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代总理会见克莱伯副主席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国务院代总理万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通用机械、农机和车辆制造部部长京特·克莱伯一行。
万里在同客人们交谈时说，中国和民主德国在贸易和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有很大的潜力，双方可以加快相互间合作的速度。
克莱伯说，我们两国应该开展各种各样的合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易货贸易，还可以在科学技术等方面交流经验。
克莱伯一行是应中国政府邀请于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今天下午，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等同克莱伯举行了会谈。

世界银行将向我提供新贷款
资助我国发展经济和技术
该行驻华代表处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今天晚上在西苑饭店举行成立典礼。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出席仪式并剪彩。
世界银行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自1980年与我国建立关系以来，世界银行已向我国提供各类贷款三十亿美元，是向我国提供优惠贷款最多的国际机构。
这些贷款主要用于我国的农业、能源、教育、卫生、交通、工业、科技和供水等领域的三十个重要项目。
据有关方面透露，今后五年世界银行还将向我国提供总额约三十亿美元的贷款，资助我国发展经济和技术。
世界银行还曾派专家对我国经济进行考察，并先后写过两个调查报告，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斯特恩出席了今天的典礼。

人大常委会设宴欢迎瑞典议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议长英厄蒙德·本特松率领的瑞典议会代表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代表彭真委员长主持了宴会。
黄华和本特松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黄华在讲话中指出，两国议会在增进中瑞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双边友好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他表示相信，本特松议长这次率代表团访华，必将进一步密切两国议会的联系，并为促进中瑞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特松在讲话中说，瑞、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交流和文化方面十分友好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
他说，瑞中两国没有任何冲突，反而有很多共同的愿望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代表团是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邀请于今天中午抵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群众来信来访由反映党风不正变为关心四化建设
增强党性敢于碰硬限期解决“老大难”问题
兴安盟端正党风两年明显见效
党员威信提高，经济建设发展；
群众来信来访由反映党风不正变为关心四化建设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6日电（记者马义、凌广志）内蒙古兴安盟盟委把端正党风作为开创新局面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抓好，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党风的明显好转。
现在，群众来信来访的主要内容已由反映党风不正变为开发、建设兴安盟的建议，全盟形成了党风正、民心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兴安盟盟委深入开展端正党风的工作，是从1983年年底开始的。
当时，这个盟经济基础差，遗留问题多，是内蒙古自治区各项工作比较落后的地区。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自治区党委调整了盟委领导班子。
新班子组成后盟委决定，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地开展端正党风的工作，以此来推动全盟的改革工作，促进经济的发展。
兴安盟盟委认为，党风上的问题之所以得不到及时纠正，是因为领导干部有三怕：
一怕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以查处；
二怕有的人上有靠山，下有“关系网”，难以攻破；
三怕得罪人。
一句话就是不敢碰硬，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
盟委理出了二百四十六个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分别交给盟、旗（县）等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处理，要求他们带头按原则办事，并按照规定时间解决问题。
原科尔沁右翼前旗种薯公司副经理李志伙同其兄李华等人，在一年的时间内贪污六万多元，挥霍浪费十万元。
1982年旗人民检察院依法将这两个人的问题立案办理，但因案件牵涉到一些领导干部，在查处过程中又遇到重重阻力，结果作案人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处理。
针对这种情况，盟委于1984年上半年组成由盟委副书记、盟长胡拉乌苏为首的工作组，专门对这个案件进行认真的查处。
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终于使这个受“关系网”保护的老大难案件得到了处理。
李志等八人受到了法律制裁，另有十五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按盟委的要求亲自动手，解决本单位的问题，出现了全盟各级党委都抓党风的气氛，不仅妥善解决了二百四十六个重点问题，而且促进了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被拴在“关系网”上或不敢同不正之风作坚决斗争的党员干部，有的免了职，有的调动了工作。
全盟的干部队伍比以前更有战斗力了。
兴安盟委还抓了对全体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工作。
去年以来，在全盟三万七千名党员中已轮训了三万一千名。
经过两年来的工作，兴安盟的党风初步形成了喜人的新局面。
党风正了，党员的威信不断提高。
科尔沁右翼前旗大坝沟乡的党员干部，过去由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降低了威信，在选举村干部时，全乡七十二名党员村干部有三十五名落选。
党员们经过党性教育，端正了党风，注意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重新得到群众拥护。
现在，这个乡群众选举的村干部中只有一名不是党员。
民心顺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四化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去年，全盟各项经济指标都好于过去任何一年，获得自治区颁发的“金牛奖”。

她多了一项服务本领
早春尚寒，一天，一位少女无意乘上柳州市公共汽车一车队二十七号车。
看她的长相和神情，谁也不会想到她会有先天不足。
可是，上车后她就“啊、啊、啊”地比着手势，向乘务员芦慧群问路。
小芦这才知道她是个聋哑人。
于是也打着哑语同她对起“话”来。
聋哑人想不到在这里遇知音，她告诉小芦：
她从湛江来，到柳州火车站后，由于语言不通，差点迷了路。
接着她比划着问“柳州好玩吗？”
芦慧群向她介绍柳州的美丽风光、名胜古迹，聋哑少女听得津津有味，连连点头。
要说小芦学哑语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1978年，二十四岁的芦慧群当上乘务员后，深深爱上了自己的职业。
她自学了普通话。
后来，在一次出车途中，一位聋哑乘客向她比划询问，可她一点不懂。
目睹聋哑人难过的神情，她决心学会哑语，主动登门向聋哑人求教。
一年后，她基本掌握了哑语的要领。
1984年，全国六十七个城市优质服务竞赛，芦慧群被评为优秀服务员。
广西柳州航运公司 韦罗琼

我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
昨天已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郭殿成）我国于1985年10月21日发射的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今天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
这项新成就，对于进一步运用航天技术为国民经济服务，开展国际空间合作，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这颗卫星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拨出资金，由国防科工委组织航天部等单位研制的。
这颗卫星在甘肃省酒泉发射中心用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火箭送入轨道。
这是我国第7次成功地利用这种火箭发射卫星。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这颗卫星承办了发射保险业务。
这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次承办这项业务。

“政府派来的人”
茹荻
“你是政府派来的人吗？”
大连市青年个体镶装玻璃工辛福强，免费、减费为四百多户烈军属、五保户装配玻璃，自己减少收入一千多元。
一次他主动为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大娘家装配玻璃，老大娘怕付不出钱，不让他装，可他在装好、擦亮后，分文不收，老大娘无法理解，就提出了上面那个问题。
问题提得好。
有些人不是喜欢用最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断定个体户就是一心为了个人发财致富，就是搞资本主义，只有公务人员、国营企业事业的职工才是为公、为人民，才是搞社会主义吗？
那么，象辛福强这样的个体户，终日为顾客奔波，有时非但不收费，还要贴车钱，材料议价进，平价出，倒贴差额；
而有的机关干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却掉在钱眼里，假公济私，倒买倒卖，贪污受贿，诓骗群众，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看问题，那就不管你是个体户还是机关干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只要你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象辛福强那样，搞的就是社会主义；
反之，假如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是一切向钱看，甚至采取卑劣的手法，损公肥私，损民利己，搞的就只能是利己主义。
我们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应该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在建设四化时期，更好地尽心竭力为人民多做贡献。
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样要求我们，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这样做的。
——象前面提到的老大娘，就认为你只要为老百姓办好事，肯定是“政府派来的人”。
这是多么可贵的对党对政府的深厚感情啊！
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的鼓励和鞭策啊！
“政府派来的人”，在旧社会被称为“衙门里来的人”，那可不是个好词儿。
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衙门”里来人了，凶多吉少。
不是派捐派款，巧取豪夺，就是作威作福，鱼肉乡里。
解放三十多年了，党和政府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老百姓的观念改变了。
“政府派来的人”同替老百姓办好事连在了一起。
尽管这几十年间，我们犯过错误，做过蠢事，至今党风还有不少有待端正的地方，但是老百姓的信念并没有改变：
“政府派来的人”总是为人民做好事的；
为人民做好事的，必是“政府派来的人”。
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也是一种民意测验和信任投票。
每一位干部和职工都应加倍珍惜！
面对人民群众充满信赖的肺腑之言，面对为人民忠诚服务、年仅二十岁的个体户辛福强同志的感人事迹，我们那些掉在钱眼里，或者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一推六二五，一转三六九”的干部和职工，能不汗颜，能不反省，能不幡然悔悟、弃旧图新吗？

航天工业部长李绪鄂宣布
我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用户发射卫星业务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记者郭殿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今天正式宣布，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内外用户发射卫星业务。
李绪鄂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长征二号”火箭是七十年代中期研制成功的一种大型二级液体运载火箭，能将重约两吨的卫星按要求送入近地轨道。
连续七次发射卫星的实践证明，这种火箭的可靠性和入轨精度是比较好的，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可以承担国内外卫星的发射业务。
“长征三号”火箭已成功地把我国第1颗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表明我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技术。
中国现在决定，把“长征三号”和“长征二号”火箭一起投入国际市场。
李绪鄂说，我们承揽国外用户卫星发射业务，可以提供良好的发射服务和发射初期支持服务。
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其提供经济保险。
（附图片）
图为把卫星送入轨道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从发射台起飞。
　张桐胜摄（新华社稿）

葛洲坝至上海直流超高压输电工程动工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5日电（《中国电力报》记者蔡健、本社记者陶国栋）我国第1项直流超高压输电工程——葛洲坝至上海正负五十万伏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在工程沿线各地正式开工兴建，它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已进入一个新的起点。
这项工程是为配合葛洲坝水电站二期工程送电而兴建的。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途径
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传统
指出这是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的唯一有效办法
本报讯10月26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传统》评论员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支持先进，鞭策后进，反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有效武器，也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
现在所以强调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我们面临着端正党风、军风和社会风气的艰巨任务，很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扶正祛邪的武器；
还在于确实存在如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指出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有必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大声疾呼。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前有什么问题呢？
主要的障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残酷斗争的影响，一个是原则空气的普遍淡薄。
原则空气淡薄，是片面总结历史教训的结果，也是党风不正的一个表现。
这两样东西交互作用，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是严肃认真的正常批评很不开展，一方面是不负责任的背后议论甚为流行。
有些同志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章上明文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弃置不顾，却对自由主义这类党内政治生活一向反对的错误思想着意奉行。
其结果，有些地方明明意见分歧、问题成堆，然而想在同志之间、友邻之间，更不用说上下之间进行一点思想交锋，竟然成了很大的难事。
第1期整党经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效地清除了“左”的一套做法，在健康地开展批评上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来说，如果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和基本途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是革命队伍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斯大林说过，我们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象需要空气和水一样。
毛泽东则形象地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比作洗脸和扫地。
十年内乱中的抓辫子、扣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就不是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当时也不叫“批评”而叫“大批判”。
经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整党，这个界限不难划清也早已划清，怎么能够老是拿来和打棍子划等号呢？
倒是应该明确，以批评的名义打棍子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产物，以其他什么名义取消批评，搞一团和气，同样反映了一些单位党内生活的不大正常。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必须看到，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的历史条件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
邓小平同志讲过，在我们面前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
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影响需要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则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相始终，需要更加坚持不懈的工作和斗争。
现实生活表明，“左”的错误思想可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合流，“文革”故伎可以借现实问题重演，从而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积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就既无从解决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无力战胜各种外来的破坏因素。
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恢复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传统，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旗帜鲜明。
实事求是，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命，它的基本要求是从实际出发。
无限夸大，把蚂蚁说成大象，不是实事求是；
缩大为小，把大象说成蚂蚁，同样不是实事求是。
我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就是要在忠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论是非。
不仅在大范围公开进行的批评一定要核准事实，务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就是小范围个别进行的批评也要力求言之有据、不虚不妄。
另一方面，接受批评也要注意大处着眼，只要基本属实，就不要过分计较个别细节，更不应该用任何借口拒绝批评。
当前大家对“左”的一套比较敏感，这是对的。
但是，确有忽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的现象，表现为批评中的迁就姑息，自我批评中的讳疾忌医。
旗帜鲜明就是要是非分明。
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应该明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不言而喻，对人对事不作具体分析，以偏概全，乱戴帽子，不能叫旗帜鲜明，必须加以反对。
然而具体分析决不意味着可以模棱两可、闪烁其词。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主导方面，任何批评也就应当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特别是在关乎大局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更应该挺身而出，坚持正确的立场，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同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偏离党的领导、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
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回避躲闪、态度暖昧，意味着放弃了共产党员的战斗责任，是缺少或丧失党性的表现。
早在1981年07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谈话中就指出，“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
他提请全党注意克服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的软弱涣散状态。
两年之后，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又针对“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的事实，再次指出，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克服这种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
邓小平同志近年来反复强调的这些重要论断，同他和陈云同志在不久前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可以说，当前存在的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要表现，正是没有认真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精神文明建设还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这里。
在贯彻落实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通过认真的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地端正党风军风，以良好的思想作风保证部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途径
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传统
指出这是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的唯一有效办法
本报讯10月26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传统》评论员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支持先进，鞭策后进，反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有效武器，也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
现在所以强调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我们面临着端正党风、军风和社会风气的艰巨任务，很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扶正祛邪的武器；
还在于确实存在如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指出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有必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大声疾呼。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前有什么问题呢？
主要的障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残酷斗争的影响，一个是原则空气的普遍淡薄。
原则空气淡薄，是片面总结历史教训的结果，也是党风不正的一个表现。
这两样东西交互作用，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是严肃认真的正常批评很不开展，一方面是不负责任的背后议论甚为流行。
有些同志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章上明文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弃置不顾，却对自由主义这类党内政治生活一向反对的错误思想着意奉行。
其结果，有些地方明明意见分歧、问题成堆，然而想在同志之间、友邻之间，更不用说上下之间进行一点思想交锋，竟然成了很大的难事。
第1期整党经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效地清除了“左”的一套做法，在健康地开展批评上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来说，如果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和基本途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是革命队伍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斯大林说过，我们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象需要空气和水一样。
毛泽东则形象地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比作洗脸和扫地。
十年内乱中的抓辫子、扣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就不是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当时也不叫“批评”而叫“大批判”。
经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整党，这个界限不难划清也早已划清，怎么能够老是拿来和打棍子划等号呢？
倒是应该明确，以批评的名义打棍子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产物，以其他什么名义取消批评，搞一团和气，同样反映了一些单位党内生活的不大正常。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必须看到，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的历史条件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
邓小平同志讲过，在我们面前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
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影响需要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则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相始终，需要更加坚持不懈的工作和斗争。
现实生活表明，“左”的错误思想可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合流，“文革”故伎可以借现实问题重演，从而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积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就既无从解决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无力战胜各种外来的破坏因素。
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恢复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传统，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旗帜鲜明。
实事求是，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命，它的基本要求是从实际出发。
无限夸大，把蚂蚁说成大象，不是实事求是；
缩大为小，把大象说成蚂蚁，同样不是实事求是。
我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就是要在忠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论是非。
不仅在大范围公开进行的批评一定要核准事实，务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就是小范围个别进行的批评也要力求言之有据、不虚不妄。
另一方面，接受批评也要注意大处着眼，只要基本属实，就不要过分计较个别细节，更不应该用任何借口拒绝批评。
当前大家对“左”的一套比较敏感，这是对的。
但是，确有忽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的现象，表现为批评中的迁就姑息，自我批评中的讳疾忌医。
旗帜鲜明就是要是非分明。
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应该明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不言而喻，对人对事不作具体分析，以偏概全，乱戴帽子，不能叫旗帜鲜明，必须加以反对。
然而具体分析决不意味着可以模棱两可、闪烁其词。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主导方面，任何批评也就应当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特别是在关乎大局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更应该挺身而出，坚持正确的立场，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同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偏离党的领导、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
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回避躲闪、态度暖昧，意味着放弃了共产党员的战斗责任，是缺少或丧失党性的表现。
早在1981年07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谈话中就指出，“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
他提请全党注意克服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的软弱涣散状态。
两年之后，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又针对“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的事实，再次指出，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克服这种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
邓小平同志近年来反复强调的这些重要论断，同他和陈云同志在不久前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可以说，当前存在的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要表现，正是没有认真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精神文明建设还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这里。
在贯彻落实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通过认真的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地端正党风军风，以良好的思想作风保证部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金日成会见李鹏率领的我党政代表团
指出举行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活动，既是为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也是为了教育朝鲜年轻一代和人民，要让朝中友谊代代传下去
新华社平壤10月26日电（记者李突、李志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今天上午在锦绣山议事堂亲切会见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
当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志来到议事堂大厅时，金日成主席同李鹏团长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金日成主席等与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在以金刚山为背景的朝鲜画前合影。
随后，中朝两国同志一起步入会见厅。
金日成主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是一次令人永远难忘的重要活动；
他再次欢迎以李鹏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这一纪念活动。
金日成同志请李鹏转达他对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等同志的问候。
金日成主席对李鹏同志说，举行纪念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向世界人民显示朝中关系的亲密，而且也是为了教育朝鲜的年轻一代和国内人民。
年青人对三十五年前的事不太了解，要告诉和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国土上流了多少血汗，有多少志愿军烈士埋葬在朝鲜国土上，要让朝中友谊一代一代传下去。
金日成说，要向全世界宣传这些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是全世界哪里也找不到的国际主义。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李鹏团长对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表示感谢，并再次转达了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书记的问候。
会见结束后，李鹏团长向金日成主席赠送了礼品。
金日成主席设午宴招待了代表团全体同志。
朝鲜有关方面负责人金焕、吴克列、玄峻极、金在淑等参加了会见和午宴。
（附图片）
金日成会见以李鹏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传真照片）

