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振宇/王新庆
版面：头版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奋勇前进，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完成了各项议程，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奋勇前进，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自3月27日会议开幕以来，代表们对提交会议的各项报告、法律和议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审议，今天上午又分组讨论了昨天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的草案。
在对这些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将产生巨大作用的决议、决定作出抉择的时刻，代表们心情分外激动。
下午二时刚过，胸佩红色出席证的代表们就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

今天的闭幕大会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担任执行主席，他们是：彭真、除丕显、许德珩、彭冲、王任重、史良、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荣毅仁、叶飞、廖汉生、韩先楚、黄华。

当大会执行主席和李先念、赵紫阳、邓颖超、乌兰夫等同志，及主席团其他成员来到主席台就座时，场内响起了掌声。

大会于下午三时开始。
主持会议的执行主席陈丕显副委员长宣布：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二千六百七十三人，合于法定人数。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赵紫阳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目前形势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估计，既讲了工作的成绩，也讲了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对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所提出的方针和部署是正确的、可行的，对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会议对国务院近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决议还指出，在当前以至整个新的历史时期，都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使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认真维护和坚决执行宪法、法律和政策。

会议通过了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了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所作的《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会议接着通过了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85年国家预算，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所作的《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对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表示满意。
在今天的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批准了1984年12月19日由赵紫阳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包括三个附件。

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一个由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各方面人士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为了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今天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几天来，各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进行了热烈的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和修改。
代表们认为，经过修改的草案是可行的。
今天，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我国关于公民个人财产继承的这一重要法律宣布正式诞生。

今天的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阵丕显副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常委会自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会议要求常委会更好地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充分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会议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这两个决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最后，会议补选黄玉昆代表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下午三点四十分，大会的各项议程进行完毕。
当执行主席陈丕显副委员长宣布本次会议闭幕时，全体起立，军乐团高奏国歌。

今天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胡乔木、倪志福、姚依林、陈慕华、邓力群、乔石、郝建秀；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田纪云，国务委员姬鹏飞、张劲夫、吴学谦、王丙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王首道、刘澜涛、肖克、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黄火青、王鹤寿、洪学智、杨静仁、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董其武、陶峙岳、杨成武、肖华、陈再道、吕正操、包尔汉、缪云台、马文瑞、茅以升、刘靖基、华罗庚、黄鼎臣、苏子蘅。

列席今天大会的有：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全国人大各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各部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直属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临时回京的我国驻外使节。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李先念、彭真、赵紫阳、邓颖超、乌兰夫同志步入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国歌声中闭幕。

本报记者 孙振宇摄

版面：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认真审议了赵紫阳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报告对我国目前形势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估计，既讲了工作的成绩，也讲了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对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所提出的方计和部署是正确的、可行的，对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会议对国务院近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为了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按照“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同时，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依靠、发挥我国现有的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
今年要在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并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逐步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管理，努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逐步消除现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积弊，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切实保证广大职工的实际收入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
已经确定的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教师和科技人员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的各项措施，要抓紧落实。
在改革中，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和管理，严格控制信贷和现金投放，进一步加强经济立法，严肃财经纪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会议认为，在执行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防止和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现象，继续把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并在这个前提下求得实实在在的发展速度。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根据国家财力的可能，争取教育经费有较多的增长。

会议认为，近来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妨碍改革和开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加以制止和纠正。
决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借改革、开放之名，违法乱纪，损国家以肥私，损消费者以利己。
必须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分别采取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执行正确的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刹住各种歪风，把改革这场伟大的实践更加顺利地、健康地继续推向前进。

会议认为，在当前以至整个新的历史时期，都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要加强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使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认真维护和坚决执行宪法、法律和政策。
所有的宣传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都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努力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加强和健全，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随着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国的国际地位由于坚持执行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对外政策而得到新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奋勇前进，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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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了。
各族人民的代表聚会首都，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态度，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圆满地完成了大会的各项任务。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将以巩固和发展我国大好的经济、政治形势，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载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史册。

经过大会审议批准的赵紫阳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有关决议，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的新形势下，全国人民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的重要文件。
我们要发展大好形势，保证改革顺利进行，首先就必须以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决议为依据，对当前经济形势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已经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开始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前景。
当然，在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不正之风。
但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情况正在迅速向好的方面发展。
对我们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正确认识这种形势很有必要。
从这个基本情况出发，我们就可以深切体会到，形势大好，功在改革，改革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就可以清醒地懂得，在新形势下要善于区别主流和支流，增强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推进改革，对改革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指导改革的行动方针，体现了中央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搞好改革的决心，为进一步搞好改革指明了方向。
我们必须从军队的实际出发贯彻好这个行动方针，为发展大好形势，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作出最大努力。
我们要顾大局，识大体，关心和支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技术装备上的优势，积极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我们要提高纪律观念，坚决遵守法律，执行政策，切实做到令行禁止，继续制止和纠正新的不正之风。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有利改革、促进改革的事，而不做妨碍改革、危害改革的事。
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传统，一方面要精打细算，合理安排，讲究效益，把军费分配好、使用好、管理好；
另一方面，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搞好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减轻国家负担。

军队的形势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是很好的。
军委座谈会的精神，服从大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各方面的工作都在顺利发展。
全军指战员一定要积极地满腔热情地按照中央军委的方针、原则和要求，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
这不仅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推动全国大好形势向前发展的实际行动。

掌握思想教育是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
我们要发展大好形势，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也就必须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作为很重要很迫切的课题。
无论从地方经济改革来看，还是从部队精简整编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这就特别需要强调抓好有理想、守纪律的教育。
只要我们具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牢固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就会时时、处处想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把个人和小单位的、局部的得失置之度外，就能胸怀开阔，脚踏实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版面：头版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南太平洋五国前夕，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澳、新两国新闻记者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胡耀邦在会见大厅同前来采访的记者热情握手，并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记者朋友们见面。

胡耀邦对记者们说，再过两天，我就要访问南太平洋五国了。
我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寻求扩大我们之间友好合作的可能性。
他对澳、新记者说，我国同你们两国自建交以来，关系发展是良好的。
你们两国非常美丽、富饶。
我将同你们两国的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随后，胡耀邦请记者提问题。
他在回答关于中澳在经济合作上会取得什么成果的问题时说，中澳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潜力很大。
澳大利亚有自己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只要在确定长远合作目标上充分照顾到双方的利益，我们两国的合作会迅速扩大。

胡耀邦还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关于柬埔寨的问题。
他说，中国对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三方都提供了援助，援助的数量很小，柬埔寨人民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救国斗争。
他重申，迫使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出它的侵略军，让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消除越南对我国边界的威胁，这是我国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和不会改变的立场。
这是正义的斗争，是没有什么含糊的。

在回答中苏关系问题时，胡耀邦说，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明确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记者接着问，在中苏之间的关键问题上，也就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可能会取得进展，你们是不是比以前乐观了？
胡耀邦说，我们从来都是乐观的，但我们不是盲目地乐观。

一位记者提出关于美国军舰访问上海的问题。
胡耀邦说，这是美国常规军舰对中国的一次非正式的访问，访问的具体时间还在磋商中。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等参加了会见。

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所作的《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经过审议并根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85年国家预算，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所作的《关于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关于批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议案，决定批准1984年12月19日由赵紫阳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包括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附件二：《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

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各方面的人士和专家组成。
具体名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公布。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为了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经过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作者：王建国/陈雄

本报北京4月10日讯 记者王建国、陈雄报道：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今天上午会见了军队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的同志，代表中央军委向大家表示问候。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叶飞，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邓兆祥参加了会见。

余秋里同志讲了话。
他说，这次人大、政协两个会议都开得很好。
赵紫阳总理作了很重要、很有说服力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都讨论了，学习了，很受鼓舞。
我国的形势确实是很好的。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会议，我国的经济将更加协调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将会更加顺利地进行。
全军同志都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好这次大会的精神。

