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里外的“奶妈”
在河南省鹤壁市七九四厂家属院内，有一个五周岁的小女孩，名叫刘婕，长得机灵聪明，个头也比一般同龄儿童高。
人们常常提起她远在三千里外的“奶妈”。
刘婕五年前生下后，母亲没奶，只好靠人工喂养。
当时当地奶粉奇缺，小刘婕能吃能喝，为此，她的父母可没少犯愁作难。
1981年春季，刘婕的妈妈在邻居家看到一个黑龙江双城县儿童乳品厂的空奶粉袋，即冒昧地给这个厂写了一封信，并寄去十元钱。
没到半月，该厂供销科名叫李坛的同志就把奶粉寄来，并写信安慰刘婕父母：
“要好好抚养孩子，尽管我厂生产的奶粉供不应求，但无论如何也要每月挤出几袋，不让孩子挨饿。”
从此以后，李坛月月邮寄奶粉。
三年过去了，小刘婕渐渐长大，随着生产发展，市场繁荣，鹤壁市的奶粉供应改善了，刘婕的父母才谢辞李坛邮寄奶粉。
但是刘婕吃过的奶粉袋和邮寄用的包裹布，却被刘婕父母作为珍品一直保存着。
小刘婕也多次天真地对小朋友说：
“俺妈说，我的‘奶妈’在三千里外。”
河南鹤壁市中医院儿保科童健　牛建军

兰州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初见成效
本报讯
记者张述圣报道：
我国西北地区第2大中心城市兰州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扩大横向联系，开拓多种市场，为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城市综合功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兰州是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
改革的成果已从五个方面显示出来：
一是企业活力增强，国营企业开始由行政机构附属物向相对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
他们从兰州市特殊的经济格局出发，走“小型突破，推进联合”的路子，对占市属90％以上的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外部认真简政放权，在内部狠抓配套改革。
同时，把企业内部的活力引导到社会化生产和协作上来，推动和促进了小型企业与中央、省属大中型企业与在兰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经济联合。
去年下半年，他们又把改革的着力点转到搞活大中型企业上。
市政府积极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创造好外部条件。
二是横向经济联系开始突破，城市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全市初步出现了以优势产业、优质产品、优势原材料为基础的跨行业、跨地区、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联合。
现在市内的经济联合体达一百多个，协作、联合、扩散项目一百五十多项。
与外地签订各种协议四百三十多项，引进资金八千三百多万元。
他们还在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开设了“窗口”，在省内及青海、新疆等地建立了原料基地，向外投资六百八十万元。
三是搞活流通有新的进展，流通体制开始由条块分割向少环节、多渠道、网络型转变。
省属二级站下放后，成立了工业品贸易中心，商业批发体制比以前活了；
全市五十三个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一包四改”（层层承包，改革领导、分配、经营、管理）；
六百四十七个商业小型网点实行了“转、改、租”，取得了初步成效；
粮食系统通过以工补商，以熟补生，以议补平，改善经营管理，实现了扭亏增盈；
在发展农副产品等消费品市场的同时，生产资料市场和科技市场已经建立。
四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开始由单一的传统小农业向“种养加一条龙，农工商齐发展”的方向转变。
全市乡镇企业两年产值翻两番。
五是物价、工资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工资关系开始调整。
肉食价格开放以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中有降，集贸市场价格与国营价格基本持平。
蔬菜价格放开后，质量提高，上市提前，早、鲜、嫩菜增加，方便了群众。
还有部分商品也适当调整了购销价格。
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85年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增长。

加强统一领导振兴中医事业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白筠报道：
为了加强中医工作的统一管理，振兴中医事业，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
这一消息是卫生部长崔月犁01月25日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中国针灸学会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宣布的。

北京市农机化服务公司实行经营承包扭亏为盈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记者阎振国、通讯员叶福果）北京市农业机械化服务公司通过改革，打破经营农机长期亏损局面，1985年盈利四百万元，经济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领先。
北京市农机化服务公司自1961年组建到1983年，年年亏损，二十三年中亏损总额高达一亿多元。
198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经营承包，迅速扭亏为盈。

坚持城乡改革　重视智力开发
哲盟工农业总产值五年翻番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5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各族人民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85年实现了胡耀邦同志1982年到哲盟视察工作时提出的“争取到1985年使全盟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1985年，哲里木盟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十七亿六千二百多万元，比1980年的八亿六千多万元增长了104％。
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十一亿七千八百多万元，比1980年的五亿四千多万元增长了118％；
工业总产值达到五亿八千四百多万元，比1980年的三亿一千多万元增长了84％。
随着工农业总产值翻番的实现，哲里木盟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是速度和效益同步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趋向合理。
三是生产条件有了改善。
四是经济实力增强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增多了。
五是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全盟农牧民的每人平均纯收入连年增加，1985年达到四百二十元左右，约比1980年增长一点九倍。
哲里木盟坚持城乡改革，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从1980年开始，哲里木盟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不断地抓好巩固完善工作，现已形成了统分结合的新体制。
农业上在稳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突出地抓了机电井和农机具的承包到户和作价归户。
牧业上普遍实行了畜草“双承包”。
林业上落实了林权。
近两年，全盟又抓了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2步改革，即在稳定提高粮食总产量的前提下，增加经济作物，大抓林牧业，积极兴办乡镇企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城市改革，从1982年开始，哲盟搞了“包”字进城，实行了“放权、承包、疏通、联合、开放”为内容的改革，落实了企业内部经济、经营责任制，增强了企业活力。
哲里木盟狠抓对外开放，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源开发。
在发展经济中，哲盟还重视智力开发，加快科学技术进步。
在抓好普通中小学和原有大中专院校的同时，全盟新办了十所职业技术高中、六所技工学校和八所中专，盟内两所大专院校和各级党校都开办了干部专修班，还选送了一批干部职工到外地进修，并聘请外地专业人员来盟讲学或传艺带徒。
在企业，狠抓了技术改造，以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为目标，加强了全员培训。
在农村牧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科技普及推广工作，接受科技培训的农牧民每年都达十余万人。

提高传递时效方便广大农民
全国建立农村委代办邮电所万余个
新疆改革邮件运输办法效果好
据新华社天津1月23日电（记者马魁君）近年来，我国农村委代办邮政事业得到较快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至1985年底，全国已经建立农村委代办邮电所一万三千多个，开通的委代办邮路达到三万九千六百多条。
这是记者从昨天结束的全国农村邮政通信工作汇报观摩会上了解到的。
我国的农村委代办邮政事业是198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几年来，在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提高信息传递时效，解决农村邮政力量不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给农民提供了很大方便，被农民亲切地称为“不穿邮服的鸿雁”。
过去，农民为寄一封信、取一个包裹也要走上十几里或几十里路，现在，有了委代办邮电所，许多地方的农民不出村就把事情办了。
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25日电（通讯员翁世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部门在全国路线最长的乌鲁木齐至喀什的汽车邮路上，实行报纸信函与包裹印刷品、远路邮件与近路邮件分别分开运送的改革措施，发放“信报专递快车”，有效地加快了邮件的传送速度，使辽阔的天山南部四十一个县、市的各族群众看到党报、收到信件比过去提前了三天。
乌鲁木齐至喀什邮路，全长将近一千五百公里，沿途共有四十六个邮件交换站。
过去邮车运送邮件，不分轻件（信函、报纸）重件（包裹、印刷品、期刊）及邮件传送路程的远近，沿途一站一站交换，花费时间很多。
去年，新疆邮电部门吸取铁路客运实行特快、直快、普快分别运行的经验，按邮件的轻重、邮路的远近，采取分开运送，发放“信报专递快车”、重件另发邮车传送的办法，把从乌鲁木齐发往南疆的信报分别直接发送到库尔勒、阿克苏和喀什三个邮件集散中心。
一号出版的《新疆日报》，四百七十多公里外的库尔勒市和一千公里外的阿克苏市的读者分别在02日上午、下午就可以看到了；
将近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喀什市读者在03日一早也能拿到01日的《新疆日报》。
新疆邮电部门实行这一改革一年来，邮车准班率高达99％，准点率高达97.2％，大大超过邮电部下达的要求指标。

新都县对农民合理负担实行“定项限额”
超过规定限额的农民有权拒付，负担逐年减轻
本报讯
记者罗自苏报道：
四川省新都县自1983年以来公开向农民宣告，规定每个农民一年应尽的社会义务以及承担的项目和金额，对超过规定的摊派，农民有权拒付。
三年来，这个县的农民负担逐年减轻，农民的收入得到了保障。
地处成都平原的新都县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农业生产发展很快。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名目繁多的摊派接踵而来，摊派的项目多达二十多种，除应缴纳的农业税外平均每个农民负担二十多元。
新都县委、县政府认为，对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必须下决心减下来，但也要教育农民，缴粮纳税和负担必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是必不可少的。
县委、县政府制定，并向全县公布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和改革负担办法的布告》。
规定：
除农业税外，农民的其他负担实行“定项限额”制。
1983年每个农民控制在十二元以下，1984年在十元以下。
农民的承担项目和金额，年初由乡政府提出方案，经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然后分项通知，做到家喻户晓。
对于社会负担的费用，由乡统一提取、统一管理、计划开支，对超过规定的项目金额农民有权拒绝付款。
三年来，全县农民的社会负担连续降低到布告规定线以下。
新都县还狠抓了精简干部和以工补农两件事。
新都县政府1983年以来认真整顿了基层组织，将原有的一万二千多名村、组干部减少到四千多人，仅此一项共减少补贴金额约六十七万元。
今年，全县从乡镇企业收入开支一百七十四万元补贴农用。
新都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改革负担办法的措施深受农民欢迎。
农民对自己应有的负担心中有数，逐步树立了为社会公益事业尽义务的观念。
农民的收入有了保障，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李先念会见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希望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成就
新华社上海1月25日电（记者陈毛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李先念1月12日至25日在上海休息期间，会见了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并同芮杏文、江泽民等同志进行了座谈。
李先念同志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汇报后说：
“上海市委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认真的，工作是努力的，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
形势确实非常好，听了使人兴奋。
1985年财政收入达到一百八十亿元，居全国首位，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先念主席还出席了上海市委举办的联欢晚会，并同参加晚会的市委、市顾问委员会、市纪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上海警备区的负责同志亲切交谈。
李主席向老同志们热情问候，并勉励年轻干部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自愿互利　形式多样
开封企业横向联合增强活力
两年建立联合体二百五十一个，利润增长一千二百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王天铎、张何平报道：
河南省开封市近两年来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加强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对促进改革，搞活企业，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截至1985年底，开封市企业之间的联合体已建立二百五十一个，联合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以名优产品为龙头，或以骨干企业为依托的企业群体。
其中，有以本市重点企业为依托建立的联合体，如中南阀门公司，由开封高压阀门厂为“龙头”，参加联合的包括六个省的十四个企业。
有的是这个市的企业向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企业靠拢成立的联合体。
其中，单和上海联合的就有二十四家企业；
二是以开封市工厂同省内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联营，组成科研生产联合体；
三是在完善市带县体制中，市属企业同乡镇企业联营建立的联合体；
四是工、商各自发挥优势，组成的工商联合经营体以及商商联营的联合体。
两年来，这种横向经济联合发展迅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五个方面收到明显的效果：
有力地冲击了单一的纵向经济管理体制，为加强行业管理、建立纵横交错的网络管理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小厂实现了“五引进”，即引进人才、技术、管理、资金、设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大厂发挥现有生产潜力，不用增加投资，扩大了名优产品的生产能力；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不少企业投入减少、产出又多又好；
联合双方都收到显著经济效益。
到1985年底，二百五十一个联合体总产值增长一亿零三十四万元，利润增长一千二百四十万元，向国家多上缴税利三百二十六万元。
全市六大亏损户中的五户，都是主要依靠联合，实现了扭亏为盈。
如开封缝纫机总厂1983年到1984年产品连年滞销，企业亏损，而上海协昌缝纫机厂产品供不应求。
两厂于1984年底实现联合以后，开封厂提高了技术、工艺、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去年不仅扭转了亏损局面，而且净盈利六十万元，实现税利一百八十五万元，更重要的是还增强了工厂的生产后劲。
上海协昌缝纫机厂也从联合中得到好处，获利一百五十万元。

藁城县切实端正党风
领导干部严以律己作出表率
党性教育同查处案件相结合
本报讯
记者王庚南、杨振武报道：
河北省藁城县委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教育和查处工作相结合，扎扎实实端正党风，收到明显效果。
藁城县端正党风的成效，主要表现在广大党员精神面貌的变化上：
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全县先富裕的八千一百多名党员中，90％以上都能带领群众致富；
农村党员干部基本上没有撂挑子的了，积极带领群众致富，成立了二千一百多个扶贫帮助小组。
同时，党员纪律观念增强，做到了令行禁止。
1984年以来，这个县成为石家庄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县。
藁城县委这几年对端正党风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
他们从自身做起，严以律己，处处起表率作用。
早在1983年，他们就制订了端正党风的“十条规定”，对常委一班人“约法三章”：
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不吃请受礼，并印发全县，让群众监督。
在端正党风中，他们还坚持了“三先”原则，即先班子、先现任领导干部、先党员，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
去年年初清理多发奖金时，在县委领导的带动下，全县多发的四十八万元奖金，半月时间就全部退清。
几年来，县里每年5％的升级指标和千分之零点五的农转非指标，县主要领导干部一个没占。
县委把向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作为端正党风的重要环节来抓。
他们以党校为阵地，对一千四百八十六名“文革”以来入党的乡镇局主要干部和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轮训。
树立十名优秀党员和七个基层党组织作为全县党员学习的标兵，利用典型进行生动形象的、实实在在的党性教育。
藁城县委还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切切实实解决群众反应强烈的各种问题。
1983年，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政法部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查处各种经济案件一百七十九起，并敢于碰硬，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一查到底；
1984年，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精神，采取有力措施，狠刹了党政机关办企业等几股歪风，全县二十八个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全部停办，个人股金分红全部退清，收回了动用的公款；
去年下半年，他们又着手解决了一些农村党员干部低价承包集体企业、强占宅基地、长期挪用公款等问题。
这个县从1966年到1980年，基层干部和党员拖欠公款达五百万元，长期解决不了。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短期内就清退了四百一十多万元。
违纪案件去年比上一年下降28％。
去年年底，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当藁城县委请大家讨论1986年能否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时，一千多名党员表示，实现这个目标是有保证的。

说“压力”
白玉
人，总要有点压力。
适当的压力，可以化为动力，促人向上、奋进。
然而，压力过大，又可能走向反面，甚至把人压倒。
报载，北京一个十二岁的初中学生，在学习上不能承受父母的威逼压迫，于去年09月喝“敌敌畏”自杀身亡，引起纷纷议论，大都认为家长太无情了，谴责家长不该对孩子施加那么大的压力！
诚然，家长都希望孩子在学校取得优异的成绩。
但是，脱离了孩子的实际能力提出过高的要求，并且当孩子经过努力一时还达不到这种要求时，便使用家长的权威，对孩子施加种种难以承受的压力，结果不是无用，便是压出毛病。
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所以走上绝路，直接原因便是家长的压力。
听听她带着血泪的遗言吧：
“……我不只一次挨打、受骂……毕业考试前，我也想过死，我没忍心。
我想，我学了六年总该有个结果。
我考了，果然没考上。
你们（指家长）的态度很坏。
我想，你们对我好些，我一定好好学，向前赶。
可是上了中学……你们对我要求更严了。
‘考试必须前十名，否则看我怎么治你！
’这是我爸爸说的。
爸，你对我那样说话以后，我绝望了。
我这才又一次想到死。”
孩子死了，家长的过失是对孩子压过了头。
家长为什么给自己的孩子这样施加压力呢？
这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可以想见，家长在向孩子施加压力的时候，自己也决不会是轻松愉快的，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身上承受的压力转嫁到了孩子身上。
家长所受到的压力，我看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文凭风”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心理反应。
从这种心理出发，在他们看来，升学就是一切；
升不了学，特别是升不了大学，似乎就丧失一切，就没有出路。
这种观点，说到底，是封建科举制度的遗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在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应当重视对旧教育思想的清理和批判，端正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指导思想，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引向正路，这是教育工作者不可忽视的一项任务，也是全社会的任务。
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客观条件的不同，孩子们的身心发育情况、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必然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复杂状况，这就决定了孩子们学习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这种差异是客观的，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承认这种差异，对症下药，因势利导，实行正确的教育方法，让孩子认识与发挥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在比较中学习，在竞争中前进。
压力不可无，又不可过。
恰当的压力是动力，过度的压力出毛病。
我想，不光是对待学生如此。

赵紫阳会见斯米特·克鲁丝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在这里会见荷兰交通和水利大臣内莉·斯米特·克鲁丝一行时说，中荷两国可以在港口建设、水利和通讯等方面加强合作。
赵紫阳说，荷兰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技术和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赵紫阳希望中荷两国关于合资建设、合作经营南通港的项目能早日实现。
他说，中国愿意以这种方式和外国在港口建设方面更多地进行合作。
斯米特·克鲁丝表示荷兰方面将尽快落实南通港的合作项目。
她说，在水利、通讯和造船等方面，两国也可以进行合作。
斯米特·克鲁丝是应交通部的邀请于23日抵京的。
昨天，她和交通部部长钱永昌举行了会谈。
（附图片）
赵紫阳会见荷兰交通和水利大臣内莉·斯米特·克鲁丝。
新华社记者刘建国摄