金日成会见李鹏率领的我党政代表团
指出举行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活动，既是为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也是为了教育朝鲜年轻一代和人民，要让朝中友谊代代传下去
新华社平壤10月26日电（记者李突、李志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今天上午在锦绣山议事堂亲切会见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
当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志来到议事堂大厅时，金日成主席同李鹏团长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金日成主席等与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在以金刚山为背景的朝鲜画前合影。
随后，中朝两国同志一起步入会见厅。
金日成主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是一次令人永远难忘的重要活动；
他再次欢迎以李鹏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这一纪念活动。
金日成同志请李鹏转达他对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等同志的问候。
金日成主席对李鹏同志说，举行纪念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向世界人民显示朝中关系的亲密，而且也是为了教育朝鲜的年轻一代和国内人民。
年青人对三十五年前的事不太了解，要告诉和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国土上流了多少血汗，有多少志愿军烈士埋葬在朝鲜国土上，要让朝中友谊一代一代传下去。
金日成说，要向全世界宣传这些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是全世界哪里也找不到的国际主义。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李鹏团长对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表示感谢，并再次转达了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书记的问候。
会见结束后，李鹏团长向金日成主席赠送了礼品。
金日成主席设午宴招待了代表团全体同志。
朝鲜有关方面负责人金焕、吴克列、玄峻极、金在淑等参加了会见和午宴。
（附图片）
金日成会见以李鹏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传真照片）

中型图像计算机通过鉴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我国第1台中型图像计算机今天在清华大学通过鉴定。
参加鉴定会的有关专家认为，这台名为TJ—82的图像计算机的许多技术性能都达到了八十年代国际水平。

传统服装不能丢
高波
入秋以来，我想买一件毛料中山装，但跑了多家商店也没买上。
倒不是我的身材长得奇特，原因是现在服装柜台大都被西服占领了，想买件面料新颖而得体的中山装是很难的。
现在人们对穿着越来越讲究了。
尤其是青年人，穿上一身西服，显得潇洒、精神。
西装的兴起，美化了人们的生活，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在西服热的同时，不应丢了传统服装的生产。
据了解，社会上不少人，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是愿意穿中山装的。
穿着打扮，各有所好，不能搞青一色。
希望服装行业，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生产出多种款式的服装供应市场，真正做到方便群众，美化生活。

全国八个水土保持重点地区治理效果好
第1批治理的小流域达九百多处，建立一批土特产品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阎泽报道：
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第1批治理重点的八片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工作进展顺利，效果良好。
到1985年09月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有八千多平方公里得到初步治理，年平均治理速度高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年，治理面积相当于这些地区以前治理总和的一半。
八个水土保持治理重点，是1982年全国第4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确定的，包括黄河流域的无定河、皇甫川、三川河，甘肃省的定西县，辽河流域的柳河，海河流域的永定河上游，长江流域的湖北省葛洲坝库区，江西省兴国县，涉及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四十三个县（旗）。
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贫困山区和革命老根据地，在九万二千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水土流失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生产条件太差，群众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过去，当地政府虽年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因资金不足，力量分散，面貌改变缓慢。
从1983年起，国家进行重点扶持，三年中已拨出专项投资一亿元；
并放宽政策，在规划、技术上加以指导，从而避免了分散治理耗资不少、成效较低的弊病，加快了治理的步伐。
据统计，八个重点治理区内，第1批集中治理的小流域地区达九百多处，承包治理小流域的农户占到总农户的40％左右。
近三年已造林、种草一千一百三十多万亩，建设基本农田七十六万亩，修建起一批谷坊、塘坝、涝池等保水保土工程。
这些措施对改变生产条件，发展农、林、牧业生产，根治江河，改善生态环境，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通过小流域治理，许多地方正逐步建设起一批农、林、牧、果、药和其它土特产品基地，仅发展经济林木即达六十二万多亩，从而把治理水土流失与合理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最近，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邀请专家、教授，在北京市延庆县向八个重点治理区内各县（旗）主持水土保持工作的负责干部，讲授了有关科学知识。
各地代表还总结、交流了治理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加强集中治理的措施，明确今后的重点要放在治理质量和效益上，把治理水土流失和治穷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五年初见成效、十年基本治理的目标。

加快产品开发换代进程
兰州电器厂三年产品全部换新
本报讯新华社记者王作言、新华社通讯员赵庆海报道：
以制造变压器为主的兰州电器厂努力加快新产品开发和换代进程，自1982年以来，先后设计和生产出四个系列五十多种新型变压器，全部淘汰了原来的老产品，使变压器制造技术在三年间跨越了以往三十年历史，产品质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达到了国际水平。
兰州变压器厂在进行产品开发和换代时，坚持从个别产品创新开始到系列产品换代；
从小批量到大批量发展。
这个厂是我国变压器行业的中型企业，1970年建成投产后，一直生产国内通用的五十年代水平的老型号电力变压器，体积大，性能差，耗能高。
为了打破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局面，这个厂从1982年起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从改革老型号变压器的内部结构入手，设计出容量为一百千伏安的低损耗节能变压器，心脏部分的铁芯采取斜接缝结构，替代了老产品传统的直接缝结构。
这是国内变压器制造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与同型号老产品相比，不仅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减少空载电力损耗40％，短路损耗7％以上，荣获了国家经委颁发的优秀新产品证书。
我国以往制造的电力变压器都属于无载调压的，必须停止运行后才能调整电压，常常因此而大面积地影响生产。
为了攻克变压器运行过程中自动调整电压的技术难关，兰州电器厂又设计和研制出有载调压变压器，并形成从五十千伏安容量到三万一千五百千伏安容量的系列产品。
这些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在黄河上游水电基地的甘肃省得到普遍推广。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10月28日将发生月全食
新华社南京10月25日电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推算，本月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将发生月全食，全国都可以看到。
时间如下：
初亏28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
食既29日一时二十分，
食甚一时四十二分，
生光二时零五分，
复圆三时三十分。

因地制宜调整种植业结构
吴窑乡大灾之年粮油增产
本报讯江苏省如皋县吴窑乡因地制宜，合理调整种植业结构，已取得显著成效。
今年虽然遭到种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仍能比去年增加约一百多万斤，油料作物增长约50％。
吴窑乡地处高沙土地区，人均只有七分地。
多年来，全乡人均占有自产粮食（包括种子、饲料）一直在五百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供应三百五十万斤统销粮才行。
这个乡的土质是高沙土，不适于种棉花，但过去由于是指令性计划，农民不得不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这个乡根据群众意愿，在春播时就作出了“缩棉扩粮增油”的决定，调整了种植业结构。
去年全乡种植棉花八千亩，今年只种植了一千亩，安排了四千五百亩粮食，并增种了一千五百亩适宜高沙土生长的黄豆和花生等油料作物。
（柳如　房健　汤国礼）

国家经委负责人在企业管理现代化研究班上提出
加速推行企业管理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葛大星）国家经委负责人今天在企业管理现代化研究班开学典礼上提出，企业全面整顿之后，要有规划、分步骤地加速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力争在“七五”期间使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
据了解，四年来在企业整顿和改革中，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工作已经起步，目前试点企业达到二百多个。
国家经委举办这个研究班，旨在研究和起草“七五”期间大力推进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以便确定有关目标、要求和实施步骤，指导提高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实践。
参加研究班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主管企业管理的负责人，以及二十多个企业管理现代化试点单位的代表。
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张彦宁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我国企业全面整顿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加速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
企业管理现代化，首先是管理思想的现代化，必须从当前实际出发，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力争在“七五”期间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
其次，还要有可靠的工作基础。
对标准、计量等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逐步完善应予充分的重视。
企业管理现代化还要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根本保证，并同企业技术进步、人才培训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深入挖掘企业内在潜力上，促使我国广大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在“七五”期间增强活力，为本世纪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好基础。

河北省三河县五金总厂根据市场需要，积极开发新产品。
他们生产的新型自行车锁被评为省优产品，畅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
图为厂长高连富与技术人员一起检查产品质量。
　马金元摄

广州东方橡胶厂出口创汇多
据新华社广州10月26日电
（记者唐炜、通讯员黎子泳）集体所有制的小型企业广州东方橡胶厂，瞄准国际市场，不断提高出口创汇能力。
今年1至9月出口各种胶鞋九十多万双，占广州市胶鞋总出口量三成左右。

延长油矿庆祝开采八十周年
据新华社延安10月25日电
（记者吴锦才）我国开采历史最久的延长油矿今天庆祝了它的八十岁生日。
这个矿从清末起开发。
近年积极推行改革，老矿焕发了青春，在延安地区经济发展中作用越来越大。
去年这个矿原油产量近十二万吨，比1980年翻了一番多，今年预计年产量可达十五万吨。

建起帐本本克服盲目性
阳高县指导农户实行家庭经济核算
本报讯1983年以来，山西省阳高县把帮助农户搞好家庭经济核算作为经营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先后帮助四千九百六十六户农民建立了“两帐”、“两簿”、“四表”，使这些农民在生产中克服了盲目性，做到了“产前有计划，产中有指导，产后增效益”。
这个县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致富积极性十分高涨，随之也出现了两种倾向：
一是因无计划和缺乏指导，在生产中贪大摊子、贪投资，结果产后收效低，甚至赔了本；
二是在一般性农务生产中盲目开支，造成了农民年终收支比例失调，影响生产效益的现象。
针对这种不科学的经营方式，县委、县政府责成专人负责，要求县委农工部和各基层农经服务公司帮助部分农民家庭建起了现金收支帐、经济往来帐、产品登记簿、财产登记簿；
致富计划表、收益分配表、投入产出登记分析表、劳动出勤登记表，并在全县推广。
县经管科免费为农民提供三千二百套帐簿，还培养农户核算重点村二十二个，配备农户辅导员七十五名，定期深入辅导，解决疑难问题。
由于这些农民家庭内部建起了帐本本，经济效益普遍有了明显的提高。
友宰镇友宰村农民白建功办起的经济联合体，从1983年由县委领导和县经管科的同志们帮助建帐后，使他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去年，总收入一万六千元，比1983年增加了128％；
纯收入一万零五元，比1983年增加了150％；
人均收入八百七十五元；
每投资一元可得到九元利润，比1983年每元投资效果增加三元；
每斤粮食成本二分二厘九，比当地其他农户降低了三分钱还强。
（孙俊文叶林卢进东）
编后小议
如何搞好家庭经济核算，是推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实践表明，即使是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承包经营，也有个进行经济核算，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
不切实际地扩大生产规模，盲目投资，不仅会影响农民家庭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给社会上带来损失。
阳高县委帮助农民建立经营管理帐目，搞好核算，从而提高了农户家庭经营的经济效益，这是抓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对此，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可以因地制宜加以借鉴，把指导农户实行家庭经济核算这件事，很好地抓起来。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全集装箱货船
“天燕”轮首航香港返天津
本报讯
记者肖荻报道：
第一艘由我国自行设计，由芜湖造船厂建造的全集装箱货船“天燕”轮，日前首航香港后，于10月26日返抵天津港。
由天津市海运公司经营的“天燕”轮，长一百一十八米，宽十八米，续航力一万海里，载重五千一百吨，可装载三百五十九个标准集装箱。
至此，天津市海运公司一共拥有三艘集装箱船和一艘散装货船。
天津市海运公司是为了适应天津市、北京市、华北和西北地区对外贸易运输需要，于1980年组建的一支地方国营船队。
这家公司专门承运天津港至香港、日本以及经香港、日本转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进出口货物。
凡从天津港出口的货物，一经装上这家公司的船，即可拿到全程直达货单。
这家完全是自负盈亏的地方船队，经过五年来的辛勤经营，已基本达到定期、定港、定航线的水平，并以服务好、周转快受到国内外客户好评。

技术力量雄厚的上海冶金系统
同内地开展经济技术协作获成效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6日电（记者季进成）上海冶金系统积极同内地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上海冶金系统各企业，从1981年以来先后与新疆、西藏、云南、贵州、陕西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关系，与六百多家工厂达成七百多项技术经济协议。
上海冶金系统坚持无偿或低费支援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建设。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较慢。
上钢十厂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无偿地帮助他们设计、建设了一座小型轧钢厂，培训了三十多名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使凉山自治州结束了不生产钢的历史。
这家轧钢厂不久前已正式投产，它将带动自治州轻工、纺织、化工等行业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上海冶金系统援助“三区”建厂并已投产的项目已达二十九个。
在技术协作中，上海冶金系统不断向内地企业扩散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上钢五厂、上钢一厂派出富有经验的劳动模范、工程师，帮助新疆炼钢厂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攻关，缩短了每炉电炉钢的冶炼时间，吨钢电耗降低一百多度，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
今年以来，上海冶金系统已帮助内地企业完成数百个技术攻关项目。
上海冶金系统还与内地开展补偿贸易，使内地的资源优势与上海的技术优势都得到发挥。

改变求大求洋做法充分利用本地资源
惠民地区从实际出发发展乡镇企业
本报讯山东省惠民地区在发展乡镇企业中，改变过去一味求大求洋的做法，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本地资源文章，收到显著效果。
今年1至6月，全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三亿二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1％，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三倍多。
惠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1980年前，仅有四百八十个乡镇企业，年总产值九千万元，不及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县的水平。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多次组织人员到苏南和胶东等地区学习参观，仿效先进地区的做法，盲目要求大操大办，由于脱离本地实际情况，不是项目上不去，就是在与大城市争原料、争市场中被挤垮。
1984年春季，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做好资源文章，走出自己的路子。
惠民地区土地广阔，农副产品丰富，草场面积大，作物秸杆多，饲料丰富，不少地方还盛产林果，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坚持走一种、二养、三加工的路子，搞好农副产品和畜产品的加工增值，使全区乡镇企业开了新生面。
今年上半年，全区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实现产值三千三百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7％；
食品加工业实现产值二千二百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6％。
无棣县地处渤海北岸，海岸线长达一百一十里，滩涂资源十分丰富。
去冬以来，这个县把开发沿海滩涂，大搞海水养殖加工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重点项目。
今年已建造对虾池三千七百六十亩，投放对虾苗二千四百七十四万尾，预计可捕捞四十万斤，经过冷藏、储运加工可实现产值三百五十万元。
惠民地区是胜利油田的所在地，油田建设劳务需求量大。
这个地区劳动力十分充裕，他们借水行舟，向胜利油田搞劳务输出，积极满足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到胜利油田修路、挖渠的有一万一千多人；
搞土木建筑的有一万余人，从事运输的汽车、拖拉机一千多辆；
兴建为油田服务的食品、机械、化工厂达一百八十四处；
固定经营商业、服务业的达九百零六家。
如陆兴县根据油田基本建设的需要，积极发展了面向油田的建筑、安装、建材、运输业。
（孙元魁）