余秋里对军队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会议期间做的工作表示赞扬。
他说，同志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提案、意见和建议。
属于军队的，军委和各有关部门将认真研究和考虑。

余秋里强调指出，军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保证军委座谈会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卖。
实行干部年轻化，精简整编，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这是军队最大的改革。
他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改革中带好头，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的各项改革推向前进。

杨得志同志也讲了话，他勉励大家在国家和军队的各项改革中起模范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4月8日在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王汉斌说，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在展开。
这是很深刻的变革，牵涉方面很广，为了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办事有章可循，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
其中，立法条件成熟的，应当及时制定法律；
属于行政法规范围内的，可以由国务院抓紧制定行政法规。
但是，还有不少新的复杂问题超出由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需要探索、试验，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者补充、修改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实际工作又不能等待。
这个问题如果不妥善地解决，就会妨碍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对于新的重大问题、重要改革，一般都需要先进行群众性的探索、试验，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阶段。
然后总结实践经验，全面权衡利弊，把成功的政策定型化，制定法律。
根据上述考虑，198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以后委员长会议又反复研究，并同有关方面商议，考虑到宪法已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则规定，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也批准了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某些需要在现行有关法律的基础上作出灵活的变通的规定的问题，如外商在沿海开放城市投资办厂在税收方面可以享受比现行税法更加优惠的待遇，可以授权国务院先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
这样做，不仅可以适应当前某些实际工作需要，而且可以积累经验，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者补充、修改法律作准备，有利于加快经济立法工作。
为此，根据委员长会议的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草案，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决定提请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王汉斌说，决定草案授权国务院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
这就是说，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现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总的精神，制定灵活的变通的暂行规定或者暂行条例。
如果同现行有关法律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则必须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这样规定，既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灵活性，又在基本原则上保持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是必要的。

王汉斌说，上述授权国务院可以对现行法律的某些具体规定制定灵活的变通的暂行规定或者暂行条例的范围，只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其他不属于这两方面的法律问题，如涉及刑法、刑诉法的问题等，不包括在内。

作者：王仁银/王建国

本报北京4月10日讯 通讯员王仁银、记者王建国报道：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军队代表，在会议期间对国家各项工作和军队建设提出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一百八十七条。

在这些建议、批评和意见中，有关制定完善立法工作，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方面的十一条；
重视利学技术研究、积极培养人才，正确评定技术职称方面的四十四条；
做好转业、离退休干部的安置和待遇方面的三十二条；
认真做好优抚工作和解决干部家属随军工作安排，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十七条；
加强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制止乱提物价和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不正之风方面的十三条；
认真搞好军队各项改革，加速军队建设方面的四十三条；
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和其它方面的二十七条。

济南军区代表徐春阳在改革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中指出：近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引起一些地方。
部门和单位足够的重视。
当前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建议在全国人民中进行系统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
空军代表林基贵在改革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建议中指出：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应从压缩行政经费开始。
建议要认真实行精兵简政，制定国家各级机构和各种组织的编制法规，以及有关财务规定，并严格监督执行。
沈阳军区代表宋克达在改革征兵制度的建议中提出：全国除作战、无驻军和其它地区外，均应逐步实行就地就近征兵的方法，尤其是各种专业兵，并论证了这样做的好处。
国防科工委代表乔平在批评利用职权索贿受贿行为的意见中指出：部队每年转业干部的行李和生活用品都需铁路各站托运，有的车站负责办理托运的工作人员借机勒索。
凡不先送礼或送少了，便以仓库没空位为由拒之站外；
礼送得越多，托运手续办得越快。
建议铁道部门组织调查组调查，对那些索贿受贿者给予严肃的处理。

为认真行使人民代表的监督职权，会议期间，代表们抓紧时间学习文件，翻阅资料，准备意见。
总后勤部代表陈景藻一人就提了十三条建议、批评和意见。

根据1985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批准1984年12月19日由赵紫阳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包括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附件二：《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95年4月10日

（新华社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85年4月10日补选黄玉昆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1985年4月10日（新华社发）

作者：施强/白天氛

本报上海四月十日电 记者施强、白天氛报道：我国首次赴南极考察编队——向阳红10号和海军1121船今天下午悬挂满旗，在上海港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平稳停靠。

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共同在码头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受国务院委托，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受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委托，冒雨到码头亲切迎接。

武衡在讲话中赞扬南极勇士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中国科学考察史上的一个创举。
他宣布南极考察委员会定于五月召开庆功大会表彰南极考察队的功绩。

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和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也先后讲话，分别代表上海人民和海军指战员向南极考察队员表示祝贺和慰问，号召大家学习考察编队有理想、守纪律，勇于自我牺牲、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好思想，好作风。

考察编队总指挥陈德鸿简要介绍考察编队胜利完成任务的情况。

欢迎仪式进行中，大雨滂沱，但数千群众依然兴高采烈，气氛极为热烈。

作者：林培荣

4月8日，我在京访问了全国六届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乡兴十四村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傅华廷同志。

一谈起民兵工作，傅华廷同志毫不掩饰内心的自豪感：“我们村民兵连是东北地区民兵工作先进典型。
沈阳军区曾授予我们‘民兵工作标兵单位’的称号，李德生司令员还奖给我一支光荣枪，现在还挂在我家里！”
接着他又说：“我之所以同民兵有这样的感情，是因为我们的事业离不开民兵！”
“这话怎么讲？”
我进一步掏他的底。

傅华廷如数家珍似他讲起他们民兵连的贡献，赞不绝口。
原来，他们那里地处嫩江平原西部干旱区，无雨地冒烟，有雨淹农田。
为了改变这种自然条件，他们决定打几十眼机井，修一条既能排涝又能灌溉的大堤。
但是，全大队费了三年时间才打了三眼井，修堤才完成三分之一。
1977年初，傅华廷提出：“让民兵上！”
三个基干民兵突击队冒着严寒苦战三个月就打了三十眼机井，年底再战三个月，又打了一百眼；
1978年春，他们让六十名基干民兵搞承包，拉出去拚了两个月，就把十五里长的大堤修好了。
从这以后，万亩良田旱涝保收，粮、豆产量由1976年的二百多万斤上升到目前的五百多万斤。

“这只是其一”。
傅华廷掰着指头，讲得眉飞色舞：“别以为搞会战才能用得上民兵，其实我们现在搞商品经济更离不开他们。
我们所有的要害岗位都是民兵在扛大梁！”
近年来，他们搞了农、林、牧、工、商和后勤六个专业队，办了十多个厂子，当头的不是连、排长，就是基干民兵，全村科技队伍七十人，也全是基干民兵。
他说：“这几年，我们分批把能干的民兵送到省里去培训，回来就起用。
实践证明，民兵始终是我们村的一支铁队伍！
我们村人均分配由1976年的一百九十元上升到去年的一千五百元，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个‘彩电村’。
从人的因素上讲，主要靠这支‘铁军’拚出来的。
你看棒不棒？”
“还有精神文明呢？”
他接着自问自答：“我们村被省里树为‘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也是民兵起了骨干带头作用。”
他举了三例：民兵带头发扬共产主义风尚，扶贫济穷，七十名有特长的基干民兵硬是把二十七户穷人扶上了富裕之路，人均收入都达到一千元以上；
民兵排长任小学校长，组织全村扫除了文盲，基干民兵普遍上了电大；
有个女基干民兵班包下全村的卫生清洁工作，结果成为全省卫生甲级单位，国务院卫生部去人考察，表示满意，并决定今年拍一部新闻纪录片，联合国卫生组织来参观，给予很高的评价。

“总之，我们那里是靠民兵起的家，又靠民兵当的家，才有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你说，我们的事业能离开民兵吗！”
他满怀深情地作了这样的总结。

作者：毛卓
栏目：老兵新传

曾被人断言“有本无利、早晚垮台”的重庆市饮料厂，1983年以来先后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对外经贸部“优质新产品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重庆市“先进企业标准奖”等八块奖牌。

