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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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派赴各大单位参加团以下单位整党的调研组，已进行了五个月的工作。
从9月12日到17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召集调研组的同志汇报座谈基层整党和端正党风的情况。
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在会上讲了话。

座谈会认为，全军团以下单位的整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仍要继续抓紧，善始善终、保质保量地完成整党任务。
整党工作结束后，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切实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
当前尤其要普及、深化正确对待革命军人的得与失的教育，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提高党员和干部战士的认识，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会议联系部队情况分析了当前全军的党风形势，认为军队今年来党风有明显好转，这也是整党所取得的一项巨大成果。
军队要在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这是中央军委提出的号召，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坚决响应，保证这一决心如期实现。
现在离年底还有三个多月，目前最要紧的是做到两条：一是要全面看，二是要抓紧干。
首先要看到，中央机关八千人大会之后，军队各级领导带头，全军上下为促进党风好转做了很大努力，党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个基本的、主导的方面必须充分肯定。
同时又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看到全军实现党风根本好转，还要作很大努力。
党风根本好转，是党的十二大针对十年内乱的恶果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严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不能把根本好转理解为党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也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装入党风的框子里。
好转，并不意味今后就不会发生问题了，而在于能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这些新发生的问题。
这里最重要的标志，是看党组织的战斗力是不是提高了，反对、清除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的能力是不是增强了。
这样来看，才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才有信心、才有勇气为党风根本好转而奋斗，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各级领导、每个党员和全军同志，都能以坚定的态度、积极的行动，自觉地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单位做起，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为党风的根本好转贡献自己的力量，军委年初提出的号召就一定能如期实现。
===== 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进入收尾阶段-查清一批大案要案，半数案件已处理？
这次检查对实现军队党风根本好转，加强经费物资管理，促进部队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乔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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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洪学智说，这次检查对于实现军队党风的根本好转，加强经费、物资管理，促进部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大检查，全军共抽调两万多人，组成八千多个检查组，对全军各大单位机关和部队的团以上单位进行了检查和重点抽查，其检查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整个检查工作进展顺利，发展健康。

各大单位检查组向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领导小组汇报的情况表明：全军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基本是好的。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主要是贪污受贿、投机倒把、滥发奖金和补贴、私分公款公物、生产经营上当受骗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有的是经党委集体讨论的；
有些还涉及领导干部。
各级检查人员敢于碰硬、敢于揭露矛盾，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支持下，查清了一批大案要案和重大问题。
各大单位本着对执法犯法的从严、对性质恶劣的从严、对边查边犯的从严、对抗拒检查的从严、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从严的原则，查清一件，处理一件，该处分的处分，该赔偿经济损失的赔偿经济损失，该送交部队或地方执法机关判刑的判刑。
目前，已有半数案件处理完毕。

各级党委在检查中把思想教育贯穿始终，使广大干部战士从一些违反财经纪律的事例中接受了教训。
沈阳、兰州、广州、济南军区和空军等单位，通过座谈讨论、上法制课、讲党课等各种形式，增强干部战士的法制观念和对遵纪守法重要性的认识。
各大单位还表彰和树立了一批维护和执行财经纪律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少单位研究和探讨了新时期加强部队财经工作建设问题，初步拟定了整改方案。

作者：王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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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子卿今年四十九岁，是西安测绘研究所副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
1984年2月15日，魏子卿作为我国的访问学者去美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俄亥俄州大学测量系进修。
他选中当今世界上带有开拓性的人造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技术进行研究，完成了四个科研项目，开发了人造卫星定位的软件，提出了新观点，俄亥俄州大学四次选派他作为该校代表，到国际测量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
国际测量协会第一副主席、美国著名教授缪勒等人，称誉他是“当今世界的卫星大地测量专家”。

魏子卿今年7月21日回国后，立即把自己在国外提出和研究的新观点、新技术运用到该所有关的研究中，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卫星定位的精度。
在这之前，他还在国内参加了九项重大科研课题的设计和研制。
其中，他研究的海上大气折光修正，为在海上试验我国运载火箭提出了有实用价值的模型；
他和同伴首次在国内成功地编制出多普勒计算软件，根据这一软件推算出的地心坐标系转换参数，已经被国家审定采用。

作者：简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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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经济学是从经济角度去研究国防军事和军事工业的科学，同时也是一门从军事角度去研究经济的科学。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国防现代化意识，开拓新的知识领域，北京大学开设了这门新课程，除本校教师外，还聘请了国防科工委、总后勤部的专业研究人员为客座讲师。

这门课程共分三十六学时，主要内容有：国防经济学发展简史、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武器系统的价值分析与系统分析、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目标、战时经济与战后恢复等。

作者：丁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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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泗洪县退伍军人两用人才介绍所，根据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和部队培养两用人才的新形势，努力使工作走向系列化，由单一介绍型发展为预约培养、介绍使用、扶持致富、培训提高型，做到荐才、用才、育才配套成龙，使人才介绍工作有很大发展。
广大退伍战士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几年来共使用退伍军人两用人才一千七百六十四人，占退伍军人两用人才总数的98％。

作者：杨晓刘世仁王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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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沈阳军区某教导团十连连长王凤文由一名信奉“拳头底下出好兵”的“粗暴连长”，转变为“以情带兵，以法带兵”的“爱兵标兵”，经过了一段痛苦的裂变。
透过他走过的这条弯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带兵人扭曲了的管理思想——打骂战士可以出战斗力；
体罚战士总比不管强；
即使受了处分，也是好干部犯了一个“光荣的错误”。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才使这位连长吃了一颗自种的苦果。
现在，我们把这位连长的酸甜苦辣推荐给大家品一品，或许有助于带兵人悟出些有益的道理来。

杨晓 刘世仁

作为一名连长，我愿意向同行们说说我在带兵中走过的一段弯路。
假如我的教训能引起更多带兵人的警觉，我就感到欣慰了。

我是去年4月由指导员改任连长的。
当时，由于连队刚刚组建，加上施工条件艰苦，任务繁重，战士中出现了无故旷工、顶撞领导、打架斗殴、私自离队等现象。
对这些问题，我不是积极地去做思想工作，而是套用地方上经济制裁的办法，在连里规定了“私自离队罚款三十元”、“无故旷工罚款五元”等十来条“土政策”。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一部分战士慑于罚款的威力而有所收敛，另一部分战士则破罐子破摔，违纪现象还是不断发生。
对此，我并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在经济制裁的同时又加上了强制手段——打骂体罚。
结果，从表面上看，战士不再无故旷工，也不敢私自离队了，可实际上战士和我的对立情绪更大。
有的趁师团领导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机会反映我的问题，有的向上级机关写信控告我，还有的给我写恐吓信，准备对我进行报复……结果，我受到了纪律处分。

在上级处理我的问题时，开始我有些想不通，认为这样做虽然违反纪律，总比不抓不管强。

在各级领导的帮助下，我重新学习了我军宗旨和条令条例，对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我们是人民军队，官兵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作为干部，只有帮助教育战士的责任，没有打骂体罚战士的权利。
对战士打骂体罚不是严格管理，而是军阀作风，不仅违反了我军纪律，而且是违法的。
靠打骂体罚管理部队，是管理能力差、水平低的表现。
于是，我逐个找被处罚过的战士谈心，向他们承认错误，诚心诚意听取他们的批评。
对调到兄弟部队和已经退伍的战士，也都专程赶去赔礼道歉，退回罚款。

战士的胸怀是宽阔的。
他们被我的真诚所感动，不仅原谅了我的过错，还鼓励我不要心灰意冷，要振作精神大胆工作，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我暗下决心：要把“兄长情”倾注在战士身上，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
连队喝开水比较困难，我就和其他干部商量买了茶炉和水壶。
炊事班战士刘学仲的父亲因车祸压断了双腿，我知道后，就从工资中拿出二十元钱以刘学仲的名义寄了去，并建议党支部从生产收益中拿出三十元给刘学仲作困难补助。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由于我真心实意地改正错误，战士们更加信任我，尊重我。
现在，我们连上上下下心情舒畅，干部战士情同兄弟，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前不久，我连参加上级的考核验收，六个科目全部获得优秀成绩，我本人也被集团军树为“爱兵标兵”。

某教导团连长 王凤文

作者：马文科韩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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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文科、韩群飞报道：9月15日，老山前线某部党委表彰了一批在边境防御作战中涌现出的功臣模范，号召全体指战员向他们学习。