改革有方开放有法
成都蔬菜多价格平稳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6日电（记者张炳森）成都的蔬菜，又多又好，价格也平稳，这已引起了全国各地的羡慕。
在成都的蔬菜市场上，最活跃的是个体菜贩。
全市八十多个农贸市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比如目前，正是蔬菜淡季开始，在成都不仅有芹菜、韭菜、小白菜，而且有往年早已谢市的四季豆、茄子，还有过去在春节时才上市的菜花。
但是，成都的国营菜店也不冷清。
全市一百五十家蔬菜商店，也一扫以前淡季菜少的冷清局面，货架上的鲜菜品种，也能与农贸市场争辉。
对此，成都市的居民有评价。
他们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福气。
不开放，哪有那么多种菜的、卖菜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今年03月，成都市政府对蔬菜经营全面放开以后，“天府”的优势更加“独厚”了。
市政府决定，有关部门要对菜农继续采取扶持的政策，供应平价口粮、食油、煤炭、化肥、农药；
对种植冬瓜、黄瓜、豆角等品种所需的架材，在价格上给予补贴。
菜源稳定之后，成都首先强调的是国营菜店要积极参与市场调节，淡季能“吞”，旺季能“吐”，保障供应，平抑物价，不能因为农民进城卖菜了，自己就放手不管了。
今年1至5月蔬菜旺季时，成都四郊生产的蔬菜大量进城，市蔬菜公司为了避免烂菜和菜贱伤农，及时多收购五千万斤，销往缺菜的华北、西北地区。
今年09月蔬菜淡季时，蔬菜公司又从外地购进鲜菜一千多万斤投放市场，占当月总销量的三分之一，平抑了市场的菜价。

既严格把关又热情服务
深圳动植物检疫所积极做好进出口检疫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陈晓军报道：
深圳动植物检疫所在进出口检疫工作中，坚持既严格把关，又热情服务，对维护人民健康和祖国对外贸易的信誉起了好作用，受到了有关部门及国内外客户的赞扬。
深圳成为经济特区以来，全国通过深圳口岸进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日益增多，1984年检疫的粮食、木材、种苗的数量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三百五十五倍。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动植物检疫所的同志联系国内外因为检疫不严使病害传入，给生产造成损失的事例，进一步认识到，检疫任务加重，严格把关绝对不能放松。
近几年，他们着重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改变过去在口岸坐等检疫的做法，把检疫工作做到产地去。
过去生猪出口，都是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口岸，再实施检疫。
这样做，一有疫情容易扩散，造成经济损失。
从1981年起，他们定期派人深入产区沟通情况，互相配合，共同搞好生猪的出口检疫工作，不仅缩短了出口生猪在口岸停留的时间，而且提高了出口质量。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简化手续。
例如，对经常进出境的货运汽车，每车发一个《检疫申报簿》，进出境前由司机填报运载物品名称向检疫员申报，不再单独占用申报时间，进出境时与海关同时作业。
这种“一次停车，联合检查”的做法，既防止了漏检，又节省了时间。
另外，对鲜活商品，做到提前检疫，优先处理。
一般情况下，一车货进口，做到当天进当天出。
不断提高检疫人员的技术水平。
检疫所采取以老带新、选送学习、办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人才，不断提高检疫的技术水平。

“牦牛精神”和牦牛
新华社记者　姜恩宁
一个人患了不治之症，可能会有各种非常的念头。
而雷焕章，一位患癌症十一年的科学工作者，却一心想着牦牛。
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产，是当地牧民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
可是，长期以来，对牦牛的研究却很不够，正是这一点，使1954年毕业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雷焕章，和牦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国家农委和科委下达了普查我国牦牛类型的科研项目。
当时，任畜牧科学院牦牛课题组组长的雷焕章，不顾鼻咽癌带来的病痛和鼻腔血管随时有可能大出血的危险，带领小组成员积极投入了牦牛普查工作。
青海的牦牛绝大部分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牧区，且体大骠悍，进行科学测量和屠宰试验很费事，为了捉住和测量一头牦牛，有时得费一天的工夫。
由于高山反应，老雷一天只能吃二三两饭，而且在牧民的帐房里吃饭，除了羊肉和酥油以外，只有青稞炒面。
按医嘱，老雷应该吃流食，他就把炒面调成糊糊，还打趣说：
“糊糊加酥油，营养价值高啊。”
十多天下来，他人瘦了，但对确认我国牦牛新类型——高原型牦牛有了充分依据，老雷别提多高兴。
为了提高牦牛肉、奶生产率，他们在巴颜喀拉山和祁连山下建立了实验基地。
为进行科研，老雷每年有一多半时间在基地度过。
一次途中，他的鼻子突然大出血，血流如注，随身携带的药品和注射剂都止不住，直到闻讯赶来的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才算了事。
妻子再次流下了泪：
“你身患重病，这次就听我的，别再不要命地干了。”
然而，他出院后，又一切如常地干起来。
对所患疾病，老雷不往心里放。
而对科研课题，却认真到不差分毫。
去年08月，助手小张带着他给的任务到果洛基地。
老雷在反复计算中发现，小张带走的数据不准确，这可急坏了他，而电话又不通。
他立即买了去果洛的汽车票，不顾同志们的劝阻，于次日上路。
两天之后赶到场部，他顾不上休息，便策马赶往几十里外的纳滩实验点。
当时正值雨季，河水暴涨，过河的时候，他全身湿透。
他找到小张，头一句话就是：
“上次的数据用了吗？”
得知实验还未进行到那步，带来的数据正好用上，老雷心中如悬石落地。
可是，他却由于感冒发烧，再次引起鼻腔大出血。
而他，也仍象例次一样，一出院就又精神抖擞地干起来。
十几年来，雷焕章撰写、翻译了二十多篇有关牦牛的学术论文，与人合著了我国第1部论述牦牛的专著。
去年，他主持的牦牛杂交和牛犊快速育肥两项科研成果已通过鉴定，填补了我国一项科研空白。
而他自己，也因为具有牦牛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咱们的老牦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镇江重建金山寺大雄宝殿
本报讯
以神话故事白蛇传和梁红玉击鼓退金兵而闻名的江苏镇江金山寺，最近动工重建大雄宝殿。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到镇江为重建奠基。
原金山寺大雄宝殿是国内有名的大殿之一，可与洛阳白马寺媲美，但1948年毁于火灾。
这次重建的大雄宝殿为正方形，高二十五米，边长二十八点六米，略大于原来的大殿。
（据《长江旅游报》）

