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贺培/董祥起/赵建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1月23日，在济南军区团长集训队结业会上，一位团长高兴地对记者说：“这次学习使我认准了一条理，更新知识结构，跟上技术革命新潮流，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靠吃老本，团长没法当下去了。”
济南军区于1月6日至23日组织各部队的团长在陆军学校学习现代科技新知识、新技术，帮助团长们了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
他们通过听专题报告、参观自动化设施、上机操作，使团长们大开眼界，感到形势逼人，现状急人，必须尽快改变指挥员知识老化和知识面窄的状况。
团长杨兴涛说：“以前我认为计算机的应用，只不过是方便了参谋人员，缩短了时间。
指挥员还是离不了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口述命令这一套。
现在才明白，现代战争的情况来源、消息传递、命令下达，手段方式都将是全新的。
不懂得新知识、新技术，就无法实施指挥。
前不久，我们团参加上级组织的军事演习，在选择指挥所位置时我按照常规，看中了一个山沟，结果接收不到上级新式电讯信号，只好重新选点开设。
现在我们团和地方院校合办电子计算机集训班，我要第一个报名，去好好学习这门技术。”
1979年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唐团长，回忆起当初由于不懂红外线原理，上级发给的新装备不会用，眼睁睁地看着发挥不了作用，他说：“尽管现在我们的装备还没完全更新，但我们宁肯学了知识等装备，决不能来了装备再学习。”
他准备回去以后，要以这次学习的内容为线索，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学习有关专业知识。
参加集训的团长大部分进院校学习过，有一定基础，不同程度地存有还能顶一阵的想法。
这次学习后，大家深感凭原有的知识远远不够了，那只是继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基础和有利条件。

（本报通讯员 段贺培 本报记者 董祥起）

作者：王洪山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围绕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军委座谈会的精神，调整学习整党文件的内容——这是武汉军区第二期整党单位的一条做法。

1月7日至23日，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同军区整党办公室的同志，到第二期整党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到第二期整党遇到一些新情况：有些同志理论根底浅，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理解得不深透，还存在模糊认识；
有些同志对军委座谈会关于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猜测议论较多，思想有波动；
还有些同志对原先规定的整党文件感到学过了，浅尝辄止。
他们通过研究，决定围绕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军委座谈会精神，把学习文件的内容作一些调整。

一、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学习内容。
他们把《决定》作为整党学习的重点文件，着重理解关于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和国家领导经济职能的改革等章节，并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学习辅导。
现在，有些单位邀请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进行学习辅导。
某军党委通过学习，提高了支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自觉性，提出不准钻经济改革的空子，并下达十二条具体规定，制止了倒卖计划物资做生意、放干部战士外出做生意、擅自动用战备车辆做生意等新的不正之风。

二、围绕军队体制改革增加学习内容。
他们把贯彻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精神作为整党学习的重点，引导大家提高对军队体制改革意义的认识。
并付诸行动。
现在，全区已撤销了六十五个非编机构。

三、对原先规定的整党文件进行精选，突出学习重点。
他们对前段未整先学的整党文件，不要求重新通读，而是以贯彻两个会议精神为主线，列出三至四个专题进行选学。
如某军党委机关围绕如何理解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精神这个专题，选出了邓小平、杨尚昆同志的八篇文章进行学习讨论，进一步解决了对体制改革的模糊认识。

（本报记者 王洪山）

作者：涂怀全/李成福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成都陆军学校党委从去年12月下旬整党一开始，就注意处理好整党和教学工作的关系，以整党促进教学，以教学检验整党，保证整党与教学两不误。
校党委根据学校的特点采取了一些措施：一、在抓好整党，学好文件的同时，每月召开一次教研室主任会议，专题研究教学改革问题。
二、整党期间，校、部两级领导干部每半个月到学员大队办公一次，解决学员队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三、教研室和机关的整党不搞“一刀切”，保证教员有备课和辅导学员的时间，教研室采取集中和教学间隙结合的方法组织学习整党文件。
四、提倡和表彰既积极参加整党，又努力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好人好事。

（本报通讯员 涂怀全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成福）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眼下，部队工作正紧，济南军区把所有的团长集中起来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十八天的集训，所学的知识和技术虽然是有限的，但是，这一学让团长们都着起急来，也就是提高了搞现代化的紧迫感。
这是当今作领导不可缺少的一种觉悟。
这种觉悟，就是对世界所的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战争新特点的透彻了解，对自己现有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的差距的清醒认识。
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言必称“当初”，掂来量去，总觉得自己还可以，谁要是提醒他，你的知识陈旧了，思想落后了，他还愤然不服，一点也不着急。

落后不可怕，最怕不着急！

这里，还要提出这么一点：学习现代科技新知识，不仅是军事干部的需要，也是政治干部的迫切需要；
而且在更新知识方面，不少政治干部可能掉得更远些。
请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张金荣/张应祥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通讯员张金荣、张应祥报道：1月22日，四辆崭新的中型吉普车披红挂彩装上火车，即将运往云南边防部队。
这是南京汽车制造厂全体干部职工捐赠给云南边防部队的。

南京汽车制造厂原是一个老军工单位，战争年代为部队修枪修炮，屡建功勋。
该厂转为地方厂以后，干部职工仍然关心着部队建设。
这次赠送的跃进牌越野汽车，是厂里近年研制成功的新产品，具有车速快、性能好等特点。

南京汽车制造厂负责人告诉笔者：工厂还将派出慰问组带上一批汽车零部件到云南边防部队慰问边防战士。
厂里共青团、工会、民兵等组织也正在积极准备，要在春节期间掀起一个拥军热潮。

作者：王玉方
版面：头版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洪学智代表中央军委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会上发了言。
四十多位代表向这次会议提交了他们撰写的三十多篇论文。

随着世界上生产的发展和长期的军事活动的实践，经济在国防、军事、战争中的影响和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国防经济学（或称军事经济学，战争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防与经济、军事与经济、战争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一门新的学科。
讨论会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加强国防建设，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坚持马列主义方法，结合我国建国以来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社会国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严密的论证和准确的表述，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经济学，回答和解决国防建设中的新问题，正确处理国防现代化和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系，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讨论会指出，由于经济在现代军事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由于现代一切军事活动包括作战、训练、科研、施工等，都必须讲求效益，因此，不仅要求经济学家和军队干部共同参与军事大事的决策，而且要求军人特别是干部，都要既懂军事，又懂经济，才能减少盲目性，使一切军事活动获得合理的军事和经济效益。
讨论会认为，动员更多的人员，特别是部队各级干部，积极关心和参加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才能起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也才能使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迅速发展起来。

作者：汤奋/张柏林
版面：头版

本报讯 1月10日，江西宜春军分区又有两个预备役训练基地建成。
分区王司令员高兴地对我们说：“训练基地的建成，使预备役训练开始走上正规化。”
过去，预备役训练由于人员分散，没有固定的场地和正规的训练设施，训练起来四处“打游击”，影响训练质量。
宜春军分区和宜春地委、专署联合作出决定，以县为单位，建立预备役训练基地。
全区共集资一百八十二万多元，划地三百七十多平方米。
到今年1月止，全区已建成五个训练基地，每个训练基地都有一套完整的训练设施，既能适应步兵分队训练，又能保障各种专业分队训练；
既能进行轻武器实弹射击，又能进行团属火炮的实弹射击；
既能进行各种专业兵种的基础训练，又能完成营以下分队的诸兵种战术合练。
在训练基地中，还有宿舍、教室、食堂等一整套生活设施。

由于预备役训练基地的建立，场地集中，人员集中，教员教材集中，器材保障集中，有效地提高了训练质量。
丰城县预备役团以营为单位分批进点轮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他们配合野战军进行多课题检验性演练，受到了军区和省、地领导的赞扬。
（汤奋、张柏林）

作者：梁春亭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军区某坦克师把训练改革成果运用到实兵实车演习中，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检验和完善了改革成果。
一月中旬，沈阳军区装甲兵部领导同志观看演习之后，肯定了这一做法。

这个师有二十多项训练改革成果被上级肯定，其中两项被总部推目还没有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进行检验。
冬训开始后，他们决定把平行展开作业法、战斗车辆分级组网沟通法等项改革成果，搬上演习场。

这些改革成果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首长指挥效率和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某团采用各级平行展开作业法，把以往完成一级战备所需的一天时间缩短到三个小时。
师团首长实行“动中指挥”，减去了转移基本指挥所的程序，解决了转移指挥所带来的目标易暴露、指挥长指挥更加稳定、可靠、灵活。
同时，近似实战的实兵演习，为完善和发展改革成果提供了依据。
如分级沟通坦克电台通信网路，原来是在单一兵种中运用的，现在坦克师增加了装甲步兵和炮兵部队，重兵器的协同问题比较突出。
他们带着这一新情况，边战斗、边摸索，丰富了诸兵种电台协同的经验。
（梁春亭）

