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聚民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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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聚民、徐生报道：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光军离休后，创办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办科研机构——武汉时代科学研究院。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吸收近100名军、师、团职离退休干部和200余名地方专家教授，与40多家军内外企业建立横向联系，成为具有法人地位的高智力科研经济实体。

5个月前，李光军开始创办时代科学研究院时，共有9个人，到3月下旬为止，已发展到400余人。
他们建立了和正在建设着航空、通讯、化工、机电、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建筑设计、思维科学与智能系统、医学等17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所，从而逐步使其成为多学科、多效益、技工贸结合、提供一体化服务的经济实体。

今年67岁的李光军，一年前离职休养后，看到军队离退休干部中许多人年方50多岁，各有专长，急切渴望投身改革，再创新业。
同时，他还发现，在他居住的武汉东湖地区，有100多所高校、科研设计单位，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厂企业，拥有众多的科技人才，特别是在一批退下来的老专家、老教授中蕴藏着很大的潜能。
于是，经过他与其他同志反复磋商，发起成立了时代科学研究院。
这个科研院以军队离退休干部为纽带，联系广大科技人员，吸收科技人员的业余科研成果，在科研和生产之间架起了方便桥梁。

李光军不徒虚名。
他和智囊们常议的事，是如何发挥民办机构的优势和效率，为促进科研人员与生产的结合，科研成果向商品的转化，快办事、办实事。
湖南江华正为筹建一个投资400万元的硅厂发愁。
“时代”闻讯，当即派员前往论证，签定合同，从设计到投产，提供“一条龙”服务，江华喜不自禁。
某工程师的一项技术可使进口电冰箱的压缩机延长寿命20％以上，制冷效率提高3％以上，并使冰箱的容积增大。
在大型机上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可是7年时间找不到人要。
“时代”牵线搭桥，很快找到了生产厂家。

到目前为止，“时代”已接到科技人员的30多项技术成果，7项已运用到生产中去。
不仅对经济建设有益，科技人员能取得合理报酬，“时代”也从中获得不少收益。

从“时代”创建之日起，李光军就身体力行，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
没有正规的办公室，就在暂时借来的两间偏屋里工作，缺乏车辆，很多老同志就骑单车上班，联系业务；
差旅费不足，他们有时就自掏腰包垫上。

李光军和“时代”的业绩在社会上引起关注。
湖北省领导称赞李光军“办了一件大好事”，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万年、政委张仲先亲自为“时代”助力，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时代”表示“全力支持”。
海南来函，欢迎他们前往洽谈建立分院事宜；
武汉市洪山区政府请“时代”协助，建立中国的又一硅谷——洪山电子一条街……李光军和他的同事们，正以军人的胆魄和毅力、科学家的智慧，一步步实现着“时代”的科技经营战略。

作者：江林
版面：头版

沈荣骏代表回顾了我国航天技术30年来取得的成就。
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国的运载火箭、返回式卫星和地面发射、测控系统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为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
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航天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我国计算机、通信、气象、雷达、精密光学、空气动力、系统工程等学科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明显的国防效益和经济效益。
他认为，令人不安的是，有些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推广，一些为国防发展艰苦创业的科研人员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

聂力代表说，国防科技投资强度和科研手段建设，是发展国防科技的重要条件，过去相对民用工业的设备优势正在改变，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证明，国防科技工业的设备水平明显低于全国重点企业的平均水平；
科研生产手段陈旧、落后，不能及时改进，安全生产难以保证，已经严重影响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

王立春、刘汝均、巫致中等代表，会前刚刚在各自岗位上为完成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的发射作出了贡献。
他们指出，30年来，我们在发展国防高技术的同时，已经建立起一支精干的高质量的科研队伍，他们不仅是军队的宝贵财富，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发展政策，这支队伍正在萎缩滑向谷底。
很多科研单位迫于经费压力，片面追求“短、平、快”效益，让高技术人才从事蛋卷机、洗衣机等一般民用技术的设计，科技人员转业安置不当的事件，屡有发生；
国防科研人员待遇低于地方。
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技术骨干留不住，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报到率逐年下降，且质量难以保证。
这样下去，必将严重影响国防科技的发展。

代表们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针对两支队伍，采取两种政策。
一支是应用研究为主体的科技队伍，可以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提倡开辟第二职业，通过市场机制，减少中间环节，尽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对国防科研尤其是预先研究队伍，要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一是提高重点项目的投资强度，加强科研手段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以吸引和保留一支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精干队伍。
同时，对有重大贡献，在边远地区工作和参加重大项目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要制定特殊的鼓励政策和措施。
二是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科研、生产能力，保持“小摊子，高水平”。

代表们强调，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引进的路是行不通的，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是不能动摇的。

作者：刘新如
版面：头版

范宝俊副部长首先介绍了情况，去年全国农村优待金额达8亿多元，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优抚金额的标准也不一样。
近年来对烈士抚恤标准作了4次调整，最近，抚恤金又有增加。
现在全国安置退伍军人两用人才已达150万人。
他还把新形势下优抚安置工作遇到的难处及将采取的对策向大家交了底。

座谈会上，张明春、肖旭初代表热情称赞民政部门的工作很有改革创新精神，为部队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尽了大力啦”。
他们也坦率地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地方上送了一些不合格兵员，部队退回去很困难；
二是关于军人家属的房子问题，上面有通知，下边不落实；
三是伤残退休战士安置也有些问题，希望尽快制定优抚法。
总参代表王宪志在发言中谈到，部队一些老职工离休后待遇不明，安置没办法。
参加座谈的民政部安置局局长郑一民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已经与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个方案，准备在国防科工委搞个试点。
一位代表提出，有的因病住院或其他原因暂时不能移交地方的部队离退休干部能否缓进，民政部的同志当场答复：可以，但也要有个时间杠杠限制。
座谈会临结束时，范副部长说，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回去要认真研究，很好改进工作。
他还向代表透露，优抚条例已有了初稿，国务院正在讨论。

作者：邵宁曹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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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4月6日电 邵宁、记者曹锦华报道：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军各类院校将开设“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课程。
为做好开课的教学准备，由总部有关部门委托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全军“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研讨班今天在这里拉开帷幕。

总政确定在全军院校即将开设的这门课程，旨在引导军校学员系统深入地了解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动向和规律，以适应我国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形势。
在开设这门新课之前，总部有关部门组织军内外7所院校经过一年多努力，编写了长达25万多字的全军统编教材。

这门课，是我军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项重要改革。

作者：简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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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政协委员、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有邓兆祥、吴建安、郭汝瑰、程元、黄植诚、王一藩、李佐、李大维、黄天明、卢东阁、徐时辅以及刘善本的夫人周叔璜。
委员们畅所欲言，就部队基层建设问题，生产经营问题，提高部队素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座谈会上，杨白冰主任鼓励委员们大胆讲话，并表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积极妥善地寻求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栏目：议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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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军队的改革要在已经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拟定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继续有步骤地、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
军队的人大代表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联系部队实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李杰、陈培忠（成都军区代表）：近年来，军队建设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不尽如人意。
总的感到，军队的改革和建设远不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跟不上整个国家改革的步伐。
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军队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计，许多改革还限于“小打小闹”、“修修补补”，整体效益较差，影响了军队建设的发展速度。

宋清渭（济南军区代表）：以改革总揽全局，是这次大会的重要思想。
我觉得，改革要深化，理论必须跟上。
就说干部政策，一会儿强调年龄，多一岁都不行；
一会儿讲究学历，差一点也不中，正如有的同志说的那样，“干部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再如编制体制，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总走不上良性循环的路子。
还有一些改革项目，就象一个封闭的圆圈，改来改去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所以，当前的改革，必须切实重视理论和政策的宏观指导。

贺鹏飞（总参谋部代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逐步转上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加快和深化，在这种大趋势下，我军现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和方法也应与之相适应，逐步实行与企业直接订货合同制，把经济和法律的关系引进装备的产供之中。
在改革中，要以转变职能为关键，按职能设机构，以提高效益为基础，选择最佳方案。
要与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同步，促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

杨永斌、侯志新（空军代表）：军队的改革，要适合国情、军情，扎扎实实，不能搞花架子。
看准一点改一点。
比如空军的机械师全部由志愿兵代替，不利于技术力量的保留。
一架飞机那么贵，培养一个飞行员更不容易，因此，改由志愿兵担负的工作不能搞一刀切。

王清涛（沈阳军区代表）：干部工作的改革，要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干部任免上的透明度，促使他们有压力感、危机感、责任感，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
对那些长期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干部，要实施必要的优待政策，把在职表现同转业后的安置挂起钩来，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刘存智、高天正（广州军区代表）：军队的改革，既要适应国情，又要适应军情，着眼军队的特点。
驻沿海开放地区部队搞改革的有利条件很多，对部队的指挥自动化建设、生产经营活动，也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开放的大环境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不能因此怀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

