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不要把协商对话庸俗化
本报评论员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受到极其广泛的欢迎。
一时间，对话成了热门话题。
很多地区，很多部门，很多单位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对话。
人们呼唤对话，参与对话，议论对话，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强烈渴望和满腔热情，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
本报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来稿，称赞的同时，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协商对话也发表了一些意见：
——“为对话而对话”。
某些地方，一哄而起的倾向有所露头，由于准备不充分，大都流于形式。
或者水分太大，干货不多，答非所问，虚应故事；
或者事先定调划框，拟好稿子，届时一问一答，煞有介事，群众不客气地讥为“花架子”，“对口词”。
更有甚者，个别单位一个月内把大家拉来对话不下十次，开头还有话可说，后来就相对默然了，把严肃的事儿弄得挺尴尬。
——“对话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装进“筐”里的有：
传达精神、研究问题、汇报工作、布置任务、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等，似乎沾上了对话边儿，就能身价百倍。
——“官腔、官话、官架”。
人下来了，架子没放下来，一言堂的作风总改不了。
结果，对话成了训话。
被“对”的一方呼吁：
“人相对，还要话衷肠”。
——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位读者来信指出：
任何美好的事物一经附庸风雅，就会失去本来面目，流于形式，走向庸俗化。
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担心。
以上种种现象，足证此言绝非杞人之忧。
社会协商对话起步伊始，尚不成熟，出点问题在所难免。
解决问题最好的时机在它的萌发状态。
目前正当其时。
为了使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生儿健康发育，有必要进一步认清它的目的和原则。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讲得很明确：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提高领导机关政治活动的透明度，增加人民知政、议政、参政、监政权，真正使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仅在国体上、而且在政体上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当务之急。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它的意义，定会在领导机关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上，在强化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和群众的参与意识上，在减少不正之风、克服官僚主义上得到越来越有说服力的体现。
因此，一切违背民主公开的原则、真诚平等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作法，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正处于探索时期。
如果说，如何大力拓展现有对话渠道，充分发挥现代传播工具的作用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方面就应该抓住在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落到实处。
哪些重大的事情，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人民群众知道；
哪些重大的决策，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人民群众参加讨论；
哪些问题，必须在什么范围、什么层次上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能作出决定，用制度明确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一哄而起、一哄而落的形式主义，才能使社会协商对话不受或少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一条。

专栏：
中央爱委会卫生部联合发出通知
04月07日为“世界无烟日”
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劝阻吸烟活动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卫生部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围绕“世界无烟日”积极开展劝阻吸烟活动的通知。
通知说，为了把控制吸烟活动引向深入，使人类免遭吸烟之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今年04月07日为第1个“世界无烟日”，并以此作为该组织成立40周年的纪念日。
“世界无烟日”的基本内容是：
告诫人们吸烟有害健康，必须加以控制；
呼吁全世界所有的吸烟者在4月07日这一天，主动停止或放弃吸烟；
呼吁烟草推销单位和个人，在这一天自愿停止公开销售活动和各种烟草广告宣传。
吸烟有害健康，这一事实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瞩目。
我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世界无烟日”的倡导表示积极支持和响应。
通知要求城乡各地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劝阻吸烟活动。
采取限制性措施，在会议室、车船、文体活动等公共场所，特别是儿童活动场所禁止吸烟，保护不吸烟者的权益。
积极开展戒烟活动，努力降低吸烟率，大力提倡互不敬烟的风气。
特别要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教育。
通知强调医疗卫生人员要带头不吸烟和戒烟，医疗卫生单位要率先成为不吸烟单位，做控制吸烟的表率。
各级健康宣教部门要加强对“世界无烟日”活动的指导和效果评价，及时总结经验，借以把控制吸烟的工作长期深入地开展下去。

专栏：
以“三包一挂”为主要内容
鞍钢对国家实行承包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记者杨天文）记者从冶金部获悉，国务院最近批准了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鞍钢对国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报告。
鞍钢承包为期九年，从1987年到1995年。
主要承包内容为“三包一挂”。
一包上交利税，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以1986年鞍钢上交利税7.7亿元为基数，从1987年起每年递增3％。
这样，“七五”期间鞍钢将上交利税84.8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18.3亿元；
“八五”期间上交104.3亿元，比“七五”期间又增加19.5亿元。
其余所得利税全留给企业，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建。
二包技术改造和国家批准的扩建计划。
1995年前，利用外资完成增产200万吨钢和50万吨无缝钢管的计划，形成年产钢1000万吨的规模，80％的钢材要按国际标准生产。
三包产出包干方案中所承担的指令性计划。
从1989年开始，以1988年指令性计划为基数，递增部分保量不保价，即上交国家的钢材数量要保证，但价格可放开，所需生产条件由鞍钢自行解决。
一挂就是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挂钩浮动。
企业实现利税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8％。
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同劳动成果、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
鞍钢承包方案还明确规定了国家应承担的职责。
鞍钢按指令性计划生产的钢材所需的生产条件，国家负责安排；
扩建资金发生困难时，国家在贷款方面给予照顾。
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指出，鞍钢这个特大型钢铁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标志着我国钢铁企业在深化改革、改善经营机制、实现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离方面迈出新的一步。

专栏：
加快经济向外向型转变
国务院批准上海搞大进大出
同意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不变
本报上海电
国务院最近已原则批准上海市《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同意上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不变。
去年年底，赵紫阳、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来沪视察工作，指出上海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克服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步伐。
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
当前，上海经济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不断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搞大进大出，是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改造、振兴上海的根本途径。
《批复》要求，上海市要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要求，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加快经济发展，在工作中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少搞非生产性项目，把积累的资金集中用于生产。

专栏：
工业用油卖给消费者食用引起舆论强烈不满
陕西省政府要求重新从严查处
本报西安3月03日电《陕西日报》记者荀元虎、本报记者孟西安报道：
陕西省果品茶叶副食公司和西安市油脂公司将工业用油卖给消费者食用一事在本报公开披露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陕西省政府为此要求重新从严查处。
连日来，群众纷纷打电话或写信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强烈要求依法查处这一危害人民身心健康、毫无职业道德的违法行为。
02月25日《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披露的当天，省长侯宗宾当即批示：
“记者作了调查写的报道，发挥了新闻监督作用。
我们应当欢迎，有错误就应当批评处理，不能回避；
省供销社和西安市要严肃对待，公开处理。”
西安市市长袁正中对此事也很重视，要求“市政府各部门都要从中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发生影响人民健康的事情。”
陕西省消费者协会负责人指出，这种明知故犯的作法，严重触犯了食品卫生法，应依法查处。
据了解，去年09月下旬，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就有35名职工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已有人吃了这种毛豆油后，出现了明显的中毒症状，要求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国务院领导对此极为重视，已派出由卫生部牵头有商业部、外贸部和监察部参加的调查组赴广东等地进行调查。
这次报纸公开披露后，调查组的同志又专程从广东赶到西安进行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西安市油脂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在报纸未公开披露前，态度暧昧，迟迟不予处理，公开揭露后，仅对几位当事人作出行政警告、降职、记过和扣发全年奖金等处理意见。
省政府办公厅指出：
这样“处理偏轻”。
“检查也是轻描淡写的”，要求重新从严查处。

专栏：
我国细胞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控制外植体形成性器官首获成功
陆文梁的重大成果为工厂化生产种子开辟道路
本报北京3月03日讯
记者王溪元报道：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文梁用风信子的花被切块做外植体实验材料，在控制植物形态发生方面连获三项重要成果：
一、直接培养出大量花芽；
二、直接培养出大量雄蕊、胚珠；
三、使雄蕊、胚珠在培养基上发育成熟。
这些成果今天在北京经有关方面多位著名专家评审，被确认它使我国控制形态发生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人类很早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
既然一根柳树枝条、一片秋海棠叶栽种之后就可以长成一棵柳树、一株海棠，那么植物的一块组织、一个体细胞、一粒花粉能不能培养成一株植物呢？
如果能的话，那么植物新品种的培育、种苗的繁殖等，就可以在工厂里进行了。
这种设想在1902年被德国植物学家概括到世界上第1篇关于组织培养的论文里。
此后，许多国家的生物学家都积极地投入了细胞和组织培养的研究工作，并由此而发展出细胞工程、遗传工程等生物技术。
所谓组织培养，就是将植物体的某一部分切成小块，将这种组织块接种到无菌容器中事先配制好的培养液或培养基上，形成新的组织、器官和植株。
接种后的组织块叫“外植体”，用人工的方法控制外植体在培养基上生长出植物的某种器官，如根、茎、叶、花等，叫新形成物。
目前国际上，在繁殖园林观赏植物、蔬菜、果树、森林树种和特种经济作物等方面，组织培养技术已成为植物商业生产中追求快速获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是，已有的技术基本上只属于人工控制下的无性繁殖范畴。
人工控制外植体直接并同时形成大量雌雄性器官，在国际上尚无成功的先例。
陆文梁的研究成果，恰恰在这方面为组织培养运用于有性繁殖开创了一个新领域。
陆文梁现年51岁，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
他的上述第1项成果是1986年在国内取得的，该项成果的论文公诸于世后，应日本学研植物工学研究所的邀请，他于1987年01月去日本工作。
在为时一年的赴日研究期间，他先用4个月的时间重复了上项研究，而后分别两次用4个月的时间获取了后两项研究成果。
他已于1987年底回国。
目前，陆文梁的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分别被日、美的科学报刊报道，他希望今后在国内对这项研究结果进行公开介绍，使这项研究结果很快地用于其它研究领域。
这些科研成果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使植物通过组织培养进行有性繁殖成为可能，而且这个研究系统有可能成为工厂化生产种子的一个模型。
（附图片）
图为在风信子外植体上直接形成的大量胚珠。

专栏：
抽水蓄能电站在广东兴建
本报广州电
最近，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广东省从化县境内建设我国第1座高水头、大容量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抽水蓄能电站是当代水电建设上的一项先进技术。
它是利用电力系统负荷低谷时间的电量，将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待电力系统负荷高峰时，再利用这部分水发电，变系统低谷富余的廉价电力为系统高峰紧缺的优质电力。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由广东省政府、国家水电部、核工业部合资建设，近日已组成了联营公司。
这电站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同步进行、同步投产。
　（梁兆明　张绪森）

专栏：
“无私奉献的模范指导员”
中央军委授予柴金良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今天发布命令，授予沈阳军区某部炮兵连原政治指导员柴金良烈士以“无私奉献的模范指导员”荣誉称号。
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柴金良同志是四川省隆昌县人，1954年出生，1975年入伍，1977年入党，历任司务长、副指导员、指导员。
1987年04月，柴金良同志随部队到大庆参加石化总厂乙烯二期工程建设。
09月23日5时许，他组织战士在灌注腈纶污水处理沉淀池的施工中，地方工程队一辆运送混凝土的翻斗车，意外滑入由脚手杆支撑、距池底3.6米高的人工作业台。
在作业台即将坍塌的一瞬间，他从6米外的安全地带奋不顾身地冲向险区，推开身处险境的战士，又把站在翻斗车前的一名地方干部拉到自己身后。
这时，作业台塌落，两名战士和一名地方干部脱险，柴金良却被翻斗车砸在沉淀池底，壮烈牺牲。
中央军委的命令指出，柴金良同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勇于献身的一生。
入伍前，他就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好青年，曾被县、乡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团员、学雷锋积极分子。
入伍后，他牢记我军宗旨，多次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奋力救护人民群众和战友的生命安全，先后荣立三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
他热爱部队，以连为家，尽职尽责，刻苦钻研新时期基层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被师、团树为模范指导员、基层干部标兵。
他忠于党的事业，处处以身作则，与全连同志团结奋斗，努力工作，使连队全面建设取得显著成绩，被军、师树为“教育训练先进连”、“后勤建设标兵连”等，荣立集体一、二、三等功各一次。
命令指出，柴金良同志是人民的好儿子，是我军优秀的基层政治工作干部，是广大干部战士的楷模。
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同志都要向他学习。

专栏：
李鹏胡启立会见优秀技术人员
赞扬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取得可喜成果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
（记者卓培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等领导同志，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全国厂矿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表彰会议的部分代表。
李鹏、胡启立以及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讲比”竞赛活动的18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一一握手问好，赞扬这项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赞扬它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鹏在会见后同代表们座谈的时候说，1982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党的十三大上，中央进一步强调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这在当前深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有突出的意义。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一要搞活经济机制，二要促进科技进步，使生产力得到高速度发展。
李鹏指出，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是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做大量艰苦的工作。
企业要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而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也需要技术进步。
工程技术人员还要与工人相结合，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要注意发挥工人的聪明才智。
工程技术成果也要得到生产实践的检验。
胡启立首先向在座的代表和工作在全国厂矿第1线的工程技术人员表示敬意。
他认为，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已经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可喜成果，在创造显著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涌现出了一批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
希望这项活动能继续开展下去。
李鹏、胡启立希望，全社会都要重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要理解他们，宣传他们的成绩。
这对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专栏：
湖南国际经济开发公司恢复经理负责制
省委组织部宣布撤销公司党组成立企业党组织
本报长沙电
本报记者吴兴华、湖南电视台记者黄河清、袁四庆报道：
最近，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纠正湖南国际经济开发公司随意改变经理负责制的错误作法。
湖南国际经济开发公司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于1984年成立的。
这个公司成立时，国家经贸部就明确批复，这个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
1986年，该公司总经理程立仁面对业务量不断扩大、人员增加的局面，为了加强公司的思想政治工作，主动要求省委组织部给公司派一名党组书记。
这年年底，省委派李定坤同志到这个公司任党组书记。
李定坤同志到这个公司后，就逐步改变了这个公司的经理负责制。
他在去年06月02日公司干部会上宣布：
“今后，公司重大问题由党组决定。”
他还先后在公司党组会、办公会、职工会上宣布，今后公司重大问题由党组决定；
公司是否实行经理负责制，还要重新向省里报批；
今后，公司的人事权由党组决定。
李定坤对记者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发现总经理有的事做得不对头。
把公司的权力交给总经理，他不放心。
李定坤同志的这些言论和作法，在该公司内部造成了混乱，引起了大部分职工的反感。
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于今年元月纠正了这个公司随意改变经理负责制的错误作法；
经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宣布撤销中共湖南国际经济开发公司党组，公司应按企业性质，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成立相应的党组织；
帮助这个公司恢复了经理负责制。

专栏：
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调查表明
普遍主张深化改革加快开放
认为新闻改革关键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本报北京3月03日讯
记者费伟伟报道：
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今年我国改革的热点。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于春节前举行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民意调查今天揭晓，通过对200名访问对象的答卷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出以上这一结论。
占总数73.5％的被访问者相信：
今年我国的政治形势将好于去年。
这些首都知名人士中，具有高级职称者占73％，行政级别为司局级的占41％，部或部级以上的占34.5％。
其中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
举行这样高层次的民意调查在我国还是首次。
在就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列出的16个方面中，这些知名人士的答卷中以下5项名列前茅：
党风和社会风气、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制、市场供应与物价、经济体制改革。
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以及市场供应与物价问题被普遍认为是今年改革的两大难点，采取措施消除这两大难点已成为改革和社会发展必然的迫切要求，而根本出路则普遍认为还在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对外开放，200名访问对象中，认为应“加快步伐，适应新的形势”的占68％，认为应“保持原有步伐，巩固现有成果”的占26％，认为应“放慢步伐，消除不良影响”的占4.5％，还有的未表态。
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列举的10个方面，这些知名人士们的回答居于前列的依次是：
党政分开迈开切实步伐；
提高政务与决策的公开化程度；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尽快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进行新闻改革，发挥新闻工具的舆论监督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首都知名人士中62％对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状况不满。
多数人认为，新闻媒介反映群众呼声太少，特别是为群众参政议政提供的机会和版面太少；
新闻媒介未能主动积极地批评和监督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
当前新闻改革的关键在哪里？
知名人士列举的前5位工作是：
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的舆论监督作用，搞好批评报道；
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单位的自主权；
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贯彻新闻工作要更加开放的方针，使新闻工具成为社会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克服新闻界的不正之风。
知名人士还对我国新闻舆论宣传作了基本评价，认为“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占65.5％；
认为“僵化保守”的占16％。

专栏：
佳木斯市社会集团购买力下降
新华社哈尔滨3月03日电
佳木斯市去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比上年下降2％，专控商品购买额下降23.9％。
据统计，两项购买额下降的结果，全市减少支出250多万元。
现在这个市各有关部门都严把审批关，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批准。
市政府还规定5家商店为定点商店，在其它商店购买专控商品不予报销。

专栏：
北京市第3届外贸洽谈会胜往年
本报北京讯
新华社记者李亚非、本报记者赵兴林报道：
北京市第3届外贸洽谈会3日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开幕，前来参加洽谈做生意的客商逾1200人，比上届增加20％；
我国台湾省一些客商参加本届盛会。