这些闪光的奖牌上，都凝结着军队转业干部、厂长李培全的心血。

让搁浅的“船只”升火起航

李培全原是武汉军区某部政治处副主任。
1978年，当组织上决定他转业到重庆饮料厂时，他心里不禁有些发怵：在部队一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是个“老政工”，对搞企业两眼一抹黑，适应得了吗？

上任前，李培全悄悄到重庆饮料厂探听虚实。
他到这个车间转转，那个科室瞅瞅，见到的却是工人上班织毛衣、打牌、聊天……他再到办公室了解生产情况，一位领导摇摇头说：“没办法，年年亏损，早晚垮台……”这时候，李培全当初的担心，一下变成了崇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象这样一个搁浅的“船只”，多么需要人去引航啊！

为了进一步找到企业存在的问题，他邀请了重庆市企业管理协会、市化工局职工大学企业管理咨询研究班的同志，对企业进行“会诊”。
在这基础上李培全提出了综合治理、改进企业管理的方案。
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制订规章制度，全厂定员，人员定位，实行经济承包，很快扭转了秩序混乱、连年亏损的局面，1979年上交利润五十一万元。

“先天”不足“后天”补

随着工作的开展，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培全深感自己对企业管理知识懂得太少了。
他订了一个自学计划，每天抓紧点滴时间，钻研企业管理书籍。
一天，爱人出差了，他还象往常一样，中午下班一回家就钻进卧室，埋头学习。
不知不觉，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他这才记起爱人不在家。
打这以后，他干脆到食堂打饭吃，直到爱人出差回来。

李培全追求知识，有一种如痴如迷的精神。
听说重庆市要办财贸学校，他马上报了名。
在校学习期间，李培全更加珍惜分分秒秒，一本一本地“啃”着《财经制度》等书籍。
一天深夜，李培全在灯下攻读时冠心病发作，一下昏厥了过去……在急救室里，他还喃喃自语：“价值规律……”
学习，使李培全领导企业更有章法了。
饮料厂过去只能生产汽水和普通的瓶装饮料，夏天一过产品就没销路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到工厂、农村、机关了解群众需求，根据市场信息，增加了新品种——汽酒。
汽酒不受季节限制，一上市就打开了销路，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不断上升的“横竿”
“我们的产品不能锁在山城，要打到全国去！”
他大胆采取了与省外联营办法，首先选择广东为重点开发区，投资三十二万元与广州花城汽水厂联营，建成了一条日产量达八万罐的自动生产线。
同时，他们还在云南、陕西、甘肃等省设立了七个分装点，在省内建立了十几家分厂。
如今重庆饮料厂已在全国有了一千三百多个批发点。

李培全并不感到满足。
他想，现在世界上最驰名的饮料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我们能不能研制出比它更好的饮料呢？
李培全和技术人员一道学习研究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到处拜师学艺。
根据我国中药材丰富的特点，他们同四川省中药材公司联合奋战，经过四百七十多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具有高保健功能的“天府可乐”。

“天府可乐”投放市场后，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
一次，日本包装协会代表团到重庆参观访问，李培全拿出“天府可乐”请他们品尝。
日本友人喝了赞不绝口，都夸它可与世界闻名的“可口可乐”媲美。

现在，“天府可乐”不仅上了国宴，还漂洋过海打入了国际市场。
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同该厂签订了经销合同，连美国的三和国际公司也同重庆饮料厂达成了在美国经销的意见书。

1984年重庆饮料厂实现利润二百多万元，还为国家赚了大笔外汇。

本报通讯员 毛 卓

作者：陈健雄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被控杀死美籍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的陈启礼和吴敦，9日经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按共同杀人罪，各被判处无期徒刑。

去年10月15日，江南在美国旧金山附近达利市的寓所被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吴敦、董桂森枪杀身亡，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强烈愤慨，普遍认为这是一起政治谋杀事件。
陈启礼等人作案后回到台湾，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台湾当局于去年11月12日发动所谓“一清专案”，首先将陈启礼、吴敦（董桂森在逃）逮捕控制起来。
陈启礼在被捕前曾预先录制了两卷录音带，表白他们杀害江南是受台湾“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等人指派。
今年1月，当陈启礼的录音带早已交给他在美国的友人、准备在他们遭遇不测时予以公布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当局被迫承认台湾“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介入江南命案，并宣布将他们停职审查。
台湾当局一在辩称，汪希苓等三名情报官员参与此案是“个人行动”，与台湾当局“无关”。
2月27日和3月26日，由台湾检察机关对陈启礼、吴敦、董桂森和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等人分别以杀人罪嫌疑提起公诉，然后由台北地方法院和台湾“国防部军法局”分开审理这一案件。

3月20日和4月2日，台北地方法院两次开庭审讯陈启礼和吴敦。
据台湾报刊报道，为了审讯这两名被告，台湾当局出动了五百名保安人员，在法庭内外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入庭听审的一百多名旁听者及中外记者都要接受搜身检查。
陈启礼和吴敦在法庭上都供认是汪希苓等人指派他们杀害江南，但对其杀人动机，却避而不提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而触犯了台湾当局。
台北地方法院在这两次审讯中都未传讯汪希苓、胡仪敏和陈虎门出庭，而只是宣读汪希苓等人的“书面证词”。
汪希苓等人在“证词”中仍然否认他们指派陈启礼等人杀害江南。

台湾《亚洲人》周刊发表文章评论台北地方法院对陈启礼和吴敦的审判，认为这是“一场无法信任的审判”。
文章说，“法庭内外充满谎言、掩饰、诿责”，“对于国民党当局而言，这终是有惊无险的表演”。
江南遗孀崔蓉芝说，“整个审判都是不公平的，那不是真正的审判。”
杀人应偿命，应判以死刑。

据报道，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于4月4日开庭审讯汪希苓、胡仪敏和陈虎门，这三名被告不承认他们曾指使陈启礼等人杀害江南。
他们将继续受审。

作者：智程昌旺

本报讯 武昌车辆厂4月6日召开命名大会，宣布了铁道部授予某部退伍战士、武昌车辆厂青年工人彭建文为“雷锋式的好工人”光荣称号的命令。

彭建文是为抢救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英勇献身的。
（智程 昌旺）
===== 和平时期练兵用不上吗？
-——对当前训练中政治工作一个问题的看法

作者：文忠民
单位：兰州军区政治部

现在，部队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热。
绝大多数干部战士能正确处理学习科学文化与搞好军事训练的关系，使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搞军事训练的劲头不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民用技术的劲头大，认为现在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练兵用不上。
某师对三百五十名战士进行思想摸底，愿自费上学的占相当大的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用“情况刺激”不灵了，空泛地讲战斗队思想也不灵了，有的同志便得出一个结论：和平时期练兵的积极性难调动。

和平时期练兵“用得上”还是“用不上”，这是一个关系到训练动力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不讲清楚，练兵的积极性的确难以调动起来。
部队各级领导和从事训练中政治工作的同志们，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把道理讲得入情入理呢？
根据最近在部队调查的情况，我的理解是：

不光讲练好兵可以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打胜仗，还要讲练好兵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为四化建设赢得和平环境。
要看到，练兵“用得上”与“用不上”是辩证的统一。
现在大的战争不一定打得起来，与我军提高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保持强大的实力，有着直接的联系。
从这点上讲，练兵不仅用得上，而且大有用场。
相反，如果以为大仗打不起来而松懈斗志，不好好练兵，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是个“软肚皮”，那敌人就会以为我们软弱可欺而可能动手。
这样下去，建设四化的和平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保卫四化也就成了空话。