作者：李文朝/董祥起
栏目：鸡毛信
版面：头版

本报济南1月28日电 通讯员李文朝、记者董祥起报道：在济南军区27、28日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和授奖大会上，新老作者欢聚一堂，研讨军事文学如何适应伟大变革的新形势，如何使军事文学创作进一步开拓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济南军区军事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李存葆、李延国、李荃等一批文学新秀脱颖而出。
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路魂》，中篇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等作品，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近三年来，全区发表的文学作品达三百七十多件，有五人被全国作协吸收为会员，李存葆在新近结束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会议期间，济南军区政治部领导同志到会讲了话。
李存葆、李心田等十几位同志介绍了创作经验，表示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生活，深入部队，为当代军人塑像，写人民军队之魂，以适应伟大变革时代的要求，向广大干部战士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政委陈仁洪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授奖大会，并向三十一件优秀作品的作者颁发了第二届“济南军区文学奖”。
李存葆同志荣记二等功。

作者：西耘/应武
栏目：鸡毛信
版面：头版

本报南京1月27日电 通讯员西耘、应武报道：南京军区总医院在肠瘘治疗方面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在昨天召开的鉴定会上作出的结论。

鉴定会上出示的资料表明，国内外肠瘘死亡率在七十年代前为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左右，目前为百分之二十左右。
南京军区总医院从1971年至现在收治的三百一十八例肠瘘病人中，死亡率仅为百分之九点七。

肠瘘是一种常见的疑难病症，它是由于外伤、肠胃手术等原因，使肠壁破损造成肠内物质直接漏到腹腔内或经腹壁与外界相通，患者十分痛苦。
南京军区总医院以腹部外科主任军医黎介寿为首的研究小组，经过十四年的潜心钻研，创造出一套系统的肠瘘治疗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水压法治疗管状肠瘘等最新成果。

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傅培彬、刘廷杰等教授建议，要大力推广南京军区总医院创造的肠瘘治疗新方法，为人类造福。

作者：彭跃根/王松涛
栏目：鸡毛信
版面：头版

本报济南1月28日电 通讯员彭跃根、王松涛报道：战士们的看书兴趣转移了——这是笔者日前在济南军区某团所见所闻中的深切感受。
在这里，“看书消遣”已成为过去，日见风盛的，是战士们把焦点牢牢地对向求知成才上。

这个团参加读书小组的战士有三百多个。
战士们最喜欢看哪类书？
星期天，我们来到三炮连，看到有的战士在看刊大、函大教材，有的在饶有兴趣地翻看无线电、机械修理等方面的书籍。
在收发室，我们查看了报刊征订统计表，一百九十七名战士订户，共订有二百九十六种报刊，多为知识、技术性较强的。

据驻地新华书店的负责同志介绍，武侠演义、惊险推理、爱情等具有明显消遣色彩的书籍，在战士中现在已很少有人问津，而无线电、机械、医疗、植物栽培等技术书籍，成了热门货。

作者：武将
栏目：鸡毛信
版面：头版

会议开始不久，负责摄像的同志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杨国宇。
这时，他面带笑容地对摄像的同志说：“我这个相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不要浪费了。
这个旧习惯也要改。
拍照是可以的，但是晃一下也就可以了，用不着照那么多。
讲改革，就要改这些问题，这就是不求实。”
在他旁边坐的一位老同志插话：“你不要这样批评，摄像的同志也很辛苦。”
杨国宇说：“我不是批评摄像的同志，我是说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不应该这样做。”

作者：范云国/宁东华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昆明军区后勤部第七四三三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984年总产值和利润比1983年翻了一番。

1982年以前，这个厂只有三个大专生，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
近两年来，这个厂积极采取措施培养和招聘人才：一是从干部和工人中选送基础好、有发展前途的同志报考院校、电大、函大学习；
二是向上级申请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
三是从外地、外单位招聘人才。
现在全厂工程技术人员中已有知识分子五十八名，其中从外地、外单位招聘的有二十八名。

这个厂对知识分子努力做到知人善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
到去年底，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就有十六人。
（范云国、宁东华）

作者：张艺学
版面：头版

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陈旭明（羌族），经常带领武装部同志到茂汶福利院做好事。
这是陈旭明在帮助八十三岁的老大娘绕毛线。

张艺学摄

作者：于天松
栏目：供您思考
版面：头版

很多同志谈到精简机构时，常常“该撤”“该减”，言词激昂，从而当减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态度就大不同了。
“减到别人拍手笑，减到自己哇哇叫”。

我军编制体制的改革，是提高战斗力的需要，势在必行。
但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倘若围着“私”字转，只能减别人，不能减自己，或是四方联系从撤销单位往非撤销单位调，捉起“迷藏”来，就很难把这项工作搞好。

减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怎么办？
是愉快服从，还是当“钉子户”？
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作者：张玉琢
栏目：供您思考
版面：头版

以面条作为病号饭始于何时，无从考证。
大概是由于战争年代条件艰苦，能吃上一碗面条就已经很不错了；
再者面条也确属软食，有易于咀嚼、消化等优点。
于是乎，面条为病号饭便几十年一贯制，经久不哀地继承至今。

其实，病者大多食欲不振，想吃之物也是甜、酸、苦、辣不尽相同。
由此联想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哲学观点，看来不管病情如何，一概用“面条”待之的方法是欠妥的；
再深思之，又想到改革，传统自从是要继承的，但如今条件已大不同于过去，将面条改成馄饨之类，也是可行的。
由病号饭一事推而广之，是不是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考虑呢？

作者：周国毅/邱利民

本报讯 去年12月29日，在广西边防某部召开的“双先”代表会上，被誉为战士“法律顾问”的一炮连战士徐增堂所作的“用法律知识启迪战友心灵”的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徐增堂入伍前是个初中民办教师，喜欢研究法律，曾在《武汉法制报》上发表过文章。
1983年11月，他入伍来到了广西边防。
小徐看到有些战友，常因法制观念不强，不懂法律知识，造成违法现象。
他想：自己对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应该用它来帮助连队搞好法纪教育，提高战友们的法律观念。
于是，他写信要家里寄来了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自费订阅了十多种报刊杂志，邮购了一些有关书籍，结合部队实际潜心学习。
他向师党委写了部队法制宣传与防事故工作的建议，经常给师保卫科办的《法制宣传》小报撰写文章。
他还主动为连队上法制教育课，用法律知识做好战友的思想工作。
副班长杨家祥和战友吕汉生开玩笑时动手打人，受到纪律处分，小杨认为对自己处理重了。
小徐把自己订阅的《民主与法制》、《法律与生活》等书刊给他看。
小杨看了有关文章有些开窍，主动找小徐交谈。
小徐耐心地和他一起学习刑法的有关条款，给他讲述了“判刑十二年，只为一支烟”等案例，使小杨很受教育，主动找连队干部承认了错误。

在河南某部服役的战士孙家龙，是小徐的好友，小孙家中来信说，他父亲为争晒场被人打伤，要他回家出出气。
他不懂法律，写信给小徐，让小徐根据法律帮他起诉对方。
小徐分析出事经过，翻阅了法律的有关条款，在回信中阐述了此事两家都有责任，提醒他要依靠政法部门按政策办事，以免把一般纠纷造成刑事问题，并寄给他两份报上登载的相近案例。
孙家龙回家后，按照小徐的意见，说服亲人打消了出气的念头，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处理，使矛盾得到妥善解决，受到地方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去年底，师党委通报表扬了徐增堂的先进事迹，给他记了三等功。
（周国毅、邱利民）

作者：保方清/季平怀

本报讯 到今年1月27日，兰州军区某师抓的“学生官带兵试点连”已满三个月。
师政委郑应龙不久前到连队作了全面考察，他高兴他说：这些“学生官”注重用知识带兵和科学管理，连队原先的后进趋势已经消失，向先进转化大有希望。

“试点连”有八名干部，除指导员贾宏志是从部队入军校的外，其余七名都是从地方考入军校毕业后分到部队的。
去年8月，已担任排长的雷普义、高宁生、魏茂生三同志致信师党委，表示愿意到后进连队去探索带兵之道。
师党委认为，现在“学生官”日益增多，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快成为带兵的内行。
于是，决定把工作较后进的某团一炮连让他们进行试点，由雷普义、高宁生、魏茂生三人分别担任连长、副连长、副指导员，又选了四名“学生官”担任排长。