最近以来，越军几乎每天向我云南边境地区开枪开炮，实施袭扰。
面对敌人的猖狂挑衅，老山前线某部指战员奋勇还击，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一天，越军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偷袭。
在某高地担任观察任务的五连战士苏智强，多次准确地呼唤炮火。
敌人一发炮弹在苏智强身边两米处爆炸，右眼被炸伤，他强忍剧痛，一颗又一颗手榴弹投向敌群，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
某部副班长陈维旺在战斗中，被敌人炮弹炸断右臂，他继续给炮兵指示射击目标，击退了越军的进犯，荣立二等功。
某部六连代理排长吴志新和战士侯继省、张书全、陈新生，在敌偷袭我某阵地的关键时刻，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了一个漂亮的出击战，被誉为“阵地四勇士”。
一天夜里，战士王安军、任茹冬向某高地送食品途中突然遭敌阻击，两人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苏醒后，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将食品送到前沿，为战斗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部队党委给他俩追记一等功。
某部六连三班，涌现出两名神枪手。
班长刘洪民、战士李振全在还击越军进犯的战斗中，机智灵活，寻机歼敌，用狙击步枪分别毙敌十多名，创造了战区个人毙敌高纪录，双双荣立一等功。

作者：龙运河
版面：头版

8月12日至24日，海军组织了十余所院校一百多名学员登舰出海，到大风大浪中实习、锻炼。
学员们以甲板为课堂，开展各项活动，增强了献身海防建设的事业心。
图为学员们在观测海上目标。

龙运河摄

作者：赵充增王国栋
版面：头版

8月17日上午，云南老山前线某部汽车连战士张建虎，驾驶解放牌汽车行至麻栗坡县城以南的盘龙江畔时，由于洪水冲袭，路面倾斜横滑，滑进波涛汹涌的盘龙江中。
过路的麻栗坡县天保农场子弟学校校长刘基全，女教师丁家坤见此情景，迅速向江边奔去。
刘校长顾不得脱去衣服皮鞋，一个箭步跃入江中。
驾驶员张建虎侥幸从驾驶室里爬了出来，连呛浑水。
刘校长奋力朝张建虎游去，赶到已昏迷的张建虎身边，用力将他拖出水面，女教师丁家坤也不顾年高体弱，毅然跳进江中和刘校长一起，协力把张建虎救回岸上。

战士得救了！
人民教师奋勇抢救前线战士的英勇事迹很快传开。
教师节前夕，被救战士所在部队首长，专程来到农场子弟学校登门致谢。

作者：千里雪
栏目：集思广益
版面：头版

作者：董其
栏目：集思广益
版面：头版

“讨论来讨论去，该失还得失。”
面对正深入展开的得失观大讨论，有的同志这样认为。

失，这是肯定的。
因为军人职业的特殊性，注定我们要作出自我牺牲；
因为讨论毕竟是一种思想教育形式，不可能把实际问题也包揽解决。
但是，参加这次讨论，能把认识得失的立足点校正过来；
能帮助我们认清失的价值，看到不是“唯有我失”；
能把带牢骚抱怨的情绪变为甘心情愿、理通气顺的精神状态；
能把对得失的感性认识开华到自觉的高度。
失，尽管还是失，但对失的认识已有了质的区别。
一些先行单位的经验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许多同志也将随着讨论的深入而真切地领略到讨论的裨益。

作者：赵朝成张跃明
版面：头版

本报讯 赵朝成、通讯员张跃明报道：中秋佳节前夕，广西边防某部排长魏清浩，与南宁市女青年李云萍结为伉俪。
至此，广西军区领导和机关已为三十七名边防大龄干部解决了婚姻难题。
广西边防部队许多干部因守边防，顾不上个人的婚姻大事。
广西军区领导和机关对边防干部的婚恋问题非常关心。
干部处对边防大龄干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底，把这些干部的家庭情况、经济条件、个人爱好、德才表现等，一一造册登记，并备好照片，然后与地方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共同为边防大龄干部解决婚姻问题。
广西边防英模事迹得到广泛宣扬后，许多地方女青年给广西军区领导和机关写信，要求在边防部队找对象。
机关的同志细读每一封来信，并及时回复，同时向大龄干部作介绍，让有情人成为眷属。

作者：董遂宽吴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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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9月19日电 董遂宽、吴建国报道：为期一周的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展览今天在这里拉下帷幕。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老山魂》等九部纪录影片引起较大反响。

这届电影周是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及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等六家单位联合举办的。
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的九部新作，为人民群众进一步加深对军人的理解搭起了桥梁。
大型彩色纪录片《老山魂》，以大量真实生动的感人镜头，记录了前线指战员们为捍卫神圣领土可歌可泣的事迹，反映出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次影展还有首次反映新中国海军组建以来的纪录片《南亚行》，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而摄制的大型彩色专题组片《今日长征路》等影片。

作者：李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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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山
版面：头版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准确地征集整理和编撰有关红军长征的权威性史料，全书分六册，共约二百万字。
仅第二册就收集了长征历史文献资料二千八百多件，大部分是未公开过的文件和资料。
第六册为反证资料，选编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的文电和国民党军将领忆述红军长征的文章。

《长征》史料丛书，去年3月开始编撰，全军九个大单位参加，由军事科学院汇总，杨得志、宋时轮、秦基伟、颜金生主持编审工作，预计明年出书。

作者：高希华
版面：头版

老山前线的英雄事迹，使李宁先生非常感动。
为表达其对祖国、对解放军热爱之情，他捐赠了这批礼物。

作者：徐向前
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的日子，已载入我国民主革命的光荣史册。
它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南方移到北方，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纪念长征，仍具有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中显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自力更生、团结战斗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支部队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
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力地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北上，为革命武装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一度使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遭受过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艰难、曲折、复杂，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一）

红四方面军源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西征转战三千里，于年底进军川北，开创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逾五百万，形成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严重危及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配合了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认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曾要求党中央速派一批得力干部，加强对陕南和陕北游击运动的领导，以便使川陕根据地有巩固的战略后方，直至与新疆打通联系，进而发展西南、西北的革命形势。
可见，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乃是土地革命战争进程中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那末，至1935年上半年，川陕根据地才形成两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撤出那里，实行战略转移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说起。
因为一定历史时期、历史环境的形势和条件，是规定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任务的基本出发点。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立脚生根，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敌人营垒的矛盾和缺口。
那时，四川军阀各领“防地”，混战不已，并且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剿赤”，从而给了红军以可乘之隙。
但是，从1933年秋末起，这个条件便逐步发生了变化。
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形成以刘湘为头子的相对统一局面；
红军经过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迅猛发展，直接危及各路军阀的生存。
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向我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
1934年8月，敌六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后，四川军阀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请其派兵入川，统一指挥“剿赤”事宜。
早就觊觎“天府之国”的蒋介石，岂能错过此等良机！
他立即制定“川陕会剿”计划，令胡宗南部入川，上官云相等部向川陕边逼近，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我军于大巴山下。
短时间内，敌在我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达二百个团以上。
一旦“会剿”开始，我军势必处于背腹受敌的危险境地。
因而，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川陕会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新战略是：并进合围，步步为营，全面封锁，持久作战。
我军要固守根据地，打破敌人的新“围剿”战略，就必须拥有足够支持持久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
然而，川陕根据地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消耗，尤其是十个月反六路围攻战役的巨大消耗，已是元气大损；
张国焘推行王明一套“左”的东西，更加剧了自己的困难。
要粮没粮，要款没款，要兵员没兵员，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总部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任务。
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拟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部，夺取甘南的碧口及文、武、成、康地区，补充自己，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
接着，我军即发起广（元）昭（化）战役。
但这一仗打得不理想，未能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力量，只好另寻战机。
那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黔边，急需四方面军策应。
1935年1月22日，中央电令我军全力西渡嘉陵江，在广大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入川。
据此，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一面令部队迅速造船，一面以一部兵力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为强渡嘉陵江创造条件。
东线那边，逐步收缩，尽力迟滞敌人。

陕南战役，达到了调动沿江敌人的目的。
但红一方面军土城一战受阻，决定改向川黔滇边转移。
我军因受中央1月22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在东线、南线敌人压迫下，已陆续放弃万源、通江、仪陇等县城，主力集中在嘉陵江东岸的苍溪、旺苍、南江、巴中间，如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一是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二是为了创造战机，进取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