陈希滔（南京军区代表）：改革，首先是思想观念的更新，这是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
精简整编后，编制体制压缩了，但工作作风、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却还是习惯于老一套，结果，机关、基层都形成超负荷运转，到处变着戏法增“庙”添人，缩下去的编制又慢慢膨胀起来了，有的胀得比原来还要大。
因此思想观念不改变，其他改革就很难搞下去。

秦伯益、刘丽琳、王湘生（总后勤部代表）：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形势下，如何更充分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些方面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知识贬值、人才浪费、教师和医护人员无故被侮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是需要在深化改革中认真解决的问题。

作者：刘新如
版面：头版

来信说，城镇退伍军人安置工作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企业法》的条款在涉及企业用人内容时，应当以《兵役法》、《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的有关内容相一致。
《企业法》中如不把退伍安置工作写进去，一些用人单位就有可能强调企业自主权而拒绝接收当地政府分配的退伍义务兵的安置任务。
致使国家对退伍兵的安置规定难以落实。
因此，建议将《企业法》（草案）第29条规定改写为：“企业在完成政府分配的退伍义务兵安置任务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国务院规定，决定录用、辞退等用人办法”。

作者：支柱
版面：头版

作者：刘新如
版面：头版

在改革开放的催化作用下，几千年来自然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老神州，涌动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潮流。

当商品经济观念向社会深层全面渗透的时候，宁静的军营不可回避地面对着这一猛烈的冲击波。

听一些军队人大代表谈商品经济涌入军营之后的喜忧、惑悟，使人受到不少启发。

乱花渐欲迷人眼

商品经济这一“无形的手”几乎是一夜之间叩开军营大门的。
在鱼龙混杂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缺乏思想准备的军人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感到了种种不适应，尤其是心理上的不适应。

代表们列举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

某部在评先进时遇到麻烦：在承包地方工程中贡献突出拿了奖金的战士还能不能当学雷锋标兵？

某部在军民共建中昨天还是无偿支援，今天却要实行有偿服务。

诸如此类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使不少部队干部陷入矛盾心态，手足无措。
于是有的人惊呼：“干部越来越难当了”，“政治教育不那么灵了”……

一位代表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认为：我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商品经济的魔力正在打碎、舍弃自然经济条件下那些原始古朴单调的东西。
多色彩的经济生活必然使人们的某些行为准则、心理态势、价值取向受到冲击。
大家思想活跃是件好事情，一时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它可以逼着我们去思考，去选择。
相反，一潭死水看似平稳却没有生气。

从矛盾心态中走出来

对商品经济条件下部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按老办法处理，不解决问题，唯有解放思想，用改革的观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加以研究分析，才能从矛盾心态中走出来。
这是代表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兰州军区一位代表说，用新观点分析新问题，才能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思路不顺，“道不同不相为谋”，必然会产生将喜当成忧、将积极因素当成消极因素的颠倒、扭曲现象。
有些“吃不准”的新问题，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可以试验、探索。

从新的思路出发，代表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之一：奉献精神与物质利益关系。
在许多代表看来，这两者是一致的，军人要发扬无私奉献精神，这一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但也有个人正当利益需要满足的问题。
重视物质利益，重视人们正当利益要求的实现，应该是新时期政治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
我们讲觉悟，讲奉献，丝毫不意味着忽视正当的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领导越要关心干部战士的切身利益。
记者曾问人大代表、战斗英雄杨朝芬，假如你是本报“三万元奖金该不该拿”讨论中的那个农场志愿兵，当如何处置？
他的回答非常干脆：“非份之财一分不取，正当的物质奖励为何不要？”
之二：对新形势下思想教育的作用要作恰当的估计。
部队出了问题找教训，常常主要归结为思想教育不落实。
王晓虹等代表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人们对思想教育的期望值过高。
如今社会生活丰富多采了，人们的思想也比过去复杂、深沉了。
许多问题单靠思想教育难以解决，需要综合治理。
有的代表说，商品经济条件下思想教育的作用是重要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可也不能忽视它是有限度的。
要使思想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不断进行改革。

之三：对政策、制度、法律的呼唤。
刘振堂、刘桂楠等代表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呈现复杂化态势，需要用政策制度和法律加以调节、规范，靠领导人一句话或几句话来办事，已很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在内在机制上做文章

研究商品经济条件下部队建设，不能只简单地罗列几条积极因素、消极因素，制订几条兴利除弊措施，而要着眼商品经济对部队机制的影响，从内在机制上动手术，以求得从整体上适应，在适应中扬长避短。

广州军区一些代表分析，部队建设离不开社会经济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在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时期，我军现行管理体制、工作方法、领导方式等许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
在商品经济的挑战面前，部队工作的运行机制不是也面临着一场转变吗！

危机与机遇同在。
来自后勤单位的人大代表蔡公杰强烈地感受到商品经济挑战的严峻。
他们单位的领导开始从大方略上筹划部队后勤工作的对策。
他们提出运用经济杠杆，实行物资的计价管理、计价供应和计价核算，做到花钱用物的责任与使用者的经济效益挂钩。
他们还有个想法：要积极探索部队的资金、技术、劳务、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参加社会经济循环的可能性，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来自驻沿海开放地区的后勤单位代表韦宇等同志提出，要从整个军事经济工作的角度来研究和论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驻军后勤工作的影响，打破封闭的、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传统模式，建立起具有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能力的新机制，按市场要求和价值规律来组织筹措、供应和保障工作，既能满足部队需要，又能提高经济效益。

把竞争机制引入部队生产、科研、训练特别是干部工作中，是一些人大代表的强烈呼声。
驻深圳特区的某部人大代表陈显华说，打破“大锅饭”，造成优胜劣汰、活水长流的局面，是干部制度改革的大趋势。
他介绍说，他们部队实行目标管理已经5年，按照鼓励竞争、注重实绩的原则，把干部工作的好差与生活补贴、升降、奖惩挂起钩来，标准公开，机会均等，大家干着有奔头，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一些代表建议，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要把讲效益、民主、开放等这些新观念真正溶入部队建设中，不能只挂在嘴上。

作者：刘格文
栏目：旁听侧议
版面：头版

本届人大开幕至今，听到不少叫“难”声。

代表们感到“代表难当了”，因为不能只是一般地表态摆情况，而要有相当高的参政议政水平。

记者们感到紧张了，因为大会随时可能爆出新闻，一不小心就会漏报。

诸如此类的“难”，反映了大会在民主、开放、求实方面取得的成就，所以言者津津乐道，闻者喜形于色。

进入酝酿选举阶段，代表们遇到新的一“难”：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要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若干位。
而自己对许多候选人不了解，选谁，不选谁？
煞费踌躇，难以定夺。

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察到代表们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
当然，由此也可看出，大会的准备工作还不适应差额选举这一民主进程中的新情况，没有能更充分地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看来，民主的实施必须有一套具体而有效的措施跟上。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这次大会为民主开放做了不少工作，大家是满意的。
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一个逐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
我们应当继续不懈地努力，使民主建设不断前进，民主制度不断完善。

作者：尹兵辉郎岗峰

本报讯 尹兵辉、郎岗峰报道：河北省军区把商品经济机制引入扶贫工作，改变“只送蛋，不给鸡”的做法，变义务帮助为互助互利，既加快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又促进了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建设。
3月间，省军区进一步总结和推广了这一经验。

前些年，驻冀部队在扶贫中曾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很大帮助。
但仍有许多村庄的脱贫情况难遂人愿。
易县有个交通不便、水源奇缺的小山村，扶贫部队每年出动大批车辆送水送物，不但未能帮他们走上致富路，反而使他们滋长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依赖思想，对部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部队的财力人力毕竟有限，只能暂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
年年扶贫不脱贫，部队扶贫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河北省军区提出了把商品经济机制引入扶贫工作的设想，并深入到贫困山区的20多个县进行考察论证。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他们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本着互助互利的原则，与贫困村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联营。
1986年初，省军区投资，同某县兴隆村联营开办了年产10万吨煤的羊尾巴沟煤矿，当地负责采煤，部队负责运输和销售，当年各获利30多万元，兴隆村人均收入从1985年的近百元一跃达到1300多元。
第二年收入猛增，全村人离开住了几代人的破旧石板房，迁入统一规划建造的新居。
象这类联营项目，目前在省军区系统已发展到20多个，使近百个村庄受益。

对于缺乏人才和信息闭塞的山村，省军区把扶贫重点放在培养人才、提供致富信息上。
两年来，他们利用民兵训练基地设施，以优惠的收费标准，为贫困山区培训驾驶、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人才5400多名，其中有3300多人成为专业户，创造经济效益660多万元。
井陉工艺品厂产品滞销，濒临倒闭，井陉县武装部同该厂联营搞起了树皮画制作项目，产品远销海外，两年创利30多万元。
省军区还根据深山地区核桃、板栗等土特产产季容易积压的情况，同山区组织联合运输，使双方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作者：黄齐国