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
孙平化刘德有
今天的中日友好局面，是经过两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两国有远见的人士长期努力，共同艰难缔造起来的。
这段历史现在的两国青年一代知道的不多，有必要加以简要的介绍。
近代从上世纪末到1945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但就在这段期间，两国进步人士间的友好关系始终延续不断。
清末我国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活动时就受到日本同情者的支持。
从那时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曾在日本留学而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学者如鲁迅、郭沫若、王学文等与日本师友和其他同情者之间的友谊，中日两国进步文化界的相互支援，使这种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中间，日本流亡在中国的进步人士仍然竭力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在为求行文的简便，主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说起，其他的或者从略，或者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友好关系，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官民并举、正式缔结政府间友好关系的几个不同阶段。
下面就以我们所经历和了解的事实按这几个阶段简述如下。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我们二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参加中日友好工作的。
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在法律上尚未结束战争状态，日本的执政者在美国的压力下，对新生的中国采取敌视政策。
相反，进步的日本人民却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要求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195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日本各界人士创建了日本最早同中国友好的民间团体之一——日中友好协会（首任会长是社会党人士松本治一郎先生）。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国人民处于隔绝状态，还不可能进行直接往来。
路，是由人走出来的。
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我们首先应当提到开拓中日友好处女地的先行者，他们是距今三十三年前的1952年春第1批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女）、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
这三位日本人士并不是直接来自日本，而是从遥远的莫斯科飞抵北京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52年04月，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经济会议。
上述几位日本朋友拿着去法国的签证，取道巴黎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南汉宸和雷任民向他们正式发出访华邀请。
现在看来，这象是很普通的事，但当时却非同小可。
那时日本政府不准日本公民到“共产圈国家”，对两国人民的正当往来施加种种限制，宣传“到中共访问会被洗脑，中共人员访日就要搞颠覆活动”等等。
而对于自行设法直接间接成行者，回国之后还要以违反“签证法”加以追究。
然而，这几位日本代表却毅然决定冒险应邀绕道访华。
这种情况，今天想来真有隔世之感。
帆足计等三位日本客人来访，除了参观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外，主要目的是谈贸易，即在中日之间谈判签订第1次民间贸易协定。
五十年代初，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政治形势下，贸易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
谈判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但气氛是友好的，双方都很珍惜这一难能可贵的交往和微细的联系渠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终于产生了第1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虽然它所规定的往返金额才不过三千万英镑，但万事起头难，时间经历得越久，越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和这三位日本友人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的开创性的业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两国间的交往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虑，这就需要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扭转一段时期以来的民族间的不信任感。
从日本方面来说，由于一些恶意和片面的宣传，不少人还很不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我国执行的内外政策。
就我方而言，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血腥的罪行，群众的思想一时也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进行了坚定的宣传解释工作和国际主义教育。
毛泽东主席曾正确地指出，“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
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向群众进行耐心的教育和解释。
在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过程中，双方曾一致同意在对方国家互办商品展览会：
1955年，中国在日本举办；
1956年，日本在中国举办。
当时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挂国旗问题。
按对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遵照国际惯例，展览会场理应悬挂两国国旗。
但在北京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场上挂日本国旗，确实有一个人民群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问题，不能不担心出什么意外。
因此，周总理谆谆嘱咐有关人员说，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过去的中国和日本了，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
经过多方巨大努力，日本商品展览会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群众在参观时秩序良好。
通过中日两国民间渠道，双方从1953年初起，开始进行了一项比较大的活动，即中国方面协助日侨回国，接应在日本的部分爱国华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日本方面把在战争期间被日军抓去做“劳工”惨遭迫害、死难在日本的烈士遗骨送回中国。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还有不少日本侨民留在我国，他们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我国工作和生活。
其中有的还参加过我们的部队，从东北一直南下到广东、广西和海南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转业到地方单位工作。
作为侨民，他们当然希望回国，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
由于政府间没有来往，只好由两国民间（中方是中国红十字会，日方是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协、日本和平联络会）出面承担这项工作。
这项工作按日方通常说法直译过来叫做撤侨，周总理考虑这样说不妥，因为国家间发生冲突、甚至要宣战才“撤侨”，所以应该称为协助日侨回国。
日本政府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它发给日方三团体代表团的护照第1次写上了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方各级政府和各地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尽可能向日侨提供方便，有的所在单位负责同志还亲自到港口送行，使日侨深为感动，许多人临别依依不舍，热泪盈眶。
日本派出的三条船是“兴安丸”、“高砂丸”、“白山丸”，其中以“兴安丸”客轮最大，所以影响也最大。
这三条船来往于天津、上海和日本的舞鹤港之间，从1953年03月起，总共接运了近四万日本侨民回国。
日本朋友在送还中国殉难烈士遗骨方面也做了艰巨而有成效的努力。
我们忘不了佛教界长老大谷莹润、菅原惠庆和日中友协的赤津益造、三浦赖子，他们四位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到处奔波，进行调查，把死难者名单一一列出，并把遗骨一一收集起来，一批批护送到中国，从1953年起，前后达十批，共送还遗骨三千多具。
1954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
这是新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第1个代表团。
渔业问题也是由双方民间团体出面，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的。
1955年01月，在北京举行了中日民间渔业谈判，双方正式就东海、黄海的和平捕鱼问题举行会谈。
谈判从1月开始，直到4月才签订了第1个中日民间渔业协定。
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的签署，不仅关系到两国渔民和渔业界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从签订协定到中日复交，十七年间虽有短时中断和部分修订，但两国渔民在东海、黄海上作业所遵循的，就是这一协定。
中日建交后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渔业协定，也基本上是原有的内容。
文化交流方面首先签订的协定也是中日民间文化协定。
这一协定是1955年11月由前社会党内阁首相片山哲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通过友好会谈，在中南海紫光阁签署的。
此后，中日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就逐渐开展起来，不断为中日友好增添新的内容。
协定签订后的第2年，1956年03月26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日本宣告成立，随即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来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近三十年来，在前任会长中岛健藏、现任会长井上靖领导下，为发展两国民间文化艺术和体育等交流，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克服重重困难，作了不少重要的贡献。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得到了重要的进展。
1955年05月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来华演出。
1956年05月，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访日演出。
1960年，由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中村翫右卫门率领的“前进座”剧团访华演出了歌舞伎。
同年，山本安英来华主演根据日本民间传说创作的神话故事剧《夕鹤》（木下顺二编剧）。
从1958年直至1984年五次访华的清水正夫领导的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出，剧目中包括根据中国歌剧改编的《白毛女》。
所有这些访问演出，都受到所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一时期，两国民间的科学和农业技术也开展了一些交流。
1955年05月，以茅诚司为首的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茅诚司、南原繁、有山兼孝、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等著名学者和原子物理学家为开拓中日学术交流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
同年12月，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1957年深秋到初冬，由当时农垦部长王震率领的中国农业代表团，作为对日本农业技术交流团来华的回访，应日中农业交流协会的邀请，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访问和考察。
中日两国工会之间的来往，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也逐渐增多。
通过两国工会领导人和代表团的相互访问，两国工人兄弟的传统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中日交往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日益广泛，逐步扩大到了政界人士。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方面先后几次接待了曾经担任过首相职务的政治家来华访问。
上述前首相片山哲就是最先迈出这可贵一步的先驱者。
其后，石桥湛山前首相两次率团访华，在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的岁月里，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为打开中日关系作出了实际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且向日本政府“将”了一“军”说：
“日本只有下了台的首相才来中国访问，现任首相则不来访问。
北京机场随时向日本现任首相开放。”
谈到政治家访华，我们早在1954年09月，就在北京接待过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并在访问苏联后来我国的包含几位著名议员的日本国会议员团。
就在这一次，我们接待了现任日本国总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先生。
同团来访的樱内义雄先生后来长期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政府内担任要职，园田直先生后来在福田内阁担任外相期间，同我国谈判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在中日友好的阵营里有一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曾加害于中国人民的日本旧军人。
这是中日关系历史上造成的特殊现象。
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位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
他曾在关东军中当过参谋长。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积极参加拥护“和平宪法”、反对战争的活动，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进行彻底反省。
远藤1955年11月随片山哲率领的“护宪”代表团访华。
由于得到了周总理和廖承志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于1956年又亲自率领一个由将官出身的旧军人代表团访华，受到毛主席的会见。
远藤回国后，发起和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并担任会长，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后来的中日友好协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其后，他们的队伍又扩大到旧军人出身的日本自卫队退役高官中去，这些人又成立了“中国政经恳谈会”，为中日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个旧军人的友好团体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都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前释放的原日本战犯，会长是藤田茂。
他原来当过驻山东一带侵华日军的中将师团长。
这一部分被我释放的前日本战犯中，许多人从中国回国后一直为中日友好而尽力。
提起日本旧军人，不能不谈到抗战期间由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担任校长的“日本工农学校”，以及1939年成立的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重庆由鹿地亘成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和它在延安等地的支部。
经这些组织的教育和改造，一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转变立场，自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他们与中国士兵并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他们当中许多人奔赴华北前线，向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改造日俘的工作，有些同志在前线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在武汉、重庆担任对日军广播工作的“反战同盟”盟员绿川英子也是把年青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
更多的反战战士战后回到日本，继续活跃在日中友好的第1线。
应当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友好活动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1956年10月开始的第4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阻挠，时断时续，三起三落，直到1958年03月才算达成了协议，同意互设贸易办事处，允许使用密码电报通信，并可在常驻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然而，墨迹未干，岸信介内阁公开出面反对。
因此，签了字的协定不但未能执行，不久还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即两名日本暴徒冲进在长崎一家百货公司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把中国国旗撕毁，造成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
05月1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严重抗议日本内阁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径，并宣布采取相应措施。
此后，两国民间往来几乎全部终止。
事态的发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慨，也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强烈震动。
日本贸易界、文化界的新老友好人士以及有远见的政治家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危机而纷纷行动起来。
1958年06月11日，中国方面通知日方不再延长中日民间渔业协定期限，同时提出为了恢复关系，日本政府必须明确承认
“政治三原则”：
（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二）不制造“两个中国”；
（三）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
在贸易上，周总理提出了深得人心的“照顾物资”的办法，给陷于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以特别照顾，使中日民间贸易没有完全中断。
一年后，周总理又提出了以“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为内容的贸易三原则，明确指出要签协定就是政府协定，因为民间协定得不到保证。
许多日本企业纷纷表示拥护，愿在承认“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的前提下，与中国恢复和发展贸易关系，申请成为“友好商社”。
从此，几乎中断了的中日民间贸易从单纯“照顾物资”的状态又前进一步，发展成为友好贸易。
“友好商社”、“友好贸易”的流行，在推动中日关系前进上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长崎事件发生后，执政的自民党内有识之士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和自己的重任，他们审时度势，挺身而出，在逆流中力挽狂澜，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心愿的有益贡献。
他们便是曾任农林、文部大臣的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和前经济企画厅长官高碕达之助。
松村谦三先生于1959年10月访华后，又于1962年和1964年连续访问了中国。
他每次来华，周总理都同他进行多次会谈，阐明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探讨如何克服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存在的障碍，以发展中日关系。
记得1962年松村先生一行到中国时，正值中秋佳节。
我们二人都参加了接待工作。
在欢迎宴会上，周总理说，我愿以中国的“花好月圆人寿”的古话来欢迎松村先生及其一行。
月圆象征着团圆。
亚洲人民要团结起来，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而且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他赞扬松村谦三先生不仅愿意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而且愿意为两国人民后代的友好打基础。
周总理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对于松村先生的这次访问，我们不仅应该看到现在，还要看到将来。
09月19日晚，周总理在送别松村先生的宴会上进一步指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他说，中日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之上。
他表示赞成采用渐进或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松村表示，回国以后，“将为日中两大国的亲善，为两国的友好开辟道路尽最大的努力”。
松村先生回日本后不久，高碕达之助先生于当年10月率经济界代表团访华。
中日双方经过一系列会谈，于11月09日晚由廖承志同志和高碕达之助先生代表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一项备忘录。
它的精神就是根据同年09月周总理和松村先生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长期贸易，包括中方以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方进口成套设备的大型贸易项目。
从此以后，中日两国的贸易，除了已有的民间友好贸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途径——著名的“廖、高备忘录贸易（日方称为LT贸易）”，被称为一个“划时期的成果”。
无疑，日方的行动是得到1961年秋成立的池田内阁的支持的。
池田想在日中关系上所采取的政策代表着当时正在兴起的一股政治经济势力，因而中日关系有可能逐步走向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阶段，而这当然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1962年夏，我们曾听周总理讲过：
“我们的经济建设基点要放在自力更生上；
但是，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搞也不行，也要引进一部分。
现在起步已经有些晚了，这样，就要和官方建立联系，得到保证。”
1964年04月，松村先生偕竹山祐太郎、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人乘船取道秦皇岛第3次访问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互派代表在对方首都设立常驻的联络办事处；
二是中日双方互派常驻记者。
双方达成了协议，并举行了两个会谈纪要的换文仪式。
同年08月13日，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办事处（孙平化是首席代表）在东京正式成立，9月29日中国常驻记者也到达东京。
中日关系从此进入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直到1972年09月中日正式恢复邦交为止。
由此可见，不经过建国以来二十多年中日两国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和两国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艰苦、曲折而又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中日目前的外交关系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中国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历史中仅有的现象。
过去的长期努力的成果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同时，过去的长期努力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复杂的有时是尖锐的斗争。
这里既有日本的国际关系的一面，也有它的国内关系的一面。
在中日恢复了正常邦交和建立了友好关系的今天，过去的教训仍然值得两国人民永远记取。
水到渠成，两国复交
1972年0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一行乘专机前来北京。
两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之前，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在7、8月间访问了日本。
08月15日下午，在大平外相先后两次会见孙平化和我驻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进行磋商之后，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孙肖。
孙肖二人正式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田中首相的邀请。
田中首相感谢周总理的厚意，表示他决定访问中国。
这场接见的消息一发表，引起了不仅是中日两国而且是全世界的注目。
田中首相访问中国，意味着中日两国邦交即将正常化，它对两国关系历史的影响和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上海舞剧团一行访问日本期间，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社会党佐佐木更三等几位日本老朋友也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北京之间，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接中日关系的新高潮而劳碌奔波。
上海舞剧团回国时，是在藤山爱一郎先生的运筹安排下，由日本航空公司、全日本航空公司的两架客机专程从东京送到上海的。
这两架飞机名义上是专送舞剧团的，实际上却是为田中首相访华进行试航。
从此，中日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
1972年以后，北自北海道、南至冲绳，东从太平洋沿岸，西到日本海滨，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出现了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热潮，被称为“日中友好热”。
田中首相毅然作出复交的决断，确是顺应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但是，为了实现中日复交，对有些历史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记得在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致词时讲到过去的战争，只说了一句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
尽管“添麻烦”的词意在日语和汉语中程度不完全相同，但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这样一笔带过是不成的。
第2天两国首脑会谈时，周总理就郑重提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只说是“添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后来，在中日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改用了“痛感”负有责任和进行“深刻反省”。
关于中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问题，周总理指出，我们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过去中国人民受过负担赔偿的苦头，不要让日本人民由于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反而增加经济负担，所以在其他重大问题解决之后，才主动宣布了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蒋介石政府首先宣布了放弃赔偿要求，这种非法造成的既成事实也有一定的影响）。
会谈的气氛和谐、融洽，双方比较快地就邦交正常化问题达成了一致。
日本方面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0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恢复邦交。
随后，大平外相即宣布日台条约“失效”，日台断交。
不能忘记，这个庄严时刻是无数先驱者们付出心血乃至生命换来的！
官民并举，相辅相成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年胜过一年。
中日两国签订了贸易、航空、渔业、海运、文化、科技和租税等各方面的实务协定，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友好交往遍及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其深度和广度，在中日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978年0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
这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又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它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此，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基础更加巩固了。
同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日本交换条约的批准书并进行友好访问。
10月23日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了隆重的交换批准书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复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平等互利地发展贸易敞开了大门，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包括能源合作，不断发展。
中日复交十周年的1982年，中日贸易额就已经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为复交前1972年的十倍，几乎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1979年又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
同年，日本政府向我国提供长期、低息的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项目；
我国也向日方提供日本短缺的煤炭和石油。
中日复交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进行了相互访问，两国政府部门建立了定期协商的会议、会晤制度，这对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1979年、1982年邓颖超同志和赵紫阳总理先后访日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于1983年11月访问了日本。
通过胡耀邦总书记同中曾根首相的会谈，把双方在赵紫阳总理访日时确认的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扩充为四原则，即增加互相信赖为第3项；
共同表示要在这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创中日友好的新世纪；
并决定建立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
在官方渠道畅通的同时，传统的民间友好交流继续发展。
中日双方建立了定期召开民间人士会议的制度。
民间交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采。
“友好之翼”成为满载盛情、增强联系的空中纽带；
“友好之船”更加缩短了一衣带水的海上距离。
友好城市、友好省县关系的建立，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已达八十余对。
其中除两国各大中城市所结成的友好关系外，还包括周恩来总理的家乡绍兴同松村谦三先生的故里——富山县福光町和鲁迅先生的日本严师藤野严九郎的故乡——福井县芦原町，郭沫若同志的原籍四川乐山市同他旅居日本长期居住过的千叶县市川市。
中日之间人员往来也与日俱增，来访的日本客人一直居来华外宾之首位。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80年04月，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森本孝顺长老不顾七十九岁高龄，亲自把时越一千二百余年的中国唐代名僧和唐招提寺的建筑者鉴真大师的坐像护送到扬州“省亲”，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也在这一年07月，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被聂荣臻将军在石家庄附近救出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使她在相隔四十年后跟救命恩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重逢。
1982年05月，四川人民救活了从贡戛山跌落失踪十九天、处于奄奄一息的绝境中的日本登山队员松田宏也。
这一切，如今都在两国人民中间传为美谈。
中日两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友好合作，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中日双方各种学术文化团（组），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体育、出版、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宗教、农业、园林、书法、茶道、花道等方面的互访和交流空前活跃。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学术研究机关的互访学者和合作研究项目都在逐年增加，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正在逐年发展。
两国留学生的人数和两国教育界人士频繁互访；
截至1984年底为止，我国已有近六十所高等院校与日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两国的体育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中国女排的成长，曾受益于日本著名女排教练大松博文；
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也曾起了某种推动的作用），在两国建交后日益频繁，大大促进了双方体育水平的提高。
两国戏剧界的交流也有了新的发展。
1983年09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日本第1次公演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今年09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日本又公演了根据巴金先生原著改编的话剧《家》，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了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中日两国都很重视两国青少年的交流。
去年09月，日本三千名青年访华和今年中国五百名青年即将乘船访问日本，是1965年中日青年大联欢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参加去年大联欢的日本青年，多数人是第1次来到中国。
他们通过参观访问，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建立了同中国青年的友谊。
许多人离开中国时，不禁热泪涌流。
历史将会证明，这种大规模的交流对于未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缔造艰难，共同维护
“万丈高楼平地起”，中日友好大厦是两国的先驱者们和两国人民通过长期努力、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的，确实来之不易。
我们常想起1972年09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在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起立祝酒时讲过的一段话：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我愿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所说的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友人，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中国的日本战友以外，首先是指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
这位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无畏战士，在1959年访华回国后的翌年——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的讲坛上被反动分子暗杀，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付出了血的代价。
中日复交后，周恩来总理经常教导我们，“饮水不忘掘井人”，要做到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
有一次，我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谈到上海舞剧团1972年访日演出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上上下下，对我们的演出和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特别是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先生的独生子清水哲太郎和另一名主要演员外崎芳昭，在我们每场演出时都化装成剧中角色，分站在舞台两侧待机，防备发生什么不测或演员临时伤病不能上场时，能够及时掩护和帮助，以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
周总理听后很受感动，反复强调要感谢清水正夫、松山树子和松山芭蕾舞团的深厚情谊，感谢他们为发展中日友好默默无闻做工作和他们的平凡而伟大的贡献。
周总理还特别提到，最先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并搬上舞台、最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的不是我们，而是松山树子和松山芭蕾舞团，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学习和感谢。
提起“掘井人”，我们不能忘记从五十年代起就常驻北京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
长期担任过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黑田寿男、理事长宫崎世民和现任会长宇都宫德马；
在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日中贸易做过可贵努力的村田省藏和铃木一雄；
以及1959年10月访华，因年老在北京病逝的鲁迅挚友内山完造。
这个名单太长了，因篇幅所限，只得从略。
记得1972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单位联合邀请日本各界朋友来北京，举行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进一步发展民间友好的盛大集会，有日本各界友好团体五百多位代表出席。
周总理会见了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感谢他们多年来始终不渝地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努力。
当时恰值金秋季节，宴会厅菊花飘香，沁人心脾。
庆祝酒会结束，周总理在离开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前，特意把主桌上的两束鲜菊花送给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的两位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和高峰三枝子，并说，“你们是有功之臣，愿你们继续努力，让中日友好之花永开不败！”
在场的人目睹这一切，受到很大的感动和鼓舞。
中日友好取得象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凝集着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
对于这个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听任某些人用不利于这一友好关系的言行去损害它。
目前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日两国和两国广大人民是要求把这一友好关系向前推进的，但是这决不是说，从两国复交以后，日本国内原来反对日中友好、妄图美化侵略战争和复活军国主义的一部分力量和它的影响就不存在了，日本所有的人就都会按照两国联合声明、两国和平友好条约和两国确认的四项原则行事了，中日友好事业的前途就完全一帆风顺，再不会发生矛盾和争执了。
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两国关系中不可能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任何阴影。
两国复交的过程本身既是一场长期复杂曲折的斗争，复交以后两国间发生一些不同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和今年的靖国神社事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例。
这种不同意见在两国经济关系上也存在着。
关于这些，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领导人邓小平主任、赵紫阳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都已经先后发表过谈话和讲话，清楚地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
我国既肯定中日友好关系着亚洲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大局，是两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艰难缔造的产物，必须加以珍惜和维护；
同时又指出，两国关系必须遵守1972年以来两国所签署的各项正式文书和达成的协议，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不要做出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
日本方面对于我国再三郑重表示的态度，重申对于过去的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不幸继续表示反省，决不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将按照两国间的声明、条约和协议坚持日中友好。
我们希望，日本方面的表示将能在今后的行动上得到充分实现，以保障两国关系的长远顺利发展。
同时，正由于两国复交以来的主流是前进的，中间有过曲折，今后的发展也仍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两国人民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努力就必须继续加强，不能让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遭到损害。
如果那样，就正好中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下怀，不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两国无数前人的辛勤努力，为了今后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两国人民一定要同心协力，珍惜和维护艰难缔造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让它的前途更加光辉灿烂！

万里会见秘鲁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务院代总理万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即将离任的秘鲁驻华大使阿莱萨。

中澳文化合作协定1986年和1987年执行计划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中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86年和1987年执行计划今天下午在这里签字。
根据这个计划，中澳两国在今后两年内将在文化、艺术、教育、图书、出版、新闻、电视、电影等方面加强双边交流。
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和中澳联合委员会澳方代表团团长洛夫德出席了签字仪式。

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武昌区领导带七百干部　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　全力推进改革
崇信老工人用一技之长　帮乡镇企业扭亏为盈　不要分文报酬
《长江日报》△武汉市武昌区主要领导带领七百多党政干部下基层调研，探索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3月份以来，区领导已写出十一份调查报告，总结了四十多个典型经验
《甘肃日报》△崇信县农机厂退休工人张文政受聘担任木林乡农具厂技术指导，使这个濒临倒闭的乡办企业一年扭亏为盈，他自己不要分文报酬
《山西日报》△祁县税务局今年以来，追回漏征税三十万元，退回误征费六万五千元
《河南日报》△孟县县委加强基层宣传队伍，做到乡有报告员、村有辅导员、村民小组有宣传员
《江西日报》△全省各地从今年第2季度开始积极创办乡镇党校
《四川日报》△重庆市认真清理在建项目，压缩基建规模，全市投资总额已压缩到国家下达的指标以内
《黑龙江日报》△巴彦县取消村办“小食堂”三百多处，清退吃喝款四万多元。
县里作出决定，今后干部下乡一律吃派饭，按统一标准收费
《北京日报》△古城公园开放五年，园林设施无一毁坏
《福建日报》△金门籍同胞代表聚会福州，商讨决定在今年内成立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贵州日报》△息烽县所有区乡和37.1％的村都办起了幼儿班
《湖北日报》△全省税收、财务大检查，已查处违纪金额两亿多元
《天津日报》△全市提前一年完成“六五”计划规定的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
《重庆日报》△市纪委就重庆造纸厂去年弄虚作假、虚报利润六十四万元的错误发出通报，给予这个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党纪处分
《辽宁日报》△干旱缺水的朝阳市四年来经过大规模植树造林、种草、兴修水土保持工程，地下水位上升四米，二十多种飞禽重归旧巢
《沈阳日报》△全市有一百所中学创建“小科学家园地”，百名专家、学者被聘请为讲师
《健康报》△浙江省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疗科研取得可喜成绩
《科学报》△中南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科研人员联合研究，获得我国第1张人体心磁图
《解放日报》△上海市政府召开蔬菜工作会议，提出搞好大城市的蔬菜产销工作，不仅是个经济任务，也是个政治任务
《大众日报》△山东省济宁市二十里铺镇向给镇党委提批评意见的二十六名基层干部颁发了奖品

