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大潮中吸取教训继续奋进
步鑫生应聘任申佳公司副总经理
本报上海2月11日电记者章世鸿、高海浩报道：
由上海、江苏、浙江企业界人士共同创办的上海申佳联合公司正式聘请步鑫生为该公司副总经理。
申佳联合公司为工商联营的集体性经济实体。
02月06日，在申佳春节联欢会上，该公司董事长姜庆湘将聘书授予步鑫生。
他在致词中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企业成败也是常事，问题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工作得更好”。
步鑫生欣然接受聘书，于9日去厦门为该公司洽接业务。
11日，身在厦门的步鑫生接受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他在电话中说：
“我从心底里十分感激上海申佳公司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也感激上海经济界对我的热情鼓励。
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将铭记申佳公司对我的支持。”
步鑫生在谈到以往的教训和失误时说：
“海盐衬衫总厂的经营失误，我负有一定责任。
我感激省、市、县领导对我的及时教育、帮助，这个教训千金难买，也是一面镜子，我要经常照照，继续反思，保持清醒头脑，力争拚搏两三年，在改革的大潮中重新站起来。”

学习继承周恩来总理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周总理身边部分工作人员〔注1〕
今年03月0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90周年。
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警卫、医护、行政工作人员，相约在一起，共同回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难忘岁月，缅怀他对我们的关怀、教育和培养，追思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日夜操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颂扬他为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做出的丰功伟绩。
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纪念他，不仅是为了寄托我们的情思，也是为了学习、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民主协商　绘制蓝图
我们跟随周恩来同志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就像“土包子进城”，对北京十分陌生，不了解城市情况，不认识民主人士，不知道外交礼仪，不懂得在大城市里如何做好警卫服务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浩繁的政务活动中，以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们逐步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如何工作。
我们记得，进城不久，他就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积极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
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猛，汉口、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歼灭。
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业已成熟。
从1949年06月起，在近3个月时间里，他为筹备新政协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
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在中南海勤政殿，他专心致志，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起草共同纲领。
初稿写出后，他又先后在七次会议上，耐心地和党外人士协商，广泛吸取各方面的合理意见，使共同纲领草案日臻完善，终于得到政协会议一致通过，成为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在起草和协商共同纲领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为全党树立了通过民主协商实现党的领导的光辉范例。
他说，民主协商原则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精神，这种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不注重形式上的多数少数，主要在于事先协商和反复讨论，达成一致。
他还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协商了政协代表名单。
他长期负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熟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又经过细致地调查研究和反复协商，使政协会议具备了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这种共同协商代表名单的做法，为后来历届全国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所沿用。
1949年10月0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任命周恩来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周总理或称总理。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当时我们看到，站在毛主席身旁的周总理，满目深情地凝视着聚集在广场上欢呼雀跃的30万群众。
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了100多年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建设祖国的历史任务更艰巨、更伟大。
在开国后急需解决的政府机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总理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启用人才，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和社会贤达、知名人士都做了精心安排，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也有所区别，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取得一致，作出决定：
在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民主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11人，各部、委93位负责人中，民主人士42人。
各界人士普遍称赞周总理安排得周到，真不愧是“周”总理啊！
朱德、董必武等党内老同志称赞恩来同志“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
从1950年09月起，周总理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抗美援朝斗争上。
09月30日，当美国军队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时，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不能置之不理”的庄严声明。
10月19日美伪军侵占平壤后又向中朝边境全线进攻，朝鲜局势极端严峻，我国东北地区也受到严重威胁。
党中央政治局对此严重局势进行了反复研究，决定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
身为军委副主席、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勇敢地挑起了协助毛主席组织领导这场战争的重任。
从志愿军的组建、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他都亲自过问，亲自组织。
运筹帷幄，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他经常亲自到军委总部指挥机关，听取汇报，掌握战况。
他对敌我双方情况了如指掌，甚至对战区中某些村镇、高地、河流、岛屿和铁路枢纽的情况都很清楚。
他代中央军委起草的作战电报，对抗美援朝几次战役的作战方针都及时给予指示。
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51年01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周总理在百忙中专程赶到沈阳，并根据作战部队的反映，决定把大盖帽改换解放帽，套头式单衣改为开襟式，把棉衣面轧上绗线，以便于部队防空、爬山、钻林子，负伤后也好抢救。
他还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防空哨”，下令从地方抽调车辆、司机和汽车修理工补充志愿军，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
他按照党中央确定的财经工作必须服从战争需要，必须采取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热潮，开展了大规模的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责任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人力、物力的保证。
经过中朝人民的共同奋斗，1951年07月，美国被迫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形成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对峙作战局面。
他亲自掌握战局发展和谈判的进程，几乎每夜都要起草给我方谈判代表的电报，或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及时作出指示。
由于采取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以打为主，以打促谈的正确策略，粉碎了美国企图武力取胜和谈判取胜的幻想，终于在1953年07月27日达成了停战协定，以战斗的胜利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打破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信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后，周总理又和陈云同志主持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在1952年秋季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找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修改和补充。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方针，注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注意了财政、物资、信贷的平衡，不留缺口。
他工作非常细致，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他发现纠正的。
“一五”计划是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注意了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的论证和研究之后确定的。
它以156个建设项目为骨干，提前一年完成，是一个成功的五年计划，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为探索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迈出了极其可贵的第1步。
1956年夏季，周总理又忙于编制第2个五年计划。
他多次找计委的同志商讨研究，往往是晚上总理讲，白天计委同志算、改、写，第2天晚上再送总理审改。
这样紧张工作约个把月。
有时夜深了，我们请总理到院子里散散步，一会儿他又返回办公室工作。
经过总理数斟项酌，初稿才定下来。
经中央和国务院审议后，“八大”一致通过了周总理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从而正确规定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规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应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为原则，建立和健全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规定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综合平衡稳步前进，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
“二五建议”文字虽短，却是总理经过反复平衡，集中了各方面意见，呕尽心血制定的。
“二五计划”后来虽然被大跃进搞乱了，但是周总理在主持制定第1、二个五年计划中所坚持的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注意农轻重顺序，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合理地规定建设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他亲自动手编制审改计划所做的努力，所花费的心血，所表现的智慧、才能、胆略和远见，确实给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崇高的品德　难忘的教诲
建国以后，周总理一直和邓颖超同志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
这是一座旧式的平房院落，是周总理、邓大姐生活、办公的地方。
组织上先后派我们到西花厅做警卫、服务工作，长期的实践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工作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犹如置身于一个革命大家庭里，处处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崇高的革命情谊。
我们跟周总理朝夕相处，日夜相随，亲聆教诲，是我们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难忘岁月。
周恩来同志是叱咤风云闻名中外的伟人，他思维敏捷，精力过人，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肩负着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重任。
我们初到他身边工作时，都有一种敬畏和紧张的心理，怕不能胜任。
但实践使我们体会到：
他对我们是充分信任的，完全平等的，他把我们担负的各项服务工作，看作是他做好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每当我们工作上出现差错或纰漏时，他总是循循善诱，严格要求。
他还让我们轮流到公安学院学文化，学业务，要我们组织起来，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学时事，学理论，一直坚持到“文革”开始。
我们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了困难，邓大姐就想办法帮助我们解决。
在西花厅工作，我们感到有信心，有力量，意义重大，是一生的幸福，一生的光荣。
在西花厅工作，我们觉得如同上大学，工作紧张，内容丰富，受到多方面锻炼，学到很多东西。
周总理、邓大姐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对我们后来的为人和做事有很大裨益。
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对我们教育最深的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新中国诞生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但周总理胸中时时装着人民的疾苦，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无论是郑州黄河、天津海河大水灾，或是邢台地震，他都亲临现场，察看险情，组织抢险救灾，安排人民群众的生活。
我们记得，邢台地震的第2天，总理不顾频繁余震的危险，怀着沉重的心情，赶赴灾区看望受灾群众。
当时，春寒料峭，裹着沙砾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
总理看到数千名群众迎风坐着等他讲话，当即对县委书记说：
“风沙这么大，怎么让老乡们朝着风坐呀？
你说，一个人跟几千群众相比，哪一方面更应该照顾？”
接着又用深沉的语调说：
“我是作为国家总理来看望受灾群众的，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想想，共产党人哪有让群众吃苦在前而自己吃苦在后的道理呢？”
他亲自指挥群众朝南坐下，自己绕过去，站在一个木箱上，迎着漫天风沙向群众讲话。
当总理号召灾区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时，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总理讲一句，大家齐声响应一句。
当总理讲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你们恢复了生产，重建了家园，我再来看望你们时，几千名群众一齐站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我们亲眼看到了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动人场面。
回京后，他就邀请李四光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加强地震预报、减少地震损失的办法。
回想起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听说河北一些地方建起了社员新村，周总理亲自到河北省定县、安国、徐水视察。
他发现新村楼房取消了火炕，农民睡不惯，做饭满屋子都是烟，上下楼不方便，给吃水、养猪、积肥都带来困难，当即对随行的省、地、县领导说：
改变华北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居住和生活习惯，要引起重视，同群众商量。
在“文革”期间，他还时刻惦记着“老、少、边”地区（注2）人民的生活。
1970年春，我们一位工作人员的孩子，从陕北插队回京探亲。
总理在同他交谈中得知陕北人民生活困难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为此，他专门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和陕西省及延安地区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如何帮助老区发展农业生产和五小工业，改善人民生活。
1973年06月，他陪外宾回到阔别26年的延安，看到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就利用晚上外宾休息时间，召集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散会前，到会同志纷纷要求总理以后再来延安。
总理说，我也很愿意来，不过有三个条件：
第1，你们要搞好团结，搞好生产，五年粮食翻一番，我就来；
第2，如果我不死（知道自己已患癌症）；
第3，如果我不犯错误。
本来十分活跃的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了。
大家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满含泪水的双眼，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不到三年，病魔就夺去了周总理的生命，他没能再去陕北看看，但他对老区人民的心愿，邓大姐却深深记在心间。
《周恩来选集》出版后，有二万元稿费。
邓大姐一再表示，周来同志生前从不收稿费，他虽然不在了，我们也不能做他不愿做的事，钱来自人民，要还给人民。
她决定把二万元稿费全部赠送给延安人民，以偿恩来同志的心愿。
我们多次听周总理讲过，他是政府总理，是共产党员，也是普通劳动者。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你们在我这里工作要懂得，办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联系起来，要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要把我和人民联系起来。”
解放初期的一天晚上，总理听陈云同志说，王府井的霓虹灯亮了，就高兴地招呼我们一起去看看。
到了百货大楼，总理听到店里正在广播清场，他就严肃地批评这种做法要不得，怎么能把领导同群众隔离呢？
那天晚上，他是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来市场看看，也像群众一样买些东西。
他还同经理、老职工交谈，了解店里工作情况。
有一次他听到反映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在外面的司机、交通民警没有休息和解手的地方，他就让把大会堂东门外地下室改建成休息室，设置了厕所。
他工作繁忙，珍惜分秒，乘汽车外出，司机总想把车开快点。
这时，总理总是
提醒司机：
慢些，不要抢，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想着群众。
在
路口人多的地方，总理不准猛按喇叭，以免人们受惊；
遇上雨天，总理嘱咐司机不要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
他把人民群众看
作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人民公仆的感人情景，我们经历过何止一次！
他常对我们说，共产党的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
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我们的总理是亿万人民的当家人，他深知建国创业之不易。
虽然艰苦的战争年代过去了，经济条件改善了，但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
进城后，有些部门铺张浪费，大建楼堂馆所，他多次严肃批评，还明确表示，只要他当一天总理，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也不让大修西花厅的住房。
他和邓大姐每周都要吃些粗粮，外出视察，经常和群众吃一样的饭菜。
他一贯克己奉公，公私分明。
国务院规定，私事用汽车，要自付汽油费。
他以身作则，严格执行。
他把看病人、看演出、去理发都定为“私事”，要司机同志如实写在登记本上，按里程付清汽油费。
总理有时也在家中请一些知名人士、演员、运动员或老战友吃饭，但从不让公家报销。
开会喝杯茶水，他都交费。
吃顿夜餐，他也要付款。
我们说按规定夜餐费可以报销，他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作为晚饭吃的，不能不交费。
他常对我们说，要遵守国家制度和各项规定，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不认真执行。
每月的房租、水电费交了没有，拿回家的自费药交钱没有，他也过问。
总理的生活情趣高雅，内容丰富，爱好广泛，他喜欢诗歌、音乐、舞蹈、戏剧。
“文革”前，他有时在周末抽暇参加舞会，既可欣赏音乐，陶冶情操，又能活动腿脚，消除疲劳，还可联系群众，广结友好。
偶尔在工作放得下的时候，他喜欢到公园散散步，到剧场去看看戏。
每次都让我们用他的钱买票，而且要持票入门，看戏对号入座，不让惊动周围群众，一点也不特殊。
他坚决执行不用公款请客送礼的规定，凡是地方和个人给他送来的礼物一律退回，实在不能退的，按高价付款，并写信批评。
外宾送给他的礼物，他都让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周总理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每当亲属好友提出安排工作时，他总是劝说他们通过所在组织去解决，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为他们说话。
有时候侄子侄女来看望，他总是让他们到机关食堂就餐。
并经常告诫他们，不能因为是总理的亲属而特殊，在学校不准讲与总理的亲属关系，有的直到入党时才告诉党组织。
他教育插队的侄女留在内蒙古草原，只是他严格要求亲属许多事例中的一件。
周总理和邓大姐把我们工作人员看成是一家人，对我们同样严格要求。
他经常教育我们不要计较名利地位，也不要因为在他身边工作而自视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取私利。
1971年，送孩子走后门当兵以逃避
“上山下乡”，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当时我们工作人员也有几个孩子走后门当了兵。
总理知道后很生气，都让退了回来。
他还亲自做侄女的思想工作，让她从部队回到插队的农村。
一位跟随他多年的保健医生，迟迟没把孩子从部队退回，总理让他写检讨，并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把这位医生叫进会场，严厉批评，对在场的领导干部也是一次教育。
周总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
他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从不居功骄傲，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他多次对我们说，他在支部里是一名党员，不是总理，你们不要叫我总理，就叫“恩来同志”。
在他住院病危的日子里，他恳切地对我们说：
“我已经不能工作了，你们不要再叫我总理，就叫恩来同志吧！”
我们听了这令人心碎的话语，都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总理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都是真诚关怀，平等相待。
他曾经把自己的毡靴送给雪夜中的哨兵，对守卫在住地门口给他敬礼的哨兵说：
“咱们都是同志嘛！
每天见几次面，不要再向我敬礼。”
还有多少次，他和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各界人士合影留念，总是兴致勃勃地和大家随便站在一起，不肯坐到中间的椅子上。
他曾经在鞍钢视察时看望职工家属，却不让惊动还在睡觉的夜班工人；
他曾经到农民家中促膝长谈，却不给群众增加一点寐烦；
他曾经向灾区农民问寒问暖，也曾经淋着大雨听取架桥工人的意见。
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从不悲观，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他喜欢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愿意和各界人士交谈。
他富有幽默感，常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觉得他可亲可敬。
50年代初，我们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归纳为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
后来周总理、邓大姐又给我们加了一条“保政治影响。”
这“四保”，即成了我们完成任务长期遵循的四条原则。
他还教育我们：
在外事活动中要礼让外宾；
在人大、政协开会时，要礼让党外人士；
在接待客人时，不管客人身份高低，都要礼让客人。
他是要我们根据不同场合，恰当地进行警卫、接待安排，不能失礼，不能脱离群众。
他外出时，一向不喜欢保卫人员过多，特别反对前呼后拥。
他在国内视察时，要求轻车简从，入乡随俗，遵守制度，不给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添麻烦。
不论是到城镇乡村，还是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他都强调因陋就简，有什么条件住什么房子，用当地的生活用品，吃当地的饭菜。
所到之处，群众都感到是自己的亲人来了。
在接待外宾时，他强调“主随客便”，尊重外宾的生活习惯，尽量做到客人满意，使其有“宾至如归”之感。
出国访问时，他又强调“客随主便”，尊重接待国的风俗习惯和活动安排，不挑剔，不添麻烦，把精力集中到广交朋友，建立友谊，完成外交任务上。
对上至总统，下至服务人员，都彬彬有礼，周到细致。
起程前，总要和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致谢。
因而受到各国政府和世界人民的普遍信任和敬重，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周总理这种“功高天下而无欲，誉满中外而不骄”，始终同人民共甘苦、心连心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不正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吗？
求实的优良作风　忘我的工作精神
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后，周总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他总管全国的经济和外交，兼顾国防、公安、内务、统战等工作，时刻关心着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真可谓日理万机。
他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于一身，刻苦地忘我地工作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几十年来，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为党为国为民操劳，日夜不懈。
我们劝他保重身体，注意休息，他满怀深情地说：
“无数革命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了。
我们有幸活到今天，应该把这些同志的担子担起来，多做工作，这样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同志。”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历史的责任感，做着超越常人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西花厅的一天》（注3）真实地记述了总理千万个工作日中的一个。
我们清楚地记得，多少个日日夜夜，总理沉浸在忘我地工作之中。
他常常是在经过白天的会议、外事活动后，晚上又投入工作，或召集会议，或约人谈话，或批阅公文，或向毛主席请示研究重大问题，常常到凌晨才能休息。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阶段，在出席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期间，在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他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有时连续两三个昼夜不能睡觉，顾不上吃饭，常以玉米面粥充饥。
在这无数个不眠之夜里，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工作人员，轮流值班，轮换休息，常常支持不住要打瞌睡，他却始终打足精神，专心致志地工作。
实在疲劳时，他就习惯地在额头上擦一点清凉油或用热毛巾擦擦脸。
过度的劳累，使总理时常出现流鼻血的症状，每次都是稍加处置又继续工作。
在我们的记忆里，节假日他也很少休息，即使因病短期疗养或出国访问回来在外地稍事停留，他也利用一切机
会在当地做调查研究，和地方领导同志商谈工作。
工作勤奋，亲自动手，是周总理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
除
政府工作报告在他主持下集体起草，然后由他逐字逐句修改外，许多文电、报告，他都是自己动手写。
有时实在忙不过来，他也把自己的构思告诉秘书帮助整理，然后再挤时间修改。
向干部群众讲话，总理常常不拿讲稿，凭着他清晰的思维和逻辑，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联系实际，旁征博引，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讲到大家的心坎里。
万隆会议时，中间出现了新情况，他就在会议厅里边听发言，边准备自己的补充发言稿，上午写成，下午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著名论点，很快扭转了会议的僵局。
多少年来，我们常常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
周总理过人的精力和令人叹服的记忆力是怎样形成和保持的呢？
我们观察学习总理多年，悟出的道理就是：
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周恩来同志，他的心是属于人民的；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富强，他勤勉自强，奋斗不息，在他宽阔的胸怀里，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充满着对祖国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心，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
在处理内政外交的重大事件中，在军事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表现出周总理的组织才干和处理紧急棘手问题的非凡能力，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崇敬和钦佩。