“学生官”上任后，接连抓了五件事：一是制定了干部、骨干岗位责任制，改变主官包揽事务的习惯做法，一级抓一级，各司其职。
二是探索现代科学管理之道，逐步建立健全连队各项管理制度。
三是改革骨干使用方法，打破论资排辈，选了十二名军政素质好、文化程度高、管教能力强的战士担任正副班长。
四是改革旧的训练方法。
他们改革炮手和军马技术战术训练，仅二十多天，就使连队的两种火炮炮手能互换顶替，全连八项训练科目经考核都达到良好以上成绩。
五是改善连队物质文化生活，发挥连队军人委员会的作用，严格伙食管理制度，堵塞了各种漏洞，并新办了养鸡场、蘑菇种植室。
同时还开办了文化补习班，由干部轮流任教，传授知识，办了游艺室和阅览室，增订十多种报刊杂志。
现在，这里天天有歌声，每周有球赛，战士们心情舒畅，连队生机勃勃。
（保方清、季平怀）

栏目：编后

某师党委抓试点连，来探索培养“学生官”的经验，称得上是有识之举。
他们看到了部队“学生官”日益增多的趋势，有一种把“学生官”培养成军中骨干的紧迫感。
他们看到了“学生官”缺乏带兵经验的弱点，努力想办法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他们把“学生官”放到“磨刀石”上磨，这种做法很符合“实践出真知”这个唯物主义观点。

我们高兴地期待着这个试点连的“学生官”们取得长足进步，也希望各单位总结出更多培养“学生官”的好经验。

作者：伟曲
栏目：图片新闻

北空某场站战士杜永民努力钻研养鸡技术，积极办好养鸡场，从去年5月份的五百只蛋鸡，发展到目前的一千七百多只，每天可产蛋一百五十多斤。
去年9月份以来，除满足部队供应外，还支援地方鲜蛋一万四千斤，为部队盈利一万五千多元。
杜永民荣立了三等功。

伟曲摄

作者：谭军/荣洪

本报讯 空降兵某团从外单位调进的三十四名干部中，有十一名被选拔提升到各级领导岗位。

这个团对外单位调进的干部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量才使用。
团直属炮连副指导员许安是从陆军调入团里的战斗骨干，在准备提拔他时，有的干部有不同意见。
团党委认为，不管是本单位还是外单位调来的干部，只要具备条件，就应该同样受到重用。
许安被提拔为政治处组织股长后，大胆改革教育，他撰写的政治工作研究文章，被军、师转发，组织股也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学生官”谢天军从外单位调到这个团司令部当参谋，他的军事技术好，有组织能力，现已提升为连长。
（谭军、荣洪）

栏目：政治工作研究

战士的恋爱婚姻问题是终身大事，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成长进步，也影响着连队建设。
为此，我们对战士恋爱的心理作过一些分析，觉得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早找对象早定心”的心理。
这种想法主要是受社会上早恋早婚的影响，认为地方女青年谈恋爱比较早，如不趁早找一个，以后就要当“困难户”。
针对这种心理，要对战士们进行晚恋晚婚教育，讲清早恋早婚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引导大家不早恋、不早婚，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

二是“服役期间好找对象”的心理。
有这种心理的大部分是农村籍战士。
对他们既要支持找对象，又要教育他们不能把军人的荣誉作为索取爱情的“资本”，更不能在找对象时炫耀自己。
应该告诉他们对女方要诚心诚意表明自己的优缺点，以诚相见，从而获得真正的爱情。

三是初恋后的变态心理。
这种心理主要表现为心情舒畅或心神恍惚，但都不会长久，一段时间后又转入正常。
心神恍惚产生于初恋后的离别，对此要做开导工作，使他们懂得爱情和革命工作的关系，防止他们因恋爱问题情绪波动，导致工作中出现差错。

四是急于求成的心理。
产生这种心理的主要是大龄青年，他们大都显出寡言少语、暗中焦急的神情。
对于这些战士，一方面要做好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相信“好战士自有姑娘爱”的道理；
另一方面要主动与战士家庭、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帮助牵线搭桥，还可以帮助他们在家乡的报纸杂志上登征婚启事。

五是恋爱中遇到波折而产生的忧郁心理。
造成恋爱中的波折，起因是多方面的，有男方的问题，也有女方的问题；
有思想问题，也有经济问题；
有家庭问题，也有社会关系问题等等。
遇到波折后的战士都有一些伤感，因此首先要弄清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做好思想工作。

六是失恋后的痛苦心理。
失恋使一些战士悲观失望，以致精神不振，胡思乱想，影响工作。
对于这样的战士，要满腔热情地开导，多举实例进行教育，多给他们一些休息时间，多同他们一起娱乐，稳定他们的思想。

七是想在驻地找对象的心理。
主要是家乡经济状况不佳，家里弟兄多，负担重的农村籍战士有这种想法。
他们担心退伍回去找不到对象，想在驻地找一个带回去。
对于这种情况，一要反复重申部队的有关规定，二要密切注视，发现苗头随时做好思想工作。
对于地方女青年主动求爱，也要注意做好她们的思想工作。

作者：蠡仁
栏目：知心话

下部队听到一桩事：战士小王收到一封反映母亲被邻居殴打的来信，于是谎称母亲病危请假回家，将邻居揍了个重伤致残。
公安人员问他：“你不知道打人犯法吗？”
他回答：“我只想出出气。”
“你这样做是要判刑的。”
他说：“我见村里人打架没有被关起来的。”
最后，小王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一个人犯了罪，受到法律制裁，他自己还不明不白，岂不可悲？
可惜，象这样的悲剧却时有所闻。

“法”的古写是个象形字，象一个独角兽，象征着它能分辨人间是非曲直，用角去触及理亏的人。
在法制不断健全的今天，每个战士都应当努力熟谙和掌握法律这个武器。
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要善于运用法律保护自己；
青年人气盛，容易冲动，更应当懂得一些法律知识，一事当前，多想想是否合乎“法”的要求。

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话：“不知者不为罪”。
这种观念并不完全对。
一个人触及法律，法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很少去考虑你“知”与“不知”。
我认为，触犯了刑律，那是“不知也为罪”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知法就一定会做违法犯罪的事，但是知与不知确是不一样的。
法律经常有“你不找法，法要找你”的情况。
如果知法，就能够自觉地守法，并有利于同违法现象作斗争。
当然，不能要求大家都象有的法官、律师那样，对法律条文倒背如流，这是难以做到的。
我想，如果你是近两年入伍的战士，我建议你不妨先在《宪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和《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等基本法律上扫扫“盲”，再结合实际学习掌握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

作者：吕友兆/苑德平

本报讯 去年12月20日，内长山要塞区党委作出决定，要求所属部队在新年春节期间，以山东省莒南县庄庄河东村热诚照顾战士侯传新的家庭、支持部队建设的先进事迹为教材，深入进行一次拥政爱民教育，激励干部战士在海岛安心服役，守好祖国东大门。

庄庄河东村地处沂蒙山区，有着光荣的拥军优属传统。
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新形势下，这个村的优抚工作更加落实。
这个村1982年入伍的战士侯传新，在入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爷爷、母亲、父亲相继去世，撇下十五岁的弟弟和十三岁的妹妹。
为了不影响侯传新在部队工作，村党支部和全村乡亲，对侯传新一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党支部书记热情地为侯传新的弟妹安排致富计划。
农忙时，党员带头为他家抢收抢种，团支部还集体捐款，热情地为他家打水井、建兔栏等，使小侯弟妹的生活安排得很好。

这一切，使小侯在部队工作很安心。
在军事训练中，小候为了掌握四○火箭筒打坦克的射击要领，利用节假日，在海滩上一练就是大半天，实弹射击取得了发发命中的优秀成绩。
连队担负国防施工任务后，他把又艰苦又危险的打眼放炮任务揽了下来。
一次，一排炮有六个炮没有响，为了排除哑炮，他扒开石渣取出雷管，掏出炸药，消除了隐患。
近三年来，侯传新三次受到嘉奖，一次被评为先进个人，荣立了三等功，并光荣地入了党。
（吕友兆、苑德平）

作者：罗政球

作者：陈玉先/吴名传/陈建明

1月1日下午，两只白鸽落在白雪皑皑的北疆军区某边防团禾角克边防站，“咕咕”地叫唤着。
战士们走近一看，只见一只白鸽拴着一封书信。
这是退伍战士周新生放信鸽回“娘家”给战友拜年来的。