五十七种食品获银质奖
1985年国家优质食品在京授奖
十三种食品获金质奖；
五十七种食品获银质奖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吴士深）驰名中外的青岛啤酒、金华火腿、镇江香醋、浙江龙井茶、山西竹叶青酒等食品，今天在这里被授予1985年国家优质食品金质奖。
国务委员张劲夫在授奖会议上希望获奖企业要保持信誉，扩大名优产品的批量生产，更多地同消费者见面。
获1985年国家优质食品金质奖共有十三种产品，其中青岛牌青岛啤酒、烟台葵花牌金奖白兰地、山西古井亭牌、长城牌竹叶青酒、金华牌特级金华火腿、浙江狮峰牌特级龙井茶、安徽中茶牌特级、一级祁红茶六种产品是蝉联金牌；
历史悠久的金山牌镇江香醋则由原来的银质奖上升为金质奖；
丰收牌北京特制啤酒、天鹅牌十二度特制上海啤酒、湖北园林青牌园林青酒、天津长城牌咸牛肉罐头（梯形罐）、江西长青牌荞头罐头（圆罐）、山东塔牌绿豆龙口粉丝六种产品是
“新科状元”。
另外，还有五十七种食品获得了国家银质奖。
至此，我国食品已有国家金质奖五十二项，银质奖二百项。

两全其美的好事
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抓好近郊常年蔬菜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开辟外埠蔬菜基地，既有利于首都的蔬菜供应，又帮助了外埠农民致富，这是搞好蔬菜供应的有效尝试。
大、中城市蔬菜价格放开后，调动了农民种菜的积极性。
特别是在远郊或外埠的一些农村，劳动力充裕，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民迫切希望同大中城市建立蔬菜产销关系，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大城市在抓好近郊蔬菜生产的同时，在这些地区建立蔬菜基地，则既可以保障货源的充足供应，丰富城市居民的菜篮子，又可以帮助外埠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尽快富裕起来，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大城市国营商业的资金、技术力量雄厚，有条件在信息、技术、资金、运输工具等方面给菜农以支援，帮助农民建设好蔬菜基地。
兴办城乡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广泛设立蔬菜集散点、交易点，是疏通城乡蔬菜产销渠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样做，可以为大城市提供更加充足的蔬菜来源，吸引全国各地的鲜菜进城，有利于调节淡旺季供应，平抑城市菜价，并且能够减少中间环节，避免过多的烂菜损耗，降低费用。
这种流通形式适合蔬菜之类时鲜商品的特点。
解决大中城市居民吃菜问题，许多城市都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这说明，各地只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城镇居民的吃菜问题，是不难的。

从防御到进攻
——漳州抗洪防涝札记
本报记者郝洁
“漳州要是三年不涝，老母猪也能戴上金耳环”，一到漳州，市长韩玉霖就用这句“俗话”向我们叙说漳州的喜和忧。
位于闽南“金三角”地带的漳州，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这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龙眼、荔枝、菠萝、桔子、芒果、杨梅、桃、李，还有著名的天宝香蕉、琯溪蜜柚等等，品种不下三十多种。
漳州芦柑是闽南六大名果之一，在海内外久负盛名，每年为国家创汇几十万美元。
漳州的水仙、兰花更以香艳驰名天下。
但是，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却年年受洪涝的威胁。
九龙江西溪流经漳州。
每年06月到9月，强台风不断袭来，雨随风至一下就成暴雨，冲埝决堤，摧房毁地。
每年这段时间，全市干部和群众都得轮流上堤，日夜抢险。
幸亏漳州是块宝地，灾后能再种一茬，大地很快复苏，重现金山银地的祥气，于是人们对防涝一事又淡忘了。
全市每年的洪涝损失达两亿多元。
造成洪涝的原因很多：
上游缺乏控制水库，财力有困难；
过去受“左”的影响，乱砍滥伐，顺坡开荒种粮，山林植被受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另一个原因是河障。
水利部门的同志带着我们爬上四米高的西溪防洪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真是令人吃惊：
三四百米宽的河床裁满了一丛丛一片片的“高秆作物”——树木、竹子、甘蔗，还有各种违章建筑，占去了西溪河床的多半。
木、竹根深，洪水冲不倒，但是泄洪速度也为之减慢。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西溪中那个小岛似的地方——中山巷，面积有二十亩左右，上面住着一百零九户人家。
每当洪水涌来，这座小岛就迫使洪水涌高。
这么多的河障怎能不严重威胁着防洪堤，威胁着漳州市呢？
但是，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又缺乏有约束力的“法”，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些河障竟年年有增无减。
1985年09月，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把防洪作为一项重要提案提出，清障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漳州市政府已作出决定：
西溪两岸的“高秆作物”要限期砍掉；
违章建筑都要拆除；
中山巷这座“小岛”也要彻底铲平。
我们去时，看到那里的居民正在搬迁。
另外，积极创造条件，使控制水库早日上马；
封山育林、严禁顺坡开荒，保持水土不再流失。
他们还准备控沙降淤，变害为利。
漳州，在与洪涝斗争中，正在从防御转为进攻。

光纤通信产业正在上海兴起
本报讯据文汇报报道：
上海市已初步形成光纤通信产业。
目前，光纤年生产能力达三千至四千公里，各类端机设备和光电器件都已具有一定生产规模。
光纤通信已开始应用于电话、电力、广播电视、公安交通、数据传输等各个方面。

宝钢第1期工程已陆续投产。
远望宝钢，不见滚滚的“黄龙”和弥漫的烟雾。
走进厂区，不见遍地污物和渣土。
目前宝钢厂区绿化已达一百三十多公顷，种乔木十六万株，绿篱六万平方米，铺草坪三十一万平方米。
图为高炉下的小树和草坪。
本报记者　蒋铎摄

天津八个禽蛋基地初具规模
本报讯据天津日报报道：
天津市拱手八方求援禽蛋货源的局面，在价格放开后已有所改变。
今年春节，市禽蛋公司分布于山东省宁津县、河北省南皮县及天津蓟县等地的八个初具规模的禽蛋基地，可为天津市提供肉鸡二百万只、松花蛋四百万个。
八个基地生产的肉鸡饲养周期短，不受季节的影响，可随时为市场提供货源，减少了库存，降低了成本。
同时，农村粮食资源也可就地转化为禽、蛋，帮助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

广西查处哄抢盗伐国营贝江河林场案
违法分子依法受到惩处，林区局势基本恢复正常
本报讯历时五年之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国营贝江河林场林木被哄抢、盗伐的大案要案已基本查清，哄抢、盗伐国有林的严重违法分子依法受到惩处，林区局势基本恢复正常。
贝江河林场属融水县管。
林场种有以杉木为主的林木十万多亩，有木材蓄积量七十多万立方米。
从1981年开始，这个场林木开始遭到零星盗伐，因未能及时有效制止，逐步蔓延为大规模的哄抢、盗伐。
1984年下半年以来，哄抢、盗伐林场林木歪风加剧。
参加哄抢、盗伐人数最多时每天达三千人次左右，有的还哄抢林场已砍伐堆放好的木材，殴打林场护林人员及公安干警，殴打致伤的五十多人次，其中一名护林员因受到威胁被迫逃跑，中途力竭死亡。
违法分子还砸烂林场汽车，破坏林场电讯设备、堵塞公路，切断林场与外界的联系。
五年来，这个场被破坏的林木面积达四万五千九百多亩。
据去年07月份林场的调查，共损失木材二十一万立方米，价值二千多万元。
贝江河林场林木被哄抢、盗伐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主要原因，一是有关县和有关部门领导对哄抢、盗伐国有林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查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
二是集体林区木材市场开放后，有关县的管理措施跟不上，造成林场附近木材市场管理混乱；
三是当地一些机关干部、职工插手经营木材，与社会上的非法经营木材者内外勾结，以权谋私，为哄抢、盗伐歪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贝江河林场林木被大规模哄抢盗伐的严重事件，引起了中纪委、林业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去年08月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地区和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柳城县都分别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认真查处，综合治理。
经过五个月的工作，现已基本上刹住了哄抢、盗伐国有林歪风。
从去年08月份以来，先后依法逮捕了三十四名违法分子，已判处了二十七人，其中抢劫国有林、扰乱社会秩序的主犯于荣成、于泽光、张福文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十五年、十四年；
盗窃国有林并为盗窃分子销赃从中渔利的于先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盗伐国有林罪犯吴先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到12月份止，四个县已收缴和退赃哄抢、盗伐的木材一千五百多立方米，罚款和退出赃款三十多万元。
同时，清理和整顿了各种经营木材的公司、“中心”、集体、合作单位和个体户。
林场周围四个县四百九十六家不具备经营木材的公司、“中心”、集体合作单位、个体户已被吊销经营木材执照，五百三十六个非法经营木材收购点被取缔，并查处机关单位和干部职工个人非法经营木材案件三十起。
（荣其光　侯肇东　庞子奇）

政协环保问题调查组提出六条建议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认为这些问题要认真解决
本报讯
记者肖体焕报道：
受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委托，建设部部长、国务院环委会副主任叶如棠于1月25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集中听取和讨论了全国政协环保问题调查组提出的六条建议。
由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方面专家等十三人组成的环保问题调查组，于去年年底到四川、湖北、湖南三省，对长江中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为期三十天的调查研究。
根据这次调查的情况，调查组组长林华在会上提出如下六条建议：
（一）四川林业经营应该转向；
（二）停止土硫磺生产；
（三）扩大四川天然气的民用比例；
（四）加强城市工业污水的处理；
（五）注意湖北、湖南围湖造田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六）加强环保管理机构的监督职能。
出席会议的环委会委员认为，全国政协调查组提出的六条建议很重要，这些问题涉及面广，需要综合治理，认真解决，逐步落实。

既有利于城市蔬菜供应又帮助农民致富
北京市开辟外埠蔬菜基地取得成绩
1985年各基地运往首都蔬菜超过一亿斤
本报讯
记者潘岗报道：
蔬菜市场放开后，为搞好蔬菜供应，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抓好近郊常年蔬菜基地建设，调动菜农生产积极性的同时，认真抓紧远郊和外埠蔬菜基地的建设。
积极开办批发交易市场和农贸市场，广泛吸引外地蔬菜进京。
据统计，1985年北京市从外地共调进蔬菜五亿五千万斤，其中蔬菜基地供应的菜超过一亿斤，是近年来调进最多的一年。
目前，外地调入菜已占北京国营菜店经营量的近四分之一。
由于调进的菜多是淡季上市，北京市居民头疼多年的初秋吃菜难问题初步有所好转。
农贸市场和个体菜贩提供的时令细菜，对解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市在外地建的蔬菜基地主要集中在山西阳高县、河北阳原县、万全县等地。
这些地区受“小气候”影响，黄瓜、西红柿、豆角等的上市时节，正好赶在北京市8、9月的蔬菜供应淡季，有利于调剂余缺。
1981年蔬菜基地刚建立时，北京市每年只能调进蔬菜七十万斤左右，随着蔬菜基地的不断发展，菜农技术的提高，特别是去年05月份北京放开蔬菜价格以后，大大调动了蔬菜基地菜农的生产积极性。
外埠蔬菜基地的建设，还增强了北京市国营商业的竞争力。
地处北京蔬菜主产区——京西“菜园子”石景山的石景山菜蔬公司，去年05月开始在河北保定郊区杨庄乡建立常年基地三千亩，到年终就调进菜七百万斤。
据了解，北京市国营蔬菜经营部门已广泛与南方各省、区建立了常年业务联系，采购人员的足迹遍及十五个省、八十多个县市。
去年8、9月份，北京市的五百多名蔬菜采购人员在两个月内就购进蔬菜一亿八千多万斤。
为了适应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新形势，解决菜农“卖菜难”和城区居民“买菜难”问题，北京市有关部门利用国营蔬菜公司的“磅房场”等设施，开办了三十一个批发交易市场，郊区农民自办了六十七个蔬菜集散点，城区农贸市场已达八十多个。

核桃成为商洛地区拳头产品
本报讯
记者景险峰报道：
被誉为“核桃之乡”的陕西商洛地区，在二百万农业人口中，已有半数以上农户种植核桃树，出口核桃仁已成为这个地区外贸出口的拳头产品，成为群众治穷致富的一个优势。
商洛地区气候温和，雨量较足，适宜林木生长，群众历来就有种植核桃树的习惯。
现在全地区已建成核桃重点乡四十一个，共有核桃树一千二百多万株，农业人口人均六株。
1984年，商洛地区核桃年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外贸部门收购了二千七百多万斤。
去年尽管遇到了自然灾害，核桃年产量仍保持前几年的平均水平。

确保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
本报记者　刘燮阳
最近，国家标准局和中国广播卫星公司组织专家，对南京无线电厂和南京电子器件研究所生产的卫星电视接收站产品的质量保证能力进行认证。
这是我国第1次对一个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测定，它对于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是一项重要措施，为我国产品逐步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办法应当在其他产品投入市场之前，逐步推广。
认证是一种评价和监督产品质量的办法，是在一种新产品准备批量生产之前，由公证人和技术权威组成的第3机构，依据科学标准，对工厂的产品或质量保证能力进行审查。
认证有两种：
一种是对产品的认证；
一种是对企（事）业单位的质量保证能力的认证。
这次对南京无线电厂和南京电子器件研究所采用的是后一种形式的认证。
来自有关部门的专家仔细查阅了这两个单位的大量技术、工艺、管理文件和原始记录、报表；
检查了生产、工艺、检验和计量设备的使用状况；
考核了生产、技术、管理人员的素质；
测试了所生产的产品，从根本上考核生产单位具备了保证生产产品的条件，才允许其进行批量生产。
过去我们要求企业生产合格的优质产品，往往是要求企业领导思想上要重视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严格把好关口。
无疑，这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一个企业产品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物的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
物的因素包括厂房设备、生产工具、测试手段等；
人的因素包括人的技术水平、人员素质等。
这两个因素都具备了，生产优质产品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
采取这种认证办法，还能够防止一种产品在投入市场之前，一哄而上，盲目发展。
在这方面有不少教训。
彩色电视机这两年成了“热门货”，各地一下子发展了一百多条生产线，带有不少盲目性。
这次卫星电视接收站的生产也有这种苗头。
去年0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向十六个省区的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人民赠送五十三个卫星电视接收站。
从那时起，全国不少厂家跃跃欲试，准备大批量生产这种产品。
就在此时，有关部门决定对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事）业单位的质量保证能力进行认证，只有经过认证的企（事）业单位，发放认证书，所产产品方可投入市场。
这就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地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盲目生产，盲目投资，不顾社会经济效益的倾向。
采取这种认证活动，还能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避免盲目进口。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
去年我国生产的卫星电视接收站产品，不少单位产品质量已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为此，有关部门决定，今后生产卫星电视接收站产品，主要依靠国内，并把这一条列为认证的重要内容，这就使我国的卫星电视接收站这一年轻的事业能够在一起步的时候，就能够在高水平的基础上稳步发展。
为了监督产品的质量，这些年来，我们已采取了多种办法，现在，我们又开始实行质量保证能力认证，它使我们的质量监督工作更趋向于完善，由单个产品的检验，到全面系统的审查，由低级到高级，我们的质量监督工作会越做越好。
国务院领导同志很称赞这种作法。