经他悉心安排的八次核试验，全部成功。
在粉碎林彪叛乱事件中，更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这种出色的组织才干，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爱，来源于他勤奋好学，对事物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出色的组织家，是我们党内历时最长，最突出的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成为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这个时期周总理辛勤操劳、日夜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他是全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指挥，他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在陈云、李先念同志的协助下，使全国人民终于度过了难关。
我们记得，困难初期，由于浮夸风盛行，高估产引起高征购、高销售、高上调、高出口，更增加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山东、河南等灾区发生了浮肿病，许多地方还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等严重情况。
京、津、沪、辽粮食入不敷出，一般只能维持几天的供应。
“民以食为天”。
总理心急如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同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亲自打电话从各地调粮，并派人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农民口粮和发生浮肿病的情况。
为了克服对粮食心中无数的状况，周总理通过各种途径核实粮食产量。
他每周让粮食部的领导来几次，从晚上十点钟谈到凌晨两三点钟。
还要他们按时送来粮食购销调存表，他经常在深夜用算盘核实粮食统计数字，一算就是大半夜。
邓大姐感慨地说：
“咱们的总理呀，一钻到粮食堆里就出不来了。”
当时，总理和大姐带头减少吃肉、蛋、油，饮食非常简单，总理明显地消瘦了。
情况明，决心大。
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果断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采取了进口粮食、精简城镇人口，压缩定量、节约粮食和落实农村粮食产量等几项重大措施。
可以说，没有这些重大措施，就缓解不了当时的困难局面。
在常年累月工作繁忙、节奏紧促的情况下，周总理主要是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随时随地向群众做调查，也曾专门抽出时间蹲点调查。
1961年04月28日至5月14日，他曾带工作组到邯郸农村调查研究。
我们跟随他到农民家里促膝谈心，在村里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农民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意见。
他亲手作记录，亲自给毛主席打电话，提出了解散农村食堂、取消社员供给制、恢复评工记分、恢复社员体力和恢复畜力等建议。
后来经过中央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基本纠正了人民公社在分配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政策，使农村经济在两三年内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周总理要求各部委送来的报告要由部长、主任审核签发，以示负责，并要求各部委建立值班制度，昼夜有人值班。
他经常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警惕官僚主义的危害，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1963年05月01日，周总理得悉我国第一艘大型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突然遇难沉没。
当时有两种推测：
一是被鱼雷击中沉没，二是触礁沉没。
周总理对这一事故既非常重视，又沉着冷静。
一面指示海军派舰营救，一面报告毛主席：
为慎重从事，我新华社可“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
随即成立了专门小组调查此事。
他先在北京主持会议，通过了交通部关于出海进行现场调查和海军派舰船、飞机予以协助的两个报告。
随后和陈毅副总理及交通部负责同志赶赴上海，先听取东海舰队和海上打捞局对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亲临舰上检查调查方案的落实情况。
从出海力量的配备，指挥干部的调整，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到后勤工作，他都做了周密的布置。
总理还亲自到海洋研究所察看了潜水员适应深潜抗压试验，和潜水员通了电话，最后向执行任务的全体同志讲话，动员他们一定要把事故原因查清楚。
调查船队出发后，总理才返回北京。
调查结果证明，是触礁沉没，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该船领导班子临时组建，选了一条不当的航线造成的。
根据这次教训，5月29日总理在中央国家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
我们跟随总理，目睹了他处理这件重大事故的全过程，看到了总理遇事先调查后下结论的好作风，和以身示教、用事实教育大家，启发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做检查的领导艺术。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周总理每天都要处理党和国家的许多大事，时间对他来说一分一秒都十分宝贵。
但他还是经常抽出一些时间，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了解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愿望，掌握群众的情绪和脉搏。
我们亲眼看到，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地接触群众，和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交朋友。
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
群众的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吐。
他接触群众之广泛，足迹所及之普遍，实在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他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领导和著名人士有广泛的联系。
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尤其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调动了他们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过好政治、思想、生活、家庭和社会这“五关”。
许多民主人士在他的亲切关怀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有的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
他亲自培养、介绍程砚秋入党，不止一次到程家促膝长谈。
我们原先不理解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培养介绍一位京剧演员入党？
总理认为，程砚秋有民族气节，又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代表一个方面，在戏剧界有较大影响，介绍他入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样做，给戏剧界指出了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
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到老舍先生穿着笨重的毡靴，在交谈中了解到老舍的住房是旧砖地，又凉又潮，因为个人买不到木材换不了地板，即告北京市领导同志帮助解决，并派人前往察看，做了防潮处理。
老舍
当时就高兴地说：
“我出钱！”
总理还亲自到他家中看望，和他探讨修改上演的剧目。
老舍不止一次深情地对家人说，他对周总理崇拜得五体投地，敬佩万分，从心眼里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周总理十分关心爱护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和
文艺、体育、医务工作者，见到他们总是主动打招呼，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时还请他们座谈，到家中做客，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挚友。
周总理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决议，融会贯通，落实到工作实践中，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模范。
他起草、批示文电，发表讲话，从不谈空洞的口号，他的意见总是明确的，具体的，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考虑到长远利益。
他还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上升为理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一生的言行都是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精神，注重实践，从现在做起，沿着理想之路，一步一步走向未来。
他是言必信、行必果、表里如一的楷模，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信赖。
党中央的每一项号召，他都带头响应，身体力行。
中央号召精兵简政，他首先从精简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做起。
本来我们的人手并不算多，他却坚持一减再减，直到不能再少的程度。
到十三陵水库劳动，考察三峡水库坝址，他都是只带一个警卫员。
他从遵义会议上提议毛泽东为领袖起，就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几十年里甘当助手。
不管请示汇报工作，准备会议材料，研究重大决策，他都非常周到细致，尽量减轻主席的负担，甚至连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和医疗保健工作，他都亲自过问，亲自检查。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周总理为全党做出了榜样。
他心中无我，无私无畏，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严于律己，赤诚相见，肝胆照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对工作中、政策上的失误，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经常讲自己的缺点错误，用以警诫全党。
他常说：
“有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们的监督帮助，又可给同志以借鉴。”
当他发现我们趁他到外地视察维修了一次他的住房时，就多次在大会小会上检查对我们管理不严，给国家多花了钱。
他批评领导干部，总是摆事实，讲道理，使人心悦诚服。
对发生的重大问题，他都是从提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进行批评教育的。
在民主人士面前，他也同样严于解剖自己，光明磊落，真是无事不可对人言。
在处理“跃进号”等重大事故，决定停办农村食堂等重大问题前，他都多方听取意见。
他不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研究问题时如果有人说“完全拥护总理的意见”，他就不高兴，批评说：
“如果我的意见都正确开会干什么？
开会就是研究不同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
我希望你们谈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要老讲赞成、拥护的话。”
他用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他周围造成了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良好气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大灾难中，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总理视为夺权的最大障碍，一直伺机把他打倒。
当时，极“左”思潮泛滥，总理的处境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艰难得多，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力不从心。
但他仍然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
1966年12月的一天，他和老战友李富春谈心时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正是他力挽狂澜，苦撑危局的内心动力。
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
他曾多次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把党和国家从这场悲剧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他艰难而顽强地走完了自己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衷心爱戴。
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期间煽动“红卫兵”搞打砸抢抄抓，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受到冲击和伤害。
周总理顶着窃踞高位的林彪、江青一伙的巨大压力，想尽办法保护老干部，保护各界知名人士，保护人民群众。
他曾经在许多场合讲：
“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
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
江青一伙攻击周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正说明总理是他们迫害老干部的最大障碍。
我们记得，最早是1966年08月30日，总理收到毛主席关于保护章士钊的批示后，一方面执行主席的指示，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当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等各界知名人士和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的领导人。
后来，贺龙同志和许多部长被抄家，总理就采取了让他们住进中南海保护起来的办法；
对于一些被坏人反复揪斗，林彪、江青一伙抓住不放，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领导干部，采取了让北京卫戍区“监护”的办法；
对受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的军队领导干部，采取了让他们住进京西宾馆开会的办法；
对受到“抓叛徒”冲击的高级领导干部采取了住进军队医院“治疗”，由军队保护起来的办法；
对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先用住进中直招待所后秘密转移到北京卫戍区部队住所保护起来的办法。
我们看到，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他都想到了做到了；
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他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身处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并让秘书转告他们：
“心中无他，继续革命，实事求是。”
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周总理对陈毅同志更是煞费苦心地采取各种保护措施。
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同志时，周总理几次到会陪斗，不准呼叫“打倒陈毅”的口号。
当造反派企图趁会间休息揪走陈毅时，周总理亲自陪陈毅在一个小房间坐了一个多小时，任凭房外狂呼乱叫，沉着地指挥我们把陈毅同志安全转移。
我们看到，这位在各种逆境中从不低头的老帅，感动得落下了热泪。
当外语学院一伙人威胁说要揪走陈毅时，总理愤慨地警告他们：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你们要揪走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当农林口的学生冲进中南海西门要揪斗谭震林同志时，周总理正在国务院开会，没穿大衣，也没穿毛衣，在零下六七度的寒夜里赶到现场，站着讲了半个小时话，劝说学生们退了出去。
当林彪、江青一伙挑动十几万群众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搞起“揪刘火线”，多次冲击中南海时，周总理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了不中断国务院的工作，他坚持不离开西花厅，终于挫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
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死在办公桌边，造反派硬说他是畏罪自杀。
周总理知道以后，很生气地说，一位老同志，死前还在工作，怎么能说是自杀呢？
他指令医院解剖检查，证明是心脏病发作致死。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害死后又诬陷为叛徒，周总理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愤慨地说：
张霖之同志是被迫害死的，他没有背叛党，背叛人民，不能说是叛徒。
并对没有保护好张霖之同志感到内疚，几次作自我批评。
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
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
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总理抓住这一契机，组织批判极左思潮，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整顿监狱，解决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问题。
随后又因两位部长救治不及时相继去世，他亲自布置卫生部解决了副部长以上干部的检查身体和医疗保健问题。
不少老干部趁此机会回到北京，逐步安排了工作。
当毛主席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对张茜等人提到小平同志时，周总理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来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成了小平同志的复出。
到“文革”后期，他又想方设法解放老干部，亲自做工作让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
1975年初，他在医院里得知毛主席提议侯宝林为四届人大代表时，立即提名20多位文艺界同志为代表候选人。
周总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突出地表现在他抵制极“左”思潮，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扭转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从而维系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
针对林彪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周总理在多次会议上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
他为了解决港口堵塞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问题，明确指示坚持装卸工的计件工资，保证了港口不致瘫痪。
从1971年底开始，周总理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恢复被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并以国务院的名义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
企业整顿取得一定的成效后总理又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
他强调一定要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周总理痛心于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的局面，鲜明地提出了要提倡百花齐放，给苦闷中的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
他针对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局面，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他要求改变科研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并提出了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还写信催促科学院的负责同志，“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
经过一大批科技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国的人造卫星也上了天。
为打开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总理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
“文革”前，我们跟随周总理出访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出访亚欧11国和亚、非、欧14国，亲眼看到被全世界誉为“出类拔萃的外交家”的周总理，无论是在与各国共产党的交往中，还是在与第3世界国家的交往中，都坚持了国家不论大小，必须平等相待，越是小国，越要尊重的原则，把政府外交和人民友好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使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遍于天下。
在参加国际会议和与各国的交往中，总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维护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团结了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经过周总理长期艰苦细致地工作，在林彪叛国事件后，我们国家在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
我国恢复
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达成了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田中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之形成一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
这一系列重大变化，我们记得是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后开始的。
在这之前，有一个戏剧性的“乒乓外交”。
周总理抓住邀请在日本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契机，抵消了美国国内一大批反华派的影响，为基辛格第1次秘密来访创造了适当的气氛。
　
基辛格第1次来访是秘密的，总理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和接待工作，做到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无一失。
基辛格第2次来访，准备尼克松访华公报，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搞出一个双方各抒己见的公报，在外交文件中这是一个创新。
在接待黑格率领的尼克松访华先遣队时，表现了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具体问题上的灵活性。
先遣队离京前夕，周总理亲自接见黑格，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使美国方面明确了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是寸步不让的。
会谈后黑格说，对周总理虽久闻大名，但今晚的一番话使我佩服之至。
尼克松访华时，美国方面要通过卫星进行现场电视新闻转播。
黑格说可以把美国的两套地面卫星接收站设备租给中国用，用完归还。
总理明确答复，两套设备中国都买下，你们租用，用完后归我们。
这就是后来留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
总理坚持原则，不贪图便宜，维护了我国的尊严。
在尼克松第1次访华时，周总理提出了“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以礼相待，落落大方”的接待方针，对全国人民进行了形势和政策教育，使冻结了二十余年的中美关系，通过尼克松访华得到恢复，不仅形成了我国新的外交格局，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主张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
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引进”工作受到限制。
中美关系恢复后，周总理主持制订了进口43亿美元技术设备的计划，包括武钢一米七冷轧机、13套大型化肥、化纤设备等。
这批引进项目，为后来的大规模引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周总理以古稀之年，在患有冠心病的情况下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竭尽全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不得不于1974年06月01日住进305医院，在医院中度过了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总理的癌症是1972年05月发现的，医务人员焦急万分，“四人帮”却以种种借口，百般刁难、干扰治疗。
总理的病情恶化后，每天大量尿血，还要承担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往返于几十公里远的首都机场。
这对身患重病的总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他不止一次向我们吐露说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
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防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再度演变成动乱局面，他强支病体，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
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我们医护人员，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周总理住院的消息披露后，牵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
当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时，我们看到，全场沸腾，掌声经久不息，中外来宾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充分显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在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日子里，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总理不顾经过两次大手术后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这副重担。
他连续十多天在医院里约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谈话，分批找政治局成员开会，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并向毛主席写信，积极支持小平同志为第1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为了做好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周总理在医院通宵达旦地紧张工作，解决了最棘手的人事安排问题，然后抱病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挫败了江青组阁的阴谋。
周总理在向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宏伟目标，成为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愿。
在周总理病重的最后一年时间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使各项工作出现了勃勃生机。
全面整顿的成绩，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也使病危中的周总理感到欣慰。
1975年冬，他明知自已不久于人世了，但仍然镇静自若，除了忧国忧民之外，他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烦躁的情绪，而是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十分痛苦的治疗，并向毛主席写信，郑重建议由邓小平同志接任他的职务。
在1975年09月20日手术前，护送手术车的医护、警卫人员，亲眼看见躺在车上的周总理和前来主管手术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一一握手；
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当小平同志靠近手术车时，他紧紧握住小平同志伸过来的手，当着大家包括王洪文、张春桥的面，大声地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然后又对先念同志说：
“中央要你管财经工作，你要管好呀！”
邓大姐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这一感人的场面。
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总理是坦然无畏的。
他每次做大手术离开病房前，都同医护、警卫、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准备再也回不来了。
但他从没有为个人留下什么遗言，却抓住进手术室前这最后一瞬间，当着中央一些领导人的面，拚力大声称赞小平同志，难道不是把他的良苦用心和殷切寄托全都表达出来了吗？
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与党和人民共命运，在与历史悲剧的抗争中，历尽艰辛，表现了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自己一生的最后历程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他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和赞颂。
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孕育出来的优秀代表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是鼓舞我们和子孙后代完成祖国统一和“四化”大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无穷精神力量。
注1：
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
何谦、成元功、毛崇横、张文健、张树迎、高振普、乔金旺、卞志强、张佐良、郑淑芸、赵行杰、韩福裕、姜贵春、杨金铭参加座谈。
张文健、刘海勤整理。
注2：
“老、少、边”地区指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
注3：
《西花厅的一天》作者何谦，发表于《北京文艺》1984年第4期。