3月28日夜，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
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中纵队三十军，首先强渡成功，席卷沿岸守敌。
阆中以北的左纵队九军及苍溪以北的右纵队三十一军，亦相继突破敌江防，向纵深发展。
次日，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投入战斗。
我各路部队如猛虎扑羊，横扫沿江敌人，取南部，克剑阁，4月2日一举拿下天险剑门关，进而攻占昭化，包围广元，沿江四百里的江防地段，均落入我手。
接着，我军乘胜西卷，围江油，进占中坝、彰明、北川。
这时，我们想集中兵力，北进迂回碧口，进取文、武、成、康地区。
我给张国焘发报，左催右催，他就是不表态。
那时，他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和陈昌浩忙于指挥大搬家，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待命行动。
强渡嘉陵江战役，遂于4月21日结束。

是役历时二十四天。
我军跨江而进，横扫直荡，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县城，歼敌十二个多团，共一万余人。
因张国焘迟疑不决，致使北进甘南的战机丧失，“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
这是战略上的失策。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仅留下千把人枪打游击，力量太小，后被敌人瓦解和消灭。
如果把红三十三军（原川东游击军）留下，情形会好些。

总之，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
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等等因素，决定我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另寻出路，图存发展。
这与整个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密切相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二）

1935年5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西进川西北，接应红一方面军，遂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蒋介石为防止我一、四方面军“合股川西”，以便各个击破，调动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围堵，企图将我军主力聚歼于江油、中坝地区。
5月上旬，我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
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上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中旬进占茂县。
继以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进克理县，逼近汶川。
另一部沿岷江北上，进据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

我们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5月下旬，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地区，消灭守敌邓锡侯一部。

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
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振奋。
各部队派人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往一方面军驻地，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行动方针。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听取了李先念介绍的情况，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北上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边。
为此，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28日，作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
同时，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
具体部署是：以岷江东岸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牵制川军及胡宗南部南向。
岷江西岸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北进松潘地区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侧背，攻取松潘。
右路由陈昌浩率领，中路由徐向前率领，左路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
7月6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中、右纵队，从理县、茂县出发；
岷江支队也开始行动。

胡宗南发现红军企图攻击松潘，北进甘南，乃将主力二十七个团，集结在松潘、漳腊、南坪一线，凭险扼阻。
追击红一方面军的薛岳部，亦从川南北进川甘边，配合胡敌截击我军。
我一、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后，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均为川军占领。
敌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压入荒无人烟的草地，陷我于不战而毙的绝境。

大敌当前，情势艰险，党和红军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但是，两军会合后不久，这种团结便受到损害，并且发展到日趋明朗化的地步。
察其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和中央闹对立，同时教条主义者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张国焘与中央闹矛盾，始自战略方针问题。
当两军会合时，中央主张北上，他则主张南下，这才召开两河口会议，统一战略思想。
他见一方面军损失很大，兵力不多，野心便油然而生。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他竟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
此后，又不断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人家瞧不起四方面军这些老土”等，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
博古、凯丰等人亦不顾两军团结的大局，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乱扣帽子，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
这些做法，伤害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感情，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

在芦花，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
毛泽东同志亲自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投予我，以表彰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
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同我谈两军加强团结、取长补短的问题。
鉴于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我们建议，从四方面军抽几个建制团补给一方面军；
也请调些干部来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
经中央批准，我们调了三个团共三千八百人去一方面军；
从一方面军调来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同志，在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
7月18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
20日，决定调整军队组织系列，组成前敌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
这是一次缓和矛盾、增强团结的会议。
中央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作了肯定评价，没有出现新的争执，大家都很高兴。

为夺取松潘，我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及一部兵力，于7月22日出发，向毛儿盖进军。
在毛儿盖，组织部队多路突击松潘。
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装备太差，不论正面进攻或迂回突击，均难奏效。
此路不通，只得另辟北进的通道。

（三）

8月初，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
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夏洮流域，进据甘南。
会上，我和陈昌浩提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
张国焘则主张，兵分左右两路北进。
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
以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取阿坝，控墨洼，继出夏河；
以一军、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率领，穿越草地，出巴西、班佑地区北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经阿坝前进。
彭德怀率三军及四军一部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张国焘野心不死，会后又节外生枝，要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于是，中央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粉碎了张国焘的篡党夺权企图。
那时，部队在毛儿盖地区陷于绝粮困境，吃野菜、黄麻，嘴巴都吃肿了。
我着急万分，催张国焘出发。
中旬，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出动。
右路军这边，则积极进行穿越草地的准备工作。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战略行动方针。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沙窝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毛泽东首先发言，强调了北出夏洮流域后向东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
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红军北出后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
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向西，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
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甘南。
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而不是相反。
阿坝可速打一下，但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
总之，必须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一致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出主力，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从阿坝地区东折，向右路军靠拢，共出甘南。
会后，党中央及前敌指挥部分别将这一决定，电告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

根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右路军从8月21日相继出动，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
经五昼夜行军，终于穿过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区。
8月29日，我四军、三十军歼灭了离巴西、班佑不远的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毙伤俘敌约五千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全军打开了北进通道。
这时，为集中乓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
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
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
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
9月8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
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
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台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
张国焘9日复电，仍坚持南下。
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11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我们得知后大吃一惊。
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
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穿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四）

南下之初，左右两路军向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
在卓木碉（足木脚），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利用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一事，大肆煽动，公然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反映了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蒋介石发现红军少部兵力北上，大部兵力南下，乃令薛岳等嫡系部队和川军向川西南地区集结，准备与我决战。
10月8日，我左、右两路纵队发起进攻。
十多天内，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及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共击溃刘文辉部、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10月24日，我军展开第二个战役。
十余日内，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进围名山，前锋直逼邛崃县境，共毙俘川敌五千人以上。
再打下去，便是人稠粮丰的川西平原，利于我军获得较大补充。
刘湘为确保成都、重庆，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向名山东北集结，连同原来的守敌，共八十余团，堵击我军。
11月中旬，我军再次发起进攻，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沿名山、邛崃间的大道，破垒前进，连克重镇百丈及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
19日，刘湘挥军反扑，以十几个旅在飞机掩护下向百丈猛攻。
敌我双方恶战七天七夜，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满地，战况惨烈至极。
这场决战，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万余人，但未能战胜敌人。
刘湘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薛岳的大军又压了上来，我们深感兵力不足，遂被迫从战役进攻转入防御。
部队撤离百丈、荥经地区，转至九顶山、天品山、莲花山一线，与敌对峙。

这时，川军主力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李抱冰部则位于西南的康定、沪定地区，层层筑碉，严密封锁，伺机发起大规模进攻。
我军东出或南出已不可能，只好蹲在川康边过冬。
那里汉藏杂居，人口稀少，粮食、物资极为短缺。
当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部队靠制棕榈衣御寒，挖土豆、野菜充饥，伤病员大量增加，缺乏医药治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事实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呢？

第一，脱离了全国尤其是北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
他置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于不顾，看不到正是这种矛盾，已成为变动国内阶级关系和规定历史进程的支配力量；
看不到由于日寇的侵略，已在“落后”的北方，掀起民族革命的巨浪，造成有利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看不到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只有向北方转移，勇敢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重任，才能取得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粉碎蒋介石的“灭共”阴谋。
因此，否认党的战略重心和武装力量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必要性、迫切性，致使四方面军的作战仍局限于“苏维埃运动”的范畴，与民族矛盾上升的总趋势脱节，这就不能不孤立自已，限制自己，直至走向进退维谷的境地。

第二，无视敌人营垒的重大变化，与蒋介石的“灭共图川”计划碰个正着。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正是蒋介石大力笼络和控制四川军阀，加紧其“灭共图川”步伐的关键时刻。
四十万川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整编，砍掉了三分之一，军官普遍进峨眉军官训练团轮训，各级派政工人员监督，装备物资得到很大补充，战斗力有相当大的增强。
蒋介石为把“天府之国”变成他“复兴民族”的战略大本营，还利用嫡系大军入川之机，将“剿匪”指挥中心“武汉行营”迁到四川，改为“重庆行营”，并大力鼓吹“建设四川”，采取取消军阀“防区”制、“刷新”川政、训练和委派各级政权骨干、整理财政金融、兴建五大干线公路、层层筑碉设防等一系列措施。
截至当年8月，四川境内修筑的碉堡达一万四千八百余座，比历年在江西“剿共”修筑的碉堡，还多二百余座。
张国焘无视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和敌情的重大变化，捧着老“皇历”不放，只有碰壁一途。