评初战第1年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高尚全
我们在大步改革中送走了1985年，跨入了“七五”计划的第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已走过了七个年头。
在前几年里，农村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城市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导下，开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一年多来，在城市，围绕增强企业的活力这一中心环节，有步骤地进行了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
科技和教育体制等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
在农村，通过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积极合理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完成了第2次突破。
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势头很好。
我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深刻变革，国民经济进入建国以来生机最盛的新时期。
1985年——初战胜利的第1年，我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重要的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中的双轨运行，使我国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多形式、多层次、多内容的横向经济联系迅猛发展，突破了以纵向、封闭和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旧体制；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互相渗透，共同发展，正在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
在外部环境变化以后，企业在经营目标、投资方向、分配原则、组织管理等方面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活力有所增强；
社会主义商品市场正在形成，价值规律对生产和需求的调节作用显著增强；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从行政性的直接控制为主，向灵活运用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经济办法间接控制为主过渡；
中国农村已走上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正向商品化、社会化迈进；
对外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广大群众经受了商品经济的锻炼，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程度逐步提高。
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已开始转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轨道，改革的前景无比光明。
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种运行机制、两种价格体系、两种管理方式同时并存，互相交叉，逐步过渡的新局面。
在改革中也遇到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落后于微观搞活的新形势，特别是1984年第4季度以来出现不同程度的宏观失控，给我国经济生活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
二是微观经济的活力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还不能正常地得以发挥，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在许多方面尚未落实，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仍然受到过多的束缚。
针对上述问题，去年在继续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了宏观控制。
目前，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逐步减慢下来，信贷投放初步得到控制，财政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形势，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我们必须正确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目前我国同时存在着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
由于它们依据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可能出现互相推进或互相制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的体制一旦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忽视改革的艰巨复杂性而热衷于“经济热”，势必造成经济生活的紧张和紊乱，使改革丧失宽松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在体制模式的转换中，新旧体制之间会出现矛盾和摩擦，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在某些领域中出现“弱化”阶段；
另一方面，旧的财政、金融、价格体系又以很大的惯性推动企业行为偏向于追求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
因此，“投资饥饿症”与“分配攀比症”并发，导致以总需求膨胀为特征的宏观失控，究其根源还在于僵化的旧体制。
第3，由于我们在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经济信息、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方面缺少经验，加上具体工作出现一些失误，诱发了一些问题，应该引以为训。
一年来，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改革与建设、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单项改革与总体配套、破与立等关系方面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我们欣慰地看到，改革的理论在实践中充满了生机，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探索完善市场体系；
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既从理论上取得了新的突破，阐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
又从实践上绘制了改革的蓝图，为我们提出了“七五”期间改革的三个主要任务。
围绕这三个方面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就会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
实现了这些任务，新经济体制的雏型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根据“七五”期间改革的主要任务，在新的一年里，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巩固现有的改革成果，并为明年的改革迈出重要的一步作好准备。
今年的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现有的改革成果要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存利除弊，解决突出的问题，使改革发挥出更好的效益。
在微观经济方面，主要是通过整顿行政性公司、调减调节税、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等措施，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一系列政策规定，从外部为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创造条件。
在企业内部进一步完善各种类型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逐步改革企业的工资制度，调节各类企业之间、劳动者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分配，消除互相攀比造成的消费基金膨胀。
这是正确处理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在企业之间，要进一步运用政策手段，大力发展建立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的横向联合，逐步形成内容不同、规模不等、多层次的企业群体。
通过发展横向联系，促进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改革组织机构，打破纵向的、封闭的条块分割的体制。
在宏观经济方面，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宏观控制要加强，也要改善，既要抑止需求，又要增加供应，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间接管理的调控机制。
要进一步调整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同时通过正确运用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总需求结构和企业行为。
要积极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对一些主要的生产资料实行专营，控制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
要发展资金的互利融通、技术的有偿转让和交流，探索建立多层次的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
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理顺经济关系，为各类企业创造大体平等的竞争条件，促进经济稳定平衡地发展。
二是对有利于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于总供求平衡的改革方案，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积极稳妥地进行探索试验，为下一步改革迈出重要的步伐作好准备，一些改革方案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在某些试点城市和企业进行试验。
通过试点，为进一步改革创造和积累新经验。

青海蚕豆出口达到三千万斤
本报讯据经济参考报道：
青海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增加蚕豆产量，扩大出口。
1985年蚕豆出口量达到三千万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为国家创外汇三百多万美元。
青海是我国春蚕豆重要产区。
青海蚕豆素以粒大均匀、皮光饱满、无斑无蛀、富含营养而著称，在国际市场上久负盛名。
去年，青海从实际出发，重新调整了农作物布局，扩大蚕豆面积，为外贸出口提供了货源。

世界女垒赛因暴风雨中断
中国队01日将打三场硬仗
本报奥克兰01月25日专电记者吴骅报道：
由于一天一夜的狂风暴雨，今天第6届世界女子垒球锦标赛第1阶段最后一天的比赛，无法进行，所有比赛被迫推迟到明天进行。
夏季的奥克兰市受海洋性气候影响较大，天气多变，但这场暴雨之大、时间之长，在这里也颇为罕见。
因为比赛必须在27日结束，组委会决定，明天将增加比赛场地和场次，原定今天举行的八场比赛和明天的比赛一并在明天举行，解决由这场大雨带来的问题。
根据组委会的安排，中国女子垒球队明天将打三场比赛，其中包括与新西兰、澳大利亚两队的二场硬仗以及进入前四名后的一场关键仗。
如果明天暴雨不停，组委会还要研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中宣部和国家教委规定不得乱登办学招生广告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中宣部、国家教委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关新闻单位，一律不得刊登违背国家教育政策规定的各种办学招生广告和简章。
一个时期来，一些报刊刊登了许多未经教育部门批准备案的各种大学、学院、函授大学和中专的招生广告。
这些自己命名的学校在广告中许诺学生毕业后发给大专或中专毕业证书。
中宣部和国家教委发出的文件中明确指出，这些作法是错误的，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文件强调，今后凡刊登承认大中专以上学历的招生广告和简章，均须是按国家教委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备案的学校。
广告的内容须经办学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文件指出，今后凡擅自刊登违背国家教育政策规定的各种办学广告和简章者，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从失败中奋起
——记中国男篮总结会
本报记者刘小明
望着手中色泽暗淡的铜牌，中国男篮队员不情愿而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
从亚洲冠军宝座跌到第3名的位置。
用小伙子们的话说：
“这是近几年打得最臭的一次。”
他们感到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辜负了祖国人民的期望，心里非常难受。
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队就一直在为参加第13届亚洲男篮锦标赛做准备，为什么最后出现这样令人失望的结果呢？
从吉隆坡回到北京，中国男篮的教练和队员们静坐下来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总结经验教训。
几位主力的反思
队长刘建立说：
“这次比赛我们没有打好，首先一条是拚劲不足，打不出气势来。
对于南朝鲜队有轻敌麻痹思想，上场前考虑简单，准备不充分。
开局几个球打得勉强，当对方一改联防，缩小篮下防圈后，我们没有及时应变，让对方牵着鼻子打，产生了急躁情绪。
由于输掉这一场球，直接影响了对菲律宾队那场球的信心。”
年轻的中锋王立彬两年前被国外篮球界人士称为“亚洲最有希望的篮球选手”，可是这次他的表现却很不理想。
比赛后，他收到很多观众的批评信件，数量仅次于教练。
他在总结会上说：
“前一段我在美国训练得不错，就认为亚洲对手水平总要比美国低，好打，根本没想到会输给南朝鲜队。
赛前听说南朝鲜队增加了高度（新补充二米零五的韩基范），但我认为他们的新手是我们青年队的手下败将，重视不足，藐视有余。”
来自四川的李亚光被认为是继郭永林之后中国队的又一名神投手，然而这次对南朝鲜队他却大失水准，投了十五个球只进四个，命中率30％都不到。
他在总结投得不准的原因时说，一是遇到困难过于紧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理，失去自信，杂念增加，造成动作变形；
二是与队友配合不好，没有互相掩护创造机会，投得勉强。
从思想上找原因
接着，中国队的队员们又进一步寻找技术发挥失常的思想根源。
王立彬说：
“我到国家男篮的时间不短了，记得自己在国家青年队以及刚进入国家队时，训练比现在要认真得多，一心要打上国家队主力阵容。
可是，当了主力以后，就有些松懈。
特别是我在几次国际比赛中发挥不错，听到赞扬声后就更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认为最高水平也不过如此，训练中不那么尽全力了。”
核心后卫孙凤武也检查了自满情绪，他说，从1983年拿到亚洲冠军后，自我感觉同以前大不一样，似乎觉得身价高了，有时连教练的话也不怎么听得进去。
刘建立也谈到，1982年亚运会中国队输给南朝鲜队后，全队憋了一股劲夺回优势。
训练课之后大家还常常加班加点苦练，非常自觉，终于在1983年以较大优势荣获亚洲冠军。
可是从这以后，不少队员在训练中要求继续提高的愿望就不那么迫切了，训练课结束背起包就走。
钱教练承担责任
中国队教练钱澄海听完队员们的总结后说：
“对中国男篮的失利，我本人要负主要责任。
这次没有打好有技术战术方面的问题，但主要的是思想上出了问题。
同时，通过比赛这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平时训练中的许多问题，一，对主力队员要求不严，未能使他们思想和技术同步提高；
二，实行篮球新规则后对中远距离投篮训练和培养三分球投手下功夫不够；
三，进攻中办法不多，有些进攻套路和各个位置上的技术平时虽然练过，但练得不过硬。
这些都说明中国男篮的训练在高标准严要求，苦练基本功方面差得很远，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国女排学习。”
　（上）

“加油！
加油！”
——女排名将海曼最后的话
世界女排名将海曼，比赛中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排坛。
她的精神鼓舞着队友们前进。
24日晚上七时半许，全日本排球女排选拔赛正在岛根县松江市综合体育馆进行，由建队不满三年的大荣队对实力雄厚、连续五年保持八十八场比赛不败的日立队。
海曼是大荣队的主力队员，她是三年前与克罗克特结伴来日，应聘进入大荣公司任职的。
大荣队与日立队的比赛引人注目。
建队以来，以赶超日立为目标的大荣队这两年因海曼、克罗克特加盟，实力倍增。
赛前，人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关注大荣队能否阻止日立队连续取得第89场比赛的胜利。
比赛开始，大荣队先声夺人，在第1局中获胜；
第2局日立队积极反攻，也争得胜利。
第3局比赛双方争夺异常激烈。
一开始，两队比分交替上升。
当打到七比六大荣队领先时，海曼因轮到后排，教练让她下场休息。
这时海曼十分激动，不断鼓掌为队友加油。
比分打到十三比九大荣队超出日立队四分时，海曼突然神志不清，身体前倾，从坐位上一头栽倒。
场内广播寻医，可是无医生在场。
于是急送医院抢救，终因抢救无效去世。
“加油！
加油！”
这是海曼在生命结束前留给队友的最后一句话。
这场比赛，大荣队终于以三比二战胜日立队。
日本著名教练山田重雄说，海曼的风格，海曼的扣球，为世界女排运动吹进了新鲜空气；
她的生命之火，为排球运动燃烧到最后一分钟。
　本报记者　孙东民（附图片）
向严寒挑战的勇士待令出发。
这是前几天在牡丹江举行的第2届北国冬泳邀请赛的一个镜头。
　高洪艺　张麟摄

午夜四周静悄悄　正好巡视　武汉经委抓好工厂安全生产
节前市场闹嚷嚷　及早关注　北京全市检查春节商品物价
《长江日报》武汉市经委领导午夜零点到四个工厂夜巡，检查安全生产情况，发现了一些漏洞和问题
《北京日报》明日起全市开展春节商品物价检查，稳定节日市场，维护消费者利益
《云南日报》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境内发现原始社会时期的崖壁画
《重庆日报》璧山县城郊粮站龙淑辉二十年如01日，为五保老人送粮油
《湖北日报》武汉洗衣机厂“荷花”双桶洗衣机实现整机国产化，产品批量进入国际市场
《宁夏日报》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组织咨询队，到引黄灌区和宁南山区的一些市县开展经济技术咨询服务
《广州日报》珠江水系广东境内航岸无线电话通讯网已形成
《深圳特区报》深圳市决定两年内原则上不开发新区，集中力量充实、完善、提高已开发的区域
《青海日报》乐都县岗沟乡采取对有技术者给予贷款、安置无特长者就业的不同方法，帮助贫困户脱贫
《湖南日报》全省形成农村客运网络，每天有一千二百多辆客车夜宿农村
《山西日报》襄汾县积极组织教师自学成才，1979年以来，有二百七十七人达到师专毕业生水平
《哈尔滨日报》市二轻局发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横向联营，联合一年的经济效益提高32％
《人民铁道》为确保旅客运输安全，各站、车加强易爆品查堵工作，到1月20日，全路各局光鞭炮就查获约七十五万响
《黑龙江日报》哈尔滨市政府拨款四百万元，在郊区新建春菜基地，并配套完善夏菜基地
《甘肃日报》高台县大面积推广带状种植，去年六万亩小麦、玉米丰产方平均亩产达一千五百六十四斤
《中国轻工业报》国家对陶瓷出口作出新规定，向考核合格的瓷厂发给许可证，不合格的企业，产品不许出口
《健康报》天津第2医学院附属医院创口吃矫治法，90％以上的口吃者得到矫治
《新疆日报》若羌县一千三百多名各族农民大办采矿业，去年采矿总收入一千一百五十万元
《贵州日报》独山县党政领导机关分别与贫困乡挂钩承包，穷乡不脱贫，扶贫不脱钩

“单打一”与“多种经营”
伍延
这几年，农村经济活跃，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思想开了窍：
农村工作不能只抓农业，农业生产不能单抓粮食。
由此想到，体育工作单打一的老脑筋也很有必要改变一下了。
体育的成就绝不仅是竞赛的成就；
体育不是少数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健身强体要亿万群众参加；
体育工作不能靠体育部门独家经营；
关系全民族振兴的事业，应该全社会来干。
优秀运动员的出色战绩固然很重要，但“主要”不能夸大为“全部”，单打一地抓“主要”，放松甚至放弃其他，结果，这个“主要”往往也解决不好。
当初，一些农村只种粮食，二十年也跨不过“长江”，这已是历史教训。
如今，要成为世界体育强国，我国有许多项目象田径、游泳、足球等，水平还不高，没有中小学业余训练的良好基础，不从娃娃抓起，单靠少数教练带几批运动员往上冲，往往事倍功半。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准了这步棋，体育进入工厂、农村、学校和家庭。
路子活了起来，运动水平也在上升。
一些体育主管部门的目光更加开阔，既注意从群众中发现苗子，又注意培养尖子，结果，很快发现了人才。
可见，体育的改革也不妨来个多种经营、大家经营。

各类成人高校设置一律要由国家教委审批
新华社北京01月25日电国家教育委员会最近决定各类成人高等学校的设置，均改为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审批。
国家教委日前发出的文件指出，成人高等学校的设置停止实行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审批，而改为由国家教委审批。
今后，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较、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及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学院办函授部、夜大学等成人高等学校，均须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审批。
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下达招生计划后方可招生。