这两只白色的信鸽，是去年从这个边防站退伍的战士周新生驯养的。
小周在服役期间，十分喜爱养鸽，并学会了一手驯鸽的本领，经常使用白鸽传递书信。
去年10月，周新生退伍回到距边防站三百多里的精河县，白鸽也随主人离开了边防站。
小周回家后，还时刻惦记着在风雪哨卡执勤的战友们。
新年到了，他给边防站的全体战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扎在白鸽的翅膀下。
去年12月29日放飞，信鸽飞越艾比湖，穿过阿拉山大风口，经过四天的飞行，元旦这天终于将慰问信预期送到了边防战友的手中。
（吴名传 陈建明 ）

作者：张彦欣

本报讯 广州军区某军用“以超补缺”的办法，解决部队干部既超又缺问题，收到明显效果。
到去年底，战备值班部队干部超编比例下降到5％，缺编比例下降到1％。

过去，这个军各个师的某层干部超缺悬殊，战备值班师大量缺编，其它师大量超编。
去年上半年，军采取“以超补缺”的办法，在全军范围内进行调整。
除个别需要提升补缺的年轻干部外，超编干部一律统一调整。
由于控制干部的提升和流动，削减非编单位占用的干部，因而大大减少了战备值班师缺编人员，达到了上级规定的比例。

在选调补缺干部时，各师严格把关，逐个审查，保证质量。
在最近一次补缺的八十七名干部中，二十八岁以下的六十五名，高中文化程度的五十四名，中专以上的三十名，既补充了值班师基层干部缺额，又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
（张彦欣）

作者：邱玲
栏目：新事新风

报上曾刊登过“才为媒”、“鱼为媒”的爱情故事。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画为媒”的真实故事。

去年底的一天，广西边防某部十四连炊事员刘振军收到家乡山东费县朱田区的一封来信。
小刘把信拆开一看，一幅油画展现在眼前：画面上一个年轻军人和一个女青年在倾心交谈，军人注视着女青年，女青年羞涩地低着头。
这幅画是从书上剪下来的，题目是《我爱你》。
画的右下角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刘纪英”三个字。
啊，原来这是一封含蓄的求爱信。
刘纪英是谁呢？

小刘是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了。
家里人为他的终身大事没少操心，托人介绍了几个，都没有成。
这天，一位邻村的女青年到小刘的姑妈家玩，在闲谈中，姑妈向她谈到了小刘的情况：他在边防部队当炊事员，立过三等功，考上了三级厨师，人品、长相都不错，可是介绍了几个对象，一听说他是个“火头军”，都不愿意干。
有人劝小刘早点回家找个好工作，小刘却说：宁肯打光棍，也要当好兵。
说完这些，小刘的姑妈向女青年打趣地说：“我看你们两个还挺合适。”
她红着脸跑了。

这个姑娘就是刘纪英，和刘振军是同学。
姑娘想：“难道当炊事员就低人一等吗？”
她反复思量，得到的答案是：当炊事员同样的光荣、可敬、可爱。
姑娘把那幅最能表达心愿的油画剪下来，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下自己的名字，一封特殊的求爱情寄出去了。

今年1月，刘纪英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部队看望小刘，两人都很高兴。
刘纪英鼓励他多想国家大事，当好义务兵，并和小刘订下了终身。
（ 邱玲 ）

栏目：编后

当前，基层干部既超又缺的现象在一些单位依然存在。
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根本措施是控制干部的不合理流动，树立编制就是法规的观念，严格按照编制配备干部。
“以超补缺”是对干部不合理流动的一种补救措施。
今年，不少单位结合整党，克限干部配备上的不正之风，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干部“上超下缺”和“城市超、边远地区缺”等一些老大难问题，促进了干部队伍建设。
广州军区某军采用“以超补缺”的办法，合理流动，保证战备值班部队基层干部满员。
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作者：张兆林

新三年，旧三年，

打打扫扫用三年。

作者：程平/李振云/许荣安/邱胜斌/林金荣/陈必凯/吴辰光/严峡/李振国/曹洁/曹明军/郭海燕/尹建
栏目：新闻集锦

退居二线的老年医务人员有用武之地

本报讯 江苏省军区所属医院成立医疗技术顾问组，让退居二线的老年医务人员继续发热发光。
许多老同志积极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
到去年底，他们共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著书三部，获南京军区科技成果奖一项，指导解决疑难病症一百二十余例，促进了医院医疗和科研工作的开展。
（陈必凯、吴辰光）

三炮连举办“同根摄影展览”
本报讯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驻守在福建前线黄岐半岛上的某部三炮连俱乐部里，干部战士和驻地台属、台胞一百多人，兴致勃勃地观看连党支部举办的“同根摄影展览”。
这次展览是连党支部为了向台属、台胞宣传中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对战士们进行和平统一祖国教育而举办的。
他们在干部战士和台属、台胞中征集了拍自海峡两岸的许多照片，选出五十八张，分为“祖国河山”、“台湾风光”等五个专栏展出。
（邱胜斌、林金荣）

某团新战士评选“优秀日记”
本报讯 济南军区某团为了鼓励新战士写好自己的历史，除了给新战士开办“怎样写好日记”专题讲座外，还在新战士中开展评选“优秀日记”活动。
评选时，先由每人宣读日记，然后大家按照日记的思想内容、写作技巧等进行讲评，最后由评委会确定入选篇名。
截止一月五日，他们已评选三次，共选出十三篇优秀日记。
（许荣安）

某团新批转的志愿兵个个都是“小能人”
本报讯 北京军区某坦克团严格遵照志愿兵批转标准办事，狠煞“走后门”和迁就照顾等不正之风，采取个人申请、领导提名、群众评议、技术考核等方法，确定转志愿兵的入选，提高了志愿兵的质量。
一月初，他们新批转的二十二名志愿兵，都是大家所公认的“神炮手”、“坦克通”、“车驾驶员”等“小能人”。
（程平、李振云）

某连把政治教育寓于文娱活动之中

本报讯 一月十日晚，某连俱乐部里击鼓传题文艺晚会开始了。
锣鼓声嘎然而止时，一张写有时事问答题的纸条传到了一排长张庆林手中。
他马上站起来认真地回答，否则就要被“罚”表演文艺节目。
这是这个连为搞活政治教育采取的一种方法。
去年，他们先后出了一百道马列主义常识题，五十道时事政策题，三十道中国地理知识题，组织四次这种文艺活动，收到较好的效果。
去年底，上级进行马列主义常识教育考核时，这个连获 （严峡）

某部为驻地农民收储甜菜

本报讯 沈阳军区某部挤出人力物力，在营区内修整了一块五万平方米的场地，派出安全执勤小组和收购小组，协助地方有关部门收储农民群众的甜菜。
到去年底之前，他们已收储甜菜五万八千多吨，当地农民销售不再难，国家征购任务也按时完成。
（李振国、曹洁）

离休干部辛延福办“少年之家”
本报讯 一九八二年离职休养的沈阳军区某部政委辛延幅，关心少儿教育，经常组织孩子们跑步、爬山，进行多种文体活动。
一月四日，他在部队现职领导的支持下，办起了“少年之家”，使家属院的孩子们有了娱乐场所。
他还准备了三百多册图书，建立图书专柜。
并和两用人才一起制作了金鱼、小兔等玩具。
（曹明军）

北京师范学院开展学习“两山”英模活动

本报讯 一月十五日，一本留有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八三级全体同学赠言的纪念册，从首都北京寄给云南边防部队某部战斗英雄史光柱。
这是同学们决心向老山、者阴山英模学习的又一行动。
为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这个学院团委从去年十月起开展了“向‘两山’英模学习”的活动。
他们请某师副师长易登灿，某部运输连连长周德礼、战斗英雄史光柱等来学院作报告，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英模事迹。
（郭海燕 尹建）

栏目：军史上的今天与明天资料卡片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
1925年至1927年，他担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
1928年参加日军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
1932年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
1933年代表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侵略中国的“塘沽协定”。
1937年至1945年，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大将军衔），在中国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945年延安公布日本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1949年1月26日，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

1949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用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政府逮捕冈村宁次和内战罪犯的谈话。
发言人说：国民党政府释放冈村宁次是不能容许的，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按照我们指定的时间、地点，押送给人民解放军。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反而于1949年1月31日，将冈村宁次和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
1950年，蒋介石还聘请冈村宁次当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