专栏：
北京铁路分局经济效益居全路之首
去年完成运输收入十一亿七千万
本报讯
北京铁路分局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将安全生产作为承包经营的重要内容，今年初实现了建局以来第2个安全年。
安全生产促进了经济效益，去年北京局完成运输收入11.7亿元，比上年增长9.2％，今年01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18.3％，经济效益居全路之首。
这个分局把安全工作列入干部任期考核目标，成立了分局、站段、车间、班组四级安全生产信息网、控制网、监察网。
有的车务段将历年发生的事故编成小册子，用以教育广大职工。
强调分清安全生产责任，如单位领导和部门科室的职能责任，事故直接责任单位和事故关系单位的责任，建立安全生产的横向联系，做到联产、联劳、联酬、保安全、保畅通。
为提高安全行车的系数，分局两年投资4700多万元，改造严重老化失修的设备，同时为95个中间站安装了轨道电路，在行车设备的监控和联锁上提高了安全度，运输最繁忙的三家店至沙城线路全年无事故。
强化安全生产考核机制，增强安全生产考核的导向性。
对安全生产做出贡献的单位，分局予以重奖，对安全造成威胁者重罚，并且直接同单位工资总额挂钩，从而增强了安全生产奖罚的透明度和权威性。
　（李素珍）

专栏：
北京首届烹饪技术比赛揭晓
本报讯
北京市烹饪协会举办的烹饪技术比赛结果03日揭晓，五十一名参赛者捧走“京龙杯”。
参加本届烹饪技术比赛的有中直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驻京部队和北京市商业、旅游、饮食业等三百三十八人。
参赛项目分冷菜、热菜、面点、风味小吃等，要求每个参赛者选用不同原料和不同的制做方法，制做的成品具有色、香、味、形等特点。

专栏：
曾在阁楼里生产的上海手表厂，经过近几年的调整、改革，生产面貌已根本改观。
目前，该厂设备先进，能生产5个系列、20个品种、200余种款式的产品，已成为我国大型现代化手表制造工厂。
图为装配车间。
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专栏：
在国际市场中搏击　在提高素质上下功夫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大显身手
新华社广州3月03日电（记者刘卓安、汪振华）珠江三角洲5000多家外向型乡镇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涌现出“制衣城”、“皮革城”、“纺织城”、“鞋城”、“风扇城”、“电子城”、“建材基地”、“蔬菜保鲜基地”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出口产品加工生产基地。
近几年每年创汇都超过10亿美元。
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就提出，到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竞争。
现在珠江三角洲已经涌现出一批专营“大进大出”的农民企业家。
近百万农民从事各种外向型企业的生产劳动，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种类达2000多种。
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就得不断地完善投资环境。
这是珠江三角洲农民企业家从探索中得到的认识。
几年来，他们利用逐步积累的资金，对交通、电信、厂房建设进行巨额投资。
现在，珠江三角洲水泥公路四通八达，从香港开来的集装箱车辆不仅可以开到县、镇，而且可以直达厂区。
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县市开通了国际程控电话，普及率居全国之首，不少农民在家里就可以直拨国际电话。
为了改善厂区环境，近两年来不仅各县、镇，甚至有些村都纷纷建起自己的工业开发区。
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珠江三角洲农民企业家积极提高企业人员的素质，使珠江三角洲种田的农民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强大生力军。
许多外国客商说：
“珠江三角洲的理想投资环境，是当前亚洲地区少有的。”

专栏：
审计署要求
加强检查压缩集团购买力
本报讯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的紧急通知》，审计署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审计机关与监察、财政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
一、要主动向有关部门了解各单位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开支情况和今年压缩指标，以便于监督检查。
二、要在各个审计项目中，将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审计内容包括：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20％的指标是否层层落实，有无任意突破批准限额，购买专项控制商品是否经过审批等。
三、对本地区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要开展审计调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四、对于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规定的单位，应予表扬。
对于查出的问题，要会同有关部门依照规定严肃处理。
五、各部门、各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应按照上述精神，切实做好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检查工作。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审计局、中央级各部门的审计机构，要将贯彻执行国务院紧急通知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审计署报告。

专栏：
就地受案　就地办案　就地结案
石家庄地区经济仲裁庭受欢迎
本报讯
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向基层工商所派出仲裁庭，就地受理案件，就地办案，及时结案，受到了工商企业的赞扬。
随着企业间横向经济联系的增多，经济合同签约量增加，合同纠纷随之增大。
1985年石家庄地区经济合同纠纷案件达3000多起，争议金额6000多万元，很多纠纷投诉无门或久拖不决。
石家庄地区的新乐、深泽县等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在基层工商所派出仲裁庭，并配备兼职仲裁员处理合同纠纷。
到去年底，全区90个工商所，已有60个建立了仲裁庭，并任命了兼职仲裁员110名。
基层派出仲裁庭的设立，使处理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就地立案，手续简便，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就地调查、取证，使案件能尽快解决。
去年，石家庄地区派出仲裁庭处理经济纠纷案件479起，占全部经济合同纠纷案的68.4％，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挽回经济损失492万元。
　（王修明）

专栏：
开放使桓仁人参生产大发展
辽宁省桓仁县对人参实行开放经营，生产效益成倍增长，去年全县人参总产达五十五万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人参收入达六千七百九十多万元。
（据新华社）

专栏：
意大利一公司中标油改煤工程
本报讯
记者刘霄报道：
03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和意大利安莎多集团就黑龙江大庆新华电厂油改煤工程合同正式签字。
该合同利用意大利政府混合贷款，所改造的发电容量为三十万千瓦。
据悉，我国有近六百万千瓦的烧油机组需要改造为烧煤机组。
新华电厂的改造工程曾向十三家外国公司询价，安莎多公司经过竞争中标。

专栏：
无锡欢迎国内外厂商合作投资
本报讯
记者曹瑞天、黄彩忠报道：
江苏省无锡市市长王宏民3日向中外记者宣布：
为进入国际大循环，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经济工作，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该市要在产品的精、深、高、细上做文章。
他提出今后利用外资的重点，近期发展意向有30万吨自来水、30万立方煤气、江阴过江隧道、宜兴铁路、1万门程控电话等项目。

专栏：
沿海电子工业加快向外向型转移
本报北京3月02日讯
记者赵志文报道：
电子工业部负责人今天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电子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向外向型转移的好势头。
电子工业是劳动密集、知识密集、投资密集的新兴产业。
它向外向型经济转移，具有投资少、容易起步、增值较高的优势。
各地政府特别是沿海地区政府，对电子工业企业的外向型发展十分关心和重视。
去年沿海地区11个省、市、区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达到5.47亿美元，占全国电子工业出口额的78％。
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电子产品来料加工的厂点越来越多。
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在发展出口和来料加工装配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几年来，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已成为“三来一补”的生力军。

专栏：
农村经济论坛
粮食产量上报中的“埋伏现象”
张桂林
自1985年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以来，粮食产量上报中的“埋伏现象”日趋严重。
笔者去年在辽宁第1大商品粮基地县——昌图县进行了调查，深感“埋伏现象”已成为粮食生产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一、“埋伏”知多少。
昌图县1986年上报的粮食总产量为94.56万吨。
实际产量是多少呢？
可以通过3个侧面一窥问题的概貌。
侧面之一：
问卷调查资料。
在50个农户问卷调查中，发现1986年粮食上报产量和实际产量，除5户答为“没有上报”以外，其余45户中，实际产量超过上报产量的占87％，与上报产量相等的占8.9％，低于上报产量的占4.1％。
侧面之二：
统计局家计调查资料。
县统计局90个农户家计调查，1986年粮食播种面积2026亩，单产381公斤。
以此单产推测全县总产量，可达124.38万吨，超过上报数24％。
侧面之三：
粮食市场调查资料。
主要是对定购、议购及消费用粮进行了调查。
三项合计为1276478吨，超过上报数25.9％。
二、“埋伏效应”。
粮食产量数字失实，产生了不良的“埋伏效应”。
宏观上，影响决策。
失实的信号传导到中央，引起宏观粮荒恐惧，国家就会采取刺激粮食供给的宏观决策，创造出目前经济条件下的粮食超需供应，而粮价却不能相应调整，结果进一步拉大粮食与非粮农产品的比价差距，损害农民发展粮食的内动力。
以辽宁为例，1985年与1980年比，集市贸易价格总指数上升121.9％，其中肉、蛋、禽上升111.8％，鲜菜上升171.6％，干鲜果上升228.3％，水产品上升246.5％，而粮食只上升了75％。
目前有一种微妙的现象：
粮食问题，国家感到很紧张，但是农民不紧张，市民也不紧张。
中观上，促使“粮食割据”，阻塞了粮食的合理流通。
省、市关闭粮食外销大门，到处设卡堵截。
微观上，粮农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由于粮食流通渠道截断，粮产区狭小的市场难以容纳、消化大量“伏兵”，人为地产生“卖粮难”现象。
1986年秋以来，昌图粮食市场出现反常波动。
秋粮上市时，市场玉米价格平均每公斤0.42元，次年05月以后，跌至每公斤0.37元，粮农受到了损失。
三、“埋伏现象”探源。
首先，“埋伏现象”是作为合同定购的消极对抗物出现的，合同定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是“埋伏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其一，为了减少工作压力，有些干部往往默许、鼓励、甚至亲自瞒产少报。
其二，农民保守心理的作用。
我国农民历史上就具有比较严重的保守意识，他们怕出头，怕露富。
在上报产量时，这种保守意识影响很大。
其三，粮食产量统计制度不完善，方法不科学。
这是“埋伏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
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秋收成为千家万户分散进行的活动，农户往往不检斤，不记帐，粮食产量很难估准。
四、反“埋伏”措施。
消除“埋伏现象”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取消低价定购，放开粮食价格。
但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埋伏”，取得尽可能准确的粮食产量数据呢？
我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认真贯彻统计法，建立一支不受当地政府意志左右的粮产测报队伍，采用尽可能先进的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测产，为社会提供可靠的数据。
进一步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办法。
一方面，合同定购数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年按一定比例调减。
不能单以上报产量为依据大起大落。
另一方面，因灾减免要切实检查，实事求是。
在现行合同定购办法中，各级下达的定购任务，往往预留出“保险数”，给因灾减产留出很大后门，这样虽然使工作有了回旋余地，但却诱使下级谎报灾情，夸大损失，争减免，客观上鼓励基层“打埋伏”。

专栏：
职工有了危机感企业才有安全感
肇庆味精厂焕发活力
本报讯
今年初，广东肇庆味精厂在去年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情况下，一项年产3000吨味精的技改扩建工程投产，新产品肌苷原料药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企业焕发出活力，成了行业的新秀。
1981年前，该厂还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农业微生物药厂，改革的春风，使全厂30多人振作起来。
厂长邵文平组织人力到20多个省市走访工厂、大学、科研单位，了解市场，掌握信息，转产味精，“起死回生”，当年生产“星湖牌”味精133吨，创税利40万元。
1984年，这个厂实行层层承包责任制，把企业当年各项指标分解到各车间、班组。
这样，人人头上有指标，身上有压力，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同时，实行了浮动工资制。
去年又精简科室，搬掉“铁交椅”，实行聘用制。
干部、职工有了“危机感”，出勤率达99％以上，设备完好率达100％，产味精1920吨，产值税利都比1981年翻了三番多。
去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5万元。
目前，该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被誉为全国“味精行业新秀”。
（郭集展　陈桂昭　刘佑局）

专栏：
“蚊帐大王”七年纳税八十万
被誉为“蚊帐大王”的成都市个体户杨义安主动纳税，七年向国家缴纳税金八十多万元。
杨义安过去曾提着竹篮卖葱蒜，生活坎坷。
现在已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蚊帐加工企业和一个蚊帐销售商店，在北京、上海、重庆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设有经销点，1987年共销售蚊帐八万多顶，总产值五百多万元。

专栏：
让“鸟儿”飞向天空
——长江三角洲发展外向型经济考察印象之四
本报记者　蒋亚平　吕网大
无锡人的一个故事和“捆绑体制”
无锡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籍贯无锡的香港商人，为家乡联系了一批数量大、收益高的汗衫加工业务，急匆匆赶到南京，找到省外贸公司。
到时天色已晚，省公司接待者生气地说，你们怎么晚上来了，明天谈吧。
明天到了，又说要配额。
这个商人经过努力，从其他省弄来了配额。
再到南京，又说不是定点厂不行。
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生意没做成，港商气得一扭头走了，说再也不到大陆来做生意了。
类似这种令人遗憾的故事，记者每到一地，总要听到一些。
企业在联系进出口业务时的被动、无权地位，已经成为人们考虑发展外向型经济时一大忧虑。
只要涉及到实质性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大权都结结实实紧握在远在省城和京城的分公司和总公司手里。
一种由无可奈何而生的幽默，形象而又深刻地概括出绝大部分企业所面临的无权处境：
企业像是残疾人工厂，又瞎又聋又哑：
瞎——看不见国际市场；
聋——听不到有关信息；
哑——没有发言权。
有人把无所不管的大一统外贸体制，称之为“捆绑体制”。
近年来，“三来一补”业务在长江三角洲几无进展，原因很简单，有权承接业务的外贸部门对此兴味索然，对这类业务有兴趣的企业却又无权。
地方一些外贸部门，往往只是按照上面的货单收购产品，左手“一把刀”，多了砍；
右手“一根鞭”，少了赶。
经营方式上，“大利统，小利煞，无利拔腿走”。
生产者对此无所适从，称之为“多不得，少不得，早不得，晚不得”。
结论当然是“干不得”。
延续30多年的旧的外贸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一个找靠山”和“一个找地盘”
从整个外贸体制改革看，长江三角洲还说不上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这几年出口创汇增长较快，外贸部门是有功劳的。
工贸、农贸联营的迅速发展，初步改变了以前外贸和企业、生产者完全脱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把两者的利益捆在一起。
就企业来说，面临着越来越挤的国内市场和变幻莫测、可望不可及的国际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靠山，现有体制下，这个靠山非外贸莫属；
从外贸部门来说，面临着行业包干、地方包干的新形势，需要为自己找“地盘”，找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作伙伴。
一方找靠山，一方找地盘，工贸、农贸联营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了。
这虽然比过去两张皮不相干的体制有所进步，但也带来一些新问题。
问题之一：
外贸部门把有限的订单、原料、配额都配到自己的“地盘”上（这些企业毕竟是少数），其他有出口生产能力的企业，机会岂不就少了。
问题之二：
目前的联营，是在企业多、货源少的情况下形成的，联合的双方能不能平等相处呢？
在苏州市某县，记者采访了某服装厂。
这个厂1983年开始生产出口产品，1987年创汇400万美元。
1985年同外贸联营，省公司投入一笔资金。
按合同规定，外贸每年分得该厂利润的1／5（但其投资只占1／9），10年后收回投资（其实外贸3年得利差不多就相当于投资额）。
厂方深感吃亏，要求修订合同，开了几次“马拉松”会，外贸才口头答应返回所分的50％利润，但拒绝立下字据。
1988年，这个厂资金短缺，省公司表示愿意再投一些资，这个厂坚决不答应，宁可用高利率贷款。
矛盾不仅仅在这种不大平等的投资、分配方式上。
外商到南京谈业务，公司许多时候弄不清哪些订单能接，哪些不能接，仍得叫厂家去人。
工厂为此在南京安两个业务员，另外安两人来回送货样。
因为按照规定，工厂和外商之间不得互寄货样和资料，双方联系必须经过外贸部门。
厂长委曲地对记者说：
“我们也是中国人，却不能同客商直接见面，不知是什么理？”
工贸合营虽然给企业带来了较稳定的订单，同时也被捆得更死，即使没活干，也不能接外口岸的业务。
上海口岸离这个厂只有3小时的路，一次厂里没活了，找到上海，任务单下了，客户也来看了，正准备提面料，被南京的公司知道了，用电话把厂长召去训了一顿。
1987年11月，赵紫阳总书记巡视该厂，问到工贸联营的情况，厂长大讲好处，别的只字不提。
记者问他为什么隐瞒实情，厂长一脸苦笑，说：
“我哪敢讲。
几句话痛快，让省公司知道了，1千多人的饭碗就砸了。”
比起以前，外贸的“捆绑体制”毕竟有所松动，放了一些权。
但长江三角洲的人们谓之为有放有不放：
“如放新（客户）不放老，放亏不放盈，放近（洋）不放远，放业务不放实权。
实际上，企业仍在捆绑之中，难以动弹。
现在，包括外贸部门自身，都认定老的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但是，改什么，怎样改，放什么权，放多少，真正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耳聪目敏，反应灵敏，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打开鸟笼”的改革和种种担心
记者在三角洲采访期间，各县市正在讨论外贸体制改革方案。
有趣的是，外贸部门觉得这个方案迈步甚大，地方和企业却认为很不解渴。
比如方案允许出口创汇在1亿美元以上的县市才有进出口权，如果这样，整个长江三角洲，大概只有出口丝绸多、换汇成本低的吴江县勉强够格。
有这样一个比喻：
国外市场是一片汪洋大海，国内市场是又一片汪洋大海，目前在两片大海当中，却只连接着一根管子——旧体制下的外贸机构。
即使这根管子畅通无阻，也难以满足两片大海之间沟通的需要，何况这管子还常常堵塞呢。
结论应该是：
变一根管道为多个渠道，变一条绳为一张网，变一家办为社会多家办。
经营多年的外贸部门会不会因此遭到冷落呢？
不会。
一旦现有外贸公司变成不吃大锅饭、不依赖行政权力的经济实体，凭其多年积累的人才、经验、客户，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企业有没有能力同外商去打交道呢？
其实，一些工厂一直在静悄悄为此做各种准备。
如苏州某县一位厂长告诉记者，他们厂已经培训了两个外语人员，一个外经人员，两个报关员。
只要给权，经过一段时间熟悉，一定能自己去闯国际市场。
企业成千上万，不可能都去直接同外商打交道吧？
是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已见端倪，苏州市已经出现了一批乡级外贸公司，它们有可能成为新体制中的重要组织，代表所在地区企业开展外贸、外经活动。
现有外贸体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外贸部门为降低换汇成本，尽可能压低出口商品收购价，加之国内需求旺盛，使企业外销不如内销，出口创汇积极性不高。
给各地下达出口商品收购计划的老办法，已日见失灵。
湖州市统计，1986年国家控制的开展外贸产品收购只增长20％，而由市直接经营的产品收购却增长7倍。
没有万全之计。
一切都只能在比较中看出优劣，作出选择。
地方和企业一旦有权直接从事外贸、外经活动，很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只要科学规划，加强管理，这些都不难解决。
而不让企业跨进国际市场经风雨，见世面，企业就永远不会有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必需的经验、人才。
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及时地打开鸟笼，让千千万万的鸟儿——企业，在外向型经济的宽阔天空上飞起来吧！