答辩，本该在四年前
——从一个研究生的遭遇看党风的变化
本报记者　刘宾雁　洪天国
在一间小型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铺盖乳白色桌布的长条桌子。
桌子前头整齐地排列着幻灯机、投影仪和收录机。
桌子两边，端坐着几名生物化学界的教授、研究员。
一名身着蓝条西装的三十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站在台前，背靠着悬挂在墙壁上的白色屏幕……
朴素的场面。
普通的仪式。
一场研究生硕士论文答辩会正在举行。
地点：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大楼的一楼会议室。
这种场面本来是没有多大新闻价值的。
然而，是什么东西把记者吸引到这里来的呢？
“今天是1978级研究生陶海南的硕士论文答辩会。”
基础所教育办公室主任郑超强宣布会议的议题。
78级？
研究生学制为三年，78级的研究生应该是1981年秋天答辩。
可今天已经是1985年10月10日，时间的骏马早已越过1981年秋天，朝太阳升起的地方，奔跑了整整四年！
这个不幸本可缩短为半年
笔尖轻轻一抹，一个人的名字就被勾销了，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结论就写成了。
1981年04月27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陶海南，就这样被“取消”了学籍。
罪名是
“陶海南同志考取研究生进入北京后，资产阶级思想发展，抛妻弃子，影响很坏”。
这是一种最易引起中国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不道德行为。
后来，另一条罪状又成为“取消学籍”的主要理由了：
他“科研作风”（有时又叫“科研道德”）不好。
是他庸碌怠惰、不思进取吗？
是剽窃他人科研成果吗？
是损人利己，破坏他人工作以追逐个人名利吗？
都不是。
正好相反，陶海南是靠自己的勤奋和才能取得了初步成就。
他的不幸，是由于他超越了别人。
他是在一场本来就不平等的竞技中由于裁判不公而造成牺牲的。
四年半以后，撤销了上述错误的决定。
时过境迁，还有什么新闻价值呢？
它的价值就在于：
陶海南事件完全可以不发生，发生之后也完全有可能及早纠正。
这一小块历史，对于我们认识现实和防止、纠正另一些类似的事件大有益处。
应该说，陶海南是幸运的。
一个研究生的学籍问题，竟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国务院科技干部局领导的注意。
当时的局长、老大姐黄葳同志亲自率领三名工作人员下来，同中国医科院和基础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干部面谈。
研究所的领导认定：
“陶海南在离婚问题上暴露出思想品质有严重问题”，“不合又红又专条件”，“最主要的是与党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他与一道工作的助理研究员陈某的关系问题，
“陈××是优秀党员，而陶海南名利思想严重。”
陶海南的第2个幸运，是黄葳同志没有轻信这“一级党政领导”的权威性意见。
她决定派出以李俊之同志为首的调查组赴兰州调查陶海南的婚姻问题。
调查组认真、客观地查明：
陶海南与妻子婚后便感情不和，时有争吵，与他后来考取研究生无关，因而他不是“陈世美”，也并无确证能断定陶海南“另有新欢”。
这本来是研究所据以处分陶海南的主要依据，既已推翻，就理应纠正当初的决定了。
可惜科技干部局无权指令基础所纠正它的错误，有这个权力的只是它的直属上级——中国医学科学院，而这个上级却无意纠正那个决定。
悲剧甚至可以不发生
陶海南的导师梁植权教授任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
如果说对陶海南的婚姻问题，他不象科技干部局那样有发言权，那么对于陶的科研能力与作风，陶海南与那位也在他领导之下在生化室工作的助研陈某的关系问题，他就最有发言权了。
他反对取消陶海南的学籍。
由于这种处分属于行政处分，而他既是陶海南的导师，又是生化室的行政领导人，按理他的一票应是举足轻重的了。
但是不然，基础所党委对梁植权教授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
不仅仅是梁教授本人，生化室的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包括平时对陶本人并无好感的人在内，一致反对这个处分决定。
反对的理由也基本上一致：
尽管陶海南有些骄傲自负，但他聪明、勤奋，实践证明他在科学研究上有潜力、有前途。
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不容易，已经学习三年，即将毕业，取消学籍的处分过重。
这些反对意见得到的回答是：
“现在有人同情陶海南。
不要跟领导唱对台戏！”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异议者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对自己的支部和党委会的决定提出反对意见，也叫“跟领导唱对台戏”！
这就是说：
作为共产党员，他们要分担本单位党组织所犯错误的责任，然而却无权参与决策，而这种状况还被视为正常。
这时，陶海南的不幸似乎已成定局。
问题一拖又三年
陶海南向党报发出他几近绝望的呼吁。
从1982年年初起，《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先后采访陶海南一案。
他们向陶海南上下左右的许许多多人进行了调查，也向科技干部局了解了当年调查的结果和意见。
查询的重点，当然是陶海南的婚姻问题和他的“科研作风”，实际上也就是他“与党的关系”问题。
原来这两个问题是扭在一起的。
当陶海南与助研陈氏夫妇关系甚好时，那时后者是同情他在婚姻上的不幸的，甚至还劝他离婚，主动为他介绍对象。
那时，陶海南不是“陈世美”，没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品质问题，“科研作风”和“与党的关系”也十分良好。
一当陈某发觉陶海南在科研工作中超过自己、又不那么顺从服贴、发表第2篇论文时只在文后表示向他致谢、而不把他的姓名署在文首时，上述三者便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此，陶海南个人生活的不幸，便给对方提供了中伤和报复的机会。
陶妻一来北京，便到陈家进进出出。
关于陶海南另有新欢的谣言，对于满腹猜疑的陶妻自然是火上浇油。
长者的指点又使她走上了一条不是弥合而是加深夫妇间不和的道路。
两人原来的关系是好好坏坏，时和时掰。
此后，陶妻就以闹为主，丈夫对妻子的反感便愈益加深。
资格便是资本。
陈某开始用自己的地位来维持自己的优势了。
他要求优先使用仪器，占住大型仪器——高压电泳仪不放，但是这并未能阻挠陶海南继续取得新的成就。
在他被取消研究生学籍的前四个月，即1980年除夕，他又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双峰”的异型血红蛋白，这是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予证明的一种新型异常血红蛋白。
不是党员并且年轻十几岁的陶海南每前进一步，身为党员并是长者的陈某就获得一次贬低和诬陷他的机会。
陈说，陶发现“双峰”异型血红蛋白是“采用不正当手段窃取别人标本”的结果。
陶海南出差湖南、广西去查清提供血样的患者的遗传家谱，陈氏夫妇就在四下散布说：
“陶海南私自跑到广西、湖南等地作报告”，“逛游广西”，“四处吹嘘自己的科研成果”。
经过调查，这些不实之词都被推翻了。
还了解到陶海南在外面的优良表现：
“陶白天采血，晚上加班，还在我们过去误认为阴性的血样中发现两名阳性患者，帮助我们改正了一些实验程序。”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上级党委和基础所的党政领导更相信“优秀党员”和支委的汇报，定见已经形成，对陶海南的处分决定正在起草。
陶海南从南方出差归来时，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大门正在他面前徐徐关闭。
现在，新闻记者要来继续国家科技干部局、陶海南的导师和同学、包括他所在单位的共产党员们所未完成的使命了。
人民日报记者根据确凿材料，写出报道，按规定送对方的上级党委审阅。
同时，多次向卫生部、医科院、基础所的领导提出，力争关于陶海南的报道得以问世。
但将近三年，对方未置可否。
错案终究会纠正
应该对兰州市城关区法院的同志们给予赞扬。
他们没有囿于传统偏见（“家庭破裂，责在男方，特别是地位上升的男方”），不受医科院和基础所对陶海南错误处分的影响，也不顾甘肃两家报纸的记者对陶海南事件诽谤性报道所造成的舆论，秉公执法，独立判断，于1983年07月27日，在离婚判决书中认为：
原、被告婚后不能珍惜夫妻感情，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婚姻家庭问题，致使夫妻关系不断恶化，原告（陶海南）是有一定责任的，但被告（陶妻）处理问题考虑不周，方法欠当，加深了夫妻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可见，陶海南不是“陈世美”，不是“抛妻弃子”了。
直到1985年，中国医科院和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党委新班子建立，陶海南才重见天日。
两级新党委认真严肃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果断地纠正了对陶海南的错误处分。
经卫生部党组同意，两级党委9月18日作出决定：
允许陶海南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根据论文水平确定是否毕业及授予学位，从陶海南档案中撤出有关不实材料。
权力与责任应结伴而行
党和政府的政策没有变，陶海南还是那个陶海南，然而在1981年和1985年，降临到这个青年科研人员身上的却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命运！
这个事实，似乎没有多少新意。
作为记者，我们多少次思索过这个问题：
同是一个党，同是一种政策，甚至在同一个党委领导之下，为什么在两个相邻的单位或县份里，党风状况会有霄壤之别呢？
事情总是发生在某个具体的地点，由某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人物造成。
仅就这一点而言，大量的党风问题发生在基层或较低级的领导机关。
陶海南的厄运，就是从基础所生化研究室那个党支部开始的。
所党委和医科院党委为什么没有制止或纠正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种种原因起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那条带有普遍性的原因：
当一个人或一级组织犯了错误、受到指责时，他们本能地采取的第1个行动常常不是怀疑和纠正自己的决定，而是不肯认错，为自己辩解，甚至不惜采取行动加重所犯错误的后果。
兰州某报1982年所发的长篇报道，就是这种行动的产物。
毕业前夕被取消学籍，对于陶海南，已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肝胆欲裂，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一直为之奋斗的科学报国的理想眼看要毁于一旦了！”
（1981年05月陶海南给原院党委的申诉书）不久，兰州某报的一名记者根据陶妻个人和基础所提供的材料，根本不向陶海南本人和对原党委处分决定持不同意见的许许多多人核实，贸然发表长篇通讯，指名道姓地把陶海南定为“陈世美式的人物”。
中国医科院的院报转载，并称这篇文章“对陶海南的恶劣行为和丑恶灵魂进行了揭露与谴责”，原医科院党委常委兼教育处长的文章则称陶是“心灵丑恶而又坚持不改的人”。
陶海南被勒令限期离京，而在兰州，他已经声名狼藉。
一个三十岁出头、涉世不深的青年，这时是可能走上绝路的。
可幸的是陶海南仍未放弃希望和信心，也没有放弃工作专事上访。
更难得的是广西桂林医学专科学校热情接纳他为教员，甚至还为他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打击降临到他头上。
原医科院和基础所的党委1981年向陶海南声言：
取消学籍，是“处理”，而不是处分，有关材料一概不入他本人的档案。
当1983年底，陶海南作为桂林医专的报考留学生接受政审时，档案中却出现一厚本“有关材料”，使他丧失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这是他们继取消陶海南学籍、参与对他的公开诽谤之后犯下的第3个错误。
为什么他们敢于一而再地放弃改正错误的机会并继续犯错误呢？
首先是因为陶海南无力抗争。
应该说，他始终没有放弃斗争，而且象他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很多：
有基础所内部多人出面主持公道，有科干局局长亲自过问和调查，首都有两家报纸的记者为他力争公正处理。
但是这一切都终归无效。
我们曾问过基础所的党内外研究生，既然他们为陶海南问题愤愤不平，为什么不去向主管部门或中央机关申诉呢？
回答是：
“我们知道申诉也没有用处。
请问，个人和组织打官司，有几个人打赢过？”
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是：
基层负责人常常有恃无恐地对因受到他们压制或打击报复而上访的人扬言：
“你告去呀！
你就是告到中央，最后也得由我来决定。”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除了极少数上级有意包庇下属的情况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并不是不愿意纠正下属的错误。
为什么上边的再三批示和反复调查有时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
原因之一就是犯错误或干坏事的人享有一种自由：
即使错上加错，后果严重，大部分责任者也可以不负责任，或检讨几句了事。
对受害者的经济补偿由国库支付。
责任者很少受到法律或行政的制裁，舆论机关对他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也非易事。
一般不入档案，不列为考核项目，甚至不妨碍继续升迁。
现在，陶海南终于恢复了他早应享有的权利。
他不会去追究什么人的责任。
问题是：
那些对于陶海南造成伤害的同志，他们对于自己所犯的过失，良心上有无自我谴责呢？
有无决心彻底改过呢？

1985年下半年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1985年7至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下列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
内蒙古自治区
设立霍林郭勒市（县级）。
以哲里木盟扎鲁特旗的部分行政区域为霍林郭勒市的行政区域，霍林郭勒市由哲里木盟领导，市人民政府驻珠斯花。
吉林省
一、将公主岭市改为县级市，将伊通县划归四平市管辖。
二、将梅河口市改为县级市，将辉南、柳河两县划归通化市管辖。
浙江省
一、撤销镇海县，将原镇海县的行政区域并入宁波市。
设立宁波市镇海区，扩大宁波市滨海区。
二、撤销余姚县，设立余姚市（县级）。
以原余姚县的行政区域为余姚市的行政区域。
福建省
泉州市设立鲤城区，暂不设郊区。
河南省
濮阳市设立市区。
广东省
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
以原东莞县的行政区域为东莞市的行政区域。
四川省
将南充地区的苍溪县划归广元市管辖。
甘肃省
一、撤销天水地区，天水市升为地级市。
撤销天水县，将原天水县的行政区域并入天水市。
天水市设立秦城区、北道区。
二、将原天水地区的秦安、武山、甘谷、清水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五县划归天水市管辖。
三、将原天水地区的徽县、两当二县划归陇南地区管辖。
青海省
一、撤销民和县，设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以原民和县的行政区域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
二、撤销大通县，设立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以原大通县的行政区域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
注：
为使读者及时了解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和适应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及各单位工作需要，民政部每年编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由测绘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1986年新版本预计6月出书，读者需要可向新华书店购买。

从经济犯罪看官僚主义的危害
本报评论员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广播报道了一些经济犯罪案件、特别是诈骗案件，有的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令人震惊。
有些地区、单位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使犯罪分子阴谋得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危害，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重视。
各种诈骗活动尽管给人种种假象，但是经不住认真的考查，只要下功夫调查研究，便不难戳穿。
有些领导干部就是不调查不研究，对违法犯罪分子丧失了警惕，以至干了助纣为虐的蠢事。
杜国桢施展骗术，把自己乔装成一个“财神爷”，进行犯罪活动。
福州市郊区政府、福建省总工会以及中国银行福州分行信贷科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不作任何调查研究，就轻信杜的谎言，为其投机诈骗大开“绿灯”：
或同意与他联营，给他办理开业手续；
或出力为他吹捧，给他提供犯罪活动场所；
或凭假供销合同贷给资金，等等。
杜犯在短短数月内弄到两亿多元，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官僚主义的帮助。
许多事情如开业登记、银行贷款、出口贸易等，我们国家都有明文规定。
有些领导干部就是有章不循，不按规定办事，严重失职、渎职。
诈骗犯何家庆要湖北省蒲圻县城北区区委书记给他办理轧钢厂的营业执照。
按规定，开办工厂必须有资金、原料、厂房设备、能源保证等等。
但他一无所有，怎能批准“轧钢厂”开业？
可是经过城北区领导人四处活动，县委一位负责干部竟强令县工商局给办了营业执照。
何家庆就利用“轧钢厂”这块招牌，先后骗取货款一千八百多万元。
用人首先问政治，这是我们历来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
可是一些领导干部把这一原则置诸脑后，对所用人员疏于考察，不仅错把品质恶劣的人、甚至犯罪分子当好干部，而且在群众反映这些人有严重问题之后，仍然不予理会。
北京市大兴县原庞各庄邮政支局负责人李长兰，从1973年到1981年，利用工作之便，先后贪污四万多元，不但没被察觉，而且被评为县、市邮局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和大兴县的“优秀党员”，被提拔为县邮政局副局长。
有人曾提出她花钱大手大脚可疑，有关领导毫不在意，实际上对她的犯罪活动起了庇护作用。
几乎所有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诈骗案件的材料都说明，用人不问政治，在不少地区和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官僚主义是一种顽症，克服官僚主义，不下决心不行，有决心而无有力措施也不行。
我们反官僚主义反了多年，有些人仍然我行我素，照样做官当老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缺乏起码的责任心，有的甚至严重渎职。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处理官僚主义决心不大、措施不力。
近年来，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有的干部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对他们处理很不严肃，有的给一点轻微处分，有的只是批评教育了事，对其中因严重渎职而构成犯罪的，也很少追究刑事责任，往往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制裁。
对犯一般官僚主义错误的，重于教育、批评，这是对的；
对于犯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必须按党纪、政纪、国法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该撤职的撤职，对其中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只有这样，才能振聋发聩，使那些玩忽职守的人知所警惕，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克尽职守。

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拥政爱民”先进单位的解放军某部五连的战士在给学生讲革命故事。
三年多来，该连坚持每周派出校外辅导员，帮助驻地小学开展精神文明活动，用共产主义思想陶冶藏族少年的心灵。
新华社记者　程曦摄

把法律常识的各个层次结合起来
刘瀚
法律常识是一种知识，知识都有它的结构，结构都有不同的层次。
因而，在普及法律常识活动中，应注意法律常识的结构层次，并使之紧密结合，才能使每个公民都能由浅入深、由少到多掌握必需的法律常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法律常识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形象化的知识。
以典型案例或其他法律常识为内容的电影、电视、戏剧、小说、画报、展览等，都属于这一类。
这一层次的知识，传播面广量大，迅速及时，生动活泼，而且多是在休息、娱乐的同时接受知识，有潜移默化、易为人们所接受等优点。
一般人从小接触法律常识，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但这一层次的法律常识，比较零散，往往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例如电影《少年犯》中的犯人，都是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其中还有杀人犯，为什么判刑都比较轻？
没有学过《刑法》的人，就不知道这是《刑法》第14条的规定。
这条规定：
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了解了这些规定，就懂得了不满十四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
触犯了刑律，家长或监护人确实管教不了，且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才收容教养。
《刑法》第44条还规定，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这些规定，体现了我们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怀，体现了对少年犯一贯坚持的“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普及法律常识，单靠形象化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其他方面的配合。
二、法律条文知识。
这是各项法律规定本身，也是普及法律常识的主体内容。
由于我国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制定时已考虑到要便于公民学习、掌握、运用，文字表述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准确鲜明、逻辑严谨，对专门名词、法言法语以及可能会产生误解的地方，都在有关条文或起草报告中加以限定或说明，有的还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因此，有阅读能力的公民，一般可以看懂。
我国的法律，在正式通过之后，都要在公报、会刊和报纸上及时公布，然后又出版单行本、选编本、汇编本，所以，对有阅读能力的公民，特别是对各级干部来说，掌握法律条文知识是有便利条件的。
但法律条文比较枯燥，而且数量很大，又在不断增加，没有学习法律常识的自觉性，就很难集中精力，一条一条地读完一项法律。
所以，在普法活动中，采取宣讲的方式是一个好办法。
宣讲的效果要好，一是要有重点；
二是要有实际材料；
三是要有针对性。
在宣讲的基础上，每个公民还要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工作需要，不仅一般地、而且要熟练地掌握与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关系最密切、经常要运用的有关法律的内容。
如国家税务干部、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就要在学习宪法、刑法、诉讼法、经济合同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同时，熟练地掌握有关税收和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法规。
从事生产、经营，需要依法纳税的公民，也必须学习上述有关法规，并自觉遵守，这样，偷税、漏税、抗税的问题自然会大大减少。
又如每年春节期间，赌博或变相赌博的较多，这就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的有关规定，使公民懂得，一般的赌博，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经教育不改的，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要给予刑事制裁。
如果人人都能掌握必须掌握的法律条文知识，都做应该做的事，坚决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社会治安状况便会根本好转，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有了保证。
三、法律基本理论知识。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只有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才能真正认识某一事物。
对法律这一事物的认识，也只有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合法。
普法活动进一步的目的，是要普遍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牢固树立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待别人去宣传、讲解，他都会主动积极地去学习法律常识；
不待别人去引导、教育，他都会严格依法办事。
例如前面提到的电影《少年犯》，许多少年都看了，而且知道盗窃、杀人等等是犯罪，要判刑，但少年中，仍有人明知故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懂得各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给自己和家长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懂得国家为什么要健全法制、为什么要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道理。
就是说，他们没有最基本的法律理论知识，没有培养起起码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再如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本应带头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但是，在他们中间仍有人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索贿受贿、贪污盗窃、参与或支持投机诈骗等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行为，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在政治上败坏了国家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是他们不知道有关法律的规定吗？
不是。
如去年揭露的制造、销售假药，假冒商标和在食品中掺杂使假的违法犯罪牵涉到的一些干部，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药品管理法》、《商标法》、《食品卫生法》（试行）和《刑法》的有关规定，而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太薄弱，把严肃的法律不当一回事。
所以，中央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普法规划，都明确指出，普及法律常识的第1个重点对象，就是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学多一点，学深一点。
这里的“多”和“深”，不仅指法律条文知识，而且还包括法律基本理论知识。
处于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同志，在主要依靠政策办事过渡到既要依靠政策，又要依靠法律办事的情况下，在他们面临的大量经济、文教、科技及其他社会事务都要依法指导、规划、管理、服务的情况下，没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显然是不能适应需要的。
而要提高法律意识，就要在既“多”且“深”地掌握法律条文知识的同时，既“多”且“深”地掌握法律基本理论知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在普法活动中，形象化的知识，侧重于生动直观的教育，可以引起人们学习法律常识的兴趣，并在某些方面给人们以生动深刻的印象；
条文知识是普法的主要内容，可以使人们直接掌握行为规范，知其所趋，知其所避，使自己的行为合法，不去违法，更不去犯罪；
基本理论知识，则侧重于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从根本上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因此，应该把它们紧密结合起来。