作者：刘道利/覃醒荣
单位：政治学院学员
栏目：思想战线还要不要提倡“生活上低标准”？

应该如何看待“生活上低标准”这个口号？
在生产发展，人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还要不要提倡“生活上低标准”？
今天刊出的三篇文章，各自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为了便于围绕这一问题，深入展开讨论，从本期起，《怎样看待生活中的“土”“洋”问题？
》的栏题，改为《还要不要提倡“生活上低标准”？
》欢迎大家继续来稿。

——编者

熊自权、袁则宏同志认为，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与“高消费”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仍应奉行“生活上低标准”的原则。
我们觉得这样认识问题，似乎缺乏一点具体分析。

“生活上低标准”是雷锋提出来的。
雷锋把“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
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
这种高尚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这个口号有其出现的历史条件，在当时也只是对社会先进分子的要求，并不是一切人都能做到的。

要不要坚持生活的“低标准”，实际是一个如何看待生产和消费的问题。
列宁曾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一个为了消费而有计划组织生产的大消费合作社”（《列宁全集》第9卷第356页）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中间就包含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标准这一重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入劳动者生活消费领域的，既包括维持劳动者生命的消费资料，还应包括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即高级食品、衣服、住宅、生活设施，文化、教育、艺术、体育娱乐用品和设施。
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比重还会日益增大。
这就需要引导人们在各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吃、穿、住、用方面尽可能安排得好一些。
这样才能与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主人翁地位相适应，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犯了只讲生产，不讲生活，只顾积累，不管消费的错误，以至使许多消费品“几十年一贯制”，许多干部，职工十几年没调工资，不少城市居民住房“几代同堂”，人们谈不上生活的改善和美化。
如此“低标准”，不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应运而生。
试想，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坚持“生活上低标准”的原则，把生活的需要压低到最低的限度，让国家生产出来的大量东西积压在仓库里，这能发展生产吗？

由于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们部队的基层干部、特别是战士的生活标准是比较低的，我们应该识大体，顾大局，不应该因此而有怨言。
但在可能条件下，我们也应尽可能把生活搞得好一些。
特别是领导，不能用“生活上低标准”来掩盖对群众生活的不关心。
现在确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单位明明手里有钱，也不敢用来改善部队的生活，似乎生活水平一提高就会削弱部队艰苦奋斗的精神，降低部队的战斗意志，从这一点看，现在提这个口号也是不全面的。

总之，“生活上低标准”的口号，既有永远适用的地方，也有已经过时的一面。
不能千篇一律地到处套用。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五种革命精神”中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已经包含着对自己要坚持生活低标准的意思。
这种提法较之“生活上低标准”的口号，更能催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
因此，从总的方面权衡，我们认为还是不要重提“生活上低标准”的口号为好。

作者：卢纯田
栏目：思想战线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
但是，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知识分子却是很难问津各级领导岗位的。
原因就是因为极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上，都有顶“资产阶级”的帽子。
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一个单位和部门，无产阶级的江山岂不有“复辟”的危险，这怎能使人放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
党中央三申五令要清理“左”的思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各级领导干部。
最近几年，确已有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
有些人工作得很出色，在不长的时间中，就改变了一个单位的面貌；
同时，也以他们的行动改变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形象。
证明知识分子并不是只配摇笔杆，做实验，其中不少人也是能够担当领导的重任的。

但是，如果为了显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而把一些在专业上卓有成就，并不擅长于领导这门业务的人，荐举到领导岗位上去，又将怎样呢？
我想，那不但于工作不利，对本人也将是一大损失。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李白。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是后人很难超越的。
但他年轻时，似乎兴趣并不在诗歌上，而是怀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的抱负，希望进入仕途，建功立业。
在他四十三岁时，因人推荐，唐玄宗曾召见他，“降辇步迎，如见绮、皓”，并亲手调羹赐食，对他也够器重了。
但不知为什么，却只封给他一个位重权轻的供奉翰林，而且第二年就被排挤而离开了。
今天来看，这对李白实在是一件幸事。
因为李白虽然诗才横溢，却孤傲自许，纵欲任性，不说别的，单是他的这一性格，就不可能是一位出色的封建官吏。
如果李白真的进入仕途，为官作宦，大概就不会有“天宝”以后的那些辉煌的诗篇，他在诗坛上的地位就会大大逊色。
这岂非一件憾事。
如果今天我们让一些专业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不适宜于从事领导的知识分子去做领导工作，使得他们和自己的专业告别，成天事务缠身，为会议而奔忙，神疲体困，心力交瘁，再也无法潜心于学问，我们的后人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遗憾呢？

我知道，对知识分子中一些专业上造诣很深，而不适宜于从事领导工作的人，也委以领导的重任。
这样做动机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用心还是好的。
但仔细一想，在思想深处，仍然是把当“官”为“长”看得比培养学者、专家更重要。
古人说：“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
人是很复杂的，常常是智慧和平庸集于一身。
有的人在某一方面是天才，有超人的智慧，在别的方面却很平庸。
一个领导者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但并不是有丰富知识的人都是好的领导者。
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就是要扬长避短，因才而用，让每个人到最能发挥他优势和长处的岗位上去施展才能。
在当今的中国，固然缺少有胆略，有才能，能够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岂不也很缺乏确有真才实学，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学者、专家。
不妨比较一下，是创造条件，让一些在专业上有杰出成就的人，集中精力去攀登科学的高峰，造就出象爱迪生、瓦特、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还是让他们以牺牲自己的专业为代价，去当一个不称职的领导更有价值呢？
答案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让一个人放弃自己长期从事，并已经卓有成就的专业，去做它生疏而又无法做好的工作，这是扬短舍长，这不是对人才的尊重和爱惜，而是对人才的浪费。

当然，我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就可以不重视对知识分子的选拔、培养，就可以不让有领导才能的知识分子进入领导班子，如果有人这样理解，那并不是我文章的本意。

作者：顾云才
单位：五四八三一部队
栏目：思想战线

我的一位热心于业余光电研究的战友向我诉说，他喜欢衣着整洁，且又爱用些“护肤霜”之类的玩艺，皮鞋也是每天要擦的。
不料前不久，某个领导却正言劝告他：“一个人如果看重生活，就会在事业上失去献身精神！”
这位战友只好忍痛割爱。

我听了，始则愕然，生活与事业怎么如此水火不相容？
细而一想，也不奇怪。
多少年来，一些领导同志不正是经常这样告诫下级的吗？
还有小说、电影、电视、报刊宣扬的一些先进人物不也是过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生活吗？
劳动模范，必定是平头加粗布衣；
团干部，必定是一身工农装加平底鞋；
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必定是衣着不整加饮食凑合，似乎在事业与生活的天平上，只能有事业这一颗“砝码”。

生活与事业，本来是可以协调一致的。
只是在“左”风很盛的年代，两者被完全对立了起来，那时，谁的家庭设施洋气一点，业余爱好广泛一点，甚至爱看电影、爱跑书店，都成了事业的绊脚石。
弄得人们不敢谈“生活”两字。
然而事实上，许多革命者、事业家是既献身事业，又热爱生活的。
陈毅同志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长。
我则异其趣，一闲对百忙。”
这首诗反映了陈毅同志丰富高尚的生活情趣和乐观豪迈的革命家气概。
我军初创时在物质条件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一方面英勇地与敌人斗争，一方面仍然千方百计地改善生活，战斗间隙，还要开展文艺晚会、球类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
可见，生活与事业并不天然就是对立的。

对于革命者来说，献身事业，是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辛辛苦苦搞事业，是为了使生活越过越清贫，这种事业还有多少吸引力呢？
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的需要，可以爬冰卧雪，露宿风餐而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但这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
革命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也有凡人的需要。
不但需要有衣、食、住、行的物质享受，而且需要有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的享受。
为了革命事业而全神贯注地工作，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余，听听音乐，看看电影，打打球，甚至跳跳舞，不但对身心有益，而且能乐中增智，更有利于专心致志、高效率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于事业毫无损害。
至于衣着整洁一些，更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风度，这与沉浸于“个人生活小圈子”是绝无共同之处的。

我赞成热爱生活，当然不是提倡“个人生活至上”。
古今中外，在许多献身伟大事业的科学家、政治家中，既有为了事业的成功，对生活淡泊无求，甚至暂时牺牲个人美满生活的范例，也有把事业与生活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二者协调发展的典型。
由于人的个性的多样化，在生活问题上应因人而异，切忌单一。
因此，对人们在生活上的某些差异，不必大惊小怪，不可多如干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将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领导，既要鼓励人们为事业而献身，又要引导人们热爱生活、努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切不可把生活与事业对立起来。

