把服药情况记载在“服药卡”上。
病友复诊时，必须将此盖一并交给大夫。
医务工作者把这盖子连到电脑的终端上，屏幕上立即会再现出服药全过程。
医生据此复诊，极大地提高了疗效。
这是它的功劳之一。
更重要的是，此盖可以提醒病友按时按量及时服药。
这对懒于服用者，对浪费者，尤其是对服药常失误者大有教益。
据美国官方一份调查材料：
在长期服药的人中，竟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患者不能遵医嘱，胡乱服用，危及生命的高达百分之五左右！
另外百分之五十五的病友服药详情不得而知。
为此，当局不仅一再大声疾呼，还在改进措施上颇动了一番心计，“微型服药自动信息处理装置”就是其中佼佼者。
它一问世，立即引起医药界高度重视，一些专家把这种神奇的药瓶盖子誉为“药瓶盖子上的一场革命”！

专栏：
马背为家
位于东南太平洋中以巨人石像闻名的智利复活节岛现有居民约为2000人，其中土著已不足500人。
但岛上各种马儿却多达5000余匹，人均有马1．5匹。
这里的胎儿，随母腹在马背上“胎教”，不少婴儿诞生前几十分钟还在马背上“徜徉”，幼儿刚刚学步，父母兄姊就扶他（她）上马，马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到处是名副其实的马背学校。
求偶择婚，以马术定终身；
婚嫁迎娶，以马匹为馈赠；
出殡送葬，由马匹作运载工具。
柯敏

专栏：
世界妇女就业状况
第2次世界大战后，妇女就业人数明显增加。
据国际劳工局的调查统计，年龄15至64岁的女性就业率平均为40％左右，其中多数工业化国家超过50％，发展中国家30％左右。
但各国间发展很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中我国最高，在70％左右，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最低，分别为6％和7％，菲律宾为37．5％，印度31％，巴西30．5％，墨西哥30％。
发达国家中瑞典最高，为67％，西班牙最低，为26％，美国为57％，加拿大56％，英国55％，法国53％，日本和瑞士50％，联邦德国49．5％，意大利35％。
苏联和东欧国家均较高，苏联大约为75％，波兰66％。
世界上妇女就业人数最多的是苏联，70年代以来已在5000万人以上，1985年超过6000万，其次是中国，1987年，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中有4800万；
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中有500万；
在乡镇企业中有3500万。
美国从80年代以来保持在4000万人以上，1985年达到4739万人，在西方国家中居首位。
妇女就业人数增加，失业人数也在增加，而且占有较大的比重。
如美国普遍存在性别歧视，妇女不管学位高低、资历深浅，失业率是男子的两倍，年薪大约是男子的71％。
（3月08日《科技日报》　余洋文）

专栏：
八股文为何沿用了500余年
一提起“八股文”，许多人便深恶痛绝，指责其阻碍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
但最初人们是根据什么来制定以八股文取士的考试制度的呢？
它又怎么能延续了500多年呢？
1989年第2期《文史知识》刊登刘海峰的文章说，八股文在当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有其得以沿用的内在原因。
八股文在明清科举考试中的特定功用，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分析。
就内容而言：
第1，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使考生只读儒家经典，以强化封建统治。
八股文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中的现成话，写作必须“代圣人立言”，即用圣人口气行文。
第2，划定备考范围。
八股文规定《四书》、《五经》内容诠释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解为准。
从形式上看，八股文有3种功能：
第1，防止作弊。
八股文结构体裁有特定的限制，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
必须严格按照格式作文，使答题不致漫无程式，减少了作弊的可能，但却变得僵化刻板，走向死胡同。
第2，使评卷标准化、客观化，并减省评卷工作量。
明代规定，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道，限500字；
《四书》义一道，限300字。
清康熙年间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否则试卷作废。
这种标准化的作文试卷使评阅客观，也减省评卷工作量，同时也便于计算评卷工作量。
第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测验出考生的文字基本功。
要按八股文的格式，作好命题作文，没有起码的语文水平是不行的。
八股文注重款式与格调，是糅合了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一种新文体。