4年前，沈阳军区219医院政治处主任刘家奎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辞官为民，回乡务农。
本报曾在1984年8月6日和1985年10月10日作过连续报道。
如今他的情况如何？
他的举动到底给了人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他追求的不是“发洋财”，而是为发挥生命的最高效益

1983年的9月5日，在刘家奎离开医院返乡时，欢送他的人群中，有人曾为他叹息：

“放着团职干部不当，偏偏要回乡下去。
这不是在找罪受吗！”
“他呀，八成是想回老家发洋财去！”
“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准托门子进大连市。
不信，咱们走着瞧！”
……

4年多过去了，刘家奎没象有人猜测的那样“发洋财”、“进城市”，却照应了另一些人的预测：他实实在在地在乡下遭了不少罪。

1500多个日日夜夜，刘家奎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一个节假日，甚至，在回家的第一年，他和全家人还啃了一年的苞米面大饼子。
4年多里，他不曾携带妻子在都市里闲逛过一次；
也没有陪伴过儿女去离家不远的海滩消遣过一回。
伴随他的，多是奔波、忙碌。

然而，刘家奎引以自豪的是：亲手创办了一个在大连地区远近闻名的个体经济实体——金县云鹏联合总场，解决了350余名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门路的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4年时间，创产值760万元、创利税100余万元。

当初，刘家奎作出辞官为民的决定，除了想同“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能城不能乡”的“传统”观念挑战以外，还曾向前来了解他“动机”的领导倾吐了更深一层的思索：时值国家和民族中兴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提高效益。
人生呢？
人生应更注重效益！
他知道，在团职干部的岗位上，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一个“老干部”，而到农村，自己还是个硬邦邦的青壮年！
可以干到50岁、60岁乃至更长的时间。
眼下，军队干部超编，地方机关也超编，农村急需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自己可以在农民的岗位上，给国家创造出不会比团职干部少的财富。
这不，他的这一思索正在得到印证吗！

他回乡创业交过不少“学费”，但他获得了比“学费”高得多的效益

刘家奎懂得，在商品经济的角斗场上，不进则退，因而他不准许自己有半点的懈怠，他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他所为之试验的事业中。

即使如此，他也遇到过失败。

1986年，刘家奎为了使总场达到产供销一条龙，决定投资20万，兴建一个罐头厂。
不出3个月，罐头厂建成投产。
由于技术力量匮乏，产品质量不过关，销路不好。
刘家奎不得不停产。
仅这项，陷进去资金10万元。

类似这样的“学费”，刘家奎从创业以来交的不止一次，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企业的发展。

去年，云鹏总场又一次面临危机：国家压缩贷款。
平时最少得80万元才能周转得开的流动资金，在贷款的路被封闭之后，从哪儿筹集？
如果没有了这笔资金，云鹏总场无疑要倒闭。

刘家奎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与社会做补偿贸易。
就是说，他要拿出20％的年利向社会筹集资金。

对此，总场上上下下的人都捏着一把汗。
刘家奎自有他的主张：只要我们加强科学管理，提高资金的周转率，我们就能用一分钱的本钱，做两分钱的买卖！

终于，补偿贸易使云鹏总场再度闯过难关。
进入1988年，“云鹏”的效益见长，刘家奎正带领着职工，向着年产值466万元、利润70万元的目标走去。

他的企业在开发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在开发着人的素质

“云鹏”人在变。
究竟变了些什么？
大家看法不一。
有人说打扮在变，过去大姑娘小媳妇穿的多是大红大绿，现在穿的“艺术”了；
有人说性格在变，过去到处吱哇乱叫的人，现在变得彬彬有礼了；
也有人说观念在变，以往懒散拖拉的习惯，正被讲效率的行动所代替。

对这一切，有人把它称之为“刘家奎效应”。

刘家奎摇头否认：“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只不过是想让我们的职工眼界放得更开阔一点儿。”
应该说，这是刘家奎的优势。
20年的军旅生活，他大多是在做政治工作中度过的，他领导探索的结合业务做政治工作的经验，曾在全军推广过。
而今，他虽然也成了“平民百姓”，但多年养成的一个政治工作者的良好素质，驱使着他在时刻注意着自己的形象，驱使着他用革命的道理教育人、感染人。

就说现在担任着总场副总经理、服装厂厂长的王玉花吧。
家奎刚创业那阵，王玉花自个儿办的个体服装厂正红火。
她凭着自己会设计，会裁剪的优势，每年都能挣个两三千元。
可有一天，王玉花借故来到“云鹏”“闲逛”，眼前的情景把她镇住了：“哎哟妈呀，个个都干得一包劲！”
王玉花动心了！
她回到家拉着丈夫说：“我们还年轻，老憋在家里有啥出息！
到‘云鹏’去，兴许还能出息出息哩。”
4年过去，王玉花真的出息了！
她从刘家奎身上，“学到了老多东西”（她自己语），并从设计师成长为厂长、副总经理。
童装厂在她的领导下，由35人扩大到250人，产品销售到北京、长春等30家大型商店，至今供不应求。

有人这样说：刘家奎在带领他的企业开发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在开发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人的素质。
事实正是这样。

“生命可以在每一个地方闪光”
几年来，刘家奎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瞧，他原先在部队还是团长哩（当地人称团级干部为“团长”），现在不也成了平民百姓。”
偶尔，也有人猜测他“八成是犯了错误，遭贬回老家的吧。”
不少信息也不时从部队传来：“与你同期入伍的×××，现在当上师职干部了。”
“部队换装，团职干部都穿上‘马裤呢’了，那可比你这一身‘派’多了！”
对这一切，刘家奎经历了一个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
当他看到300多名职工安居乐业的欢愉神情，当他每每交给税务部门一笔数目可观的税金，当他展望沿海地区乡镇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远景时，总有一种追求和创造的快感！
刘家奎先后两次当选为辽宁省的劳动模范。

展望未来，刘家奎充满了信心：只要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云鹏”还会进一步腾飞。
他深有感慨地说：“生命可以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岗位上闪光。
重要一点，是如何让生命发挥出最高效益。”

作者：朱争平汤奋

本报厦门4月5日电 朱争平、汤奋报道：“加强国防教育，提高人们的国防观念”，赵紫阳同志对全民国防教育提出的这一口号，正日渐深入厦门特区人的心中。
从3月底开始，一个具有特区特色的丰富多采的“国防教育月”活动，已在厦门市的各行各业展开。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加速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步伐。
在经济建设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厦门市委，市政府为增强特区人的国防观念，提高特区人对国防建设的责任感，决定围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开展一次以爱祖国，爱特区，爱国防为主旋律的“国防教育月”活动，对全市人民系统地进行一次国防观念的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懂得“无武不安”、“有国不可无防”的道理。

他们开展的这一教育活动，富有经济特区的特色。
在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商店、宾馆、客轮、合资企业和个体小商品市场，国防教育都紧紧围绕“三爱”展开，为群众所乐于接受。
中外合资宾馆的青年服务员们，登上海军舰艇，观看水兵们操作表演，并在艇上留下了青春的倩影；
在面积仅有0.06平方公里的青屿岛上，霞溪路小商品市场的100多名个体户飞舟跨海，来到“海岛红旗连”，体验守岛战士的生活，并为战士们免费照相、理发、补鞋、修理电器；
在厦门革命烈士陵园，几百名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冒着绵绵细雨扫墓，聆听安业民烈士生前战友张承炬讲述烈士事迹。
许多单位还通过举办国防知识竞赛、军事体育比赛、国防游园、演讲、征文等活动进行国防教育。
厦门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影剧院、群艺馆等新闻文艺单位，都积极配合，搞好宣传。

作者：李柏松赵光明

这个所开展对外技术服务以后，不忘记肩负的责任，首先满足和保证部队科研项目的完成。
一次，某水泥厂上门邀请他们合作搞一个项目，只需几个月时间，即可得到50万元报酬。
当时，他们正为前线研制一批急需项目，人少任务重。
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次“赚钱”的机会。
在科研选题上，这个所始终把前线急需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
边防部队作战时缺乏新式扫雷器材，他们便集中力量用几年时间研制出9种新式扫雷器材。
这些器材在老山前线作战中为步兵开辟通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士们纷纷来信赞扬设计所为前线部队立了大功。
他们还根据前线需要，研制了钢工事、野战木工工具和用于坑道补漏、防潮的“注浆补强剂”等一批小项目，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

这个设计所还建立了科研——装备——服务“一条龙”制度。
每一种新武器研制出来后，他们积极协助厂方组织生产，承担许多诸如检验、调运等分外工作，还组织人员加班加点编写教材，派人到部队培训技术骨干。
几年来，他们共编写应急教材14种计100多万字，办培训班18期，使新装备到部队后能够很快被指战员所掌握。