专栏：
调整产品结构　加快消化吸收
我国重型汽车生产出现转机
本报讯
记者赵志文报道：
中国重型汽车工业企业联营公司总经理纪保祥透露：
在去年年底福州的订货会议上，9000辆国产重型汽车被抢订一空。
这种近两年来少有的销售势头，说明一度不大景气的重汽工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
从1986年下半年起，我国重汽工业步履维艰：
大批进口车冲击了有限的市场；
国家重汽工业对商品经济的适应能力差，导致产品积压日多，亏损企业增加。
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家对重汽工业予以积极的扶持和保护。
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以各种优惠，加快引进技术，使产品向世界水平靠拢。
四川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岩30290型车，近年来连续4次在国际上中标。
逆境逼迫重汽企业改进传统的经营方式。
他们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整车销售的倾向，大量生产社会需要的改装车及专用车底盘。
同时，引导配套企业面向整个汽车行业。
无论重中轻型，只要市场所需，一律开发生产。
原只能为重型汽车配套的重庆弹簧厂，现已能生产140多种型号的弹簧。

专栏：
“七·五”期间古籍整理重点工程
《全宋文》等古书将出版
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王怡珩、李楠玲）“七·五”期间全国古籍整理研究的两大重点工程——《全宋文》和《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将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
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全宋文》，将把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宋代散文全部编纂在一起，成为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唐文》之后的又一部断代全文总集。
成书后，约5000万字，预计7至8年内完成全部的编纂出版工作。
今年06月底前将可出版第1册和第2册。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为中等文化水平读者普及优秀读物而编纂的一套大规模系列古籍今译丛书，是由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译的。
这套丛书暂定收译我国古代名著116种，存目18种，增目15种。
每种选译文在10万字左右，包括正文、题解、注释、译文四部分，以译文为主。
这套丛书预计五年内出齐。

专栏：
上海甲型肝炎发病人数明显下降
一02月全市工业生产保持增长
外贸洽谈会如期开幕外商云集
据新华社上海3月03日电
（记者马雪松）春节以来，上海甲型肝炎发病人数继续明显下降，这两天比发病高峰时下降了88.5％。
第1批入院治疗的患者已陆续康复出院。
前一阶段由于广泛开展了卫生宣传，人们懂得了防病知识，更加注重个人卫生和食品卫生，减少了接触感染的机会，加上因食用不洁毛蚶而引起甲型肝炎的潜伏期已进入尾声，上海卫生防疫部门预计，今后因受感染而发病的人不会很多。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著名肝炎专家姚光弼说：
“甲型肝炎是一种良性自愈性疾病，经过适当休息，两个月内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不会有后遗症。
最近静安区中心医院收治的第1批600名甲型肝炎患者，经过平均三周的一般性对症治疗，已经基本痊愈出院。”
上海大中小学均已如期开学，学生到校第1天都受到一次以预防甲型肝炎为主的卫生知识教育，提高了自我保护能力。
上海流行甲型肝炎后，各单位领导在认真抓好防病治病、关心群众健康的同时，积极安排生产、工作，群众情绪稳定，生产工作正常。
据上海市经委有关部门预计，今年1、2月份全市工业生产仍保持了相当的增长速度。
上海公共交通系统100多条线路运行秩序基本正常。
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现在仍是熙熙攘攘，最大的商店——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今年02月份的销售额是4040万元，去年同期是4140万元。
市中心的上海展览中心，这两天彩旗招展，上海第6届外贸洽谈会3月01日如期开幕，第1天到会的有800多位外商，当天的成交额比去年洽谈会头一天增长50％。
继日本龙谷大学560名师生乘“新乌托邦”号轮船于2月28日抵达上海后，29日又有450多名日本青年乘“新樱花丸”日中友好之船来到上海。

专栏：
不学虎年大耍闹
要像兎年小欢跃
户县龙年节俭闹元宵省钱办电力
本报西安3月02日电
记者孟西安报道：
今天是传统的元宵佳节。
正当陕西省不少县城大耍社火龙灯闹元宵的时候，“文化之乡”户县县城却显得有些“冷清”。
这个县今年元宵节没有搞大规模的集中娱乐活动，而将节约下的20万元用于开发电力。
位于终南山麓陕西省户县的群众，有着开展文娱活动的传统。
虎年元宵节，县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庆祝娱乐活动，各乡镇、企业锣鼓、社火、竹马、狮子龙灯一起涌向县城，光彩车就搞了60多辆，每天上午10时开始停街，围观群众达15万多人。
仅正月十四到十六3天，县里财政就开支20多万元。
兔年元宵节，因开展“双增双节”，县里没有大搞庆祝活动。
去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2亿元，人均收入也增加到432元。
今年春节前，一些干部和群众纷纷议论：
“手头钱多了，过年破费点没啥”，“虎年元宵节耍了，兔年没耍，龙年可该耍了，不然龙就不如虎了！”
县委、县政府听到这些议论，算了一笔帐：
每户过节多花5元钱，全县10万户就要多花50万元。
现在户县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先进地区比还不富裕，还没有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我们可不能日子稍好一点就大手大脚地花钱！
县委、县政府决定：
今年元宵节仍和兔年一样，坚持“小型分散，热闹节俭”的原则，以各乡文化站为阵地，开展各种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不集中大搞社火、龙灯等活动，把节约的20多万元资金用于办电。

专栏：
体育
中日尼登山健儿会师营建珠峰北侧大本营
本报西藏协格尔3月02日电
记者张抒报道：
今天，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的北侧队全体成员在此会师，明天他们将共同驱车100多公里，进入珠峰北侧山下，开始营建北侧大本营。
三国联合登山队中的中日两国北侧队运动员是29日由拉萨出发、3月01日到达协格尔的。
尼泊尔北侧队是经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于今天下午抵达协格尔的。

专栏：
企业为何与体育“结亲”
——访国家体委群体司职工体育处
03月02日，记者在“热心支持体育的企业表彰会”上看到那些获得热心支持体育奖的厂长、经理们，手捧金匾笑逐颜开。
他们为什么这样热心支持体育？
记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国家体委群体司职工体育处。
年轻的副处长王渡先介绍了近年来迅速发展的职工体育运动，他说：
全国已有11个行业建立了体育协会，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达到5000多万人。
目前健美操、韵律操风行各地，参加这项活动的人估计有上千万。
过去那种跳绳、拔河、做广播操等锻炼方式已被更加多样的体育活动所丰富。
企业职工不仅要求欣赏高水平体育比赛，而且还希望本企业有高水平运动队。
可以说，职工体育正在向纵深发展。
目前，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企业办起了高水平运动队。
仅辽宁就有100多家企业利用各种形式办了130多个高水平运动队。
在第6届全运会上，铁路、银行、水电、石油、煤矿、林业、公安七个系统体育协会，打出了自己的旗帜。
在谈到企业关心体育的原因时，职工体育处的同志谈了三条，一条是1984年中央20号文件号召体育社会化，使许多企业看到社会办体育利国、利民、利己的好处，更新了体育观念，使他们感到为体育作贡献是企业份内的事。
第2是体育给企业带来了活力，把竞争精神引进了工厂、车间。
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有职工7000人，成立了篮球、足球、武术等几十支业余运动队，厂内的劳动竞赛和体育比赛交替开展，职工体质好，劲头足，经济效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第3是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这是许多企业关心体育最直接的因素，不论是大厂小厂，只要是支持了体育的，或多或少都提高了本单位的知名度，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自己的产品。
黑龙江横道河子果酒厂厂长关太灵说：
“体育比赛最富于竞争性，一个有头脑的企业家就是要善于利用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来扩大和影响企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黄振中

专栏：
全英羽球公开赛在即
弗罗斯特夺魁呼声高
据新华社北京03月03日电1988年全英羽毛球公开锦标赛将于03月16日在伦敦开始。
丹麦选手弗罗斯特因亚洲一些强手的缺阵，夺冠呼声大增。
弗罗斯特的老对手、世界冠军杨阳和中国名将熊国宝因备战05月份的汤姆斯杯决赛，没有报名参加全英赛。
印度尼西亚的苏吉亚托和南朝鲜的朴柱奉也只参加男子双打的比赛，不会对弗罗斯特构成威胁。
如果弗罗斯特能够顺利打入决赛，阻止他获得冠军的很可能是本届比赛的第2号种子、中国选手赵剑华。
赵剑华曾于1985年从弗罗斯特手中夺走了全英赛男单的桂冠。
女子单打比赛，夺标呼声最高的是中国选手韩爱平。

专栏：
南游击队体育俱乐部喜迎“贾瓦”和“柳巴”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3月02日电
（记者夏士华）南斯拉夫“游击队”体育俱乐部今天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中国足球运动员柳海光和贾秀全。
招待会一开始，“游击队”俱乐部副主席兹·隆查尔致欢迎词说，我们十分高兴能有柳海光和贾秀全两名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这是南中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
为了表示他们是我们的人，我们给他们起了南斯拉夫名字，柳海光叫“柳巴”，贾秀全叫“贾瓦”。

专栏：
台湾报纸发表文章
盛赞大陆电影迈进国际影坛
据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台湾《民众日报》2月27日发表文章说，大陆第5代导演张艺谋以处女作《红高梁》在世界的柏林影展绽放光芒，荣膺首奖“金熊奖”，“缔创数十年来中国人在国际影坛辉煌的纪录，饶富历史意义”。
这篇题为《大陆电影迈进国际影坛》的文章说，据近年异军崛起的乡土作家汪笨湖透露，前阵子他赴大陆探亲旅游，曾接受吴天明与张艺谋之款待，在西安片厂观赏《老井》影片与《红高粱》的毛片（已剪接好，但尚未配音效）。
当时，他就被《红高粱》饱满丰厚的映像张力所震慑，至今仍萦绕脑海，难以忘怀。
汪笨湖形容《红高粱》是一部描摩中国近代苦难的史诗电影。
文章说，西安片厂是目前中国大陆电影重镇，吴天明厂长更是提拔大陆第5代电影导演的功臣，张艺谋对台湾新电影作品亦是耳熟能详，大陆导演对台湾电影的演变流程比对大陆电影的了解更要透彻精辟。
看来台湾的电影法规需要剑及履及的彻底修订，否则我们将被愈抛愈远。

专栏：
台湾“新闻局长”表示
分阶段开放在大陆拍摄的影片
新华社香港3月02日电
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日前在台湾举行的一次电影界颁奖仪式上表示，类似《末代皇帝》之类的外国人在大陆拍摄的电影将优先获解禁，至于在大陆拍外景的台产影片，将在第2阶段逐渐开放，具体开放范围和尺度将视今年05月份有关当局检讨“大陆政策”后，才能有明确决定。
邵玉铭表示，在同一时间，按同一标准一起开放在大陆拍外景的中外影片但事实上不太可能。
在有关法令尚未修订和废止前，采取分段式渐进的开放，不失为变通的最好办法。

专栏：
电视剧《爱新觉罗·浩》描写溥杰与日本夫人嵯峨浩的故事。
图为溥杰（左）与嵯峨浩扮演者张燕在首映式上。
新华社记者　唐师曾摄

专栏：
宿将聚集一堂
畅谈体坛盛事
本报北京03月03日讯
今天下午，三百余位五十年代我国各项目的老教练、老队员和老体育新闻工作者，在国家体委礼堂举行了“三老”联欢会。
联欢会上，老教练、老队员们相聚一堂，回忆起过去的运动生涯，个个激动不已。
在联欢会上，老将们表演了文娱节目。
这次活动是由全国政协体育组和华夏体育保健康复服务中心主办的。
（张勇　黄振中）

专栏：
我派最强阵容参加世界围棋两大赛
聂卫平马晓春等六人先后角逐富士通杯和应氏杯
本报北京3月03日讯
记者今日从中国围棋协会获悉，经过协商，首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已定于4月0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中国参赛的4名选手均为九段棋手，他们是：
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钱宇平。
日本此次派出了集超一流棋手的强大阵容。
日本棋院5人是：
小林光一（九段）、加藤正夫（九段）、武宫正树（九段）、赵治勋（九段）和林海峰（九段）。
其中赵治勋为南朝鲜人，林海峰为台湾省著名棋手。
关西棋院两人是：
白石裕（九段）、今村俊也（七段）。
南朝鲜棋院派出3人：
曹薰铉（九段）、徐奉洙（九段）、张斗轸（六段）。
欧洲和美国各一名棋手目前尚未确定。
据了解，此次大赛采用单淘汰制，经过4轮，即可决出冠军。
棋手们将在4月01日抽签决定对手。
第2轮比赛定于6月份。
冠军争夺战将在9月初举行。
本届比赛冠军奖金高达1500万日元，亚军亦有700万日元。
又讯
中国围棋协会已决定派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江铸久4人参加今年举行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日本、南朝鲜、澳大利亚和我国台湾也将派最强棋手参赛。
这项比赛是由台湾围棋界名人应昌其先生倡议举办的。
比赛日期、地点将于3月下旬由竞赛委员会开会商定。
中国围棋协会负责人郝克强、陈祖德已被聘请为竞赛委员会顾问和委员。

专栏：
探讨中国体育改革之路
——部分体育专家座谈会侧记（一）
03月初的一天，多风的京城又是风尘弥漫。
20多位体育理论、科研工作者和专家顶着大风，应邀前来与国家体委领导和政策研究室等有关负责人对话，就当前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些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的李诚志开了头一炮，他提出几个问题，其中包括：
我国体育是不是存在战线过长问题？
搞体育要不要讲经济效益？
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接过话题谈了看法，她认为，就体育体制改革来说，突破口是社会化。
以往过分集中体委系统办体育，搞了几十年，优秀运动员队伍也不过只从1959年的15000人增加到现在的2万人左右。
而近一两年高校和行业体协办运动队，很快就发展到4000多人。
体育科研所的蔡俊五对突破口提出新看法，他说，体育改革就要抓住竞赛这个龙头不放，竞赛改革是体育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现在我们的竞赛太单一，缺少多层次多形式的竞赛，调动不起各方面的积极性。
还有的专家认为，体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体育改革不应只有一个突破口。
奥运会战略与全运会战略
北京体院的一位教师说，为建设体育强国，在竞技体育方面我们提出了奥运会战略。
然而从去年全运会看，各地方更重视的是自己的全运会战略，不惜一切争全运会名次，生怕在本省人民面前不好交账。
这样就出现了急功近利、只要名次不讲水平、不顾运动员系统训练规律等问题。
国家的奥运会战略与地方的全运会战略怎样结合？
两者的交叉点在哪里？
这些值得我们研究。
八一体工队的李世铭对目前特别强调抓奥运会金牌大户——田径和游泳的布局有些异议。
他认为不能顾了这头忘那头，忽视自己原来的优势项目。
他指出我国体操、乒乓球、跳水、排球等项目一、二、三线队伍人数都呈现下降趋势。
近几年我国优势项目相继出现危机不是偶然的。
本报记者　刘小明

专栏：
日中友好妇女访华团在京演出
本报北京3月03日讯由日本已故前外相园田直的夫人、日本自民党各种妇女团体联合会会长园田天光光率领的日本日中友好妇女交流访华团，今天分别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海淀影剧院演出。
首都各界2000多名观众观看了由7个分团演出的大正琴、日本舞蹈、现代筝曲、大鼓、合唱、独唱、通俗音乐、钢琴演奏等40多个富有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节目，其中有《北国之春》、《樱花》等为我国观众熟悉的节目。
（高潮）