第三，夸大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
张国焘乍到川西北，就建立所谓“联邦政府”，一直宣扬在川康边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和内地一样的革命形势，可以形成军队和政权去战胜敌人。
殊不知革命的不平衡性，乃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之一。
那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受军阀和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自发革命愿望，但他们在历史上与汉族形成的民族隔阂相当深重，短期内绝不易消除。
奴隶制盛行，宗教势力极大。
加之，地广人稀，刀耕火种，粮食和物资极端匮乏。
这就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同内地有很大差别，不具备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
张国焘抹煞这种差别，要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制造革命形势，搞一块天下，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分裂不得人心。
张国焘南下之初，便另立“中央”，从组织上公然分裂党。
他的错误战略行动方针，是同分裂主义搅在一起的，必然遭到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不满和抵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困难，处境的恶化，这种不满和抵制，愈来愈扩大，愈来愈增长，波及全军上下，不可遏止。
因而，南下作战或建立根据地，也就丧失了群众基础。

（五）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立住了脚跟。
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一方面军的英勇长征，肯定了党的北进路线的正确性。
同时，派张浩（林育英）同志回国，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

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路线基础。
“决议”要点发来，我们极为兴奋，深有“柳暗花明”之感。
朱德同志和大家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取消这边的“中央”，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以便在新的战略策略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加紧同中央电报来往。
经中央同意，这边取消“中央”后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这样，重新恢复党和红军的团结，就有了好的势头。

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更使我们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深远意义。
1936年2月间，蒋介石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我大举进犯。
经一周激战，我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
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同时，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供四方面军选择：一是北上陕甘；
二是就地发展，夺取四川；
三是南下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向云贵边发展。
方面军总部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北上。

2月下旬，我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兵分三路，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
准备在该地区稍加休整补充，即北上陕甘。
因当时二、六军团已转战到川黔滇边，拟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决定，四方面军暂就地休补，待接应二、六军团后一道北上。
我们都同意。

部队一面发动群众，一面整编训练。
整编后的四方面军，辖四军、五军（原五军团与三十三军合编而成），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师、抗日救国军、红军大学等。
因南下期间部队损失很大，由八万余人降至四万余人，故整编中砍掉了一些师、团的建制，并尽力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
4月中旬，我们派四军、三十二军一部南下，歼敌两个多团，占领东、西俄洛，将李抱冰部阻于雅江以东，以策应二、六军团北上。

在此期间，西北的局势发展很快。
我党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并积极开展杨虎城的工作。
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继而转为西征，向宁夏境内发展。
5月下旬，中央来电，要求四、二方面军早日北上，或出青海，或出甘肃，以便三大主力红军并肩战斗，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
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待二方面军上来后，立即北进。
6月中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
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也是党的团结方针的伟大胜利。

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跟进，共同北上。
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
他在7月10日致电党中央：“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
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
他在甘孜，在行军途中，分别找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谈话，了解过去党内分歧的经过，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
弼时同志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
中央同意他的意见。
7月27日，中央批准这边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工作。

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团结战斗，排除万难，于8月初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包座地区。
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在望，令人振奋，令人鼓舞。

（六）

蒋介石发现我军北上，急令甘南、青海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马步芳等部，布防堵截。
同时，令解决“两广事件”的胡宗南部，从长沙回师，兼程向陕甘开进。
中央指示我们，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以打破敌人的堵截计划。

据此，我们制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
决心乘敌尚未部署就绪，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北进陕甘苏区。

8月5日至12日，由四方面军组成的第一、二纵队，二方面军组成的第三纵队，相继出动，向甘南突击。
至8月下旬，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谓源三座县城及岷州、陇西、临洮、武山、西固等县的广大乡镇地区。
敌人要想阻止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已绝不可能。

但这时，中央为尽快形成西北抗日局面，正在调整战略部署。
而且，陕甘苏区人口仅四十万，粮食无继，物资奇缺，境内多深沟秃岭，不利大部队运动和久驻。
三个方面军都挤到那里，根本没有出路。
因而，中央一面提出红军占领河西地带的计划（一方面军取宁夏，四方面军取甘西），与各方协商；
一面令二、四方面军暂据甘南，创造根据地，适时担负新的战斗任务。

8月25日，党中央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报告了“河西计划”的依据和内容。
共产国际批准了河西计划，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接通苏联。

这时，开往西北的胡宗南部先头旅即将抵达咸阳，后续部队正兼程急进。
中央决定，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以一部主力扼阻胡敌西进。
要求一方面军11月份攻取金积、灵武，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
四方面军立即北上，控制西兰通道，阻击胡敌，11月攻取靖远至中卫一线，12月渡河进击宁南；
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陕甘苏区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共同牵制胡敌。
这一部署，以四方面军北上控制西兰通道，迎击胡敌，保证先取宁夏为重点。
“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为接应四方面军北上作战，9月中旬，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师、二师南出，向静宁、会宁一带前进。

9月18日，西北局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准备北上迎击胡敌。
这是岷州会议的决定。
我们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漳县，已据此开始调动队伍。
但张国焘持反对意见，连夜跑来漳县，召集我和周纯金、李特、李先念等同志面谈，说明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敌决战不利，北上陕甘苏区无法解决就粮问题。
提出四方面军应以一部吸引胡敌南下，主力先机渡河，抢占兰州以北的永登、红城子一带作立脚点，冬季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共取宁夏。
我们认为，从军事上看，这个方案不无道理。
一是避免主力在不利地区与胡敌决战；
二是以一部兵力吸敌南进，可减轻对一方面军的压力；
三是利于解决部队的就粮问题；
四是并不违背中央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方针。
因此，同意照此方案行动。
张国焘遂一面调动部队，一面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县面商。
朱总司令和陈昌浩来后，见这边意见一致，部队已向河边开进，便未再坚持岷州会议提出的方案。

我率先头部队向洮州以西进发，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途中调查得知，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大军难行。
这时，中央也电令四方面军停止西进，迅速北上。
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回师执行原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29日，下达了北进命令。

10月上中旬，三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静会地区胜利会师，准备阻击胡敌，跨河夺取宁夏，及早实现西北抗日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的篇章。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选集》第一四五页）伟大的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缔造的人民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既要战胜强大敌人的围堵和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又要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更有它的特殊艰难性。
但是，依靠着党的领导，依靠着人民的支持，依靠着兄弟方面军的策应，依靠着广大指战员百折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这支英雄部队终于冲过层层暗礁险滩，保存了有生力量四万人，胜利到达目的地。
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光辉业绩，将流传千秋，永放光芒！
（此文已收入《长征丛书》，本报发表时有删改）

星火燎原（中国画） 董辰生

作者：董祥坤黄永超
单位：八三二二六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通过调查发现，部队精简整编后，一些机关出现了“三多”：

一是临时机构增多。
有的单位一味强调“工作需要”，随意增设临时机构，来了一项中心工作，就成立一个机构。
如目前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军容风纪整顿办公室”、“生产经营办公室”等等。
有的为完成一项临时性任务设立一个机构，如“干部转业办公室”、“院校招生办公室”、“大案要案查处办公室”、“战备试点办公室”等等。
还有的为处理部队精简整编的一些善后工作，也成立一些机构，如“编外干部办公室”、“装备处理办公室”、“空闲营房管理办公室”等等。
这些临时机构，有的是不增加编制的，也有的是编外定编的；
有的是上行下效的，有的是自作主张的。
就我部本级政治机关而言，正式编制的业务部门只有六个，而编外的临时机构就有七个。
一些同志反映说，这样精简整编，实际上是明简暗增，有增无减。

二是调人帮助工作增多。
机关干部减少后，一些单位不是在挖掘自身潜力、提高工作效率上下功夫，而是动不动就到下面借调人员帮助工作。
有的只看到自己工作忙，不问部队的实际可能，经常在领导面前嚷着要借调干部，而有的领导又不加调查就轻易同意；
还有的喜欢搞攀比，见到别的业务部门借调人了，自己也设法调进入来。
借调的人员有不少是基层干部；
借调时间有几天的，也有几个月的，甚至有一两年的。
有的单位甚至出现了在编干部没有借调干部多的不正常现象。
如我部机关三大部门的借调干部人数竟比干部编制数多一百四十六人。

三是内部刊物增多。
机关整编后，内部刊物随着临时机构和新的工作增多而日益增加。
据统计，现在我部各级机关办的各种内部刊物，比整编前增加了20％。
基本上有一个临时机构就有一个刊物，有一项中心工作就有一种简报。

机关存在“三多”现象，一是削弱了编制体制改革的成果。
有的同志尖锐地指出，这样“编内损失编外补”，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
二是增加了工作矛盾，影响了工作效率。
一些工作本来分工十分明确，但由于机构、人员增加，矛盾也就随之增多，造成了有些工作互相扯皮、互相推诿或多头伸手。
例如，某单位今年“七一”评选优秀党员，纪委办公室、整党办公室和组织部门三家都同时向下要评选情况和优秀党员事迹，弄得下面不知所措。
三是助长了新的文山会海和人浮于事，影响了基层建设。