支持年轻人
关心老同志
照顾老年人
李先念
1986年新春来临，应编辑部之约，特通过《中国老年》杂志，向全国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老知识分子、海外老侨胞及所有的中华老人祝贺新年，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定团结的局面越来越好。
在搞好团结的问题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支持年轻干部的工作。
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一些老同志退下来，一大批年轻干部选入了各级领导班子，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说年轻干部，实际上也都四十、五十多岁了，已经有几十年或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了。
在职的和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要满腔热情，真心实意地支持他们，让他们大胆地决定问题，放手地工作，发挥他们的创造精神。
尤其是在职的老同志，要为他们鸣锣开道，而不能给他们增加困难。
总之，要真支持，不能假支持。
老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但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来说，共产党员不存在离休的问题，一直要奋斗到死为止。
老同志还要起参谋作用，诸如了解情况，反映和提出问题，献计献策，传授经验，讲历史教训等。
尤其要讲我们碰过的钉子和经历的曲折，使他们不但不重犯我们犯过的错误，而且尽量避免犯新的大错误，这也是支持新上来的干部的一种方式。
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熟悉和掌握全面工作，要有一个过程，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时更需要老同志的关怀和支持。
我们老同志谁敢说自己没有犯过错误呢？
当然错误的大小和性质不同。
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力争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尊老敬贤是我们民族、我们党的传统美德。
各级领导同志和组织，要关心退下来的老同志。
尤其是革命老根据地，老干部多，现在很多都离休了。
他们对革命和建设都是有功的，很多人都留下了伤疤和残疾。
在广大工厂和农村还有上千万退休老职工和几千万老年人，也是有劳有功的。
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切实照顾好他们，关心和支持他们为四化发挥余热，让他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我希望《中国老年》杂志越办越好，真正成为老年人的知心朋友，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1985年12月13日
（原载《中国老年》杂志1986年第1期）

梅农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印度共和国日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印度驻华大使梅农今天在大使官邸举行招待会，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出席了招待会。

武警战士玄绪华热心为驻地群众服务
本报讯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十二中队通信员玄绪华，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每天行走二十多里山路，为驻地的车站、派出所、敬老院、煤建站等十多个单位投递信件和报刊。
他被当地群众誉为“山区鸿雁”。
玄绪华所在中队地处山区。
这里山峦起伏、沟谷相连，交通极为不便。
干部、群众经常十天半月见不到报纸，电报和平信差不多一样慢。
玄绪华得知这些情况后，征得组织同意主动担任义务投递员。
他利用课余时间对周围十几个单位人员的住址、姓名逐个登记并背熟。
他还选择最佳投递路线，绘制成图。
两年来，玄绪华为群众送报达两万多份，投取邮件、包裹五百多件，汇款几千元，从无差错。
部队给他记了三等功。
（黄联星　袁建玉）

泰国驻华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庆祝泰国武装部队日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泰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安姆蓬·朱达浦提上校和夫人今天中午在国际俱乐部举行招待会，庆祝泰国武装部队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福清县委在整党中
从查处大案要案入手端正党风
本报讯
福建省福清县委从认真查处大案要案入手，狠刹歪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对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信心，全县工作出现新的起色。
整党期间，福清县委从群众来信来访和其他渠道了解到，少数党员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败坏党的威信。
如县农业局出纳林仁暖两年中贪污挪用公款十二万多元，聚众赌博；
县经贸委副主任陈曾三在与一家公司签订出口蘑菇罐头合同中，贪污一万八千元；
县二轻金属厂厂长黄银康与福州市物资局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储运科副科长黄玉良签订合同，倒卖日产雅马哈摩托车，从中侵吞手续费一万多元。
整党开始后，县委根据中央一贯的指示精神认为，对严重违法乱纪案件必须认真查处，该开除的开除，该法办的法办，经济上占了便宜的必须退赔，决不能含糊了事。
他们集中力量查处了六起重大案件。
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过问，纪委、人大及政法等部门协调配合，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基本查清了这几起大案。
截止去年底，六起大案有四起已基本结案，九人被逮捕，十三人受党纪处分，三十八人被监居和收容审查。
在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福清县委还对赌博、偷税漏税、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干部多占公房等问题进行全面清理。
目前全县已摧毁赌博窝一百三十多个，赌博团伙四十六个；
查出偷漏税一百七十一万元，已收回九十多万元；
注销三十一家违章经营的“公司”、“中心”；
十九名兼任公司、企业职务的党政干部（其中县科局级以上干部在企业担任经理、董事长的十五人）已全部退出；
干部多占的住房也已按有关规定处理完毕。
福清县委狠刹歪风，推动整改，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信心，使他们改变了应付的态度，认真对待自己和本单位的问题，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
（江宝章）

筹集专款　实行优惠政策
甘肃省积极扶持庆阳老区进行经济建设
据新华社兰州电（记者王云峰）甘肃省近三年投资五千八百多万元支援庆阳老区建设，已初见成效。
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由1983年的一百三十元提高到1985年的二百零四元。
庆阳老区属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是党中央1936年建立的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委所在地。
这里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发展缓慢，群众生活困难。
从1983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成立专门领导班子，筹集专项资金，实行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
经过庆阳老区人民艰苦努力，老区面貌逐步改观。
——种草养畜，农林牧全面发展。
近三年老区人民共造林一百八十八万亩，种草一百六十七万亩。
大牲畜由1982年的三十二万八千四百头增加到三十七万头，生猪存栏三十三万三千头。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促进了粮食和多种经营的发展。
——教育卫生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
三年中七百二十七所中小学新建、扩建校舍三万三千多平方米。
新建、扩建县、乡卫生院五十四所。
现在老区已有五百五十九所小学搬出了土窑洞，儿童入学率达85％，一万多名地方病患者得到治愈。

解放军今年将继续向老区派医疗队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吴克鲁）人民解放军今年将继续向一些革命老根据地派出医疗队，为群众防病治病，帮助地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一些革命老根据地因地域偏僻，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医疗卫生事业落后。
去年，人民解放军向江西、安徽、湖北、四川、广西、陕西等地的一些革命老区派出了三十四支医疗队。
这些医疗队一面在区、乡设立医疗站，一面翻山越岭为群众送医送药。
半年来，他们为群众治病十七万八千多人次。
各医疗队都把防治地方病、常见病作为医疗工作的重点。
南京军区和第2军区大学派到安徽金寨县的医疗队，对危害人民健康的甲状腺病和肺结核病，做了全面普查，并制定了治疗规划。

认真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
含山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本报讯
据安徽日报报道：
安徽省含山县抓住打击、预防、改造三个环节，综合治理得力，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好转。
近年来刑事案件人均发案率连年下降，1985年下降到万分之二，是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最低的县之一。
去年，这个县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取得胜利，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形势下，把综合治理的侧重点转移到预防犯罪上来，着重“治本”。
这个县通过多种渠道，吸收安置了大量闲散的城乡无业人员。
全县乡镇企业较发达的清溪、东关等六个镇、乡，基本上没有闲人，去年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
含山县还注意做好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的就业安置和“接茬”帮教工作。
去年元月，县委和县公安局的负责同志亲自帮助两名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落实了就业安置问题。
素有“小芜湖”之称的运漕镇，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城乡恶性刑事案件大多起于细小民事纠纷。
针对这一情况，含山县在加强民事调解的同时，注重进行法制宣传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县司法局经常选择典型案例，制成图片，在全县巡回展出。
公、检、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直观形象地宣传法律常识和共产主义道德。
各中小学把普及法制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轨道。

郑拓彬同加蓬水利、森林和绿化部长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今天上午同加蓬水利、森林和绿化部部长埃尔韦·穆钦加举行会谈。
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木材贸易和开展森林开采、海洋捕捞、养殖业方面的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阎明复在知识界迎春座谈会上说
统战部要更好地成为党外知识分子之家
本报讯
记者傅旭、孔晓宁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1月25日结束的知识界迎春座谈会上说，在新的一年里，统战部要更好地成为党外知识分子之家，通过努力，使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更加心情舒畅地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才智。
这个座谈会从1月23日开始在北京举行。
来自首都教育、文艺、科技、医疗、卫生等战线的三百多位知识分子出席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统战部负责同志向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与会者象回到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他们表示，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我们应对得起党的关怀，更好地为四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们认为，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与会同志针对教育、出版、医疗等部门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当著名儿童剧演员覃昆在发言中谈到希望为北京的孩子们建一个剧场、哪怕先借一个剧场演出时，阎明复同志当即说：
“如果你们需要，统战部可免费为你们提供演出场所。”
听了大家的意见，阎明复同志说，同志们都说了自己所想的、所高兴的、所忧虑的。
使我最感到高兴的是，大家真正把统战部当成了自己的家。
这就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他表示，统战部要更好地成为党外朋友之家、知识分子之家。
在新的一年里要做好下面五件事：
第1，将中央有关精神向同志们传达；
第2，将同志们的意见、要求向中央反映；
第3，配合、协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政策和工作、生活上的问题；
第4，帮助同志们落实政策以及解决其他困难、问题；
第5，本着肝胆相照的精神，同大家交流思想，交换意见，探讨问题。
今年统战部将配合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做比较全面的调查。
他最后说，我们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要开门办统战，大家办统战，我们统战部的门要开得更大，统战工作要搞得更有人情味。
我们要尽量多走出去交朋友，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将及时向中央反映，和同志们一起商量、解决。
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劳动人事部等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