总投资三十五亿元　具当代世界先进水平
天津无缝钢管总厂批准建设
引进技术设备合同昨天正式签订
本报天津02月11日电记者肖荻报道：
建国以来天津最大的工业项目——天津无缝钢管总厂，经国家批准建设。
今天晚上，天津与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三家公司在津正式签订了引进技术设备合同。
天津无缝钢管总厂建设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二点五平方公里。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三十五亿元，其中利用外资八点五亿美元。
建筑总面积约四十八万平方米，机电设备安装总重量近八万吨。
该厂技术、设备的引进采用三方的组合，即：
炼钢选用联邦德国一百五十吨超高功率电炉、炉外精炼装置，四流圆坯连铸机；
轧管选用意大利二百五十毫米限动芯棒连轧管机组；
管加工选用美国五条加工作业线；
辅助设施由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相应配套。
以上设备和技术均具有八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
按合同规定，合同生效的第1年，做好施工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再用二年半的时间把工厂建成，然后投料、热负荷试车。
全部工程用五十四个月交付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天津无缝钢管总厂建成后，将年产钢六十万吨，无缝钢管五十万吨，年产值达十二亿元，上交利税五亿多元。
它的建成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天津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都将起到重大作用。
天津市长李瑞环、国家计委副主任干志坚、对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新春佳节迎亲人
本报评论员
岁序更迭，龙年将届。
值此全国人民喜迎新春佳节之际，我们谨向海峡彼岸两千万台湾同胞致以衷心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去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来大陆探亲。
3个月来，前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
众多的白头游子在饱经长期的离愁别绪后，终于得以重返故园，父子重逢，夫妻团聚，互诉相思之苦，共享天伦之乐。
这一离一聚包含着多少辛酸和甘甜，又绽开了多少人的笑颜。
少小离家，一年不短，两年苦长，台湾同胞别离亲人近40年，而今才踏上归途。
大陆同胞无不为之动情，无不想为两岸亲人的团圆尽一份辛劳，提供一份便利。
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明确提出，对探亲台胞“政治上不要强加于人，经济上不要索钱要物，接待工作中不要弄虚作假。”
几个月来，各地民航、铁道、交通、海关、边防和旅游等有关部门认真执行了这个方针，想方设法为台胞排忧解难，提供优质服务，使前来探亲的台胞切身感受到祖国大陆的温暖和两岸人民之间的骨肉深情。
我们的接待工作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在交通、住宿和服务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
新春佳节就要到了，将会有更多的台胞前来大陆探亲。
希望各地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满腔热情地为台胞提供方便，把接待工作做得更加周到，使探亲台胞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开放探亲使两岸关系出现了祥和气氛，这是可喜的一步。
但是，台湾当局仍有种种限制，两岸人民“双向往来”的愿望至今尚未实现。
目前，有多少大陆同胞倚门翘首，期待着台湾亲人回来共度新春佳节；
又有多少居住在大陆的台胞和去台人员亲属束装待发，盼望着赴台探望亲人。
我们期望早日拆除人为藩篱，让海峡两岸所有同胞自由往来，都能实现与亲人团聚的愿望。

海南特区优惠政策即将公布
经济结构主要是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
实行境外人员、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
新华社海口2月11日电（记者田川）把海南办成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拟定，不久即将公布。
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梁湘昨天向参加春节座谈会的海南党政军领导人透露了这一消息。
他说，将来海南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
梁湘是在参加中央讨论有关海南建省、把海南办成比现在的特区还特的最大特区问题的会议之后于昨天返回海口的。
他在座谈会上介绍说，将来海南的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所有制结构不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而主要是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的企业比重较大。
在谈到人、财、物进出海南岛问题时，梁湘说，境外人员进出岛自由，手续简化；
资金进出岛自由；
货物进出岛基本自由。
他说，海南对外更加开放，在开放中加强管理。
一要防止海南利用优惠政策倒卖洋货，二要防止内地利用优惠政策套汇逃汇，要牢牢掌握这两条。
海南是作为省一级对外开放的，面积大，自主权也大，直接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梁湘说，海南一开始就作为全面改革的试验区，不仅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而且还要作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超前改革试验区。
梁湘指出，海南要充分认识到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这个有利条件，鼓足干劲。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的困难，海南基础设施差，投资环境不完善，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但只要我们正确贯彻中央关于海南进一步开放的指示、措施，海南腾飞指日可待。

贯彻改革精神　实行差额选举
省级班子换届民主气氛浓厚
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选举结果感到满意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徐心华）从1月15日到2月06日，我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政府、政协和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期届满，先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换届选举。
还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政协的换届选举将于今年04月以后陆续进行。
各地传来的消息表明，这次选举贯彻了改革的精神，普遍实行了差额选举的办法，民主气氛很浓。
这次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选出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成员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共592人，除连任的外，新任的208人，其中人大常委会主任10人，副主任59人；
省长6人，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36人；
政协主席10人，副主席70人；
高级法院院长9人；
检察院检察长8人。
新选出的领导班子成员，绝大多数担任过地市或厅局的主要领导职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领导能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经过换届选举，这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比上届有了明显的变化，文化、专业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
换届前，50岁以下的人在这些地方的政府班子中平均占18．4％，现在占26％；
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中，换届前60岁以下的人占6％，现在占25％；
政协正副主席中，过去60岁以下的人只占7．3％，现在已占20．2％。
在文化素质方面，正副省长、自治区正副主席、直辖市正副市长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现在占76．4％，也高于过去。
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这样的选举结果感到满意。
这次换届选举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各地都按照《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广泛发扬民主，实行了差额选举。
不仅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实行了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一至三人的差额选举，还有5个省、自治区选举省长和自治区主席，6个省选举人大常委会主任，5个省选举法院院长，6个省、自治区选举检察院检察长时，也实行了差额选举。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代会上，都出现了代表10人以上联合提名推荐候选人的情况。
代表联名推荐的人大、政府领导成员和高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就有190名。
经代表充分讨论酝酿后，大会主席团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将其中54名列为正式候选人。
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也比过去详细、全面。
在这次各地换届选举中，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比过去有了提高。
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酝酿候选人时，思想活跃，畅所欲言。
有位农民代表说：
“我是代表人民来开会的，回去后人们会问我：
选省长、主任时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
我得回答出个一二三来。
如果闭着眼睛划圈圈，回去就交不了帐。”
代表们在联名推荐候选人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河南省郑州市代表团和新乡市、省直机关的部分代表共100多人联名推荐刘源为河南省副省长候选人。
他们在推荐理由中说：
我们推荐刘源为副省长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这次各地的实践表明，实行差额选举，广泛发扬民主，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体现了党的领导。
党的十三大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党政分开后，地方党委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向人大、政协推荐重要干部。
因此，在这次地方换届选举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通过各种方式，在较大范围内选拔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出17个考察组，对各地党组织推荐的人选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由于充分听取了群众意见，因此，这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选为人大、政府正副职和两院“两长”的349人中，属于党委推荐的有341人，占全部当选人数的97．7％。
据代表反映，这次换届选举工作也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有的代表认为，实行差额选举，对于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应规定细则，要有规范化的程序。
实行差额选举以后如何保证领导班子的合理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认为，这次地方换届选举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政治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
这位负责人指出，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更新观念，完善制度，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赵紫阳邀请外国专家作客中南海
感谢他们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柴世宽）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下午把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请进中南海，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宝贵贡献，祝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龙年健康长寿。
这些来自亚、欧、美3大洲9个国家的专家，有的早在20年代就到了中国，还有许多人从30或40年代起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
下午5时30分，赵紫阳和田纪云、杨尚昆、温家宝等在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人陪同下，同专家们一一亲切握手、问好。
赵紫阳对专家们说：
“几十年来你们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你们的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你们，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赵紫阳接着说，朋友们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史诗般的年代，即中国人民通过斗争求得翻身解放的时期和现在已经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时期。
这两个年代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他说：
“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人通过这个过程向贫穷告别，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赵紫阳强调，贫穷的社会主义没有吸引力，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为贫穷的社会主义奋斗。
不少外国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标志着党和人民的新觉醒。
赵紫阳说，如果讲觉醒，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付出了很大代价、建国3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东方大国，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措施都应当采取。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采取超越现实的政策和措施，不仅搞不好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赵紫阳说，国际社会很关注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但是不大了解中国。
他希望在座的专家们利用他们同国外的广泛联系，帮助外国朋友更好地了解中国。
杨尚昆对专家们说，中国近几十年的变化，大家都是见证人。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的整个情况是向上的，今后还会稳步向上。
去年的形势比较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更好，真正成为龙腾虎跃的一年。
杨尚昆说：
“今天这个聚会是现任卫生部顾问的马海德提议举行的，他还提议请邓小平同大家见面。
小平同志不在北京，紫阳同志和我代表他向各位表示问候和感谢。
我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
小平同志身体很好。
他接受了马海德大夫的建议，现在抽烟少了。”
随后，赵紫阳等领导人同马海德　、阳早、寒春、爱泼斯坦、米勒、横川次郎、川越敏孝、柯鲁克、伊莎白、戴妮丝、秋迪·卢森堡等39位专家和夫人共进晚餐。

专栏：
一农户从天门躲到仙桃生儿子
湖北省仙桃市委宣传部　李建鹏摄（选自《新闻战线》海鸥杯摄影比赛）

专栏：
中国店堂对联集书出版
本报讯《中国店堂对联集成》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欣赏和实用价值的书。
它萃集古往今来店堂佳联5000余幅，内容涉及200余个行业。
该书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专栏：
中央机关讲师团支教点达六百多处
一学期培训教师六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近日，国家教委、中直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北京召开了1987届中央机关讲师团工作会议。
据初步统计，由2800多名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1987届中央机关讲师团，分布在全国23个省（区）的666个支教点上。
仅第1学期培训中、小学师资6万人，中等专业技术人才2300多名，办一、二年制培训班100个，举办各种专业技术知识讲座1200多次，听讲人次达11万多。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会上通报了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肯定了讲师团工作的成绩，并对1988届中央机关讲师团的组建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中国男排应反思
专栏：
体育
为何难以敲开奥运会大门？

中国男排应反思
0∶3，中国男排输了。
奥运会的大门对中国队的小伙子开得更小了，仅剩下一条窄窄的缝隙。
如果在两三年前中国男排输给荷兰队，简直不可思议，然而现在确实无可争辩地输了。
回顾中国男排80年代以来的历史，恐怕是走下坡路比上坡多。
1981年世界杯和1982年世界锦标赛时，不夸张地讲，中国队具备争夺前三名的实力。
但由于种种原因，只分别得了第5名和第7名，球迷们对此还很不满意。
眼下中国男排连进入世界前八名都相当困难。
什么原因使中国男排进步不快呢？
可能有多种因素，但我认为主要是跟不上世界排球飞速发展的潮流。
80年代初，中国男排有一套世界先进的快攻技战术，像汪嘉伟的前飞、背飞等。
后来别人把这些法宝学去，人家的身材又比我们高，身体素质更好，这一来我们的长处没有了，短处便显得更为突出。
这个教训说明，无论哪个队，无论什么人，在竞争激烈的形势下，缺少创新，放弃自己独特的东西，就意味着将要掉队。
反之，敢于大胆改革旧的一套训练方法，积极引进新的东西，就能够从落后赶上先进，走到新潮流的前列。
比尔教练执教美国男排打败苏联队，以及塞林格执教荷兰队成功的经验，都是例证。
其次想谈谈士气。
中国男排目前的班底是1984年组成的，当年调整队伍的目的是为了四年后的奥运会，因此尽管那时拣了个机会去洛杉矶练兵，成绩不理想，人们都能理解。
经过四年的千锤百炼，队伍按说应该成熟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不就是为了到奥运会显身手的这一天吗？
可是据说自从去年输给日本队后，中国男排有点一蹶不振，队员的情绪起不来。
其实路还没有走绝，怎么能先泄气呢？
负于日本队不等于必然要败给荷兰队，现在输给荷兰队也不等于过几个月一定也打不过别的欧美强队（假设对手是加拿大队或瑞典队吧）。
一支队伍如果没有士气，就很难把全部潜力都发挥出来；
如果缺乏信心，就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弱点。
希望中国男排珍惜还剩下的最后一次机会，抓紧最近几个月时间，鼓起士气和勇气，在精神面貌和技术战术上都来个突破。

专栏：
体育
“争取下次下出更精彩的棋来”
——武宫正树谈来京对阵体会
以独创的“宇宙流”享誉弈林的日本九段围棋手武宫正树，11日向人们展示了自己潇洒脱俗的风度。
在晚上举行的中日围棋擂台赛联欢会上，面带微笑的武宫正树毫不讳言自己日前的失利。
他坦率地告诉近百名与会者，最近他竞技状况不错，头脑很清楚，“因此，这次来攻擂，确有连胜两场的想法，特别是想和聂卫平争一高下。
可是，没料到马晓春棋高一着，使我只能再尝遗憾的滋味。”
接着，武宫转换话题，谈起自己此行的收获，“我这人属于世界主义，我认为天下人都应该是朋友，友谊高于胜负。
这次来北京，我又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用你们的话来说，真是盖了帽了。”
听到主办者宣布将继续举办第4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后，武宫说：
“这次我又输了，不知还有没有希望被选为下届棋手，如果能选上，我争取在下一次下出更精彩的棋来。”
本报记者　缪鲁