要切实改变这种“三多”现象，我们认为，首先要维护新的编制体制的严肃性，不能随便增“庙”添“佛”。
其次，各级领导要转变旧观念，不以成立不成立办公室、有没有增加人来衡量对某一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是要在大力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上狠下功夫。

上述“三多”现象已经引起了我部领导的注意，准备在近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八三二二六部队 董祥坤 黄永超

作者：魏泰鸿陈良石
栏目：读者来信地方来信

前些时候，本报陆续收到安徽、湖北、江西等地一些读者的来信，批评八一一八七部队医化厂推销员打着部队牌子，身穿军装，在街头叫卖商品，损坏了部队的声誉和军人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安徽省阜阳市广播站魏泰鸿来信说：7月23日，在阜阳市闹市区的人行道上，有两名身着军衣未戴军帽的推销员，大声叫卖“高级营养霜”和“AM净”，其中一名推销员背着扩音器，手握话筒，在不停地宣传八一一八七部队医化厂的产品如何好，引来许多围观的群众。
有些群众持怀疑的态度问：“你们卖的货真是部队生产的吗？”
推销员用手指着领章，又从兜里掏出证明说：“这还有假。”
一位离休干部小声地问战士：“谁叫你们上街卖商品的，有证明吗？”
“部队领导叫我们来的，请看证件。”
两位推销员说着掏出了证件，说：“领导给我们分配了任务，卖不完要挨克的。”
围观的群众纷纷议论说：“军人怎么能在街头卖商品！”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陈良石来信反映：最近，宜昌市来了三个卖“高级营养霜”、“AM净”的人。
他们打着八一一八七部队医化厂的招牌，在广告单和口头宣传中大吹这两种商品可以治疗多种皮肤病。
不少群众购用后，并不见什么疗效，纷纷向我们广播电台和市卫生局反映。
市卫生局请卖药者将商品拿去化验，他们却溜之大吉。
据了解，他们所到之处既不和工商管理部门联系，也不与当地卫生部门联系，私自散发广告单，高价出售产品，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规，也损害了部队的声誉。

安徽省阜阳县卫生局来信反映：7月21日，金永根等两人身穿军服，佩戴领章，以八一一八七部队医化厂的名义在阜阳县城街头摆摊叫卖“AM净”药膏。
这种药膏一无批文，二无注册商标，三无生产批号。
再者，他们没有合法的出售证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属非法经营。

读者来信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纠正八一一八七部队医化厂这种做法。

作者：岳秀国
单位：五六二六九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建议和要求

编辑同志：

我们部队地处省城市郊。
今年以来，干部战士亲友来队的特别多，其中多数是来驻地城市或到其它地方做生意的。
他们把部队当作过往投宿的“客栈”，多则住一星期，少则住一两天。
有位战士的哥哥听说省城水果和鱼类能赚钱，便先后三次从一千多里外的家乡把东西运来，白天去外面销售，晚上便到其弟处住宿，这位战士自然为他哥哥大开“绿灯”，奇怪的是部队也无人干预。
有的地方驾驶员，在部队有亲友，常常在外装了车，然后开到营区住宿，连问都无人问。
类似情况据说别的单位也存在。
不但给战士本人在各方面带来困难，而且这些身份各异、出没无常的人在营区出出进进，吃喝住宿，也很不利于部队的管理。
希望有关部门和领导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五六二六九部队 岳秀国

作者：柯水
单位：沈阳军区某舟桥团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在我们军队里竟有这样体罚战士的“违纪矫正室”。

这间“违纪矫正室”是在几个月前专门为违犯纪律的战士设置的，房间的两个窗户和一扇门被铁皮严严实实地封死，房间里除了一个铁桶之外，再没有第二件陈设，包括起码应有的床。
当某个战士违犯了纪律（有的仅仅是接岗晚了点），领导认为该“矫正”了，便把他关进这个暗室里，短则三五天，长则六七天。
被关的战士要解手，每天只准出门一两次，超过两次的只好便在室内的铁桶里。
战士要睡觉，只好和衣蹲在角落里打盹儿，有的战士熬不过，干脆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这就是我部的“违纪矫正室”。
我们这里无论是被“矫正”过的还是没被“矫正”过的战士，对这个整人的“禁闭暗室”无不怀有恐惧感，也无不气愤之极，一致要求立即取消这种野蛮体罚战士的“矫正室”。

沈阳军区某舟桥团 柯水等

调查处理情况

我部接到军报转来的舟桥某团柯水等人反映的情况后，立即组织工作组前往该团进行调查，经调查，读者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今年1至3月，某舟桥团发生私自离队、酗酒斗殴等违纪事件十一起，团里进行了作风纪律整顿，但仍有违纪现象发生。
对此，一些营连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现在兵难带，要想治住“调皮捣蛋”的兵，就要采取强硬的手段。
团领导没有认真检查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薄弱环节，而是顺应了某些营连干部错误的思想情绪，于4月5日批准设置了“违纪矫正室”。

某舟桥团设置“违纪矫正室”，是一种变相体罚战士的做法，与我军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相悖；
它助长了少数干部管理教育简单粗暴的倾向，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
它伤害了战士的自尊心和上进心，有损于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信。
同时也反映了某些领导政治思想水平不高，政策纪律观念差。

调查组根据司令部首长的指示，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与团党委一起办了三件事：一是召开团党委常委会，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二是召开全团干部大会，宣布立即取缔“违纪矫正室”，同时认真组织干部学习了余主任最近提出的“八个不准”，团主要领导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三是团常委分别找进过“矫正室”的战士谈心，赔礼道歉，挽回影响。
干部战士对这样处理表示满意。

沈阳军区司令部直工部

栏目：读者来信寻根问底

八一○三四部队：

你部五十六分队王道明等三十三名战士来信反映：他们都是去年入伍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从八一一三八部队四连调入你部。
调入时，原单位误将供给介绍信上津贴费发放时间“1985年12月”写成了“1986年2月”，致使他们少领了两个月的津贴费。
来信说，他们给原单位写信反映后，原单位已派四连二排长叶松云将更正介绍信送往你部，但不知是何原因，至今仍未给这些同志补发津贴。
希望能尽快将详情函告本报来信组。
谢谢！
——编者

军报8月2日《寻根问底》栏询问我部一连文书袁相塘的档案去向，经调查，情况是这样的：袁相塘1984年底从我部一连调到上级通信营无线连集训，1985年在通信营参加统考。
考前，从一连把档案拿到通信营，尔后又和其他考生的档案一起送往干部科。
后来，小袁高考落选，9月份通信营也集训完毕，他回到我部一连，其他参训学员档案退回，没有他的。
直到我部其他未被录取考生的档案都退回时仍没有他的。
当时部队正在精简整编，工作很多，所以对小袁的档案未及时查找。

军报刊登这件事后，我部党委很重视，在军务、干部部门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通信营无线连文书处查到了档案。
原因是有关部门将小袁的档案退给无线连后，无线连没有将他的档案退给我部。

顺便说明一下，小袁今年未能参加统考，不是因为档案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以一分之差而未达到预选分数线。

五三五一一部队

作者：卜实忠王义钊
单位：五四六三五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部队精简整编后，一些单位将多余营房出租给地方后管理比较混乱，这一情况值得重视。
如某部出租了一千多平方米空余营房给地方私人居住，一些住户住下后，养了许多鸡、鸭、鸽、狗等家禽家畜。
由于离部队宿舍近，这些“陆海空”常常吵得营区不得安宁。
特别是大公鸡，每天天快亮和中午都叫，严重干扰了干部战士休息。

营房出租以来，地方人员出入营区频繁，部队衣物经常被混收；
围墙被拆得东倒西歪，门窗、玻璃、瓦片等不翼而飞；
猪舍被拆坏五十多间；
有的出租营房内的电器设备也被拆卸；
烧电饭锅、“长明灯”、“长流水”等浪费现象到处可见；
营房前垃圾成山却无人管理，针对上述情况，特借军报一角，呼吁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出租营房的管理。

五四六三五部队 卜实忠 王义钊

作者：张才识
单位：五四六七四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基层呼声

编辑同志：

我部地处偏僻的豫南山区，交通不便，常常成了被好影片遗忘的角落。
每月计划放映的电影，不是陈年老片，就是侦破、武打之类，新鲜的好片子很难看到。
譬如1985年度评选的“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获奖影片，我们至今也未看到。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和领导，尽快让“金鸡”到部队来“叫”，“百花”下基层来“开”。