一片丹心照三晋
——怀念卫恒同志
郭钦安卫逢祺白清才刘贯文李玉明
十九年了，每逢“一·一二”、“一·三○”这两个日子，回忆就把我们带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在我们党遭受空前劫难的关头，卫恒同志坚持真理，以身殉职的高大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无限悲愤随之袭上心头。
沉冤长时间不得昭雪，时间好象凝固了似的。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竟如此艰难！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终于把强加给卫恒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扫除干净，使真善美展现出本来的面目。
1985年06月，中共山西省委在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
“卫恒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团结、带领群众，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国解放后，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
深知卫恒的薄一波同志，在省委的决定上批注：
“省委对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我接到后，默默地读了两遍，很受感动。
十八载奇冤大案，终于得到昭雪，这说明什么呢？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
山西省委是认真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
我们衷心拥护山西省委的决定。
为了永不忘记昨天，脚踏实地于今天，执著地追求明天，我们写下这篇回忆的文字，以便同劫后余生者、年轻奋进者共勉。
人被整死了，真理还在，真理终究是会胜利的
1966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腥风恶浪搅翻了太原城。
为了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山西省委选择较为僻静的晋祠召开三级干部会。
然而会议的第2天，造反的人流，大字报的海洋，就淹没了晋祠招待所。
从11月02日到20日，三干会的主题被冲垮，卫恒和他的战友们，在辩论、围攻、揪斗的磨盘里挣扎。
卫恒同志以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说服那些热情偏执的青年，虽然得到的常常是误解甚至谩骂，但他泰然处之，耐心如初，直到三干会遭到强行结束。
卫恒同志急性阑尾炎发作，疼痛难忍，大夫劝他住院，他说：
“斗争这样激烈，党正需要我，我怎能住院！”
手术后伤口尚未愈合，造反派头头闯进病房，大喊大叫，先是病床围攻，接着要强行拉到五一广场批斗，医护人员被激怒了，质问造反派：
“你们还有一点人性吗？”
卫恒同志安抚医务人员：
“不要紧，我准备上它二百次广场！”
抗战开始参加革命、在太岳区农救总会当过主席的卫恒同志，经历过无数次的群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坚信共产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他生活的一切，是他生命价值的真正所在。
然而所有这一切历史的经验，都无助于理解这场历史空前的浩劫。
难道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错了吗？
难道为建设新中国而忘我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
难道对党有过、对民有愧的人物反倒成了“革命左派”吗？
他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中。
他清楚地看到，无知而狂热的青年，不过是潮头上喧嚣的浪花，而真正兴风作浪的，北京有林彪、江青、康生；
山西有几个在阴暗角落里推波助澜的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
他们用谎言愚弄良知，驱使盲动的人们冲会场、砸机关、封报社、抢档案，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山西停了摆。
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革经济建设的命？！
革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学生读书的命？！
卫恒同志为此而彻夜难眠。
1967年01月10日，“五人大字报”出场，披挂“红旗”者上阵，幕后操纵的主将们终于登台亮相。
“五人大字报”的署名者造谣诽谤诬陷他人，篡改历史，美化自己，打起造反夺权的旗号，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
在这个好人作恶梦，恶人作美梦的年代，历史的车轮在倒转。
卫恒同志在反复思索了这场浩劫的可怕前景后，对身边的同志说：
“谁好谁坏，人民最后是会作出判决的。”
“这次运动，我可能被打倒，但你们不要怕，人被整死了，真理还在，真理终究是会胜利的。”
被造反派头头们自吹为“革命檄文”的“五人大字报”，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一切谣言家的无耻伎俩，诬蔑以卫恒同志为首的山西省委“抗拒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打着白旗反红旗”、“是钻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茄）、卫（恒）、王（谦）、王（大任）是一条黑线”，组织“大、小特务，建立情报网”，“要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读着这些历史罕见的奇文，作何感想呢？
人们能够容忍这种肆无忌惮地对历史的嘲弄吗？
人民还没有忘记，红军挺进山西建立了黄河东岸的第一块根据地。
山西的党和人民，不负党中央的委托，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纵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建立起山西抗日根据地，并且派遣自己的英雄儿女深入敌后，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战略根据地的作用。
人民不会忘记，山西省委在建国之初的困难时期，领导全省人民彻底推翻了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发展了生产，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农业部1954年颁发的四枚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山西一省独得三枚。
从革命根据地到建立全省政权、恢复生产、繁荣经济这些铁的事实，竟被诽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这真是亘古未见的颠倒黑白的奇文！
“五人大字报”蛊惑起来的极左狂潮，使山西省委所属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之中，身处漩涡中心的卫恒同志，勇挑重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同以诬蔑、诽谤、人格污辱、人身摧残为武器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停止呼吸。
“三个正确对待”象三条绳索捆住了卫恒同志的手脚，尽管如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决不让步。
当造反派头头追问卫恒同志对林彪的看法时，卫恒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
“毛主席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批他的。”
造反派诬蔑卫恒同志的讲话、文章“统统是修正主义”，卫恒同志说：
“纸笔千年会说话。”
造反派头头栽赃陷害，诬蔑他反毛主席，要他跪地请罪，他严词驳斥：
“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
他顶住了康生爪牙的诬蔑和挑衅。
他安顿了家人儿女。
他嘱托负责二线工作的常委同志千万抓好全省生产，关心人民生活。
他自己却“居无定所食无时”，在步步升级的揪斗中拚搏。
1967年01月12日，“五人大字报”的英雄们假“总指挥部”之名夺了山西省的党政财文大权。
太行顿足，黄河呜咽，山西人民被拖入了长达十年的浩劫。
01月15日，造反派在五一广场揪斗卫恒和他的战友们。
他们给卫恒同志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卫恒同志硬是打落在地。
暴徒卡着卫恒同志的脖子要他低头，卫恒同志义正词严：
“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决不向坏人低头！”
暴徒们按着他的头往铁栏杆上撞，惨不忍睹。
围观的群众被惨无人道的恶行所激怒，先是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之蜂拥而上保护卫恒同志，有的把头上戴的棉帽摘给卫恒同志，有的悄悄地把水果和干粮塞进卫恒同志的口袋里。
所有这些卫恒同志同群众的血肉情谊，造反夺权的“英雄们”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01月15日之后，秘书、警卫员统统被赶走，卫恒同志遭到单独监禁。
在围斗、摧残不断升级中，他于1月30日凌晨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屈死在造反派私设的囚牢里。
卫恒同志以自己的清白之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受命于左倾步步升级之时，奔波于山西村村社社，为减轻革命事业的损失而呕心沥血
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同志先后担任副省长、代省长、省长，省委第1书记。
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步步升级、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漫长岁月。
受命于左倾步步升级之时，奔波于山西的村村社社，他为减轻革命事业的损失而呕心沥血。
土地改革初期左倾错误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他记忆犹新；
1958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使他对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更有了新的认识。
1959年从庐山会议上传来了继续反右的消息，他在电话上明确表示：
“再不能反右了，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
1961年，卫恒同志在全省计划、统计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指鹿为马’，就无右可反。”
在党的重大决策形成决议之前，卫恒同志就是这样以赤子之心，胸怀坦荡地向党倾诉自己的观点。
然而，左倾的决议、指示一个一个发下来，左倾的闸门越敞越大。
在这种紧要关头，作为共产党员的卫恒同志，在模范地遵守党的决议的同时，在自己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尽量减少左倾路线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
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党性风范，使同他共过事的同志们念念不忘。
1962年北戴河会议的决议，1964年农村社教的“二十三条”，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错误论断，使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左倾指导思想更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
从1963年冬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同志在主持全省工作的同时，先后在文水县冀周村、定襄县神山村、文水县宜儿村蹲点搞“四清”。
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中，他观察、研究干群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认为从“大跃进”以来，农村基层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无一不同上级的错误指导有关；
农村基层干部除了极个别的坏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执行上级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指导中犯了错误。
因此，把基层干部看作敌人，搞“大军压境”，闹得草木皆兵，他不赞成；
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不教而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决不去做；
搞逼供信，追求“麻袋票票”，他决不允许。
他始终坚持通过苦口婆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教育挽救干部，从进驻之日开始就着眼于改善当地的生产条件以发展生产。
时至今日，那些村里的干部群众，还能清楚地告诉人们，哪块地是老卫出主意修的，哪行树是老卫和乡亲们一同栽的。
基于上述认识，卫恒同志1965年11月在汾阳县万年青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
“你们犯错误，我们有责任，我们对基层干部平素在政治思想教育上，抓得不紧，抓得不够，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也有责任。
你们犯错误，作检讨，我们心里也不痛快。
使用得多，教育得少，难道我们不应该负责任吗！
就这一点说，我们欠了你们的债”。
“运动不是要把人都打倒，是为了教育人，挽救人，对多数人来说，换人不如换心”。
卫恒同志出自肺腑的谈吐，实事求是地为基层干部分担责任，使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深为感动，使笼罩着三干会的愁云为之一扫。
卫恒同志“换人不如换心”的指导思想，经过在定襄县神山村的蹲点实践，又升华为“多换思想少换人”，并被省委所接受，载入省委的正式文件中。
工作队进驻神山村后，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用那时的语言叫作“盖子揭不开”。
村里群众要求撤销支部书记兰忠贤同志的职务，工作队几次开会讨论，最后作出了撤销兰忠贤职务的决定。
作为工作队一员的卫恒同志，几次耐心地提出异议，并且反复讲这样的道理：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党的各项指示都是靠他们去落实的，对他们要全面分析，正确对待。
上面任务要求急，他们水平低，办法少，就强迫命令，这个责任就不能全推给他们。
群众对大炼钢铁、办食堂有意见，这是我们上面的责任，要兰忠贤一人承担，不公道。
尽管如此，当工作队一致决定后，卫恒同志说：
“既然大家一致通过，我少数服从多数，尊重你们的意见”。
当天夜里十一时，卫恒同志有急事回太原。
如何正确对待兰忠贤的问题一直在他心中翻腾：
“对待干部一定要慎重，宁可不足，不要过头”。
汽车已经开出四十多里，他叫司机扭转车头，返回神山，以商量的口吻，对工作队长说：
“对兰忠贤还是要‘刀下留情’，不要撤职，暂时停职好不好？”
直到得到满意的答复，他才放心地离开了神山。
二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虽然历经十年浩劫，神山村的干部和群众清清楚楚地记得，卫恒同志把治碱专家宋树勋请到神山村，和神山的干部、老农共同商量，并且亲自指导制定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全面规划，进行了治碱改土、大地园田化的成功实践，终于战胜了贫困，创造出经济繁荣的新神山。
每当人们看着起伏的麦浪，黄澄澄的谷子，沉甸甸的高粱，一栋栋新房，全村男女无一不深切地怀念同他们吃在一起、商量在一起、汗水流在一起的卫恒同志。
东上太行，西登吕梁，南临黄河，北出雁门，思考着改变全省落后面貌的长远规划
改善荒山秃岭十年九旱的恶劣生产条件，找到一条治穷致富的科学道路，制定一个人人向往的发展规划，是卫恒同志梦寐以求的大事。
1965年07月，卫恒同志当选为省委第1书记。
10月，他在省委二届二次全委会上代表省委庄严宣布：
“如果今后五年内农业生产没有个显著的改变，山西省委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问题了。”
从1949年到1965年十六个年头，山西全省共有四个丰年、六个平年、六个灾年；
六个灾年都是旱灾，在平年和丰年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
旱灾成为制约山西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不稳不高的问题，山西省委带领各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细致的调查研究。
卫恒同志在分管农业和担负全面领导工作时期，东上太行，西登吕梁，南临黄河，北出雁门，在十五万六千平方公里土地上寻求真理，思考着彻底摆脱落后面貌的长期发展规划。
他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千变万化的气候条件。
人民已经被无情的大自然摆布了几千年。
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人们要挣脱大自然的奴役，主宰自己的命运。
对于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卫恒同志充满信心，高兴异常。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诬蔑卫恒同志是“只抓生产的修正主义”，当然这是在“政治挂帅”高温下说出的胡话。
他们哪里知道，一个执政的党长期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还有什么政治可言！
卫恒同志十分重视来自基层群众的生产创造，对全省的劳动模范毕恭毕敬，对于他们创造的经验了如指掌。
他多次上太行山，和李顺达、郭玉恩、武侯梨促膝长谈，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使之条理化。
从西沟、大寨、羊井底、川底这些改变了生产条件从而获得稳产高产的典型中，他看到了自然条件虽然不同，但只要人们的生产行为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愚公移山”一样地干下去，就会得到预期的结果。
上面不管具体条件、违背自然规律的“一刀切”，瞎指挥，是农业生产低而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按自然规律办事，这就是山西农业的真正出路。
晋南的种麦能手王德合，植棉能手曲耀离、吴吉昌、吴春安，养牛专家王传合，河曲县的王海元，兴县的贾保执，阳曲县的朱文华，应县的臧仓，都是卫恒同志的座上客，知心朋友。
卫恒同志热情支持群众中兴起的“红、勤、巧竞赛”运动，并且十分重视竞赛中新典型的涌现和老典型的发展，充分激发全省人民爱国主义的红心，十分珍惜全省人民勤劳的双手，使人民巧干的智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华夏文化的这块宝地，一定会放出异彩。
紧挨黄河边的晋西北二十八县，是出了名的穷县。
为了探索吕梁地区致富的路子，卫恒同志1963年12月到吕梁山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他把这次调查所得写进了全省第2次党代表会的工作报告中：
“只要大力进行植树造林、培植草坡、改革耕作制度、建设基本农田、大搞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把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起来，以林养牧，以牧促农，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就可以彻底改变低产面貌。
事实上，这个地区从合作化、公社化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低产变高产的典型，比如河曲的曲峪、沙畔，偏关的营盘梁、庄子寺，保德的暖泉，临县的孙家沟，大宁的曲风，隰县的王家庄等大队，经过连续数年的努力，都初步实现了改天换地的理想，自然面貌大变，生产节节上升。”
胸中装有成百个治穷致富典型的卫恒同志，把千姿百态的典型材料同全省历史和现状的准确数据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在1963年底他主持召开的全省长期规划领导组会议上，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
他说：
“我省耕地面积为六千五百万亩，除了经济作物的面积外，粮田约五千五百万亩，从1966年开始到1975年，经过十年奋斗，可否考虑三千五百万亩粮田的单产过黄河，以亩产四百斤计算，共一百四十亿斤，其余两千万亩突破百斤关，如按亩产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计算，总产可达三十至四十亿斤，而且稳定下来，再向‘四十条’进军。”
这个来自长期调查研究，集中了广大干部群众聪明智慧的战略设想，经过省委的集体讨论、补充，以省委全体会议决定的庄严形式公布于众。
这就是1965年11月01日中共山西省委第2次全体会议（扩大）通过的《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的由来。
深知卫恒同志的人们，都清楚那是老卫心血的结晶。
宏伟的规划，付诸实施不到一年，便“浩劫”临头。
卫恒同志早已离开了我们，而他留下的笔记、手稿、讲话，他主持起草的“决议”，至今仍然放射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想起他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三晋大地坚持调查研究的身影，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是人民的儿子，“俯首甘为孺子牛”，认为是自己的天职
不论上级还是下级，不论年长的还是年青的，不管他在当省长时还是当省委第1书记时，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卫”。
对于这种充满了同志情谊的信任、平等的称呼，卫恒同志满心欢喜。
他是人民的儿子，“俯首甘为孺子牛”，认为是自己的天职。
山西已故著名作家赵树理，书赠一首题为《咏松》的五言律诗，对卫恒同志的人品，对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进行了真实的刻画。
这首诗写道：
“峻岭苍松古，朝朝映赤霞。
风凄偏见劲，日暖不暄华。
出众还依众，生哪便落哪。
涛鸣浑似海，晓夜彻天涯。”
卫恒同志是山西陵川县人。
1958年的左倾错误，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
全省粮库只剩下“铺底粮”三亿八千万斤。
身为省长的卫恒同志焦虑不安。
他带头节衣缩食，03月不知肉味。
他建议省委放宽自留地政策，开放集市贸易，恢复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提高劳动粮在分配中的比例，对农村经济复苏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把握农民生活困难的真实情况。
1961年回到了阔别二十三年的故乡。
他走家串户，真正了解了由于领导失误给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困难。
他去看望一位老眼昏花的大娘。
老大娘拉着卫恒同志的手，问在坐的人：
“你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
嘴快的姑娘们回答说：
“穿的衣裳和咱一样，是卡叽布的，吃饭还和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是家常饭。”
大娘听后高兴得直流泪，连说：
“还和咱庄户人一样，这就好，好。”
1964年春天，卫恒同志又带上住延安抗大时盖的被子到文水县冀周村蹲点。
村干部给他派在一位家境困窘的社员家里吃饭。
老卫坐在炕上，和蔼可亲，问长问短，端起一碗红面（高粱面），吃得很香。
这家的主人说：
“解放前，老百姓见了村长头都不敢抬；
乡长县长根本见不到。
今天省长到我家吃饭，吃的是红面，真过意不去。”
老卫说：
“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的生活不富裕，我有责任。”
卫恒同志自奉简朴，但从不炫耀于人。
他待人以诚，克己奉公，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关心同志胜过自己。
他穿补丁衣服、补丁鞋，但对同志却常常解囊相助。
警卫员梁学孔的家人生病，他拿出八十元钱交给梁学孔，还叮嘱说：
“到医院请大夫看看，不够，再来拿。”
他在生活上体贴同志，更在政治上关心同志。
他参加秘书、司机、警卫员们组成的学习小组，耐心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严格，从不封官许愿。
一位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受到老卫的赞誉。
秘书离开他时，他给以特殊的关照，答应秘书到农村再去蹲点，以获得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卫恒同志是个为革命而舍命的人，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他还是一个为革命而舍家的人，这一点许多人并不清楚。
他担负主要领导工作后，对家属子女规定了几条：
第1，不准乘坐国家配备的专车；
第2，不准拿公家发的戏票参加晚会；
第3，不准在小灶吃饭。
新学年开始，他的几个孩子都是背上行李去学校。
1964年秋天，家属借车到清徐去请保姆，他得知后，让警卫员到车队算清交付了二十元汽油费。
熟悉卫恒同志的人聚在一起，满含怀念之情述说着卫恒同志识大体，顾大局，珍惜团结，委曲求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尊重同志，宽厚待人，以理服人，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故事。
我们深知，那些表面看来互不连贯的故事，都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一以贯之的英雄本色。
曲折的历史展现着革命的壮丽场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象湍急的大河冲尽泥沙，使蒙垢多年的共产党员现出英雄的本色。
古人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卫恒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执著追求，以自己的生命捍卫共产主义的高风亮节；
以及为实现自己富国富民的伟大抱负，无私无畏，不停顿地探索和拚搏的精神；
还有他那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风度……所有这些，就象一首无言的长诗，激励着今天四化的建设者，召唤着明天的开拓者，去全身心地投身于造福人民的事业。

乌干达全国抵抗军占领首都大部地区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坎帕拉消息：
乌干达全国抵抗军和政府军今天继续在首都坎帕拉进行激烈的巷战，全国抵抗军已占领首都大部分地区，大批政府军已向坎帕拉以东七十公里的金贾市溃退。
坎帕拉同外界的电话和电讯联系今天已被切断。
坎帕拉附近的恩德培国际机场也已关闭。
全国抵抗军自本月17日起向首都外围的政府军发动进攻，于昨天攻入市区。
据同坎帕拉保持电报联系的驻肯尼亚西方外交官说，全国抵抗军自昨天起就从三面包围了首都。
部分政府军目前仍在市区抵抗。
乌干达国家元首、军委会主席蒂托·奥凯洛去向不明。
全国抵抗军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言人今天对记者说，全国抵抗军的部队已经占领坎帕拉的国家电台，并“很可能”在今天晚些时候宣布完全占领首都。
这位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全国抵抗军有可能夺取政权。
十五年前的今天，伊迪·阿明发动政变推翻当时的总统奥博特后上台执政，此后，这个东非国家即陷入长期的动乱。

亚丁电台广播说
政变部队任命临时国家元首
本报开罗1月25日专电记者王士芳、安国章报道，亚丁电台昨日广播说，民主也门执政的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任命在苏联的阿塔斯总理为临时国家元首，废除阿里·纳赛尔主席的一切党政职务，并要对他进行审判。
电台还说，其他十九名政府官员的职务也被撤销，阿里·纳赛尔的行踪不明。
但有消息说，他正在他的家乡阿比扬省重新组织支持他的武装部队，准备向亚丁发动反攻。
电台证实，这次政变的领导人之一前国防部长安塔尔已死，但经过两天的骚动，政变部队控制了亚丁。
亚丁同外界的电话联系已恢复，电视台也开始播放新闻节目，市民上街购买东西，食品供应正常。
塔斯社报道，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和波诺马廖夫24日会见了阿塔斯总理和达利外长，表示苏联“将继续奉行同也门社会党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的方针。”
美国国务院昨日发表声明说，尽管美国要求苏联不要干预民主也门的事务，但政局证明，苏联参预了这次政变，支持反政府的一方。

侵阿苏军强化战争行动
游击队英勇抵抗获战果
本报伊斯兰堡1月25日电史宗星报道：
侵阿苏军近来强化战争行动，对游击队活跃的喀布尔周围地区多次狂轰滥炸，企图利用冬季游击队不便活动的时机，一举消灭那里的抵抗力量。
游击队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抵抗，取得了一批新战果。
01月初，苏联—卡尔迈勒军队出动大批步兵，配以飞机、坦克在喀布尔以北的萨朗公路沿线发动了一次旨在搜查和消灭游击队的袭击。
据潘杰希尔山谷游击队司令员马苏德报告，那里的游击队冒着严寒，英勇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游击队在萨朗公路的一个隧道附近埋设地雷，炸毁了二十辆敌人坦克和两门榴弹炮，四十名苏军士兵被炸死。
报告说，苏军飞机和大炮的轰击，造成一百多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西方外交人士证实，苏军在喀布尔周围加强了军事行动，苏军武装直升飞机近来在喀布尔机场的起降非常频繁，据来自伊朗的消息说，阿富汗游击队最近在喀布尔省击落了一架苏军直升飞机。
来自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的消息说，那里的游击队最近在市区内袭击敌人，打死了二十名苏军士兵和三名卡尔迈勒政府军士兵。
苏军进行报复，对城市周围密集轰炸，造成许多平民伤亡。
01月07日，城市游击队又用火箭和迫击炮袭击了坎大哈市区的敌军训练中心，摧毁了建筑，打死了六名苏联—卡尔迈勒士兵，活捉十九名，并烧毁了训练中心附近的仓库。
阿富汗游击队在进行军事训练。