专栏：
京郊海淀区一项调查表明
富裕农民期望子女成才
目标甚高投资不少但方法要改进
本报讯
记者王娜梅报道：
在北京近郊海淀区比较富裕的东升、四季青、苏家坨、温泉和上庄五个乡，农民们普遍期望自己的独生子女成才，并舍得进行智力投资。
这五个乡的许多农民不约而同地谈到：
不愿自己的孩子长大和自己一样，只凭力气吃饭，渴望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在某一方面能有所发展。
据海淀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最近对那里300个独生子女家庭的调查，希望子女成为“音乐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飞行员”的有187户，其余的愿让孩子成为“普通劳动者”，但不再是“大老粗”。
在这300农户中，12户有钢琴，131户有电子琴，有手风琴和小提琴的各18户。
东升乡太平大队的一名司机，每周花16元，请音乐学院的教师到家中教两个孩子学一小时钢琴。
四季青乡一农妇发现儿子对体育有兴趣、身体素质又好，立即将他送到业余体校训练。
去年，他在全国青少年体操比赛中获得金牌。
为满足广大家长需要，四季青乡政府投资70余万元，兴建了音乐幼儿园和音乐厅，并招聘一些专业工作者任教师。
百余名农村儿童受到良好的美育教育。
农民家庭培养下一代，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而不切实际，互相攀比，不顾自己小孩的素质、特长，看到别人买乐器也赶快买，不学就逼着学。
另外，有的溺爱子女，孩子衣物玩具成堆，毫不珍惜。
有些家长教育子女方法比较简单。
看来，富裕农民家庭的教育水平亟待提高。

专栏：
全军计划生育工作当全国表率
90多万对育龄夫妇计划生育“三率”达99％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张海平）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今天召开全军计划生育工作电话会议，要求全军指战员在新的年度，在计划生育领域里继续发挥模范作用。
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在电话会上号召全军各级部门在今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要坚决做到执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决心不变、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要求不变，努力做到计划生育的三率（计划生育率、节育率、独生子女领证率）及优生优育工作走在全国的前面。
据了解，军队的计划生育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已取得突出成绩。
到1987年止全军90多万对育龄夫妇的计划生育率、节育率、独生子女领证率均保持在99％以上，适龄青年的晚婚率也达到了95％以上，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专栏：
体育
冬奥会开赛在即
中国代表团参加升旗仪式
新华社卡尔加里2月10日电（记者义高潮）第15届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今天在这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了升旗仪式。
上午10时，这里的室外气温为零下24摄氏度。
集合在卡尔加里奥运村中心广场的中国运动员立正行注目礼，目送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在升旗仪式上，奥运村村长尼温向中国代表团团长靖伯文赠送了一顶白色“牛仔”礼帽。
中国代表团参加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的12名选手住在卡尔加里市内的奥运村，另外3名越野滑雪选手住在距卡尔加里城90公里处的坎摩尔奥运村。
中国运动员分两批于7日和8日到达卡尔加里，并已投入紧张的赛前适应性训练。

专栏：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动物生存人类遗迹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10日电（记者刘光牛）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队在沙漠腹地开展为期3个月的预备性考察后发现，沙漠内有动物，还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首次进入沙漠腹地的动物科考人员一个月中采得标本19种，见到和记录的动物37种，其中兽类有野骆驼、鹅喉羚、塔里木兔、跳鼠等5种，鸟类有雕鸮、黑喉岩鹨、槲鸫等29种。
在沙漠外缘采集标本20种，记录动物48种。
科考队员在沙漠中心发现了大量人类活动遗迹，如陶罐片、念珠、铜刀、石器等，这为了解沙漠中的古代人类活动以及沙漠变迁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考察队员在沙漠腹地两度发现淡水。
首次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是1987年09月开始的。
11个专业的19名科考队员进入沙漠腹地。

专栏：
安徽农民自办近四千个技术研究会
据新华社合肥电（通讯员史敏、记者崔颍）安徽省农村近几年涌现出近4000个专业技术研究会。
这些研究会的成员全由农民组成，参加的会员达25万人，研究的专业种类160多个。
它们成了科技部门与千家万户联系的桥梁。

专栏：
我研究孟氏骨折获进展
据新华社天津2月11日电天津市天津医院、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孟氏骨折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对该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分型、治疗等，均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方法。
孟氏骨折由意大利骨科专家孟泰基于1884年首次报道而得名，它是尺骨骨折并发桡骨小头脱位的一种联合损伤。

专栏：
湖北农学院85％毕业生去农村
本报讯据中国教育报报道：
湖北农学院的毕业生纷纷要求到基层去。
该院历年毕业生分配工作都十分顺利，基本上做到毕业生一天内全部离校，并能按时报到。
建院10年来，到县以下基层工作的达1520多人，占毕业生总数的85％，其中到县以下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占30．87％，到农技推广部门的占48．44％。
湖北农学院从1977年创办起，把爱农教育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并联系家长、社会共同做好工作。
他们的基本经验是，确立为农村服务的办学思想，教给学生为振兴农村经济服务的本领，打开毕业生通向农村的路子。

专栏：
体育
狄纳莫队一路连捷在沪遇“麻烦”
上海足球队逼平苏联劲旅
新华社上海2月10日电（记者谭军）上海足球队以遇强不弱的精神，今天下午迎战苏联明斯克狄纳莫足球队，同客队踢成0∶0平局，使客队未能实现在中国五连胜的愿望。
这场球，下半场比上半场踢得精彩，双方不时向对方门区发动一次次攻势。
身高占优的狄纳莫队中场抢断凶狠，但上海队也不甘示弱，敢与对方争顶高空球，并积极破坏对方的传球。
球迷们对今天的球赛表示满意，认为上海队在六运会失利后，特别是队伍调整不久，能顶住强队的攻势，并踢出不少好球是可喜可贺的。

专栏：
体育
第4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出场人数改为七人
本报北京2月11日讯
记者缪鲁报道：
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主办单位在此间达成协议，决定继续举办第4届比赛。
据中方主办者今天介绍说，为了缩短比赛时间，中日双方决定第4届擂台赛每方出场棋手由9人减为7人，并不再设女先锋。
双方还初步商定于3月15日交换参赛棋手名单。
日本ＮＥＣ公司的代表宣布说，鉴于前三届擂台赛的成功，他们将继续赞助擂台赛，日本《朝日新闻》则仍为后援单位，支持擂台赛。

专栏：
编余短论
背井离乡为哪桩？
叶伴
1987年底，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来了一户人家，壮年夫妇领着4个孩子。
他们和当地一农民私订合同，租种其20亩承包地，每年每亩交款30元。
于是，在远离村庄的一处荒院搭起一间破草房。
人们只知道户主姓王，是湖北省天门市彭市镇人，背井离乡来到此处，是为了再生个儿子。
现在农村搞活了，离土不离乡的，离土又离乡的，越来越多。
在改革中出现的这场人口迁徙，符合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潮流。
但是，在各地骤然增加的流动人口中，也有人一不为经商，二不为打工，或者把经商和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真实的目的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的依法管理，出来生儿子。
超计划生育的后果是什么？
是人口失控。
人口失控的后果是什么？
是全国人民千辛万苦加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有可能被加速增长的人口吃掉，再过多少年，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将是世界上较低的。
中华民族将很难摆脱贫穷，多子女家庭也只能是贫困中的一员。
春节将临，破草房难挡寒风。
老王一家子，何不早还家，这第5胎就别生了，怎么样？

专栏：
体育
袁伟民等到郴州基地看望中国女排
本报湖南郴州02月11日电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和湖南省副省长王向天等，今天专程到郴州训练基地看望在这里集训的中国女排。
王向天说，春节来临，我代表湖南省委、省政府来看望大家，再祝女排在新的一年里取得好成绩。
女排主教练李耀先感谢湖南省领导和人民对中国女排的关怀和支持。
他说，全体队员正在进行艰苦的训练，争取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据悉，为了争取时间，春节期间，女排将照常训练。
（张士诚）

专栏：
饭后漱次口　烟瘾不再有
一种戒烟水几乎谁用谁灵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吴锦才）军事医学部门新近关于戒烟漱口水的发明不回避缺点：
科研工作总结第1页就写明“漱口水刚入口有微苦和口腔发干的感觉，一分钟后消失”的字样。
军人们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博得了人们的好评。
公开地讲明缺憾，并没有掩没这项发明自身的光彩。
这种被不少戒烟者称作“观音水”的漱口水，餐后只要用上三五滴漱口，再抽烟就会感到烟味苦臭难闻，如此坚持10天便可以达到戒烟的效果。
这项发明经3000多人试用，有效率达到99％。
这项发明已由解放军泰安军分区的一家工厂投入批量生产，这种泰山牌戒烟水现在已经闯进了北京的几家大商场。

专栏：
麻风病在广西得到控制
新华社南宁2月11日电（记者杨越）曾经令人们谈虎色变的麻风病在广西已经得到控制。
专家们说，广西可望在一两年内消灭麻风病。
广西是中国麻风病流行比较严重的省、区之一。
从50年代起，广西就组织了麻风病防治工作专门机构，开展防治工作。
几十年来，这个机构坚持每年调查麻风病患者，通过多种途径去发现患者。
平均每年普查人数约300万人，多时达1000万人。
到1987年底，全区累计发现3万多个病例，目前绝大部分已治愈。
为了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给病人创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
医疗机构在建设麻风院、村的同时，还积极推广家内治疗法，由医生送医送药上门治疗，进行药物隔离，在推广家内治疗法较早的玉林市，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
现在广西已有1／3的县市消除了患者家属被传染现象。
目前，广西已经控制了麻风病的流行。
消灭麻风病已指日可待。

专栏：
鼠口夺粮一省获益数亿元
中央爱卫会望各地加紧灭鼠
本报北京2月11日讯
记者艾笑报道：
中央爱卫会副主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今天在北京通报全国灭鼠工作情况时指出：
“农业部门1986、1987两年对21个省市区的初步统计，发生鼠害的农田面积为9．9亿亩，而防治面积仅有4亿亩。
由于鼠害，不仅损失粮食85．43亿公斤，而且易传播疾病。
这表明，只抓城镇居民户内灭家鼠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抓农田灭鼠。”
陈敏章说：
“河南有关专家测算，该省通过灭鼠减少粮食损失约20亿公斤，价值相当于10亿多元；
河北省1987年用于灭鼠的经费约为830万元，减少粮食损失价值3．3亿元。
为此，陈敏章强调：
灭鼠是属于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内容之一。
内蒙古总结创造的“一役达标”经验，是我国灭鼠工作的重大突破，具有省时、省药、效率高等优点，适合我国国情。
各地结合实际应用内蒙古的经验，要创造更好的科学方法，改变以往年年灭鼠、年年不见鼠害减轻的局面。
科学实验证明，达标后若不采取强有力措施巩固，鼠密度在一定时期还能恢复到灭鼠前水平，鼠害会重新抬头，甚至造成更严重损失。
今后，中央及地方组织无鼠害单位考核验收时，一定要从严要求，以确保无鼠害单位的质量。

专栏：
全国政协举行龙年春节联欢会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全国政协今天晚上在政协礼堂举行联欢会，庆祝龙年春节。
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京常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中央委员共2000多人参加了联欢会。
政协礼堂今晚灯火辉煌，各种游艺新颖活泼。
在三楼礼堂，人们翩翩起舞；
首都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京剧片断；
书画爱好者兴致勃勃地挥毫泼墨。
在政协礼堂的其他厅室里，还有电影、录相、棋牌、灯谜等活动。

专栏：
漫话
再谈法制工作要改革
张宗厚
我写的《政法部门也要改革》（载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后，有些同志说：
“文中‘政法部门’、‘政法工作’的提法，依然是沿用的五十年代以政代法的老观念。”
这个意见有道理。
其实不只是“政法”一词，我们对法制的许多认识都是在五十年代形成的。
那时，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法律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政法便是法律，法制工作自然也就是“政法工作”了。
以政代法的实践和以党代政一样不妙。
1957年反右扩大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讲法治，没有尊重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文革”中把一大批老干部打成“走资派”，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连国家主席都可以随意批斗，也是因为以政代法，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只要把谁定为“敌我矛盾”，便可以不受制约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如果当时强调法治，尊重公民的申诉权、辩护权和人格权、名誉权，那么“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就会小得多。
当然，那时的政治是错误的政治，公道尚且不存，就更谈不上法律了。
然而，即使政治做到了正确，也不能以政代法。
办案时如果考虑“政治需要”，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新的冤假错案就不可能避免。
再者，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已从过去的主要是政治斗争的领域迈进了广阔的天地，仅凭“政治眼光”哪能看清色彩纷呈的法律现象？
法律虽然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因各自相对独立的规律，政治学不能代替法学，法律也不能混同于政治。
党的十三大强调一切应兴应革的事情都要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强调党的意志要化为国家意志，正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的科学认识。
可见，改革法制工作，需要有崭新的法制意识。
不甩掉旧观念，改革容易“转圈子”。

专栏：
北京市和解放军三总部举行军政座谈会
叙拥政拥军情谊　促军政军民团结
本报北京2月11日讯
记者张书政报道：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今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军政座谈会，共叙拥政拥军情谊，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对驻军三军官兵拥政工作致谢，并致春节问候；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总后勤部政委刘安元、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韩怀智、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代表驻京部队机关和官兵对北京市拥军工作致谢。
近年来，驻京部队机关和官兵在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和支援首都四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好事、实事。
驻军官兵为修建龙潭湖公园、青年湖公园和改造亮马河等工程建设流出汗水，还为首都绿化、防汛、抢救火灾等工作做出贡献，受到首都人民的赞扬。
北京市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优抚政策，去年有95％以上的适龄青年积极应征入伍，保证了部队兵员质量。
北京市为300多个驻京部队单位的机关及其官兵提供了衣、食、住、行的必要的保障工作。
区、乡政府建立十个“光荣院”，使1900多名孤老军、烈属老有所养。
陈希同说：
“北京今年举办国际旅游年、农民运动会和亚运村建设等活动，得到部队大力支持；
明年将有庆祝建国40周年和亚洲银行行长盛会等大型活动，希望驻京官兵继续给予支援。”
杨白冰说：
“最近中央军委给我们出了个政治工作的新题目，要研究一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情况下部队建设的新问题。
如果在这方面发现问题，请地方上及时提出，我们会严肃处理。”

专栏：
某师无线电连在军通信兵专业考核中以八项科目全优的成绩夺得了第1名。
图为该连战士训练间隙的欢乐情形。
王学民摄

专栏：
对伸手要官的人不能重用
朱岩
不久前，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伸手要官的坏风气时说：
“有些领导同志，甚至是个别高级干部，为了个人升官，为了保住位子，缠得我们不能脱身，有的已到了撕破脸皮硬要的程度，对这样公然伸手要官的人，就是不能重用。”
李贵鲜同志这番话讲得好，对伸手要官者是旗帜鲜明的警戒和忠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对待名、位、权。
在个人进退问题上，无论哪一级干部，都应自觉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安排和群众的选择，决不能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抛弃党性，丧失原则，做有损于党的形象、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丑事、蠢事。
现在，在我们干部队伍的某些同志中，确实存在着伸手要官的坏风气，这里有比较年轻的干部，也有个别比较老的同志。
其表现可以举出许多：
有的言辞隐约而意图明显；
有的不顾脸面，公开强争硬要；
有的挖空心思，走后门通关节，在领导班子调整过程中，或者在换届选举的时候，这类问题尤为突出。
在一些部门和单位，这种不良现象竟然得到姑息纵容。
对此，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措施，坚决制止。
有的同志认为，又要鼓励竞争，又要反对伸手要官，其间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
其实，区分自荐与要官并非难事。
一般地说，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公开参与竞争，如企业承包活动中那些按一定条件和程序投标自荐做企业经营者，就是有进取心的表现，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
而不讲条件，不论实绩，不择手段地要求对自己的职务安排作出无原则的照顾，就是伸手要官，应属批评和反对之列。
毫无疑问，对伸手要官的人，就是不能给，不能重用。
这应该成为选拔任用干部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
当前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有些同志违背党的原则，公然伸手要官，还在于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同志不辨是非，放弃原则，为伸手要官的人暗中许愿，公开说情，有的领导同志甚至对伸手要官者迁就照顾，一要就给。
在对某些伸手要官的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对那些徇私说情者，封官许愿者，拿着领导职务送人情者，也必须严肃认真地予以告诫，促使他们认识这种做法的危害，从而加以改正。
反对为伸手要官者徇私说情，并不意味着个人不可按干部的德才条件举荐贤能，只要按党的原则荐贤举能，就会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支持。
一个时期以来，伸手要官的坏风气所以时起时伏，屡禁不绝，除批评不严，处置不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端正党风做得还不够。
解决党风问题，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只有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本制度上堵塞漏洞，逐步铲除滋长党内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温床和土壤，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和防止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
为了有效地防止和抵制伸手要官的坏风气，我们应当在改革和完善组织人事制度方面切实做出努力，紧紧抓住提高考核、任用干部工作的透明度这个重要环节，结合各类干部的不同特点，坚持注重实绩，鼓励竞争，充分体现公开监督原则、民主监督原则，使组织人事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