作者：李昌森
栏目：国防教育大家谈

国防教育既不等同又不单指战备教育，其中道理并不深奥。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将二者搅合在一起不加区分的事仍时有发生。
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议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为什么又要强调国防教育呢？”
“现在重点抓经济建设，抓国防教育顾不过来，真正有了情况，再搞也来得及。”
为什么人们习惯于把国防教育与战备教育等同起来呢？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长期以来，国家政治生活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对全民国防观念的灌输是用“战备观念观察一切”等等。
在“狼来了”、“虎来了”等情况刺激下，国防教育被狭隘地注解为是人人拿枪、个个挖洞的“全民皆兵”，国防教育的深刻内涵简单地被战备教育所代替。
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以后，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国防教育就是战备教育”的传统意识并未消失，不少人在潜意识层中，仍用“加强国防就是准备打仗”的尺子来衡量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从而产生出一系列糊涂观念。

其实，国防教育和战备教育，尽管有内在联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战备教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为应付外敌入侵或战争威胁而进行的应急性全民动员，而国防教育是指一个国家按照一定的国防目的，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道德等方面，对公民施加长期影响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培训活动。
与战备教育的“应急性”相比，它具有“恒常性”的特点。
国防教育作为现代国家公民意识的组成部分，是任何一个阶级治理自己国家不可缺少的内容，是伴随阶级、国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
它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只要国家存在，全民性国防教育就不应停止。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全民的国防观念的灌输教育，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
比如，瑞士无战事已有百年史，但政府仍十分重视全民防御思想的灌输；
再如，苏联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由党、国家和社会齐抓共管。
诚然，国防建设的规模可以随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国防教育是始终遵循恒常性规律运动的。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时期，客观上人们容易产生和平麻痹思想，国防观念淡化。
在这种情况下，越是需要把它提到相应的位置上。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总体功能看，和平时期国防教育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战备意义。
国防教育实质上是以爱国主义为前提，以提高全民国防观念为目的，激励国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意志的全民性思想教育。
它具有超越军事本身的教育功能，可以焕发出建设四化的巨大动员力和内心力。
国防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和综合手段，可以使全民树立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从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一旦国家有难，敢于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
同时，随着全民国防教育的渗透和物化，全民国防素质将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将不断增强，四化建设大业将不断加快。
那种把国防教育的功能看作仅仅是“为了战备，为了打仗”的观念，显然是片面的。

（作者李昌森系83226部队政治部干部）

作者：江汝标张鸣
栏目：来自神秘世界的报告

人们常把潜艇比作“龙宫”。
可读者是否知道，当潜艇在海底航行时，指挥机关是怎样与它进行联络的呢？
你也许会说，用无线电。
太笼统了。
海水对电没有吸收作用，无线电家族中的短波、中波、微波等成员，没有力量敲开“龙宫”的大门。
唯能充当“龙宫”鸿雁的只有无线电的骄子——长波。

初春时令，笔者来到海军某长波发射场区采访，亲身领略了“龙宫”信使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

踏上这块广袤神奇的荒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铁塔，有些高达230多米，相当于摞起的4个北京饭店；
它们中的“矮个”也有28层楼高。
连接这片高耸入云塔群的是一根根粗如灯管的发射天线。
每当开机时，产生的高压感应电竟能使骑车人双手发麻，衣兜里的电笔“点亮”，塔下觅食的野免直打哆嗦。
这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塔身最高的铁塔阵区。
强大的电波信号正是通过这里射向天空，然后沿地球表层翻山越谷覆盖地球的各个角落，对活动在远海大洋的潜艇实施通信指挥。

在这摩天塔林里，活跃着一支“天兵天将”，他们默默无闻地长年为铁塔刷油漆，排故障。
每次爬塔刷漆，干部战士得穿3层工作服，蹬着鞋底夹竹板的专用皮鞋。
一趟下来，人人活象大花脸儿，双脚象灌铅挪不动步。
率领这支“天兵天将”的“将官”，是维修大队队长刘克才。
他在这里已整整战斗了20个春秋。
20年的风风雨雨，他不知多少次参与排除天线故障。
有一次，一个直径3.2米的电容环锈蚀严重。
它悬挂在235米高的天线上，与铁塔相距20米。
刘克才身先士卒，爬上塔顶，又脚踩一根钢缆，手拽一根钢缆，一步步向电容环靠近。
凭着他那高超的技艺，走完20米，把电容环维修保养一新。
刘克才，可堪称世界上艺高胆大的杂技演员之最！

这里是“电子王国”，电子设备阵容，令人叹为观止。
常用收音机电子管仅有鞭炮大小，而长波台所用的电子管却齐胸高，直径达15厘米，比家用热水瓶要大好几倍。
电视机的电容器体积只不过拇指大，而这里的电容器却象朝鲜族姑娘跳舞时手拍的腰鼓。
在这个无线电的世界里有一支“风水兵”，他们不断给这些电子“巨人”送水、吹风，进行冷却。
“风水兵”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空间狭窄，空气污浊，10多台水泵、风机，一开动起来震耳欲聋。
他们虽不直接给“龙宫”传信，但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一旦“风水”中断，整个长波台发射系统就会陷入瘫痪。
他们在地层深处日夜忠于自己的职守，掌管着风门水闸。
这些年来，我国潜艇进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潜艇远航，赴南极科学考察，中国海军首次出访南亚三国，以及水面舰船耕犁太平洋等，都记载着“风水兵”的功劳。

为了让“龙宫”深处的指战员能定时准确地收到来自祖国大陆的信息、获得军委和海军首长们的指令，26年来，干部战士伴随着夜晓星辰，共发报66.6万多组，从未发生过错报、漏报、误报事故。
长波台政治处主任卢应安领我们来到某机房，这里聚集了一批责任心强、技术精的骨干队伍。
面对数以万计、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关、仪表、线路，他们蒙上双眼用手触摸，能辨别出性能；
正视密密麻麻、重叠交错的元部件，他们凭耳侧听细微的声音，能判断出故障点。

潜艇艇长出身的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去年首次来到长波台时，心情格外激动，他说，过去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潜艇出去一听到是你们的呼叫，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作者：孙振宇

来自人民的战士，警卫着人民的代表。
从农村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童革、柳志俊，有幸参加了七届人大、七届政协会议的警卫任务，感到无比自豪。

本报记者 孙振宇

摄于4月2日

人民大会堂

作者：陈海军朱富有黄戈黄书堂林云李钢海有
栏目：科技窗

坑道伸缩天线达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讯 陈海军、朱富有报道：一种由船舶工业总公司某研究所研制的伸缩范围为0.5—18.5米的液压式多节鞭状广播天线，在大山深处的二炮某部经过半年多的使用，日前已通过鉴定。
这种天线，只在工作时伸出地面，不工作时便可迅速地收回到地下坑道中，因而具有隐蔽性好、抗毁力强、使用频带宽、发射效率高等特点。
它的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造价却低于国外同类产品。

金属桶粘补维修新技术研制成功

本报讯 黄戈、黄书堂报道：象补雨鞋一样简单的金属桶修补新工艺——粘补维修新技术，在石家庄军械学院研制成功，从而结束了我军长期靠电焊修补汽车油箱、水箱等金属桶的历史。
这种粘补维修新技术，经前线部队试用，具有锡焊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也避免了电焊在无电源野外条件下无法工作的弊端。

反坦克导弹陀螺仪自动测试系统问世

本报讯 林云报道：由北京工业学院副教授葛伟亮等人研制的反坦克导弹陀螺仪自动测试系统，3月7日通过国家机械委组织的技术鉴定。
该系统运用微型计算机设备，实现了陀螺仪自动测试，填补了我国反坦克导弹陀螺仪自动测试技术上的空白。

卫星自动跟踪系统投入使用

本报讯 李钢报道：不用人力，不受时间限制、能自动跟踪同步通信卫星的微机程控设备，在新疆军区卫星通信地面站正式投入使用。
卫星进入运行轨道后，在太空飘移不稳，需要地面接收站的操作人员和跟踪机日夜跟踪，稍不留心就会出现偏差，造成卫星通信线路中断。
新疆军区卫星通信地面站的工程技术人员发明的自动跟踪系统，无论卫星在运行中如何飘移，天线都可随时跟踪，大大减少了卫星线路的中断次数。

军乐牌农用特定电磁波辐射器通过鉴定

本报讯 海有报道：成都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合成材料厂研制的军乐牌农用特定电磁波辐射器，3月下旬在北京通过部级鉴定。
这种用30多种元素组成的辐射板，经过特殊工艺烧结而成，辐射出一种与生物机体接近的波谱，对农村、园艺、药材等种子、种茵进行辐照处理，能有效地提高种子的生理活力，增强代谢机能。
经过5年试验，水稻增产5％以上，白菜增产20％，且不受地域和气候限制。

作者：张仲先
栏目：学习与研究

对于军队的改革，当前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是看不到军队的特殊情况，盲目照搬地方改革的一些做法，如有的单位不加分析地提倡“请老包进军营”等；
再就是过分地强调军队特殊，把军营划在改革大潮之外。