前进中的圣马力诺
本报记者许庆美史克栋
在圣马力诺共产党举行第11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访问了圣马力诺共和国。
这个面积只有六十一平方公里的共和国，四周都与意大利接壤。
圣、意两国之间没有关卡，人员往来不需签证，只是在两国交界处的地面上划了一条黄线，作为国界的标志。
圣马力诺方面，还在国界线的上方一侧，修建了一座铁制的排楼，上面有一幅大横匾，用意大利文写着：
“欢迎你光临圣马力诺”几个大字，示意人们，你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
我们从意大利濒临亚德里亚海的东部城市里米尼驾车出发。
行约十分钟，骑车越过黄色的国界线，就到达了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位于蒂塔诺山，是个山国。
境内环山修路，汽车沿着宽阔平坦的高级公路，弯弯曲曲，盘旋而上。
公路两侧，绿树丛中，点缀着幢幢新楼房。
此情此景，使我们领会到：
这个历史悠久的共和国正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圣马力诺共产党建立于1941年，为了捍卫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具有光荣的传统。
现在和社会党、统一社会党联合执政。
我们访问了圣共中央委员、共和国工业部长卡拉托尼。
他向我们介绍了圣马力诺经济发展的情况。
因地制宜是圣马力诺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方针。
卡拉托尼说，因为国家小，政府首先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面对技术革命的新浪潮，近几年圣马力诺政府着重对中小企业进行调整，更新技术。
我们访问了一家制造罐头容器的工厂。
这家拥有一百二十名工人的企业，取得政府贷款后，引进自动生产线，进行现代化操作。
同时，加强企业管理，扩建厂房，增多品种。
经过技术改造，这家工厂加强了产品的竞争能力，而没有解雇一名工人，成为企业技术改造的一个成功的典型。
近年来，圣马力诺还建立了生产计算机软件和电信设备的新企业。
卡拉托尼部长说，改造中小企业，发展新技术，需要筹集大量资金。
为此，圣马力诺政府将制定“银行管理法”。
发展金融事业，将是圣马力诺今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圣马力诺期间，圣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伦奇，陪同我们访问了一家生产葡萄酒的工厂。
种植葡萄是许多圣马力诺农户的一项重要副业，长期来自产、自酿、自销。
可是个体农户生产的葡萄酒，产量极少，质量也差，难与意大利酒厂生产的葡萄酒竞争。
在困境中，农民找到了联合生产的道路。
七十年代后期，分别以圣共、社会党党员和天民党党员为主体，组织了两个生产葡萄的合作社，并在圣马力诺政府的扶植下，联合建立了这个酿酒厂。
合作社和酿酒厂的建立，解除了农民加工和销售的困难，深受农民欢迎。
现在，这个厂生产的葡萄酒，不仅畅销圣马力诺和意大利，近年将远销日本。
圣马力诺建国十四个世纪以来，从未向外来侵略者屈服过。
建立在瓜伊塔、切斯塔、蒙塔莱三个峰顶上的三座堡垒，就是当年圣马力诺人民斗争的历史见证。
今天，圣马力诺人民继承了光荣的传统，正在继续前进，为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
（本报圣马力诺1月24日电）

圣马力诺共产党举行十一大
吉奥蒂总书记作报告　中共代表宣读贺电
本报罗马1月25日专电记者许庆美、史克栋报道：
圣马力诺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在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塞拉瓦莱市开幕。
一百三十八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圣共中央总书记吉尔贝托·吉奥蒂在会上作了题为《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在政治和社会革新中的作用》的报告。
吉奥蒂在报告中说，由于圣共是执政党，这次代表大会为全面总结执政经验提供了一次机会。
他指出，圣共在经历了适应、规划两个阶段后，现在要走向第3阶段，即巩固发展阶段，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应争取在现有的基础上取得个好的成果。
在国际问题上，吉奥蒂强调继续奉行“为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政策。
他说，圣马力诺愿意促进东西方的缓和，认为“日内瓦美苏首脑会谈很重要，但现在很难说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解冻。”
他对地中海及中东局势表示不安，指出“要使这个地区的形势保持稳定，必须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正确的、持久的解决。”
他在报告中还说：
“最近几年，我们加强了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在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驻圣马力诺总领事尹玉福宣读了中共中央致圣共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
贺电说，“圣马力诺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斗争传统和自己特色的党”，“它曾经为反对法西斯、捍卫圣马力诺的独立与主权进行斗争，同时也为维护本国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贺电还说，“近年来中圣两党友好关系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物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得到深化。
我们相信，中圣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圣两党于五十年代初建立了友好关系。
八十年代以来，两党之间的交往增多，友好关系得到不断发展。

地中海形势笼罩一片乌云
利比亚下令海空军全面戒备
综合本报驻开罗和大马士革记者1月25日专电正当美国最近宣布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和不断进行军事威胁的时候，美国战斗机在地中海开始举行军事演习，第6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也正在开往利比亚附近海域，使地中海形势笼罩一片乌云。
利比亚政府对美国的这次军事演习立即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昨日下令利比亚海、空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并命令空军飞往锡德拉湾上空巡逻，以捍卫利比亚的领海。
利比亚的电台和通讯社也作了强烈反应，谴责美国的军事挑衅，表示利比亚决不会坐视美国这种侵略行动，并警告里根说，“利比亚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苏联指责美国的行动是一种公开的挑衅，是在寻找进攻利比亚的借口。
美国的这一军事行动将在中东地区造成很大麻烦，地中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要升级。
同时警告说，这一地区离苏联南部不远。
同时，苏联加强了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已有几艘苏联军舰正在向利比亚水域进发，以监视美国飞机的行动。
目前苏联在地中海有六艘军舰，美国有三十一艘。
里根派往欧洲去游说的美副国务卿怀特黑德在结束欧洲九国之行时承认，他所访问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反对对利比亚进行制裁，他企图说服欧洲国家参加经济制裁的使命“没有成果”。
正在法国访问的阿盟秘书长卡利比在巴黎说，如果其它国家参与美国一起反对利比亚，阿盟成员国“不会袖手旁观”，“将对这些国家采取反击措施”。
他说，阿拉伯联盟部长理事会定于1月30日在突尼斯举行会议，商讨具体对策，并将审议所有对利比亚采取措施的国家的态度。

巴颂说越南是解决柬难民问题的最大障碍
本报曼谷1月25日专电记者刘爱成报道：
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巴颂·顺西里昨天就所谓“印支三国外长会议联合公报”中关于柬埔寨难民从泰返国的建议发表谈话，指出该建议没有什么新东西，越南是柬埔寨难民从泰国返回自己家园的最大阻力。
巴颂表示，泰国对这次会议要求将在泰国的柬埔寨难民营撤到离泰柬边界较远的地区一事不予考虑。
他说，决定让难民营安置在什么地方是泰国的主权。
越南想让尽可能多的柬埔寨人离开柬埔寨，以便让越南人移居柬埔寨。
到目前为止，已有约七十万越南人迁居于柬埔寨，特别是金边和洞里萨湖周围地区。
巴颂还说，他已和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商量过，让他们安排柬埔寨难民返国。
难民署的人告诉他说，实现柬埔寨难民从泰返国的主要障碍在越南。

“撤军”宣传骗不了世界舆论
越南又向柬增兵七千多人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25日广播，从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01月中旬，越南当局又向柬埔寨的暹粒、菩萨、马德望、戈公等省的一些地方增兵七千九百人，运送T—五十四型坦克二十四辆，一三○毫米大炮八门以及数万吨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家电台说，越南在一个月之内就向柬埔寨增兵如此之多，只能表明它所宣传的“撤军”，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

曼德拉夫人接受肯尼迪人权奖
本报讯1月24日，南非黑人运动的领导人温尼·曼德拉接受了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
这项授奖仪式原定在纽约举行，但南非政府禁止她到美国出席仪式。
因此，美国前任国会议员布卡兰来到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区的一家饭店举行授奖仪式，把奖品和奖金授给了曼德拉夫人，以感谢她对南非黑人的领导。
（附图片）
图为曼德拉夫人（左）接受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情形。
　本报电视照片

泰国军方发言人说
民柬部队内地作战使越推迟旱季攻势
本报曼谷1月23日专电记者周修庆、刘爱成报道：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发言人威奇中将今天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一个月来的泰柬边境形势时说，由于民柬游击队深入内地，不断出击，使越军难以在泰柬边界发动旱季攻势。
威奇中将指出，侵柬越军一直在柬埔寨边境地区聚结部队，同时在占领区内调动部队，巩固基地，修整运输通道，并在柬泰边境全线加紧设置障碍物。
在柬泰边境地区，越军与民柬部队经常发生战斗，越军炮弹时常落入泰境。
使侵柬越军被迫推迟了发动大规模旱季攻势。
关于越军推迟攻势的原因，威奇中将说，柬游击队已从边界对抗的战略转而改成深入内地作战的战略，在内地攻打越军重要基地。
越南原想在去年11月发动旱季攻势，把渗透到柬埔寨内地的游击队赶回边界去，但越南人没能达到目的。
民柬游击队则由于游击战术的成功而士气大振。
威奇中将说，民柬游击队看来还成功地实现了另一项计划，即鼓动韩桑林军队中大批的士兵逃跑。
据泰国军方接到报告说，本月早些时候，驻守在泰国边界庄他武里府对面柬埔寨戈公省的韩桑林伪军的一个师，同越南军队发生了枪战。
这支韩桑林的部队夺取了一辆坦克和数辆卡车，后来，这支有五千人的师给解散了。
越南人不相信韩桑林的军队，已把金边周围的柬埔寨军队都换成了越南兵。
金边现在完全由一万三千名左右的越南部队守卫。
越南人同柬伪的矛盾，表明河内想使战争“柬埔寨化”的计划，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另据阿蒡上校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介绍，1月14日至22日之间有十名侵柬越军士兵向泰方投诚，这些士兵所属的部队驻扎在泰国巴真府亚兰县对面的柬埔寨境内。
这些士兵说，他们所以逃走是因为他们被迫入伍后，在部队里受到压制，缺吃缺穿，不愿打仗。
民柬部队深入敌后，准备狠狠打击越南侵略军。

美“旅行者二号”观测天王星
本报讯北京时间25日凌晨两点，美国宇宙探测器“旅行者二号”飞到离天王星八万公里的地方，进行了历史性的探测。
这是人类飞行器第1次飞临这个遥远的星球。
探测证实，天王星有磁场，四周有由冰屑构成的光环和小星球，大气层中有毒气流。
天王星是在十八世纪被英国的一位天文爱好者发现的。
但人们以前对围绕天王星的十四个小星球的大部分都一无所知，直到“旅行者二号”几天前发现后才知道。
科学家们说，“旅行者二号”收集了很多关于天王星的珍贵资料，预计将超过过去二百零五年的总和，这些资料发回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必须储存在宇宙飞船上，将于本星期稍晚的时候传回地球。
“旅行者二号”于1977年08月20日开始这次漫长的旅行，已先后飞过木星和土星，共花了八年半时间才到达天王星。
目前它正向海王星航行，预计1989年到达海王星。
（附图片）
图为“旅行者二号”（右二）靠近天王星后，向海王星飞行的线路。
　本报电视照片

评苏联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
新华社记者　唐天日
进入新的一年以来，苏联舆论宣传和官方言论抬高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等地区性冲突的调门。
先是《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在政治解决地区性问题上需要一种新政策，苏联愿意在这方面同所有国家协调行动。
接着，苏联副外长贾丕才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如果柬埔寨问题“走政治解决的道路”，“越南军队可能在1987年从柬埔寨撤出”。
这一动向是否表明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要改弦更张、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新政策”呢？
分析一下贾丕才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关柬埔寨问题谈话的基本内容，再看看苏联支越侵柬的所作所为，人们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贾丕才在谈话中首先要求西哈努克、宋双在越南不撤军的情况下同柬伪政权进行“接触谈判”，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民柬国民军“断绝关系”。
这显然是施展挑拨离间之计，企图分裂和破坏民柬三派之间的团结，以便达到瓦解民柬联合政府的目的。
贾丕才的谈话对民柬国民军十分仇视，咒骂他们是“强盗”，不承认他们是“一种政治力量”。
认为民柬国民军如果愿意“走政治解决的道路”，他们“个别首领”可以同柬伪政权“进行接触”，但“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代表”。
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阴谋，企图用不战而胜的办法，削弱、瓦解乃至最后消灭这支实力最强的柬埔寨抗越爱国武装力量。
贾丕才认为，在民柬三派抵抗力量被各个击破之后，即可达成“结束现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协议”，并在柬埔寨“国内进行有国际观察员参加的选举”。
这种所谓“选举”，绝不会是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真正的自由选举，而只能是苏越操纵下的“选举”，其目的是给柬伪政权打上“合法”的橡皮图章。
在苏联看来，走完上述三步之后，以莫斯科为后台由河内控制的“印支联邦”式的“和平区”就可以建立起来。
贾丕才在谈话中最后要求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对这个“和平区的实现作出保证”。
这一着棋的用意是，要国际社会承认苏联支越侵柬的既成事实和它在印度支那的霸权地位。
显然，在莫斯科绘制的这幅所谓“政治解决”的蓝图背后，苏联真正想的和做的是支持越南用军事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
贾丕才在谈话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如果这条“政治解决”的道路走不通，那只好“走非政治解决的道路”，“继续现在这种实际上是不宣而战的对抗局势”。
按照贾丕才的估计，在苏联的支持下，只需要几年时间来完善越南和柬伪的军队，使其更具有战斗力，就可将民柬抵抗力量消灭光。
到那时，柬埔寨问题就会“自行消失”。
据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去年以来苏联成倍地增加了对越南的经援和军援，由以往每年二十亿美元剧增到四十亿美元。
大批的苏制坦克、大炮、地雷、火箭、飞机等，通过海运和空运源源输送到柬埔寨战场，帮助越南推行旨在两三年内消灭民柬抵抗力量的“K5作战计划”，加紧封锁边境和内地围剿。
事实证明，苏联对柬埔寨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
这种态度是违背时代潮流的。
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的今天，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苏联想凭借自己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推行已经过时的强权政治，企图用武力直接或间接征服一个小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这不仅遭到这个国家人民最顽强持久抵抗，而且还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从而使自己陷于困境和孤立。
苏联出兵侵略阿富汗六年，支持越南侵柬七年，得到的都是同样的“苦果”。
时间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所谓两三年内消灭民柬抵抗力量、使柬埔寨问题“自行消失”云云，只不过是一个幻想。

越军又炮击泰海军基地
泰国海军部队予以还击
本报曼谷1月25日专电记者刘爱成报道：
据今天下午出版的《曼谷世界报》报道，泰国军方人士说，今天上午七点左右侵柬越军再次向泰国达叻府大港县哈勒村的泰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开炮轰击，迫使泰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还击。
至上午十时，战斗仍在继续。
这位人士认为，越军再次炮轰该基地是对泰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火力侦察。
他说，泰国海军陆战队估计越南部署了一个师的兵力在班塔山以监视泰国海军陆战队基地。
他说，通常情况下，越军在那里换防时，就要向泰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炮轰，以试探泰国部队的反应。
泰国海军发言人昨天说，“这看来是越南的蓄意挑衅。”

化害为利
美国科学家最近声称，他们已成功地发现了防治酸雨并化害为利的良方。
艾贝拉国际公司设计的一种新颖空气洁净器可以收集工厂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并将其中大量的硫和氮的氧化物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变成用来制造化肥的硝酸铵和硫酸铵。
该公司在美国印第安纳一家火力发电厂进行的试验证明：
这种空气洁净器成功地吸收了90％左右的从烟囱中冒出的、可能导致酸雨的污染物质。
此外，威斯康辛大学的兰葛教授还发现了利用燃料电池将一种导致酸雨的污染物——一氧化氮变为数种能制造化肥和塑料的有用的化学物质的新方法。
据兰葛介绍，他设计的净化装置可以吸收从火力发电厂烟囱中排出的99％一氧化氮。
·林静·

另辟新途觅能源
李亨
你可曾想过，如果地球上的石油、煤炭等能源枯竭时，人类将怎样生活呢？
总不会放弃熟食而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放弃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回到鹅行鸭步的速度吧！
面临能源危机，人类必须另谋生路。
一谈到能源危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石油，因为它是世界的主要能源，占总能耗的一半左右。
按目前西方国家石油消耗程度和开采速度，到下世纪中叶地球的石油资源就将枯竭。
另一种容易被人们忘却的危机，是做饭用的能源危机。
在发达国家，做饭用的能源不到总能耗的5％，而在第3世界国家，有亿万只炉灶在燃烧木柴和煤炭，它占去国家总能耗的一大半。
当人们终日忙于砍柴拾草用作燃料，用扇子扇煤炉时，是很难想到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等重大问题的，正是这种能源的浪费将会给人类和生态带来灾难。
在能源问题上，人类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它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又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各国科学家普遍认为：
除了合理地开发利用现有能源资源外，人类必须及早寻觅新的能源。
现在，科学技术提供的出路是广泛地利用核能、太阳能、生物质、水力、风力、潮汐，地热等能源，以及从宇宙中摄取各种能源。
世界对电力的需求量几乎每十年增加一倍。
作为新的能源，目前各国竞相发展核电站，至1984年底已有二十六个国家建成三百一十八座核电站并投入运行。
科学家预言：
核聚变与先进的激光技术相结合将会成为解决能源危机的一把钥匙。
公元2000年对于热核聚变能源将是一个里程碑，届时一切可行性试验将基本完成，人类有希望生产出“干净”的核能。
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在太空建立太阳能电站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科学家正在研究利用激光束把空间太阳能电站的电力传输到地球上来。
历史的发展经常出现有趣的循环。
一些曾风靡一时的时髦事物销声匿迹若干年后往往又会时兴起来，当然其形式和内容将会有所发展。
人类最初的能源是植物，而后逐渐被煤和石油代替。
但是在面临能源严重短缺的今天，自然界中取之不尽的再生生物能源又重新被人类垂青，这被称为生物质的利用。
例如用各种藻类提供的生物质，供给微生物生长。
而这种微生物排出可燃的甲烷气体。
研究证明，一昼夜从一平方米海“田”中可收集到四十升气体。
这就是藻田里培植的能量。
苏联科学家计算，在不大的咸海里也能栽培很多藻类，这些藻类的生物质将能提供几十亿度电。
地球上的热带海洋地区是理想的藻田培植场，将来这些地方可收集到三千多亿吨标准燃料，这比2000年人类所需要的燃料多十四倍。
另外沼气及生物提炼的酒精等等也将广泛用来提供能源。
目前来自生物质的能源已占世界总能耗的15％。
至于风能的利用则更为广泛，现在风帆和内燃机相结合的货轮已出现在大洋之中。
在合理地开发利用现有资源、消除污染、寻觅新能源的斗争中，科学将成为主要的武器。
人类为了与环境相协调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