专栏：
平凡的光荣
——首都慰问先进人物迎春会速写
袁建达　李春元
每逢佳节倍思亲。
最让人思的，是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人。
因此，当100多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2月11日下午来到北京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大厅，接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慰问时，理所当然地得到人们的尊敬。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的一声“拜年了！”
全国妇联副主席张帼英的一番开场白，使全场为之动容。
刘兰英，这位北京第2棉纺织厂的年轻挡车工，今天心情格外激动。
去年，她辛勤工作260天，生产的坯布超过产量计划5644米，为国家多增加效益9400多元。
在工厂全年同品种质量争第1的劳动竞赛中，她夺得了12个月4班同品种质量冠军。
面对德高望重的康克清大姐，面对全国总工会的主席倪志福和共青团中央第1书记宋德福，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纺织工人的工作是辛苦的，但苦中有甜、苦中有乐。
我们的辛苦，换来人民穿衣用布的甘甜，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冷杰松在想什么？
莫非想起了去年奉命到云南边防老山战区执行防御侦察任务的情景？
莫非想起了血洒南疆的亲密战友？
莫非……莫非他什么也没想。
“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已成历史，他深知只有戒骄戒躁，努力工作，才能无愧于祖国和人民对子弟兵的厚爱。
阎振琴是北京市顺义县赵全营乡的一位普通农村妇女，这几年，她学科学、钻技术，苦干实干加巧干，展现出中国新农民的魄力。
她连续几年被评为乡、县、市的“三八”红旗手标兵，成了远近闻名的勤劳致富带头人。
响起来了，那是儿童歌手的歌声；
跳起来了，那是少年演员的倩影。
人们感谢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更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让更多的人成为模范和英雄吧！

专栏：
拉萨归国藏胞举行迎接藏历新年晚会
新华社拉萨2月11日电（记者多穷）昨天下午，80多名归国藏胞和家属以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各界代表300多人，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举行迎接藏历新年联欢晚会。
1985年从印度回国定居的藏胞扎西旺堆老人谈了自己回国后的亲身体会。
他说，西藏比起祖国内地和发达地区，要落后一些。
但是，今天的西藏比起解放前的西藏，确有天壤之别。
西藏要发展，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跨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据统计，去年有1200多名藏胞回国探亲，其中有29人定居国内。

专栏：
改革婚丧习俗　倡导文明节约
河北建起五万余红白事理事会
本报讯近年来在河北城乡陆续建立起来的红白事理事会，在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促进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一种好方式。
河北城乡目前已建立起红白事理事会5．1万多个，其中农村4．5万多个，占总数的90．2％。
这种理事会通过对群众进行法律、政策、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人们依法遵章办事的自觉性，避免或减少婚丧纠纷，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
河北一些地区成立红白事理事会以后，因婚丧事大操大办导致债台高筑、抢劫犯罪的事件明显减少，社会风气有了好转。
红白事理事会还开展一系列文明、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取代群众在操办婚丧事上的陈规陋习。
去年1至9月，河北全省红白事理事会主持操办红白事18万起，为群众节省资金5000多万元。
红白事理事会民主选举理事会成员，民主制订章程制度，自己组织活动，从而培养了群众的民主意识，增强了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感，推动了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专栏：
斯蒂芬离京赴西安访问
李先念到国宾馆送行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澳大利亚联邦总督尼尼安·斯蒂芬爵士和夫人一行，今天上午由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陪同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西安等地访问。
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等到钓鱼台国宾馆为斯蒂芬总督和夫人送行。
李先念说，斯蒂芬总督曾经说过，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特殊的感情，对中国人民从事的事业怀有很大的兴趣。
李主席说，中国人民也对澳大利亚人民怀有同样的感情和兴趣。
斯蒂芬总督这次来访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里的合作。
斯蒂芬说，澳大利亚人民认为中国人民容易接近、容易交朋友。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吸引着澳大利亚人。
他表示相信，中国改革政策的实施，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和平都是有意义的。
斯蒂芬说，通过这次访问，他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希望中国的发展将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典范。

专栏：
李鹏等向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拜年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何平）国务院办公厅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举行春节茶话会，招待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
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副总理田纪云在茶话会前会见了参事和馆员们，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并向他们亲切拜年，祝他们健康长寿，请他们对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茶话会上，国务委员宋健向大家介绍了我国当前经济和科技的形势与任务。
他说，在座的各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对国家的重大事务和一些政策、法规，提出了许多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同时，在文史著述和促进祖国统一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向大家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国务院现有参事28人，平均年龄近83岁；
中央文史馆现有馆员、特约馆员19人，平均年龄近77岁。

专栏：
澳大利亚电影周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杨国强）曾使1986年成为“邓迪年”的澳大利亚影片《鳄鱼邓迪》远涉重洋来到中国。
今天在中国剧场举行的第2届澳大利亚电影周首映式上放映了这部影片。
正在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督尼尼安·斯蒂芬在首映式上讲话，对澳大利亚影片来到中国上映表示祝贺。
澳大利亚电影周期间上映的其他四部影片是《冰雪河来客》、《戈利波里》、《鬼怪游戏》和《空旷的海滩》均为近年来澳大利亚影片中的上乘之作。
澳大利亚电影周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福州5个城市同时举行。
出席今天首映式的有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和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等。

专栏：
班禅离开拉萨回北京
新华社拉萨2月11日电（记者群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结束了在西藏的视察工作，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拉萨回北京。
在历时30多天的视察中，班禅副委员长在拉萨、日喀则等地，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人大、政协、佛协等部门的工作汇报，出席了自治区人大、政协第4届六次会议，看望了拉萨的部分武警干部战士和公安干警。
在视察期间，班禅副委员长要求广大西藏人民，高举爱国团结的旗帜，加强藏、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藏族内部的团结，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地区，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班禅副委员长对广大僧众说，党中央非常关心西藏人民、西藏的广大僧众。
他希望广大僧众要遵守佛教教规，凡是有利于国家、人民和寺院的事，大家要努力地去做，既要爱国，也要爱教，要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党政军负责同志和自治区政协、佛协以及拉萨市主要负责同志，前往贡嘎机场为班禅副委员长送行。

专栏：
票箱面前无情面　选票搬掉“铁交椅”
辽宁县乡换届选举近三百人落选
人们赞扬差额选举推进了民主化进程
本报讯据新华社记者孟宪民、新华社通讯员刘新报道：
1987年，辽宁省99个县（市）、区和1261个乡（镇）进行了县、乡两级领导干部换届的差额选举。
在这次选举中，全省有24名原任县级领导干部和267名原任正副乡（镇）长落选，总计291人。
对这个选举结果，反应不一。
有的感叹：
“如今的官不好当，差额选举看票箱”。
然而，更多的人则是赞扬这种差额选举推进了民主化的进程。
彰武县一名副镇长事不关己不开口，遇到难题绕着走，群众有事找他，他推三诿四。
在投票选举时，许多代表认为，这名副镇长文化水平虽高，是大学生，但这种“老好人”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便没有投他的票。
沈阳市苏家屯区有这样一个乡长，他不贪权、不图利，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去区上开会，宁肯骑自行车往返100里，也不坐乡里的吉普车，为的是要给乡里节省点开支。
可是，由于他缺乏开拓精神，不能带领群众致富，结果在选举中落选。
当官做老爷，不干实事的人，代表们更不信任。
这次落选的291名干部中，这样的县、乡级领导干部占了1／4。
严峻的事实使每一名新当选的干部都树立了一个观念：
作为领导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
这次选举后，落选干部中没有人去组织部门纠缠，他们知道，差额选举是选举法规定的，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
在人民代表的选择面前，“铁交椅”、“人情面子”、“论资排辈”、“照顾”、“平衡”等统统失去了作用，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全新的充分体现民主的干部制度。

专栏：
素娥和“猪倌”
月色朦胧，星星闪烁，活跃了一天的军营显得格外静谧。
灯下，某部14连饲养员黄洪桥拿着一封信和一位姑娘的照片，在仔细的端详。
信中说出了她的悄悄话：
“你寄来的喜报胜过金钱和彩礼。
我爱有志气的‘猪倌’，我一定等着你服完役归来……”小黄看着看着，笑意挑起了浓黑的眉梢。
照片上的姑娘名叫蔡素娥，是浙江省金华市一家服装厂的工人。
她是怎样爱上这位“猪倌”的战士的呢？
小黄的家乡在浙江东阳县农村，家境不好，加上他在部队当“猪倌”，别人介绍了几个姑娘都因此告吹。
小黄入伍三年常常为“婚事”苦恼，几次想向领导提出调换个“体面”的工作，可一看到连队一头头肥头大耳的猪见到他总是“哼哼”叫，心头又舍不得离开这岗位。
1986年底，小黄探亲回到家乡，经人介绍结识了在本村串亲戚的城市姑娘蔡素娥，两人言语投机，志趣相合。
在短暂的接触中，小黄忠诚厚道的为人使小蔡打心底钦佩。
转眼，小黄十来天的假期已满，临归队时，小蔡突然跑来对他说：
“给你介绍个对象，愿意吗？”
“嗨！
谁会看得上我？”
小黄毫不在意地反问姑娘。
“家庭条件差说明不了什么，养猪也不见得没出息，最可怕的是没志气。
告诉你，那姑娘的条件是不怕没有金钱彩礼，也不嫌是‘猪倌’，只要立功回家报喜讯，她就把爱情奉献给你。”
小黄向小蔡打探：
“那位姑娘是谁？”
“现在不告诉你，干出成绩后，把喜报寄给我，你就知道她是谁了。”
小蔡带有几分羞涩地说。
小黄归队后，脑海里不断萦绕着小蔡姑娘的话：
“……养猪不见得没出息，最可怕的是人没志气……”小黄变了，再也不想找领导调换工作了，每天除了养好猪以外，起早贪黑钻研科学养猪方面的资料和兽医书籍，并报名参加了科学饲养家畜函授班，半年之久，这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战士竟能用自己配制的速效饲料将猪养得又肥又壮，对猪的各种疾病的防疫与治疗也能熟诊不误了，他还利用猪肥种了半亩蔬菜为连队节省开支1000余元。
小黄的工作越干越出色，入了党，连续5次受到嘉奖，被评为“优秀义务兵”，“四有军人”，受到集团军的通报表彰，去年底，他一人养的38头猪，纯收入6000多元，年终总结时，他被评为“优秀党员”。
上级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
勤恳的工作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小黄更感到小蔡当初说的话有份量了，他性急地将立功受奖喜报寄给小蔡。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真是：
“择偶须偕千秋业，爱有源头情不竭。”
驻江苏省滨海县某部政治处　朱国成
（附图片）
刊头题字：
胡亚

专栏：
香港政府发表关于政制发展问题白皮书
强调不勉强加速政制改革的步伐
新华社香港2月10日电（记者王子珍）香港政府今天下午发表《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白皮书。
它强调“不应勉强把政制改革的步伐加速，以致本港的管治出现不稳定和不明朗的情况”。
去年下半年，香港各界对政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这份白皮书列出香港政府在发展代议政制方面决定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在1991年采取直接选举选出若干名立法局议员。
白皮书的引言说：
1987年05月27日，香港政府发表一份名为《1987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的绿皮书，随后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咨询。
政府在草拟这份白皮书的时候，已全面考虑市民提出的所有意见。
同时，政府也顾及香港的特殊情况；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规定；
中国政府起草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进度。
关于直接选举立法局议员问题，白皮书说：
“为了保持稳定，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
它说：
“香港市民广泛支持立法局加入一些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这项原则。”
但是，“鉴于社会人士在直接选举的时间问题上有十分明显的分歧，在1988年实行这样重大的宪制改革将不会是正确的做法。”
“政府因此决定在1991年采用直接选举选出若干名立法局议员。”
香港立法局主席过去一向是由港督担任，在关于政制问题的讨论中曾提出是否改变这种做法。
白皮书说：
政府决定在短期内不改变立法局主席的职位。
总督将继续担任主席。
当总督不能出席会议时，将委任一位议员代他主持。
在谈到今后的政制发展时，白皮书说：
“预期在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将会规划1997年后的政府架构。
因此在1997年前必须做出决定，使香港的政制继续发展。
这些发展必须同时符合香港社会人士的愿望和基本法规划的架构。”
今天下午，港府布政司霍德在立法局会议上就白皮书问题作了说明。

专栏：
党的生活
高平纪委认真监督县委
本报讯山西省高平县纪委探索新方法，加强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形成了“纪委认真履行职责，县委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局面。
严格制度监督。
县纪委通过会同有关部门协助县委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把监督的内容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监督检查制度化、监督组织网络化。
参与决策监督。
县委在决策重大问题时，纪委主动为县委献计献策，努力协助县委减少决策上的失误。
实行检查监督。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的全面检查，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专项检查，搞好信息反馈。
开展协调监督。
经常同县委、政府的有关部门及群众团体取得联系，互通情况，使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协调进行。
搞好信访监督。
去年县委、政府领导采用集体“会诊”，领导包干、深入基层、现场办公的办法，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
（李双全　王爽毅）

专栏：
关于国家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讨论
在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召开的全国投资建设理论讨论会上，代表们讨论了国家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基金制
与会代表认为，建立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基金制，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形势的战略选择。
首先，基金制把国家财政的基建支出与其他项目支出分开，交由决策部门实行专款专用、周转使用，有利于稳定政府投资来源。
其次，增强了国家投资在选择上的灵活性，能够及时调整投资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3，有助于硬化政府投资的预算约束。
投资决策部门要为基金的周转即保值增殖负责，必须在各个环节上采取提高投资效益的措施。
关于基金的作用与功能问题，有的同志指出，政府投资同时兼有建设与经济调节双重职能，因此基金在经营过程中既有保值增殖的问题，又有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的问题。
基金的功能首先在于保证仅占全社会一小部分的政府投资，通过各种方式，把大量的社会资金吸引到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中来，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
其次才是基金本身的保值和增殖。
有些同志对于实现基金的保值增殖表示担心，认为政府投资大都用于能源、交通等回收期长、利润率低微的重点建设甚至无经营收入的项目建设上，保值有困难，增殖更不易。
有的同志不同意提倡基金的保值增殖和政府投资企业化经营，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政府投资的性质及其运行的规律。
关于国家专业投资公司
多数代表认为，为了克服政府投资在分配上条块分割、使用上吃“大锅饭”、无人负责、效益低下的现象，需要对政府投资实行企业化经营，引入竞争机制，全面提高投资效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是一种必要的组织管理形式。
要从政府投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投资公司问题，只有把“两权分离”的具体形式弄清楚，才有可能确定投资公司的性质及其模式。
一些代表指出，在研究投资公司问题时，不能把“两权分离”的原则简单地套用过来，应该注意到投资建设领域实行“两权分离”与一般生产流通领域实行“两权分离”的区别；
要注意到作为国家资金形态的所有权与实物资产形态的所有权的区别；
要注意到政府投资在资金分配、项目建设经营、建成投产后企业资产经营等层次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不同组合与演变。
关于投资公司的性质。
多数意见认为投资公司应当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否则就没有活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投资公司保值增殖的目标与宏观调控的矛盾不可能有效解决，不如将投资公司办成行政性公司，直接纳入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邱全宁）