军队与地方相比，情况确有不同。
地方改革，特别是厂矿企业的改革，大都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目标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军队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和现代化水平，增强战斗力；
地方改革大都与职工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在商品生产的第一次分配中就可以得到实惠，而军队的改革尽管最终能给每个成员带来实际利益，但不能现得利，有些改革还可能需要其些单位和个人作出些暂时牺牲；
地方改革大都自下而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局部取得经验，尔后在宏观上普及推广，军队则需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一些带全局性的改革措施往往需要经过充分研究并经确定后由上而下地推开，如此等等。
军队改革要从军情出发，就要注意到军队的这种特殊性。
这是军队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不过，注意军队的特殊性绝不能成为放松或放慢改革的借口。
我们注意军队的特殊性，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
比如，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领导方式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因而不能简单地提“党政分开”；
但在不少单位，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影响军政首长和机关职能发挥的状况则必须改革，军队机关、院校、医院、科研单位、企业等不同类型单位的党组织如何设置，其职能如何确定，也有个改革的问题。
再比如，军队是战斗队，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稳定，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和统一，不宜笼统地提权力下放；
但是，如何加强军队的民主建设，使部队内部充满活力，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总之，改革是必由之路，在改革这个主题上不能特殊，也无法特殊。

为增强干部战士改革的自觉性，我觉得当前应当注意克服以下几种思想障碍。

其一，“身在基层，不好改”。
我们不否认，由于军队的特殊职能，凡涉及全局的有关重大原则和政策的改革，必须按军委的统一部署，有计划地实施，不允许各行其是。
但这并不是说，下面的同志对改革就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军队改革的宏观决策要靠军委，但军委的决策要依靠全军指战员的集体智慧，这就需要我们大家积极地为军队改革出主意，提建议，参与决策的制定。
军队改革决策靠上面，但落实要靠下面，贯彻执行军委、总部的一系列改革决策，推广普及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都是各级加快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军队改革既有总揽全局的大事，又有各个具体方面，还有各级领导方式的改革等，这都需要各级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本单位的改革推向前进。
改革的责任有大小之分，却没有有无之别。
在我军改革这个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演员。
投身改革洪流，这是我军将士的共同责任。

其二，“手中无钱，没法改”。
当然，改革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需要花一些钱，但并非每项改革都要花钱。
提高效益，节约经费，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
如果一讲改革就要钱要物，是同改革精神不协调的。
军队改革有“软件”和“硬件”之分。
一般说，“软件”方面的改革，如观念更新、工作方式变更、新的作战思想的确立等，是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的，编制体制改革也不是处处都得“钱开道”。
“硬件”方面的改革，有些是要花点钱，但也不能大手大脚。
我军改革必须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原则，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
“硬件”方面的改革，只能量力而行。
比如，有些先进的武器装备，采取“研制超前，普及靠后”的做法，就是从现阶段的军情出发，既量力而行，又加快改革的好办法。

其三，“怕担风险，不敢改”。
改革是一场革命，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循。
用国外人士的话说，我们的改革之船，是在一条未经探查、未经绘图的水域里航行。
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风险因素”。
只要对改革项目加以科学论证，在改革进程中审慎行事，并努力提高改革实施者的素质，大的乱子不会出现；
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群众也会体谅，领导也会实事求是地分析。
改革中的某些失误，付出的代价，也可谓“风险投资”。
投资买个明白，可以更好地推动改革顺利发展。
加快军队改革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未来战争不是那种简单的狭路相逢的勇者胜，而是诸因素较量的强者胜。
若不走改革之路，将会给未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带来极大危险。
算清这笔账，就会认清现在担点风险，搞点“风险投资”，正是为了将来避免遭更大的危险。
我们应当增强点改革胆略才行。

其四，“害怕吃亏，不愿改”。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怕经济上吃亏，如担心住房制度改革会多拿房租；
另一个是怕政治上吃亏，如担心随着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军队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个人的权力受到某种削弱。
总之，当改革触及到个人利益时就不乐意不积极了。
确实，改革的深化将引起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更为深刻的调整。
军队的物质利益格局，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受“军事共产主义”的影响，少数单位和个人占有物质利益的方式还印有不尽合理乃至不正之风的痕迹。
同样，军队中也存在着党委包揽事务过多的现象，影响了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
对于这些弊端，通过改革加以克服，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每个人的利益增进机会和幅度是不等的，有时为了改革全局还需要牺牲某些局部和个人的利益，吃点“亏”，这就需要有点牺牲精神了。
革命军人，在改革的利益调整中，也需要发扬前线将士们那种“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革命精神。

作者：李卫星
栏目：学习与研究增强改革意识笔谈

改革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旋律。
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成就和深刻变化，是有共睹的；
改革的明天将会更加灿烂辉煌，也将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我们在改革的大路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时期来物价上涨过快，消费基金膨胀，奢侈腐化、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之风也有所滋长。
能不能因此就悲观失望，以至对改革的前景发生怀疑呢？
显然不能。

改革成败，匹夫有责，为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而忧虑，应当说是有责任感的表现。
但是，如果因此对改革前景失去信心，那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改革观念和思维方式了！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照搬，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只能在探索和总结经验中逐步前进。
改革是一个兴利除弊的过程，也是对不同社会人员和社会集团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摩擦和困难，在某些问题上还会带来某些局部的牺牲。
改革同任何一个新生事物一样，开始时总不会十全十美，也会有利弊，只能取其利大弊小，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其有利方面，克服其不利方面。
由于改革中有许多不可测因素，加上积累的问题多，改革所面临的困难、阻力和风险必然很大，失误也就很难避免。
凡此种种，我们切不可把改革理想化了！

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进程也不可能是短期的。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也都遇到了各种困难，有的国家的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目前仍然在进行。
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助于克服我们急于求成的情绪。
邓小平同志说得对：“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
把改革理想化，在改革中只想得到好处和利益，不想做出牺牲和奉献，不想经受困难和挫折，那无异于等天上掉下馅饼，只能挫伤我们的斗志。
我们应当有一股子韧劲，充分认识困难，努力战胜困难，一步一步地去夺取改革与建设的全面胜利。

作者：张朝宁王义升
栏目：学习与研究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
其中，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是物质利益观念。
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正视的问题。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交换为直接目的的经济方式，其生产是以适应市场需要为出发点，再生产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必须通过市场交换。
商品生产者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价值，才能进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这种经济过程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就形成追求物质利益的观念。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人的物质利益观念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得到了加强，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军人的物质利益观念加强了，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完全满足军人的利益追求而产生了一些矛盾。
例如，军队转业干部“二次就业”的风险增大，绝大多数不能按原职级安排，至于专业对口、发挥特长就更困难了；
军人在服役期间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年龄，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显然不如地方干部适应商品经济的能力强；
军人职业的不稳定、个人发展受限以及家庭生活和经济收入方面的种种困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人职业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干部临时观念加重，不安心服役，工作缺乏热情，利益要求逐步公开化，认为个人的贡献与所得不符，并在此问题上相互攀比；
还有一些干部则重视个人的社会价值，不关心自己在本单位的评价，对获得社会承认十分热心，其典型表现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文凭热”。

怎样正确看待干部战士物质利益观念增强？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又怎样实现正确的引导？
我认为，一是要承认并尊重广大干部战士的个人利益。
长期以来，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不少同志在思想上划不清个人利益同个人主义的界限，一听到群众议论个人利益，就觉得出了思想问题，就要进行教育纠正。
这种观念必须转变。
二是要引导广大干部战士确立正确的利益观念，自觉地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个人发展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一旦遇到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够为服从整体利益而暂时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
三是要帮助广大干部战士掌握实现个人利益的正确途径。
要教育广大干部战士按照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和效益优先的原则开展竞争，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努力、改革创新和工作实绩来换取社会的承认和个人的利益。
四是要把广大干部战士个人利益的实现同改革和完善政策制度结合起来。
现实向我们表明，目前我军干部战士围绕利益关系而产生的思想问题，有的是认识模糊，可以通过加强教育讲清道理解决；
但大部分是利益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对此单靠说服教育是不行的。
所以，围绕人们的利益关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同完善政策制度、理顺利益关系结合起来。