公安部发言人向记者通报公安工作情况
全国社会治安逐步走向正常
公安部长阮崇武指出，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警民关系，做好公安工作
本报讯
记者吴恒权报道：
10月25日，公安部发言人向首都新闻记者通报社会治安情况和下一步公安工作的任务时说，目前，全国刑事案件稳定下降，社会治安逐步走向正常，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了。
公安部发言人说：
党中央作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策后，从1983年09月到今年上半年的二十二个月内，全国共发生刑事案件七十五万多起，一般治安案件一百五十多万件。
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之前的二十二个月相比，刑事案件下降了36.4％，治安案件下降了32％。
两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摧毁流氓团伙十三万多个，人民群众揭发犯罪线索二百二十多万条，扭送犯罪分子十五万多人。
目前，全国出现了一大批社会治安好的单位和地区，全国农村80％的地区治安情况良好。
少数地区治安形势虽有波动，但也是大稳定下的小波动。
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的事实说明，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决策完全正确。
公安部发言人同时通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治安问题。
今年01月至9月，某些地区重大刑事案件上升，其中盗窃案上升数尤为明显，比去年同期增加一万两千多起。
个别地区流氓滋扰活动有所抬头，流窜犯罪活动没有得到有效制止。
一些基层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教育、调解工作不力而酿成的大案时有发生。
这位发言人指出，公安工作要保卫和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各地公安机关要继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并认真贯彻稳、准、狠的方针，坚决打击现行的破坏活动；
继续查禁淫秽录相和淫秽物品；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广各种形式的治安承包责任制；
推进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工作的落实，消除诱发犯罪的因素，加强预防犯罪的工作。
公安部长阮崇武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徐心华）公安部长阮崇武昨天在和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时说，要做好公安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他热诚希望能通过新闻媒介加强公安战线和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
五十二岁的阮崇武是今年09月就任公安部长的。
他说，公安战线这几年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指出，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公安工作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部门责无旁贷地要和大家一起努力，为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崇武说，随着各地经济生活的日趋活跃，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诸如人、财、物大量流动，但一些地方必要的管理手段和防范措施还来不及跟上；
城市车辆大量增加与道路发展不相适应；
有的企业重视生产发展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这些都给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公安部门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抓好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二是抓好治安管理和安全管理，三是抓好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四是依靠全社会抓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他强调，搞好综合治理，对于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尤其重要。
他说，要综合治理，就要依靠社会各部门和广大群众。
要向全社会和广大群众经常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
要通过典型案例，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以提高广大人民的警惕性，加强防范措施。
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新闻战线同志们的大力配合。
他说，我们要主动为新闻界提供搞好报道的各种条件，公安工作没有必要搞得过于神秘化，要向大家多介绍公安方面的情况。
阮崇武在讲话中还强调，人民警察是人民群众经常接触到的政府工作人员。
人民警察的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因此，一定要从严治警，提高人民警察的素质。
要严格纪律，严格管理，如有违法乱纪行为的，要坚决处理。
要文明执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台湾各地举行集会
庆祝台湾光复四十周年
新华社香港10月26日电台北消息：
台湾各地10月25日举行集会庆祝台湾光复四十周年。
台湾省各界25日上午在台中市体育场集会庆祝台湾光复四十周年，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在会上讲了话。
参加庆祝会的各界代表有三万六千多人。
同日上午，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等地也分别举行了庆祝会。
台湾各报纷纷就此发表评论。
《联合报》的社论说：
“光复台湾是全中国人民奋勇牺牲所追求及达成的民族使命。”
《中国时报》社论说：
“我们必须了解，无论从民族的血缘、历史的源流、文化的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巩固各方面来看，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蒋经国在24日晚就台湾光复四十周年发表了电视讲话。

国务院代总理万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通用机械、农机和车辆制造部部长京特·克莱伯一行。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奥地利大使举行国庆宴会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魏德今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庆祝奥地利共和国国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姬鹏飞会见包玉刚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今天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包玉刚一行定于明天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张劲夫会见突尼斯化肥专家穆格也斯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国务委员张劲夫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总经理、突尼斯化肥专家穆格也斯。
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突尼斯、科威特三国合资兴建的，于今年06月正式成立。
这家公司所属的化肥工厂预计将于1988年建成投产。
会见时，张劲夫希望这个公司工作进行顺利，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张劲夫会见苏联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国务委员张劲夫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苏联妇女委员会第1副主席克·谢·普罗斯库尔尼科娃率领的苏联妇女代表团。
在友好的谈话中，张劲夫对二十多年来第1个来华访问的苏联妇女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中苏两国人民和妇女有着传统的友谊，他欢迎更多的苏联人民群众团体来华访问，以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
张劲夫还回答了苏联客人提出的有关中国妇女地位等方面的问题。

悼许世友同志
贾若瑜
痛是南天陨巨星　军民同哭泰山倾
难忘征战随左右　频念烽烟论纵横
齐鲁风雷飞将勇　沙场铁血鬼神惊
金城破敌挥落日　玉帐谈兵射长鲸
百代功勋垂史册　千秋伟绩建新军
凭栏望远怀秀杰　落笔含悲悼精英
想见音容空有泪　欲闻话语恨无声
仙游跨鹤云万里　怕听乌啼月三更
1985年10月23日

“斜眼病”与嫉妒心
高留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唐山市开滦矿务局精神文明标兵、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庄炎，因经不住周围一些人流言蜚语的围攻，服毒自尽（未遂）。
庄炎以死抗邪的做法不可取；
但她的自杀，却令人深思。
“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千古世俗又在庄炎身上应验了。
她本是某矿医院的一个护理员，在默默无闻中做了大量别人做不来也不想做的好事，受到患者的敬爱，群众的好评。
《开滦矿工》报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这便使得她所在单位的一些有“斜眼病”的人感到不快。
他们开始用斜视的目光和流言邪说来歪曲庄炎正直的形象：
“有野心、想入党、想升官”等等。
庄炎因承受不了这种毁谤而服毒自尽时，歪曲仍在升级，邪说越说越邪。
一时间，在那个小天地里出现了正不压邪的怪现象。
正如一位大夫所说：
“这个医院邪了，谁做好事，就打击谁。”
有“斜眼病”的人看人看事确实是很邪的。
他们可以把“正”看成“歪”，把“是”看成“非”，随意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以邪气杀人为快。
此类“斜眼病”的根源在于嫉妒。
这种病态心理一旦形成，邪念则油然而生，那就是：
忌恨一切比自己美好的东西。
我不具备的你有了，我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你，让你不得安宁。
怀有嫉妒心的人大概忘了一个法则：
一心想丑化别人的人，弄不好自己会落得一身不干净。
倘若庄炎从这一挫折中振作起来，坚定地向前走，那些曾嫉妒过她的人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嫉妒之心不可有！
更值得深思的是，庄炎所在的医院如此正不压邪，党团组织到那里去了呢？

李一氓会见土耳其增进了解基金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李一氓今天晚上会见并设宴招待会长凯马尔·巴伊塔什率领的土耳其增进了解基金会代表团。

泰国电影周开幕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泰国电影周从今天开始在北京举行。
这次电影周是文化部为庆祝中国和泰国建交十周年而举办的。
电影周期间将放映《婉丽》和《山林之恋》两部泰国影片。
文化部今天下午在首都剧场为这次电影周举行了开幕式。
应邀前来参加这次电影周活动的泰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吉拉挽和全体成员出席了开幕式。
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包同之和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颂攀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共同祝愿电影周成功，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增进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加强两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参加了今天的开幕式。
开幕式后放映了泰国影片《婉丽》。

洪湖县革命历史博物馆新馆开馆
李先念为博物馆题写馆名
新华社武汉10月26日电
（通讯员肖斌臣、杨书元）湖北省洪湖县革命历史博物馆新馆25日开馆。
李先念主席为这个馆题写了馆名。
洪湖，是我党创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
原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自1965年成立以来，征集、保存了大量文物、文献资料，保护了瞿家湾等多处革命旧址。
为了更好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83年，洪湖县委、县政府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始筹建这个新馆。
新馆对旧馆的文物、文献资料进行了充实、调整，加强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
馆中陈列了红军时期的各种武器、红色政权印章、传单等革命历史文物三百七十多件。
其中二十八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革命文物，真实地记载了贺龙、周逸群、段得昌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洪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业绩，是对年青一代进行理想和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

缅怀张治中同志
屈武朱学范钱昌照
今年10月27日，是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卓越的领导人张治中同志诞辰95周年。
张治中同志从北伐战争起，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一直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而努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的。
张治中同志，字文伯，1890年生于安徽巢县。
他在青少年时代，念过四书五经，考过秀才，也当过学徒、备补兵、警察，生活道路是相当坎坷的。
辛亥革命之后，张治中同志目睹军阀蜂起，中原板荡，万方多难，抱着一颗救国之心，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倪嗣冲的部队见习。
他有感于军阀部队的腐败和黑暗，决心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这是张治中投身革命之始。
在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黄埔军校里，张治中同志任第3期入伍生总队副，以后又代理总队长及军官团团长。
张治中同志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拳拳服膺，同在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时相过从。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同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历经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不衰。
在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张治中同志随军北伐，任总司令部副官长。
事属初创，任务繁剧，张治中同志亲自擘画，为调和各方作了很大的努力。
北伐军进展迅速，1926年秋至1927年春，连克武汉、南昌、上海、南京。
正当全国人民热烈盼望北伐取得完全胜利之际，不幸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这对张治中同志刺激很大。
他不愿卷入反共的漩涡，初则出游欧美，继则执教军校，从1927年至1937年，在国民党中央军校任教育长达十年之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张治中同志激于爱国义愤，请缨抗日，出任第5军军长，率部驰援十九路军，指挥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屡挫强敌。
淞沪停战后，他立即主动交出兵权，仍回军校任职，避免参加反共内战。
他作为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而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这是难能可贵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同志一度负责指挥上海战场。
1937年11月，他就任湖南省主席，同当时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恢复了联系。
此后，他和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特别是1941年—1949年国共两党历次和谈中，张治中同志担任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代表，不顾国民党内的责难和干扰，折冲尊俎，始终坚持其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表现了一位爱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1945年0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8月28日，张治中乘专机首次到延安，迎接毛主席到重庆。
国共举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张治中同志让出他家的住房“桂园”给毛主席会客和休息。
在陪送毛主席返回延安之前，又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向毛主席表示崇高的敬意。
1946年02月，为贯彻停战和整军方案的执行，张治中同志三到延安。
他在欢迎会上说：
“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这已经成为历史佳话。
1945年冬，张治中奉命入新疆。
临行之前，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面托他设法营救被反动军阀盛世才关押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监狱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张治中同志不负所托，经过他细致周到的安排，使得一百三十一名共产党员得以安返延安，为革命保全了一批重要骨干。
张治中同志飞越天山，代表国民党政府与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力量开始和平谈判。
他下机伊始，公开宣称是“为纠正历史错误、偿还历史罪债到新疆来的”。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这在国民党内是很少有的。
他在处理三区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团结、民主协商的方针，反对武力解决，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局势稳定下来，为尔后新疆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张治中同志被誉为“和平将军”，是当之无愧的。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战败求和。
04月，张治中率和谈代表团来北平进行和平商谈。
这次谈判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宣告破裂，解放大军渡江南下。
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张治中同志毅然留居北平。
同年06月26日，他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说到他居留北平八十多天的所见所闻，“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并且致意国民党人：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的过程中，张治中同志十分关心新疆的局势，致电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对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以后，张治中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他在西北的几年期间，与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同志亲密合作，为新疆起义部队的改编，为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继续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
1958年，张治中同志随同毛泽东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看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领袖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至为感动，撰文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他与共产党推诚相处，肝胆相照，对于应兴应革之事多所建言，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举行第2次代表会议，张治中同志作为一个方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其后当选为副主席。
他热心民革工作，关心统一战线的发展，特别是对祖国统一大业，更是非常关切，一再向在台湾的故旧袍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呼吁，进行规劝，敦促他们及早作出正确的抉择。
张治中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近代的政治风云。
在那些动荡变化的年代里，他一本初衷，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保持了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的气节。
正如他一向自励的：
“一个人在政治上要有远见，有定见，二三其德，阳奉阴违，模棱两可或朝秦暮楚是不行的。”
我们同张治中同志有着长期的交往，他为人正直，性格鲜明，讲信义，重然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功不居，有过自责，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治中同志是在十年内乱期间离开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国家安定团结，经济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最近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进一步保证了我国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
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越来越成为海峡两岸同胞的一致要求，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我们相信，张治中同志生前殷切期望的祖国统一大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胜利完成。

耿飚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马里总统特使、自然资源和畜牧业部长马迪·迪亚洛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
在友好的交谈中，耿飚和迪亚洛都对自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表示满意，并希望这种关系在今后进一步得到加强。

荣毅仁会见土耳其客人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会长凯马尔·巴伊塔什率领的土耳其增进了解基金会代表团。

蒙中友协代表团访问内蒙古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6日电
（记者和其）应中国对外友协和中蒙友协的邀请，蒙中友协代表团于本周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了友好访问。
蒙中友协主席巴·米格马尔扎布率领的代表团在内蒙古参观了气象、风力发电、毛纺、文教卫生系统的一些单位和工厂以及名胜古迹。
他们还到草原牧区了解了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代表团的成员对内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
自治区主席布赫会见并宴请了蒙中友协代表团。

辽宁省和沈阳市群众前往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献花圈
新华社沈阳10月25日电
辽宁省副省长左琨、沈阳市副市长张荣茂和数百名群众，今天前往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献花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

郑天翔会见美国前参议员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高级特别顾问、美国前参议员李笔考一行。