专栏：
学术动态
凯恩克劳斯谈：
如何有效地避免通货膨胀的困扰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莱克·凯恩克劳斯在同《金融时报》记者谈到中国经济起飞时期如何有效地避免通货膨胀的困扰时说：
要提出抑制通货膨胀的对策，应首先分析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是投资需求过度造成的，还是工资、原料等投入要素或价格上升推进的。
凯恩克劳斯认为，对物价上涨应作具体分析。
如果由于投资剧增导致物价短期上涨，对经济不一定构成很大危害。
因为投资增加后，资产存量也会随之增加，投入的钱变成物后，物价便会转而下降。
因此对这种物价的短期上涨可以不予特别调整。
如果物价在较长时期里持续上涨，对经济将是十分有害的，有必要对其进行严格控制。
这位专家认为，通货膨胀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
如果把抑制通货膨胀单纯归结为控制货币供给量，似乎过于简单了。
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
要解决它，不仅要控制货币供给，还要协调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专栏：
学术动态
李哲夫和杨心恒提出：
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几点看法
1986年，南开大学与美国天主教大学协作，对天津市西郊区辛口村进行了一次家户普查与劳动力抽样调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李哲夫和南开大学的杨心恒撰写了《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几点意见》一文，提出了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几点看法：
一、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后，虽然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有所扩大，但并没有产生贫富两极分化。
二、中国农村土地辽阔，各地条件殊异，不应采取一个模式，尤其不应把发展集体经济与发展个体经济对立起来。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离土不离乡”是中国现阶段农村发展的基本方针，但从长远的发展看，“离土不离乡”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政策。
将来发展的趋势，必然会“离土又离乡”，将会有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小城市。
四、中国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五、人才因素比其它发展资源更重要。
目前乡村干部和企业职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缺少从事工商业的经验，不能适应农村多元经济的发展。
改变现有教育体制，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建设各类人才，这也属于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

专栏：
学术动态
林德认为：
改革中的争论可避免实践中走弯路
瑞士著名经济学家林德在接受《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的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进入实质阶段，应当加强讨论。
纸上的争论常常可以避免实践中走弯路的损失。
林德说，中国奉行改革开放，应当有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同时也应当对理论采取改革开放态度。
中国和东欧在意识形态上花的代价太大，自己搞自己，自己限制自己，不论经济理论、文艺理论还是自然科学或者什么理论，统统都要拉去用意识形态的尺子评判是非曲直。
对于接受西方近代其他先进思想和学说总有顾虑，怕引起意识形态的纷争，沦落成没有资产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林德指出，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使许多改革的理论和方案难以出台，这是中国改革的艰难之处。

专栏：
民族的文化与文化的民族性
——为《中国文化史丛书》发行而作
庞朴
周谷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1辑十本，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向读书界推出。
这十本书是：
《中国彩陶艺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甲骨学史》、《禅宗与中国文化》、《中国染织史》、《方言与中国文化》、《楚文化史》、《道教与中国文化》、《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小学史》。
这是一套大型丛书，预计出版100种，将从断代文化、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考古学文化、科学工艺、生活起居、思想学说、语言文字、艺术文学、宗教神话、文化制度、文化事业、文化运动、文化交流等层面与角度，全面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奥秘，阐扬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将是最新的世界文化与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融会贯通，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这一点，现在已越来越看得清楚，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了。
早在明朝末年，当西方文化通过耶稣会士之手介绍到中国来的最初时期，有识之士徐光启即认为，西洋宗教可以“补儒易佛”，西洋科技可以经过“会通”的阶段“超胜”之，有所谓“欲求超胜，必须会通；
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之说。
看起来，当时的开明派仿佛注意到了平等地对待中西两种文化，“补”和“会”的提法便是平等精神的表现；
而“超胜”的目标之设定，则进一步显示了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
遗憾的是，这一会通、超胜的思想，并未能被采纳成为国家的文化政策。
在一个时期里，成为指导思想的是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想起师夷制夷，头疼医头。
长期间的步步为营、固守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政策，到头来诱发出强烈的逆反心理，以致“五四”时期很少有人承认我们的民族曾给我们的文化带来过积极的影响。
文化与民族的关系，只是在抗日期间民族危机关头方才有了肯定性的表述，即承认文化在形式上应该是民族的。
等到民族危机过后，民族似乎又被从文化领地中逐出，以至于我们作为民族，仿佛是无文化的，或那些文化只能使我们无颜自立于民族之林；
而应该具备的文化，却又不是我们民族的。
民族和文化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在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中的地位究竟怎样？
世界性的现代文化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引入我们民族之中？
这些问题的尖锐存在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实际上给以解答，大概便是这两年“文化热”兴起的原因。
《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显然是想从一个侧面来接触这些问题，即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系统剖析，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工程提供一种依据。
它将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这个民族是有文化的，这种文化不仅徒具民族的形式，而且饱含民族的内容；
或者说，这种文化，像一切别的文化一样，是具有民族性的。
这个民族性的文化，在自己的漫长历史中，曾经“会通”了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并且“超胜”之，不拒细流，直奔沧海。
今天，今后，它是否还应该会通，是否还能够会通，有无信心超胜，沿着什么途径超胜，那便是留待读者去思索的问题，不是这套丛书的任务了。
丛书所显示出的文化民族性问题，是文化理论上有待重视的大问题。
五四以来，我们基于变革现实的强烈意愿和行动，对文化的时代性谈论较多，是很自然的。
而今天要建设一种新文化，则不能不将时代性的要求落实到民族性上来，注意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之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是文化作为社会现象的两种根本属性；
它们是由文化的存在本身决定的。
正如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一定时空中一样，任何文化都不曾也不能离开活动着的人群而自存。
一种文化发生于一定区域的人群运作之下，成长于此一人群的代代相续之中；
同时又反转回来，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规范着他们的性格和情趣。
这就有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的文化（明）性。
文化的民族性内容，是某一民族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
民族性内容中，那些表现民族生命活力的因素，形成为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骄傲，各个民族精神都焕发着自己的异彩。
成为民族标志的文化的民族性内容，同时也成为民族的局限。
“一切肯定都是否定”（斯宾诺莎）。
因此，民族和民族文化必须时时突破自己，吸收其他民族的精神来滋养和强化自己，便成为发展的重要条件。
只是这种吸收，用植物学的术语来说，属于异体移植，而非异地栽培。
异体民族的异质文化，需待嫁接到自己文化的肌体上始能成长，不是简单扦插到自己园地里便算成功的。
标志和局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传统。
传统被视同于落后，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共同偏见，并由此得出了彻底抛弃传统砸烂传统的行动结论。
其实传统是无法也无需彻底扔掉的，因为它是民族之所以成为如此民族的特性所在；
何况它也并非等于落后，传统中正包含有全部民族精神。
当然传统需要变化，在社会变革的年代，更需要进行革命性的转化，以突破自己的局限；
否则，传统便会成为窒息民族的力量，成为扼制文化的另一属性——时代性的力量。
时代性是文化之作为社会现象的又一属性，它来源于文化之不能不存在于时间之中，不能不依傍于社会历史的变化。
时代性内容中那些代表历史进步的内容，形成为时代精神。
时代性和民族性，是任一文化同时具有的两种属性。
文化的时代性内容和民族性内容，是同一文化内容的两种不同性质，并非有着两个内容或一个内容分作两大实体部分。
民族性就包含在时代性内容之中，时代性亦包含在民族性内容之中。
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由于文化有民族性，所以有文化的传统问题。
由于任一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首先便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
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饱含它自己的传统在内。
西方的现代化文化，是西方民族的现代文化。
其时代性的内容，反映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水平，足以带动各民族向前；
其民族性的内容，则首先是他们一己的东西，只可供其他民族欣赏和借鉴。
在整个人类奔向现代化的洪流中，每个民族都能够也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沿着自己的道路，创造出自己的现代文化，具有自己民族性和当今时代性的文化。
当然，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在未来是要消融的，文化的民族性自也随之而消失。
但那个日子的到来，绝非以日渐削弱各民族的民族性为前提，而是恰恰相反，需要以日益发扬一切民族的民族精神为条件。
各个民族精神充分发展了，交融了，丰富多采的人类精神也就逐渐形成了。
因此，今天出版民族文化的研究丛书，发表文化的民族性的言论，便绝不是引导青年向后看，不是提倡保守反对前进。
应该看到，七十年来，文化课题中研究成绩最差的，恐怕要数对文化民族性的研究；
文化研究中如果也有“左”的干扰，恐怕最表现在忽视文化的民族性上。
今天急需我们花大气力去做的，除了研究各种新潮，以更新我们文化的时代性内容外，便是研究自己，以确认我们文化的民族性特色。
这两者带给我们的当是：
让时代之光来照亮我们民族的宝藏，让我们民族的异彩去丰富时代之光！

专栏：
社会协商对话的几个原则
胡绩伟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对于这一基本原则，可以从民主原则、开放原则、协商原则和监督原则加以阐明。
这些原则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是适合于一切协商对话的，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效方式。
民主原则。
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
所谓“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就是要实现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所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就是要实现和保障人民的议政权。
而知情权和议政权的切实行使，又是实现人民的参政权，保证人民真正得以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权力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同志说过：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我们应该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提高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群众的自治能力，很多事都应该由群众自己来讨论，自己来解决。
这样，大大减少了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党政机关的人员就可以大大缩减了；
可以集中精力去管好那些非管不可的事，官僚主义也就自然减少了。
进行社会协商对话，必须坚持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民主原则。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群众的代表和领导，同时是人民的一部分。
他们实施对国家和社会活动的领导，必然拥有一定的权力。
然而，这些权力是人民的多数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赋予他们，并监督他们行使的。
在公民权利的享有上，他们和其他公民理应是完全平等的。
这就是说，各级领导机关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定，除特殊事项外，群众都有权了解。
各级领导干部对此只有告诉群众的义务，而无阻碍群众了解的权利。
群众的讨论、赞扬、批评以至表示不同意见，只要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就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即使认为是错误的，也应该允许人家说，允许人家保留。
不论领导还是群众，不论多数还是少数，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只有使越来越多的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观念上确认这些原则，同时在制度上、法律上确认这些原则，社会协商对话才能正常进行，取得切实的效果。
有些同志顾虑很大，很怕自由讨论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行动一致。
其实，我们的讨论和批评不是为了任意争吵一番了事，而是为了在了解事实、明确观点之后，自主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作出决定。
自由讨论不但不会造成混乱，而且是形成多数人统一意志的基础。
而这种由自觉认识形成的统一意志，也正是行动一致的可靠保证。
这正是列宁一再强调的“讨论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原则。
开放原则。
也就是常说的公开原则。
强调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是党和政府为了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必须采取的相应的原则和措施，而知情权的实现，又是选举权、议政权和参政权等民主权利实现的前提。
列宁的著作《怎么办？
》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
在这一著作中，列宁把“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作为“广泛民主原则”的两个必要的条件。
他说：
“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
以后，列宁讲到革命政权的作用时说：
“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
这就更加表明：
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开放的程度，视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志，把新闻工具的开放程度的提高，视为政治民主的改善和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
党政领导机关处理问题，一般说来是慎重的、负责的，是要把工作做好的；
我们的群众绝大多数是讲道理、懂道理的，对党和政府是拥护的。
只要我们真正按法律和制度办事，努力工作，不搞不正之风，经常向群众了解和说明真实的情况，群众一旦认识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成绩和失误，也是能够体察政府工作的苦衷的。
从上述这两方面的基本估计出发，我们不但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而且有充足的理由提高开放程度。
我们只有具备了这种自信心，才能真正实行开放原则，才不会说假话、套话，不打“官腔”。
群众欢迎的是说真话的对话，不欢迎打“官腔”的对话。
有了这种自信心，又能实事求是，老老实实，表现出对群众的真诚和信任，必然带来群众对领导的真诚和信任，鼓舞人民群众勇于而且乐于向领导说真话，并积极地去完成各项任务。
协商原则。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就是说，既不是报告、演讲，也不仅仅是你问我答，你说我听，更不是你训我受，你压我服；
而是有讲有听，有问有答，准你讲也准别人讲，有商量，有探讨，有批评，有争论。
这是在一种平等、和谐、融洽、团结的气氛中，充满求同存异的精神，相互协商，共同研究；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相互纠正和补充，对一时不能求得一致的问题，则采取尊重对方、求同存异、继续探讨的态度。
这种协商原则，对于社会民主的形成，又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全体人民、上上下下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通过协商对话，就能够在认识上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即使在有的问题上一时难于统一，也能求同存异，相互理解。
应该看到，在理论、文艺和新闻领域中还常常笼罩着某种沉闷的空气，思想难解放，批评不大胆，学术理论争鸣不活跃，这往往又同学术理论、政治思想的研究、讨论和宣传中搞一言堂、搞政治运动的习惯联系在一起。
这是违反和破坏民主和协商精神的，是严重危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的。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
“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
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双百方针，特别需要团结协商的精神，才能真正形成我们多年来追求的那样一种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监督原则。
我只想简略谈一个有关党报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长期只强调党报是党的喉舌，而忽视它也是党的耳目。
就是说，我们的党报，只是党教育人民、领导人民、引导人民的工具，只是人民接受教育和听从引导的工具，而恰恰忘记了或者忽视了我们的党报也是党的耳目，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干部了解下情、听取民意的工具；
它也是人民的喉舌——向上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的工具。
我以为，正确的全面的理解应该是这样：
党通过党报教育人民、领导人民，也通过党报了解下情、听取民意；
人民通过党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接受教育、听从指挥，也通过党报向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干部报告情况、提出建议和批评，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呼声。
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就用很简洁的语言说，党报和党报工作人员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这是对新闻工具的根本任务的全面的、形象化的概括。
可惜，长期来我们常常强调它的一方面，而忘掉或者忽视另一方面。
只有把这种片面观点转过来，在目前，特别强调新闻工具是党的耳目和人民的喉舌，党通过新闻工具把自己完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人民通过它行使自己神圣的监督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舆论监督作用。
（摘自《新闻战线》1988年第1期，略有改动）

专栏：
《领导人才的创造素质》
作者　王元瑞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阐述了领导人才的创造素质的基本构成，提高创造素质的主要方法，以及运用各种领导技能、优化创造环境等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一部系统探讨开发领导人才创造力的学术专著。
（一平）

专栏：
一句话新闻
一句话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最近表示愿为泰老边界冲突进行调解。
△孟加拉国10日举行地方选举时，敌对党派候选人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冲突，警方说至少有5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
△哥斯达黎加共产党总书记莫拉·巴尔韦德9日宣布辞职，他重申哥共的立场仍是反对在该国搞武装斗争。
△委内瑞拉石油专家9日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拥有世界上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的74％。
（本报讯）

专栏：
不结盟运动主席和阿盟秘书长
谴责以色列占领和镇压行径
阿盟赞扬欧共体关于中东问题的声明
据新华社内罗毕2月11日电据泛非通讯社今天报道，现任不结盟运动主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10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
穆加贝说，不结盟运动谴责以色列无视国际舆论和践踏国际公约而继续拒绝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立场。
据新华社突尼斯2月08日电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卡利比今天在这里就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斗争进入第3个月发表讲话，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军队侵犯最起码的人权。
卡利比还说，既然以色列已明确表示拒绝联合国安理会605和607号决议，现在是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来保护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时候了，直到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据新华社突尼斯2月09日电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卡利比今天在这里发表讲话，称赞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8日发表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声明。
卡利比说，这项声明最重要的积极意义是确认中东持久和平必须建立在威尼斯声明和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声明所阐明的原则基础上，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专栏：
中澳经济合作迅速发展
本报讯中国与澳大利亚自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贸易与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去年两国贸易额达16．18亿美元，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货物主要有小麦、羊毛和铁矿砂等，向澳大利亚主要出口纺织品、成衣和轻工产品。
目前，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中逆差较大，为了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中国正致力扩大向澳出口机械产品。
截止去年年底，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总投资额已达2．5亿美元，投资项目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加工、毛纺、家用电器、旅馆、农牧业等。
澳大利亚目前在中国开办25个合资项目，总值1．3亿美元。
中国在澳大利亚也有投资。
去年中国冶金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生产铁矿砂的协议。
中国是澳大利亚第4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美国和新西兰。
赵紫阳总书记在会见正在我国访问的澳大利亚联邦总督斯蒂芬时说，中国沿海地带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将使中国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国家经济关系更加密切。