不光讲通过军事训练可以学到保卫祖国的本领，造就军事人才，还要讲通过军事训练也可以学到一些建设祖国的本领，造就大批地方需要的人才。
军事人才与地方人才虽然各有其特殊性，但二者也有许多通用之处。
例如对人的政治素质的要求，不论军队还是地方，都要求人们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坚强的全局观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等。
对科学管理能力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队的合同训练同企业管理相比，它对组织领导周密程度的要求更高。
可以说，能组织诸军兵种合同训练的指挥员，只要肯学习，善变通，充实必要的新知识，也能比较好地组织现代化社会大生产。
对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地方需要科学文化知识，部队同样需要科学文化知识。
一般情况下，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运用于军事领域，能在军事上大显身手的人，退伍转业到地方也会吃得开。
就一些专业技术来说，如通信、运输、爆破等更有相通之处。
所以说，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仅可以出军事人才，同样也可以出地方需要的人才。
成为军事人才，也就为成为地方人才打下了基础。

不光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在地方用得上，还要讲在部队军事训练中也能用得上。
有的同志觉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是在“冲击”军事训练，这是一种偏见。
其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可以开发人的智力，提高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它不仅不会影响军事训练，反而会促进军事训练。
我们不但不能为这种“学习热”泼冷水，相反还要鼓励他们多学、学好。
一方面，要为他们的学习积极创造条件。
要合理安排，充分利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间，提高学习质量。
另一方面，要引导干部战士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军事训练中去，通过实际运用巩固提高学习成果，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和平时期练兵用不上”，是一种亟待克服的模糊认识。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的同志深入实际，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拿出切实管用的办法来。
须知只要有军队存在，兵不可一日不练。
一支在和平时期也能保持高昂练兵情绪的军队，才能在战争袭来的时候稳操胜券。

作者：朱浩/彦页/吴玉金
栏目：本报专访

一阵爽朗的笑声，一片热情的寒暄，几个熟悉的同志和他一起推门而入。

黑红的脸膛，比去年略胖；
浓黑的发须，两鬓新生了几茎白丝。
一个壮汉子的身躯，一副飞行员的丰彩。
他，就是1969年驾机归来，在鄂西山区一直工作了十六年的某航校副校长黄天明。
趁来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晚上探望朋友来了。

朋友们相聚，话题散漫无边。
他兴高采烈，谈锋很健。
这使我们不禁想起，去年在西安的一个会议上见到他，他面对采访竟是那样的拘谨。
两个来小时，房间里烟雾腾腾，他却反反复复只有几句话：“要说现状，我可以说是工作顺利，生活幸福，夫妻和睦，子女可爱。”
“我普普通通，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写的。”
别的，他就“无可奉告”了。

大家问起这次来京开会的见闻，他来神了：“嗬，这次会开得好。
议改革，谈发展，说问题，提建议，思想真的解放了。
看看北京城到处脚手架林立，象个巨大的工地。
就连我们的‘夹皮沟’航校，也今非昔比了。
去年四喜临门，飞行时间、毕业人数、增收节支、安全训练都创了建校以来的最高记录。
……”
对于航校，黄天明满怀感情。
十六年前，当他刚刚脱下国民党上尉飞行官的军服，来到这里当飞行副团长时，航校还在初建。
从灯红酒绿的高雄来到交通不便的鄂西，从洋房住宅进入“干打垒”的航校宿舍，黄天明面临着种种不适应。
但是，一腔报国志使他在这里安下了心，扎下了根，成家、晋升、入党。
往昔台湾的“天之骄子”，在鄂西的风风雨雨中，锻炼成一个受人尊敬的航校党委常委、负责训练的副校长。
回顾这段经历，黄天明说：“一个小单位的命运、个人的命运都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国家大步前进了，学校面貌也大变了。”
当他刚到航校时，创业的艰难，生活的艰苦，固然给他带来了许多不习惯，但是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那套“突出政治”的做法。
“天天读”，搞“运动”，僵化的训练程式，烦琐的请示制度，眼看着浪费掉一个又一个宝贵的飞行训练日。
他不安，他不解，他禁不住悄悄地发几句牢骚。
这一页终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翻过去了。
黄天明在祖国振兴的年代里，焕发出昂扬的工作热情，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了提高训练效率，他多次在会上提出要破除沿袭多年的训练模式，改变空域、飞机、人员三个利用不足的现象。
学校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
现在，在同一个机场可以同时进行特技、空域、仪表等多项训练，同时也增强了对气象的应变能力。
为了解决每一架次飞机起落间隔时间过长的问题，他又借鉴以往的经验，提出飞机降落后直接滑行到加油线加油的方法，提高了训练效率。
黄天明说：“这些都是在领导的支持下，大家商量着做的。
领导上如果没有改革的愿望和勇气，再好的主意也实现不了。”
朋友们问他，这些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黄天明不假思索地说：“感受最深的是我找到了温暖，找到了信任。”
在台湾，黄天明是有着两千多小时的飞行经历的飞行教官，驾驶过F—5等多种美式喷气式战斗机。
因而，他也享受着很高的薪俸和优越的物质生活。
但是，在觥筹交错、尔虞我诈中，他渐渐厌倦了，下决心寻找另外一种生活。
于是，他同自己的学员朱京蓉一起，毅然驾机回归大陆。
弹指十六年，黄天明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怀抱中，终于找到了同志爱、战友情，尝到了友谊和信任的温馨。

他说，1975年夏天，河南洪水泛滥。
他作为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连续十多个日日夜夜在机场组织空投救灾。
眼熬红了，人累瘦了，但是，同志们劝他休息的话语，悄悄塞给他的装酒的水壶和烟卷，都给了他巨大的力量。
1976年初春，飞行团转场，学校领导把陆运指挥的任务交给他承担，沿途数千里，车运三昼夜，黄天明率领参谋人员兢兢业业地工作，从运输、警戒到生活保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受到上上下下的赞誉。
这两年，他是分管全校教育训练工作的党委常委，朱京蓉也担任了航校副参谋长。
校长和政委明确向机关宣布：“凡训练工作都请示黄副校长。”
黄天明不负党委重托，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制定计划到具体实施，从原则领寻到具体备课，他在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有钱难买同志情呵！”
黄天明感慨系之。
前年，他在空军学院高级指挥班进修，妻子病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
正当他着急时，妻子来信告诉他，同志们把孩子接到家里，管吃管睡不说，连辅导功课也都包下了。
读着妻子的信，感动得这个硬汉子眼泪汪汪。
真情换真情。
黄天明在学校里也是有名的“好人缘”。
星期天，他的家里常常门庭若市。
小青年谈恋爱不顺心找他聊，干部们工作遇到了难处找他谈。
就在这次来京开会前，他还记下了一串干部在京亲属的住址，利用会议间隙逐个登门拜访。
黄天明说：“我乐意干这些事。
信任和友谊比什么都宝贵，从另一个社会过来的人体会得更深。”
十六年的航校生涯，使黄天明无限欣慰；
展望前景，他更是激情满怀。
他热情地邀请记者：“去看看吧，我们的航校已经不是过去的模样了。
那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武当山，还有相当现代化的机场等设施。”
从“干打垒”到现代化距离有多远，十六年间变化有多大！
如今，这个年轻的航校已经开始培训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飞行学员。
比较先进的模拟器材和微电脑使用于教学，为训练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注入了新血。
黄天明满怀希望地说：“军校办好了，军队才能搞好。
多花点钱办好军校，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是学校班子里的‘元老’了，不管还能干多久，也要尽心尽力。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
黄天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接受记者访问。
吴玉金摄

作者：李庆立/徐静安/阎庆森/张哲/范全平/卢志庆/赖朝树
栏目：信息一束

某摩步师开办参谋苗子集训班

4月1日，沈阳军区某摩步师开办的参谋苗子集训班正式开训。
二十一名择优入选的学生官将在这里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战时参谋业务和现代作战指挥知识的学习。

开办参谋苗子集训班，是这个师根据未来作战需要和部队现有参谋队伍青黄不接，缺乏现代参谋素质的状况，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参谋集训班开设战时业务、现代军事知识、现代指挥工具的使用、现代战例、谋略运用、电子对抗、军事心理学和现代管理学等十几门新知识课。
参加这次集训的同志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三岁，其中十九人具有大专学历。
学习结束后，经考核，各门课程成绩优良者，将分配到师团两级司令部做参谋工作。
（李庆立、徐静安）