怀念保罗·罗伯逊
潘非
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1976年01月26日在费城离开人间，至今整整十年了。
然而，他那优美、宏亮的歌声，似乎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他那高大的形象和对中国人民火一般的热情，始终留在我的脑际，难以忘怀。
我第1次见到罗伯逊，是1959年初夏在伦敦的一次群众集会上。
这是一次保卫和平的集会，会场设在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
在一个纪念碑的底座上，架上几块木板，草草布置一下，便成了大会主席台。
当罗伯逊步上主席台时，广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罗伯逊身材魁梧，目光炯炯。
他讲话不多，在说过几句
“开场白”后，就开始唱歌。
当时他虽已年过花甲，可唱得一点也不费力，就象在同几位知心朋友闲谈一样。
他那浑厚、丰润的男低音，通过麦克风，有如大海的滚滚波涛，扑向四周。
他唱得那么专心致志，伫立在那里，两臂不作任何动作，只是把右手掌微微弯曲成蚌壳形，紧贴在右耳后边，好似要捕捉从远处传来的他的歌曲的回声。
每当一曲终了时，人群中就响起一阵阵欢呼声。
这与其说是赞美，不如说是人们的感情受到激动而发出来的共鸣。
当他的歌唱一结束，群众便斗志昂扬地涌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
第2次见到罗伯逊，是在1959年10月初英中友协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而举行的音乐会上。
当绛色的帷幕慢慢拉开以后，罗伯逊满面春风，健步走到舞台的前沿。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演唱。
他把几十年来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全部倾注在洪亮、欢愉的歌声里。
他那炽热的感情，感染着听众，在人们心灵深处掀起阵阵波澜。
听过罗伯逊两次扣人心弦的歌唱，使我产生了访问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愿望。
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没过几天，就收到了回信，他愿意在自己的住宅里接待我。
我欣然前往。
他住在西伦敦一条比较偏僻街道上的一所公寓里。
会客室倒还宽敞，但房屋已相当陈旧，在西伦敦来说，属于中下水平。
当我走进会客室时，罗伯逊伸开两臂，作了个欢迎来客的热情表示，便同我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
他的夫人爱斯兰达，是位人类学家，也同样好客，为我煮咖啡，忙这忙那地不停。
罗伯逊向我谈起他的身世。
他的祖先，是被人从非洲抓到美国去的。
他父亲威廉·罗伯逊，年轻时候仍然象祖辈一样，在种植园当奴隶。
后来，父亲从美国的南方逃到北方，参加林肯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
战争胜利后，威廉的地位稍有改善，经过努力，最后当上了牧师。
即使如此，他仍然摆脱不了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
保罗·罗伯逊出生于1898年，年轻时是个优秀足球运动员。
从二十七岁起，罗伯逊显示出优异的声乐天赋，这使他转变了兴趣，从此以后，持续了几十年的歌唱活动。
1930年，罗伯逊因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而一举成名。
但他更喜欢的是唱美国的黑人歌曲和各国民歌。
他用俄语唱《伏尔加船夫曲》，用汉语唱《凤阳花鼓》……他能用二十多种语言唱各个国家的歌曲。
谈到这一点时，罗伯逊从书桌上拿来一本中文课本，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注解。
他说，他当时每天都要听一会中文唱片，写几行中文小楷。
为了欢迎我这个中国客人，他分外亲切地唱了两首中国民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
这首抒情小曲，他唱得那么委婉动听。
接着他又唱：
“哥哥骑马我骑龙……”。
说来惭愧，这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中国民歌，我还是第1次听到。
歌声充满了乐观、欢欣的情绪。
人们常常称保罗·罗伯逊为“黑人歌王”。
这虽是顶至为尊贵的桂冠，但并不能体现罗伯逊的全部品德。
罗伯逊不仅仅是杰出的艺术家，而且是把艺术作武器，为真理和正义而冲锋陷阵的战士。
当罗伯逊刚刚成名的时候，一位地位显赫的美国经理曾向他提出条件：
签订一份十分优厚的十年合同，而由这位老板全部管制罗伯逊的社会活动。
罗伯逊的回答是：
“谁也不能用一条金锁链或其他东西拉着我到处奔跑。”
他在美国为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黑人的权利而斗争，为此遭到种种威胁和迫害。
1949年08月，美国民权保障大会在离纽约不远的皮克斯基尔举行群众大会，当罗伯逊正要演唱时，几千名种族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流氓，用木棍、石头进行突然袭击，殴斗历时三小时，不少人被打伤，有的竟被打死。
罗伯逊由于人们的周密保护，才免遭毒手。
为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保卫世界和平，罗伯逊到处奔波，战斗不息。
1935年他访问苏联，盛赞10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1938年他去西班牙，为保卫马德里的西班牙人民和国际纵队的战士引吭高歌。
1941年，他灌制一张名为《起来》的唱片，由他用中文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凤阳花鼓》等，把收入全部捐献给中国。
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
因此，美国当局加紧对他迫害。
早在皮克斯基尔事件之后，美国的每一个音乐厅就都已对罗伯逊关门，他的录音唱片被人从所有的商店里搜去。
到了1950年08月，美国当局竟下令吊销罗伯逊的护照，使他无法出国。
此后，经过了整整八年的斗争和各国人民的声援，美国政府才被迫重新把护照发给罗伯逊。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罗伯逊带来无比的欢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他就从大洋彼岸发来了祝贺电报。
1958年，他在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里写道：
“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来到你们的国土向你们表示我的敬意，但愿这一天快点到来，这是我所向往的一个快乐的日子。”
但是，这一愿望难以实现。
因为只要他踏上中国的国土一步，根据当时的美国法律，美国当局又要吊销他的护照。
待到1972年中美建交后，过去的禁令虽已不再有效，但当时我国正处于十年动乱中，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罗伯逊始终没有机会来华访问。
最近的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罗伯逊与世长辞，未能亲眼目睹这一切，令人多么遗憾呵！
但是，作为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的保罗·罗伯逊，他那崇高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永远……。

意大利开发旅游资源
郁泉锡
意大利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所需石油、煤、铁等工业原料几乎都要依赖国外进口，经济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可是，意大利善于利用优势，开发别的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一个面积只有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海岸线却长达八千公里，全国风光旖旎，一年四季阳光普照，气候宜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意大利广泛发掘与利用“海滩、太阳”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
战后几十年的开发与建设，目前全国建有许多旅游设施，拥有床位四百万张。
现在的意大利仅次于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二“旅游大国”。
去年到意大利游览的外国人多达五千万，全国旅游业的营业额为三百十六亿美元。
埃特鲁斯基、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震撼过世界，给意大利写下了卷帙浩瀚的历史，也在地上、地下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巍然矗立的大教堂、气势宏伟的凯旋门、水花飞溅的喷泉、壁垒森严的古城堡、精美绝伦的雕像，以及久负盛名的油画，使这个国家成了令人向往的“博物馆”。
而遍及全国大小城镇的真正博物馆多达一千四百个，收藏着数百万件珍贵文物和众多艺术品，目前展出的文物不足其中的四分之一，还有大量文物尚未发掘。
不久前，意大利劳工部长说：
意大利的文物资源犹如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一样丰富。
开发文物资源，古为今用，这是促进经济发展而可开辟的另一个新渠道。
在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熏陶下的意大利人民积极利用文物资源创造物质财富。
他们除了一年四季向参观者开放众多的博物馆之外，还经常举办多种专题文物展览，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招徕世界各地的游客，使旅游业成为不断吸引参观者的一个“旺而不衰的工业”。
佛罗伦萨“梅迪奇家属文物展览”一年内竟使佛城游客激增了一百万。
去年以来，埃特鲁斯基人文物展览先后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地区举办，参观者络绎不绝，增加了人们对这个古老民族光辉文明的了解，也使意大利得到巨大经济效益。
缺乏自然资源使意大利处于逆境，可是逆境给了它向上攀登的一点压力。
意大利人民善于利用和挖掘文物资源的长处，给人们以启迪。

照相发明者的功绩
李南友
一八二二年夏天，法国化学家、物理学家约瑟夫·尼柏在他的圣路地华拉附近的庭院里，拍摄出了世界上第1张照片。
这张照片需要曝光八个小时，且晒在八英寸×六又二分之一英寸的光亮沥青表层的锡铝合金上。
尼柏的发明到七年以后，即一八二九年才被一个既是画家又是商人的巴黎人雅克·达盖尔公诸于世，首先是在欧洲，后来传到美国。
从那时起，很多人想要自己的留影，于是照相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许多国家里。
但早期的照相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人们穿着礼服坐在椅子上要在强烈的灯光下等候好几分钟，才能把自己的形象留在神奇的相纸上。
后来，照相技术有了飞快的发展。
如今，人类利用照相技术不仅可以从人造卫星上拍摄地球、星系这样的宏观世界，而且还可以捕摄细菌、细胞这样的微观世界。
图书馆十几万册书籍，如果用缩微技术复制，只需一个手提包就能存储得下。
照相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乐趣更是人人皆知的了。
与照相有直接联系的电影业也随着照相技术的提高而发展起来。
1895年03月22日，法国的路米尔兄弟以假象牙质的软片试验放映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影。
今天法国已有四千多家电影院。
各制片厂每年摄制大批影片。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发展，是不应该忘记约瑟夫·尼柏的功劳的。

美在生活之中
胡素
美术史上很多艺术大师都强调美在生活，美在自然之中。
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曾经说过：
“美的东西是在自然之中，而它以最多种多样的现实形式呈现出来。”
在生活中发掘美，并把这种美表现出来，这是库尔贝始终坚持的创作原则。
他反对艺术背离生活，认为缺乏生活基础的艺术作品是没有生命的，艺术家应该创造有生命的活的艺术。
《筛麦的女人》（见图）就是一幅有生命也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名作。
画面上的人物、器具、环境具有真实感。
请看，那位正在筛麦子的妇女，身姿和动态是多么生动！
她与另一个端着盘子拣麦粒的女子形成有趣的对比，前者在动，而后者略有倦意，处于静止状态，一动一静，富有变化，互相呼应，妙趣横生。
而那个农家小孩，正在好奇地查看风箱。
这一细节不仅是为了解决构图的平衡，同时也为画面增添了生活情趣。
这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叫作风俗画，它客观地反映了农家生活的场面，同时，也流露出画家对劳动者的质朴真诚的感情。
库尔贝曾说：
“现实主义从本质上看，就是民主主义。”
画家对筛麦人的歌颂正是他的民主思想的反映。
尽管当时有一些保守的学院派画家反对他，有人甚至说他“是个彻头彻尾讨好穷小子的大笨蛋。”
但是，他对这些无聊攻击不屑一顾，始终走着一条面向生活、面向下层的创作道路，从而在艺术上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附图片）

西方赌风日烈危害严重
何边
在西方国家，赌博之风由来已久，可是赌徒骤增、赌法翻新、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却是近年来的现象。
英国社会舆论认为：
八十年代以来，赌博已跟社会犯罪一样严重，赌徒越来越多，他们的“职业前途和家庭生活全被毁了”，“赌徒暴力事件或轻生自杀”时有发生，触目惊心。
赌博活动在不少西方国家早已自成一个行当，生意兴隆。
拿美国来说，1984年全美参加赌博的人数创空前纪录，达一千二百多万人。
全年的赌金达一千七百七十亿美元，接近美国全年的教育经费，也是历史最高纪录。
现在英国社会上赌徒之多为历年来所少见，他们“象酗酒者与瘾君子一样，遍及各个角落”，有男有女，有十多岁的孩子，也有八十老翁，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
难怪英国人说：
目前铤而走险的赌徒太多了，他们沉迷于赌博，已陷入难以自拔的泥坑，社会对此已无能为力。
眼下美国赌博活动中的一个新现象是中产阶级的中年人参与赌博人数增多，不少赌徒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有些甚至沦为罪犯。
英国四十八岁的警察布朗赌博负债，结果走上监守自盗的犯罪道路。
年薪近五万美元的美国公职人员保罗狂赌烂赌，输个精光，结果丢妻失子，无处栖身。
梦想从赌博中发财，结局往往是人财两空，陷入绝境，给社会造成危害。
近年来，西方国家赌风日盛，是当局默许与鼓励的结果。
许多西方国家不仅新辟赌场，而且广发彩票行赌，甚至利用体育活动从事赌博。
美国许多州将赌博视作生财之道，赌场老板与行政当局明里暗里勾结一起，从中大捞油水。
加利福尼亚州每年仅从彩票赌博中就收入二十亿至四十亿美元。
正是这种怪现象，促使了赌博危害日趋严重。
不少社会人士对此颇为担心。
有的地方自动组织各种的戒赌中心。
美国有一个治疗赌症的中心，疗期为二十八天，收费六千美元。
“疗效”如何？
天晓得。
赌博是资本主义世界滋生的一种痼疾，社会呼吁也好，戒赌治疗也好，都难以将它治好。
（附图片）
方成画

沃土红花
阿城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部的阿什河畔，六十年代初，阿城的美术工作者受北大荒版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版画创作队伍。
二十余年来，他们在县党政领导和省、市美协的关怀、支持下，创作出一批思想、艺术都具有较高水平的作品，在国内外展览会上赢得了好评。
阿城的版画，仍然保持了祖国北疆特有的风格——乡土气息浓郁，色彩丰富，装饰感强，富有抒情味。
同时，阿城的许多作者都力图以开拓的精神，努力探求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段和方法，表达自己对生活与大自然的理解和感受。
他们继承了北大荒版画的优良传统，而不拘泥于北大荒版画的现存风格；
他们借鉴外国现代艺术的有益因素，而不是亦步亦趋地重蹈外国现代派的道路。
阿城的版画是以自己民族的又有地方色彩的艺术面貌出现，使人感到亲切、真挚。
作品的取材十分广泛，表现的手法丰富多采，许多画面给人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简洁而不显得单调，丰富而不觉其繁冗，严谨而不感到古板，新颖而不流于怪异。
我不能说这里的每一幅作品都已臻佳境，甚至还有值得认真推敲之处，但我相信阿城年轻的一代版画家，定会在今后的艰苦实践中找到通往胜利的途径。
王琦（附图片）
阳光王训月
紫蒜丰收祁广学李玉春
电教新课熬小文
雪屋黄泰华
秋沈少民

浅谈武强民间年画
刘金英
河北武强民间年画，始于明朝，到清朝嘉庆年间，曾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与江苏的苏州桃花坞、山东的潍县、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同负盛名。
武强民间年画具有构图简练、线条粗犷、色彩明快的艺术特点，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门画、灯方、炕围画、中堂画、条屏、对联等，还有便于计算农事季节的《三年早知道》。
因为它长期植根于农村，乡土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
在当地乡间有个传说，说从前有个勤劳而善良的小伙子，买了一张美女的武强年画贴在墙上，后来“鼓”了起来。
小伙子下地去干活的时候，她偷偷为他扫地做饭操持家务，后来两人结成恩爱夫妻。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农民是多么喜爱武强年画。
在抗日战争以前，武强县有年画作坊七十七家，大都开设在武强南关。
日寇侵华之后，画业作坊相继倒闭。
四十年代中，中国人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党和政府为推动乡村的文化事业，动员了大批美术工作者深入民间对武强年画进行扶植和抢救，他们与民间艺人一起创作了反映边区人民支前、参军、民主改革和大生产运动的木版年画。
这些年画的创作和发行，为中国美术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十年动乱期间，武强年画又遭到惨重的破坏，图版被烧、艺人流散。
这几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一传统的民间艺术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现在武强县已建起武强年画社。
这里刊登的是该社发行的两幅年画作品。
（附图片）
鸳鸯并蒂莲（年画）
王子学
狮子滚绣球（年画）吴兴伟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