专栏：
城市居民家庭
实物收入知多少？
去年大连市城市抽样调查队对300户居民家庭进行了“三季度实物收入”调查，结果表明：
有实物收入的为159户，年获得实物价值为17868元，平均每户为59．56元，据此计算，三季度在居民人均月生活费总收入中，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之比为19．5比1。
159户中，所得实物价值在50元以下的为41户，在50—100元之间的为73户，在200元以上的为11户，其中最少的一户为8元，最多的一户为2000元。
职工从单位分得实物的名义和形式多种多样，有劳动保护性的，也有慰问性的、纪念性的、奖励性的、赠送性的；
有会上发的，也有送到家的。
但若按资金渠道划分，主要可分为劳保用品和福利性补贴物品两大类，二者价值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1．1％和78．9％。
在劳保用品中，职工所领取到的已不再仅仅是肥皂、毛巾、手套和不讲究款式的各种棉、帆布服装之类的物品了，做工考究的毛料西装、风雨衣、滑雪衫、呢大衣等高档穿着也屡见不鲜。
在福利性补贴实物中，以市场上短缺的“紧俏物资”和“土特产品”居多。
其中副食品的价值量居各类商品之首，占45．5％。
（3月05日《经济日报》　城宏文）

专栏：
当前农民的心理状态
最近，九江市委宣传部调查了经济状况好、中、差3个层次的11个县区1117名农民户主，分析和处理了16300多个数据，归类形成了“农村形势评说”、“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谈”和“致富观剖析”3个专题。
问卷调查中认为改革“成绩很大”的农民占70．8％，说改革“搞得不好”的只占7．9％。
85．1％的人深深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和“提高”，经济上得到了实惠。
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当前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对“农产品价格和农资供应”、“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执行“农村政策”等3个问题意见最大，占了调查户中的90％以上。
62．8％的农民“对近年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受”是“削弱了”，主要表现在：
重致富、轻教育，开会讲的是“商品经济”，广播里说的是“万元户”，很少谈到思想政治教育。
80．6％的农民迫切要求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但他们不喜欢开会听大报告，而喜欢“听传达农村政策”、“讲农业科技”和“商讨村民的事”，表现出较强的民主和平等意识。
农民的致富观已有新的变化，产品结构已由过去单一的农业型转变为农、工、商、运、副并存的多样型。
但在家庭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是什么？
72．2％的农民回答仍是“种植业和养殖业”，21．3％农民回答是“手工业和副业”，只有6．5％农民主要经济来源是“经商和办工业”。
从“农民赞成的致富途径”分析，有35．6％的农民选择种植业致富，为办厂、经商、养殖、运输等5项之首，说明当前农民对种植业的兴趣浓厚，对发展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有利。
（2月22日《江西日报》）

专栏：
怎样看待烹饪文化
目前，从“烹饪文化”的高度认识中国烹饪，已是中国文化界和科技界的共同认识，并从1984年以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渐渐形成了以下四派意见：
首先，是烹饪文化论。
这种意见的核心是，中国烹饪的菜肴不仅有丰富的营养，符合科学规律，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
因为其横跨科学和艺术两大门类，就以烹饪文化概括之。
其次，是烹饪艺术论。
这种意见是近几年滋长起来的，强调中国烹饪是造形的艺术。
于是，很多菜点过于讲究拼摆和造形，流于工艺美术制品的窠臼。
再次，是对第2种意见（即艺术论）持否定态度的烹调技术论。
这种意见认为，“烹饪尽管是与文、理、艺等学科有联系的综合性文化，但本质上仍属于工艺技术”。
最后，是烹饪科学论。
这种观点认为，烹饪学是范围十分广泛的科学，烹饪是食物加工制作过程的科学，几乎可以包括所有的食品加工活动，当然也包括食品工业，而其艺术性也是从美学角度提出的。
　（2月21日《中国科学报》　陈胜昌文）

专栏：
我国“农转非”人口严重失控
9年来，我国“农转非”人口总数已超过4000万，平均每年470万人。
目前，这种势头仍然有增无减，由此引发的诸多矛盾令人担忧。
有关部门提供的测算数据表明，城镇每接收一名“农转非”人员，每年需要给予粮油补助120元，按470万人计算，一年国家就要增加支出5．6亿元，加上9年累计转移的4000多万人，一年就要支出48亿元。
这笔巨额的支出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还不包括在每年的“农转非”的人口中，有40％的人需要安置就业，有40％的人没有住房，这更加剧了城镇的就业、住房、入学、就医、交通等方面的困难。
政出多门是“农转非”人口失控症结所在。
据统计，在每年470万“农转非”人口中，有50％左右是由地方自行规定政策造成的。
有关部门呼吁对此做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整顿，当前要改变中央一级五六个部门审批“农转非”工作的状况，建议建立一个组织协调“农转非”工作的机构，统一制定有关政策，使“农转非”的工作与城镇建设相适应。
国家还应制定政策，引导农村剩余劳力，发展当地工副业生产，以缓解城市压力。
（3月03日《光明日报》　金振蓉　任泽民文）