专栏：
王扶林导演电视剧新片
拍罢《红楼梦》又导《汤显祖》
本报讯
由王扶林执导的四集电视剧《汤显祖》，3月01日在江西省湖口县开机。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系江西临川人。
由江西省作家王巧林、殷庭佳、郑伯权创作的电视连续剧《汤显祖》，再现了这位历史名人坎坷的一生，以及他在《牡丹亭》、《邯郸记》等剧目创作中的种种故事。
王扶林曾导演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他说，“《汤显祖》将拍成一部具有抒情风格的传记片。”
（王吉平　相　如）

专栏：
生产一线问题多　单枪匹马难包揽群体作战有优势
邯郸科技人员联合下乡承包
本报讯
记者王友恭报道：
河北省邯郸地区在鼓励科技人员到生产第1线进行技术承包时，注意发挥群体优势和综合优势。
过去，这个地区的科技人员下乡下厂开展技术服务，多是采取单人单项技术承包。
由于生产第1线的问题大都涉及多学科、多方面，一人往往感到“势单力薄”，需要联合攻关。
近两年，该地区组织科技人员开展技术服务，注意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发挥群体优势。
小麦是影响磁县农业生产全局的主要作物，近几年因技术措施跟不上，产量徘徊不前。
为了实现重点突破，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该县领导决定大力推广模式化栽培新技术。
1987年秋，他们组织了100多名科技人员，与27个乡签订了25万亩模式化栽培的承包合同。
这样大规模组装配套的技术承包活动，加速了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科技人员以往下去搞承包，还往往因为资金短缺，使技术承包工作“卡壳”。
针对这种状况，肥乡县农业技术员范秀山和供销社联合向农民承包。
供销社负责借款买种子、化肥、农药，并负责产品收购和销售；
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指导。
结果，3个村联产承包的1000多亩玉米制种和棉花繁种，增收10多万元。
去年以来，该地区不少县都吸收这种技术资金双投入、供应销售双服务的经验，采取多种渠道集资，注意发挥综合优势，从多方面支持科技人员下乡下厂搞技术承包。

专栏：
甲型肝炎流行后的省悟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马雪松
新年伊始，一场无形的风暴袭击上海城。
元月中旬以来，市区出现了暴发性的甲型肝炎，来势凶，蔓延快。
经过多方努力，目前疫情缓解，发病人数大幅度下降。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议论纷纷：
甲型肝炎发病的传染源是什么，为什么流行面如此之广？
临床诊断与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次90％左右的甲肝患者，在发病一个月左右前吃过毛蚶。
毛蚶是一种生长在浅海泥沙中的贝类，上海人习惯用开水一烫就吃，肉味鲜美。
一般说，没有污染的毛蚶是可以这般食用的，但携带肝炎病毒的毛蚶，如此食用就能染上肝炎。
“病从口入”本是家喻户晓的常识。
可是在上海，很多人并没有认真把住“口”这个关。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调查表明，这次10％左右的“甲肝”患者并没有吃毛蚶，主要是不注意个人饮食卫生、交叉感染得病的。
今年春节，饮食业一反常规，门庭冷落，有些饭店酒楼，被顾客退掉的预订“年夜饭”和喜庆宴席多达几百桌甚至上千桌。
群众怕上饭店，反映了对店里卫生质量的不信任。
长期以来，饮食业生意兴隆，但不少饭店的卫生工作有所放松。
特别是有些小店小摊，食品烹饪出售过程中既脏又乱，不堪入目。
这次，个别个体户患了甲肝，怕影响收入，带病营业，成了交叉感染的媒介。
举一反三，人们又想到各单位职工食堂使用的饭菜票。
卫生防疫部门对长期周转使用的饭菜票进行采样检验，发现平均每张带杂菌1500到3000个、大肠杆菌20到170多个。
据悉上海有12000多个职工食堂，每天承担几百万人用餐，这种饭菜票极易成为传播疾病的渠道。
人们建议推广一次性使用的饭菜票，这对防止疾病传染大有好处。
疫情的发生，使人们认识了加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重要性。
春节前，上海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突击抽查了13家食品、炒货、乳品、调味品、酿酒厂的卫生状况，结果表明有半数不够格。
“不能只顾市场活，不能只是为赚钱”，上海一位医学老专家在这次“毛蚶事件”的反思中坦率中肯地提出这个意见。
早在几年前，市卫生局就同水产、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规定，严格取缔不洁生食水产品，强调毛蚶等水产品限于水产公司采购销售。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认真执行，致使大批受到污染的毛蚶通过渔民、商贩流入上海市场。
在当前改革、开放、搞活的形势下，商品多渠道进货，集市贸易兴起，个体摊贩大量增加，而食品卫生监督员人数少，许多卫生防疫要求无法落实。
现在，上海吸取这个教训，加强了市场管理，各区县工商、公安等部门最近统一行动，对菜场、农贸市场进行以食品卫生为重点的大检查。
这次甲肝迅速蔓延，对卫生防疫工作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专家指出，防疫部门要居安思危，经常处于临战前的准备状态，要查细菌、查水质、查人的免疫力，通过监测点掌握疫情动向；
不只了解本地，还要了解外地、甚至国外的疫情，越是平静越要搞得起劲。
除了主观因素以外，上海卫生防疫部门在人力、物力上都有待加强，避免今后再次措手不及。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专栏：
福建开放档案馆欢迎台胞侨胞来
据新华社福建3月03日电福建省各级档案馆普遍开放档案史料，为回大陆寻亲访祖的台胞、侨胞提供服务。
据有关部门介绍说，福建现有各级档案馆77个，馆藏档案170多万卷。
为了适应海峡两岸形势发展的需要，福建省档案馆决定继续开放10万卷历史档案，约100万字的《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也即将出版。

专栏：
耳穴疗法治睡眠紊乱有效
本报讯
据《健康报》报道：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护师贺亚红根据中医脏腑辨证的原理，用耳穴按压法治疗功能性失眠，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据统计，经治疗的2500多例患者，有效率达86.5％，其中对飞行员治疗的有效率为90％。

专栏：
英名存寰宇　盛德满乾坤
首都书画家泼墨挥毫纪念周总理
据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记者周立宪）20多位著名书画家今天上午在毛主席纪念堂电影厅挥毫泼墨，在宣纸上抒发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之情。
这些书画家是应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邀请，来纪念堂参加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书画会的。
一些书画家早早便来到设立在纪念堂内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室，在周恩来的汉白玉胸像前合影留念。
九时半，邓颖超来到二楼电影厅，与书画家们一一握手问好，并与大家合影。
艺术家们纷纷向邓大姐表示敬意。
邓颖超拉着胡絜青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邓颖超祝贺吴作人不久前获得比利时“王冠级荣誉勋章”。
这是表彰吴作人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对沟通中、比两国文化艺术交流所作的贡献。
邓颖超对艺术家们说，以书画会的形式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挥毫的是许麟庐、周怀民、陈大章。
他们在一张宣纸上分别以兰、竹、梅为题合作了一幅画，寓意周恩来同志的谦谦君子风度。
老舍夫人胡絜青抱病前来写字作画。
12年前，周恩来总理去世时，她含泪画青松，并题诗“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敬仰，对“四人帮”的蔑视。
画店曾要收购这幅画，她没有同意。
不久前，毛主席纪念堂为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向全国一些著名书画家征集作品，胡絜青献出了这幅饱含心血的力作。
现在，《青松》正和一些书画家赠送的佳作一起挂在电影厅里。
“名存寰宇，德布乾坤”，墨迹未干的条幅出自王莲芬之手，它笔墨酣畅，气势雄浑。
这位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了20年的女书画家，指着大厅的一幅《迎客松》对记者说：
“周总理生前常在人民大会堂那幅迎客松画下会见中外客人。
1975年07月，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也曾在迎客松画下与我们亲切交谈，勉励我们做好工作。”
88岁高龄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可能是今天到场的书画家中年龄最大的了。
尽管在不久前他已送来了“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书法作品，但今天仍然又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书画会。
邓颖超与书画家们共同欣赏书画会的作品。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专栏：
元宵空巷看灯时未防悲从脚下生
兰考和西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本报郑州3月03日电
河南省兰考县昨晚发生一起重大伤亡事件，有7人在观看焰火时被踩死，7人被踩伤。
昨晚7时30分，驻兰考县的中原油田勘探公司在机关院内灯光球场举办元宵灯展，并临时决定燃放焰火。
驻地附近群众两万多人拥进观看。
由于举办单位事先没与公安机关联系，也未采取防范措施，到9时30分燃放焰火结束时，观众蜂拥退场，造成了这起恶性伤人事故。
在被踩死的7人中，有5名是儿童。
被踩伤的7人，有3人重伤，现还在抢救过程中。
（刘灿）
新华社西宁3月03日电
（记者孙宁海）青海西宁市昨晚元宵佳节灯会发生一起踩死踩伤人事故。
据省政府办公厅提供的数字，现已死18人，伤100多人。
昨晚8点半到9点半，西宁观灯人数达到高峰，群众拥挤在市中心的大十字街地区，观看排列在南北大街上的78辆彩车花灯。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来往人流都要在大十字街交会，拥挤的人群形成一股股难以驾驭的“漩涡”。
大约晚上9点半钟，在“漩涡”中心挤倒一片群众，人流前拥后挤，发生踩死踩伤事故。
公安部门当即采取紧急措施，广播喊话，撤离彩车，疏导人流，并由公安干警将伤员送往医院治疗。
青海省和西宁市有关领导当晚到医院看望了伤病员，对抢救工作及死亡人员的善后处理作了布置。
据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虽然对这次灯展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事先制定了明确的实施方案，当晚派出500多名干警上街维持秩序，但由于观灯人数空前，未能控制住局面。

专栏：
全国台联理事会选出正副会长常务理事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3届理事会今天下午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出第3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全国台联第3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名单如下：
会长：
林丽韫（女）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天顺、李河民、吴愿金（高山族）、陈亨、郭平坦、郭炤烈、徐兆麟、徐进星、梁泰平、廖秋忠。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天顺、吕明灿、孙桂芬（女）、李河民、吴庆洲、吴愿金、林云、林文启、林丽韫、陈亨、陈杰（女）、陈贵州、郭平坦、郭炤烈、徐兆麟、徐进星、梁泰平、曾重郎、廖秋忠、蔡铭熹、蔡海金。

专栏：
全国台联第3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
第3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于3月02日举行全体代表会议，经过民主投票，差额选举，选出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3届理事会理事，共79人。
名单如下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青山、王安生、方舵、石四皓、石光海、叶纪东、叶武杰、卢阿石、刘大雄、刘明、刘彩品（女）、朱天顺、江水生、吕英、吕明灿、许春基、孙桂芬（女）、杨丁铭、杨国庆、李大维、李河民、李德会、张万树、张洽、张振庆、张勤雄、苏少东、吴庆洲、吴庆敦、吴凯琦、吴振国、吴愿金、邵金顺、何标、林云、林木、林文启、林仁和、林丽韫（女）、陈文生、陈弘、陈华炎、陈刚宪、陈亨、陈杰（女）、陈明、陈贵州、陈贵彩、陈神民、陈昭典、陈惠华（女）、邱宝云（女）、周清辉、郑坚、郑妈愿、洪瑶楹、容汉诠、郭平坦、郭炤烈、徐兆麟、徐进星、徐能光、袁柏雄、梁泰平、涂添凤、章中、曹炎明、黄启巽、黄垂柳、谢土壤、谢秋涵（女）、曾重郎、赖中和、赖有才、赖俊铭、廖秋忠、蔡明熹、蔡海金、魏玲（女）。

专栏：
刘亚雄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杰出的妇女工作者、社会活动家，第5、第6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交通部原顾问刘亚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02月21日8时34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刘亚雄同志，山西省兴县人，生于1901年10月。
青少年时期，在其父亲刘少白同志的教育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阅读了许多新文化书刊和共产主义书籍，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为反对封建宗法思想，争取民主自由和学生的正当权益，与反动势力进行过多次斗争。
1923年考入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站在北京革命学生运动的前列。
1924年至1926年，她参与发起和领导了与女师大校方和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反动当局的斗争。
在党的指导下，由于她出色的工作，使这场斗争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各界进步知名人士及冯玉祥将军等人的援助，从而取得胜利。
之后，她以山西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会议促进会”的筹备工作，并以女师大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参加了北京各界反对关税协定大游行，迫使段祺瑞政府改组。
1926年初，刘亚雄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09月，党送她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底，她从苏联回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投身于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08月，她在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负责文秘及联络工作。
1931年02月，调河北临时省委担任秘书长。
04月，由于叛徒告密，在天津被捕入狱，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1932年09月，在敌人拿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释放出狱。
1933年01月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
1933年04月，刘亚雄同志的爱人陈原道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她把遗腹子纪原交给父亲刘少白抚养，自己又南北奔波，继续为党工作。
1935年09月在山西特委从事地下工作。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以薄一波同志为书记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赴晋，她作为工委成员之一，参与领导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
1937年01月，在太原军政训练班，为集中全国抗日救亡的妇女积极分子而组建的女兵连任连指导员，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女干部。
抗日战争初期，她主要从事组建和领导新军武装的工作。
1937年09月，刘亚雄同志抵五台山前线，亲手组建了第1纵队所属的最早的一支游击队，并担任指导员。
随着游击队的不断壮大，这支游击队合编成为游击第1团，她任领导人。
一纵队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活跃在山西正太路、同蒲路、榆次、祁县、太谷、平遥等地，建立了路东抗日县政府，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1939年03月，她调任晋东南妇救总会主席兼党组书记。
07月，白晋线失守后，随妇救会转移至太行区。
1940年刘亚雄同志任山西第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兼武装科长，后任晋冀豫边区太行行署第三专署专员、地委委员。
她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第1位女专员。
第三专署地处太行中心地带，是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司令部、抗大分校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粮食供给基地。
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她在领导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打击敌人，支援了抗战。
在建立新军，坚持武装斗争，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2年冬，党派她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后参加了延安中央医院整风运动的领导工作。
1945年，她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7次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作为妇女界代表筹备并出席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1945年08月，日寇投降以后，党中央决策，抽调大量干部赴东北开辟工作。
同年10月，刘亚雄同志调东北西满分局所在地双辽市任市委书记，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清除匪霸武装，说服教育群众，使这一地区的工作局面很快出现转机，支援了四平战役。
1947年初，任嫩江省委组织部长。
1948年在东北局先后担任妇委委员、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我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她是沈阳市军管会成员，并任市委委员，参加了东北局城市工作研究团，对已经解放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的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
1949年04月，出席了全国第1届妇女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同年07月至1952年任中央直辖市长春市第1任市委书记。
她坚决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上级指示，卓有成效地使长春市各方面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
刘亚雄同志在长春的工作，博得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尊重和信任，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09月，她做为代表出席了全国第1届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刘亚雄同志调全国妇联任中央妇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长。
她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为此，曾受到毛主席的好评。
1953年初调到劳动部任常务副部长，她从实际出发，努力学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解决工人就业，提高工人的政治、技术素质做出了贡献，为我国工人职业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她深入调查研究，领导了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和肯定。
刘亚雄同志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1、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5、第6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3年她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64年任中监委派驻交通部监察组组长。
她以身作则，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勤奋工作，深得交通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称赞。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亚雄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株连全家，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逆境中，她不畏邪恶，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始终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安排了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刘亚雄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大会的各项决议坚决拥护。
她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兢兢业业，勤奋学习和忘我工作。
刘亚雄同志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
无论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囚牢和白色恐怖，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刘亚雄同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她几十年如01日为党工作，以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完成了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交给她的种种艰巨任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亚雄同志为人正派、虚心好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直言不讳、刚直不阿，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
她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党的原则，具有高度的党性和原则性。
她作风民主，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团结同志，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生活。
她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刘亚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不断奉献的一生，她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她患病期间，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着老战友和她熟悉的同志，对党内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进行批评、斗争，谆谆告诫子女和亲朋好友要坚定信念，始终如一，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仆，不要“当官”，更不能做一点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
　（新华社）

专栏：
国务院致电慰问云贵省府成都军区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
国务院今天就80次列车颠覆事故的抢救工作圆满结束，向云南、贵州省人民政府和成都军区发出的慰问电，全文如下：
01月24日，滇黔线昆沪80次列车颠覆事故发生后，你们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和指战员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
在妥善处理善后工作中，积极地组织有关部门，抢救伤员、保护遗体、热情周到接待遇难者的家属、亲友，做了大量工作。
你们顾全大局，密切配合，组织严密，指挥得当，措施得力，使这次事故的抢救和善后处理工作圆满完成。
在这次事故抢救和善后处理工作中，无论党政机关、医院、工厂、商店，无论领导干部、职工、医生、农民，都积极主动，不畏困难，任劳任怨，有效地完成了抢救、运输物资和保证通讯等任务，发扬了救死扶伤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广大指战员，在抢救工作中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哪里有困难，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们，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
国务院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所有参加抢救和善后处理工作的机关、部队、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
在救援工作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单位和个人，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这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风尚。
望你们认真总结，大力发扬，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