作者：林定
单位：海南军区某部
栏目：思想战线

我同意熊自权、袁则宏关于“‘生活上低标准’的口号现在并没有过时”的意见，因为它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近几年，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亿万人民长期以来未曾解决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底子薄，“起点”低，尽管去年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七千亿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但人均收入在世界各国中还处在低水平上，收入低，消费水平也就低。
以纺织纤维消费为例，目前我国人年平均是三点五公斤，而全世界人年平均水平是七点五公斤，美国、日本则人年平均高达二十至二十五公斤。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既要看到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要看到目前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准仍是比较低的。

我国广大城乡的“万元户”正在逐年增多，已涌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村、乡、县，这是令人高兴的。
但是，从全国看，富裕地区还不多，“万元户”毕竟是少数，全国大部分地区、多数群众收入还不高，并没有摆脱低标准的消费状况。
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部分地区、部分人生活标准比较高，就忘记了多数地区、多数群众这个大头，就认为“生活上低标准”的要求已经过时。

“生活上低标准”这个提法，流行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经济恢复时期，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它对于克服由于经济生活紧张而带来的困难，鼓舞人民节衣缩食度过难关，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只是到了“文革”时期，它的含义中才加进了一些“左”的东西，如不准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改善生活，以过苦日子、穷日子为荣等。
这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摒弃的。
但是，正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指出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这个传统。”
我们不能在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大讲“生活上低标准”的要求过时了。

作者：王永定
单位：五三六一二部队
栏目：思想战线

有的同志之所以认为“生活上低标准”的要求已经过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低标准”仅仅理解为节衣缩食，粗茶淡饭。
既然节衣缩食现在不提倡了，粗茶淡饭不普遍了，“生活上低标准”的口号就不合时宜了。
我觉得，把“低标准”当作一个固定的模式，是不科学的。

我们讲的“生活上低标准”，是指共产党人、革命战士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在生活上与群众同甘共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一样，因而生活上的“低标准”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它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而“水涨船高”。
比如：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红军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盖的是“金丝被”；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精简节约、生产自救”，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开荒种菜，学习纺线，穿补钉叠补钉的衣服，虽然都是“低标准”，但实际生活水平却是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的。

另外，生活上的“低标准”，还会因为各个地区富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浮动”。
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虽然都是“低标准”，但在实际生活水平上却有很大的差距。
如新四件（彩电、电冰箱、收录机、电风扇）在一些地区很普及，那么即使某个人有了新四件，也不能说他没有坚持“生活上低标准”。

可见，“生活上低标准”的“低”，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数量标准。
提倡“生活上低标准”，并不是要大家按已经过时的节衣缩食、粗茶淡饭的消费方式度日子，只是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在生活上，要着眼于十亿人民的大多数，要与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一般生活状况相适应，而不要一味追求最高的生活标准。
如果这样来看问题，我认为“生活上低标准”的要求今天并没有过时。

作者：宋成智
栏目：思想战线以史为镜

北宋名臣赵概，器识宏远，才力过人，居官清正，政绩斐然。
后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官还乡。
他潜心研究历史，经过十五年的刻苦努力，汇集历代谏官进谏的事例，编成《谏林》一百二十卷，献给神宗皇帝。
神宗十分感动，赐诏说：“年老退位的人，大都以不问朝政为高雅，唯独你一心一意爱护我，虽然退位身居山林之中，却从来没有一天忘记朝廷。
我要把《谏林》放在座位右方，时常阅读，提醒自己。”
（据《宋史·列传七十七·赵概》）

赵概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从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国家安危出发，退位不退志，身在山林，心在朝堂，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现在，我们也有一批又一批的老干部离休退休，如何为人民的事业发挥余热？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总应该比赵概做得更好吧。

作者：侯新宁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如果他对自己的缺点和短处看得较清，谈得较多，就会被视为有自知之明；
相反，如果他对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看得较清，讲得较多，就会被认为缺乏自知之明。
对自知之明真是应该这样理解吗？

自知之明是指一个人透彻地了解自己，对自己有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十全十美者没有，一无是处者也少见。
因而，对自己的缺点和优点这两方面都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这就是自知之明。
以为对自己的优点看得较清，讲得较多，就是缺乏自知之明，这是没有道理的。

只明己之长，容易妄自尊大；
只明己之短，容易妄自菲薄，两者都不利于进步。
知短明长方为贵。
恰如其分地估计自己的优点、缺点，不袒护短处，也不掩盖长处，这就是自知之明。

作者：李勇/亦一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在一个离休干部座谈会上，有位“老八路”谈自己离开领导岗位以后的体会时，诚挚他说：“我们这些人，要发挥‘余热’，但决不能施展‘余威’。”
他的话受到四座赞同。

发挥“余热”，已经成了广大离退休干部的共同心愿和实际行动。
但也有一些人，口上讲发挥“余热”，实际上却在运用“余威”。
他们或者对新班子的工作进行或明或暗的干预，或者给后来者出这样那样的难题，使得人家很难办。

那些努力发挥“余热”的老同志，为年轻的干部树立了榜样，令人肃然起敬。
老干部的“余威”，则会阻碍新生力量的成长，也损害自己的威信。
因而为革命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每个老同志，都应发挥“余热”，而不要运用“余威”。

作者：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标志是人的自觉能动性？
思维是人类行为的前提？
任何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革命实践，都不能不以思维方式的革命为前导？
改革也不例外？
没有新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新的观念？
新的设想？
新的突破/甚至在新的思维方式还不具有广泛性或民族性之前，任何社会规模的改革创新都不能不遇到来自人们思想深处的阻力？

有哪些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在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是必须加以变革的呢？
作者举出了如下一些：唯心、唯上、唯书而非务实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一切求助于精神、意识，动不动就要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等等，静止的而非动态的思维方式，表现为经济计划上希望实现静态的、绝对的、一次性的平衡，工资制度、价格机制、流通方式和干部制度上的僵死，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模式化的理解等等/孤立的而非联系非系统的思维方式，表现为闭关自守、孤家寡人，小而全、大而全，以及理论上封闭式的研究方式等等，单向的而非反馈的思维方式，表现为社会生产中的盲目生产、以产定销以致产需脱节，对大量的社会信息特别是负反馈信息视而不见，拒绝接受等等/守旧的而非求新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无批判地承认旧习惯和传统的合理性，漠视未来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否定性，因而对新事物疾首蹙额等等。
显然，碍于这些思维方式，不仅谈不上任何改革创新，而且会成为改革的阻力。
因此，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事业，一场广泛的、全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改革要求思维方式的超前变革。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它受着实践方式的制约，因而思维方式的改变要依赖于实践的发展，提出改革要求思维方式的超前变革，两者是否矛盾呢？
作者认为，并不矛盾。
理由是：从理论上看，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思想形态虽然是第二性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有可能一时超越实践。
其次，思维的方式不同于思维的内容，它的独立性更强，甚至我们可以不直接依赖社会实践而专门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如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训练、数学方法训练等等。
最后，所谓思维受实践的制约，是就全人类范围而言的，在特定的先进实践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先进思维方式，是可以传播、学习和被接受的，这样它就可以反过来促进旧实践方式的瓦解或被改造。
历史上，我们党就是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下向西方寻求真理，接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国家，实现了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的。
栏目：理论之窗

《光明日报》1月14日发表雷亮的文章，认为改革不仅会带来社会生产管理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而且，改革也要求思维方式的超前变革。

栏目：理论之窗

《读书》杂志今年第一期，发表李鹏程的《领导是一门科学——读〈领导科学基础〉有感》的文章。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领导体制的活力化”问题。
作者认为，消极的领导体制和积极的领导体制的不同，就在于一种是僵化的，另一种是有活力的。
所谓僵化的领导体制，就是领导实体中各个层次、部门、都消极被动地、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去从事领导工作。
这种体制中，最高领导是领导体系中唯一有能动性的因素，它下属的各领导部门、领导层次都只能对它的指令唯唯诺诺，完全照办照搬。
而所谓有活力的领导体制，就是不但最高领导层有活力，而且领导体制中每个部门、层次，每个领导者都有活力，都是积极的、主动的领导者，他们不但有职，而且有权、有责，他们的任务不是机械地、千篇一律地服从，而是在协调的上下级关系和纵向部门联系中，有创造性地、有独立性地进行领导。
领导体制的这种全面活力化，使领导体制成为一个类生命的有机体，因而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自我完善能力和“成长”能力。
在外界条件和内部因素局部或整体变化的情况下，有较强的自动应激性。