五四六七四部队 张才识

作者：刘培明马跃进
单位：济南军区某部
栏目：读者来信基层呼声

编辑同志：

我们部队驻守在胶东半岛的昆嵛山区。
过去，每年都有来自总政和军区歌舞（话）剧团派出的演出队，深入我们山区部队慰问演出，不仅开阔了干部战士的视野，丰富了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演出队的同志还利用演出间隙，辅导战士学习乐理、乐器知识，为部队培养文艺骨干，深受欢迎。
可近几年来，总不见演出队的影子。
最近我们下部队了解情况时，基层不少的干部战士问我们是怎么回事。
看来，基层的同志都在盼望演出队进山来！

济南军区某部干事 刘培明 参谋 马跃进

作者：陆中伟
单位：辽宁省凌源县雹神庙乡
栏目：读者来信新风赞

解放军报社：

我是辽宁省凌源县雹神庙乡的一名共青团员。
今天，我受村民们的委托借贵报一角表扬某部队的干部家属门为农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村种了一百三十多亩优质良种苞米，7月间苞米长势喜人。
正在这当口，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使我们犯了愁。
原来，附近某部队家属院有三十多户人家种了一些杂交苞米。
听农科所的技术员讲，如果家属院的苞米花粉扬到我们的良种地里，就会影响良种的纯度和苞米的产量。
良种苞米每公斤售价一元一角四分，而杂交苞米每公斤售价只有五角四分。
这将给我们村的农民带来很大经济损失。
我们把这一苦衷吐露给了部队领导，没想到他们对此很理解。
几位部队领导马上带头把自家的几百棵苞米连根拔了，其他干部和家属也毫不犹豫地毁了自家的苞米。
现在，整个家属院再也看不到一棵苞米了。
他们这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热情支持农民致富的高尚品德，实在令人感动。

辽宁省凌源县雹神庙乡 陆中伟

作者：李静伟
单位：思茅军分区政治部
栏目：服务台人才信息

云南省思茅地区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与缅、老、越三国交界，少数民族众多，十个县有八个县是民族自治县。
这里，气候四季如春，森林覆盖率近50％，林业资源丰富，产品种类繁多。
其经济发展以林业为主，重点发展茶叶、紫胶、蔗糖和热带水果。
经走访地区民政、劳动人事、科委、计委、人才交流中心等有关部门，和所属县政府、人武部、工矿企业等有关单位和部门，了解到思茅地区当前和今后几年急需以下方面的人才：

林业：目前将建设一个年产一万五千立方米的人造板厂、一个年产五万吨的造纸厂，急需懂造板、造纸、林业方面技术的人才。
还将建设一个大型紫胶基地（本地区紫胶产量占全国70％左右），但由于技术缺乏无法上马扩建。
此外，松香、松节油、橡胶、南药和热带水果等生产的技术人员也很需要。

建材化工业：本地区有年产二万五千吨白糖的生产能力，虽然糖厂建得很多，但建筑工艺落后。
即将兴建的，有以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为中心的水泥厂联合体，但技术力量也跟不上。
急需土木建筑技术和懂得设计、勇于创新的建筑工程技术人才。

食品加工业：地区仅有的两家食品加工厂，因技术人员缺乏，食品花样品种少，工艺不精。
懂这一行的技术人员可以大显身手。

矿产业：本地区业已发现的矿藏二十一种，其中有名的有：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金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铅矿、西盟佤族自治县的锡矿。
懂矿藏知识和掌握冶炼加工技术的人才，深受欢迎。

农业方面：需要能积极培植、推广粮食和经济作物，帮助群众科学种田，提高单产，实现稳产、高产的农技人员。
能热情帮助农民科学饲养家畜、家禽，以及防病治病的人才，也迫切需要。

小型电站与加工：边疆少数民族村寨虽然生活改善了，但因缺少电力，无法用电照明和看电视、电影，更难以进行农副业产品的加工。
急需懂小型水力发电、柴油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技术人才。

地区行署民政处让我转告思茅籍干部战士，在参加部队两用人才培训中，多学一点医疗卫生方面的技术和知识，退伍回来后还将得到培训或送医校深造。
这些人员除分配到机关、单位工作外，逐步实现每一个区有一个医疗小组，由民政部门提供资金、药品、器材，为群众治病防病。
他们还说，边疆四县（孟连、澜沧、西盟、江城）缺少中、小学教师，其它各县都缺乏英语、地理、历史教师，基层缺少会计，农业学校、财会学校缺少师资力量。

地委调查研究室的同志让我转告：现在，党的政策好了，边疆的农民开始富裕起来了，但农民的文化素质还较差。
农民群众期待有知识、懂技术，而且具有组织领导才能的人去领导他们。
期望本籍的干部战士，在部队除多学技术外，不可丢了指挥艺术，群众需要一心为民的带头人。

思茅军分区政治部 李静伟

栏目：服务台

问：1985年11月批准转业的干部，1986年4月去地方报到，从批准转业至去地方报到前的一段时间是否计算为军龄并计发生活补助费？

答：按照总政、总后（1985）政干字488号《关于干部转业生活补助费的规定》，计发生活补助费的军龄时间，应从批准参军之日起，至下达转业命令时止。
因此，其批准转业至去地方报到前的一段时间可以计算为军龄，但不能计发生活补助费。

问：对1964年11月入伍，1986年2月按规定时间去地方报到的转业干部，在计发生活补助费、安家费时，有的发给十九个月的本人原工资，有的发给二十个月的本人原工资，究竟哪个对？
这样规定有什么道理？

答：按照规定，军龄八至九周年的转业干部所领取生活补助费的标准是一样的，均为三个月的本人原工资，从入伍的第十年算起，军龄每满一年增发一个月的本人原工资，军龄不满一年的，按满周年的标准发给，但最高不得超过十六个月的本人原工资。
因此，发给上述转业干部十九个月的本人原工资的生活补助费、安家费是对的。
问：转业到企业单位的干部其军龄是否算工龄？

答：按照1957年7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革命军人的军龄如何计算工龄问题》的规定，革命军人不论是转业或复员后安排在企业工作的，其原来在部队期间的军龄，可以计算为一般工龄和与转入企业后的本企业工龄合并计算为本企业工龄。

问：干部转业的安家费是如何规定的？

答：按照国务院（1958）议字71号和总政、总后（1965）33号文件规定，为使干部转业后不致因降薪过多而带来的一些实际困难，干部转业时再根据不同级别分别发给二至四个月本人原工资的安家补助费，其中，十级以下干部发给四个月的本人原工资。

总政干部部预备役干部处

作者：田仁瑜利民韩振震
栏目：服务台问事处

当年负伤未发残废证，现在枪伤复发怎样解决？
我有一位亲戚，退伍前因战负重伤，右手和肩中弹三发，双耳又被炮弹震聋。
当时在医院治好，但没有发残废证。
他退伍回农村已多年，现枪伤复发。
请问：没有残废证，伤口复发可否公费治疗？
还能不能补办残废证？

武警云南怒江支队 田仁瑜

民政部为使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和其他各个革命时期退伍的伤残战士伤口复发及时得到治疗，在1980年6月5日民发〔1980〕40号文件里规定：退伍在乡的三等残废军人（二等乙级以上享受了公费医疗）和负伤不够评残条件，但伤口复发和伤处留有弹片需要手术取出的，全部医疗费由民政部门负责，住院期间的伙食费由民政部门按规定补助。
至于你那位亲戚能不能补办评残手续，他可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民政部门要根据他的评残材料和残废情况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民政部优抚局 利民

怎样订购《当你踏上异国的土地……》一书 军报5月4日书海拾贝栏里介绍了《当你踏上异国的土地……》一书，我很想得到它，只是不知如何购买，请帮助联系订购。

三七四三一部队 韩振震

该书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请你直接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十五号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编者

作者：戚仁祥赵书友
栏目：服务台

编辑同志：

我部担负着“福马隧道”施工任务，在隧道里面放炮，炸药气味儿一时难以消除，很多同志因此经常恶心、头晕，使施工任务的完成受到影响。
希望您给我们指点克服的办法。

驻福州市某部 戚仁祥

现在施工用的炸药以及炮弹的火药多数是梯恩梯（三硝基甲苯）、硝胺和硝化甘油，其化学成分主要是碳、氢、氧、氮四种元素组成，爆炸后可产生大量有害气体，主要有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主要有害成分是二氧化氮）。
一氧化碳在空气中比较稳定，是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有害气体，往往不易引人注意而不知不觉中毒（煤气中毒即为一氧化碳中毒）。
氮氧化物呈红棕色，易溶于水，有强烈的刺激性，它比空气重，常常沉积于坑道下方碎石碴内，对扒碴人员危害较大，可使人咳嗽、流泪、头昏目眩、恶心呕吐、全身乏力等，严重时可造成气管炎及肺水肿。