专栏：
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杰出妇女工作者
刘亚雄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李鹏胡启立姚依林等参加
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杰出的妇女工作者刘亚雄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刘亚雄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原交通部顾问。
她是2月21日在北京逝世的，终年87岁。
刘亚雄同志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她静静地躺在绿叶丛中。
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李鹏、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乌兰夫、万里、田纪云、江泽民、李铁映、李锡铭、杨尚昆、宋平、胡耀邦、秦基伟、薄一波、宋任穷、王震、习仲勋、芮杏文、阎明复、王首道、刘澜涛、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陈丕显、黄镇、程子华、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叶飞、宋健、郑天翔、杨静仁、康克清、吕正操、王光英、马文瑞、雷洁琼、汪锋等同志，以及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统战部，全国妇联，劳动人事部，交通部，中共北京市委，江苏、河北、山西、吉林省委，长春市委等送了花圈。
李鹏、胡启立、姚依林、李铁映、宋平、薄一波、宋任穷、芮杏文、刘澜涛、叶飞、宋健、康克清、马文瑞等领导同志，以及刘亚雄的生前友好和各界群众1500多人参加了今天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刘亚雄同志住院期间，李鹏、宋平、薄一波、阎明复、康克清、马文瑞等同志到医院看望，邓颖超同志也派人前往医院看望。
（附图片）
图为李鹏向刘亚雄的亲属表示慰问。
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摄

专栏：
沈阳军区表彰学雷锋先进集体个人
据新华社沈阳3月03日电（记者黄明松）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宋克达日前发布命令，表彰一批学习雷锋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这次受到表彰的有17个单位和57名个人。
其中后勤某分部农场战士潘存金被授予“改革创业的先锋”荣誉称号，某守备旅二连政治指导员徐兆星被授予“学雷锋的模范”荣誉称号。
他们有的在危险关头舍己救人；
有的立志成才，改革创新，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有的爱军习武，军政训练创造了优异成绩；
有的在生产经营中艰苦创业，讲究效益，为部队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有的扶贫困、送温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专栏：
空军某部六连获“读书育人模范连”称号
本报讯
03月02日，空军司令员王海、政委朱光发布命令，授予济南军区空军雷达兵某部六连“读书育人模范连”荣誉称号。
六连常年驻守在渤海湾一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
1983年以来，连队党支部坚持开展读有益书籍、争做“四有”青年军人的活动。
目前，这个连队有书籍7640多册，人均图书多达120册。
干部战士先后参加军内外各类知识竞赛55次，有257人次获奖，其中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有53人次。
去年，六连还作为空军部队的先进连队派代表出席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
王海、朱光要求空军基层连队，要向六连学习，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坚持把读书活动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培养更多的“四有”青年军人。
（庄聪生）

专栏：
老兵经商记
杨传春　胡有秀
要不是郑继泰前几年谢绝了外商的投资，坐落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广东省军区第二招待所也许是五星级的大楼了。
然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中低档”，在与附近130多家同行的激烈竞争中，床位从过去的400多张增加到1100多张，固定资产由180多万元增加到700多万元，连年被广东省、广州市评为先进单位。
郑继泰是广东省军区有名的“拓荒牛”。
31年来，他在海岛度过了10个春秋。
1972年他被调到省军区后勤部工作，搞过营建，修过公路，当过仓库主任和采石场场长。
70年代中期，郑继泰奉命到粤北山区负责采矿工作。
采矿队是临时组建单位，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
他每天第1个到工地，最后一个离开，常常工作10多个小时。
抡锤打石，放炮排险，与战士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
采矿队5年为国家创造财富500多万元，他也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
1982年，广东省军区在繁华的广州火车站旁建第二招待所，领导决定让郑继泰出任所长。
没想到走马上任不久，他就面临着一场挑战。
在当时掀起建高级宾馆热潮中，不少人为找外商投资合营忙得不可开交。
正在这时，一位外国商人主动上门提出投资3000万元，把一座旧楼改建为豪华宾馆。
同行们的羡慕，所里干部职工的亢奋，一点也没有调动起郑继泰的激情。
他“失踪”数日归来后，出人意料地谢绝了外商投资。
他写了份申请，要贷款建招待楼。
在一片多为贬词的议论声中，郑继泰贷款260万元，用8个月时间，新建了一幢有500张中、低档床位的招待楼。
当广州市一些高级宾馆住客逐渐减少，利润下跌时，郑继泰的第二招待所却终日客满，不得不加添床位。
有人向他领教绝招，他风趣地说：
“别以为老兵什么都不懂，我是掌握了行情才下决心的。”
原来，他“失踪”那几日，是到广州市旅游业单位搞调查去了。
有人说郑继泰这个老兵难以琢磨。
他经营的招待所如今每年利润过百万元，接送客人有豪华小卧车，而招待所领导唯一的一辆工作用车，却是6年前的那台吉普；
他和两位副所长至今仍住在招待楼天台上加盖的石棉瓦简易房里，夏天热得无法呆。
按企业承包额奖励规定，所领导每年可拿几千元奖金。
可是，他们却坚持只领取职工的平均奖金，多余的作利润上交。
元月下旬，郑继泰这位憨厚敦实的老兵，光荣地出席了广州军区生产经营先进典型代表大会，捧回了鲜红的“劳动模范”证书。

专栏：
节日群众文娱活动个别地方出现伤亡事故
公安部要求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3月03日电公安部今天向各地公安厅局发出关于确保节日期间群众文娱活动安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提高警惕，切实加强群众性娱乐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对尚未结束的娱乐活动进行安全措施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公安部的通知说，自去年入冬以来，公安部多次强调做好节日期间群众性娱乐活动的安全工作，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积极配合有关方面，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防发生因拥挤、踩踏造成群众伤亡的事故。
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多数地方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保证了节日活动的安全。
但拥挤踩死人的事故在个别地方仍有发生，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公安部通知说，现在，各地欢庆元宵节活动尚未结束。
为确保不再发生群众伤亡事故，请各地务必进一步提高警惕，切实加强群众性娱乐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万万不可疏忽大意，掉以轻心。
接此通知后，请各地对正在进行尚未结束的大型娱乐活动的安全措施，再进行一次检查，及时查明隐患，堵塞漏洞，确保万无一失。
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一定要有工作预案和应急措施，以便一旦发生事故时妥善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今年各地组织的小型、分散的娱乐活动较多，对这类活动的安全也不可忽视。
公安保卫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安全教育和对主办单位的具体帮助、指导，以免发生问题。
今后，地方举办大型娱乐活动，凡是安全无保障的，公安机关要积极向党政领导提出建议，或者停办，或者待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后再办。
如公安机关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应即将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同时，公安机关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提供安全保障，做好我们份内的工作，恪尽职责。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厅局将以上意见，报告党委和政府，并结合当地情况认真执行。

专栏：
街道办事处热心牵线功德无量
上海二千多对中老年人结良缘
新华社上海3月03日电（记者罗康雄）上海市斜桥街道婚姻介绍所前不久为五对老年人举行了婚礼，老人们的子女都纷纷前来祝贺。
去年，上海全市有2500多对50岁以上的丧偶、离异者重新结婚。
近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希望再婚的50岁以上的丧偶、离异者日益增多，全市各街道办事处对这个问题给予关注，通过各种方式为他们寻找新伴侣创造条件。
一名64岁的退休干部三年前妻子病故，经过他所住地区的婚姻介绍所介绍，他与一名退休女工结婚。
这对夫妇都爱好体育锻炼，清晨双双外出跑步、打拳，有时还结伴外出旅游，逢年过节，双方的子女也纷纷前来探望，老两口日子过得很舒心。
目前，也有一些青年干涉父母合法再婚，使一些希望再婚的老年人顾虑重重，有的甚至被子女赶出家门，这些老人呼吁：
“我们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子女的理解。”

专栏：
西藏佛教界为释迦牟尼像敬上金粉
新华社拉萨3月03日电（记者群桑、张志勇）西藏佛教界今天按照惯例为大昭寺和小昭寺寺内的释迦牟尼金像敬上金粉。
上午10时，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策墨林·旦增赤列和副会长地珠·江白格桑在喇嘛们的簇拥下走进大昭寺主佛堂，向释迦牟尼主佛像敬献了哈达。
工作人员为佛像敬上了金粉。
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生钦·洛桑坚赞和副会长益西旺久也分别前往小昭寺和布达拉宫，为小昭寺里的释迦牟尼佛像和布达拉宫观音殿里的圣观音佛像敬上了金粉。
在大昭寺里参加祈祷大法会的喇嘛们今天上午还特意举行了吉祥长净法会，以庆贺为佛像敬上金粉。

专栏：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广州访问
新华社广州3月02日电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和夫人一行由交通部部长钱永昌陪同，今晚从西安乘专机到达广州，对广东进行访问。
广东省副省长匡吉等到机场欢迎卡翁达总统。
卡翁达总统一行今天上午从北京飞抵西安访问。
陕西省省长侯宗宾今天举行午宴欢迎卡翁达总统和夫人一行。
卡翁达总统今天下午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和陕西省博物馆。
新华社广州3月03日电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一行今天驱车来到广州市南郊新滘镇参观了农田水利设施，并访问了农民家庭。
新滘镇以种植蔬菜和水果为主。
去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6亿元，人均收入2360元，比1979年增加了4倍。
卡翁达在这里参观了一座能灌溉4万多亩农田的水闸。
参观后，卡翁达总统说，“你们的经验很好。
我们来这里就是学习适合赞比亚情况的经验。”
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今天在花园酒店举行午宴，热烈欢迎卡翁达总统和夫人一行。
今天下午，卡翁达总统一行参观了东莞市和深圳市。

专栏：
北京饭店员工回忆周恩来同志
本报记者　刘霄　徐建中
周恩来，始终是一个号召，一面旗帜。
不久前，我们从北京饭店五位同志深情回忆中，再次景仰周总理的崇高品德。
他们是：
北京饭店总经理程清祥，工会主席周树清，培训部经理关秀云，东楼客房部经理赵联发，原北京饭店餐饮科负责人、现任河北饭店总经理张敬贺。
平　等
北京饭店的老人儿，差不多或多或少都和总理打过交道。
北京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中，中央和国务院的很多重要会议以及重大的国务活动都在北京饭店举行。
总理吃饭几乎总是最晚的一个，有时在小餐厅里单独给总理准备一点，总理来了，先问：
“书记们在哪儿吃饭？”
“在大食堂。”
“我去大食堂，和大家一起吃。”
到了大食堂，总理看有几桌还没有吃完，搬把椅子插进去，七个人吃六个人的菜，每次都是先交饭票，不让加菜，还宽慰我们：
“菜不少嘛，够了，不用添了”。
总理对搞特权深恶痛绝，他自己不搞，也不准别人帮倒忙。
四届人大期间，西藏代表住在北京饭店。
一天，一辆西藏代表的车刚到，正好总理来理发，随后也到了。
负责保卫工作的周树清忙打手势，让代表的车往前开，腾出门口，好让总理停车。
总理一下车就火了：
“你刚才轰的谁的车？
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敢轰人家？
少数民族代表应该先下车，我等一下怕什么？
快去把代表请回来！”
代表来了，总理亲自向他们赔礼，一再请代表先进大厅，代表非常感动，哈腰施礼说：
“还是总理先请！”
总理说：
“你们是远方来的贵宾，你们应该先进。
你们如果不进的话，我就只好回去了！”
到了理发室，总理叫住大周批评道：
“你们不会做保卫工作！
你们到处搞神秘主义，搞特权，让我脱离群众！
今天这件事做得太不对了，简直让人看不下去！”
这一顿克，大周一辈子也忘不了。
认　真
总理说：
外事工作无小事。
工作要过细过细再过细。
总理工作严肃认真，最容不得“大概齐”、“差不多”、“可能”、“也许”这一类的字眼。
北京饭店举办过多次涉外宴会，每次宴会前，总理都要了解一下饭菜的准备情况。
一次总理问老张：
“今晚的点心什么馅？”
老张随口答道：
“大概是三鲜馅的吧”。
这下可糟了！
总理追问道：
“什么叫大概？
究竟是、还是不是？
客人中间如果有人对海鲜过敏，出了问题谁负责？”
总理记得饭店许多工作人员的名字。
他握手劲很大，时间很长。
十年大庆的时候，来了很多外宾，搞接待的同志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总理特意来慰问。
有一个叫李世宽的小伙子，刚结婚，总理笑着说：
“把新郎官扣在这儿于心何忍？
忙过不要忘了给他补婚假！”
总理的眼睛能够注意到每一个角落。
过去饭店对陪总理来的翻译照顾不够，光给一杯水，没有小吃，也不上毛巾，后来总理发话：
“翻译人员责任重大，工作很辛苦，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可以在茶几上放几样点心，让他们抽空吃一点。”
廉　洁
都说总理律己很严，严到什么程度？
就拿吃饭说，国宴请外宾是一回事，总理自己吃饭则是另外一回事，一碗鸡丝面，一点花生米，几片薄薄的酱肉，非常简单。
如果是素汤面，顶多再炒一点主菜。
量不能大，够一人吃就得。
总理最反对剩下。
我们看总理吃得太清淡了，心里过意不去，可是都知道总理的脾气，谁也不敢自作主张改个样儿。
总理吃饭交钱，该付多少付多少，没有“象征性”一说。
理发刮面也好，请朋友酒也好，晚会上吃个冰激凌也好，包括周围的部长们和朋友们吃的，总理都要付钱，每次都问秘书：
“算帐了没有？”
而且每次都要看发票，少交一点也不行。
有一次开舞会，天气比较凉了，总理请在场的同志喝茅台，第2天问警卫员：
“昨天的酒给钱了没有？”
“给了。”
“多少钱？”
警卫员一下没答上来，总理马上让查是不是漏交了，后来找到发票才放心。
在大家的印象里，总理进客房的次数极其有限。
一次，总理去大使馆参加宴会，中途到饭店用了一下客房里的卫生间，出来拿出4块钱，让大周往饭店财务上交，大周很为难：
“这个钱怎么下账啊？”
“糊涂！
既然开了房门，服务员就要重新打扫，别人付出劳动，我怎么可以白白享受？！
”
记得是1975年秋天，总理已经病得相当重了，“四人帮”整总理批儒家正在劲头上，总理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天，总理提出想到饭店的17层楼看一看北京的同学，吃一顿西餐，休息几个小时。
饭店同志给总理开了一间特等房，接总理上了电梯，邓大姐也一起来了，总理强撑病体，隔着玻璃窗来回走了一圈，看到那么多的楼，挺高兴的，临走时，不仅饭费付了，房费也付了，三个多小时按半天交的钱，服务人员执意不要房费，总理为全国人民操劳了一生，晚年被迫害成这个样子，眼看着不行了，还能来这儿休息几次呢？
怎么忍心要总理的钱呢？
推来推去，最后王队长流着眼泪说：
“快收下吧，不要让总理生气，”还是把钱塞过来了。
榜　样
总理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吗？
不，总理留下了一股正气，留下了一种精神。
它对各级干部依然是一面光彩照人的镜子。
四届人大结束时，总理主持了最后一次大型招待会，中外来宾上万人，都想看一眼周总理，后边的人站在椅子上，黑压压立起来一大片。
总理致词的时候，会场鸦雀无声，接着掌声雷动。
为什么总理能压得住阵？
这个问题很值得好好想一想。
那时候有总理在前边比着，各部委的领导、国务院领导、中央委员们来北京饭店吃饭，都是自己掏钱。
那会儿饭店不是经营实体，不讲盈利，北京饭店就是为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领导服务的，可是由于总理立了“照数付钱”的规矩，到今天，我们北京饭店的管理制度中还保留着总理不占公家便宜的遗风。
听了北京饭店几位同志的回忆，我们把自己的感想归结为这样一句话：
今天，我们更需要发扬周恩来同志艰苦创业廉洁奉公的精神。