专栏：
以色列领导人同墨菲会谈
讨论美国解决中东问题新方案
据新华社开罗2月10日电据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9日晚上在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会谈之后，10日又分别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国防部长拉宾举行了会谈。
他们在会谈中讨论了美国关于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新方案。
据报道，美国的这一新方案是寻求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实行巴勒斯坦人的有限自治。
方案规定：
今年某个时候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举行选举，一旦那里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后，以色列就从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城市撤军。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对重新考虑戴维营协议中关于巴勒斯坦“自治”方案的条款表示了某些灵活性。
但是，他继续反对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
据报道，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对墨菲说，他对美国的方案没有实质性的保留。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加苏签订搜集战犯罪证备忘录
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检察长纳蒂欣10日向众议院宣布，加拿大同苏联签订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决定协作搜集纳粹战犯的罪证。
纳蒂欣说，这项于去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协议将授权加拿大司法部门允许其历史研究者、法官和律师搜集纳粹嫌疑犯在苏联的罪证，供对战争罪犯和侵犯人权罪犯调查和审判时使用。

专栏：
南斯拉夫通讯社指出
《明镜》发表的瓦尔德海姆有罪电报不实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月10日电南通社今晚宣布，西德《明镜》周刊不久前发表的证明瓦尔德海姆在二次大战中有罪的电报“不是真实可靠的文件”，“有根据怀疑它是伪造品”。
这家通讯社说，这是由南斯拉夫历史学家、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作出的结论。
西德《明镜》周刊曾刊载据说来自南斯拉夫的材料，指控瓦尔德海姆在1942年把4000名战俘送到集中营一事负有责任。
贝尔格莱德地方检察长已要求主管法院立案，以查明伪造这一档案文件的犯罪者。
同时，南通社强调指出，关于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尔德海姆是法西斯德国军队高级司令部的情报机构成员以及他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的活动，在南斯拉夫档案中有许多文件可以证实。
在《明镜》周刊发表该电报的复印件后，南斯拉夫《新闻晚报》曾撰文认为该电报是真实的，证明瓦尔德海姆对德国法西斯在科扎拉战役中的罪行负有直接责任。
负责调查瓦尔德海姆战争经历的国际委员会也派人到萨格勒布市查阅档案，但未找到电报原件。

专栏：
哈克同苏副外长讨论阿富汗问题
阿富汗伊斯兰党主席说03月02日前可能成立临时政府
本报伊斯兰堡2月11日电记者史宗星报道：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昨天晚上在拉瓦尔品第会见了来访的苏联第1副外长沃龙佐夫，同他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会见时，沃龙佐夫递交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给哈克总统的一封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重要信件。
沃龙佐夫昨天上午抵达伊斯兰堡后，先分别同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阿卜杜勒·萨达尔和外交国务部长扎因·努拉尼就阿富汗问题交换了看法。
因此舆论认为，巴苏双方讨论的重点将是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面临的突出问题，其中包括阿富汗临时政府问题。
本报伊斯兰堡2月11日电
记者史宗星报道：
阿富汗伊斯兰党（圣战者伊斯兰联盟7党之一）主席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认为，目前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毫不拖延地解决阿富汗临时政府问题的时候了。
他透露说，临时政府有可能在3月02日日内瓦间接会谈举行之前成立起来。
这位阿富汗抵抗力量领导人士是昨天晚上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这一看法的。
记者招待会前，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的7位领导人在伊斯兰堡举行了一次最高级会议。
希克马蒂亚尔说，未来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不包括非穆斯林和人民民主党人。
抵抗组织已经邀请了一些阿富汗知名人士共同为此作出努力，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和政界人物。
他说，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不能同成立过渡政府问题截然分开。
他认为，苏联坚持两者脱钩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阿富汗人民的一个阴谋。

专栏：
播蒺藜者收刺
——美国记者笔下的加沙地带
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当局非法占领和野蛮镇压的斗争目前仍在进行。
以色列当局被空前规模的反抗浪潮所震慑，惊呼它正“面临着一种刚刚才有所醒悟的局面”，“这是一个民族的意志在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意志”。
一个多月来，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所有城镇，罢工、罢市使商业瘫痪、生活停滞。
以色列当局增派数千军警镇压用石块作武器的巴勒斯坦群众。
至少已有几十人被打死、600人受伤、2000人被投入了牢房。
占领者以为把少数几个“肇事者”驱逐出境，就能平息这场骚乱。
01月05日，以色列军用直升机把4名巴勒斯坦青年押解到黎巴嫩南部，叫了两辆出租汽车打发他们，并一再警告：
不准重返加沙。
以色列当局采取这一行动前，连被驱逐者的家属也不通知，更没有经过法律起诉程序。
因为他们担心这一行动传出去会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
加沙地带是363平方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这里居住着60万阿拉伯人，其中70％的人在难民营里已整整居住了40个年头。
在最近这些日子里，这里街头燃起熊熊烈火，滚滚浓烟笼罩着难民营，以色列军用直升机天天在上空盘旋，不断施放催泪弹、燃烧弹，企图以此来驱散示威群众。
巴勒斯坦人用树枝、破汽车、油桶、汽车轮胎筑起路障进行自卫。
在街头巡逻的以色列士兵强迫街上行人清除路障，但他们一离开，路障又回复原位。
以色列军警最后只好封闭了通向难民营的各个路口，把巴勒斯坦群众围困在家里，一天只准许出来购买一次食物。
一群15岁到30岁的青少年聚集在阿马里的中央广场与军警对峙。
巴勒斯坦青年奥沙玛·尼金因向以色列军警掷回一枚尚未爆炸的催泪弹，被拘留了14天。
他对记者说，“这场斗争完全是以色列军队挑起的，他们逼着我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然而，我们手中除石块外没有别的武器”。
巴勒斯坦人不断总结经验对付以色列军警。
当催泪弹的浓烟迎面飘来时，男人用长头巾，妇女用围巾把头包起来，并吃柠檬来解毒。
以色列军队向示威群众发射橡皮子弹，打在人身上，轻者皮肤烧伤，重者造成骨折。
但这种手段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自1967年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
市长、镇长全由以色列当局指定。
政治活动被严格禁止。
以色列军警可以随时闯入巴勒斯坦家庭，进行搜查，检查身份证，并借种种罪名，诸如悬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阅读“颠覆性”读物、未经批准随便跟记者谈话等等，给巴勒斯坦人戴上“恐怖分子”的帽子，未经审讯就把他们逮捕入狱。
大约有5万加沙巴勒斯坦人每天去以色列寻找工作或就业，然而他们所得工资只有同类以色列工人工资的一半，而且多数只能担任建筑业中的苦力、清扫工和饭馆中的服务员。
面对这种民族压迫，巴勒斯坦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逐步深入。
从1977年到1982年，巴勒斯坦人平均每年举行500次示威游行，而去年增加到4400次。
目前的这场斗争是对以色列当局20年压迫进行反抗的总爆发。
　（鲍世绍编译）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李贤宰被任命南朝鲜新“总理”
据西方通讯社发自汉城的报道说，南朝鲜当选“总统”卢泰愚11日任命李贤宰为新总理。
今年五十九岁的李贤宰毕业于汉城大学，获得过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汉城大学当教授。
他曾担任汉城大学副校长、校长。
1985年，李贤宰因拒绝开除参加反政府示威的学生而辞去汉城大学校长职务。
1986年，李贤宰返回汉城大学当经济学教授。

专栏：
民柬联合政府举行内阁会议
希望西哈努克继续担任民柬主席
强调三方团结合作坚持抗越斗争
本报曼谷2月11日电记者刘爱成报道：
民柬联合政府内阁昨天举行会议，敦请西哈努克亲王继续担任民柬主席职务，并表示继续把西哈努克亲王看作民柬主席。
会议还强调，民柬联合政府三方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继续坚持抗越救国斗争。
民柬联合政府总理宋双主持了会议。
民柬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西哈努克亲王的代表拉那列王子以及民柬联合政府内其他8名部长出席了会议。
会议发表联合公报说，乔森潘副主席在会上向与会者通报了他最近在北京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情况。
与会者对此表示赞赏，并对他们的会谈结果表示满意。
公报说，“内阁会议希望并相信西哈努克亲王很快将恢复他的民柬主席职务。
与此同时，民柬联合政府仍把西哈努克亲王看作为民柬主席”。
公报赞扬“西哈努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一位在目前迫使越南从柬撤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权，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高棉领导人。”
公报说，“会议总结了工作，对民柬联合政府三方爱国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会议呼吁“所有爱国武装力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在全国各战场加强反击越南侵略者的斗争，直至国家完全获得解放。”
并呼吁“友好国家继续支持柬人民的抗越救国斗争，进一步向越南施加压力，迫使越南从柬撤军。”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澳大利亚新加坡缔结军事协议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10日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缔结了一项新的军事协议，以促进新加坡军队在澳大利亚的训练。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金·比兹利在宣布此事时说，这项协议表明两国军队之间业已存在的密切关系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同马来西亚、新西兰、英国是“五国联防”成员国。
长期以来，澳新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军事合作关系。
澳大利亚在新加坡驻有少量军队。

专栏：
穆巴拉克批评美巴勒斯坦“自治”方案
新华社开罗2月10日电埃及总统穆巴拉克10日说，美国新的中东和平计划里的巴勒斯坦自治方案是“过时的”。
穆巴拉克是在开罗举行的安全问题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说这番话的。
他说，任何人试图在1988年拾起已经放弃了7年多的戴维营协议中提出的巴勒斯坦自治方案都是不可理解的。
穆巴拉克说，美国方面曾明确谈到就这个问题的想法并未最后成形。
如果美国方案被证实是重提以前的自治方案，那他们最好另谋出路。

专栏：
美国会拒绝援助尼反政府武装
洪都拉斯陷入困境
本报讯
记者朱满庭报道：
美国国会否决里根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要求后，洪都拉斯在如何对待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问题上陷入困境。
西方通讯社透露，洪都拉斯政府认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压力有助于迫使尼加拉瓜当局实行民主化并与反政府武装谈判停火，因此希望美国继续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
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提供这种援助，这些利用洪都拉斯领土进行活动的尼反政府组织已没有在军事上取胜的希望。
如何对待这一批人使洪都拉斯当局颇费踌躇。
目前，洪都拉斯朝野反对尼反政府武装留在境内的议论不少。
执政的自由党议员奥斯卡·梅拉拉·穆里略透露，洪都拉斯议会领导已要求美国国会把“反革命分子”（指尼反政府武装）弄到美国去。
还有一种意见，即解除尼反政府组织的武装，把他们作为难民安置起来。
洪都拉斯武装部队公共关系部主任曼努埃尔·恩里克上校承认在军事上有“一项应急计划”存在，以对付在尼加拉瓜遭到失败的尼反政府武装。
因为无论洪都拉斯军人还是平民都不愿意被裹挟进去。
摆在洪都拉斯政府面前的几种选择都难实现，“因为这要求有坚定的政治决心和投入大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这些东西，洪都拉斯似乎又没有。”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美国总统和沙特外交大臣会谈
美国总统里根09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就海湾局势和中东问题举行了会谈。
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沙特外交大臣向里根递交了法赫德国王就两伊战争和以色列占领区的紧张局势所写的两封信。
菲茨沃特说，法赫德国王的第1封信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就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问题迅速作出决议。
另一封信要求继续推行在以色列占领区的和平进程。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美拒绝利比亚改善关系的建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雷德曼08日说，美国政府拒绝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提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并称只有当利比亚停止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时，美国才会作出反应。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利比亚愿同美国建立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新关系，并希望这种关系能在里根总统任期一结束就开始实施。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英比荷同意组成联合扫雷舰队
据英国《泰晤士报》09日报道，英国、比利时和荷兰三国已就在海湾组成联合扫雷舰队的建议取得一致意见。
但这家报纸同时指出，三国未能就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达成一致。
目前在海湾的扫雷舰艇中，英国有四艘，比利时和荷兰各有两艘。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西班牙和美国签订新引渡条约
西班牙和美国09日在马德里签署一项新的引渡条约。
西班牙司法大臣费尔南多·莱德斯马和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
这项新的引渡条约是在西美两国1970年签署的引渡条约基础上制订的。
新条约明确规定，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不是政治犯罪，因而将被视为引渡对象。

专栏：
议会未通过财政部预算
意大利总理提出辞职政府又面临危机
本报罗马2月10日电记者史克栋报道：
今晚19点，意大利总理戈里亚向总统科西加提出辞职，使意大利政府又一次面临危机。
总统府发表的公报说，科西加总统保留了做出决定的权利，请戈里亚总理继续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
导致这次政府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众议院未通过1988年财政部的预算。
昨天，总理府的预算也曾遭到同样的命运，只是在重新修改之后，今天才勉强通过。
为此，戈里亚总理紧急召开了内阁会议，认为“政府不能这样维持下去”，最后决定向总统辞职。
此间一些政界人士认为，戈里亚政府在议会讨论财政预算中，多次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
政府5党中，天民党与社会党的矛盾未解决，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联合基础。
意大利电视台报道时认为，戈里亚政府在意战后历史上虽然不是最短命的一届政府，但是，可以讲是最困难的一届政府。
政府辞职后，科西加总统明天将开始与前总统和各政党开始磋商。
（附图片）
02月10日，意大利总理戈里亚向总统科西加提出辞呈。
图为戈里亚总理提交辞呈后答记者问。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越南在老泰边界冲突中支持老挝
新华社河内2月10日电越南外交部发言人9日在一项声明中说，在老泰边界冲突事件中，越南“完全支持老挝保卫主权领土的斗争”。
声明引用老挝外交部5日声明的话说，老泰边界局势近日来继续紧张，“泰军在炮兵掩护下大举进攻老挝阵地”。
据来自曼谷的消息说，泰国方面谴责越南插手泰老边界争端。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否认泰国方面的指责。
声明还表示支持老挝要求同泰国举行谈判以解决边界争端的立场。
越南报纸一周来大量刊登了老挝官方就老泰边界冲突发表的声明和言论。
据报道，河内6日还举行群众集会，“声援老挝人民保卫领土主权的斗争”。