作者：认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构成要素除了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者之外，还应该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
前三者是生产力的基础性要素，但它们各自孤立起来看并不构成现实生产力，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实生产力？
这三者的结合形式，即三要素组成的系统结构，就是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具体地说，就是生产的分工协作形式？
管理方法？
它们又都分为企业内和全社会的不同层次？
作者认为，生产组织和管理都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重性？
因而过去流行的一种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即“生产关系就是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不准确？
作者指出，只有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而产生的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是生产关系/而在生产过程中基于技术要求形成的人与人（作为劳动者的人，不是作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体现者的人）的关系，就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生产力有其技术的方面，也有其社会的方面？
正因为生产组织和管理有生产力的一面，可以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才可能相互借鉴？
栏目：理论之窗

《中国社会科学》去年第六期发表查汝强的文章，认为生产组织和管理也是生产力的结构性要素。

栏目：理论之窗

年前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第一次年会上，来自全国二百多家著名企业的厂长、经理认为，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厂长、经理的工作至少必须有四个方面的转变。

厂长和经理必须从一切听命于上级行政部门的指挥，向自主经营转变。
厂长、经理要敢于用权、勇于负责，理直气壮地把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起来。
厂长、经理们必须紧紧抓住改革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指挥的才能，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搞上去。

厂长和经理必须从过去的执行者，向决策指挥者转变。
今后一个企业搞得好坏，首先要拿厂长或经理是问。
在这种情况下，厂长、经理就必须有一套确有成效的领导办法，不适应者，就要被淘汰。

厂长和经理必须有能力使企业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也就是必须适应企业从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转变。
厂长、经理不仅要懂得本企业的产品结构、性能、质量，还要明了国内以至世界同行业的状况，随时了解国内外市场；
不仅要了解本企业职工的思想动态，还要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变化。
要懂得企业的经营战略和产品开发战略，高度重视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经营开拓型企业对厂长、经理素质的要求不仅仅是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营决策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厂长和经理必须从旧式管理，向现代化管理转变。
要努力改变长期形成的、带有浓厚小生产自然经济色彩的旧式管理，如靠老资格或师徒关系进行领导，单纯用行政命令指挥生产，轻视知识分子，忽视经营销售，片面追求产值，还有搞“大而全”、“小而全”等等。
这一切旧式管理办法，都必须改变。
厂长、经理必须有现代化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创建具有不同风格的全新领导办法。

（摘自1月8日《经济参考》）

栏目：理论之窗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三个概念，是从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
搞清这三个概念对认识当今时代新的科技革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科学革命是指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重要发现。

技术革命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手段和方法方面的重大发明和突破。

产业革命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和飞跃。
它是生产力的技术方面全面的根本的变革，是技术革命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会在社会方面引起重大的变革。

（摘自《经济学周报》1985年1月14日）

作者：蔡东士

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和当地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万里视察了药用植物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南湾岛自然保护区、珍珠养殖场、盐场、港口和牧场等。
万里对海南岛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开放促进开发的方针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加强民族团结，改善场群关系，创造安定局面方面的成绩表示赞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致富步伐。
万里说，海南岛的天然条件和资源条件有独特的宝贵之处，宝岛应该多出宝快出宝，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海南岛是黎、苗、回、汉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万里专程前往黎村苗寨视察。
他一再强调，少数民族和汉族要共同开发资源，共同富裕起来。
万里对海南岛独特的动植物和已经在岛上落户生根的外来珍稀动植物很感兴趣。
他说，海南岛能生产许多我国其他地方不能生产的东西，要充分利用这种特殊优越的条件发展生产。

海南岛农业技术引进的项目特别引起万里的关注。
他在仔细询问了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指出，我们的农村政策经过中央几个一号文件一再放宽，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已经充分调动起来，而在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向现代化农业前进方面，只能算开步走，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和优良畜牧品种，经过试点生产，凡适合于我国条件的，都要积极引进，大力推广。
要把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送到农民尤其是专业户手里。
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和商品化专业化生产结合起来，就能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
科学研究工作也要社会化商品化，科研成果通过联营、承包或转让等形式推广到农民中去，农民得以致富，科研人员也能跟着富裕起来。

万里视察海南岛期间，特地前往驻岛部队，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为保卫祖国海疆、支援地方建设作出贡献的解放军指战员及随军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万里赞扬驻守这里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天涯哨兵，南海长城”。

作者：曾祥荣/罗阳/吕志勋
栏目：改革之窗

单纯的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是当它和生动的事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却常常会放射出动人的光辉。
在我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重庆钢铁公司采访时，我们就被这样一组数字深深地吸引住了——

1979年以前的三十年中，重钢向国家上交的税利总额只有二亿元，如果除去应当交纳的税金，还亏损二亿多元；
而从1979年至1983年这五年中，重钢上交税利总额则已达五亿多元，比前三十年足足增长一点五倍。

你瞧，多么鲜明的对比！

为什么这五年能大大胜过以往三十年呢？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重钢经理办公室主任肖洪泽同志毫不迟疑地回答：是——

改革，把企业搞活了

重钢是一个已有近五十年历史的老企业，经过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的建设，形成了从炼铁、炼钢到轧钢等比较完整的生产能力，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
但在过去，重钢的生产能力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主要原因就在于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象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企业的手脚。
在那种体制下，企业毫无自主权，“婆婆”又多，互相掣时，常常使企业左右为难；
人事干部制度不合理，管干部的不负生产责任，管生产的又管不了干部，偌大一个公司的经理连任命一位科长的权力都没有；
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大锅饭”养懒汉，使干部和职工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能有活力吗？”
肖洪泽同志笑着问道。

确实是这样。
我们想，赵子龙假如被捆住了手脚，他还有能耐大战长坂坡么？
武松要是没有一点儿“自主权”，显然也是无法对付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的。
企业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近几年来，乘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重钢走上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改革和振兴之路。
他们首先搞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逐步实现了利改税的改革。
从去年7月份起，在公司和所属各厂矿全面推行了经理、厂长负责制，对人事任免制度、工资奖励制度、质量管理制度等随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相继建立起来，企业的生产情况蒸蒸日上。
去年下半年尽管受到部分原材料涨价等一些不利条件的影响，但每月实现利润都超过一千万元，估计全年实现利润突破一亿元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势头。

如果说，改革是重钢起飞的一只强有力的翅膀，那末，它的另一只翅膀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正如重钢干部处副处长李正元同志向我们介绍的——

人才，在这里吃香了

重钢是一个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全公司共有二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工程师以上就有七百多人。
但过去一些年里，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这些同志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近几年来，重钢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特别是从去年起，他们着重抓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大胆地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员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不仅迅速改变了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也大大激发了技术人员献身四化的热情。
现在，全公司绝大多数厂长、副厂长都已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工程师以上的职称。
在已经“组阁”的厂级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4.9％，比调整前增加28.6％，有职称的技术人员占85.6％，比过去增加21.8％。
这是重钢的干部队伍向“知识型”、“技术型”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们公司有个特别的规定，凡是用非所学或专业不对口的技术人员，都有权请求调动。
如果原单位不同意，可以直接到公司干部处报到。”
李正元同志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技术人员尽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告诉我们，重钢三厂有个工程师，名叫廖时昌，今年四十六岁，是中国科技大学1964年毕业的研究生。
过去，有关部门仅凭档案中的一句话，就认为他学的专业在重钢没有用处，一直让他搞搞环保，打打杂，颇有点“明珠暗投”的味道。
其实，这个同志学的是金属物理学，专业知识面广，基础扎实，是很宝贵的人才，这次改革中才被发现。
我们来到这里时，廖时昌同志已被调到公司企业改革办公室工作。

我们看到了一份不久前出版的《重钢报》，头版头条就是：“自学成才光荣，理应受到重奖”。
那上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了提高企业的素质，重钢十分重视对青年职工的培养。
公司规定，凡通过自学，参加国家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的，除按国家规定享受应有的待遇外，另按每一单科二十元的标准分别发给自学鼓励费。
去年10月底，重钢已有二十二名同志首批从函大毕业，公司隆重集会给予表彰，并按规定给每人颁发了二百六十元自学鼓励费。

在炼铁厂的一座高炉旁，我们碰到了一位工程师。
他姓熊，是成都工学院六五届的毕业生，热情诚恳，和我们一见如故。
他说，这几年公司领导对知识分子确实是重视和关心的，现在他所认识的一些同志工作都比较安心。
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大家也能谅解，因为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过程。
现在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这样看重，大家的心是热的。

多好的同志！
他们不仅是重钢的骄傲，也是我们国家振兴的希望所在。

本报通讯员 曾祥荣 罗阳 本报记者 吕志勋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国家主席李先念今天强烈谴责越南当局最近发动旱季攻势的野蛮行径，重申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爱国军民抗越的正义斗争。