专栏：
参天的大树长青
——怀念周恩来同志
张光年
我的起居室里，悬挂着一个条幅，遒劲的行书录写出一首五言绝句：
“樱花红陌上。
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这情致委婉的诗句，是青年周恩来旅居日本时的作品，表现了他对祖国对亲人的深切怀念。
前年我在东京应邀赏樱时，默诵这樱红柳绿的诗句，更体会到它描写得何等恰切，何等洒脱而意味深长，无疑地是可以长期流传人间的佳句。
青年周恩来很有诗才，这是大家知道的。
我说的这张条幅，是青岛的一位业余书法家修德同志写的。
五年前我在青岛疗养院养病时，他写了装裱了，托友人刘知侠同志转赠给我。
五年来朝夕相对，过目默诵中也寄托了我的无尽的怀念之情。
他的右臂果然医弯了
我开始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8年春天的武汉。
那时第2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以郭沫若同志为首、包括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主持抗日宣传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已经成立并开展工作，有力地推进了武汉三镇的抗日热潮。
我当时是第3厅艺术宣传部门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协助田汉、洪深同志从事十个抗敌演剧队的整编和集训。
第1次见到恩来同志，也是在武昌田家会客室里，谈的也是演剧队问题。
第3厅的工作，是由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
可是除了会议中和听他作报告外，我同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后来接触较多、能够多次听取他的教益的，是1940年在重庆时候。
这年05月，听说恩来同志从苏联治疗骨伤归国、经延安回到重庆，我急切地请冯乃超同志带我到曾家岩去看他。
相见之下，他问我的膀子是否治好了，我问他的骨伤治疗得怎样。
原来，1939年01月，我在晋西游击区堕马受伤，左臂关节粉碎性骨折，在延安没治好，5月被转送成都。
成都的医院要给我安假关节，但至少要在半年以后。
我等不及，稍后来到重庆。
因此我的左臂一直是伤残僵直，可也习惯了，不去管它了。
那时西医骨科大夫治关节伤残的原则是：
腿断医端（虽不能弯，可以步行），手断医弯（虽不能伸，可以写字、穿衣、吃饭）。
恩来同志是1939年06月在延安堕马受伤的，伤的是右臂关节。
他去莫斯科得到周到的医治，可是右臂果然医弯了。
那时他一直记住大夫的叮嘱，有空时便用左手将右下臂向外向下推摇。
他说：
“我这样每天练练，过些时可以慢慢恢复。”
全国解放后我才相信：
我们都耽误了。
要是新伤不太久就求教于西安或成都的专治跌打损伤的老中医，本来是可以治好的。
从恩来同志回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后，直到次年02月我离开重庆前，我在恩来同志和乃超同志领导下工作。
那时我除参加第3厅（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部分工作外，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
恩来同志要沙汀、叶以群和我组成一个小组，以沙汀同志为组长，进行文艺界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文协、老作家间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络的活动。
这样，我们三人每两周到曾家岩向恩来同志请示汇报，主要是听他谈论政局发展情况，党中央和南方局有关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示。
在重庆时候，常有幸听到恩来同志在文化界的大型或中型会议上作有关国内政局、战局的报告，有时是文化问题的讲话。
他把新鲜的材料与观点接合得那么好，把党中央的声音阐述的那么深切，那样精确的记忆力、逻辑性、雄辩性和强大的说服力，使人听了解渴，增强了艰苦奋斗的信心。
而在曾家岩（有时也在天官府郭老的会客室）的亲切谈话，更使人感受到党的温暖。
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记忆不够确切，但是皖南事变后的一段切身经历，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
皖南事变后一段切身感受
1941年01月皖南事变后，时局险恶，重庆笼罩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气氛中。
去延安的路不通了。
南方局和恩来同志正帮助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其它地方。
一天下午，恩来同志的文化秘书张颖同志找到我，说组织上得到确实的消息，一份特务机关的黑名单里，我的名字下面括弧中有“捕杀”二字。
估计一时还不会动手，但必须疏散出去。
第2天，乃超同志陪我去曾家岩。
当时我所熟识的几位同志都准备去香港，我也想去，那里熟人多些。
恩来同志对我说：
“你不去香港，你去仰光。
那里人少，需要一些同志去开辟工作。”
我说：
仰光在哪里，怎么去法，我都不知道。
意思还是想追随熟人去香港。
恩来同志并不正面做说服工作，而是递给我一封为我写的介绍信。
信是写给昆明云南大学农学院一位胡教授的（恕我记不住这位教授的名号了），用的是国民参政会的信封，信封的下款落了个“周”字。
一张国民参政会的八行信纸上，用颜体行楷（不知是哪位同志毛笔誊写的）疏疏落落写了几句“请予照顾”的话。
信末的署名是一个“沅”字。
恩来同志解释说：
这位胡教授是他中学时候的同学，后来也到法国勤工俭学，私人感情是很好的。
胡教授后来走上岔路，离开了党，离开了政治生活，可还是个好人。
“1937年，他跑到延安找到我，说是别的干不了，要是有同志到昆明需要帮忙的，他一定尽力而为。
他到延安，也为表明这个心意。
你看，这还是很好的吧？
你到昆明，他要替你找住处，找车子，帮助路费，你都可以接受。”
我见恩来同志亲自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没有二话可说了。
我从重庆到昆明的旅程，充满了艰难险阻，这里不说了。
到昆明后，赵沨、李凌同志陪我去看望过云大的胡教授，带去了恩来同志的致意问好，可是并没有接受他的热情帮助，因为经过别的渠道，找房子、找车子这类事情都已得到解决，就不用麻烦胡教授了。
恩来同志对于原属第3厅、一直在我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孩子剧团的同志们，也是关怀备至的。
我还记得，皖南事变后不久，文化界开始疏散的时候，我到曾家岩去。
恩来同志见到我，高兴地说：
“昨天把孩子剧团一批人送走了，这是（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最后一趟车，这下放心了。”
在江南和西南活动的几个演剧队的党组织，自抗日战争后期到全国解放前夕，遇事都能向南方局汇报，在关键时刻得到恩来同志的指示。
我印象较深的是日本投降后援救剧宣二队（即原来的抗敌演剧第3队）一批同志出狱的事。
1945年01月，剧宣二队的十几位同志在山西被阎锡山的特务机关逮捕，他们在狱中进行了非常艰苦而又机警的斗争。
该队派代表到重庆，得到恩来同志的指导，徐冰、乃超等同志的帮助，重庆新闻界、文化界的声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斗争，趁1946年03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赴太原视察的机会，由前政治部长张治中出面说情，终于得到释放，后来分批撤退到华北解放区。
1948年，恩来同志从河北平山写信给来到正定的二队诸同志，祝贺他们胜利归来。
信上表扬了二队的党支部，勉励同志们总结经验，加强学习，继续奋斗。
这时我也从邢台来到正定。
恩来同志要钱俊瑞同志转告：
我和二队同志的工作，以后由周扬同志来安排。
对文艺建设的细心关怀
全国解放后，万端待理。
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比重庆时忙碌许多倍；
但他对党的文化、文艺事业，还是关心爱护，不遗余力。
文艺界不少同志，对此都有深切感受。
我于1951年初调到文化部艺术局，和周巍峙、马彦祥等同志一起，协助沈雁冰同志、周扬同志、田汉同志在戏剧建设方面做些事情。
文化部面临着在旧基地和战时体制的基础上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新体制的任务，头绪纷繁。
我接触到的，首先是改编文工团的任务。
文化部要把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数以百计的综合性的文艺工作团（部队文工团另议）改编为人员精干、任务明确的正规化、专业化的剧院和剧团，把原来的一些戏曲剧团也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以整编，这在当时是文艺战线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牵涉面相当广，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些人在小报上连篇累牍地控诉周扬、张光年“扼杀了文工团”。
这又当别论。）
也有些地方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过去战争时期，一直习惯于运用文工团的戏剧、音乐、美术、曲艺等多种方式来宣传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这在当时是很需要的）。
他们不大赞成改编文工团，怕“违反了工农兵方向”。
而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重视这次的改编工作。
少奇同志说：
“再不能让这些年轻娃娃们天天打腰鼓了。
学不到一项专业，长大了会埋怨我们。”
（大意）恩来同志多次听取文化部的汇报，提醒多做思想工作。
他一再把参加文工团工作会议的各地有关负责同志邀到中南海，针对一部分同志的思想顾虑，舌敝唇焦地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直到这项任务顺利完成。
当时文化部还有一项建设性的繁重任务，就是根据党和行政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把戏曲改革工作纳入正轨。
当时有些地方，对旧戏曲的封建迷信与色情的糟粕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而更普遍的是乱禁乱改，以左倾幼稚病的、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优秀艺术遗产改得面目全非，引起艺术界和广大群众的反感。
对前一种现象，不得不采取有限的行政措施。
对后一种乱禁乱改的现象，必须动员舆论，进行大量的说服工作；
而鼓励和推广那些“推陈出新”搞得好的经验和范例，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经过层层的准备和选拔，文化部1952年在首都举行的第1届全国戏曲会演，是开国后文艺界一大盛举，对后来的戏曲工作有深远影响。
对这件事，恩来同志是抓得紧的。
他在事前作了一系列周到的指示，会演时候，大部分剧目他都看过了，许多演员他都会见过了。
我记得的是，那时每场戏给他在第34排留四个座位。
大约开演后五分钟（事忙了来得晚些）他偕随员静悄悄入场，中间休息时和闭幕散场时，他稍为提前退场，为的不影响剧场秩序。
他总是步履轻捷。
等到前排观众在暗光下认出他来，他已经退场了。
极度的辛勤劳动之余
回想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年轻的，精力旺盛的，中南海是彻夜灯火通明的。
影响所及，党中央和政务院各部委的高级干部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准备随时愉快听从中南海的召唤或电话的指示与询问。
我曾多次列席恩来同志邀集的夜间谈话（或曰凌晨小会），敬陪末座。
谈得晚了，有服务员送来热毛巾，热腾腾的肉包子（每人两个），或者都到后面餐厅，每人吃一大碗肉丝面。
我不只一次看到，恩来同志将头斜靠在躺椅椅背上，用一条条冷毛巾轮换敷在额头上，用来抑制头昏脑胀。
看到这样子，大家说今天不谈了。
但是不行，还是要继续谈下去。
我列席这样的夜间谈话，首先在思想上得到教益，同时也意识到，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是可以随着革命责任感的极度增强而开掘不尽的。
这对我也是精神感召的力量。
我无意把恩来同志描写为苦行者，拒绝片刻休息的人。
除了看电影，他还是喜欢看戏的，看完了也同导演、演员们谈谈。
首都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及其它剧院的艺术家们，可以写出若干篇生动的回忆。
我还记得，1954年5、6月间，我随阳翰笙同志率领的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波兰，适逢周总理也去波兰，我们在华沙的中国大使馆见到他。
当时我们一行人——阳翰笙、柯仲平、吕骥、蒋天佐和我都穿的深蓝或褐色中山服，周小燕也穿着朴素。
一见面，总理就笑着以埋怨的口吻批评说：
“一堆乌鸦！
一堆麻雀！”
大家给他留出座位，他坚持不肯，一定要把吕骥和周小燕拉到上座。
刚谈到我们代表团的日程，他问：
“你们到古城里那家中世纪的酒店喝过枣酒吗？”
答曰：
还没去。
这又惹来批评了：
“还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哩！
那是过去波兰诗人、作家常去的地方，是很有风味的。”
可见总理已经去过了。
第2天，我们遵嘱拜访了这家重修后一切都恢复18世纪原状的小酒店，坐下来静静品尝那别有风味的枣酒。
我拾起这些零星回忆，为的说明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普通人，他是平易近人的。
他也想有时休息头脑，跳跳舞，品品酒，逛逛公园，可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回忆“反左”、“文革”时
进入1957年及其以后的风风雨雨的年月，我能写些什么呢？
我只知道，这期间涉及文艺界的许多事情，他很少插手。
插手了也没用。
例如1961年意在纠“左”的广州会议及《文艺十条》（我只赶上参加《文艺八条》的起草工作），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到了1965、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四条汉子”的文艺整风，就干脆不让插手了。
张春桥狂妄地叫喊：
“我们上海有些演员是通天的。
这次希望中央的同志不要管！”
他指的是赵丹、黄宗英、张瑞芳等同志，他们常来北京，星期天有时应邀到周总理和邓大姐那里作客。
张春桥等对这些同志视若眼中钉。
这里，我补记下一件事情。
1957年夏天，反右派刚开始，一天下午，我随周扬同志去中南海。
恩来同志要我们试提划分右派的标准。
他举出喜欢放言高论而又常讲错话的一位党外戏剧家为例，问我们此人是否属于右派。
我说我刚在《戏剧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位同志的错误言论，题目上写明是同志式的辩论，通篇还称他为同志。
恩来同志说，他刚看过这篇文章。
我说，我所以这样写，因为我认为单凭这类严重错误的言论，还不宜划为右派分子。
我主张把有右派思想、右派言论的人同那些不但有右派言论、而且有组织、有活动的人区别对待。
对前者，批判他的右派思想。
对后者，划他为右派分子。
周扬同志是知道我这些意见的，也说这个意见可取。
恩来同志对我说：
“你这个意见很重要，可以避免扩大化。”
可是，这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
反右派运动发展迅猛。
不但那位戏剧家很快被划为右派，而且不少言谈错误比他轻得多的，也作为右派处理了。
我再也不曾坚持原来的主张，而是背叛了自己的主张，积极参加到那个反右扩大化的行列，混淆了两类矛盾。
等到“四人帮”倒台，周扬同志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我第1次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他的时候，回忆到1957年的这段旧事。
周扬同志说：
“总理当时赞成你的意见，我想他会反映这个意见，为什么没有下文呢？”
我说：
“当时恐怕是听不进去的。”
“文革”十年中，我根本见不到恩来同志，只听说他处境困难。
他这棵参天大树，总想尽可能多多荫蔽一些遭到狂风暴雨袭击的老同志，而大树本身也成为袭击的对象。
那时，“四人帮”通过他们掌握的“中央专案组”，千方百计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或托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也不只一次认真地想到死。
逢到这个时候，我心里想，恩来同志是了解我的。
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
这个思想，支持我咬牙渡过了险关。
哪里知道，文艺界一些好同志，越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想要保护一下的，越是遭到那般暴徒的仇恨。
才华横溢的话剧艺术家孙维世同志的惨死，即其一例。
我后来知道，恩来同志不只一次在某种会议上说过：
“张光年，我是了解的。”
大约1973年春天的一次，当时听到传闻的同志，甚至到我家里来道喜，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四人帮”倒台后，我听指挥家李德伦同志说：
江青要求中央某团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从头到尾改写一遍，要他带一个小组来干这件事情。
这是个苦差事。
好容易搞出来了，也开始练唱了。
他心里想，这件事无论如何得报告周总理。
他托人抄出一个大本子，一边是原词，一边是改填的新词。
他亲自送去。
恩来同志皱着眉头翻阅。
翻到他熟悉的《保卫黄河》，生气地说：
“‘风在吼，马在叫’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改成‘红旗飘，军号响’？
要改，也让原作者自己来改嘛！”
李德伦汇报说：
“原作者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劳动。”
周总理说：
“可以让他回来嘛。”
我那时当然回不来，而且还为《黄河》歌词的“罪行”遭受批斗。
我把这个插曲，在这篇回忆文章里也记下一笔吧。
至于参加集体改词和参加批斗的同志，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早就说这棵大树不能倒，倒下时必然地裂山崩。
周恩来同志的死，邓小平同志的蒙难，一批开国元勋的惨遭折磨，直接引发了浩气凌云的天安门事件，导致“四人帮”的灭亡。
1976年01月，我和文化界的一批劫后余生的同志，悲愤填膺地向恩来同志枯瘦的遗体告别。
事后写了长诗《惊心动魄的1976年》，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大会上朗诵。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文艺界的同志们，无论在工作顺利时候或不顺利时候，对恩来同志的怀念是久而弥深的。
我们心上的参天大树，是久而长青的。
我在这个年初写下这篇，就不仅是表达我个人的崇敬和哀思了。

专栏：
一句话新闻
一句话新闻
△到1987年底，全世界运转着的核电站有400座，功率达30276万千瓦。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2日开会决定把和平时期的人民军人数减少12％，把战时军力减少10％。
（本报讯）

专栏：
为和平解决阿富汗冲突
新一轮巴阿间接会谈开始
阿抵抗组织领导人反对把傀儡政权强加于人
新华社日内瓦3月02日电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今天在日内瓦举行由联合国主持的新的一轮间接会谈，以和平解决长达8年的阿富汗冲突。
双方代表团团长对持续3个半小时的第1天会谈情况感到满意。
当巴基斯坦外交国务部长扎因·努拉尼离开会议室时，他说，他确信双方比以前更了解对方的立场。
他说，他对这次会谈的前景“继续保持谨慎和乐观”。
喀布尔政权外交部长阿卜杜勒·瓦基勒对记者说，今天的会谈“很好”。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阿富汗问题调解人迪戈·科多韦斯今天早些时候说，这次间接会谈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一步”。
他说，突出的问题和困难仍然存在，有待于解决。
科多韦斯说，尽管巴基斯坦已坚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阿富汗人去处理，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列入这轮会谈的议程。
本报伊斯兰堡3月02日电
记者史宗星报道：
正当新的一轮间接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之际，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主席尤尼斯·哈利斯今天在白沙瓦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把喀布尔现政权强加于阿富汗人民的作法，是对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一个基本障碍。
哈利斯的这项声明是在该联盟高级委员会举行6个小时会议后发表的。
声明说，如果苏联确实承认失败并愿意从阿富汗撤军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它在喀布尔留下的任何傀儡政权都是十分令阿富汗人民和抵抗力量讨厌的。
喀布尔现政权既不能代表人民，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
哈利斯说，他领导的抵抗组织联盟最近宣布的关于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建议“是现实的”。
这位抵抗力量领导人重申，苏联和阿富汗抵抗力量是阿富汗冲突的两个真正的当事者，由于双方都没有参加日内瓦的间接会谈，因此会谈的结果不可能是最后的结论，阿富汗抵抗力量也不会承认。
哈利斯指出，莫斯科正试图从日内瓦的谈判桌上得到它过去9年在阿富汗战场上没能得到的东西。
他说，“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直至建立起一个能够反映阿富汗人民意愿的政府为止”。
（附图片）
03月02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双方在日内瓦继续举行间接会谈。
这是参加会谈的巴基斯坦代表团。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伊朗伊拉克继续导弹“袭城战”
伊拉克03日宣布向伊朗发射了三枚自制导弹，其中两枚击中首都德黑兰，另一枚击中圣城库姆。
这是本星期一伊拉克开始动用导弹对伊朗城市进行报复性袭击以来发射的第27枚导弹。
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02日号召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充满信心，以接受苏联、美国和其它敌人的挑战。
为进行报复，伊朗已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射八枚中程导弹。