专栏：
我国电话接通率不足百分之三十
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张立贵说，目前，我国市内电话接通率不到30％，而长途电话接通率仅在20％左右。
根本原因是通信能力严重不足，建设和发展跟不上社会的需求。
其次，电信部门对已建成的网络和通信设备没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全网运行效率比较低。
他认为全网运行效率低的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1，话务量集中。
用户习惯在早晨或下午上班后两小时打电话，使通信干线和市话交换机满负荷，形成阻塞。
第2，用户不熟悉正确使用电话的方法。
在被呼叫方无人接或电话忙时，呼叫人连续挂拨电话，长时间挤占长途电路，使宝贵的长途电路进行“无效劳动”。
第3，有些长途电话局随意改号、升位，一些城市或单位扩大电话容量，既不提前通报，也不作宣传，致使大批用户用错码呼叫，占用了大量电路。
第4，邮电企业内部的本位主义作怪。
一些处于长途干线上的汇接局，为了保证本地区内的长话畅通，人为地关闭末端局的长途电路，使末端局所在地区通信中断。
　（3月03日《经济参考》）

专栏：
文盲现象——二十一世纪的“癌症”
文盲并不是第3世界国家的特有现象。
在工业化国家，目不识丁者也大有人在。
西欧一些专家认为，在信息化社会，文盲现象已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灾难”，到21世纪将成为一个“社会癌症”。
据报道，美国的文盲大军有2600万—7000万之众；
英国13％的青年、法国和加拿大25％的人读写有困难；
比利时瓦隆地区和布鲁塞尔地区的文盲有30万，甚至在比利时军队中也有3％—5％的文盲。
这些文盲大致分为3类。
一种是全文盲；
一种是半文盲，认识一些单词，但不懂句子的意思，认识数字但不会计算；
第3种是功能性文盲，这些人进过学校，但后来把所学的读写知识全忘了。
不管是哪一类文盲，绝大多数都是穷人、长期失业者和移民。
学校教育的失效也是产生文盲的重要原因。
法国教育国务秘书1987年曾透露，20％—25％的小学六年级学生还不会读和写。
比利时的这一比例更高，为30％。
比利时的欧洲议员保尔·马克曾在一份报告中透露，目前有5％的欧洲人是功能性文盲，到2000年，欧洲的功能性文盲将占总人口的20％。
为对付这一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联合国已决定1990年为“国际扫盲年”。
　
　（2月15日《光明日报》　杨志清文）

专栏：
日本推行“四字诀”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的《轻薄短小时代》杂志报道，近年来，日本以推行“轻、薄、短、小”4字诀，占领世界商品大市场。
轻——产品要讲求灵巧轻便，惹人喜爱。
日本新研制出一种西装，全套仅重500克，可谓惊人的发明。
对其它日用品像雨伞、提包、箱子等更是不言而喻。
薄——电视机、照像机之类的消费品的生产已向“薄”发展。
柯达公司推出三种薄型照像机，其厚度仅20毫米。
短——不是单纯指长度，而有更深的含义。
如电话机、对讲机可缩短找人的时间；
复印机、打字机可缩短抄写时间；
电子计算机可缩短运算时间。
小——小型化是打开各种产品销路的最佳途径之一。
小型化不仅指日用品，还包括厂房、车间、生产设备和各种服务设施的小型化。
（2月26日《河南日报》　刘兴华文）

专栏：
爱因斯坦在中国
1922年，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来回途中两次路过上海，共在中国停留了六天多时间。
爱因斯坦第1次途经上海是1922年11月13日，他表示愿在中国讲学半个月，北京大学复电表示欢迎。
但正式邀请信为邮程所阻，爱因斯坦以为邀请已被取消，遂安排了其他工作，遂使爱因斯坦感到“莫大的痛苦”。
12月31日，爱因斯坦再次路过上海，翌年元月02日乘船离去。
他虽两次都来去匆匆，终未能在中国讲学，但上海之行在爱因斯坦一生中仍具有特别的意义。
他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事是到上海后瑞典驻上海领事正式通知他的。
爱因斯坦初到上海那天，曾在“一品香”用餐，在“小世界”听昆曲，游览了豫园，在南京路上他还被热情的中国学生抬了起来。
这天下午，书画家王震在家中设宴款待了来自德国的贵宾。
第二度来上海时，爱因斯坦曾于元旦那天，在福州路工部局礼堂作了一次有关相对论的演讲。
（《百科知识》1989年第2期　刘江文）

专栏：
牌子王荫华作
（1989年第2期《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