他说：越南当局的倒行逆施，最终必将象以往几次旱季攻势一样，遭到惨重的失败。

李先念是在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今晚在北京为他和夫人举行的宴会上祝酒时讲到这些话的。

今天的宴会是在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寓所举行的。
宴会之前，西哈努克亲王和李先念主席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亲王告诉李先念，他即将回民主柬埔寨视察。
在曼谷停留期间，他将同在那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就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作者：秦杰

如今，我国已经不只是依靠自己传统和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来引起世界的注意，就是在被西方认为属于他们传统之内的西洋乐器、声乐、芭蕾舞等方面也已逐步走向世界，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
仅从1980年以来，我国就有五十八人次在二十六次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其中有九人获得首奖。
荷兰报纸评论：“西方声乐艺术之花在中国不止得到生存，而且放出了夺目的异彩”。

我国电影也成为近年来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互办电影周、互派代表团及建立影片输出入关系外，我国参加了二百四十余届国际电影节，《泉水叮咚》、《城南旧事》、《一盘没下完的棋》和《没有航标的河流》等七十余部影片获奖。
我国还同不少国家合作拍摄影片，同意大利合拍的大型彩色系列故事片《马可·波罗》等轰动世界影坛。
话剧《茶馆》也异军突起，风靡日本和欧洲。

我国还先后举办过两次国际摄影展览，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选送作品参加。

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多采，形式也日趋多样。
有鲜明民族风格的艺术样式被更加全面地介绍给世界。
除传统的京剧、杂技、木偶、歌舞和民族音乐外，还增加了富有地方色彩的越剧、潮剧、汉剧、粤剧、芗剧、琼剧、黄梅戏、花鼓戏等地方戏曲。
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我国的京剧。
杂技艺术也更加引人瞩目，成为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从1980年至今，我国杂技艺术家已在六次重大的国际比赛中获十二个奖。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28日日开宣判大会，宣判贪污、受贿犯赵锡善死刑，于当日被处决。

赵锡善原是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道办事处干部，负责清退“文革”查抄物资工作。
从1979年至1983年的五年间，贪污应退还的现金和珠宝首饰等物，折合人民币十万零六百余元。
此外，他还收受当事人财物。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原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1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向顿星云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廷发、秦基伟、陈丕显、薄一波、许世友、王平、伍修权、肖克、肖劲光、何长工、宋时轮、陈锡联、耿飚、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国防部、人民解放军各总部、海军、空军、中共湖北省委、中共石首县委，送了花圈。

刘伯承同志也送了花圈。

王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廷发、肖克、廖汉生以及驻京部队指战员共八百多人，参加了向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军事指挥员顿星云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顿星云同志病重期间，王震、余秋里、王平、廖汉生等曾到医院看望。

顿星云同志是湖北石首县人，1929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战士、团长、军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司令员等职，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

顿星云同志少年时期就参加了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
在开辟和坚持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屡建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新疆、海军航空兵和装甲兵部队任职，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加强部队建设做出了贡献。

十年动乱中，顿星云同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他们的残酷迫害而致残。

顿星云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一贯勤勤恳恳，艰苦朴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衷心拥护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顿星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顿星云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栏目：短讯一览

尊师长——全国学联发号召开展活动

战风暴——中国南极考察船顺利脱险

全国学联主席刘能元号召大中学生开展尊师活动

公安部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在春节期间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通知要求公安机关对于大型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比赛活动，要协同有关部门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措施，组织足够力量维护好现场秩序。
对于在举办群众集体文化娱乐活动中，因忽视安全，玩忽职守造成伤亡事故的，要追究有关单位领导的责任，后果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去年我国机械工业获得好成绩

孔子故乡曲阜城将恢复明清时代风貌

和尚无须烫香疤

（据《信息汇报》）

中国南极考察船战胜十二级风暴

民柬部队在暹粒省解放两个县城

广播还说，一月十七日，国民军和游击队还在格拉兰县截击了外出扫荡的一营越军，打死打伤越军十五人（其中打死营级指挥官一人），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

苏联飞机炸死六十多名阿富汗平民

伊拉克军队向伊朗发起地面攻势

日本平均不到三分钟有一对夫妇离婚据

（据《时代青年》）

（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作者：郑颖/胡朋
栏目：体育场

本报1月28日讯 通讯员郑颖、胡朋报道：1984年评选全国“十佳”运动员选票于今天统计完毕，将如期在沪揭晓。

今年的选票统计工作量较往年大，一百六十多万张选票近两千万个数据，全靠人工统计。
担任选票统计工作的北京卫戍区某团新兵营战士，在训练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为了使“十佳”能按时揭晓，从本月8日起，每天加班到深夜，有位新战士曾连续统计选票十四个小时。
为了保证质量，负责统计工作的副政委陈世文等人坚持跟班，发现漏记、错记的立即纠正。
一次，为了核实郎平的选票数，他们重新检查了近三万张选票，找出了漏记的票数。

这次选票统计工作组织严密，细致准确，抽查中没发现多记、漏记现象。
“十佳”评选办公室负责人说，这是近几届中统计选票最好的一次。

栏目：体育场

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组成，中国将参加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五个大项的比赛。

本届大学生冬运会定于2月16日至24日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贝鲁诺举行，迄今已有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加。

中国大学生冬季运动代表团共有六十九人，其中运动员四十二人。
团长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竞赛部部长刘兴。

（据新华社）

作者：禹宝成
栏目：体育场

作者：潘矛
栏目：体育场

王震同志关心武术运动，对武术健身很感兴趣。
去年12月26日，他见到李连杰，兴致勃勃地向李连杰学习打太极拳。

潘矛摄

作者：陆连起/高尔虹/杨建华
栏目：体育场

本报讯 1月26日至27日，驻京部队举办了中国象棋团体赛。
参加单位有三总部、北京军区等十个单位的代表队。
总政代表队获冠军，总后、北京军区代表队分获二、三名。
（陆连起、高尔虹）

又讯 1月20日，在总政机关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了驻京部队机关1985年桥牌比赛。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八个单位一百多名运动员。
比赛结果：总政李木川、张信生获东西第一名；
北京军区邢春武、于军获南北第一名。
（杨建华）

栏目：体育场

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运动会柔道比赛经过三天的角逐，于1月27日结束。
中国安徽、吉林柔道联队获得男、女团体亚军。

栏目：体育场

为期两天的“澳大利亚日”国际跳水比赛1月28日在堪培拉结束。
在跳台跳水比赛中，两名十七岁的中国选手分别获得男、女冠军。
在男子跳台跳水比赛中，中国的何威仪和李德亮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

（均据新华社）

作者：汤宜淑
栏目：体育场

本报讯 应国际军体理事会秘书长的邀请，由八一体工队排球教练刘维勤和解放军体育学院排球教员吕文卿等三人组成的排球教练组，于去年12月参加了由孟加拉国军队主办的“1984年国际军体排球训练班”的讲学工作。
孟加拉国陆军少将参谋局长在结业仪式讲话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派出了高水平的指导人员，为训练班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军排球教练组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孟加拉国的学员感到收获很大。
不少学员曾受过日本和南朝鲜教练的辅导，也称赞我军排球教练组使他们学到了不少新东西。
（汤宜淑）

作者：新体
栏目：体育场

在洛杉矶奥运会后沉寂了整整五个月之后，美国著名女田径运动员玛丽·德克尔一月十八日出现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的一处田径场上。

德克尔一月一日与英国铁饼运动员理查德·斯莱尼结婚后改名叫玛丽·斯莱尼。
她在重返田径场后说：“我的目标从来不变，现在仍是：赢得胜利和创造好成绩。”
德克尔在奥运会女子三千米决赛时与南非出生的英国选手佐拉·巴德相撞，膝盖扭伤、大腿和臀部肌肉和软组织拉伤，休息了两个月才恢复过来。
但是，德克尔在事件发生后对前来道歉的巴德态度粗暴，这对于在国际体坛上名气极大的德克尔的形象不无损害，也引起了体育评论员、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们广泛的批评。
对此，德克尔说：“奥运会上发生的事是很不幸的，但我根本没有任何报复的念头。
对于这整个事件，我为我、也为巴德感到遗憾。
我想她的心情也不会好的。”
她指责比赛的组织者和新闻界，说她想忘掉在奥运会上的经历，但他们不让她这么做。
她还说，她愿意和巴德在一场正规的、不是特意安排的比赛中交手。
她说她拒绝了别人提出安排她俩“龙虎斗”。
（新体）