专栏：
资料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间接会谈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间接会谈，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迭戈·科多韦斯居间传话下在日内瓦举行的背靠背谈判。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破坏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几百万难民逃往巴基斯坦和伊朗，给这两个邻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为了谋求阿富汗问题的和平解决，1980年0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由巴基斯坦、伊朗和该组织秘书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负责同苏联谈判阿富汗问题。
苏联竭力将喀布尔政权推往前台，力图通过正式国际会谈给苏联的军事占领披上合法外衣，致使谈判未能实现。
1982年02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任命副秘书长科多韦斯为其私人代表，以协助实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
科多韦斯随后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进行了穿梭访问。
伊朗宣布不参加会谈，坚持应把苏联无条件撤军和抵抗运动代表参加作为谈判的前提。
巴基斯坦则表示，如无伊朗参加，巴基斯坦不同喀布尔政权的代表直接会谈。
在科多韦斯的斡旋下，终于实现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特殊形式的巴阿双方间接会谈。
从1982年06月到1987年09月为止，双方已举行了10轮会谈。
前3轮间接会谈中，双方主要围绕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互不干涉内政及国际保证问题进行会谈。
在第4、5、6轮间接会谈中，讨论了联合国提出的4点和平计划：
关于互不干涉的双边协议；
关于美苏提供国际保证的声明；
关于遣返阿富汗难民的双边协议和关于上述各协议与苏联撤军问题的关系的协议。
双方在前3点上达成了原则协议，并同意由联合国来监督协议的实施。
但在关键的第4点上，由于双方分歧严重，一直悬而未决。
在以后的4轮会谈中，双方主要讨论苏联撤军时间问题。
喀布尔方面原提出苏联撤军需要4年的时间，而巴方提出苏联撤军不应以年计算，应以月计算。
喀布尔方面把苏联撤军时间改为16个月，但巴方提出只用7个月。
双方在苏联撤军时间表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今年03月02日举行的是第11轮间接会谈。
　·源·

专栏：
北约首脑会议闭幕
强调东西方常规军备均衡和西方保持核力量
本报布鲁塞尔3月03日电记者魏崴报道：
北约首脑会议于3日上午在布鲁塞尔闭幕。
02日下午北约首脑会议发表一项关于控制常规军备的声明。
声明强调东西方军备应保持均衡和西方应保留核力量。
声明说，“欧洲常规力量的不平衡，是欧洲在安全方面最忧虑的事情”，北约“在可预见的将来，威慑必须继续建立在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结合上”。
声明说，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远远超过了防务需要，直接威胁到西方的安全和西方要改变欧洲政治局面的愿望。
声明认为，欧洲常规力量均衡与否是实现欧洲安全的核心。
声明认为，只有军备控制和足够的防务措施，才能达到寻求欧洲在尽可能低的军备水平上保持安全与稳定的目的。
声明说，在今后控制常规军备谈判中，北约的目标是：
1、“在东西方裁减为低水平的常规力量之间，建立起一个持久的可靠的均衡状态”；
2、“消除有碍稳定和安全的因素。”
3、“尤其是要消除发动突然袭击或大规模入侵的能力。”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02日电
北约16国的领导人今天下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就东西方裁军、中导条约之后北约的战略和西欧短程核武器的现代化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美国总统里根在讲话中重申了美国对欧洲的防务义务。
他说，哪怕在他卸任之后，美国驻扎在欧洲的部队还将继续留在欧洲，因为欧美防务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在今天的大会发言中，西德总理科尔主张推迟战术核武器的现代化。
他还表示不赞成第3个“零点方案”，而主张“可核查地削减”短程核武器，达到东西方均衡的水平。
法国总统密特朗既反对削减战术核武器，也反对在刚刚达成中导协议后不久就增强核军备。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讲话中指出，苏联正在继续进行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现代化，北约“没有理由倒退”。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图图呼吁西方国家同南非断交
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02日下午在内罗毕的全非基督教会议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呼吁西方国家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断交，以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图图说：
“我来这里是要求西方，特别是英国和联邦德国，断绝同南非的外交关系，驱逐南非的外交官。”
他还要求西方各国不让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它们的国境内着陆。

专栏：
答读者问
圣何塞会议
问：
中美洲国家和欧共体共同召开的外长会议，为什么叫圣何塞会议。
答：
圣何塞会议是西德和哥斯达黎加共同发起的。
会议宗旨是通过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来促进中美洲国家和孔塔多拉集团国家结束该地区的暴力和不稳定，为发展经济和确保社会公正而努力。
第1次会议于1984年09月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召开，此后就把外长会议简称为圣何塞会议。
第2次会议于1985年11月在卢森堡举行，双方同意就中美洲和平问题每年举行一次政治对话，但1986年因故未能举行。
1987年在危地马拉召开了第3次会议。

专栏：
述评
在政治旋涡的底层
——从一场争论看法国同北约的关系
本报记者马为民
密特朗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在短导现代化问题上有着公开的分歧：
一个对短导现代化计划和“灵活反应”战略提出质疑，一个认为那正是坚持了核威慑战略。
这场争论反映了中导条约之后北约组织迫切需要对政治战略问题协调立场。
同时，也预示着法国的防务政策将作调整。
密特朗总统和希拉克总理今天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首脑会议。
自从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以来，总统直接与会，这还是第1次。
法国对北约盟国作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政治姿态。
今天上午，密特朗和希拉克在临行前进行了一次单独会晤。
原因是他们在北约短导现代化这个重要问题上发生了公开分歧。
密特朗上周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的讲话和02月29日对报界的谈话中表示，他“不赞成”北约的短导现代化和它奉行的“灵活反应”战略，他说：
“正当两个集团战后第1次着手裁军的时候，搞超军备是反常的和不合时宜的”。
而昨天中午，希拉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密特朗的态度讲了三条：
法国不是北约军事一体化的成员，跟北约1983年关于短导现代化的决议“不直接相关”，此事应由盟国决定；
“没有可靠的核武器，就没有真正的核威慑”，“核威慑不意味着超军备”；
法国将按不久前通过的军事法进行其整个核力量的现代化。
这样，总统和总理就对同一个问题发出了不协调的声音。
政界人物也有不同表态，且超越了党派界限，报刊广泛报道，顿时形成了一个政治旋涡。
留心观察法国政治生活的人对这个旋涡的出现并不感到突然。
密特朗和希拉克对苏美中导条约的评价一直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同北约内部的有关争论一样，反映了西方在中导条约后迫切需要对重要的政治战略问题协调立场。
当前，它们都主张要苏联在常规武器谈判中接受“不对称的裁减”，但是，这种一致难以掩盖它们在更大问题上的分歧：
如何估量苏联的变化从而决定在政治上对之奉行何种政策，如何评价核威慑和体现这一威慑的“灵活反应”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究竟还适应不适应新形势？
如不适应，怎样修正？
北约以及法国内部围绕短导现代化的争论，集中反映了它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
法国本来跟美、英比较一致，密特朗的讲话表明他要更多考虑西德的立场；
希拉克的态度则同玛·撒切尔首相更接近。
伦敦战略研究所所长建议北约不要匆忙做决定，而应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提出一项同1967年确认缓和政策和“灵活反应”战略的哈梅勒报告相类似的建议。
鉴于法国面临总统选举，对密特朗和希拉克之间这一分歧的程度的估计，似应持谨慎态度。
还应看到，法国朝野主要党派在防务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还是相似的，存在着所谓的“举国一致”，这包括：
维护法国的核力量及其核威慑战略；
发展同西德的防务合作；
促使北约内部形成一个“欧洲支柱”。
在法国看来，这似乎是西欧防务建设在中期的主要内容。
但是，所谓的“西欧防务”是件说起容易做起难的事情。
比如，法国同西德最近在防务合作上采取的一些尚属象征性的举动已经惹起了英国的不快。
就法国而言，它的基本难处依然是：
它不属于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也无意重返，而其它有关国家均是它的成员。
在这种历史形成的条件下，法国要想在建设西欧防务上发挥特别的作用，就必须解除美国的疑虑，并避免西德等欧洲伙伴产生不必要的担心。
因此，现实的途径是适当密切同北约的关系，在此过程中，积极而谨慎地发展法—西德军事合作，为日后的西欧防务奠下基础。
看来，正是从此出发，法国防务思想的重点近年来正在从建立“民族庇护”向推动西欧防务转移，军事上则同北约相互靠拢（如购买美国预警飞机并使用它的密码，同意英国军舰在法国几个港口停靠）。
密特朗和希拉克共同出席北约首脑会议，则从政治上肯定了这种动向。
对于密特朗和希拉克的争论引起的这个政治旋涡，法国电视一台昨晚发表了如下评论：
防务问题是个过分敏感的问题，总统选举中不会辩论它；
但是不管谁当选总统，几个月后，法国的防务政策大概就会开始调整。
如果这个分析被证实，那么，人们将会看到西欧在中导条约之后修正其安全结构形式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发展。
（巴黎02日电）

专栏：
就美国企图关闭巴解驻联合国办事处问题
联大通过两决议要求美遵守条约义务
本报联合国3月02日电
第42届联大就美国企图关闭巴解驻联合国办事处问题进行3天辩论后，今天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两项决议。
第1项决议强调，巴解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办事处是受联合国与美国达成的《总部协定》所保护的。
“东道国应履行对协定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决议还指出，联合国与美国就此问题存在着纠纷，决议要求按照《总部协定》第21条的规定，迅速采取解决纠纷的步骤，并要求秘书长为此问题的解决继续努力并及时向大会报告。
鉴于问题的紧迫性，第2项决议决定向国际法庭征询意见。
这两项决议分别以143票对1票和143票对零票的绝对多数通过。
以色列对第1个决议投了反对票。
美国没有参加表决。
美国代表在表决后的辩解中以美国尚未实施有关法律为由，不承认与联合国有纠纷。
联大主席彼得·弗洛林在休会前的讲话中称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对联合国组织“至关重要”，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毫不含糊”，并称联大将积极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如有需要将随时复会讨论。
　（姚海泉）

专栏：
巴拿马驻美大使索萨下令
冻结巴在美的一切财产
本报墨西哥城3月02日电记者郭伟成报道：
巴拿马驻美国大使索萨今天下令冻结巴拿马在美国的一切财产，并要求美国冻结巴拿马存在美国银行中的至少5000万美元储备，不让诺列加支配巴拿马在美国的任何资金。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停止向巴拿马支付下一次运河使用费80万美元。
据墨西哥电视台报道，巴拿马政府的美元储备仅够开销25天。
由于巴拿马没有本国货币，完全流通美元，因此，巴拿马在美财产和资金被冻结，势必给临时总统帕尔马的政府造成金融危机和支付困难。

专栏：
我代表在联大发言
要求美国保证巴解在联合国正常工作
本报联合国3月01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今天上午在第42届联大续会上发言，强烈呼吁美国严肃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以保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在联合国的活动的正常进行。
李鹿野指出，强行关闭巴解组织驻联合国办事处是违反国际条约义务的行为，其结果不仅会严重损害和阻止一个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正常工作，而且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从根本上危及《联合国总部协定》的法律效力，这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李鹿野指出，美国有关当局竟然不顾自己已经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的约束和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呼吁，企图阻挠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办事处正常履行其职责。
李鹿野强调，巴解组织得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衷心拥护，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联系，是国际上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
它的声音应该得到联合国的重视。
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没有它的参加是不可能取得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
李鹿野表示，中国尊重巴解组织应享有的权利，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对阿拉伯集团等组织寻求公正、合理解决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给予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
（姚海泉）

专栏：
泰国老挝政治会谈在曼谷举行
主要讨论边界问题　双方对会谈表示满意
本报曼谷3月03日电
记者刘爱成报道，以泰国外交部次长格森为团长的泰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老挝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通莱为团长的老挝政府代表团今天在曼谷就双方边界问题举行了政治谈判。
这是两国军事代表团2月17日在曼谷达成停火协议实行停火、脱离接触后举行的第1次政治会谈。
泰国代表团团长格森在今天的会谈结束时对记者说，“会谈充满了友好的气氛。
双方亲戚般地讨论了有关问题。
在泰国彭世洛府与老挝沙耶武里省之间的争议区问题上，泰国方面表明了泰国的立场，出示了地图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证据。
双方军事代表团2月17日达成的协议说，双方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老挝代表团团长通莱说，他对今天的会谈表示满意。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尽管在会谈中还有些障碍，但我相信双方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将会使会谈取得成功。”

专栏：
美参院要求里根政府
在苏联从阿全部撤军之前
美不削减对抵抗力量军援
新华社华盛顿3月01日电美国参议院2月29日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要求里根政府在11.5万苏军全部撤出之前不要削减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援助。
据估计，美国每年提供的这种秘密援助约为5亿美元，苏联要求美国在苏联撤军之前就中止这种援助。
美国国务院则已作出安排，在苏联撤军开始后的30天以内美国减少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援助。
参议院以77对0票通过这项决议。
它还要求里根政府不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苏联关于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要求。
由联合国倡议的喀布尔政权同巴基斯坦政府的谈判于3月02日在日内瓦复会。
苏联曾表示，如果这轮谈判在3月达成协议，它将于5月15日开始撤军。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苏哈托为印尼下届总统候选人
印度尼西亚国会02日正式提名现任总统苏哈托为下届总统候选人，提名苏哈托最信任的助手、执政的政治联盟主席苏达莫诺为下届副总统候选人。
苏哈托是唯一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拥有一千个议席的印尼国会将于03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
印尼总统每届任期五年。
苏哈托自1968年以来已连任四届总统。
　（据新华社）

专栏：
周恩来同志1944年08月06日致王炳南同志的信达
尼同志：
空中飞来你的书信，高兴得很。
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家康回，知道这一年的经过，偏劳了你们。
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材。
这次送去很多书报，有空时，也可选择一二，送往美印发表。
参座报告，英文稿，夏南汉神父带出一份，如要不到，可另译送人。
有可能，包上校已抄好一份送史迪威总部。
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
对史诺、史沫特勒、卡尔逊、范宣德、白尔登诸友，望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
白特兰在港集中营有消息传出否？
你们出版的英文小册子，望各拣三份，于下次航机带来。
这一年的工作报告，则托林老带来为妥。
华莱士来华，闻送了政府一种特效药，名为peuicillin，你们有法弄到一些吗？
因为王家（稼）祥同志急需此药医治也。
其他各事，已见致龚澎信中，不再及。
祝
你及安娜好，黎明好。
各同志好！
周恩来
超附笔
08月06日
注：
信中史诺、史沫特勒、白尔登、白特兰现通译为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贝特兰。

专栏：
日本各界人士集会纪念周恩来九十诞辰
竹下登首相向集会致电盛赞周恩来伟大一生
新华社东京3月02日电
（记者朱荣根、谈建荣）包括49名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250人今晚在东京新大谷饭店集会，纪念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90诞辰。
日本首相竹下登向这次集会发了贺电。
他在贺电中说：
“周恩来总理至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我国仍然深受敬爱。
他是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
竹下说：
“今年正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日中双方计划为此开展各种纪念活动。
今天的集会兼有纪念条约签订10周年的意义，这是喜上加喜。”
竹下在贺电中表示要与日本各界人士一起，继续缅怀周总理丰功伟绩，以新的决心为日中友好合作关系新发展而竭尽全力。
集会开始后，与会者为周总理默哀。
接着，日本纪念周恩来先生会会长水上达三和干事长大谷竹山、众议院议员小坂善太郎、国策研究会会长法眼晋作以及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等分别在会上发了言。
他们表示要为继续发展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
他们表示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周总理的遗愿，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中国驻日大使章曙出席集会，并发表了讲话。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外务大臣宇野宗佑等向这次集会送了花篮。
苏联驻日大使索罗维约夫和美国驻日使馆临时代办安德森也应邀参加了集会。