斯人含悲去　慷慨志犹存
——忆孙志远同志
程子华　吕正操
孙志远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干的老同志，他曾在白区从事学运、农运、工运、兵运等工作。
青春年华，表现非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对根据地和军队建设，做出过很多重要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中，他是一位勇于探索的改革家和卓越的领导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受到冲击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孙志远同志逝世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来缅怀他，除寄托我们的哀思以外，更重要的是鼓舞我们“志在腾飞，无愧前人”！
（一）
孙志远同志1928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理科。
同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共产党员。
当时，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已伸向华北。
外患日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习组织，探索中国向何处去？
十七岁的志远同志初出茅庐，崭露头角，就表现不凡，在志远（原名秉哲）同志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社”，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革命动力。
先后到具有革命传统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和近郊农村实地调查研究。
这是孙志远同志为救国抗日，寻求真理的开始。
有人称他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革命之火点燃起来。
当时，师大的学生会在国民党分子把持下，执行国民党为控制北平高等学校，将九所学校合并的号令，同时取消师大的公费制度。
为此，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开端，是集中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志远是参加者，也是领导者之一。
当时他是理预科代表，通过在预科学生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团结了广大学生，利用预科学生人多的优势，采取改选学生会的办法，把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并把学生会改称为“学生自治会”。
“学生自治会”成立后，立即提出“复大”的口号，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冲到大学区所在地，砸烂了它的校牌。
在斗争中，国民党分子曾唆使部分体育系的同学拿着木棒，企图捣毁“学生自治会”。
但是，当他们看到孙志远同学正气凛然地站在门口，听了志远关于“学生自治会”是维护学生权益而斗争的讲话后，都放下棒子，纷纷离去。
经过这次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恢复了师大，志远同志因此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师大复校后，“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开始分化，师大校长李蒸之流以帮助学生找工作为诱饵，唆使“学生自治会”部分骨干组成“饭团”，企图把“学生自治会”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
当孙志远同志知道这个情况时，愤怒地说：
“既然是这样，我们要举起大旗，团结同学打倒这个‘饭团’，夺回‘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于是，志远同志联络中文系的同学，一面揭露李蒸的阴谋，一面做“饭团”学生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摆脱李蒸的控制，再次夺回了领导权。
1930年，志远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为了配合红军攻占长沙，志远同志任总指挥，组织了“八一”示威，在捣毁和平门外厂甸国民党区党部的斗争中被捕。
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后来在党的援救下，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孙志远同志才被释放。
志远同志经过狱中的考验后，思想更成熟了。
他在师大同学中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介绍一些同学参加郝德青等同志领导的“鏖尔读书会”。
这是北平大中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一个进步组织，曾密秘出版《鏖尔》杂志，宣传革命思想。
志远同志又介绍许多同学参加“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并组织学生编辑《新教育》副刊，介绍苏联的教育工作，探讨我国的教育改革。
志远同志曾多次化名为该刊投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妄图以东北做跳板，进而侵占我全中国，奴役我全民族。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还亲自下令“绝对不准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
同年12月，以师大“学生自治会”为首的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赴南京要求抗战的“南下运动”，志远同志是组织领导人之一。
师大“学生自治会”在党的领导下，提出实行抗战救国、反对不抵抗主义、反对依靠“国联”等要求，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当时北平军阀政府阻挠通行，同学们在前门车站卧轨七昼夜，终于在抗日救国的声威下，以及利用军阀与南京政府的矛盾，迫使北平与山东等地区的军阀放行。
经过济南时，吸收了那里的学生参加示威队伍。
到达南京后，志远同志首先带领大家到国民政府质问，次日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质问。
国民党惊慌万状，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志远同志带头质问：
“为什么对日不抵抗？”
“为什么依靠国联？”
这时卫兵企图扣留志远等学生骨干。
有个学生纠查队员看形势不妙，就用童子军棍打掉卫兵手中的枪。
这时，镇压开始了。
同学们急中生智，扶着蔡元培先生跑出，后面枪声大作，情况十分危急，蔡先生对军警高喊：
“不要追了，放学生走！”
同学们才得脱身。
次日，《中央日报》造谣惑众，大肆辱骂学生。
志远同志又带领游行队伍到国民党中央社质问，又遭到军警镇压，其中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死伤甚多。
于是，师大同学在志远同志的带领下，在广大群众中揭露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爱国活动的罪行，震动了南京的朝野人士。
04日凌晨，蒋介石动用了大批军警，包围了“南下示威”学生住地，由两名持枪特务架一个学生，强迫押上火车，押运回北平。
此次南下示威运动影响深远，它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实质。
鲁迅先生曾写了一篇有名的《“友邦惊诧”论》，热烈地支持了学生的正义行动。
1932年，在志远同志的倡议下，组织了“师大学生南下宣传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他们沿平汉路南下，经保定、正定到石家庄，对群众进行街头宣传，帮助工厂建立“赤色工会”，到学校进行串连，特别是在河北省保定第2师范学校播下了革命种子，对“二师”以后的革命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志远同志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定县开展农运，建立党的组织。
他脱下学生服，穿上农民装，白天和农民在一起劳动，晚上找贫雇农做思想发动工作。
他首先在自己的家乡成立了“教育促进会”，先后办起了男女民众学校、识字班等。
他亲自任教，讲农民为什么受穷；
并教唱革命歌曲。
秋收时，他带领农民割了自家的八亩谷子（志远家是小地主），开展了对地主的“抢秋”斗争，一时震动了河北。
他在斗争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在本村成立了定县的第1个党支部。
孙志远同志又到定县职业中学，以教书为名，继续做发展党的工作。
白天教书，晚间活动。
与此同时，孙志远同志通过民众教育馆，广泛接触和团结群众，发展党员，先后在职业中学、平教会、九中以及一些村子建立了党支部。
反动当局撒下保安队一个连，到处捉拿他。
在这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奋斗，与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为了适应定县的斗争形势，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定县县委，孙志远同志任书记。
1932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首先拿师大开刀，一次挂牌开除并追捕进步学生三十二人。
孙志远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便衣特务布满学校，一片白色恐怖，志远同志在大家的保护下，利用基督教的关系，化装为道友身份隐藏下来。
几周后，他接受党的派遣，从事兵运工作。
从此，志远同志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党派孙志远以东北军骑兵二师黄显声师长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参加该师党的工委，主要搞上层统战工作。
1933年，他参加领导师工委及“反帝大同盟”，办起了教导队，孙任教官。
他们曾推动黄显声师长率部挺进热河，准备相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因受“何梅协定”的限制，骑二师奉命回易县、西陵。
经黄显声介绍，志远结识了驻易县的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吕正操，他们经常交谈抗日救亡的意见。
同盟军在张家口行动后，孙转入特科，负责翻译与同盟军联系的来往电报。
同盟军失败后，为取得在黄部上层工作的身份，他被调往军官团培训。
后因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转南京国防部谷正纲密电，说什么：
“查该师有孙国钰（即志远）活动，即予逮捕”，黄显声为孙改名为孙健，将他潜送北平西苑五十三军军官团骑兵科受训。
当时，六四七团移防北平，担任城防，孙志远和刘澜波两同志经常到团部找吕正操，借组织部队体育活动之便，共同研究推动团内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春，孙再次受到通缉。
于是他隐避在山西平遥中学当英语教师，旋又经天津派往伯力远东情报站学习对日军侦察。
1935年归国，他化名孙振铎，在奉天“共荣学院”以教书为掩护做情报工作。
直至1936年02月，他才回到北平，以在东亚文化协会为掩护搞地下活动，后去西安。
“西安事变”前，黄显声兼任东北骑兵军副军长，后调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
师部驻石家庄，黄任命孙为少校书记官兼手枪队队长，并经常与吕正操保持联系。
至张学良将军被扣后，万福麟趁机将黄调动，孙亦离师，在北平领导五十三军党的工作。
1937年初，孙志远同志受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派遣，与林铁同志等组成五十三军工委会。
孙负责一一六师六四七团（1937年04月改编为六九一团）——吕正操同志所部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孙离开北平经山东、河南到太原办事处。
后经晋察冀军区派到冀中，从此协助吕正操等同志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
（二）
冀中是华北比较富庶的地方，辽阔的大平原，一望无边，河流纵横，土地相当肥沃。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大好河山沦为敌手。
孙志远同志受晋察冀二路总指挥王平同志的委任，深入敌后冀中平原，依靠原来党的基础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无极、定县组成了五支队、八支队，在高阳与吕正操司令汇合后，编入人民自卫军，孙任政治部主任。
吕正操同志趁国民党反动派狼狈南逃之机，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即率领六九一团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宣布脱离五十三军，回师北上抗日。
吕正操同志在蠡县与地方党会合，随后消灭盘踞高阳之伪保安队，进驻高阳。
他们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及抗日救国团体，并联合地方抗日武装，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迅猛壮大的武装力量。
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虽属党领导下的部队，但它毕竟是刚刚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还没有经过认真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存在一些问题。
同时，经地方党组织输送的武装以及刚入伍的新战士带有较重的家乡观念，部队纪律也欠整顿。
为了把这支队伍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孙志远同志协助吕正操、王平、程子华同志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改造这支部队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冬，经请示聂荣臻司令员，由吕正操、孙志远同志率领人民自卫军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开到路西整训。
吕正操、孙志远同志到阜平，同聂荣臻司令员商讨将部队改编成八路军的问题，并同时研究了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
在整训期间，吕正操、孙志远等同志参加了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具体讨论布置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
吕正操、孙志远率部返回冀中后，在省委领导及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几十股汉奸土匪武装，先后收编了各路杂牌武装，群众拍手称快。
到1938年03月间，又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辟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展开游击活动。
同年0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第1次春季“扫荡”，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
各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改善了人民生活，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
1938年04月21日，黄敬同志主持了冀中区党委的第1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行政权和统一部队指挥问题。
根据中央指示，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3纵队，吕正操同志为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同志任副司令员，孙志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之后，总部先后派王平、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创建了平原抗日根据地。
自此，这支部队长期坚持了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其斗争之残酷，方式之灵活，牺牲之壮烈，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度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
1943年冬，孙志远同志被派到晋绥任三分区司令员。
1945年他参加了“七大”。
这年0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孙志远和吕正操（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奉命率队连夜奔赴绥远前线，接连收复左云等许多县城。
当部队进驻商都时，吕正操同志奉命挺进东北，而孙志远同志仍留晋绥继续参加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孙志远同志转战南北，领导和参加了大小战斗战役数十次，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在此期间，他还以卓越的工作才能，承担了一些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而且完成得极为出色。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军宣布停战，傅作义同时提出集宁归属问题。
集宁，是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为解决集宁归属问题，国共两党决定举行谈判。
1946年初，孙志远同志调任军调部第一执行小组代表。
他只身一人（仅带一名警卫员）到国民党军队把守森严的归绥（呼和浩特市）同国民党代表及美方代表进行谈判。
在谈判之前，孙志远同志曾到中央向叶剑英同志做了请示，同时把对方可能要提、要讲、要争的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判断，有了充分准备。
傅作义出于对集宁的重视，亲自参加了谈判。
孙志远同志在枝节问题上不予纠缠，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双方坚持不下，在谈判进行到半夜两点多钟时，孙志远同志拿出了一份国民党的《绥远日报》，上面登着我军某年某月某日占领集宁的消息。
傅方代表大吃一惊，美方代表目瞪口呆，最后只好认输。
傅作义将军慨叹道：
“孙先生，请和毛先生讲一下，叫我也到延安学习学习，那里培养出了高才的军事家！”
1947年06月，孙志远同志派任山西省静乐县土改工作团团长，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制订了组织试点、全面开展、整党建政三阶段的计划。
他按照中央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决定》精神，亲自抓点，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细致调查，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和分析，搞清了贫农与中农（中农又分上、中、下三级）之间、上中农与富农之间、富农与地主之间这些非常复杂的关系和界限。
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他善于用党的政策教育和武装群众，使群众认识到土改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与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是相区别的，自始至终坚持了党正确领导，没有出现“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偏差。
在穷人诉苦、成立农会、平分土地各阶段，都抓了典型经验。
毛主席听了土改汇报后，于1948年04月0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孙志远同志总结静乐县土改运动时的三句话，充分肯定了孙志远同志领导土改运动的成绩。
1948年05月，西北战场开始反攻。
西北野战军由陕北内线作战转入向外线陕中黄龙山区进攻，指示参加静乐县土改的三纵队干部迅速归队。
孙志远同志赴晋南临汾华北兵团七纵队任政委。
同年09月，调任一野七军政委。
11月，党中央部署华北战局，指示对太原进行战略围困，七军担负了围困城东的任务。
阎锡山所吹嘘的“百里防线，城东更坚”，就是指太原城东北，出小东门十里的军事要塞——牛驼山。
明末李自成曾夺此山而得太原。
日伪曾在这一带设防屏卫太原城及山下兵工厂。
阎锡山等“接收”太原后，复在这里加修许多野战工事，故把这里当成他固守太原的“定心丸”。
根据兵团领导指示：
修筑和加固工事，度过严冬；
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敌军投诚起义；
开展阵地练兵，为总攻做好军政准备。
孙志远同志和军长彭绍辉同志严密地制订了全军作战方案。
孙志远同志亲临前沿，下到连队，部署野战工事施工，鼓舞战士斗志。
全军修筑了既隐蔽安全又保证发扬火力，更有利于出击进攻的前沿阵地。
全军上下，情绪饱满，跃跃欲战，充满必胜信心。
对敌加强了政治攻势，特别是喊话活动起了重要作用，敌军士兵携带武器向我投诚者日增，甚至整班整排开过来。
1949年04月某日晨六时发动总攻时，七军指挥所已移到距太原城一华里的前沿，孙志远同志亲自指挥了迫击炮打墙垛口，六○炮轰城墙顶，榴弹炮打城墙。
早晨八点多钟，孙志远同志就同七军前沿战士迎着烟云火海冲进了太原城。
太原战役胜利后，孙志远同志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孙志远同志不幸逝世，这十七年中，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曾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
在三办协助薄一波同志主管重工业期间，他赴南京成功地组织了高压合成塔的试验，促进了化肥工业的发展。
他到上海施工现场有效的抓了万吨水压机的制造，促进了我国工业上马急需的大型锻压设备的成功。
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时，他亲自主持召开各部会议，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大庆开发。
他要求各部门对承担的支援项目要不惜代价，不准拖期。
第一口井出油时，他亲自到油田慰问，并同余秋里、康世恩以及石油大军全体同志，头顶蓝天，脚踏油海，共享了胜利的喜悦。
孙志远同志才华横溢，有很高的领导艺术，到哪里就在哪里开创出新的局面。
1961年他任国防工委第2书记兼三机部部长。
1963年三机部改组为三个部后，他又任工委副主任兼新三机部（航空工业部）部长。
当时的航空工业，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创伤还未痊愈；
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尚未消除；
反右倾的“过火斗争”使许多领导同志结了“思想疙瘩”；
新试制的××飞机，由于质量问题，三年不出整机。
形势是何等严重啊！
孙志远同志以他素有的特质——革命的胆略和气魄，势如破竹地整顿了部领导班子。
他竭尽全力，日夜辛劳，苦口婆心，以诚待人，循循善诱，做解“思想疙瘩”的工作。
与此同时，大抓了机关、基层、基础等工作。
在人们眼前铺开一条宽广的路，使同志们对扭转航空工业形势坚定了信心，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
1963年12月11日歼6飞机优质过关，歼7飞机试制成功。
军委在贺信中指出：
“这是加强国防力量的一件喜事，是我国航空工业开始全面好转的一个标志。”
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高兴地对志远同志说：
“航空工业带了一个好头。”
1964年12月，孙志远同志向部务会提出一个“×百架×百发”的大批量生产计划，有的同志认为指标过高，担心完不成。
他随即下到工厂，深入基层，摸底调查，发现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所在，采取了“抓龙头”等一系列措施，保证了任务优质超额完成。
在生产发展之后，如何摆脱仿制，解决后继有机，必须解决科研先行。
孙志远向组织上提出的建议是：
部院合并，厂所结合。
实行这个建议铺平了生产科研结合的道路。
他又抓紧生产科研规划。
他提出了一个通俗的口号叫“吃着一个；
拿着一个；
想着一个。”
他对科研人员保证说：
“宁肯少上一套工厂，也要集中经费用到科研上。”
在他主持下，1965年一下子又上了三个研究所（气动、强度、高空试验台）。
在抓歼7飞机生产的同时，又亲自抓自行设计的歼8和强5的试制工作。
由某厂承担研制的××飞机，第1架静力试验时，一根钢索提前拉断，导致了飞机研制的失败，总设计师陆孝彭同志和他的伙伴们，正在为白白花费大量心血而难受万分的时刻，孙志远同志和曹里怀、唐延杰同志千里迢迢赶到工厂。
孙志远同志站在出了问题的飞机旁，足足三个小时，听取陆孝彭同志的汇报。
经过详细了解后，他当机立断，现场拍板，再造三架：
一架再静力试验，两架试飞。
终于在1965年研制成功。
这种飞机已装备部队，翱翔在祖国蓝天，捍卫着祖国领空。
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盛典时，这种自行设计制造的飞机，排着整齐的编队，雄姿勃发地飞过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孙志远同志下厂“蹲点”，绕过办公大楼，先去车间班组；
每到一厂，都和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在天津105厂时，赶上年底，任务过重，靠人海战术，他白天跟工人一起劳动，晚上跟工人一起座谈，研究技术革新，组织技术人员攻关。
当时正在“四清”，有的干部洗八次“澡”下不了“楼”。
他坚持实事求是，大会上讲，找工人谈，做了大量解释和说服工作，使全厂干部都下了“楼”。
他明确指出：
“完成‘四清’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你是否高质量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这句话说到人们的心坎上，赢得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崇敬。
在孙志远同志“蹲点”期间，这个厂提高了机械化水平，干部职工干劲大增，同时确立了以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为中心的生产主干线，加强了生产管理，提高了劳动效率，翌年即出现为支援三线建设全厂职工调走40％，设备搬去三分之一，而完成生产任务翻一番的好成绩。
孙志远同志担任新三机部部长三年多时间，部属一百多个厂、所、院、校，都印下了他的足迹。
航空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心里深深刻下了“孙志远”这个名字。
他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不少战略性措施，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把三机部很快推进到一个“黄金时代”。
孙志远同志永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还提出了一个“争取局部空中优势”的计划。
可是，“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风暴来临，莫说去实现计划，连草稿也荡然无存了。
孙志远同志在“中央文革”造反派反复冲击下，突患脑血栓，临终前愤然呼喊一声：
“不公平啊！”
就溘然与世长辞了！
当时才五十五岁。
然而，林彪、“四人帮”视孙志远同志为眼中钉，孙志远同志逝世后，还就他的工作大作文章，批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学大庆”、“包庇反动权威”，并硬加上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帽子。
直到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把这些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孙志远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附图片）
坐落在湖南省溆浦县的向警予同志纪念馆经过整修，已于9月04日正式开放。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