思想政治工作，历来就是以关心人们的切身利益为基础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切实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正是从广大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才把广大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动员组织了革命大军。
抗美援朝期间，提出“保家卫国”的口号，把个人的“家”同“国”联系在一起，才使全国人民同仇敌忾。
实践证明，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利益为基础，承认个人利益并把个人利益同其长远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这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
但是，从当前的情况看，由于前些年“左”的“突出政治”流毒还没有肃清，思想政治工作还有脱离物质利益的倾向。
一是同现实的社会环境相脱离。
目前，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无私奉献的战士。
这作为目标的上限无疑是正确的。
但这绝不排斥个人对正当的物质利益的关心和追求。
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人们普遍关心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脱离这个现实的社会环境，脱离了大多数人，其效果自然是不会好的。
二是同现行的政策制度相脱离。
在思想教育上，我们要求广大干部战士尽义务、作贡献，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
而现行政策制度对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差别规定得又十分具体，正象有的同志讲的：“思想教育是共产主义，政策制度是初级阶段”。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言和行相脱离。
有些教育者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教育别人要不计名利，自己却在那儿斤斤计较，有的人甚至搞特权，而却把下面的正当物质利益要求说成是闹个人主义。
这样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能让人心服口服。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除了要求我们把空洞的高调降下来，要求我们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要发扬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光荣传统。
===== 难道真是“今古奇案”吗？
-一起性质明显的破坏军婚案，自诉人四处奔波控告一年多，为涉及此案的函件而盖的“官印”达100多个，然而至今该案仍无结果

作者：李泽湘刘圣清
栏目：军人与法

在广州军区某部，几乎全体干部战上都知道这起破坏军婚案，几乎每一个干部战士也都为这起破坏军婚案而愤愤不平。
本案的自诉人叫胡良绥。
这位曾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男子汉，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却被现实生活、家庭悲剧和邪恶势力压得难以支撑。
几年来，他为了寻求法律保护，惩办破坏军婚的犯罪分子而奔走呼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一、祸起新婚后

1981年1月，已近而立之年的胡良绥在回湖南新邵县探亲期间，结识了新邵县人民医院医士石某，通过书信传情，这年的7月，胡和石在新邵县城举行了婚礼。
蜜月还未结束，石某就被县卫生局指派去地区卫校进修，胡良绥匆匆返回部队。
谁知新婚的离别却埋下了苦涩的果实，不幸就从这儿开始了。
县卫生局派去进修的有6个人，其中有一个医生高某。
此人是有妇之夫，他借机和石某接近，嘘寒问暖，眉来眼去。
两人很快亲密起来，跨越了同志的界限。

春去秋来，一年的进修期已满。
1982年11月5日，石某突然来到部队。
在此之前，她曾带口信和来信一再表示不来部队，如今却自食其言，匆匆而来。
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胡良绥感到有点奇怪。
他象新婚时那样疼爱妻子，特意到集镇上买些可口的菜肴，让她舒适地度过假期。
刚刚过了一星期，她就开始恶心、呕吐，他赶忙送她去部队医务室检查。
别人告诉他，这是怀孕的反应。
怀孕？
同居一周，反应会如此强烈？
而石某此时却又吵吵嚷嚷要回家去。
疑虑开始折磨着胡良绥。
1983年6月24日，一个男孩呱呱坠地。
胡良绥掐着指头一算：从妻子来队到孩子落地，满打满算还不到8个月。

自从石某生下孩子后，胡和石开始了风风雨雨的生活。
1984年8月，石某突然提出离婚。
但事后得知，幕后操纵的却是高某。
当高从石口中得知胡对孩子表示怀疑后，便破釜沉舟地要石离婚。
石某要离婚，却要挟胡良绥写离婚报告，让胡承担主动离婚的责任。
为了冷淡夫妻感情，石不去部队度假，胡回乡探亲，也横挑鼻子竖挑眼。
与此同时，她和高某继续明来暗往，打得火热。
当高某在长沙某医院进修时，石某前往幽会，以夫妻名义在旅社同居，使胡、石早已淡漠的夫妻感情更趋恶化。

二、艰难的诉讼

1986年，胡良绥下决心状告高某。
这年4月，胡从一些法制报道中得到启发，向有关部门提出作亲子鉴定的诉讼要求，同时断然同意石某离婚的要求，但提出一定要惩办奸夫。

胡良绥低估了对手的能量。
石某的父亲是新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婚的事对于这个家庭已经颜面无光了，何况又加上“滴血认亲”、桃色新闻。
因而，一种微妙的阻力横亘在这场诉讼的通道上。
1986年8月6日，胡良绥向新邵县人民法院接待室工作人员口头申述，告高某破坏了他的婚姻，同时提出与石某离婚，要求依法公断。
石某很快得知这一消息，找到了胡良绥又哭又闹，一反初衷，坚决不同意离婚。
从1986年8月到9月，胡良绥找了新邵县许多县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但都被以“手续或证据不全，暂不受理”为由而拒绝。
胡在失望、苦恼中，决心依靠组织解决问题。
他回部队向领导陈述不幸请求协助处理。

1986年11月3日，某军事法院派人和胡良绥一道奔赴新邵县。
但这次仍然是连连碰壁。
一个无形的网把这起案件团团围住，该出面的不出面，不该出面的却极为关注。
新邵县有的领导对法院说，这起案件由军事法院出面调查，法院不要领这个“头”。
这确实有些奇怪，本应属于地方法院管辖的婚姻案件，却要法院撒手不管；
更奇怪的是，在胡良绥向新邵县人民法院递交自诉状后，还未经司法部门调查核实，中共新邵县委却作出了结论，指出胡的控告“依据不足，验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县委主管纪检、文卫工作的副书记也出面答复胡：“控告材料没有足够证据，我们不打算继续调查。”
就在胡良绥登门走访，疲于奔波时，另一场酝酿殴打他，企图扼杀此次诉讼纠纷的计谋，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胡良绥一次次遭到石某、石某家人和高某夫妇的纠缠、殴打。
胡良绥在新邵县已难以呆下去，人身安全时时处于威胁之中，县武装部领导担心事态扩大，酿成恶果，于是派专车连夜把胡送到邵阳市，登上南去的火车。

事情并未结束，胡良绥依然申诉不止。
广州军区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于1987年3月7日去函敦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预此案。
在湖南省委政法书记和省高级人民法院、邵阳市政法委等领导及部门的催问、督促下，新邵县人民法院终于答应受理此案。
但是，新邵县人民法院为了找胡良绥本人查对情况，竟然越过胡所在部队组织，多次催促胡良绥到法院听证。
1987年6月，新邵县人民法院派出刑庭庭长奔赴省城调查索证，但不知从何处又冒出风声，胡良绥的控告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一件并不复杂的诉讼竟又遭搁浅。

三、微妙的波折

官司难于继续，原因确实复杂。
笔者根据掌握的材料略为触及，供关心此案的读者窥其一二。

胡良绥控告高某破坏军人婚姻，无论时间、地点、人证都一一列出，应该说，按此线索追查下去，事实终将水落石出。
可惜的是，在这场“马拉松诉讼”中，取证工作出现了微妙的波折。
例如，提供高某、石某在长沙某旅店同居的证据的一位旅店服务员，当初为查证的同志辨认照片时，一眼认出照片上的石某，作证语气十分肯定，而且当初为此作证的不止一人，证据上还加盖了旅店的公章。
然而，时间不到一年，那位服务员对新邵县人民法院的外调人员作证时，却吞吞吐吐地说：“记不清了”。
再如，1986年11月，某军事法院派人去新邵县调查时，曾向县委某副书记提出查阅高某的妻子1985年在工作单位的出勤登记，这位副书记婉言拒绝，不让查看。
经去调查的同志据理力争，得到可以查阅的允诺后，而那份出勤表已被高妻“借”走，待那位同志再看时，那关键的10月份出勤表已从登记本上悄然失踪，随后出现了高妻当时也在长沙的传闻。
从材料中看到，原调查时有的同志曾提供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情况，但当新邵县人民法院再去调查时，证人流露出忧虑和后怕情绪，有的申明不要对质，不要上法庭作证；
有的给胡良绥写信，要求对原提供的情况“保密”。
他们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胡良绥曾提出在广州对小孩进行血型鉴定，石某以部队驻在广州，检验可能会“不公平”为由，不同意血检。
胡所在部队领导与新邵县法院协商，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改在上海进行。
为此，两家单位专程去上海联系，约定1987年10月26日，胡良绥夫妇、孩子和高某到上海分批检验。
但正待启程时，石某变了卦，表示坚决不去，并指责法院“强制”其行动，声言要到小孩长到18岁再说。
石某还放风，调查组在新邵县调查这起案件“莫想调查（出）半点问题”。
一个自称“弱女子”的人竟口出狂言，藐视法律，对正常的取证工作横加干涉；
一个刑事自诉案件的当事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拒绝与法院合作，这是为什么？
人们有理由怀疑，这起案件已被某种力量所左右，而这究竟是什么力量呢？