“8091”制氧工程车研制成功

多少年来，我军装甲兵野战条件下的坦克修理氧气供应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没有氧气，坦克就不能就地修理。
为此，1980年8月，沈阳军区组织军区装甲兵技术研究所、八一四一七部队、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研究所成立了一个研制小组，指定郝维汉为组长。
在研制过程中，郝维汉着眼未来战争需要，刻苦钻研有关科学技术书籍，先后查阅了英、美、日等国内七十多册资料，与其他人员一起，攻克了上百个技术难关。
由于他和同伴们共同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了“8091”制氧工程车，解决了我军在野战条件下坦克修理就地供氧的问题。
这项自己设计制造的科研成果，冷却系统、氧气纯度均已达到国际水平。
制氧车可在正负四十度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氧气纯度达到92—95％。
据有关专家说，这种工程车不仅坦克部队运用，其他军、兵种战时也适用。
去年，这项科研成果获得了总参一等奖。
3月9日，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刘振华发布命令，给郝维汉记一等功。
（阎庆森、张 哲）

“引导雷达图像多向传输网”问世

北京军区空军某军研制成功“引导雷达图像多向传输网”。
这套新的传输网，较好地弥补了过去的引导雷达单向图像传输设备的不足，具有引导范围大，工作质量高的优点，可用于大型实兵演习和作战指挥，去年，在完成国庆受阅飞行和战备训练飞行保障中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今年2月，空军已经在部队推广使用。
（范全平）

某军建立学术研究信息网络

为加快学术研究信息传递，做到军、师、团各级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分享军事学术研究的信息资源，济南军区某军于3月上旬建立起以军司令部为轴心，师、团司令部各业务部门参加的军事学术研究信息网络。
军、师、团司令部各业务部门分别由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接收和传播新的学术观点、研究成果、重大研究活动和学术研究动向等信息。
年终，军根据每个工作人员传播的信息量，给予不同奖励。
（卢志庆）

某团司令部实行参谋换职训练

3月底，成都军区某团司令部参加换职训练的几名参谋，高高兴兴地学完了将近一半的新课程。
对参谋人员实行换职训练，可以把平时训练和战时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参谋人员在业务上的“单打一”状况，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快速应变能力和谋略水平，并为参谋人员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当好指挥员打下基础。
团里计划在今年内搞完参谋换职训练，让所有的参谋都学会其他股的参谋业务。
团里还将进行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全能参谋达标证”。

（赖朝树）

作者：邱胜斌

作者：谭建国/张卫矩
栏目：今日特种兵

东海海面上，六七级大风，掀起层层巨浪，某船运大队N2201船，正以前进二的航速在狭窄的航道上行驶。
突然，船失去控制，向暗礁冲去。
危险！
此时，刚下班走上舱面的志愿兵方颖明，听到“舵机失灵”的呼叫声，顿觉不妙，不顾一切地转身跳下机舱，熟练地把电力舵改成人力舵将船稳住，并迅速准确地更换了电舵机里的电压线圈。
前后只一刻钟功夫就排除了故障，使船安全驶出狭窄航道。
船长周效武敬佩地说：“方颖明不愧是过得硬的操机能手。”
方颖明1971年入伍，到部队后当了一名船艇上的机电兵。
机电这个专业技术性强，方颖明只读过一年初中，喝这点墨水能胜任吗？
当他第一次单独在机舱值班时，就遇到了机器故障。
方颖明检查了很久，也没找出毛病。
他明白，没有过硬的操机技术，要是在复杂海区航行时机器出了故障，后果将不堪设想。
打那以后，方颖明一头钻进机电理论中，几乎把空余时间全用上了，不懂的就请教。
他先后读了《船艇辅机》、《内燃机》、《柴油机修理知识》、《柴油机原理通俗讲座》、《实用电工》等几十种专业书，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
经过刻苦努力，方颖明在大队专业理论考核中，次次名列前茅。

厚实的理论根底，为操机创造了条件。
十四年来，方颖明先后到九艘船艇上工作过，操作过四种不同机型的船艇，遇到大小故障几十次，都没被难住过。

一次，N2203艇奉命到某岛接送一批观看军事演习的营团干部。
当艇在调头时，左主机突然不能启动，机电长忙活两个多小时也没查出个所以然，艇长急得团团转。
恰巧这件事被停靠在一起的N2207艇上的代理机电长方颖明知道了，他穿上工作服，迅即来到N2203艇机舱。
问明情况后，他用食指压一下电动马达开关，机器毫无反应，于是他肯定地说：“是继电器的毛病！”
经拆卸检查，果真是继电器触点被烧坏。
故障很快被排除，N2203艇又开机启航，按时将人送到了目的地。

（谭建国 张卫矩）

作者：廖光声

在杭州市留下中学的教室里，学生们端坐桌前，个个瞪大眼睛，屏声静息，正在聆听着一位女同学朗读从老山前线寄来的一封信：

“我们是坚守第一线阵地时间最长的连队。
全连已歼敌一百零七名，我们班毙敌十七名，我也亲手打死打伤敌人九名。
上级给我记了二等功……”
读信的同学叫廖丹，信是云南边防某部六连班长王健根于大年初二，蹲在猫耳洞里写的。
三天前，她一接到这封来信，就马上展读：“我们今天蹲猫耳洞，为的是让千家万户住上安静舒适的楼房；
我们今天咽酸菜、啃干粮，为的是祖国人民过好日子。
战士的幸福在哪里？
在千家万户安宁团聚的欢乐之中。
“她读着这样感人的话语，泪水润湿了眼睛。
她把信拿给班主任看，由班主任安排了这次“老山来信朗读会”。

“我目睹了这样一位战士。
在夜间攻打无名高地时，敌高射机枪、重机枪子弹密如雨点，他象猛虎一样直冲上去。
突然，一发子弹贯穿了他的左腿，他用急救包简单扎上，一步一步地艰难爬行。
快到山顶时，又一发子弹穿进了他的右胸，只见他一个跃身扑向敌群，拉响了最后一支爆破筒。
我们的勇士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革命战士崇高的爱国主义壮举，在逐渐成熟的中学生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散会了，学生们议论纷纷：“前线战士真勇敢，他们的行动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我们今天能安安静静地读书，是勇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
（廖光声）

作者：邓文方

考察船队到达乔治岛后，接连碰上几个好天，风力多在四五级以下。
民防湾里微风习习，碧波荡漾。
有的说：“这个被称作‘世界风极’的南极，也不过如此，并不象书上说的那么可怕。”
今年1月4日，我随突击队员乘小艇到乔治岛抢修考察站装卸码头。
开始，海面轻风徐徐，水平如镜；
不多会，狂风卷着暴雪铺天盖地而来。
顿时，海上巨浪翻滚，天空雪粒横飞，整个乔治岛变得混沌一片。
这股从南极大陆卷来的凶猛风暴，带来了袭人的寒气，气温在急剧下降。
风雪中，水兵们依然喊着号子，站在没腰深的海水里，固定码头钢架。
汹涌的海浪劈头盖脸地向他们袭来，个个衣服被打得透湿，冻得浑身打颤。
他们说：“今天才尝到了南极风的味道。”
象这样的暴风雪，连续七天。
考察站上临时搭起的帐篷不少被吹倒，刚刚建起的码头有的地方被大浪打坏，船上的小艇放不下，人员不能上岛。
大家心急如焚，每天早晨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气象情况。
气象组的同志向大家介绍说，南极是世界上风暴最频繁、风力最强的地区，一连十天的大风是家常便饭。
据澳大利亚莫森考察站二十年的资料统计，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日就有三百天，沿海地区地面风速经常达到40—50米/秒。
法国观测站在1951年2月22日曾测到最大风力92.6米/秒，是目前为止世界记录到的最大风速。
风暴经常伴随着强大的旋风，形成一百多米高的风柱，可以把三四百斤重的大石头吹得满地乱滚。
1901年到1903年，德国考察队曾到高斯贝尔山区进行考察。
当时队员们在山的西北坡上树了一块石碑，碑身用南极大陆最坚硬的晶岩做成。
可是，1957年人们再次到那个地方时，发现石碑在风的长年侵蚀下，外表的孔穴深度达五至七厘米。