为了和平与友谊
本报记者陈忆村
为期十天的联合国纪念成立四十周年盛会，已在举世瞩目中结束。
赵紫阳总理作为首次来到联合国总部的中国政府首脑，在参加盛会的几天中，始终受到联合国内外的密切重视。
他在这里为和平与友谊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积极的广泛反响。
赵总理是为了阐述中国政府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政策主张，为了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联合国的支持和期望，带着十亿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参加联合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庆典的。
他在参加联合国的纪念活动中，日程安排得很紧，除向大会发表讲话并出席纪念仪式外，还分别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和联大主席德皮尼斯，以及参加纪念大会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
赵总理24日在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了联合国在各种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大量工作，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表示将支持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为和平、发展、平等和国际合作的事业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
赵总理的这个讲话，得到了普遍的赞赏和欢迎。
巴拿马外长豪尔赫·阿瓦迪亚对记者说，赵总理在讲话中提出了很有意义的政策概念，特别是关于裁军、维护和平的主张。
巴拿马确信，只有裁军，才能维护和平，“对话才是寻求和平的好办法”。
中小国家对赵总理讲话的反响特别强烈。
布隆迪总统特使、外长恩泽依马纳·洛朗说，他很高兴听到赵总理提出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赵总理讲话后，他与赵总理亲热握手，表示感谢。
中非共和国驻美国大使林加马·图列克也说，他特别赞赏赵总理提出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主张，这对弱小国家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他还说，中国与中非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赵总理在同联合国首脑和各国领导人进行的频繁会见活动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拉·甘地总理在一次午餐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他和赵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我们期待着回国后如何进一步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主要问题。
我和中国总理都相信，这是能够办到的，我对此是乐观的。
赵总理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和本届联大主席德皮尼斯时，交换了对加强联合国的意见。
德奎利亚尔对赵总理说，你是出席联大会议的第1位中国总理，希望中国在联合国为维护和平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赵总理参加纪念盛会的活动，表明了中国对加强联合国和维护和平的决心，决不会辜负国际社会寄予的厚望。

哈克总统说苏军侵阿死伤严重
苏联—卡尔迈勒军队残杀三百多名阿富汗平民
本报讯
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5日报道，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纽约发表讲话说，自从苏军入侵阿富汗以来，苏军和卡尔迈勒政府军在与游击队作战过程中，共死伤六万到七万人。
他认为，莫斯科最后会得出结论：
这场六年前开始的战争，“是不能靠武力来解决的”。
哈克总统说，自从今年03月以来，苏联加强了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先后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进攻，造成了有关各方的严重伤亡，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自由战士在阿富汗内地的行动。”
哈克说，从部队伤亡比例来说，苏联人的数字远比美军在越战期间伤亡比例高得多。
苏军及其盟友的死伤数字约六万到七万之间。
哈克说，苏军派驻阿富汗的军队有十二万人左右，“我们正密切注视着那里的局势。”
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26日电
据阿富汗新闻社今天报道，苏联—卡尔迈勒军队在最近对瓦尔达克省阿富汗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发动报复性的军事行动中，残杀了三百多名手无寸铁的阿富汗平民。
据报道，在本月的第2个星期，瓦尔达克省的三个村庄受到苏联—卡尔迈勒军队报复行动的严重破坏。
这个地区的阿富汗游击队在抵抗中打死了四十多名苏联—卡尔迈勒军人，有十七名游击队战士牺牲。
另外，游击队在10月13日猛烈袭击了赫拉特城的一个敌军兵营，击毙七名苏联—卡尔迈勒军人。
游击队还在赫拉特城通往伊朗的公路上袭击了一辆军车，打死五名苏联—卡尔迈勒军人。
据阿富汗游击队人士说，游击队上星期对阿富汗东北部的巴尔库特的一座兵营发动猛攻，打死十六名苏联—卡尔迈勒军士兵，击落一架直升飞机。

国际要闻简报
阿根廷政府宣布全国实行戒严
阿根廷政府25日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实行戒严六十天，以阻止国内出现的不安定状况，但公民的权力和宪法保障完全照常，11月03日的选举不受影响。
最近一个时期，阿根廷不断发生投放爆炸物，打匿名恐吓电话，以及绑架、袭击等暴力事件，使得一些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受影响，社会治安不好，人们对此表示担忧，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苏丹主席达哈卜正式访问埃及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达哈卜26日晨飞抵开罗进行三天正式访问。
埃及穆巴拉克总统亲赴机场迎接并于总统库巴宫举行欢迎仪式。
这是达哈卜将军自任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后的第1次访埃。
达哈卜主席行前在喀土穆发表谈话指出，他此行是一次重要访问。
他将同穆巴拉克总统就如何加强两国的全面合作关系进行实质性的商讨。
（本报专电）
黎巴嫩东贝鲁特局势又趋紧张
在“黎巴嫩力量”民兵袭击了长枪党的十七个办公室和逮捕该党三百名成员后，贝鲁特东区的形势25日又趋紧张。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亲长枪党的三名“黎巴嫩力量”执委会成员也在被捕之列。
（据新华社）

我人大代表团访问佛得角
新华社萨尔10月25日电（记者周维伯）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今天到达佛得角的萨尔岛。
代表团是应佛得角全国人民议会的邀请，前来参加佛得角人民议会堂的竣工典礼和进行友好访问的。
廖汉生一行在萨尔岛国际机场受到了由佛得角全国人民议会第1副主席奥利维奥·皮雷斯率领的佛得角议会代表团的欢迎。
中国人大代表团在去首都普拉亚之前，将访问位于圣维森特岛上的全国最大的港口明德卢。
中国人大代表团还将访问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
新华社里斯本10月22日电葡萄牙议会副议长若泽·维托里亚诺今天在里斯本机场会见了由廖汉生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一行。
廖汉生一行是在去佛得角、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访问途中路过葡萄牙的。

抗议美限制进口泰服装
泰国万名服装工人示威
本报曼谷10月25日专电记者周修庆、刘爱成报道：
今天上午一万多名泰国纺织工人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抗议美国限制泰国成衣进口，并要求美国解除这项限制。
这些来自泰国各地的示威者手举写有反对限制从泰国进口成衣的口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口号，并递交了给美国大使的抗议信。
据报道，持续到今年底的美国对从泰国进口成衣的限制将使泰国损失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并将使十五万服装工人面临失业威胁。
最近，泰国已有四、五家纺织工厂自动关闭，解雇工人二千名。

日中政治家友好书法展在东京开幕
本报东京10月24日专电记者黄晴报道：
日中政治家友好书法展今天下午五时在东京上野松坂屋剪彩开幕。
这次书法展共展出中日两国一百六十二名政治家挥毫写下的作品。
展厅入口处展出胡耀邦总书记“中日友好，代代相传”和中曾根首相“友好永远”的题词。
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写了“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增进世代和平友好”的题词。
日本政府代理首相、外相安倍晋太郎，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官房长官藤波孝生，文部相松永光和前首相三木武夫等以及中国方面代表团团长周而复，中国驻日大使章曙等出席了开幕剪彩仪式。

李钟玉副主席
向我经贸部代表团授勋
新华社平壤10月26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钟玉今天向中国经贸部代表团授勋。
李钟玉首先宣读了由金日成主席签署的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的政令，然后授予经贸部顾问、代表团团长石林以一级友谊勋章，分别授予代表团其他五名成员以二级友谊勋章和友谊奖章。
授勋后，李钟玉与中国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经贸部代表团是应邀于10月22日抵达平壤，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

沙里院五万群众集会欢迎我党政代表团
朝鲜各地纪念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朝鲜沙里院10月26日电（记者李突、李志高）朝鲜黄海北道首府沙里院市今天下午举行由五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以李鹏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
沙里院市位于平壤以南七十公里，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艰苦战斗过的地方。
战争期间，整个城市被敌人炸为一片废墟。
如今，沙里院市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六十多所学校和大型纺织厂、机械厂等企业的新兴城市，人口十五万。
下午三时（当地时间），当李鹏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金焕等陪同下走上主席台时，全场群众挥舞花束，齐声高呼“友谊”、“团结”、“欢迎”。
朝鲜少年儿童向李鹏等献了鲜花。
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
黄海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文善首先在会上讲话。
他说，正当我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艰难斗争时期，兄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在朝鲜前线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
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一同流血流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我们的积极支援。
崔文善说，在长期的共同斗争过程中用鲜血凝成并战胜种种历史考验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革命团结，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这种友谊和团结将会一代一代地永远继承和发展下去。
李鹏接着讲话。
他说，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期间，沙里院市的父老兄弟姐妹曾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为赢得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沙里院战后的巨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体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李鹏重申，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
他说，我们深信，经过全体朝鲜人民的不懈努力，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繁荣富强的新朝鲜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李鹏最后说，“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的中朝友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中朝友好合作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以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会上，黄海北道行政经济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党政代表团互赠了锦旗。
今天晚上，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同志应邀在平壤杂技场观看了杂技表演。
新华社平壤10月26日电
近日来，朝鲜各地接连举行各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的活动，处处洋溢着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气氛。
与中国辽宁省接壤的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和与中国吉林省邻接的慈江道首府江界市，在“10月25日”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的前一天，分别举行隆重的纪念集会。
当地的党政负责人与应邀前来访问的辽宁省人民友好代表团、丹东市人民友好代表团以及吉林省人民友好代表团一起，共颂志愿军勇士们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表示要把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友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另一个与中国吉林省邻接的两江道，也在惠山市举行纪念宴会，与前来访问的中国吉林省人民友好代表团共叙友情。
朝鲜全国各地有二百四十多处志愿军烈士合葬墓地。
朝鲜人民对这些烈士墓地进行着精心的管理。
在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的这一天，咸境南道、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平安北道、江原道、慈江道等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社会团体，纷纷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圈，缅怀烈士们的英雄业绩，表示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烈士的深切怀念。
咸境南道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还向座落在咸兴市兴南化肥联合企业厂区的周恩来总理铜像献了花圈和花束。
（附图片）
图为李鹏团长在沙里院群众大会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传真照片）

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地下核试验
本报讯
法国10月24日在穆鲁罗瓦岛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法国总理法比尤斯在基地观看了这次核试验。
绿色和平组织的“织女星”号快艇及四名船员在参加抗议法国核试验活动的航行途中，于24日在法国穆鲁罗瓦岛核试验基地附近被法国炮艇扣留。
该组织主席戴维·麦克塔格特25日致函法国总统密特朗，抗议法国这一行动，要求释放“织女星”号船及其船员。
（附图片）
图为法国在南太平洋穆鲁罗瓦岛上的核试验基地。
本报电视照片

泰国审讯“九·九事件”嫌疑犯
本报曼谷10月26日专电记者周修庆、刘爱成报道：
泰国刑事法庭昨天下午开庭审讯“九·九事件”的嫌疑犯。
检查官向刑事法庭提出控词控告四十名嫌疑犯企图用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并煽动人民参加叛乱；
指控被告自8月01日起就已密谋叛乱，收集武器和拉拢人民。
09月09日事发那天，叛乱者绑架空军总司令，占领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强行控制国家电台，宣布废除国家宪法，解散国会和内阁。
他们动用武器，造成五人死亡和三十一人受伤，并使国家和人民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昨天下午出庭受审的有阿伦空军上将等三十二名嫌疑犯。
他们不承认被控告的罪名。
法庭将于28日审讯包括森上将，江萨等另外八名嫌疑犯，并定于12月04日首次听取原告和证人的证词。

联合国举行音乐晚会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5日电（记者周慈朴）联合国今晚举办音乐会，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音乐会在联大会议厅举行，来自日本、英国和中国的音乐家们参加了演出。
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和十六岁的中国小提琴手金力合作演奏的巴赫为两把小提琴和交响乐队写的协奏曲，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
在他们演奏时，会场上鸦雀无声。
演奏一结束，会场上就立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六十九岁的英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同他的学生金力紧紧拥抱，并不停地向听众鞠躬致意。
他们还同为他们伴奏的日本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握手致谢。
在音乐会上，日本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奏了巴布罗·卡萨尔斯的《献给联合国的歌》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

赵总理会见我驻外人员和留学生
本报纽约10月26日专电记者陈忆村报道：
赵紫阳总理昨日下午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会见了五百多位来自各方面的中国驻外人员和留学生。
四时整，赵总理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健步走入大会议厅，顿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赵总理频频招手向同志们致意。
李鹿野大使请赵总理给大家讲话。
赵总理却首先询问同志们的情况。
赵总理说：
“我今天不讲话，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就算答记者问吧。”
这时会场活跃，大家向赵总理围拢来，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原定的讲话变成了亲切的对话。
赵总理特别关心留学生和学者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同学们作了回答。
赵总理问在纽约有多少留学生，同学们说，有一千五百多人。
有的同学问明年春节国内是否派来慰问团和演出团，因为同学们都渴望能经常见到祖国来的亲人，经常欣赏祖国的文艺演出。
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白美清回答：
“要派的”。
赵总理又问同学们是否有最近召开的党代会的文件，一位同学说，有人民日报海外版。
赵总理说：
“现在有海外版好一些了。”
赵紫阳总理和到会同志们生动有趣的交谈，引起满堂笑声。

赵紫阳总理继续会见一些国家领导人
祝贺民柬领导人在维护合法席位斗争中再获胜利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5日电今天下午，赵紫阳总理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会见了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和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赵总理说，本届联大维护民柬合法席位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就此向三位领导人表示祝贺。
他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民柬联合政府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加强团结，抗击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
赵总理还说，中国正热切地期待西哈努克亲王、宋双总理和乔森潘副主席今年12月对中国的访问。
西哈努克亲王说，民柬三方联合组成代表团出席这次联大，工作得非常协调，并卓有成效。
三位民柬领导人表示，在中国和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的支持下，民柬三方团结一致，全体柬埔寨人民英勇奋斗，民柬的正义斗争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柬埔寨人民一定能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一个和平、独立、中立、不结盟和自由的国家。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总理特别助理陈楚、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白美清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5日电赵紫阳总理今天分别会见了参加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戈丁和新加坡高级部长拉贾拉南。
在会见弗拉伊科维奇时，两位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南两党、两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并互相介绍了各自国内最近的政治、经济情况。
赵总理说，中南两国之间关系的特点是互相信任。
他说，南斯拉夫在经济改革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参考。
弗拉伊科维奇主席说，南斯拉夫重视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并希望南、中两国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在会见科伊维斯托时，赵总理说，芬兰是最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并一直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认为芬兰执行的对外政策有利于维护和平。
他说，中国对中芬友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
科伊维斯托总统说，芬兰关注中国的发展，芬兰和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点。
两位领导人都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在会见穆加贝时，赵总理向穆加贝总理祝贺津巴布韦被选为下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东道国和穆加贝总理本人将担任会议主席。
赵总理预祝在津巴布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将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方向，开得成功。
穆加贝总理介绍了南部非洲局势的新发展。
两位总理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中津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问题。
在会见戈丁时，赵总理说，中国重视发展同民主德国的关系，赞赏民主德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戈丁副主席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就和中国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
两位领导人都对近几年两国关系的进展表示高兴，并表示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
在会见拉贾拉南时，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国和新加坡在经济、贸易和科技领域的友好合作，以及如何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阿拉法特指责以色列建议是阴谋诡计
巴解政治部揭露以色列企图围剿巴勒斯坦革命
新华社科威特10月25日电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在25日的阿联酋《团结报》上发表谈话时，指责以色列总理佩雷斯21日在联大发言中提出关于中东问题的建议是阴谋诡计。
阿拉法特重申，巴解组织坚持约巴联合协议。
他说，对这个协议的解释，约旦和巴解组织之间没有什么分歧。
他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不返回自己家园和不承认他们的自决权，这一地区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新华社突尼斯10月25日电巴解组织政治部25日在突尼斯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总理佩雷斯21日在联合国提出的“中东和平建议”。
声明指出，佩雷斯方案的实质是企图围剿巴勒斯坦革命，拒不交还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霸占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
声明强调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中东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富国何以穷人日增
唐若水
说来也怪，在号称“世界第一富国”的美国，穷人的数目近年来却与日俱增。
前不久，美国的一家报纸《今日密歇根》透露：
根据某官方机构的统计，全国目前的穷人数已高达三千五百万，其中将近40％是儿童；
此外另有一千二百万人在官方规定的“贫穷线”“上下徘徊”——他们虽不算是穷人，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沦为穷人。
他们不仅物质生活困苦，精神上也难免悒郁寡欢。
当今，美国的穷人并非个个都是失业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
一项统计证实，“当代穷人”中有“相当比例”是那些全年工作的职工。
由于工资过低和物价上涨，他们虽然拚命工作，却仍受着挨饿的威胁。
一位经济学家还指出，今天的美国穷人比五年前更不易“摆脱贫穷”，因而他们更“值得同情”。
穷人不断增加，无疑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艾密迪在报上分析说：
“在第3世界国家发生饥荒倒是情有可原，因为农业不发达，一遇到灾荒便一筹莫展。
但我们美国有最好的土地和气候，有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我们的粮食堆积如山，然而却有那么多人挨饿——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此外，她还批评政府“冷漠”地准备削减对穷人的救济，并呼吁国家和私人“合力”来帮助穷人“摆脱困境”。
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恶果。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经这样描述：
“匮乏与花天酒地、潦倒与穷奢极侈、赤贫与豪富并存，这始终是美国一般的城市生活中，特别是纽约的城市生活中一个矛盾的现象。”
据调查，今日美国的百万富翁已达到四十万人以上，而与此同时，数千万贫民的处境则仍无改善。
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布朗为首的特别工作小组今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
尽管美国农产品“生产过剩”，但是，“多达两千万的美国人每个月都会有段时间挨饿”。
这，也许是美国经济繁荣下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吧！