四、“马拉松诉讼”在继续

这场“马拉松诉讼”至今已有1年零8个月了，胡良绥所在部队先后派出5批人员分赴调查，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有关领导也被卷进这场诉讼，使部队训练、工作受到干扰和影响。
在这期间，胡良绥本人、胡所在部队组织和广州军区军事司法机关还向邵阳市、湖南省，乃至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和中央有关部门控告、反映此案。
据悉，询问、协助、要求甚至责令新邵县法院公正判处此案的党、政、军和上级司法机关达40余家；
有关此案的公函穿梭往来，为此案而发的“红头文件”和函件上盖的公章达100多个；
有3家报刊对此案表示关注；
还有战斗英雄、人大代表、法学教授、老将军为此案呼吁，然而此案终无结果。
难怪有人说：此案“真是今古奇案！”
1987年11月24日，邵阳市、新邵县政法委负责人，新邵县法院副院长以及承办该案的庭长亲赴胡良绥所在部队政治部，表示要突破阻力，想尽一切办法查清此案。
可是他们却又同时提出，这起案件难度太大，建议部队动员胡良绥“撤诉”。
黑白分明，胡良绥怎能放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起破坏军婚的诉讼案还将继续下去。

作者：朱林
栏目：军人与法

据《法制日报》载：兰州军区某防化团二连成立了一个调解员小组，在短短几个月里，解决了连里的数十起纠纷。
他们摒弃以往“空对空”的教育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既批评有错误的战士，也批评有错误的干部，评判是非的标准是国家的法律和军队的条令条例。
笔者不禁要为这一新事物叫好！

在基层连队，由于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文化素养、性格脾气各不相同，工作、生活中免不了发生一些纠纷。
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处理，就会影响连队的教育训练，甚至酿成事故。
当前，连队政治干部减少，指导员和其他干部又各有大量工作，很难及时发现制止纠纷。
设立“调解小组”，由有一定法律知识、威信高、办事公道的战士担任调解员，调解这种经常发生的纠纷，正好弥补这一不足。
“调解小组”没官衔，不摆架子训人，能说之以法，喻之以理，其作用和效果都很明显。
建议连队推广这种做法，成立“调解小组”，发扬战士的主人翁精神，实行兵教兵、兵管兵，并对“调解小组”加强领导、培训，以促进连队的各项工作。

作者：张福荣耿顺喜
栏目：军人与法

北京军区269医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自立的“三不政策”，受到当地税务部门的表彰。

“损国利己的事不干”。
医院家属工厂经营纸张加工和印刷业务，有段时间，市场上玻璃纸紧张，而家属厂原料很多，地方有人出主意，搞加工不如卖原料，转手就是7成利。
这种钻改革空子的事，他们坚决不干。
“投机取巧的事不干”。
医院生产收入逐年增加，但对税务部门只有一本帐，他们不搞瞒产不报，每逢纳税，不等税务人员上门，申报单第一个送到。
“乱立名目的事不搞”。
有段时间，社会上乱立名目乱收费的歪风曾使一些医护人员思想动摇，党委早打预防针，规定不能乱立名目多收费，要按卫生部的规定办事。
县物价局几次抽查，没发现一例乱收费现象。
（张福荣、耿顺喜）

栏目：军人与法

贵报1988年1月18日《军人与法》专栏刊登了我部战士邓晨反映自己遭本部一干部殴打的稿件（《这是虐待部属的违法行为》）。
1月22日，报纸到我部后，党委十分重视，当天中午，政治机关领导、政委先后带机关的同志赶赴邓所在的营查询情况，并随即组成了以政治机关领导为组长的两级联合工作组具体负责事件的查处。

经查实，邓晨遭打确有此事，打人的那个干部系邓所在班技师夏军，批评稿所述当时被打情况基本属实，但在具体情节上有些出入。
在彻底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经连队干部战士广泛讨论，根据连、营上报意见，党委决定给予夏军以行政严重警告处分，对在事情处理上负有领导责任的连长张卫东予以通报全部队批评。
同时，查处中我们注意运用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并要求各基层单位就去年以来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作一次认真清查，发现问题，严肃查处。

发生这起事件性质是严重的，且领导上又未及时给予妥善处理，教训很深刻。
一是部队的普法教育有死角。
邓晨撰写稿件是他的合法权利，而夏军认为写的是自己（文章也确实指的是夏），便出手打人，这反映我们的普法教育不够扎实，少数同志法律意识不强，个性修养差，知法违法。
二是少数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处事简单轻率。
事情发生后的当天下午，连长张卫东（指导员离队休假）分别找了夏、邓谈话，提出了三条处理意见：责令夏写出书面检讨，向邓赔礼道歉；
赔偿邓保温杯。
这一处理本来就很不严肃，但仍未落实，乃至事后既没有向上级作过汇报，就是去年12月中旬指导员休假归队后也没能告诉。
邓本人除事发当天向连长作了报告外，也再未找其他领导反映。
连队其他骨干也没有予以提醒或督促。
因此，直到见报之时，上级也没有掌握这一情况。
三是领导作风不深入扎实，基层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延误了处理。
该营营部距一连还比较近，但事情发生后却一直毫无察觉。
去年年终工作总结时，上级工作组在该营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

编辑部刊登邓晨同志的批评稿，是对我部建设的关心，我们诚恳接受军报的批评。

某部党委（盖章）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物价局负责人日前就去年国内市场物价的变动情况以及物价指数编制方法等问题回答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询问。

问：1987年市场物价涨势如何？

答：1987年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
主要表现有三点：

一是物价的上涨，不是某一年度的个别现象，而是连续较大幅度地上涨。
同上年相比，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1985年上涨8.8％，1986年上涨6％，1987年上涨7.3％，三年累计比1984年上涨23.7％，平均每年递涨7.3％。
虽然生产发展较快，没有发生商品匮乏现象，但人们的精神压力较大。

二是城镇物价上涨的幅度较大。
去年城镇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9.1％。
其中大中城市上涨幅度更高一些，京、津、沪3大直辖市和26个省会城市平均上涨9.7％，有些城市的上涨幅度超过10％。
占全国总人口22％的城镇人口要负担由于物价上涨而增加的总支出中的41％，这对于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无疑是一副重担。

三是食品价格上涨较多。
去年食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10.1％，其中副食品上涨13.8％。
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消费品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食品特别是副食品涨价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较大，群众反映也较为强烈。

问：市场物价上涨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职工家庭生活水平是不是因物价上涨而下降了？

答：去年因物价上涨使城乡居民购买商品多支出了396亿元，也就是说，物价指数每上升1％，城乡居民就要多支出54.2亿元。
其中，城镇居民因城镇零售物价水平比上年上涨9.1％而多支出163.8亿元，如果再加上非商品服务项目价格比上年上涨6％所增加的支出10.7亿元，共多支出174.5亿元，平均每个城镇居民全年增加支出72元，每月增加支出6元。
按平均每个城镇职工负担1.8人计算，因物价上涨每个职工全年增加支出129.6元，每月增加支出10.8元。

职工家庭生活水平是不是因物价上涨而下降了呢？
198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生活费收入916元，比上年增长10.6％，剔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8.8％的因素，实际收入仍然增长1.7％；
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885元，比上年增长10.7％，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消费水平仍然提高1.8％。
这说明，从总体上看，职工家庭生活水平并没有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但是，具体来看，也确实有一部分职工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比上年有所下降，而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物价上涨引起的。
例如，人口增加、就业人口减少、休假学习、奖金减少等，都会使实际收入减少。
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基本上属于正常现象。
去年纯因物价上涨而使实际收入下降的户占总户数的21％。
实际收入下降的户数中，有一部分高收入户并没有因为物价上涨而引起生活的困难，真正因物价上涨而引起生活困难的只占总户数的9.6％。

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是怎样编制、计算出来的？

答：物价指数的编制过程比较复杂，几句话难以讲清楚，这里只能概括地介绍一下情况。

我国编制零售物价总指数的方法和工作步骤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选择代表商品集团并确定其代表规格品。

市场上的商品有几百万种，不可能对每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情况都逐一进行调查统计并加以汇总。
通常是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商品集团，并在每一种商品集团中确定具体规格、等级的商品作为代表规格品，用来编制价格指数。
所谓商品集团，是指使用价值相同的某种商品的集合或总体，如籼米、面粉、猪肉等。
所谓代表规格品，是指某种商品集团中，按某种规格、等级规定的具体商品，如一级籼米、标二面粉、猪肉去骨统肉等。
全国共选了366个商品集团6000多种代表规格品，代表性是十分广泛的。

（二）确定编制价格指数的典型地区和代表性基层市场。

编制价格指数的典型地区，是将全国市、县排队按等距随机抽样原则抽选的。
全国共抽选了420个市、县。
在被选中的市、县中，全国又选择了14000多个有化表性的商店及农贸市场作为代表性基层市场。
这种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大的，可以保证价格指数的代表性。

（三）采集、计算平均价格。

由物价专职调查员和辅助调查员，每月以消费者身份定时、定点到14000多个基层市场直接调查登记价格，一般每月调查登记6至8次，按次数平均，分别计算牌价、议价、市价的月平均价格，然后按住户调查提供的居民以各种价格购买的某种商品的数量作为权数，第一次加权计算出该种商品的全社会综合平均价格。