专栏：
难忘的启迪
高梁
这是多么珍贵的一封信，我一边读着它，一边默默地想着，心中涌起对周恩来同志的无限思念和缅怀。
他写这封信时仅46岁，我仿佛看见中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正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油灯下，以极大的热忱提笔写着这封信，日期是在1944年08月06日。
这封信是写给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同志的，信写：
“空中飞来你的书信，高兴得很。
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信中所说的“这一关打通了”是指的什么呢？
写此信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呢？
在我去看望并请教德高望重的王炳南同志时，他曾向我谈了当时的情景。
1943年07月，长期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为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从重庆暂时回到延安，但他每天仍十分关注着南方局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
王炳南同志经常托人带信向他汇报外事工作进展的情况，这封信就是周恩来同志给他的一封回信。
1944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即将显露曙光的年代。
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日军在华中、华南战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天天壮大，抗战实力日益发展，牵制和抗击了大部敌军，影响不断扩大。
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英政府，这时更加关注太平洋战场，为了争取世界大战特别是对日战争的胜利，它们急需了解和利用中国抗战军民的实力，同我党中央建立直接的联系。
但是，国民党当局一直严密地封锁着陕甘宁边区，而且对我方竭尽造谣污蔑的能事，国内外很难同延安建立联系，也很难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根据地的实况。
因此，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封锁，成了当时国内外舆论最普遍而强烈的要求。
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打破封锁，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非常艰险的环境里，克服了层层阻挠与破坏，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
他把外交、宣传、交友三者结合起来，通过宣传结交了大批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军人等；
他还不断介绍许多人到延安参观访问，他们回来后做了真实介绍，使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得到鼓舞。
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同志们在新闻、外交两个方面进行的大量工作，形势在逐渐发生变化。
1944年03月，先是三名驻重庆的美国记者提出到延安采访的要求，接着又有许多中外记者响应。
在中外舆论的支持下，他们挫败了重重障碍，终于组成了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6月到达了延安。
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
周恩来同志为记者团的参观采访做了具体周到的安排。
对这次访问，中外记者都作了大量报道或写了书，向国内外介绍了他们耳闻目睹的实况，这不仅大大澄清了长期散布的欺骗宣传，而且第1次使国内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巨大希望。
正如参加记者团的爱泼斯坦当时所说：
已经打开的隙缝，今后再把它强制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
美国著名评论员李普曼也在美国著文指出，中国敌后根据地得到世界的好评，这是同外国记者的报道分不开的。
就在记者团在延安访问的前后，美国政府要求派军事组去延安。
国民党政府竭力加以阻挠。
但在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努力下，先由华莱士副总统提出，后经罗斯福总统敦促，国民党政府终于不得不表示同意。
因此，一个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08月07日到达了延安。
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他信中所说的“这一关打通了”的含义。
可以想见，他写信时是多么欢欣喜悦，充满信心。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解放日报》8月15日发表了社论，认为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指出由于记者团和观察组的到来，国民党当局再想一手遮天欺骗国内外舆论已经困难了。
党中央8月18日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更强调指出：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
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局面已经打开，接着急需的是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以及敌后根据地的实况更多、更准确、更具体地向全国和世界人民如实地介绍。
周恩来同志认为这就需要一批从事对外交往、对外宣传的胜任的干部队伍，其中首先需要解决和培养外文翻译人才。
因此他在同一信中特别指出：
“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他在信中还满怀热情地一一问起他在武汉、重庆结交的外国记者、作家和友人，表示对他们的想念和关怀。
他要外事组代他回答他们的来信，并且“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
他提到的朋友中有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等人。
早在1936年，当斯诺作为第1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根据地时，周恩来同志就结识了他；
抗战初期，他在武汉又多次同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交往，成为知心朋友。
斯诺不仅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业绩，还亲自向罗斯福总统介绍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4年06月，他还写了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一文，向美国和世界指出中国游击队在反攻日本的战略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在重要性。
卡尔逊是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结识的一位美国军官。
他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参观后，高度赞扬八路军的游击战略和战术，从此一贯热情地宣扬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战的力量。
信中提到的范宣德是美国国务院中国司司长，当时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任参赞，他为推动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起到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还在信中十分关切地问到新西兰记者贝特兰。
贝特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抗战的真实报道，后来他去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才被释放。
像这样的朋友，周恩来同志怎么能不悬念他啊！
我们党和人民始终不忘任何帮助过我们的外国友人。
周恩来同志写信的时间距今已经44年了，然而这封信的意义是深长的，它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
在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加快开放步伐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周恩来同志那样的精神和魄力；
多么需要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为此需要加强我们外事队伍和对外宣传队伍的培养，同当年一样，我们也多么需要广泛地争取结识各国朋友，十分珍惜一切外国友人的帮助和支持。
我一边读着这封信，一边这样地想着……
（附图片）
1963年，周恩来同志在飞机上。
　新华社发

专栏：
人头龙（剪纸）

专栏：
偶感录
项练或金饰能增添女人的美丽和光彩，但作用有限——不如才智和聪明能使她们具有更多魅力。
与此相似：
独断专行不能增加领导者的威望，倒是民主和开明能使他们和群众间有更多信任与凝聚力。
读历史典籍不难发现：
较高文化和智力的拥有者同官僚常常是互相排斥的。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以及文化较发达的地区，百姓往往比较难以治理。
这也是过去历史上专制官僚喜欢人民处于愚昧落后、同时知识分子又常受迫害的根源之一。
如果并非职业演员，而在日常生活中悲哀时却故作高兴，高兴时又能表演悲哀，——不宜与此等人交友。
最好的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发表就获得震耳的喝彩和掌声的。
惠特曼说过：
只有二流的诗歌才能马上获得公众的欢心。
与此相似：
好人而一帆风顺，不经受任何挫折与磨难的，世间稀有。
听到“自由”“民主”立即有反感以至勃然发怒的人，往往是个别已经获得了最大自由的特殊公民。
那如烛火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生是壮美的。
最可悲的是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却不能给人以一点光和热，有时甚至有意无意灼伤了别人。
王大海

专栏：
“受骗分类学”的研究
严秀
报端所载的上当受骗事件，虽时有所闻，但那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事实上每天上当受骗的事情比公开报道的多得多。
其中许多上洋当、受洋骗的大案要案，见诸报端的似更少。
“上当受骗”，何等轻松！
几乎快要同“官僚主义”一辞一样地受到某些人的青睐了。
既然叫“上当受骗”，罪责当然就只在骗人的一方，“上当受骗”的一方则是受害者，即使不予以慰问，至少也可以给点同情。
责任么？
“受害者”已经承认犯了点“官僚主义”，检讨也还深刻，并已内部通报（又有点像是表扬），你还要“揪住不放”么？
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如果把若干年来各种大小不等的上当受骗事件细加分析，就可看出其中小有文章，实际上应该把性质根本不同的“受骗”分为三大类型，即：
被动受骗、主动受骗和半主动半被动受骗三大类。
受骗而有主动和半主动的类型，似乎不近情理，但大量的事实证明，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就有“受骗分类学”产生之必要了。
第1类，被动受骗类。
桩数很多，多为小件。
例如，一切买到假商品的人包括我们大家在内，时时都在小小的被骗中。
我现在对看不清内幕的值钱物件一律不买，即使如此，也离不开上当被骗。
例如，单说购买水仙花头这事，这几年我从广州、上海买到北京，大多不但不发叶开花，甚至连根也不发——这倒是从前未曾遇到过的。
我还要感谢假酒遍地，为了不被毒死，三年来我改宗保命哲学，总算滴酒不沾了。
看来，我似乎是一个有条件的假货拥护者，例如，如果市场上的烟花爆竹全都是点不燃的，岂不会减少很多灾害？
这类被骗事件中，最严重的是妇女被拐卖事件。
现行刑法对这种诈骗犯（又多兼强奸犯）的规定是“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看来是太轻了！
拐卖强奸妇女多人的，国人皆曰可杀，为何不可以判死刑？
以上属于真被骗即“被动受骗”类，一般是骗者有罪，受骗者是受害者。
第2个类型是半真半假（即半主动半被动）的受骗类型。
这类“受骗”者目的是想用“受骗”买来的东西去行更大的骗术。
例如，用高价去买那种明知道的假烟假酒去送人行贿，便属此类。
因为，他必须有一个“茅台酒”或“五粮液”商标的酒瓶才拿得出手，他再转手骗别人，所以硬起心肠去“受骗”。
凡大量购买假货到处销售的人，进货时都知道是假的，这时他有“被动受骗”的一面，因为总得要花一笔冤枉钱去购买假货，所以也并不那么自愿；
但“主动受骗”的一面是主要的，因为没有这批假货，他就不能去骗取十倍二十倍的钱。
报载有两个这类典型事件，可入《笑林广记》，我至今不忘。
一是一个人在北京某立交桥下，花了二千元在路边当场买下01日产大型彩色电视机，心想回乡起码可卖四千元，其乐无穷，拿回旅馆打开一看，内藏砖头一包，此外别无他物。
二是一个带上巨款的人想买一些东西去骗大钱，在一条小胡同内偷偷摸摸买了人家一百只金戒指，每只从二百元让到五十元，共花了五千元，他兴冲冲地拿到金饰店去试卖一只，想看看赚头如何。
首饰店说是假的，每只金属约值几分钱云云。
这类应属于“半主动半被动受骗”型。
依我看，报纸对他们双方都不必保密，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下显露一下很有必要，这样于净化世道人心或许会有点帮助。
第3类最严重，名为上当受骗，实为利用职权搞贪污索贿，属完全“主动自愿受骗”型。
有此主动资格的，多为个别不法官吏及准官吏贪污集团。
他们对外商及港商中的少数不良分子的假货、劣货、废货其实了如指掌，但假作痴呆，使国家外汇蒙受成百万成千万的损失，他们自己则从混水中弄到“几大件”及成千上万的港币美元，并公费到外国去开一趟洋荤，出几次洋相。
这种人是比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的犹大还要犹大的东西。
前云南某官员及经理成群结队到香港去购买所谓制造“纽扣电池”的最新机器，便是典型代表。
明明知道其中的弊端，还是把一部汕头制造销港的过时报废机器买了回来。
对这类人，从速从严判刑就是，决不能把它纳入“官僚主义”这个快乐的罪名之中。
不法外商对贪赃的中国官员所用的诱饵，似乎已经可以上升为理论，编一部《商战诱饵大全》了。
至于国内发生的“汽车大王”之类的大骗案，不也是一些快乐的“主动受骗”者吗？
现在人们还是那么推崇包公，实在是可悲的“人治”的社会心态投影。
要依法治国么？
我看首先要打击这类心甘情愿“主动受骗”的官员及其集团。

专栏：
叶公好龙新题
黄永玉子张求见鲁哀公，刘向筋斗亦从容，为祈明君真好士，叶公从此不怕龙。

专栏：
日新月异　朱庆亮
龙之传人　王鸿澜

专栏：
春宵的龙灯
姚学礼
春宵的龙灯，在陇东的山寨舞起来了。
为欢庆一年的丰收，为喜度新岁。
龙灯是蘸着山间浊黄水波画的，绿色的鳞片里闪着黄亮之光。
龙灯是山里坚韧的毛竹片扎的骨骼，有山里人顽强柔韧的性格。
龙灯是用山里棕绳结的九曲之躯，连绵着深谷的风啸和梁峁沟岔的丰采。
哦，圆圆的龙睛是透亮的皮儿很薄的山核桃，点上耀耀的烟灰，点上庄稼人心里的火焰，成了破土而出的龙之慧目。
破门而出，破壁而出，破村而出，破云而出，破山而出。
呵，是一条铮铮闪亮的蛟龙从泥土中腾起，是一条威风凛凛的蛟龙在一群雄姿英发的后生中飞跃。
呵，带着山寨古老的神话和乡俗乡情的喜悦，带着后羿的弦声和夸父的脚步声，带着精卫填海和女娲补天的那五色石的原始光彩，带着大禹治水的那铁锹的铮厉节拍，在黄土地上悠悠旋转，在旷野夜幕里激昂飞腾。
旋转里有5000年自豪的回音，飞腾里有华夏子孙热血的律动。
呵，龙的旋舞不可抑制不可战胜。
舞龙的后生的庄严神情和有力步履沉稳而很矫健，在咚咚锵锵的鼓点锣声里旋着山风的急促、旋着山雨的流苏、旋着乱蛙的蹦跃、旋着篝火的光焰。
这雄健的风姿在麦场上是壮阔、豪放、火热的收获情绪的宣泄，在村寨里是隆重、痛快、亢奋的耕作思绪的抒发。
这龙灯，使漆黑的夜空酽红浏亮了，使冬夜的清冷沉静变得温暖亲热了，使沉睡的懒散的困倦的田野变得激动、兴奋、不安而百感交集了。
一个在冬天休息过的筋骨开始在春夜松弛放开了，开始了希望之后的希望，开始了突破之后的突破，开始了一年里的新的爆发，开始了蛰伏后的积聚出的新的强烈的震响。
咚咚，咚咚，蹈着牛皮鼓的豁达，荡着爆竹的粗犷，庄稼汉粗大的胳膊扭动全部春天的含义，露出大汗淋漓的身躯，露出隆起的黄亮肌肉。
灯火亮处，是蜿蜒的河流优美地扭动，是逶迤起伏的山岗亮出自己健美的胸脯。
呵，冰封的雪野禁锢不住，苍茫的黝黑的夜色束缚不住，沉闷的遥远的山沟闭塞不住。
力与美，在敲打的鼓点中，在舞蹈笑语里汇拢在一起，以磅礴的气势，以厚厚的羊皮袄老棉衣包裹不住的手臂，豪壮地舞着春的旗帜、人的旗帜，欢乐地奔突着厚厚的黄土层羁绊不住的勃勃生气和复苏的灵魂。
呵，带着过往岁月的记忆，带着对于昨天反思的活力，挣脱着春夜的暂短沉寂和难以抑制的沉睡，新生命的力的交织，凝聚，旋转，飞腾，在艺术地、古老而又亲切地震动，起伏。
当龙灯在苍茫中消失的时候，是霞飞云腾的清晨；
当旋舞的山林河流田野在曙光里显现时，是巨龙群舞的春天。

专栏：
文化雅俗达
苗族龙群
钟涛
虎年谈虎，兔年谈兔，龙年至，自然“龙论”纷纭。
年末岁首，作属象的文章，难免有“赶浪头”之嫌。
不过也未必尽然。
如今，数龙根、历龙趣的文章虽早已热火，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最近推出《龙的艺术》大展，集历代古珍奇物龙态，其气更为赫赫。
然而，统观之，总感到“意犹未尽”，虽然列出五六千年前的彩陶古龙、商周玉龙、青铜龙纹以及封建帝国皇家古玩、衣饰、绘画诸龙精品，确对艺术、学术之探讨大有裨益，但其不足之点也是很明显的——“万变不离其宗”，没有跳出“正统”的框子。
严格地说，目前谈论的龙，不过是历代的一些“标准像”罢了，特别是从秦汉以来的几千年，虽有制作工艺之不同，而龙态基本变化不大。
中国习惯于大一统观念，谈龙也不免“大一统”，长期以来就“一条线”。
其实，龙本产生于民间，龙的发展演进也广布于民间，龙根的探寻不遍寻民间，看来与事理和实际都不合。
中国几十个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社会形态、生活习俗、文化传承，千差万别，龙崇拜也决不可能完全一个模子。
可惜这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
比如，清水江苗族龙群，这样一个洋洋大观的文化群落，学人们长期没注意到她。
苗族龙群不管从数量之巨、艺术之精或是对龙根的揭示，无不意义远大。
由此，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筹）趁龙年伊始拿出《苗龙民间美术展览》就并非多余之举了。
苗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的先民原生活于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流，属于中国远古社会三大部落集团之一。
传说人头龙身形的女娲便是他们的始祖。
可见苗族属于龙崇拜最早的民族之一。
现今，苗族大部分居住在贵州，黔东南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区。
清水江一带，山高林大，交通封塞，封建王朝的管辖往往“鞭长莫及”，所谓“山高皇帝远”，苗族从来不承认皇家对龙的独占，帝王不许臣民著“龙章”的禁令对他们没有束缚，妇女、儿童的衣饰普遍以龙纹作主题纹样。
苗族把龙视作全族的保护神，人人都可称为“龙种”，龙的形象完全由妇女按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去塑造。
她们没有固定的“模子”。
现今保存下来的苗族服饰中，龙型有近百种之多，真正是千姿百态。
服饰装饰是苗族各支系的外部标志，因此各支系龙形有风格的不同，并世代相承。
苗龙大多数生物取性单纯，造型简洁、朴质，有的为一二种动物合体，有的以动物植物合体；
头部有牛头、猪头、蜈蚣头、兽头、猫头、人头等种类；
身有蚓身、虾身、蜈蚣身、鱼身、鸟身、叶身、花身，也有少量蛇身；
多数为鲤鱼尾、花朵尾，有的为螺蛳尾。
许多龙长一对大大的牛角，大都无脚爪，也有一部分龙形受汉龙影响，清代后添了脚爪、鹿角，但脚爪不一定四只，二只、一只不等。
苗龙全无汉龙那样的张牙舞爪的可怖和腾云驾雾的虚渺，常与植物、动物、人物平和相处，充满田野味和人间生活气息，是苗族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的一定反映。
苗族龙的展示，无疑对龙根的探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专栏：
赶海
乔延凤黧黑圆润才是海的女儿海风吹开结满盐花的一生海腥味儿好浓好浓海水晃动汗珠和欢乐风起又卷成散乱的长发出海半月的男人归来了疲惫　再也搬不动舱里舱外堆满的海鲜帆篷　风暴里发光的眼瞳也已浊重这时海的女儿出发了涂滩推牵一辆辆独轮胶车几百米排成赶海的长龙海边的节日　如期盛开一串串虾篓一蓬蓬鱼网坚韧不拔的欢乐弥漫在蒙蒙的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