救救孩子
梁丽娟
最近，英国儿童之家组织发动了一场“儿童在危险中”运动，呼吁社会各界“救救孩子”。
宣传品上的孩子，有的衣衫脏破，稚气的脸上被划上长长的伤痕；
有的失神的大眼睛里噙着泪水，一副绝望求助的表情。
报纸也不时刊载儿童惨遭迫害的案例。
英国防范虐待儿童协会最近的调查报告说明，近年英国儿童遭虐待的事不断增加，其中尤以女孩受害为甚。
家庭不和和失业是儿童遭虐待的主要原因。
据官方统计，英国的失业人数已达创纪录的三百三十四万。
专家们预测，明后年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到1.7％甚至为零，因此失业人数可能上升。
这又将造成许多家庭不和甚至破裂，从而给更多的儿童带来不幸。
英国“全国儿童之家”组织统计，在这个国家，有三百六十八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上下。
每星期有两千个儿童看着父母离异；
有四百个儿童由于无人照管或遭虐待而被社会收容。
吸毒的儿童比三年前增加了三倍。
英国儿童之家组织发动“儿童在危险中”运动是要在今年12月前征集一百万个签名，以便向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制订关于保护儿童的新法律，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医疗条件，对为青少年义务工作的组织免征税收等等。
这个组织希望通过这次运动来抵制“日益增长的贫困、滥用毒品、居住条件恶化、家庭破裂增多、虐待和猥亵儿童不断增加、儿童福利削减”等现象。
这个组织大声疾呼：
“儿童是我们的未来”，社会各界应伸出手来援救孩子们！

欧洲“铁路先锋”今昔
林军
拥有欧洲大陆上第1条铁路线的比利时，今年05月05日迎来了欧洲大陆铁路运输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
在一八三五年布鲁塞尔—马里纳线正式通车后的五十年间，比利时一直是世界上铁路线最稠密的国家，1870年的铁路总长度为三千一百三十六公里，雇工人数为全国企业之冠，铁路的发展促进了比利时整个工业的发展。
比利时一开始就注意发展机车车辆制造等工业，一八三五年底第1辆蒸汽机车“比利时人”号问世。
当时，比利时是欧洲大陆上的“铁路先锋”。
后来在波斯、巴西、埃及、西伯利亚等地修筑铁路，又赢得了“一流铁路技术”的世界声誉。
1948年，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比利时，铁路线长达五千零三十四公里，铁路成为主要交通工具。
近五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兴起，比利时铁路与世界各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围绕铁路运输的“快速、安全、方便、舒适”，比利时铁路公司很下了一番功夫。
现在电气机车的牵引力都在七千马力以上，时速在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公里。
信号系统的自动化和车厢的舒适程度都在不断提高。
为了吸引旅客，铁路公司想方设法开办新的服务项目，如一夜之间可到达西欧许多大城市的“欧洲之夜”列车；
比利时和英国之间火车——轮船（汽垫船）联运；
为旅行者提供小轿车的火车——小轿车旅游……此外，公司还出售名目繁多的减价旅游车票，在全国开办05日游、08日游、16日游、周末游等，甚至把这种旅游线延伸到荷兰、卢森堡等国。
在改进铁路运输设备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铁路也作了全面调整：
在一千九百零七公里主要线路上运行电气列车；
在一千八百三十四公里次要线路上运行内燃机车；
偏远地区的一千多公里铁路线则停止运行。
1966年底“退役”的蒸汽机车并未绝迹，它们作为“蒸汽火车旅游”项目被保留下来。
这些“活的博物馆”使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说：
“我现在知道蒸汽火车是怎么回事啦，车头还冒烟呢。”
铁路运输有其本身的优越性，适合人们长途旅行，宜于运输煤炭、重型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等。
去年，比利时铁路运输量比1983年增加了百分之六点三。
看来，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达，铁路这个运输工具不会完全被替代。

波哥大散记
顾子欣
今年08月，我在哥伦比亚访问时，曾三进波哥大，可还觉得没看够似的。
我想，我是爱上了这美丽的城市。
哥伦比亚虽属热带国家，但8月的波哥大，却刚刚进入早春，天朗气清，凉爽得很。
春天虽也是雨季，每天阵雨来时，其势如泻如注；
但顷刻雨住云散，便又是耀眼的太阳、碧蓝的天空。
而整个城市经雨洗之后，更显得玉洁冰清，分外妩媚。
波哥大是一座矗立于安第斯山脉东侧高原上的山城。
城中建筑，既有西班牙古典式的教堂、别墅，也有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可以说是各得其所，各具情致。
市中心恰好在山谷里，许多高层建筑，象国家银行、航空大楼和一些豪华旅馆，都集中于此。
城里的街道都随着山势走，蜿蜒曲折，好似河流。
这些“河流”带着汹涌如潮的车辆，汇集到市中心来，又通过立交桥，使车辆盘旋而过，分流溢出。
因此从高处看，市中心就象浪涛翻滚的大漩涡，那些高层建筑则好似挺立在漩涡中的中流砥柱。
你若嫌这闹市景象过于眩目，只消一抬头，便可望见静穆的青山。
城北的蒙塞拉特山高耸入云，那建在山顶的白色的小教堂，就仿佛嵌在蓝天里一样。
山顶是一个旅游胜地，乘电缆车，十分钟就可到达。
出城走走，景色更佳。
有连绵不断的山峰，有飞流直下的瀑布，还有苍翠的咖啡园，碧绿的牧场。
你看那母牛一边吃着青草，一边用尾巴替身边的牛犊撢扫着牛蝇——一幅多么恬静怡人的田园风光呵！
波哥大始建于1538年，原为南美洲格拉纳达帝国的京城，当时人口约六万，多为印第安人。
此后因遭瘟疫、地震与天灾，波哥大曾几度兴衰。
1819年，哥伦比亚人民在南美民族英雄西蒙·博利瓦尔领导下，终于打破了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羁绊，赢得了独立。
1830年，波哥大被定为哥伦比亚国都，但长期发展缓慢。
只是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它才迅速发展起来，如今已成为一座拥有六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
这座现代化城市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气氛，故又有“南美的雅典”之称。
这里有1572年创办的大学，有1777年建立的图书馆，还有许多反映印第安人古代文明的史迹。
单是各种博物馆就不下三百所。
其中有所黄金博物馆，是哥伦比亚引为骄傲的国宝。
哥伦比亚盛产黄金，在历史上被誉为“黄金之国”。
早在数千年前，当地的印第安人已会制造金器。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哥伦比亚的黄金产量几乎占世界的一半。
波哥大黄金博物馆中的展品，就是印第安人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十七世纪制作的，共约二万九千件。
其规模为世界之冠。
当你走进博物馆的“黄金大厅”时，只见四壁橱窗里各种金器争相辉耀，璀璨夺目，仿佛进入了一个神话般的黄金世界。
除了黄金博物馆，波哥大还有一大奇迹——盐矿大教堂。
波哥大附近的山区含有丰富的盐矿。
那里有座小镇名叫齐巴契拉，当地居民大都是世代相传的矿工。
他们长年累月地在山中开矿挖盐，终于把一座山快要挖空了。
他们便别出心裁，把这巨大的山洞改建成了一座教堂，故名盐矿大教堂。
这教堂有一百五十米深，可容纳三千人。
里面装有电灯，照耀着圣坛、甬道和一幅幅圣像；
而那空阔的穹顶和四周狰狞的岩壁却仍留在一片幽暗之中。
这明暗对比，使整个教堂显得格外深邃，无限神秘。
我站在教堂中，不由得肃然起敬。
我敬的不是那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是创造这奇迹的哥伦比亚人民。
波哥大既美丽而又神奇。
哥伦比亚有“鲜花之国”的美称；
波哥大就象这国中的一座大花园，无论走到哪里，处处鲜花盛开，弥漫着馥郁的芳香。
当然，象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一样，波哥大也存在着某些弊端。
在前进发展的道路上，哥伦比亚人民也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
但我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感到他们是那样乐观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使我相信：
明天的波哥大一定会比今天更美丽。
（附图片）
波哥大一角

空气清新的莫斯科
杨其嘉
现在，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外国专家都公认，在众多的世界大城市中间，莫斯科是空气很好的一个。
莫斯科是全苏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面积九百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万。
市内拥有汽车、机床、轴承、金属加工、电力、化工、冶金等十多个工业部门，曾有“重工业堡垒”之称。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城市既没有工业城市常见的烟雾，也没有闹市经常听到的噪声，整个城市显得十分优美、宁静，特别是空气，一年四季始终那么清新宜人。
据专家研究，莫斯科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清洁、空气最清新的城市之一，主要是靠绿化。
现在森林、公园、花园、绿树成荫的小广场、街心花园面积约占莫斯科总面积的40％。
市郊有十一个自然森林区，市内有八十四个公园，四百多个小公园，一百个街心公园，人均占有绿地三四十平方米。
在莫斯科的全景图上，有八条绿色林带伸向城市中心，如同八个“绿色楔子”把市内各种公园同郊区森林公园连成一体。
二十米宽的绿色林带沿街道延伸，它们可使过往汽车的噪声减少十到十二分贝，使吸入的“每口空气”中有害微粒减少七十五个单位，风速减少10—2米／秒，排出废气的浓度减少到最低程度。
然而他们并不满足现在的成绩。
据报道，现在苏联每年都要拨出一亿多卢布用于保护莫斯科的自然环境。
莫斯科的绿化面积每年要增加三四百公顷，仅在广场、街心花园和公园里就要栽植各种树木二十多万株。
人们都知道，历史上莫斯科市郊曾是驼鹿的天堂。
但因林木日减，10月革命前这种动物濒临灭绝。
随着绿化面积日益扩大，现在驼鹿又重新繁衍起来，并且已经发展到几万只。

陵园怀英灵
施大鹏
朝鲜北方多山。
山连着山，绵延不绝。
平安南道的桧仓郡掩映在崇山峻岭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就坐落在当年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郡高达一百五十米的山腰。
秋风清，飞叶送秋声，丛林顶着蓝天，白云飘忽，这里景色显得格外清丽。
年复一年，每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朝鲜人民的代表和中国同志，总要来陵园瞻仰。
今年恰逢这个光辉日子的三十五周年，朝鲜的兄弟姐妹和祖国特地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亲人们，更是络绎不绝地往陵园去瞻仰。
进入陵园，登上二百四十级台阶，人们可以看见陵园的琉璃牌坊，上有郭沫若的题字：
“浩气长存”。
一座绿瓦红柱纪念亭迎面挺立。
亭里的白色纪念碑上刻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烈士永垂不朽”。
绕过纪念亭，拾级而上，来到一个别致的小广场，就会看到一尊底座由大理石砌成、高十四米的志愿军铜像。
铜像正面镌刻有朝鲜语碑文：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用鲜血凝成的朝中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顺台阶再往上，便是志愿军烈士墓地。
在朝鲜战场上与朝鲜战友并肩作战、生死与共、谱写过无数可歌可泣战斗诗篇而最后英勇牺牲的志愿军英雄儿女，就安息在兄弟邻邦的美丽国土上。
在墓地前排正中，有一座较大的坟墓，前面常放着金日成主席送来的花圈或朝鲜人民送来的花束。
高高的墓碑上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字。
毛岸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的亲密朋友毛泽东主席的儿子，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英勇地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毛岸英从小在母亲杨开慧同志身边，受到革命的教育。
八岁那年同妈妈一起被关进敌人的监狱，受过严峻的考验，后来又流落上海街头，成了可怜的孤儿。
是党，把他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他曾在苏联学习，也曾在延安附近的农村上“劳动大学”。
解放后，又去工厂。
1950年，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国前，他匆匆到医院向刚动过手术的爱人告别，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同朝鲜战友并肩抗击侵略者。
当时哪里想到，这竟然是这对年轻人的诀别呢！
是党中央，把成千成万优秀的中华儿女派赴抗美援朝的前线；
是毛主席，亲自把岸英交给彭总。
毛岸英同志到朝鲜后，在志愿军总部任翻译、机要秘书兼做参谋工作。
他日日夜夜紧张地收集战况，翻译电文，传送首长的指示，参加作战会议，常常是接连几天很少休息，眼里布满血丝。
1950年11月25日，第2战役刚刚开始。
彭总通霄未眠。
岸英正在签收特级战报，敌人的飞机掠过总部上空，向北飞去。
同志们已陆续撤进防空洞。
岸英同志仍留在作战室。
狡猾的敌机突然折回，猛袭过来，扔了大批炸弹、凝固汽油弹。
周围大片土地顿时沦于火海。
毛岸英，与另一参谋当即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彭总噙着眼泪，心情十分沉痛。
他把噩耗急电报告党中央。
以后回北京时，还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了岸英为夺取抗美援朝的胜利而忘我奋斗和壮烈牺牲的情况。
毛主席抑制住内心的悲痛说，革命战争，总是要死人的。
为了国际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
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战士。
不能因为岸英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毛主席还说，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安葬在英雄的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互助的友好关系是用共同斗争的宝贵的鲜血凝结起来的！
这很好，做得对！
对毛岸英和其他志愿军烈士的牺牲，朝鲜军民十分悲痛。
金日成主席很关怀烈士们英灵的安息，指示朝鲜人民在自己国土上修建了不少纪念碑、合葬墓和陵园，以作永久的纪念。
我在朝鲜工作期间亲身感受到，每当同朝鲜同志谈及中朝人民之间的珍贵友谊时，他们对毛主席送自己的儿子到朝鲜战场总是十分激动。
儿子牺牲后，遗体和其他志愿军烈士一起永久留在朝鲜，朝鲜同志对此尤其感动。
他们都衷心祝愿中朝友谊之花象他们最喜爱的金达莱那样，坚韧不拔，世代盛开。
（附图片）
朝鲜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牌坊
毛岸英烈士墓

汉沽版画作品选
长江后浪推前浪，画苑时时出新人。
继《塘沽版画》之后，又一枝奇葩——《汉沽版画》破土而出。
美术创作同其它事业一样，新生力量不断涌现。
《汉沽版画》已崭露头角且出手不凡，这是很好的说明。
《汉沽版画》刚刚五岁，虽显稚嫩，但令人欣喜，他们队伍年轻，思想解放，勇于追求，颇具才华。
于是，那里的渔、农、盐等绚丽多彩的生活，便展显在他们形式多样的创作中，这是他们的特点。
汉沽区委，各级领导，慧眼识才，悉心栽培新苗；
京津画家，热情关怀指导，这是汉沽版画茁壮成长的重要保证。
《汉沽版画》以自己美丽的画卷歌唱时代，她因时代而发展，时代因她而生辉。
张作良（附图片）
起吊 刘硕海
鸥 崔茂元
渔海帆影　 刘建平
船 高迈强郭善成
补网 田宗义
憩 芦莲子
盐滩组画之一　王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