坑道施工如何避免炸药气味以防中毒呢？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总结了“改、排、降、防”四字综合措施，现介绍如下：

改：改进炸药成分及包装，减少有害气体的产生。
在炸药中加入15—20％炒干研细的食盐，能降低一氧化碳35％、降低氮氧化物25％。
炸药用报纸代替蜡纸或油纸包装亦能减少一氧化碳50％左右。

排：加强通风，既能排出粉尘，又能排出有害气体。
凡有通风设备的，应及时通风；
无通风设备的，条件允许可采取多口轮流作业，以延长有害气体的排出时间，或利用早、晚坑道内温差大时放炮，加速排出有害气体。

降：坑道作业爆破后，实施喷雾洒水，不仅能降尘，而且对消除有害气体也有较好的效果。
如用1％硷水、5％石灰水或清水喷雾，可使氮氧化物形成亚硝酸盐及硝酸盐等而失去毒性，降低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

防：爆炸后有害气体未排尽，应禁止进入坑道作业，如需提前进入，应戴附有一氧化碳防护罐的防毒面具。
施工过程中人员戴用硷水浸湿的口罩，既能防尘又能防氮氧化物。

主治军医 赵书友

作者：张伟

何元堂是1983年9月由县委书记提拔为长治市委副书记的。
他担任新职后，就利用职权谋私。
仅1984年1月至1985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在他的直接插手下，他的三个孩子先后进行不正常调动六次，一个孩子被提拔为厂长，一个孩子凭假证入了党。

何元堂的长子何明，1982年前后聚赌数十次，曾多次被当场抓获，受到罚款和行政拘留的处罚。
他所在的原晋东南地区粮食局曾在1983年9月写报告要求公安部门对其依法惩处。
但在何元堂的授意下，何明却被调到长治市城区红旗针织厂工作。
三个月后，何明通过关系，制造假鉴定，伪造学历，先后入了党，转了干。
何明在针织厂“镀”完了“金”，何元堂和他的妻子又通过关系，将何明调到了市商业局工作。
1984年12月，商业局决定任命何明为劳动保护用品公司副经理。
何明嫌官小，拒不到任。
于是，何元堂又亲自打电话将商业局长叫到自己办公室，示意给何明安排公司经理的职务。
遭到拒绝后，何元堂又通过市二轻工业局有关负责人，将何明安排到长治市第一服装厂担任了厂长。
何明到厂后，由于管理混乱，致使这个连年先进的企业被迫停产。

何元堂的次子何星，原是晋东南地区体委的司机，曾参加过流氓团伙活动。
1984年5月，经何元堂授意，长治县委有关负责人安排何星到北呈乡当了团委书记。
在这之前，何元堂还指使何星原工作单位一名负责人背着党支部其他成员，以支部名义为何星出具了“在体委是入党重点培养对象”的假证明，使何星在1984年12月入了党。
一周以后，长治市人事局个别人又不顾长治县人事局的反对，将根本不符合条件的何星录用为国家干部。
1985年4月，在何元堂的多次催促下，何星又被安排到长治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
也就在这个月里，何星提供器材播看淫秽录象，后来受到派出所的处罚。

何元堂是分管长治市整党工作的副书记，后又担任市委整党办公室主任。
他的这些以权谋私的行为，大都发生在长治市整党期间，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引起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强烈不满。

山西省委、省纪委和长治市委、市纪委对何元堂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在查明事实后，多次对他进行教育。
但是，何元堂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
为了严肃党纪，中共长治市委决定，并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撤销何元堂党内一切职务。
对在何元堂以权谋私案件中犯有错误的其他人员，以及何元堂的子女在调动、提拔、入党、转干中存在的问题，有关单位正在处理中。

栏目：新闻简报

赵紫阳会见吴庆瑞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日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担任中国政府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的新加坡吴庆瑞博士，同他就发展中国的旅游业和引进外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衡广复线大瑶山隧道争取年底贯通

到18日凌晨三点，衡广铁路复线上的全长一万四千多米的大瑶山隧道出口端已向九号断层掘进十二米，进口端再挖一百一十四米也可到达这个断层。
这样，我国目前最长的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只剩五百零一米就将全部贯通了。
建设者们争取年底打通大瑶山隧道。

我国档案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档案馆网正在形成，档案馆正在由封闭，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这是我国档案事业在“六五”期间所取得的成绩。
到1985年底，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已达三千零四个，馆藏档案总数已达七千零六十多万卷。

通河县采到一棵重五百克的山参

黑龙江省兴隆林业局王玉珂等三名退休工人9月9日在小兴安岭南麓通河县采到一棵重五百克的山参。
据黑龙江省药材部门介绍，这么大的山参实为国内罕见。

冬虫夏草有了新用途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发现从稀有中药材冬虫夏草上提取的虫草头孢菌可以制成抗心律失常的新药，总有效率在85％以上。

中日将在日本奈良市合作修建中国文化村

一组凝聚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建筑群——中国文化村将出现在日本的文化发源地、古都奈良。
中日双方19日就这个由日本奈良日日新闻社出面集资、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承担设计和施工的两国合作项目，在北京举行了建设委托书的签字仪式。

本报讯 《人民日报》9月20日就何元堂以权谋私受党纪制裁一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文章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封建官场的腐败。
遗憾的是，这话用在今天的某些干部身上，依然恰如其分。
山西省长治市市委原副书记何元堂以权谋私受到党纪制裁，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特权思想的危害，也再次表明，我们党端正党风的决心。

文章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
任何形式的以权谋私都为人民所反对，为党纪所不容。
因此，对何元堂这样的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谋取一己私利的人，剥夺其权力，使其失去谋私的条件，是理所当然的。

文章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何元堂曾得逞于一时反映出我们干部制度尚有许多缺陷，干部的选拔、考核、监督制度还不够健全，有待在今后的干部制度改革中逐步完善。

目前，端正党风工作正在深入健康地发展。
以权谋私是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不讲情面，不讲关系，该查的问题要查清楚，该处理的问题要认真处理，决不允许任何人违法乱纪而不受制裁。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据《冶金报》报道，宝钢自备电厂两台三十五万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四年来，煤耗逐年下降，达到世界同容量等级火力机组的先进水平。
四年累计节约标准煤三十八万多吨，价值三千二百八十万元。

据报道，这个电厂注重加强节能管理，不断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更新，使机组单位煤耗已低于设计标准，实际运行经济水平优于设计水平。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18日在联合国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联大会议上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和南部非洲独立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义斗争。
他建议本届特别联大敦促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对南非当局实行有效制裁。

作者：王跃生

十年来转业进首都公安局的千余名军队干部，已成为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的生力军，四十二名先进个人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中有几年来破案三百七十九起，抓获罪犯一百多人的破案能手吕焕朝，有不怕危险，用在部队学到的排爆技术拆除了罪犯在北京火车站安装的定时炸弹的魏全生，有象刘洪飞车夺机枪一样飞身跃上奔驰的火车勇擒罪犯的姜军荣等。

北京市公安局把军队转业干部当成充实加强公安队伍的骨干力量，全局千余名转业干部中已有二百二十六名被提拔到科以上领导岗位。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今天晚上，《人民警察之歌》授奖演唱会在首都中国剧院举行。
《人民警察之歌》、《剑与盾》、《不眠的星》等二十首歌曲分别获优秀奖或鼓励奖。

获奖的二十首歌曲，抒发了人民警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和忘我工作、不怕牺牲的精神，歌颂了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坚定、顽强、机智、勇敢的战斗作风，以及人民警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据新华社东京9月18日电 今年9月18日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五十五周年。
这一天到来之际，日本各地相继举行各种活动，表示坚决反对侵略战争，要求维护和平。

近日来，日本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和团体在东京举行讲演会、电影演出和展览会，用大量的人证、物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
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原日本官兵，在这些场合用亲眼目睹的事实和亲身经历揭露和证实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和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他们一致指出，今天在日本仍有少数人顽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辩解和翻案。
最近被免去文部大臣职务的藤尾正行便是这一小撮人的代表。

据新华社东京9月18日电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参议院答辩时说，日本在缔结旧金山和约时已经接受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战犯）的判决。

中曾根17日在日本众议院谈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时还间接地表示，在靖国神社内供奉甲级战犯牌位不妥当。
他说：“遵照国家命令奔赴前线，死于战争的大部分官兵与领导战争的人的立场是不同的，责任也不一样。”