（四）计算全国总指数。

国家统计局审核各地区的物价调查资料后，按地区权数第二次加权计算出每种商品的全国平均价格和个体指数（或叫单项商品指数），然后使用全国商品权数第三次加权计算出全国类指数，之后，再第四次加权计算出总指数。

概括上述，全国物价指数是从420个市、县，14000个基层市场采集价格，通过四次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
计算方法是比较科学的。

问：为什么人们对物价变动的具体感受常和物价指数不一致？

答：国家公布的物价指数和人们的感受不一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不过，由于我国统计科技知识不普及，人们感受的差异就更为强烈些。
这种情况从认识论的根源看，主要是人们个别的直观的具体的感受同经过高度抽象的综合平均概念的不一致造成的。
由于人们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因而容易认为国家公布的物价指数不反映实际，甚至说“这是官方数据，不可信”。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只要把二者的区别讲清楚了，人们也就理解了。
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物价总水平和个体水平之间的差异。
零售物价总指数是反映各类零售商品价格变动的综合性指标，是各类商品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平均概念，单用某类商品和1987年食品零售价格上升10.1％，甚至用其中的某些具体商品，如鲜菜上升17.7％、鸡蛋上升21.4％、鲜带鱼上升28％和总水平变动作比较，当然差异就大了。

二是全国物价总水平和地区物价水平的差异。
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7.3％，是城镇上升9.1％、农村上升6.3％的平均概念。
因此，城镇居民就会感到总指数低了。
如果再用个别市的物价指数和它相比，就会感到总指数更低了。

三是报告期（年、季、月）的平均价格和时点价格之间的差异。
价格指数是报告期的平均数，如果用某种商品在某地某涨价时刻的时点价格去比较，当然就低了。

四是全部商品和涨价商品的差异。
人们对涨价商品印象较深，而对价格基本平稳、甚至降价的商品却印象淡薄，比较时也就容易忽视。

五是近期比较和远期比较的差异。
日常统计部门公布的物价指数一般是和上年或上年同期比较的环比指数，而人们习惯用当年价格和70年代、60年代或50年代作远期比较，这种情况造成的不一致感受就会更大。

作者：许沛成王建国

本报北京4月6日讯 记者许沛成报道：吴学谦外长在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在出售非核的、常规性武器问题上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任的。

吴学谦是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

吴学谦说，我们根据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要求，向沙特出售了一些非核的、常规的地对地导弹。
沙特政府作出这样的承诺：他不会首先使用，也不会转让，目的完全是用来防御。
我们相信沙特政府会履行这样的承诺。
我们这样做是有利于沙特以及中东局势的稳定的。
我要指出的是，以色列有人公然提出要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报复，以色列的这种威胁，受到了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我们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报复的正义立场。

吴学谦在谈到所谓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提问时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几十遍了。
而且回答的对象大多数是美国朋友。
从两伊战争一开始，我们就主张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所以我们不向两伊出售武器。
当然，应该承认，伊朗和伊拉克可以通过国际军火市场得到一些中国武器。
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两点：第一，关于所谓美国报纸曾大肆宣传的蚕式导弹问题，我国早已采取严格的措施，不使我们的导弹通过国际市场流入伊朗。
第二点，一些常规武器在国际市场上流来流去，我们很难完全控制。

吴学谦在回答记者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防工业有关部门同一些友好国家建立了业务联系。
另外，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一些目的在于加强这些国家防御能力的常规武器。
中国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任的。
不是向所有国家都卖武器。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上出售武器的国家是很多的，而一些报纸舆论总是对着中国，中国稍微出售一点武器就变成世界新闻。
现在在海湾上空飞来飞去的有些什么武器呢？
有许多武器，至少我知道的有毒刺导弹、飞鱼导弹，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武器。
为什么总是在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纠缠不休呢？

图为吴学谦外长和钱其琛副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
本报记者 王建国摄

作者：王义华

今天参加植树的老同志，有的过去是国务院的部长、有的是省长、省委书记，有的是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他们都是全民义务植树的倡导者和组织领导者。
他们当中有9位同志已是80岁以上高龄，最小的也65岁了。
如今他们虽然不在位，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祖国的绿化事业。
到龙潭公园植树已连续3年了。

工间小憩时，崇文区委华森书记说，我代表全区43万人民对老领导三度来龙潭湖畔植树表示感谢！
宋时轮等几位老同志说，我们还要四载、五载、六载来这儿。
刘澜涛、黄华等同志说，我们虽然老了，可应该给后代留下一片荫凉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
荣高棠代表老同志们的心愿，即席赋诗一首：“龙年种龙槐，应约又重来，绿树成荫日，诸翁喜开怀。”

本报北京4月6日讯 “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越南提出对南沙的领土要求，完全是出于其实现领土扩张的野心。”
这是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今天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举行的第五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的。

钱其琛说：南沙群岛历来是属于中国领土。
请你们去查一查越南在1974年以前他们的官方声明和官方的照会、文件、出版的地图、教科书以及其它文件。
当时他们这些文件都承认南沙是中国的领土。
但到了1975年，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为实现其扩张的野心。
所以一面入侵柬埔寨，一面又在南沙抢占我岛礁，进行扩张。
为了扩张，他们可以改变原来已宣布的立场。
这就是越南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真相。
1975年后，越南占领了南沙十几个岛礁。
在这次冲突前后，这种侵占岛礁的活动没有停止。
越南挑起冲突后，现在向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控诉”，说他要“救援”，把侵占中国岛礁的舰船，全部打着红十字会的旗。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提出谈判完全是虚伪的。

钱其琛说，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我们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我们在南沙进行的是科学考察，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
这些科学考察，其中包括我们要完成联合国的一个组织通过的决议要求各个国家在一些地方、一些点，设立海洋观察站。
我们是去南沙设立一个海洋科学观测站的。
只要越南不进行挑衅，停止侵占岛礁的活动，并且从他们已占领的岛礁撤出去，那么，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战争。

作者：胡泰然

据报道，这批美国军事人员中有500多名军事警察，350名军事直升飞机驾驶员，300名海军陆战队。
他们连同15架“黑鹰”型运输直升飞机，7架“眼镜蛇”型直升飞机和4架“基俄瓦”型侦察机。
海陆空都有了，足以“立体作战”了。

巴拿马2月下旬发生政治危机后，美国便不断增强军事压力。
3月上旬，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神勇”军事演习。
3月中旬起，陆续增派武装警察、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空运人员。
此外，3月底，美国一艘可以运载20架直升飞机和2000名海军陆战队的军舰穿越运河，至今仍停泊在巴拿马首都一侧的太平洋海域，耀武扬威。

4月4日，美国4架军用直升机在加利福尼亚空军基地启程，飞往巴拿马。
（传真照片） 新华社发

作者：陌桑
栏目：综述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于3月下旬在华盛顿进行了三天紧张的会谈，这次会谈讨论了战略武器、阿富汗、中美洲、中东、人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但除了商定两国首脑将于5月29日至6月2日夜莫斯科举行第4次会晤外，其他问题都没有取得进展。

关于裁减战略核武器问题，是两国外长会谈的一个重点。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分歧。
第一，如何统计空载巡航导弹，美国认为每架轰炸机按10枚巡航导弹计算，而苏联则主张美国的B52轰炸机应按28枚计算。
第二，对海上潜射巡航导弹的限制，苏联主张双方限制在400枚以内，美国则主张先谈核查后谈限制数量。
第三，在陆基机动导弹方面，美国认为如果能找到有效的核查方式，美国可以放弃禁止机动导弹的要求；
苏联则提出愿将机动导弹在指定的时间部署在有限的范围内，以便于核查。
第四，在遵守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苏联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而美国对于去年12月两国首脑会晤关于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措词解释跟苏联不同。
由于存在上述分歧，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在分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们对两国首脑举行第四次会晤之前能否完成这一条约都感到没有把握。
舒尔茨说：“我不知道，我们将能否克服完成这一条约的困难。”
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无法保证条约是否能按时完成。

阿富汗问题是两国外长会谈的另一个重点。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美苏在停止向阿富汗对立两方提供军援问题能否承担“对等保证的义务”。
美国要求在它停止对阿富汗抵抗力量军援的同时，苏联也应停止对喀布尔政权的军援。
苏联对此则表示反对，指出，美国提出要苏联撤军和停止对喀布尔政权军援的双重要求是节外生枝，旨在为巴阿日内瓦间接谈判制造障碍。

上述情况表明，在战略核武器和阿富汗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美苏两国还存在重大分歧。
两国外长在华盛顿商定，舒尔茨将在4月21日至4月25日在莫斯科同谢瓦尔德纳泽举行另一轮会谈，在5月中旬两位外长还将再次会谈，以便为两国首脑在莫斯科举行第4次会晤作最后准备。
两国外长在未来的会谈中，将围绕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和阿富汗问题继续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
如果能在其中某个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为两国首脑会晤增添光彩。
如果两个问题的分歧依旧，将使两国首脑会晤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