科学家们认为，这里多风的原因，与南极大陆中间高、四周低的地形有关。
内陆空气遇冷收缩，比重加大，这种又冷又重的空气，从南极大陆中部高原沿斜坡向四周活动，到了沿海地带，地势骤然下降，寒冷的气流象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形成极大的风暴。

1月9日，我们又一次领教了南极风的厉害。
这天中午，乔治岛海域风力骤然增至十一级。
暴虐的狂风打着尖厉的呼啸，夹着大雪，向J121船扑来，巨大的船体在剧烈抖动，发出嘎嘎的响声。
海面的浪花把民防湾染成一片雪白。
突然，正在值班的雷达班长王录信，发现荧光屏上的船位在向后漂移。
“不好，船脱锚了！”
他立即向指挥员报告。
强大的风力推着万吨巨轮继续向礁石冲去，万一撞上，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副船长何应启果断地发出脱锚警报。
正在午休的水兵们，从各个住舱飞快跑向战位，不到一分钟，主机启动，锚已离地。
巨轮顶着呼啸的暴风雪，缓缓驶出民防湾锚地。
港外，狂风咆哮，巨浪滔天。
巨轮只能顶风航行。
浪借风威，不停地扑向船头，巨大的船体，不停地跳动。
就这样，我们和狂风恶浪“顶”了十八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风力逐渐减退了，才重新返回民防湾锚地。

作者：叶昌柱
栏目：军事纵横谈

近日读《聂荣臻回忆录》，有这样一个细节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际，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向准备东渡黄河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抗日先锋军发了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聂荣臻的一只旧表，于是成了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渡河行动的标准表，聂帅在他的回忆录中风趣地说：“毛泽东同志和我开了一次玩笑。”
这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玩笑”。
当时，戎马倥偬，战事频繁，装备简陋，特别强调“统一”，不“统一”，自己就无法生存，也无法战胜敌人。
那次东征就强调了三个“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统一。
统一计划、统一指挥比较好说，统一时间也应当是不困难的，可在当时竟成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作战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
那时又不象现在可以通过广播校对时针。
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发生争执。
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提早到达哩！
为了防止扯皮，规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
当时，部队中还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说，谁的“官”大谁的表准。

列宁在《革命军队的任务》一文中写过这样的断论：“迁延、争执、拖拉和犹豫不决，就是起义事业的灭亡。”
战争的胜利常常藏在一方的领导者最大的果断性之中。
当时，毛泽东同志对东渡黄河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出他的最大的果断性。
在“快慢不一”又无法“校对”因而容易“发生争执”和“扯皮”的“破旧表”面前，他果断地提出了“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这样，从战斗行动开始，就在“统一时间”的问题上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迁延、争执、拖拉和犹豫不决”，保证了东渡黄河的圆满成功。

“统一”出战斗力，作为计时工具的表的速度有快有慢。
不论“统一”到“快”，还是“统一”到“慢”，都能达到“统一”的效果，这就不必劳神费力地展开一场是“快”对还是“慢”好的争执。
因为这里的“劳神费力”，对于“统一”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推而广之，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在时间变得特别金贵的今天，我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不是也应当尽量避免毫无实效的清谈和议而不决的空论吗？
那种把毫无积极效果的“七嘴八舌”看成“绝对正确”的观念，是否也需要改变一下呢？
我看，在许多必要的情况下，倒是需要大胆地尝试一下“以×××之表为准”、“以×××指挥为准”、“以×××计划为准”的提法，以廓清某些糟糕透顶的空耗时间的“扯皮”。
这样做，难免会引来“谁的‘官’大谁的表准”一类的“俏皮话”；
不过这也无妨，战争年代的经验早已经赋予这一类“俏皮话”以不容置疑的正确含义。

作者：段焕竞
栏目：长征

清明时节，我又一次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祭奠亲密的战友——原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同志。

我默默地伫立在他的墓前，泪水模糊了双眼。
敬爱的刘培善同志，您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您的英灵，永垂不朽！

从雨花台归来，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那是1968年5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闷热，政治气候更是闷人，祖国的大地处于一片动乱之中，生活在发生着畸形的变态。
我正坐在沙发上沉思，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一位老战友从北京打来电话，沉痛地告诉我：“刘培善同志去世了……”
噩耗传来，悲痛和愤恨的心情使我怒不可遏。
嫉恶如仇、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刘培善同志，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迫害，含冤而死了。

刘培善同志含冤去世后，毛主席过问并作了指示，周总理亲自处理后事。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周总理对刘培善同志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提到了顽强坚持湘赣三年游击战争的功绩。
党中央决定追认刘培善同志为烈士，骨灰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同年8月13日，毛主席接见几个军区的团以上干部时，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亲切接见了刘培善同志的夫人左英同志。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福州军区党委，于1978年5月24日为刘培善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岁月流逝，刘培善同志离开我们十七年了。
但他的音容笑貌，严肃、刚毅、坚强的神态，使我不能忘怀。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我们湘赣边区的主力六军团也先期北上，只剩下三千人左右的红军游击队，留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敌人以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发动疯狂的“围剿”，“移民并村”，“五家连坐”，进行严密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妄图困死我们。
当时战斗频繁，物资匮乏，生活非常艰苦。
在残酷的斗争中，包括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民在内的许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也有些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考验，脱离了革命，有的甚至成了可耻的叛徒。
特别是原省委书记陈洪时投敌叛变，给革命斗争造成很大危害，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同党中央联络的唯一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坏了。
在这关键时刻，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同志挺身而出，高举起湘赣边区的革命红旗，在1935年7月召开了有四十多人参加的棋盘山会议，成立了湘赣边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部队整编成六个大队。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初次见到了刘培善同志。
当时，我和谭余保同志正在谈工作，忽听见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了。
我抬头一看，一位头戴八角帽，身穿灰色列宁装，面色黑里透红的瘦高个子走了进来。
谭余保同志立即站起身向我介绍：“这是挺进队政委刘培善同志。”
我以钦敬的眼光望着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你在陈洪时投敌叛变时，坚决挫败了他的诱骗，机智地带领挺进队迅速转移，为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

会后，我们俩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散步谈心，兴致勃勃地回味着谭余保同志在会上那斩钉截铁的话：“只要我们党还在，我们的红军还在，湘赣边区的革命红旗就永远不会倒。”
这些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谈话间，刘培善同志对革命充满着乐观、坚定和必胜的信念，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真是相见恨晚啊！

棋盘山会议以后，我和刘培善同志一起在游击司令部工作，他任政治部主任兼一大队政委，我任参谋长兼一大队队长。
我们在以谭余保同志为核心的湘赣边省委的领导下，坚持了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俩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给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他对我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部队每到一地宿营，他总是要我好好休息，自己却亲自查铺查哨。
记得打完江西安福县洲湖那一仗，我们刚撤到谷源山，就遭到敌人的追击。
我在战斗中腿部负伤。
他见了十分痛心，当即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然后亲自用担架抬着我，爬山涉水，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刘培善同志带领大家在毛竹搭架、杉树皮盖顶的棚子里，办起“列宁室”，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古田会议决议”等著作。
他还经常给大家上政治课，讲解革命道理，针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运用生动的事例，阐明革命必胜的光明前途，痛斥敌人招降诱降的卑鄙阴谋。
他那声音洪亮、语气坚定、有条有理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游击战士的心，更加坚定了大家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在战斗间隙，他还经常组织教唱红军歌曲，开展体育活动。
在他的教育下，战士们的觉悟提高很快。
他既重言教，更重身教。
要求下级和战士做到的，他总是自己首先做到。
他和战士们一起睡草棚、吃草根。
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哪里有枪声，就出现在哪里。
记得有一个夜晚，他和我带领一百来个战士，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八十里，袭击敌人重镇洲湖。
他的大腿被藤刺割破了，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一直走在部队的前面。
战斗打响后，他带领二、四大队包围了岗楼里的敌保安中队，并第一个冲进去，大喊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
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个个英勇杀敌，很快就解决了战斗，缴获了大量武器，活捉了国民党的安福县长和区长。