专栏：
述评
迈出了重要一步
本报记者史宗星
当科多韦斯02月09日结束在巴阿间的穿梭访问时，阿富汗问题朝着最终解决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巴阿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差距已缩小到可以达成协议的程度。
据科多韦斯宣布，多年悬而未决的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不再是个问题，两方的差距已经弥合；
在撤军的阶段安排上，苏联和喀布尔政权已同意巴基斯坦要求的撤军的头三个月内要撤走全部侵阿苏军的一半。
此外，双方同意接受联合国派遣军事人员对苏联撤军进行监督。
双方商定于03月02日重开日内瓦间接会谈。
届时，将对未来的日内瓦协议，主要是对苏联撤军的第4个文件完成定稿工作。
迄今还遗留着的许多细节问题，也在下轮会谈时进行讨论并确定下来。
在人们关注的建立阿富汗临时政府问题上，各方已大体同意以下几个原则：
成立临时政府是必要的；
临时政府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职能是监督苏联撤军，维护社会治安，安排难民返归和筹备全国大选。
作为联合国的代表，科多韦斯同阿富汗抵抗组织领导人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第1次会晤，被舆论称为积极的势态发展。
这表明，抵抗力量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得到了公认。
事情越来越清楚，把抵抗力量排除在外，不可能求得阿富汗问题的全面解决。
在迈出这重要的一步之后，阿富汗问题离最终解决的目标仍有一段距离，此间有人形象地说，“眼下好比行至江边，欲达彼岸，需要建一座桥梁，也就是成立一个阿富汗政府”。
在这座桥梁未建成之前，即使苏联撤了军，由于喀布尔政权还存在，阿富汗难以消除冲突，数百万阿富汗难民的回归也就没有可靠保证。
在巴基斯坦政府公开表明“只同合法的阿富汗政府签署协议”的立场之后，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问题越发显得迫切。
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了“两条轨道”并进的主张，即在推动日内瓦谈判进程的同时，也要解决好“过渡性安排”，因为后者是在阿富汗真正恢复和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然而就目前形势而论，这“第2条轨道”上的行进速度显得非常缓慢，因为阿富汗各方所持主张相去甚远。
喀布尔方面的主张，基本上还是它去年提出的“民族和解政府”的框架，即由现政权让出一些不太重要的职位，让抵抗力量和中立人士的代表加入进去，企图保住人民民主党主导地位。
阿富汗抵抗组织则主张成立一个由抵抗力量、难民和国内穆斯林代表组成的政府，决不同纳吉布拉的人民民主党共享权力。
对舆论所关注的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要不要回国参政问题，抵抗组织内部又有不同看法。
所以，如何使各方作出妥协，成立一个为各方能接受的临时政府，是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今后阿富汗政治解决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2条轨道”上行进速度是快还是慢。
（本报伊斯兰堡02月10日电）

专栏：
阿拉法特提出新建议
在加沙和西岸举行自由选举过渡期中以色列撤出占领区
新华社科威特2月10日电据科威特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最近在接受西德《明镜》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提出了一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建议。
阿拉法特提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自由选举，尔后的6个月过渡期中，以色列应当完全撤出其占领区。
他说，巴解组织自然要参加上述的选举，选举中获胜的党派将有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出席中东和平国际会议。
在谈到巴解组织是否愿意承认以色列时，阿拉法特说，承认以色列的问题是巴解组织将来在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他说：
“当然将会考虑承认以色列，我甚至会要求以色列参加中东和平国际会议。”
阿拉法特说，接受美国提出的把巴解组织排除在任何谈判之外的建议，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专栏：
古城柏林新老建筑浑然一体，相映成辉。
左为雄伟庄严的柏林大教堂，中为柏林电视塔，右为马克思、恩格斯桥。
新华社发

专栏：
墨西哥不属于北方
——评墨西哥拒绝加入北美共同市场
本报记者郭伟成
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1月28日公开表示，墨西哥将不会加入北美共同市场，因为墨西哥与美国在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允许这么做。
这从而澄清了墨西哥政界、经济界近日来对美国总统里根再次建议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北美共同市场的种种议论。
建立北美共同市场的设想并不是什么创新。
早在卡特总统时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提交总统的研究报告第41号备忘录中，就提出建立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北美共同市场。
当时提出这一设想是为了保证美国拥有一个最近便的石油供应基地。
对此，墨西哥舆论称之为把墨西哥作为美国“石油井”的建议。
墨西哥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寻求石油市场的多样化，以免在出口方面过分依赖某一特定市场，丧失在价格方面的回旋余地，因而一直拒绝加入这样的共同市场。
现在，里根政府再次放出空气，想把墨西哥拉进北美共同市场，据说是要推动三国之间的贸易。
墨西哥与美国有着漫长的边界，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墨西哥2／3的对外贸易是与美国进行的。
向美国的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占本国出口和进口总额的60％和64％。
由于对外贸易主要靠一个大国，造成墨西哥经济的严重依赖和畸形结构。
同时，由于经历了近年来不断发展的财政经济危机，墨西哥痛感不能使国民经济单一化，因此着力于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推动多样化的经济结构。
这不仅是争取出口产品的多样化，而且包括市场多样化，以便使国民经济拥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较大的回旋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当然不会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市场。
但是，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墨西哥不能加入美国的共同市场，因为在不平等的伙伴中不可能取得一致；
墨西哥不能加入美国的共同市场，因为那将是接受作为别人加工厂和油井的命运；
一句话，墨西哥与发达国家的结合，将违背它的历史精神。
墨西哥在拒绝加入北美共同市场的同时，却多次对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南三角共同市场表示出巨大兴趣。
因为，从根本上说，墨西哥不属于北方，而属于发展中的南方。
　（本报墨西哥城电）

专栏：
帮助学生科学地了解艾滋病
西班牙在大中学校开展宣传运动
新华社马德里2月10日电西班牙从今天起在全国大、中学校里开展一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运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西班牙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编写了《就艾滋病致各教育中心的通知》、《教育中心内的艾滋病及其预防》和《艾滋病的有关教材》三本宣传手册，并发放到全国1700所公立、私立中等教育学校及40所大学。
西班牙教育大臣何塞、玛丽亚·马拉瓦尔在今天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在全国教育中心开展的预防艾滋病运动，目的是帮助学生们对这一疾病有一个真正和科学的了解，消除他们对这种病的忌讳、无知和不必要的担心。
据此间报道，西班牙全国现已查明的艾滋病患者近800人，其中不满14岁的儿童占患者总数的4％，是欧洲儿童艾滋病患者比例最高的国家。
西班牙从去年02月就在全国开展了预防感染艾滋病的宣传，而今年这一运动将着重在学校中进行。

专栏：
欧佩克去年石油收入增加
本报大马士革2月11日电记者吕志星、周国铭报道：
去年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收入比前一年增长20％，这是该组织六年来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跌、收入逐年下降后第1次实现回升。
80年代初，世界经济萧条和石油供过于求，造成油价下跌，欧佩克石油收入由1980年的2786亿美元下降到1986年的771亿美元。
为摆脱危机，几年来，欧佩克先后采取“减产保价”和“增产保额”等措施，把油价稳定在每桶18美元的水平上。
1987年石油收入达93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0％，这给该组织带来新的希望和前景。

专栏：
欧佩克坚决实行减产保价政策
今年每桶油价可望达18至20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江红）为反击西方石油公司压价，保卫官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已经大幅度压缩了产量。
据欧佩克主席卢克曼宣布，今年01月，欧佩克石油日产量已下降到1460万桶（伊拉克除外），比该组织规定的日产限额低80万桶，比去年12月的实际日产量减少350万桶。
国际能源机构和路透社驻中东、西欧、亚洲和拉丁美洲记者分别对当地石油贸易商、轮船公司、石油公司和石油分析家进行的调查结果，也证明欧佩克今年01月份产量出乎意外地“急剧下降”。
欧佩克这次减产的特点是，各成员国行动一致，在去年年终会议协议上签字的12个成员国的日产量都已降到配额以下；
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的伊拉克的日产量也减少了10万桶。
海湾成员国是这次减产的骨干力量，沙特阿拉伯则起了带头作用。
它的日产配额为434万桶，去年12月日产420万桶，今年01月又降到400万桶，甚至有人估计它的日产量已降到350万桶以下。
在欧佩克坚决实行减产保价的推动下，一些非欧佩克产油国也相应采取了合作态度。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自2月01日起把向美国出口的每桶轻油价格提高30美分。
阿曼和挪威政府最近分别决定减产5％和7．5％。
欧佩克和一些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而西方的石油消费量并没有相应减少。
01月份以来，西方大量提取库存以弥补不足，仅西方石油公司每天提取量就达300到400万桶。
欧佩克市场监视委员会主席、阿联酋石油部长奥泰巴估计，按照这个速度，在2月底或3月初西方石油公司将基本提完库存，不得不重新回到世界石油市场寻购欧佩克石油。
随着欧佩克减产，目前世界现货油价跌势基本停止，在略低于欧佩克官价的水平上小幅度沉浮。
近期油价走势如何，欧佩克和西方石油界分析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现货油价不久将会反弹。
委内瑞拉、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等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部长们认为，在西方库存基本提完之后，现货油价可能在第1季度回升到欧佩克官价水平。
一些西方分析家也作出了相同预测。
欧佩克主席卢克曼9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石油工业会议”上发言时预测，只要西方石油公司进行合作，今年全年每桶油价可以保持在18到20美元之间。

专栏：
欧共体特别首脑会议开幕
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11日电为期两天的欧洲共同体特别首脑会议今天上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
1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将就削减农业开支、增加对欧共体经济后进地区的财政支援、内部自身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英国摊款回扣等问题进一步协调立场，并将讨论以1992年实现欧洲统一大市场为目标的共同体财政改革计划（即德洛尔计划）。
就这一计划达成协议是本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会议由欧洲共同体理事会执行主席国——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主持。
这次会议是去年12月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继续。
共同体各国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虽然进行了双边、多边磋商，在一些较为次要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各自的立场仍无明显接近。

专栏：
波兰在近海发现油田
新华社华沙2月09日电波兰迄今已在波罗的海大陆架探明了6个油田。
据波兰专家最新估计，这些油田投入开采后石油年产量可达200万吨。
波兰、民主德国和苏联合营的“彼得波罗的海”石油勘探联合企业已在波罗的海南部沿海进行了7个探测季的工作，共钻井25口，其中12口发现石油，共探明6个油田。
据波兰人士估计，波兰波罗的海大陆架每年石油开采量可比陆地石油开采量多十几倍。

专栏：
第39届国际玩具展览会结束
新华社纽伦堡2月10日电历时7天的第39届纽伦堡国际玩具展览会今天结束。
据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出口部副总经理翟明月介绍说，该公司这次组织了江苏、上海、浙江、天津和广州等8个分公司的千余种毛绒、木制和铁编玩具参展。
其中仅江苏省生产的毛绒玩具“河马”就成交了近15万美元。
翟明月说，中国参展的玩具小型多样，适合欧洲人送礼的习惯，在欧洲的市场需求很大，由于品种比较齐全，为顾客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很受欢迎。
但他也指出，一些单位通过外商进行低价倾销。
这样不仅没有打开新市场，反而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
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古城纽伦堡举行的一年一次的国际玩具展览会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展览会，在国际上负有盛名。
参加本届展览会的共有40多个国家的近2000家公司。
展出的产品以毛绒玩具、玩具娃娃、游戏玩具（如棋类等），轨道模型和遥控飞机等传统玩具为主。
（附图片）
02月02日，第85届美国国际玩具博览会在纽约市的世界玩具中心开幕。
图为玩具模特儿身着鬼怪服在纽约市世界玩具中心的门口招徕观众。
高学余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专栏：
美国今年石油需求量继续上升
平均每天增加14万桶
新华社华盛顿2月10日电美国能源部在季度展望报告中预计，1988年美国的石油需求量平均每天将增加14万桶，达到1666万桶，这将是美国石油消费连续第3个增长年。
今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将从去年的平均每天580万桶上升到604万桶，进口石油在其石油消费量中的比重将从35％上升到36％。
1977年这一比率曾达到46％。
预计今年美国平均每天的石油产量将比去年减少13万桶，降到818万桶。
报告说，1988年世界平均每天的石油需求量将增加64万桶，达到4900万桶。
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平均每天的石油产量为1929万桶，比1986年减少45万桶。
预计今年01月份该集团平均每天的石油产量为1740万桶或更少一些。
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今年的石油产量预计平均每天增加35万桶，达到2710万桶。
报告说，“东方集团国家”今年的石油出口量预计平均每天将减少10万桶，降到210万桶。
报告预计今年第1季度世界石油价格平均为每桶16美元，到1989年初将上升到每桶19美元。

专栏：
美国警察加强反毒品武器装备
新华社华盛顿2月10日电据此间今天的报纸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警官不久将配备9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武器，警备车上也将装备霰弹枪，以加强“反毒品战的火力”。
报纸援引华盛顿警察局局长莫里斯·特纳的话说，加强武器装备旨在对付毒品走私犯持有的杀伤性武器。
特纳说，仅在今年头40天，就从毒品贩子手中缴获了388件武器，其中大部分是自动和半自动武器。
去年在华盛顿逮捕200多名来自纽约的毒品贩子。
今年该市的人命案中有75％与毒品有关，而去年的比率是57％，1985年为17％。

专栏：
苏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撰文
主张在地下建核电站
新华社莫斯科2月10日电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认为，在高度安全的核发电机组问世前应将核电站建在地下。
萨哈罗夫的文章刊登在10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上。
他认为，在核反应堆设在地面的情况下，任何技术措施都只能保证局部的安全。
即使在和平条件下，颠覆或恐怖活动也会使核电站酿成大祸。
萨哈罗夫强调，必须完全禁止或立即停止在地面设置核反应堆，尽快设计地下核电站。
他说，虽然施工费用要增加近20％，但同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80亿卢布损失及无法挽回的生命、健康和心理损失相比，费用并不算大。

专栏：
英国议会下院通过提案允许电视转播辩论情况
本报伦敦2月10日电记者李云飞报道：
02月09日晚，英国议会下院以318票对264票通过了一项提案，同意将其辩论的情况由电视台实况转播。
下院是英国一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立法机构，因此辩论往往十分激烈。
在议会开会期间，每天下午都要进行辩论，星期二和星期四则是首相必须出席的时间。
上院早在3年前就已经对电视镜头开放了，而下院的辩论情况，则不允许转播。
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少见的。
从这次投票的情形看，执政和在野双方的壁垒并不分明。
以执政党为例，首相撒切尔夫人投了反对票。
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内政大臣赫德则投了赞成票。
反对者所持的理由是，电视镜头对着议员会影响辩论的进行；
赞成的人则认为，议会的辩论应当更加开放。

专栏：
在我们生活里
生活，人们喜欢把它比作万花筒，它不仅包罗万象，丰富多采，而且纷繁复杂，变化无穷。
在改革与开放的今天，生活尤其是这样。
改革与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新生事物，它们与原有的旧思想，旧观念，旧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旧事物必然地要发生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摄影画刊“在我们生活里”，希望和广大读者一起，透过摄影机的镜头，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行观察、思考、分析和评价，以期在改革开放之中，为我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变革做一点除旧布新的工作。
·编者·
（附图片）
《辞礼书》
山西省临汾市尧庙乡东赵村村民赵明的二姑娘要“出阁”了。
老赵与老伴合计：
大女儿出嫁摆了40桌酒席，一天花了1000多元。
虽说家里有台“四轮”跑运输，可挣钱再多，也经不起这样花销。
老俩口下决心，二女结婚一律不收赐礼。
瞧，老赵把《辞礼书》端端正正贴在墙上了。
赵炳耀摄姚建红文
一个女模特儿的悲剧
江苏省六合县十九岁的农家姑娘陈素华，1985年被南京艺术学院招聘为模特儿。
后来她因病回家休养，乡里人无知地视模特儿为娼妓，天天有人对她指戳甚至羞辱。
陈素华由此被逼得神经失常。
这是神情恍惚的陈素华在反复地念叨：
这是艺术，这是艺术。
　新华社记者　丁峻摄
愁煞贺喜人
画面上两个姑娘正用1000元钱拼贴囍字，准备送礼贺喜。
这是作者于元月在湖北省监利县朋友家拍的。
朋友的老母满面愁容对我说：
“为儿子娶媳妇花了四五千块，背了一身债，不这样我要被人家笑话的。”
袁迎光摄
似有似无的禁止牌
湖北省襄樊市的建华路口，每天早晨、黄昏摊贩云集，使行人拥挤，车辆难行。
这里虽有禁止牌，却是禁而不止。
贾林伟摄
卜卦岂能知命运
这是作者于1987年12月，在河北邯郸附近的黄粱梦庙会上拍摄的一个镜头。
这些青年男女围着算命人，卜卦自己的命运。
这与当今的时代多么不协调。
新华社记者　刘志伟摄
50多岁的光棍找媳妇
山西省左云县陈家寨乡婚姻介绍所，来了一位58岁的老光棍刘升。
他向人叙述着：
过去腰里没钱，炕上没棉，哪敢想娶媳妇。
如今，俺刘升变样了……接着，他不好意思地对介绍所的同志说：
“请给我找个合适的。”
王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