作者：张挺
栏目：体育555汽车拉力赛追踪记

出乎所有人、包括卢宁军自己的预料，他获得本届汽车拉力赛第二名，瑞典车手、前世界冠军布伟仕获第一名。
没有剩下一块前挡风玻璃的中国二十一号车，顽强开到终点，获第十六名。

至此，555香港——北京汽车拉力赛宣告结束。
14日从香港出发时浩浩荡荡的四十三辆赛车，有二十六辆在艰苦的跋涉中被淘汰。

本报派出的专程采访本届汽车拉力赛的记者孙晓青，也随着庞大的车队返回北京，他面目削瘦，满脸灰尘。
在十三陵终点线，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栏目：体育555汽车拉力赛追踪记

记者：听说卢宁军昨天撞了一次车，是怎么回事？

孙晓青：那一次可真玄，他差点被淘汰。
18日清晨七点多钟卢宁军驾车从洛阳出发，一百多公里的时速行驶，在一个九十度转弯处甩下路面，撞到一块大石头上，车头右侧撞缺了一块，电路全断了，右后轮也飞了。
我们记者车赶到时，他们正焦急地呼唤着维修车。
看到赛车被撞的情形，我们几乎绝望了。
幸好不久开来八辆维修车，十多名维修工在四十多分钟里把车修好了。

记者：外国车手对卢宁军由闰去年拉力赛第二十一名一跃为第二名有何看法？

孙晓青：卢宁军的教练、四号车英国车手安迪·杜逊说，卢宁军的表现出乎我这个老师的意料。
从外表看他很年轻，但开起车来头脑很冷静。
有这样的学生，我非常骄傲。

记者：卢宁军对自己怎么看？

孙晓于：卢宁军说，我觉得自己比去年成熟了。
去年拉力赛时，我只是想坚持跑完全程。
今年，我一开始就想争取好名次。
卢宁军再三说，我比许多外国选手，比一号车的布伟仕差得还远哟。

记者：车手们对中国的道路有何评价？

孙晓青：布伟仕认为中国的比赛路段达到了国际汽车大赛的标准。
从路段的艰苦和长度来说，可以和任何国际大赛媲美。
有的路段比欧洲还好，就是自行车多了一点。

记者：赛车最高时速是多少？

孙晓青：布伟仕开的四百二十马力雅迪型赛车最高速度达到二百二十五公里。

记者：这次拉力赛一共用了多少汽油？

孙晓青：拉力赛组委会官员说，用了十万零四千多公升汽油。

作者：史国云
栏目：体育

这是国防科工委武术集训队学员汇报表演十五种少林精功中的一景。
今年8月，国防科工委从所属单位中选拔出五十名保卫干事和警卫骨干，聘请了海灯法师的高徒、四川省政协委员范应莲任总教练。
学员们在四川绵阳经过紧张艰苦的一个月训练，眼下，他们已非等闲之辈。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为世界人民所钦羡。
范应莲大师自去年以来，已为我军培养了三百多名侦察兵和警卫骨干。
他对笔者说：“愿中华传统武术早日普及军营。”

作者：周洪京王琦
单位：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

全世界，从未被人类征服过的大江大川，只剩下中国的长江了。

为实现征服长江的创举，1985年6月，西南交通大学的尧茂书，只身一人，投身于与长江的搏斗，在漂流了一千多公里后，不幸遇难。

一年之后，今年6月，由全国各地青年和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出发了。

有两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在他们中间：孔志毅，周洪京。
他俩坐的船上，鲜明地写着“八一号”三个大字。
不幸，7月27日在四川白玉县叶巴，孔志毅翻舟落水，至今仍无下落。

探险，决不是在北京长安大街的月色下散步；
危险，失败，牺牲，瞬间就可能发生。
人类崇尚探险，是因为它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开拓精神。
具有开拓精神的勇敢民族，才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孔志毅的战友周洪京从惊涛翻滚的虎跳峡，寄来了这封信，回忆了孔志毅在征服长江的日日夜夜。
当我们读完这回荡着涛声、沾满了浪花的十几页文字，感奋不已。

我们把它奉献给大家。

——编者

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同志：

写上这点东西，虽很平淡，但却是我对孔志毅同志真实的回忆。
匆匆写下这些，只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理解他。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队员 周洪京

1986年8月31日草于长江虎跳峡

一、探险队花名册上第一名就是他

那是1986年4月5日，为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勇士们进行短期强化身体素质的训练计划，下达到我们成都陆军学校技术教研室。
成都军区、学校领导都十分重视。
我们教研室挑选了最优秀的教员来为他们上课。
当时我担负一个步兵排长毕业队的军事体育课，室领导没叫我去，我可急坏了。
我早就知道尧茂书只身漂流长江不幸遇难的消息，又听说中国有志青年正筹备成立长漂队。
我也是中国青年，怎不为他们的行动所感染。
找到领导讲了我的想法，领导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4月8日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六名队员来到我校，看着漂流队队员花名册，第一名就是孔志毅，年龄三十二岁，已婚，来自青海某部。

4月9日开训了，我开始上第一节课，就是五百米障碍跑。
我一点名喊到孔志毅，一声洪亮的声音“到”，同时一个立正。
我抬头一看，他穿一身军装，脚穿解放鞋，脸上黑中带红，是他高原生活十六年的见证。
大家开始练习，这时我发现孔志毅不知怎的象鸭子一样不灵活，跑起来一颠一颠的。
这可把我气坏了。
我克了他一顿，并叫他反复地练通过矮墙、高墙、爱尔兰高板等。
虽然大汗淋漓，腿在矮墙上碰破流了血，但他没有一点怨言，全神贯注地练。
他时常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
后来我才打知到，原来4月7日他刚从青海出发，千里迢迢赶到成都，一下火车，就急忙放下背包，投身春季万人马拉松比赛。
途中，他几次被检查员拉出人流，说他没有号码。
他苦苦求情，讲解自己来历，才逃脱层层检查。
虽然这样使他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但还是进入前五十名。
从那时起，他就在为探险做准备了。

在陆校训练期间，他突然接到部队一个加急电报，叫他回去上国防大学。

二、十五的月亮照在高原也照在家乡

国防大学该是多么诱人呵。
可他说：“我爸爸、哥哥都是和水打交道，我也希望和水打一辈子交道。
现在的目标是，漂流长江，征服长江。”
我简直服了他。

孔志毅是总后勤部授予的“有理想爱高原的优秀战士”，又是二级英模勋章获得者，1983年当选为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解放军代表团代表。
他是干部子弟。
这些，从未使他骄傲。
反而，我经常看到他给同伴洗衣服，为队员拿药品、打开水。
孔志毅在队员中间年龄最大，职务、级别最高（副营职二十一级），已结了婚当了爸爸，还是集训队负责人，可他干的都是大伙不想干的事情。

孔志毅时常到我宿舍来玩，向我提出一些问题，闲谈之余，他也讲了他在高原的十六年，谈了他爱情生活的曲折：“我先后在武汉找了三个对象，其中有大学生、干部。
根据我的条件，她们都愿意和我谈。
但我一讲明我要在高原干很长时间，这可把三个女同胞吓跑了。
她们三人虽然互不相识，但口径之统一叫人吃惊，‘你不回武汉就甭想找爱人’。
我当时并不痛苦。
我已经二十九岁了，同学都已成家。
可把我亲爱的妈妈急坏了，老叫我春节回家相亲，就这样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徐岚。
我们只相恋一个多月就结婚了。”
这时我笑他真是军人作风，雷厉风行。
他也笑了。
接着对我说：“虽然时间短了些，探亲假只有这么多。
但徐岚爱我在高原扎根，我们这一共同热爱昆仑山的心灵的撞击，肯定会发出共鸣的。
反过来，我问你，你说该不该结婚？”
我大笑说道：“应该，完全应该。”
他带着微笑又说道：“我的小女孩出世时我见过一面，现在已两岁了，我还没回家一次。
我爱人把我女儿讲话的录音磁带寄来，女儿对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回来看我和妈妈啊。
我和妈妈好想你啊，我听妈妈的话’。
我爱人还说小女儿能帮她打酱油了。”
这时他说：“真想回家一次啊，但为了漂流长江又不能回去了。
我在部队已有五个探亲假没过了。”
是啊，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也照在高原，谁个不想和家人团聚啊。
总编辑同志，这样的人，你说，可以称他为英雄吧！

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最多的是尧茂书，他怎样认识了尧茂书？
（待续）

我军漂流队员孔志毅（持国旗者）和队友在长江源头。

王 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