刘培善同志关心群众，爱护同志，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1935年12月，红五团突围被打散，一部分同志找到刘培善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他们，把挺进队仅有的一点大米给他们煮粥充饥，匀出经费、武器支援他们，使他们感到革命队伍中阶级友爱的无限温暖。
由于当时敌我斗争的残酷性，革命队伍里容易出现“左”的情绪，战斗失利时，往往有的同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处理。
遇到这种情况，刘培善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保护同志，身受其惠的刘群（宝禄）、彭寿生同志至今谈起这些往事迹念念不忘。
1942年底，我们十几个同志在刘培善同志的带领下，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从江苏东台到涟水县北时，遭到日寇的包围。
突出敌人的包围后，他得知三旅政委卢胜和我的爱人李珊还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就一边指挥大家转移，一边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敌人的包围圈，把他们救了出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每次打仗，他总是到前沿阵地，亲自向部队作动员，找战士促膝谈心。
当战斗打到最艰苦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部队打了胜仗，他用“骄兵必败”的教训来告诫大家。
战斗结束总结评功时，他总是把荣誉归于大家，而对战斗中的失误，则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

刘培善同志非常重视做群众工作，经常教育大家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强调群众是革命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没有群众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坚持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他经常随部队分散下去，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
1935年初，湘赣苏区被敌人占领，党组织被破坏。
刘培善同志带着部队在莲花、茶陵、宁冈边界地区挨家挨户地做群众工作，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农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将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物资分给贫苦群众，使红军同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
为了支援革命，群众总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情报，送粮食，掩护部队转移，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发展。
在战争年代里，他始终把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看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深入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调查民情，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主张，和战士一起帮助群众修房种地、挑水拾柴、打扫庭院。
他还特别重视教育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

刘培善同志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有勇有谋，具有军事指挥才能。
他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在战斗中灵活运用。
1937年秋，陈毅同志奉党中央命令，来到我们湘赣边区。
后来将我们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王必成同志任团长，刘培善同志住团政委（当时对外称“副团长”），我在一营当营长。
每次打仗，他总是跟随我们部队，一起制定作战计划，一起率领部队英勇作战，在茅山、姜埝、扬中等地，狠狠地打击敌人，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
我军驰骋于大江南北，威震宁沪杭，“老虎团”的威名使敌伪丧胆，使军心民心振奋，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刘培善同志指挥作战重视从实际出发，能根据不同时间、地点和作战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他非常尊重军事干部，每次战斗前，同军事指挥员一起进行周密细致的研究，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经常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
1940年9月，陈毅同志决定攻夺姜埝，消灭敌人的保九旅，开辟粮源。
我军准备用两个纵队的兵力攻击姜埝，由王必成同志和刘培善同志率领第二纵队担任主攻。
刘培善同志了解到姜埝不仅有敌重兵把守，而且碉堡成群、电网密布，就提出从二团挑选优秀干部战士组成“勇敢队”，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守，先占领发电厂，切断电源，使敌人的电网失去作用，让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封锁线，直扑保九旅旅部，以减少部队伤亡。
王必成同志接受了他的意见，发动攻击后不到两天时间，姜埝一千多顽敌就全部被歼灭了。

刘培善同志在战斗中善于果断地处置紧急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
1940年10月5日黄桥战斗时，他和王必成同志率领二纵队在黄桥北面阻击敌三十三师的突围。
深夜三点，战士们正在酣睡，敌人突然象困兽一样，朝我们的阵地猛扑过来。
在这关键时刻，刘培善同志立即命令部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并和王必成同志一起亲临前沿阵地，沉着地组织部队进行阻击。
经过一场恶战，敌三十三师被我军迅速歼灭。

1945年9月，“七大”之后，毛主席由陈毅同志陪同，在延安枣园亲自接见了我们原坚持湘赣边斗争的十几位同志，肯定了大家坚持湘赣斗争，保存革命力量的功绩，勉励我们为贯彻七大路线、解放全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同年底，我们跟随陈毅同志一起回到华中地区。
刘培善同志先后任华中七纵队和华野十纵队政委，三野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我们一起参加苏中的七战七捷和淮海战役，在横渡长江，攻克上海，占领福州，解放厦门等战役中一直并肩战斗。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几十年相处，使我们俩心心相印，我对刘培善同志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他好胜心强，有时候态度过于严肃，性情有些急躁。
他对部属要求严，然而对自己要求更严。
他当面批评起人来常常很严厉，但在背后却常常讲别人的优点，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同样能信任使用。
他胸怀坦荡，刚正爽直，待人诚恳，从不背后议论别人是非。
他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化。
他顾全大局，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从不计较个人恩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晚上，我们俩在一起开怀畅饮共庆胜利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总算看到了这一天！”
我完全理解他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是啊！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多少危难挫折，终于胜利了。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有多少亲密战友，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是他们用生命开辟了解放的道路，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在祖国大地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我们是幸存者，每一个还活着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要忘记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

刘培善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可以告慰他英灵的是：我们党彻底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
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作者：勇畅
栏目：长征

电视屏幕《为您服务》节目时常播映一些裁制服装的画幅：只见心灵手巧的师傅，为顾客上下左右精心比量，然后剪裁，缝制出型号合身、款式新颖的衣服。
顾客穿上新装，无不精神抖擞，喜形于色。

现在进行各项改革，和裁制衣服颇有相似之处。
革旧换新，除了个别古董以外，谁不喜爱？
岂止喜爱，而且希望加快。
眼下最流行的语言，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体现在生产、工作以至日常生活上，就叫做“高效能，快节奏”吧！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气：遇事敷敷衍衍，办事拖拖拉拉。
今日事，不是今日毕，而是不计时日，一拖再拖，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这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同高速度、高效能的现代化生产的节奏，同瞬息万变的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要求极不相称。

不过，在强调高效能、快节奏的同时，切要注意不可毛毛糙糙，卤莽从事。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七次量衣，一次裁衣”，具有一定的哲理性。
做一件衣服，尚且需要量“七次”，何况从事一项重大改革呢？
即使经过反复的论证，有了比较合理的改革方案，在执行当中，也还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量体裁衣”，绝不能“一刀切”、“一锅煮”、“一阵风”。
我国幅员之广大，各种条件层次之繁多，实为世间所少有。
办事情，搞改革，如果按照一个模子、一个尺码去硬套，就非碰壁不可。
况且任何一个较好的方案都需要靠实践来检验，靠实践来完善。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实际情况证明，非改革不可，这是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具体怎么搞，工作是艰巨、复杂的，必须全面、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精心、细致地进行指导。
一方面，决不能因为在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就动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
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要求作战一样，“战术上要重视”。
中央最近作出的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经过调查，试点，多次座谈，十易其稿”才形成的。

我们军队也面临着体制改革等项艰巨的任务。
借用孙子的话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待这样一个关系一国安危的大事，我们既要抓得很紧，又绝不能卤莽从事。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曾经指出，进行改革，宁肯工作细致一点，调查研究多一点，让部队的同志多提些意见，集思广益，作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再雷厉风行地执行，这比那个匆匆忙忙要好得多。
我们应当认真领会这个精神。

现在春天到了，人们在换装，庄稼在换季。
扩大到社会生活，体制在改革，观念在更新。
即景生情，谨抄录古诗一首，以共勉之：

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

所施不卤莽，其报必有余。

作者：筱谷
栏目：长征小小说

一年前，报社约我写一篇有关两用人才的报道，我便很自然地想到了他——我们师炮团指挥连的一个技师。
那时，他就已经革新成功了七八种训练器材，还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这样的事迹，是很好的素材哩。
可是当我采访他时，炮团的张副政委却阻止了我。
他说：“这人有点小聪明，但狂妄、自大，花花点子太多，脱离群众，个人主义严重。
给他登报，尾巴会翘得更高。
我们党委研究过了，对他还是不报道的好。”
我便依了张副政委的话，没有再去采访他。

谁知过了一年，情形发生了变化。
有一天，上级打来电话，说这个技师的革新不简单，已经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
说领导机关已经研究决定，要给他记功、晋级，还要发给他一笔数量可观的奖金。
重视人才，大势所趋，这回总该好好报道一下了吧。
于是，我又来到了炮团。

这时，张副政委已升为政委。
我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对我说：“是呀，人才可贵，应该宣传，我们非常拥护上级的决定。
这次，团党委下了决心，给他拨款，给他配助手。
……噢，我们可以想办法派人去做做他的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他回原单位多做些贡献。”
“怎么，他不在团里？”
我有些惊讶。

“唉，三个月前，我们已经把他调走了。”
我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作者：胡世宗
栏目：长征文苑之英

继前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近七十万字的《关东传奇》（上、下册）之后，去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章回体长篇小说《关东演义》中的三部长篇小说：《草头屯恩仇》、《东北王世家》、《关东城播火》。
这套系列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并引起了行家的重视。
人们觉得这些演义小说有新鲜感，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在力求出新。

这套演义小说的作者，是沈阳军区空军创作组年近花甲的创作员杨大群。

杨大群是辽宁新民县巨流河乡人，1948年参加革命部队。
曾在吉林大学行政系读了两年书，没等毕业就到了朝鲜战场；
五十年代曾以发表《小矿工》引人注目。
近年来，他致力于演义小说的创作，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过去的演义，多是写帝王将相，杨大群写的演义却以工人、农民为主角，写了从清末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的英勇斗争。
杨大群告诉我：史料记载，1923年东北就有了共产党。
到1929年，已建立三十多个支部，刘少奇、罗登贤、陈潭秋三位政治局委员都到东北工作过，这三位党的领导人的形象，在书中都有生动体现。
杨大群的演义小说继承中国传统演义小说的手法，还吸收外国小说中看似与演义小说不谐调的意识流等某些手法。
这部演义小说计划共写九卷，三百个回目，近四百万字，人物大大小小有名有姓的达五百多人。
不仅写中国人，还写到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希特勒、东条英机等外国人，并且这些人物是作为书中的艺术形象去刻画的。

杨大群肩宽腰阔，乍看象一座铁塔。
他每天还坚持锻炼身体，执笔写作时一丝不苟。
过年过节，家中来了客人，家里人去接待，他仍然埋头著作。
我在他家里看到了他那巨量藏书，竟有两、三万册之多！
他曾出版过三个短篇小说集，一个中篇小说集。
他计划中的“北方江河三部曲”，已出版了《鸭绿江传》和《西辽河传》。
他还准备写出《黑龙江传》。
这三部曲，是他对哺育他成长的东北大地和东北人民的奉献。
他的创作这么勤奋，产量又那么高，难怪别人要称他是一位愿干“重体力劳动”的作家了！

作者：张凤雏
栏目：长征

走进首都民族宫二楼东展览厅，迎面是醒目的前言：“正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两周年之际，我们举办了首届金盾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
这些展出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武警部队的战斗生活和精神生活……”
武警部队政委李振军的短联“铸盾”、“奋进”，政治部主任龚杰的条幅“江山如此多娇”，仿佛给这次展览打下了底色。
绝大多数出自武警部队业余美术爱好者之手的作品，既反映了边境哨卡的特色，又留下了城市执勤的剪影，使人感受到武警部队指战员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节奏。

请看油画《祖国之晨》，鲜艳的五星红旗覆盖了画面的主要部分，武警战士庄严地站在华表下，注目红旗迎着晨曦冉冉上升。
我们的武警战士迎来了祖国的早晨。
油画《这里通向全世界》，画面洋溢着强烈的国际主义友情：女边防检查员面带微笑，送国际友人步入候机厅，一个金发小姑娘在即将离去的一瞬间，从母亲的怀里扭过身子，搂住女战士的脖子，在脸蛋上使劲地吻着——那亲昵的一吻多么传神地透出我们女战士为群众服务的高洁灵魂！

《水龙之舞》再现了消防战士手用的传水带，象彩绸一样翻卷自如，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用血汗凝成的娴熟技巧。
《柱石》则别具匠心地摄取了边疆哨卡执勤战士手持钢枪，身披风衣，脚踏巨岩的英姿，战士与巨岩浮然凝成一体，体现了一股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
再看看《人堤》这幅摄影作品吧：汹涌的洪水遮天盖地，武警战士挽臂并肩，用古铜色的隆起的肌肉筑起摧不垮轰不塌的人墙，保卫着堤坝。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作者们，感谢他们在生活的深处挖掘艺术和思想的瑰宝。
《台风过后》把我们带进美丽的台湾海峡：武警战士正往写着“基隆”号字样的台湾渔轮上装载绍兴酒、西瓜、淡水、食品。
画面上透出的海峡两岸情、血肉相连意，正是埋藏在我们武警官兵心底的殷切而强烈的愿望啊！

这些作品展出以来，不仅受到首都群众，而且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
一位加拿大医生站在摄影作品《扶伤》面前，看着正为群众动手术的武警部队医务工作者，指指画面，又指指自己，用生硬的中国话连连说着：“很好很好！”
几位日本留学生，还在书法展品前即兴挥毫，用中文写下“中日友好”大型条幅，赠送给展览厅。
这再一次说明，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所喜爱的艺术，是能够跨越国界的！

作者：尹石
栏目：长征

作者：苏闽
栏目：长征

碑文又叫墓表、墓志铭。
碑与“悲”谐音。
碑文，即悲往事刻文以纪念，或述逝者生平，或“表达其功美”。
据《文心雕龙》记载，此俗始于上古帝皇，兴于东汉：“自后汉以来，碑褐云起”，始以铜铭文，后以木，再后以石，经久如然。

我国许多文言墓表，大都由名家著文，书法家书写，匠人镌刻，因此往往是一种珍贵的文物。
汉赋学家蔡邕，就是一个写碑文名家。
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就收有一篇题为《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古今中外还有许多别具一格的碑文：古希腊著名数学家丢潘都的碑文，是一道有趣的数学题，让人们推算他在世的岁数，启迪人们继承逝者的数学研究。
俄国作家赫尔岑的碑文，却是罗列家庭的不幸——母亲、夫人、子女都死于各种危难中，碑文最后说：“他就只活了五十八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
他留下三十卷文集。”
人们看了，自然更加敬仰这位为人民创造精神财富的作家。
更为奇特的碑文，是用各种符号象征逝者的品德和生者的哀思——宋代著名女词人朱淑真的碑文是一首“圈儿词”，即除了两个月牙形图案外，全是个数不等的一行行圈圈。
原来，朱淑真的新婚丈夫是个重财郎，经商久别，她在病中只好画圈圈，表达思念，词曰：“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
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
……说不尽的相思情，一路儿圈到底”。
丈夫回家时，看到妻子已死，便把“圈儿词”刻作碑文。

作者：罗庆朴/王复羊
栏目：长征无花蔷薇

工资要改革，

是官钱才多，

大家都有份，

谁也别眼热。

食堂大老王，

勤恳在工作，

烧火十八年，

奖状一大摞，

提个副科长，

才能发余热。
……

小王正年轻，

头脑很灵活，

文化虽不高，

会搞“关系学”，

调出传达室，

主持供销科。
……

举俩小例子，

各位细琢磨，

只要安排巧，

人人有官做。

不是放空炮，

马上发表格，

大家好好干，

到时凑几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